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北欧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四卷 北欧
北欧童话
一步跨进北欧，立即天高地阔。
就在刚才，德国的树林还在以阴郁的灰绿抗击寒风，转眼，丹麦的树林早已抖尽残叶，只剩下萧萧寒枝。天无遮蔽，地无装饰，上下一片空明。
这是我第一次来丹麦，满目陌生。
我惊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因为我不能容忍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经长年通信的长者初次见面时一脸冷漠。
我童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勃兰兑斯，中年时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个是克尔恺郭尔，他们全是丹麦人。
我想更多地端详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时分，天已黑了。北欧的冬夜如此漫长如此绝望，那些陪伴我一生的精神食粮，难道都是在黑暗中产生？
第一天夜宿日德兰半岛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着雨，夜色因湿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们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麦话吟唱着类似于“火烛小心”之类的句子。走到河边特别警惕，弯下腰去观察水情。岸边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灭顶。
更夫离开河边又回到街道，我看到，街边偶尔有一两只苍老的手轻撩窗帘，那是长夜的失眠者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与更夫聊天，他说，在丹麦过日子，要学会如何度过长夜。连当今的玛格丽特女王，也在试着适应。她说过：“在冬季王宫的长夜里，我把优美的法国散文翻译成丹麦文，作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她以女王之尊，道出了长夜与文学的关系。
第二站便是奥登塞，安徒生的家乡。我起了个大早，穿过市场去找他出生的那间红顶房。圣诞节又临近了，特意浏览了一下市场，卖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诞树和烤鹅，依然在这里碧绿焦黄。
一转弯就看到了街那头的红顶房。急速赶去，快步踏入。房间非常狭小，当年这里是贫民窟，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贫困，祖母做过乞丐，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替别人洗衣……哪种愁苦他没有受过？他把这一切都囫囵咽下，终于明白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们的眼睛没有国籍又最善于寻找，很快从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这间红顶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儿童的眼睛集合起来也帮不了安徒生，安徒生还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 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
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
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织童话的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对此，世界各国的读者都是证据，包括早已不年轻的我们。眼前的证据是，很少悬挂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
一个不太在乎标志的国家，终于找到了国家标志。这也是一个童话，由所有的童话集合而成。
漫漫长夜
我们到达哥本哈根才下午三点半，天已黑了。当地朋友说，到明天早晨八点，它才亮。
终于知道，什么叫漫漫长夜。
下着雨，不想出门。看街边住家窗口，都幽光神秘，隐隐约约，而饭店和咖啡座里，点的是蜡烛。应该有老式的火炉在暗暗燃烧吧？北欧的长夜，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世界。
哥本哈根没什么高楼，一般都是四五层，我们下榻的旅馆算是高的了。从窗口看出去，其他高一点的建筑，就是那些教堂尖顶。
黑暗和寂寞能够帮助深思。一个只有五百万人的小国在世界科学界成果卓著，尤其在电磁学、光学、天文学、解剖学、医学、核物理学等方面甚至大师辈出，这大概与长夜有关吧？
然而，黑暗和寂寞还有大量的负面效应。本来，全世界的忧郁大多在阳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发，这种可能在这里大大减少。因此，忧郁也就越积越厚，越焖越稠，产生广泛而强烈的自杀欲望。教堂的钟声会起一点心理舒缓作用，但这种作用也正在渐渐减弱。
我相信在这种心理挣扎中一定有人游到对岸，并向即将沉溺的同伴们招手。
我想起了克尔恺郭尔。
哥本哈根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地狱。父亲的惊恐苦闷和行为失检，几乎打碎了他整个童年。家里灾祸不断，自己体质很差。为从地狱解脱，他选择了神学；而选择神学，又使他不得不放弃初恋。“她选择了哭泣，我选择了痛苦。”
从此，他在黑暗中思考。他最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为感性阶段，二为道德阶段，三为宗教阶段。由浅入深，层层否定，而终点便是第三阶段。
感性阶段也就是追求感官满足的阶段。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但也有一些人领悟到其间的无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阶段。人在道德阶段是非分明、行为完美、无瑕可击，但更多地出自于一种外在规范，一种自我克制，因此必然因压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够意识到这种痛苦并愿意从更高层面上获得解脱的人，就有可能进入宗教阶段。克尔恺郭尔认为在那个阶段一个人就会不受物质诱惑，不怕舆论压力，挣脱尘世网络，漠然道德评判，只是单独站在旷野上与上帝对话，在偿还人生债务的剧痛中感受极乐。
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克尔恺郭尔指出了人们在这三个阶段面前的“可选择状态”。三个阶段不是对每个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渐进，它只供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时时存在，处处存在。一个人因选择的差异而跳跃性地进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间距离，可以判若天壤。不难看出，他的这种主张，已经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萌芽，因此后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总要把克尔恺郭尔尊为前辈，甚至称他为“精神上的父亲”。历史上把哲学、神学熔于一炉的学者很多，克尔恺郭尔却在这种熔合中把人生哲学推到了新时代的边沿。
可惜，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只活到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最重要的几年里，真可谓心力交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越虔诚越厌倦丹麦教会的诸多弊端，因此终于与教会决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会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随之引起了亲朋好友与他的决裂，使他空前孤独。
