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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那个冬天

　　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计失去了最后一个希望。

　　祖母与妈妈一起，想到爸爸单位去，要求他们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分上，多发一点生活费。但她们一去，正遇上批斗爸爸的群众大会。

　　她们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个正在发言的批判者推了一个踉跄，台下所有的人都畅怀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们，祖母和妈妈都认识。平常来我家，他们都轻松得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但这下让祖母和妈妈吃惊了，因为他们笑得最开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气鼓鼓地对妈妈说。这是她一生用过的最坏词汇，是从老戏里看来的。她说：“这几个老朋友，明知我们全家有那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

　　我听妈妈说了这个过程，觉得申请增加生活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

　　我打听了一下，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百般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两位来往较多的中学老同学。他们说，曹老师的那个“红薯造反队”地位太低，领导他们的最高司令部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如果疏通了关系，可能与“工总司”说得上话，帮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几元生活费。

　　我想到中学里还有一位不同班的张姓同学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可以找到他问问看，认识不认识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领。当时这些首领，其实也是学生。

　　到了上海师范学院，很快找到了那个张同学。他告诉我，造反司令部今天正在礼堂里召开批判大会，他可以领我去看看。他还说，有一个姓金的首领听起来有点学问，可能与我谈得上话。

　　那个批判会气势不小，礼堂四周的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张同学告诉我，他们学院的造反司令部管得了全市十多所大学，因此台上那个女主持人并不是他们学校的。

　　我抬头一看，台上那个女主持人虽然穿着一身假军装，还戴着军帽，却非常漂亮。漂亮是一种遮盖不住的能量，再远再隔，也能立即感受到。可惜她参加了造反派，看上去还是一个首领。

　　我所在的戏剧学院由于专业原因，美女云集，但居然没有一个美女是造反派，真是奇怪。后来造反派掌权，她们也只是跟着跑而已。怎么这个美女在这儿破了例？

　　我带着这个疑问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流行的豪迈词句，不同的是，她的嗓音并不尖厉，而是用了中音，这就立即使语流显得宽松了。身边的张同学还在向我介绍，这个人是财经学院的造反派首领，学英语的，所以作风比较自由，大家都喜欢听她讲话。

　　美丽的女主持人讲话不多，她的任务是引出今天批判大会的主角，那个姓金的首领。主持人说他是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但说出来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我便扭头问张同学：“他叫什么？怎么听起来那么特别？”

　　张同学笑了，说这个人就喜欢玩词汇。“文革”一来他改名为“金文革”，后来又改成“金立新”，一个月前改为“金夺权”，今后还不知会改成什么，所以大家干脆叫他“金万名”。

　　金万名上台了，戴着塑料眼镜，看上去年龄比高年级学生还大一点。他一开口就说：对于学校里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过去主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而没有戳穿他们“学术权威”的假象，这种情况到今天结束了。他说，他要从几个文科教授的著作中找出一大堆文史差错，让他们原形毕露。

　　说着，他一挥右手，大声叫出一个我们以前似乎听到过的名字：魏金枝。一个教授就被推搡着出来，低着头站在台的一角。与此同时，有一个造反派学生搬着一堆书籍、杂志、教材放到讲台上，金万名拿起其中一本，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咬文嚼字”。每咬几句就举起手来喊口号：“魏金枝不学无术！”“魏金枝滥竽充数！”

　　但是，他把“滥竽”的“竽”读成了“竿”，台下一片嘘声。

　　金万名侧着耳朵听清了下面的叫嚷声，决定不予回答，便厉声勒令魏金枝教授下去。接着，他又大声喊出了另一个要押上台来的教授的名字，我分明听到：“余鸿文！”

　　余鸿文，我家远亲，我祖父和外公的同学，我爸爸妈妈的结婚介绍人，还是我已故叔叔的《红楼梦》教师，是他吗？今天的批判会是很多大学联合举办的，他属于哪个大学？

　　我踮脚看着台角，是他。他走出来的样子，与刚才那位魏教授完全不同，显得很平静。金万名看着他，觉得这神态有问题，却又说不出什么，只是用手指点着他，说声“你——”，没说下去。余鸿文先生朝他礼貌地点了点头，等着他的批判。

　　“你这本《红楼梦讲义》，我翻了翻，至少有一百个问题！”金万名开始了。

　　“这门课还没有来得及给你们讲。”余鸿文回答道，“什么时候复课了，我可以帮你们一一解答。”

