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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导师们

　　我昨天一鼓作气写了篇《我和我的“国防军”》，没想到大家给了高分。人就喜欢“戴高帽”，这一戴又戴出一篇，这就是今天这篇《我和我的导师们》。灵感的跳跃往往是一串一串的，估计一发而不可收了，下边还会有《我和我的孩子们》《我和我的部下们》《我和我的上级们》《我和我的休友们》……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的期望值不要太高，不会有《我和我的女人们》，因为我这一辈子就一个女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文章要一篇一篇地写。亲们别催得太急，一旦把弦催崩了，想写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上过什么学。我是“吃野食”长大的。我的导师，都是我自己从全世界范围内选来的，而且还是免费的，他们大部分都留有长胡子。当时我十分天真地觉得胡子越长越有学问，好像他们的每根胡子里面都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

　　我的外国导师，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的胡子宽，恩格斯的胡子长。在我看来他们的学问又宽又长，我对我的这两位导师敬佩得五体投地。我先自学这两位导师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我就奇怪这两位当时不到30岁的德国青年，怎么就能写出文笔如此美，气派如此大，分析如此透，预见如此远，成为共产党人“圣经”的文章。我反复阅读，认真背诵，爱不释手，不知读过多少遍。后来我的儿子郑渊洁被学校开除后，我在家教他，用的教材就是《共产党宣言》。从读这本书尝到甜头，我就进而啃这两位导师的代表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两论”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前说过，我通读《资本论》时，只有20几岁，是抱着儿时不爱睡觉的郑渊洁读完的。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方法，其严谨的治学态度，顽强的奋斗精神，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那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尖锐的批判战斗风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读《反杜林论》时，我写了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摘录过上百张资料卡片，后来还多次登上讲台，给学员讲过辅导课。

　　从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开始，我又找了好多位留有大胡子的导师，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李嘉图、欧文、傅立叶等人都先后成了我的导师。这些我在《聊天》一书中提到不少，不必一一列举。在这里我只想说，我请的导师都是某一学说的创始人，我是从根上学的，全是原汁原味的，学的不是二手货，更不是假货。

　　在国内我的导师首推毛泽东。我读过他写的“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以及后来写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及“分析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科学方法”，还学过他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我不仅把他视为自己的领袖，而且视为自己最好的导师。

　　在国内我还有几位导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这些都是我读过上百遍的最好的哲学教材。华岗的《形式逻辑》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不少人爱听我讲课，在这方面我的导师是孙定国。

　　现在有些人，并没有真正读过这些导师的著作，遇到情况人云亦云地乱批、甚至乱骂，每当这时，老夫都觉得可笑。我不是说导师就百分之百正确，更不会说他们没有错误。但我们对这些导师不能持全盘否定态度。反正我对教育过我的导师，不管是古代的还是今天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直保有感恩的、极为尊敬的态度。

　　我的口号是：向全世界的名人“借脑子”！我们的智慧是万万不够的，要向他人“借脑子”，以补自己之不足。

　　让我们永远当小学生，永远尊敬自己的导师！ 一本郑经——郑洪升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