另一件事情是，这位大哲学家不幸与哥本哈根一家谁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报发生了摩擦。哲学家当然寸步不让，小报则恨不得有这么一个学者与他们纠缠，于是一片混战。遗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报起哄式的谣言和诽谤，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们心目中的“第一流恶棍”。
我对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尔恺郭尔遇到的对手很多，一是教会，二是小报，但最后真正成为对手的却是广大市民。市民们总也不会站在大师一边，因此我要说，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大师实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惫的哲学大师散步时跌倒，下肢瘫痪，却拒绝治疗，拒绝探望，也拒绝领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这样的结束，实在让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纪最耀眼的哲学星座，熄灭于哥本哈根这过于漫长的黑夜。
瑞典小记
一
在挪威和瑞典的边境我问同车的伙伴今天的日期，伙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预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三十六岁的国王卡尔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间在这里巡视战壕，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亡。这颗子弹究竟出于谁手？至今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一段穷兵黩武的扩张史，在这个晚上基本终结。
我们既然在无意中撞到了这个日子，这个地方，那就应该祭拜一下那位年轻的军事天才，同时纪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罗的海大帝国”的血火泥潭。
一个天才人物的死亡，很可能是一种历史的福音。
二
哥德堡人的自豪让人哑然失笑，他们居然那样嘲谑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最大优点，是还有一条铁路可以回哥德堡。
然而哥德堡确实不错。半夜海风浩荡，港口的路灯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撑。日本式的亭座卫护着它们，一眼看去便是万里之遥。只遗憾临水的歌剧院造得大而无当，可能出自于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这冷雨之夜我最喜欢的，是每家每户的灯。大家都拉开窗帘，让点燃着十几支蜡烛的灯座紧贴着窗，烛光下全是当日的鲜花。数里长街万家灯火，连接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
自己入梦之前先把整个城市推入梦境，即使半夜惊醒也还在梦中，这个主意真好。
我趁他们全都梦着，悄悄地起个大早，去他们瞧不起的斯德哥尔摩。
三
早晨从哥德堡出发时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才曙光初露。
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太阳，只见路边所有黑色的树枝全部变成了金枝铜干，熠熠闪光。一路行去延绵不断，好像此刻整个世界都会是光柱的仪仗。
但是，这个仪仗是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公里光辉渐淡，树干转成灰白，树冠皆呈酡红。那酡色又越来越浑，越来越深，终于一片昏昏沉沉。
大雾不知从何升起，路上不再有别的图像，只能隐约看到车尾昏黄的雾灯。车窗上又噼噼啪啪响起雨点，从此这雾再也不散，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个白天就这样匆匆打发了。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闪过，立即为它们担忧起来。如此漫长的冬季，它们能否在愁云惨雾中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信号，哪怕是留住其中某一辆的昏黄的雾灯？
今天终于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观察的，而且以天地间最隆重的仪式。以隆重仪式观察来的寂寞，让人不寒而栗。
四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长得特别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就这样，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大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唯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于是，他被很多法国人看做“忘本”之人。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变成了一段有趣的历史。
五
斯德哥尔摩其实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岛与岛之间造了很多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旅人不知岛之为岛。只是行走街头耳边突然有水声轰鸣，伸头一看脚下水流奔腾，海涛滚滚。
王宫、议会、老街、大教堂，全挤在一个岛上。老街壁高路窄、门多店小，点点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记号。
王宫任人参观，凛冽寒风中年轻卫士的制服显得有点单薄。议会大厦底楼正在开会，隔着一层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观。
忽听得一群青年高喊口号向议会示威，因不懂瑞典语连忙问身旁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着火鸡般的脖子连声抱怨：“谁知道呢，都圣诞了，还这么吵吵闹闹！”
六
欧洲许多城市都患有一种隐疾：它们现在隆重推出一个个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细一查，当年它们对这些文化名人都非常冷漠。
对此，斯德哥尔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尔一笑。
它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够情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使这座城市对斯特林堡的尊重显得难能可贵：
一、斯德哥尔摩市民并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创作成就。他的戏剧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义心理写实，还是后来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斯德哥尔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