　　“我要你今天就讲清楚！”金万名厉声说。

　　余鸿文先生说：“这门课需要两个学期。你是说，今天就开始复课？”

　　全场一片笑声。很多同学随之起身，会开不下去了。

　　我连忙往前挤，想找到余鸿文先生，告诉他，我叔叔死了。

　　但是，人太多，我挤不过去。等到人散光了，我回过头来找领我来的那位张同学，也找不到了。

　　在剧场门口不远处，我看到有一堆人围着，走近一看，是一批学生围着那位美丽的女主持人。她已经脱掉军帽，知道自己漂亮，不断地左顾右盼，还朝我点了点头。

　　我也朝她点了点头，站住，想听她在说什么。她对眼前的几个学生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作为主持人很抱歉。今天的会议证明，学生造反派已经无法把大批判进行下去了。所以我已经听到消息，工人造反派即将进驻大学。”

　　说完，她以一个向后撩长发的大动作，捋了捋已经剪短了的头发。她被军装遮盖着的婀娜身材，展现无遗。

　　这半天让我明白，企图托请高等学校的造反司令部去跟工人造反司令部联系，提高一点爸爸的生活待遇，是一个梦想。像金万名这样的人一旦遇上爸爸单位里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爸爸就没有活路了。再说，听那个美丽的女主持人讲，工人造反派很快就会进驻学校。

　　说时迟那时快，工人造反派真的要进驻大学了。

　　最早证实这个消息的，居然是很久没见的姨妈和益生哥。

　　那天他们敲开门，让妈妈和祖母呆了好一会儿。

　　突如其来的灾难会让人全神贯注，彻底忘却远亲近邻。妈妈伸出手去抓住了自己姐姐的手臂，这是她过去没有做过的动作，而且她的手还在微微颤抖。她怎么能说得清，自上次分手之后，爸爸被关押了，叔叔自杀了，家里断炊了。所谓“恍如隔世”，就是眼前的情景。

　　姨妈是兴高采烈地进来的，见到妈妈和祖母的神色，连忙问：“还好吗？你们还好吗？”

　　祖母扫了妈妈一眼，说：“好，好，来了就好。你们好些日子没来，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嘿，益生越长越登样了……”

　　姨妈这些年，不能提益生哥，不管是别人提还是她自己提，都会神采飞扬地滔滔不绝。她连忙接过祖母的话头：“是啊，登样是登样，麻烦也来了。跟着我上一趟南京路，一路上女孩子都在瞄他，我走在后面一个个地看，没有一个配得上他。上海的小姐怎么越来越丑了？昨天他在厂里听说，工人都要去领导大学了，里边有一所上海戏剧学院，正是秋雨的学校。我想，戏剧学院里该有不少像样的女孩子吧，所以今天来问问秋雨，去得去不得。”

　　姨妈这些年，说话，越来越靠近上海的小市民妇女了。照妈妈和祖母现在的心情，更是听不下去。

　　益生哥没有考上大学，而且成绩差得很远，这使姨妈非常伤心，曾经到我家来大哭一场。益生哥去年到了上海机床厂当了翻砂工人，照今天姨妈的说法，他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来领导大学了。

　　这是“文革”中的黑色幽默之一。所谓“工人阶级进驻大学”，其实就是前两年的落榜生到工厂转了一圈，踏进校门成了领导人。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学里的成绩。

　　“我妈是说笑。”益生哥看着我说，“我是想问问你，像我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到了你们大学能做什么事呢？”

　　“领导阶级斗争。”我说。

　　“那我不能去。”益生哥说，“阶级斗争我最搞不懂。我爸爸一直算是不法资本家，我怎么一年工夫倒成了领导阶级？”

　　他又问我：“到其他大学也一样吗？”

　　我说：“一样。都停课了。”

　　他说：“那我哪个大学也不去了，老老实实在厂里翻砂。”

　　就在这时，妈妈已经把姨妈拉到一边坐下，把我们家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下。

　　姨妈一听，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惊叫：“什么？志敬关了，志士没了？”

　　妈妈和祖母，一人拉一只手，把她按回到椅子上。

　　姨妈临走，还在妈妈耳边叹了一声：“原来以为你的命运比我好呢，唉！”

　　姨妈和益生哥来过后不到一星期，工人果然进驻了我们学院。他们打的旗号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其实“宣传”是假，掌权是真，他们一进来，学生造反派就没权了。