二、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师，但他的散文曾经猛烈批判斯德哥尔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种种陈规陋习，而且连续不断；
三、他与斯德哥尔摩不辞而别，浪迹天涯，晚年才回来。
——就凭这三点，斯德哥尔摩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冷脸。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们居然举着无数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还募集了大笔资金供他使用。
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人们说，他获得了“另类诺贝尔”。
七
离开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几个北欧国家对自己的评价，很有意思。
刚到丹麦，就听当地人说：“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我们北欧人与其他欧洲人不同，比较拘谨，不善言词”；
到了挪威，又听他们说：“我们挪威人比不上丹麦人开朗健谈，有点沉闷”；
到了瑞典，听到的居然是：“我们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热情”；
……
这是怎么啦，北欧各国好像都在作一种奇怪的自我谴责，看谁更冷、更酷、更漠然无情。
其实据我看，北欧人不是没有热情，而是缺少那种快速点燃又快速转移的灵敏。他们感应较慢，选择较迟，不喜宣讲，很少激愤，但一旦选定却不再改变。选择和平中立，制定福利政策，设立诺贝尔奖，即使有再大的麻烦也一意孤行。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
终极关怀
斯德哥尔摩并不繁荣，也不萧条。它的建筑偏向于陈旧，却又拿不出罗马、巴黎那种把世界各国旅行者都能镇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没有英雄气概，充满了安适情调，却又安适得相当严肃，这在欧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
今天，我想稍稍花点笔墨，谈点瑞典的福利体制。
瑞典在历史上也是战火不断，但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它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一门心思发展工业，并进行了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它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严守中立而幸免于难，富裕程度已是世界领先。
在这个基础上瑞典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后来，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
顺着这条道路，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体制。这不仅把邻近的东欧、苏联比得十分狼狈，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北欧的邻国如丹麦、挪威竞相仿效，一时蔚成气候。
但是，问题出来了。
就像一个家庭，家长认真治家，家产平均分配，人人无须担忧，看似敦睦祥和，却滋长了内在的惰性，减损了对外的活力，可谓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传统工业的生产费用越来越高，国营企业的无效开支越来越大，结果效益倒退、失业增加。失业有福利保证，但福利却无法阻止颓势。应该有一批敢于冒险的闯将来重整局面，但平均主义的体制又压抑了这种可能。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会经济体制骨子里的毛病。
几十年前西方学者喜欢把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但瑞典仍然是一个世界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美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
在这里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集中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事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
例如——
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
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
市场经济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
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
……
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
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来评价经济关系的原则，令人感动。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砰然关门
一
对中国文化界来说，知道挪威，首先是因为易卜生。
《玩偶之家》里的那个娜拉，因无法忍受夫权而离家出走，易卜生以她的砰然关门来结束全剧。人们说，正是那声音，关闭了十九世纪。
这声音当年也震动过中国。那时中国的思想者们正在呼吁妇女解放，娜拉的出走，既是乐观的信号，又是悲观的信号。鲁迅说，娜拉出走后会到哪里去呢？一是堕落，二是回来，三是饿死，都不好。
鲁迅说，娜拉们的出路，在于经济权的获得，因此要以韧性的奋斗，来改革经济制度。
挪威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改革历史，我不太了解。但这么多天看下来我惊异地发现，娜拉的后代已彻底翻身，挪威几乎成了一个“女权国家”。匆匆百年，真可谓天翻地覆。如果易卜生和鲁迅再世，一定瞠目结舌。
你看，这次接待我们的几个重要机构，最高负责人全是女性，站起来致词口若悬河、风度翩翩。从她们自信的眉眼间可以推断，在她们自己的小家庭中，也必定是指挥若定、操纵自如。
到街上看看，竟有那么多挪威姑娘边走路边抽烟，姿态潇洒，旁若无人。
看到一项社会调查，令我哑然失笑。在文化消费上，挪威的女性喜欢去书店和图书馆，挪威的男性喜欢去电影院。外人调笑说，女性一厉害，男性只敢躲在黑暗里消磨时间了。
另一项调查看起来也很有趣，那些男人一再表示：选择女友和妻子，不要美貌，只要贤惠。
这么说来，娜拉出走时的砰然关门声，果真是切断了一个时代。
二
鲁迅所说的经济权，不仅需要女人在小家庭中争取，也需要整个挪威在世界大家庭中争取。
从这个意义上说，挪威是放大了的娜拉。
在历史上，挪威的经济长期不好。自从海盗时代结束，“北海大帝国”梦幻瓦解，挪威全然回归自己的狭小和荒芜。十四世纪从英格兰传来瘟疫死亡过半，以后一会儿受制于丹麦，一会儿受制于瑞典，哪有几天好日子过？幸好几十年前发现北海油田，顷刻暴富。
我曾惊异地发现，瑞士富甲天下而人均外援却居全欧之末。那么，人均外援居全欧之首的是谁？是挪威。挪威脱离贫困才几十年，对别国的穷人还保留着深深的同情。这两天在奥斯陆的步行街上经常看到衣着整齐的女学生在寒风中向行人伸手要钱，惊讶地停步询问，原来她们是在为世界各国的穷人募捐。
努力救助别国穷人的挪威，自己贫富差距很小，这实在让人向往。但有一项调查表明，就是这一点点贫富差距，却直接控制着挪威人的健康。稍稍富裕一点的，健康状况就好，反之则差，两者的依赖性程度也居欧洲第一。
这个调查结果很奇怪，仔细一想，却很能理解。看看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脱贫致富时间太短，一切还过于敏感，就像一批成绩不好的学生突然成了优等生，互相间的一分之差也会又痛又痒。
这是由快速致富造成的心理疾病。好在这是一个善良的民族，敏感也只是敏感，心理失衡只影响自己的健康，而不是攻击别人，发泄嫉妒。善良，终究会创造健康。
在这方面，中国要向挪威学习的地方太多。
三
致富靠的是石油，但石油不易再生，现在已有枯竭的预感。因此挪威作出明智的决定，让水产领先出口。
挪威水产协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也没有搞清我们这几个人是做什么的，就要请我们在奥斯陆北边一个叫荷门柯林（Holmen kolen）的山地吃海鲜。木屋内炉火熊熊，长窗外冷雨如幕。主人发一声感叹：“我们挪威，不管是石油还是水产，全靠自然的恩惠。我们必须对自然更好一点。”
为这种朴素的说法，大家举起了酒杯。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读到的中国驻挪威外交官孙夜晓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两个挪威人开着电动雪橇上山游玩，见到几只北极熊就追赶了一阵与它们逗乐。虽然无伤北极熊的一根毫毛，却已经犯了骚扰罪，不仅罚以重款，而且两人都得坐牢。这个判决使当地华人大惑不解，觉得挪威还有不少刑事案件发生，司法当局常常因人权的理由从轻发落，这件事显然是小题大做。孙先生说得对，这是两种文化观念的差异。
挪威一向依赖自然又同情弱者，因此我们应该理解这一判决。北极熊在挪威已不足五十头，它们不会控诉，不懂法律，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法律的最后保护线。
对自然都讲情义，挪威人仍然是北海好汉。
在他们眼中，时至今日，娜拉们苦恼过的女权、男权已不再重要，经济权问题也可暂时搁置，千百年的生存本性使他们领悟了另一种权力急需把握，那就是对自然的监护权。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满意度，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又是砰然一响的关门声，这次关的是监狱的门。上次那声，表达的是娜拉的决心；今天这声，表达的是挪威的决心。
挪威又在给中国上课了。这次的老师不是易卜生，但仍然是一门世纪课程。
历史的诚实
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建在比德半岛上，与中心市区隔着一个峡湾。
海盗就是海盗，以此命名不是为了幽默。多少抢掠烧杀的坏事都干了，长长的年月间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为之而惊恐万状、闻风丧胆。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荣，而是诚实记述、平正展现。这种心态很令人佩服，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却有点陌生。
我在三艘海盗船的前前后后反复观看，很想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进门时听他们馆长说了，挪威总人口四百万，每年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却有四十万，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人类分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扩大了移民，加强了交流。当然还不是文明，却为文明做了准备。
从博物馆的展出来看，海盗的活动方式也不一致。有的群落比较强蛮，有的群落则比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线也有不同的重点，例如对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以抢掠为主；而对于俄罗斯一带，更多的是贸易。有些群落为了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从事抢劫和贸易的，也都有人在当地定居下来。
定居是对一种文明的进入。历史上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海盗们越是到了富裕的地区，抢掠的行为也越蛮横。这里包含着因嫉妒、贪婪所激起的破坏欲望，是人性和兽性之间的挣扎。但正是这样的地区，文明浓度也越高，日后对他们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败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战胜者。
有些劣迹累累的海盗终其一生无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态，但他们只要在文明的环境里定居下来，子孙们却会变成另外一种人。
挪威海盗的出现，有一种“历史的诚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以为生，又不知道其他谋生方法，更未曾接受起码的精神启迪，他们就手持刀剑上了船。换言之，他们彻彻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蛮的荒原上，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恶。
正是这种“历史的诚实”，正是这种粗粝的单纯，使他们具有最大的被救赎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对他们来说是蓦然初见，如醍醐灌顶。
相比之下，后世的许多邪恶就失去了这种“历史的诚实”。那些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还为自己的暴行编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这就不是文明演进长链中的自然顺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变不了人的猿猴。
挪威的海盗文化有一批学者在认真研究。陪我参观的馆长迈克尔逊（Egil Mikkelsen）博士就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周围专门研究海盗时代的学者就有十余名。我问他最近研究的兴趣点，他居然说，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北欧与佛教的关系。这当然让我兴奋，问他有什么起点性的依据。他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据测定是海盗时代从东方运来的。另外，还在海盗船上发现贝类穿成的项链，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议他，不要对后一项研究花费太多精力。因为佛教反对杀生，一般不会用贝类来穿佛珠。在其他原始部落的遗物中，我也经常看到这种贝类项链。
他又说，海盗时代与伊斯兰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证据。
我知道，馆长先生一直着眼于宗教，是想进一步解析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外来条件。
这种研究，既属于历史学和考古学，更属于人类学和哲学。
于是，海盗这个狰狞的名词，在这里产生了深厚的内涵。
冰清玉洁的世界
终于要去冰岛了。
我读到过一本由冰岛学者写的小册子，开篇竟是这样一段话：
一个被遗忘的岛国，有时甚至被一些简易地图所省略。连新闻媒体也很少提到，除非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或碰巧来了别国元首。
它的历史开始于九世纪，由于海盗。它自从接受了来自挪威的移民之后，长期与欧洲隔离，以至今天的冰岛人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却已经完全无法做到。
它不可能受到外国攻击，因此也没有军队，形不成集权。它一直处于世界发展之外，有人说，如果冰岛从来没有存在过，人类历史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用这样的语气来谈论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我们很少领受的凉爽。