　　与学生造反派不同，工人掌权者不打人，不骂人，但是极端主义的路线一点儿也没有变，反而用一种平静的行政方式固定下来。被学生造反派“打倒”的教师和干部，本来还心存侥幸，这一下就完全失望了，因为工人掌权者对他们一一成立了“专案组”，开始了冗长的审查。

　　从这些工人，我常常联想到益生哥。他没有到我们学校来，在姨妈看来是少了一条求偶之路，因此我就比较留意这些工人在这方面的动向。让我惊讶的是，男工人对于我们学院表演系的女生还只敢斜眼偷看，而那些从纺织厂来的青年女工对表演系的男生却没有那么矜持，总是死死地直视着，还红着脸，好像马上就要谈婚论嫁。这些青年女工，其实都是同厂的男朋友带来的。那些男工人一生气，就以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学校里的所有师生了。

　　那些男工人大多把头梳得很亮，叼着香烟，讲一口带着很多脏字的“上海里弄普通话”，即使在说一些革命字句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很想举例引述一句，但实在脏得无法下笔。不管是男工人还是女工人，从服饰到伙食都比学校师生阔气得多。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法定主角。

　　看着这些工人掌权者我想，人文灾害和自然灾害一样，常常产生于“地球板块的反常移动”。如果这些工人不到大学里来当领导，至多也就是工厂里一群游手好闲的浪荡子，作不了那么多恶。泥沙就是泥沙，扬到天上就成了公害。

　　让工人来管大学，其实就是否定大学。果然，那些工人宣布，所有的大学生都下乡劳动，中学生也要去。去多久？回答是一辈子。

　　从此不用读书了？回答是，农民就是教师。

　　这是中国自从四千多年以前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第一次因为非战争原因而全面废学。中国人历来重视文教传代，这下，家家户户都痛彻心扉。

　　但是，就在这时，上海的一个话剧团突然上演了一出叫《边疆新苗》的戏。这出戏，用一串生动的故事证明学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骗人的，年轻人应该全部到边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

　　这出戏被当时上海造反派中管文化的头目徐景贤看中，下令每个家庭都要观看。

　　上海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不了解农村，更不了解边疆，看了这出戏，很多家长虽然将信将疑，却也松了眉头。不久之后，孩子们在荒无人烟的窝棚边朝着上海方向哭喊着爸爸、妈妈，再哭骂着那个剧作者的名字。但是，呼啸的大风，把他们的声音全堵住了。

　　我们家是从乡下来的，当然不相信戏里的胡言乱语，但是并不拒绝下乡，因为在上海已经活不下去了。到农村，总能吃到一口白饭。

　　我们家第一个下乡的是表妹，到安徽的一个茶林场。怎么又是安徽？全家人心里一颤。二十年前叔叔从殡仪馆把她抱回余家的情景谁也没有忘记。叔叔当时曾许诺为了养活她宁肯终身不婚。果然终身不婚，已经死在安徽，而她居然又到安徽去了。

　　妈妈、祖母，包括还被关押着的爸爸，都把表妹去安徽的事当作大事。好像是在告慰叔叔，全家把能够抠得出来的最后一点点物资，都塞在她简陋的行李中了。

　　表妹走后，家里更没吃的了。未成年的大弟弟余松雨经一位老师傅的帮助，出海去捕鱼。两个年幼的小弟弟下乡“学农”，家里只剩下了妈妈、祖母和我。我下乡的日子也已经定下，还要过两个月。

　　但是，这两个月，我又何以为生？妈妈、祖母只能靠大弟弟的捕鱼所得糊口了，但那是极其微薄的，我怎么能去抢这一口？

　　学院里一位姓王的工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处。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叫胡锡涛的青年教师要给《文汇报》社写一篇评论俄罗斯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的文章，但他不懂表演，想请我们学院的徐企平老师提供一点资料。我如果陪着徐老师一起去，说不定能够在报社食堂免费吃饭。

　　与预期的不同，报社食堂吃饭不能免费。二十岁的我实在熬不过那种要把人逼疯的饥饿，犹豫再三，做了很丢人的一件事：红着脸向徐企平老师、胡锡涛先生和报社的编辑借饭票，我心里知道，这种“借”不可能偿还，其实是乞讨。胡锡涛先生还曾经要我为他的评论文章写一个初稿供他参考，我“借”了人家饭票很难拒绝，但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因此一拿出来就被胡锡涛先生“枪毙”了。这是我意料中的，而真正无法对付的是每天的饥饿。因此，一天天扳着指头计算着下乡的日子。有时实在饿得头昏眼花了，就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语。那时候，如果朗读我喜欢的中文文章，很可能被谁揭发批判。