在这次出发前我在北京见到了冰岛的大使埃吉尔松先生，他送我一套书。这套书叫《萨迦选集》，厚厚两册，一千多页，掂在手上很重。萨迦（Saga）是冰岛中世纪的一种叙事文学，也可以翻译为“传奇”，但比中国古代的传奇更具有宏大的诗史性质，因此不如保持音译。对于冰岛萨迦，我以前略有所闻，却不知其详。此刻手上的分量又一次提醒我，很多并不张扬的文明，在远处默默地厚重着。
记得在斯德哥尔摩，当地朋友一再质问我们：“你们怎么会选一个隆冬去冰岛？冬天，连最后一点苔藓也没有了，看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我的意见恰恰相反：如果要去冰岛，一定要赶一个冰天雪地的时节。严冬是它的盛世，寒冷是它的本相，夏天反倒是它混同一般的时候，不去也罢。
那么只能与我们的车辆暂别了。冰岛实在太远，连大海也已凝冻，因此只能坐飞机。
车辆连同行李寄存在一个寒枝萧萧的院落里，天正下雪，待我们走出一段路后再回头，它们全已蒙上了白雪，几乎找不到了。
由斯德哥尔摩飞向冰岛，先要横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便看到隐约在寒雾下的挪威海。几个小时后终于发现眼下一片纯白，知道已是冰岛上空。我以前也曾多次在飞机上俯瞰过雪原，却第一次看到白得这样干净，毫无皱折，心里猜测，那该是厚达千余米的著名冰川。
皱折毕竟出来了，那该是冰岛高地了。如果没有大雪覆盖，这里应该酷似月球表面。据说美国的登月宇航员出发前，就在这里适应环境。那么，这便是不分天上人间的所在。
皱折不见了，又是纯白。纯白中渐渐出现一条极细极淡的直线，像是小学生划下的铅笔印痕，或是白墙上留下的依稀蛛丝。我好奇地逼视它通向何方，终于看清，那是一条公路，从机场延伸出来。
机场也被白雪笼罩，不可辨认，只见那条细线断截处，有橙光润出。飞机就向那里轻轻降落，尽量不发出声音。
下地一阵寒噤，冰清玉洁的世界，真舍不得踩下脚去。
生命的默契
雷克雅未克是冰岛的首都，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谦虚的首都。西方有人说它是最寒酸的首都，甚至说它是最丑陋的首都，我都不同意。
街道不多，房舍不高，绕几圈就熟了。全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教堂塔楼，说是纪念十七世纪一位宗教诗人的，建得冷峭而又单纯。
一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灰白色的二层小楼，没有围墙和警卫，只见一个工人在门口扫地，这便是总理府。
走不远一幢不大的街面房子是国家监狱，踮脚往窗里一看，有几个警察在办公。街边一位老妇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在监狱窗外踮脚，感慨一声：“以前我们几乎没有罪犯。”
总统住得比较远，也比较宽敞，但除了一位老保姆，也没有其他人跟随和卫护。总统毕业于英国名校，他说：“我们冰岛虽然地处世界边缘，但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活。作为总统，我需要考虑的是：创造出什么力量，能使远行的国民思念这小小的故土？”
根据总统的介绍，冰岛值得参观的地方都要离城远行。既然城市不大，离开非常容易，我们很快就置身在雪野之中了。
翘首回望，已看不到雷克雅未克的任何印痕。车是租来的，在雪地里越开越艰难。满目银白先是让人爽然一喜，时间一长就发觉那里埋藏着一种危险的视觉欺骗，使得司机低估了山坡的起伏，忽略了轮下的坎坷。于是，我们的车子也就一次次陷于穷途，一会儿撞上高凸，一会儿跌入低坑。
开始大家觉得快乐，车子开不动了就下车推拉，只高声叫嚷着在斯德哥尔摩购买的御寒衣物还太单薄。但次数一多，笑声和表情在风雪中渐渐冰冻。
终于，这一次再也推不出来了，掀开车子后箱拿出一把铲子奋力去铲轮前的雪，一下手就知道无济于事。铁铲很快就碰到了铿锵之物，知道是火山熔岩。
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我见过，例如前几个月攀登的维苏威火山就是一个。那里褐石如流，奇形怪状，让人顿感一种脱离地球般的陌生。但在这里，一切都蒙上了白色，等于在陌生之上又加了一层陌生，使我们觉得浑身不安。
至此才懂得了斯德哥尔摩朋友的那句话：“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早已闹不清哪里有路，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呼救。点燃一堆柴火让白烟充当信号吧，但是谁能看见白雪中的白烟？看到了，又有谁能读懂白烟中的呼喊？“雷克雅未克”这个地名的原意就是白烟升起的地方，可见白烟在这里构不成警报。更何况，哪儿去找点火的材料？
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等待天边出现一个黑点。黑点是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在绝望的白色中，等的总是黑点。就像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等的总是亮点，不管这亮点是盗匪手炬，还是坟茔磷光。
很久很久，身边一声惊叫，大家眯眼远望，仿佛真有一个黑点在颠簸。接着又摇头否定，又奋然肯定。直到终于无法否定，那确实是一辆朝这里开来的吉普。这时大家才扯着嗓子呼喊起来，怕它从别的方向滑走。
这辆吉普体积很小，轮胎奇宽，又是四轮驱动，显然是为冰岛的雪原特制的，行驶起来像坦克匍匐在战场壕沟间。司机一看我们的情景，不询问，不商量，立即挥手让我们上车。我们那辆掩埋在雪中的车，只能让它去了，通知有关公司派特种车辆来拉回去。
小小的吉普要挤一大堆人不容易，何况车上本来还有一条狗。我们满怀感激地问司机怎么会开到这里，准备到哪里去。司机回答竟然是：“每天一次，出来遛狗！”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被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惊呆了。那么遥远的路程，那么寒冷的天气，那么险恶的山道，他开着特种吉普只为遛狗。
那狗，对我们既不抵拒也不欢迎，只看了一眼便注视窗外，不再理会我们，目光沉静而深幽。
看了这表情，我们立即肃静，心想平常那种见人过于亲热或过于狂躁的狗，都是上不了等级的。
在生命存活的边缘地带，动物与人的关系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既然连植物的痕迹都很难找到，那么能够活下来的一切，大多有一种无须言说的默契。
我们坐着这辆遛狗的吉普，去参观了一个单位，然后返回雷克雅未克，入住一家旅馆。旅馆屋内很温暖，但窗外白雪间五根长长的旗杆，被狂风吹得如醉笔乱抖。天色昏暗，心中也一时荒凉，于是翻开那部萨迦，开始阅读。
读到半夜心中竟浩荡起来，而且暗自庆幸：到冰岛必须读萨迦；而这萨迦，也只能到冰岛来读。
拍雪进屋
已经在冰岛逗留好些天了，每天都在雪地里赶路，十分辛苦。赶来赶去看什么呢？偶尔是看自然景观，多数是看人类在严寒下的生存方式。
初一听这种说法有点过时，因为近年来冰岛利用地热和水力发电，能源过剩，不再害怕严寒。但在我看来，这还是生活的表面。许多现代技术往往以花哨的雷同掩盖了各地的生存本性，其实生存本性是千百年的沉淀，焉能轻易拔除？
例如能源优势的发现曾使冰岛兴奋一时，举债建造大量电厂来吸引外资，但外资哪里会看得上那么遥远的冰岛能源？结果债台高筑，而一家家电厂却在低负荷运行。因此那些彻夜长明的灯，是冰雪大地的长叹。
到目前为止，冰岛经济还是依靠捕鱼，这与千百年来毫无差别。只不过现在要用这古老行当的辛苦收入，去归还现代冲动造成的沉重外债。如果坚冰封港，或水域受污，全国的经济命脉立即受阻，这便是这个岛屿的生存困境。
今天，在一个地热盐水湖边耽搁了太长时间，直到半夜才准备返回雷克雅未克。
我们的车又在雪地里寻路了，拐来拐去，大家早已饥饿难忍。饥饿的感觉总是掺杂着预期的成分，解除的希望越渺茫便越强烈。据我们前几天的经验，这个时间回到雷克雅未克已经绝无就餐的可能。整个小旅馆的一切部门不再工作，连一个警卫也找不到，你只能摸着走廊开房门，煎熬在饥饿的万丈深渊里。
在这般无望的沮丧中，竟然见到路边有一块小木牌，在雪光掩映下，似乎隐隐约约有“用餐”字样。
连忙停车，不见有灯。那块木牌，也许已经在十年前作废。还是眼巴巴地四处打量，看到前面有一所木屋，贴地而筑，屋顶像是一艘翻过来的船只。我知道这是当年北欧海盗们住的“长屋”的衍伸，只是比以前的大了一些。
不抱什么希望地敲门，大概敲了十来下，正准备离去，门居然咯吱一下开了。
屋内有昏暗的灯光，开门的是位老太太。我们指了指门外那块木牌，老太太立即把我们让进门内，扭亮了灯，帮我们一一拍去肩上的雪花。拍完，竖起手指点了点我们的人数，然后转身向屋内大叫一声。我们听不懂，但猜测起来一定是：“来客了，八位！”
喊声刚落，屋内一阵响动，想必是全家人从睡梦中惊醒，正在起床。
从进门拍雪的那间屋子转个弯，是一个厅。老太太请我们在桌子边坐下，就转身去拨火炉。
里屋最先走出的是一个小伙子，手里托着一个盘子，上面一瓶红酒，几个酒杯，快速给我们一人一杯斟上。他能说英语，请我们先喝起来。
我们刚刚端杯，老大爷出来了，捧着几盘北极鱼虾和一篓子面包。这样的速度简直让我们心花怒放，没怎么在意已经盘净篓空。老大爷显然是惊慌了，返身到厨房去寻找食物，而我们因有东西下肚，开始气定神闲。
老大爷重新出现时端上来的食物比较零碎，显然是从角角落落搜寻来的。好在刚才搁在火炉上的浓汤已经沸腾，大家的兴趣全在喝汤上。
这时，屋内一亮，不知从哪个门里闪出一位极美丽的少妇。高挑宁静如玉琢冰雕，一手抱着婴儿，一手要来为我们加汤。她显然是这家的儿媳妇，也起床帮忙来了。闪烁的炉火照得她烟霞朦胧，这么多天我们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冰岛美人。她手上的婴儿一见到黑头发就号啕大哭，她只得摇头笑笑抱回去了。
孩子的哭声使我们意识到如此深夜对这个家庭的严重打扰，反正已经吃饱，便起身付账告辞。他们全家都到门口鞠躬相送。
车刚起步，便觉得路也模糊，雪也模糊，回头也不知木屋在何处，灯光在何处。
议会—阿尔庭
在雷克雅未克不管看到什么，心中总想着辛格韦德利。那部萨迦一再提醒我，冰岛历史上最重要的故事都与那里密切相关。
辛格韦德利往往被称作“议会旧址”，或者叫阿尔庭（Althing）旧址。阿尔庭就是议会。
初听名字时我想，议会旧址应该有一座老房子吧，如果老房子坍塌了，还应该有地基的遗迹。后来读萨迦渐渐发觉情况有异，但究竟如何并不清楚。今天终于赶到了这里，大吃一惊。
没有老房，没有地基，也没有希腊奥林匹克露天体育场那样的半天然石垒座位，而是崇山间一片开阔的谷地。谷地一面有一道由熔岩构成的嶙峋峭壁，高约三十多米，长达七八公里，拦成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天然屏障。谷地南面是冰岛第一大湖，便叫议会湖。
沿着峭壁进入，有一条险峻的通道，今天冰雪满路，很不好走。刺骨的寒风被峭壁一裁，变得更加尖利，几乎让人站立不住，呼吸不得。
这就是议会旧址，冰岛议会年年都在这野外开会，从公元十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整整延续了八百多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比英国议会的出现还早了三百年。
因此，这个令我们索索发抖的怪异谷地，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小小的亮点。
参加议会的有三十六个地方首领，各自带着一些随从，普通百姓也可以来旁听。会议在六月份召开，那时气候已暖，在这里开会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受苦。
陪我们前来的拉格纳尔·鲍得松先生边指边说，峭壁前的那座山岗就是开会的场所，山岗上的那块石头叫“法律石”，是议事长老的位置，而旁听的普通百姓则可坐在山岗的斜坡上。
那时冰岛没有王室、王权，也没有常设的政府机构，主要就靠这么一个议会来判决各种事端，依据的是不成文的法律。
就这样，一年一度的会议把整个冰岛连接起来了。
一群由北欧出发的海盗及其家属，在这里落脚生根，却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仲裁机制，判别荣辱是非。时间一长，他们居然成了世界上特别仰仗法律的文明族群。
这实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跳跃，对此我已经知道不少，因为我读了萨迦。萨迦不是普通传奇，而是海盗们脱胎换骨的史诗。
按年代比照，这在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宋元之间。那时的中国已积聚了太多既成的概念，而冰岛还在享受着草创期才有的巨人意识。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对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视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一大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当年冰岛的好汉们并不害怕流血死亡，却害怕这里的嶙峋乱石。那些伟岸的身躯、浑浊的眼睛远远地朝向着这里，年年月月都在猜测和期待。
这里并无神灵庙堂，除了山谷长风，便是智者的声音，民众的呼喊。从萨迦的记述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智者的声音，而不是民众的呼喊。
尼雅尔萨迦
众多的冰岛萨迦中最动人的要算是《尼雅尔萨迦》，这些天我沿途埋头细读，不断受到令人窒息的心灵冲撞。
现任冰岛古籍手稿馆馆长韦斯泰恩·奥拉松先生曾经这样揭示萨迦的基本观念：
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它与生俱来的问题足以把心地善良的好人摧残殆尽。但它又容许人们不失尊严地活着，为自己和亲近的人承担起责任。
此刻我为了避开越来越厉害的寒风，正缩脖抱肩躲在辛格韦德利议会旧址的一个岩柱背后，重温着奥拉松先生的这句话。
我一直在想：这儿，正是尼雅尔和他的朋友们如贡纳尔、弗洛西站立过的地方吗？
回到旅馆，我决定用自己的笔记述几段《尼雅尔萨迦》的片断。因为那里的故事太出色了，而在冰岛的寒风里记述这样的故事，又太合适了。我如果不做这种记述，就对不起踏遍了好汉足迹的冰岛。
《尼雅尔萨迦》一开始并没有让这几个主要人物出现，而是推出了一位当时冰岛的法律专家名叫莫德。在还没有成文法的时代，人们相信，如果没有莫德参与，任何判决都无效。那么，坐在“法律石上的”莫德，就是辛格韦德利议会山谷间的最高代表。
这位代表法律的莫德能对全国各种重大事件作出权威性判断，却无法处理好自己女儿的婚事。女婿就在“法律石”前提出要与他决斗，他自知不是对手，退缩了，引来民众一片耻笑，耻笑着法律对武力的屈服，而且很快，莫德也就病死了。
在他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人也叫莫德，我看这是佚名的萨迦作者的象征性安排。这个莫德显然是一个小人，却也精通法律，最喜欢那些“能够互相杀戮的男子”。如果不能够互相杀戮，这位法官也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布置战场。此后很多恶事的出现，都与他有关。
那位老莫德身后留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有事要找亲戚贡纳尔帮忙，而贡纳尔则请最智慧的朋友尼雅尔出主意。这样，两个主要人物就出现了。尼雅尔果然为贡纳尔出了好主意，他们两人也就更加亲密。
一切纯净而高贵的友情都是危险的。
尼雅尔和贡纳尔两家往来频繁，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小纠葛，小纠葛又积累成大麻烦，连两位主人也一次次临近翻脸的边缘，差一点成为莫德所喜欢的“互相杀戮的男子”。幸好他们立身高迈，拒绝挑拨，互相以退让维系了友情，直到贡纳尔被别人所杀，尼雅尔悲痛不已。
在当时的冰岛，男人们追求的是荣誉，而荣誉的主要标志是不计成败地复仇。
在复仇的血泊边，也有一些智者开始在构建另一种荣誉，这种荣誉属于理性与和平，属于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构建却处处与老式荣誉对立。尼雅尔和贡纳尔就长期在这两个荣誉系统间挣扎，他们眼前有亲属的哭诉、真实的尸体，他们都忍下了，同时也就忍下了众人的讥笑，内心的煎熬。
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要稍有不忍，就会回到老式荣誉一边，个人受到欢呼，但天下再无宁日。而如果能忍，则有可能进入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所以，此刻要忍气吞声。
贡纳尔死后，尼雅尔又遇到了另一位似友似敌的勇士弗洛西，而且成了联姻的亲戚。