　　终于熬过了两个月，下乡的日子到了。我到家里与妈妈、祖母告别，祖母拉着我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使我“霍”地站起身来，对这位已经七十六岁的老长辈看了又看。

　　祖母说：“既然都到别的乡下去了，为什么不回自己家乡？都是农村，为什么分散到天南地北？你爸爸以后放出来，也不会有像样的工作了，干脆都回去一起务农。上海是来错了，算是绕了一圈，我再带回去。”

　　她又说：“可惜家乡的老屋太旧了，住不得人。我先回去张罗张罗。凭这张老脸，请村里的后生补砖、添瓦、换梁、塞漏。这事有点急了，但现在家里拿不出钱买火车票。要是再年轻一点，我走都走去了。”

　　我连忙对祖母说：“再等几天。听说我们到农场劳动，会发几个钱。我只要拿到一点，就立马寄过来，给您买火车票。”

　　整个谈话，妈妈都没有搭腔，两眼看着窗外。这时她突然转过身来，看着祖母，想说什么又顿住了。

　　妈妈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祖母也站起身来。

　　妈妈叫了声祖母“姆妈”，然后说：“那年我们结婚，您特地陪我到乡下去住，一住十年。这次志敬还关着，我不能陪您到乡下住了。您，一个人，没有钱，七十六岁……”

　　妈妈是想忍住不哭的，但哪里忍得住。没有大声，只是呜咽着，整个后背都在抽动。

　　祖母抚着她的背，我也过去按着她的肩。只是我自己也站不住了，抽出一只手捂着嘴。

　　三个人，只有祖母稳稳地站着，却不再说话。

　　我知道，这么冷的天下乡，至少要准备一身厚一点的棉衣，一双橡皮底的棉鞋。自从表妹下乡后，家里连一个小棉团都找不到了，但妈妈还在无数次重复地翻找。

　　那天我把自己喜欢的两沓书捆了起来，妈妈按住我的手说：“这不能卖，我再想别的办法。”

　　祖母走过来说：“不卖就买不来棉袄。要读书的人，总会有书。”她又转过头来关照我：“你再挑挑，留下几本吧。”

　　我挑了几本留下，还是捆了两沓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称书的是位老大爷，瞄了我一眼，问：“下乡？”我点头，他称完说：“二元八角。”随手递给我三元，还捂了捂我的手。

　　听说八仙桥一带有便宜的衣物卖，就匆匆赶去。问了几家，我既要买棉袄，又要买棉鞋，最便宜的也要四元。那天正下雨，上海冬天的雨，最让人受不了，湿黏黏地渗透到骨头缝中，浑身存不下一丝热气。我在冷雨中从八仙桥往西走，希望能找到一家更便宜的，但是，一直走到徐家汇，还是没有找到。

　　徐家汇有一家第六百货商店，门口挂着油腻腻的黑色棉帘子。我已经走得很累，心想这是最后一家，如果还是买不到，只能到了农场再说了。

　　撩帘进去，找到卖棉衣的柜台，正想弯下腰来看标价，一个女营业员就冲着我叫了一声：“啊呀，你都淋湿了，要感冒的，赶快擦一擦！”说着递过来一条干毛巾。我接过干毛巾，说声谢谢，便抬起头来看她。

　　她比我妈妈稍微年轻一点，一脸平静，就像庙里观音菩萨的雕像。“下乡？”她也只问我两个字。

　　简短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我立即对她说：“我只有三元钱，想买一套厚棉袄，一双橡胶棉鞋。”

　　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想了一会儿。突然她问：“工厂的野外工作服可以吗？是次品，我给你配。”没等我回答，她就转身去了仓库。

　　那天傍晚我提着不小的衣包离开时，还几次回头。记住了，冷雨中的徐家汇第六百货商店，那油腻腻的黑色棉帘子。

　　一个不知名的营业员，无意中救了一个处于绝境中的大学生。

　　一切仁慈都有后续。试想，既然有第六百货商店，当然还有其他标有“第几”、“第几”的号码商店，上海至少有十几家吧，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只有它还在，扩展成了徐家汇商城。

　　黑色棉帘子掩藏下了一个古典哲学：仁者寿。

　　好，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极寒冷的冬天。 吾家小史(余秋雨迄今完整家族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