嫉妒者莫德，就在那对新婚夫妇身上做起了文章，结果新郎无辜被杀，新娘要求复仇，尼雅尔和弗洛西两个家族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
仍然是莫德作判决，由尼雅尔赔偿弗洛西。那天，一大堆白银陈列在“法律石”边上。尼雅尔仍然觉得对不起弗洛西，又在这堆白银上加添了一件丝绸长袍。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加添突破了判决的数字，使法律赔偿突然具有了法律之外的赐予。这也立即被弗洛西敏感到了，怀疑其中包含着羞辱，便拒绝赔偿，抓起丝绸长袍狠狠一摔，开始采取法律之外的暴力行动，把已经开始舒缓的事态重新推向危机。
尼雅尔家庭终于被弗洛西点燃的烈火所包围。弗洛西有意让尼雅尔夫妇逃生，尼雅尔拒绝了。尼雅尔死后，弗洛西坐上一条不适合航行的船出海，再也没有回来。
两个好汉都选择了死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已无路可走。就老式荣誉而言，已经无力为自己的儿子们复仇；就新式荣誉而言，也无力把法律重新从血泊中扶起。
其实还有一个层面他们都无法对付，那就是萨迦作者一再强调的在暴力与法律之间游走的小人。尤其是那个我们经常遇到的莫德，不仅集嫉妒、挑拨、凶杀于一身，而且还是一个永恒的审判者。有这样的人挤在中间，什么坏事都会冒出来，什么好事都存不住，什么好人也活不长。而且，人们总是用口口相传的恶意，在嘲笑着英雄好汉。难怪尼雅尔死后一位叫卡里的武士长叹一声：“用口杀人，长命百岁。”
但是卡里也抓不住那些“用口杀人”的人，至少找不到可以陈之于阿尔庭的证据。他在“法律石”前握剑站起，决定先用传统暴力手段改变一下人们嘲讽的方向，然后用生命来祭奠那个用法律和暴力都无法卫护的诗与花的世界。
他在“法律石”上随口吟咏了几句诗：
武士们不愿停止战斗，
而此时的诗人斯卡弗蒂
蜷缩在盾牌后面，
身上被扎伤。
这位仰面朝天的无畏英雄
被厨子们拖进小丑的房间。
当船上的水手们
嘲弄着被烧死的
尼雅尔、格里姆和海尔吉——
他们犯了天大的错误。
如今，在缀满石楠花的山丘上，
在大会结束之后。
人们的嘲讽转向了那一方。
他所说的“大会”，就是阿尔庭议会。
许多英雄、武士、杀手在冰岛引刀一快之后，便觅舟远航。他们来到欧洲大陆后，有不少人皈依了基督，有的还获得了宗教赦免，包括卡里在内。在此期间，冰岛的阿尔庭仍然年年召开，直到欧洲文明早已瓜熟蒂落的十八世纪末尾。
今天的阿尔庭旧址乍一看远远落后于欧洲的主体文明遗迹，但它却以最敞亮的方式演示了人性中善意冲动和恶念冲动的旋涡，生命欲望和秩序欲望的互窥。细细想来，壮观极了。
这就怪不得当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等人读到萨迦时是那么兴奋。他们只遗憾，海险地荒，未能到这里来看看。
我有幸，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中国有悠久的“游侠”传统，历来也好汉辈出。直到今天，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中国好汉也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主动经历一个“法律石”的时代，因此也没有出现尼雅尔那样的生命挣扎。
从结果看，今天北欧的文明程度，实在令人向往。
地球的裂缝
离开阿尔庭旧址没多远，见到一道延绵的石壁，黑森森地贴地而行，看不到尽头。走到跟前探头一看，石壁下是一道又深又长的地裂。这才猛然想起，我们撞到了地球的一条老疤痕，早就在书中读到过的。
地质学家说，不知在多少年前，欧洲大陆板块和美洲大陆板块慢慢分离，在地球深处扯出一条裂缝。地心的岩浆从这条裂缝中喷发，骤然凝固而成了冰岛。
眼下便是欧洲大陆板块和美洲大陆板块分离时留下的裂缝？
我重新虔诚地扒在石壁边上俯视，只见两壁以紧紧对应的图形直下万丈，偶有碎石阻塞，却深不见底。我这个人，只要遇到巨大惊吓，就会立即激起巨大的勇气。我直起身来向地裂的两头打量，终于找到一处最窄的裂口，飞奔而去，然后分脚跨立在裂口上，左脚踩着“美洲”，右脚踩着“欧洲”。
我往常并不恐高，此时却不敢直视脚下的裂口。越不敢直视越觉得此刻裂口正在扩大，活生生要把我的躯体撕开。
当然这只是一时晕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回过神来了。一回过神来，我立即觉得自己获取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我现在跨立的角度看过去，哥伦布从欧洲出发的对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无非是我脚下的地裂扩大后，两个板块之间的一次寻找。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我脚下裂口的延伸，只是延伸得长了一点。
让分裂开去的土地重新相认，就像为一个失散多年的家族拉线搭桥，哥伦布功不可没。可惜人们对这件事情的阐释一直出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让南美洲的本地人听起来很不入耳。
什么地理大发现？我们一直好好地住在这里，何用你来“发现”？难道只有你的眼睛才算眼睛？
冰岛人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不满。要说欧洲，冰岛也是欧洲，但冰岛人莱夫·埃里克松一千年之前就已到达美洲，比哥伦布早了五百年。尤其让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冰岛船队一千年前抵达美洲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位叫做古德里德的冰岛女性，她在那里生了个儿子，那也就是美洲大陆上第一个欧洲人后裔。古德里德留下了儿子，自己却返回冰岛，在家乡安度晚年。
思路一旦突破了哥伦布，冰岛人也就比其他欧洲人更坦诚地面对这样一个被很多证据所指向的可能：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可能到达了美洲。冰岛驻华大使奥拉夫·埃吉尔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以轻松愉快的口气说到这一点。现在我跨立在这个裂口上，立即明白了他轻松愉快的理由。
看来我们过去读到的许多历史，确实把许多并不太重要的事情说大了。冰岛没有什么大事，却又能把别处的大事一一看小，这很痛快。
此刻我把心思从裂口延伸的远处收回，不想中国的两千年、冰岛的一千年和哥伦布的五百年了，只想脚底的这个地球裂口，是结住了的死疤，还是仍在发炎，仍在疼痛？
“仍在疼痛！”身旁的拉格纳尔·鲍得松先生快速地回答了我。他说，当初地心岩浆就是从这条撕开的地裂中喷发的，直到今天，冰岛仍有活火山三十多座，每五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喷发，每一次都海摇地动。
我们赶不上冰岛的火山爆发了，但也能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感受地球伤痕的隐痛。冰岛那些火山熔岩湖的湖水，在这冰天雪地的季节依然热气蒸腾，暖雾缭绕。其间发出的硫磺味，使人联想到伤口自疗。
当晚我就接受伙伴们几天前的召唤，终于脱衣跳到了一个火山熔岩湖里。咫尺之外是滴水成冰的严寒，湖里却热得发烫。抬头，四顾雪山森罗、冷气凛冽，我赤裸地躲缩在地球的伤口间。
一切伤口都保持着温度，一切温度都牵连着疼痛，一切疼痛都呼唤着愈合，一切愈合都保留着勉强。因此，这里又准备了那么多白雪来掩盖，那么多坚冰来弥补。
北极印痕
一
驱车进入北极圈，是欧洲之旅最后一段艰难行程。从赫尔辛基到罗瓦涅米八百五十公里，全被冰雪覆盖。
雪越下越大，我们的车像是卷进了一个天漏云碎的大旋涡。
不时下车，在雪地里顿脚跳跃算是休息，然后再启程。十几个小时后，终于完全顶不住了，只得把车停在一边，打一会儿盹。
顷刻间车身车窗全部大雪封住。千里银白，只有这里闪烁着几粒暗红的尾灯。突然惊醒，惊醒在完全不像有生命存在的雪堆里。赶紧推门四处打量，找不到星光月光，却知北极已近。
二
北极村的土著是游牧民族萨米人。
他们的住处是尖顶窝棚，门口蹲守着几只狗，中间燃烧着篝火。窝棚顶端留出一个大窟窿，让白烟从那里飘出。但是，纷纷白雪也从那里涌入，两种白色在人们的头顶争逐。
好在主人昨天已砍好一大堆木柴，我们帮着劈添，为白烟造势。只见主人的女儿双眉微微一蹙，她在担心此刻耗柴过多，后半夜会不会火灭棚冷，难以栖宿。
高低不同的树桩便是桌子凳子，有几处铺有鹿皮，那是长辈的待遇。
窝棚外的天色早已一片昏暗，无垠的雪地泛起一种缥缈的白光。主人为欢迎我们，在窝棚前前后后都点上了蜡烛，迎风的几处还有麻纸灯罩卫护。
暖黄的烛光紧贴着雪地蜿蜒盘旋，这个图景太像玲珑剔透的童话。注视片刻便忘记周围的一切，只知这是一条晶莹的路，可以沿着它走向远处。
三
在北极村的一个狗拉雪橇前我们停下了。这个雪橇已经套了八条狗，这些狗今天还没有出过力，条条精力旺盛，搏腾跳跃，恨不得把拴在树桩上的绳套挣断。
戴着长毛皮帽的主人看出了我们想坐雪橇的心思，说等等，现在你们都坐不住。说着便独自站在雪橇上解开了绳套，刹那间众狗欢吠、撒腿狂奔，只见雪雾腾腾，如一团远去的飞云。
过不久雪雾旋转回来，正待定睛细看却又早从眼前掠过。如此转了几圈，众狗泄去了最初的疯劲儿，进入正常奔跑状态，主人从雪橇上伸出一根有尖刺的长棍往雪地里一插，自己的手像钳子一样把长棍握住，雪橇停下来了。他这才朝我们一笑，说现在你们请上来吧。
我坐在雪橇上想，这些萨米人懂得，人类对于自然之力，只有避其锋锐、泄其杀气，才能从容驾驭。因此，他们居然在如此严酷的北极，一代代住了下来。
大雪小村
从北极圈南下，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风雪越来越大，我们的车已经被冻得发动不起来。在奥卢看地图，发现从这里到赫尔辛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再加上这样的气候，如果开车，不知半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思考再三，决定搭乘火车。
从地图上看，我们要找的那个铁路始发站叫康提奥美克（Kontiomaki），在奥卢东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处。
到了以后才发现，康提奥美克连一个小镇也算不上，当地人说这儿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到顶也就是几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个火车始发站，大概与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有关。
说是火车站，我们只看到大雪中两条细细的铁轨。这儿的雪粒比别处大，晶莹闪亮地塞满了整个视野，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可见这条线路非常冷落。我们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个小时。
雪中的铁道、站台，如果有一些脚印，再加一个远去的车尾影子，会让人想到托尔斯泰。但这儿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供想象的信号，只听到自己的脚探入积雪时咯吱咯吱的响声。
离铁轨不远处有一间结实的木屋，门外有门亭，窗里有灯光。墙上的字是芬兰文，不认识，但可以猜测是一个公共场所。如遇救星般地推门而入，里边果然温暖如春，与外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说不清这是什么场所，反正什么都有。台球、游戏机、简单的餐食、厕所。见我们进去，里边的几个老人两眼发光，定定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数，他们也有七八个人，我由此证明当地只有十个居民的说法不准确。伙伴去问屋中唯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谁知她笑着用简单的英语说：“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过一会儿还会来几个老太太。”
一个车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小村，人们实在太寂寞了，总想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尽管这里列车很少，但说不定也能看到几张生面孔，这就比村民聚会更丰富了。今天我们这一哨人马吵吵嚷嚷蜂拥而入，在这里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据那位服务员说，有两位老人已经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们赶快来凑热闹。
伙伴们快速地进入了各项游戏项目，有的打牌，有的打台球，有的玩游戏机，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话又觉得不应该干扰。我离开台球桌上厕所，一位老人跟了进来，大概他觉得这是一个开始谈话的好地方。他大声地用芬兰话与我聊天，我用英语搭话他听不懂，一上来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兰话，正像我不相信他完全不懂英语，彼此寻找最简单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后他只能打起了手语。
他用双手划了一个方框，然后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划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熟悉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的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了，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和两位老太在一起全围着他。老太太显然就是刚才被急急召唤来的。
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划来比划去，终于比划出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诸老人争先恐后地比划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的人不高兴，现在懂了，人家兴致浓着呢。
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划得非常尽兴，这种比划就是他们的享受。
旅行使我们永远地成为各地的陌生人。当老人们在比划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比划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划，不断告别，言语未畅而兴致勃勃，留下彼此的想头，留下永恒的猜测，这便是旅行。
就这么颠颠倒倒、迷迷糊糊三个小时，终于传来一声招呼，火车来了。我们告别老人来到屋外，这才发现这三小时完全忘记了天气与环境。刺骨的寒冷立即使我们的手脸发痛，痛过一阵后又彻底麻木。在这么绝望的寒冷中，只有那么一间温暖的公共活动房屋，可见人与人的相聚真是极其珍贵。对此，我们这些来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的人常常忘记。
感谢这次旅行的末尾遇到的这个车站，它以超常的冷清总结了我们一路的热闹。它在大雪深处告诉我们：人类最饥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类之间的互遇互温，哪怕语言不通，来路不明。
当深夜列车启动之后，我们会熟睡在寒冷的旷野里。一定有梦，而且起点多半是那些老人。至于梦断之处，或许是一声汽笛鸣响，或许是一次半途停车，惊醒之后撩窗一望，目力所及杳无人影。
总结在寒夜
一
我在《自序》里说过，这次考察欧洲，本来是想进一步为中华文明寻找对比坐标的。但是，欧洲果然太厉害了，每次踏入都会让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浅一步地往前走，处处都有感受，每天也写了不少，却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欧洲旅行，还可以在各地读不少资料。我在佛罗伦萨读美第奇，在布拉格读哈维尔，在冰岛读《萨迦》，都读得非常入迷。这一来，离中华文明就越来越远了。
直到此刻，在北欧的夜行火车上，我才回过神来。这趟火车除了我们几个人外，没有别的乘客，我一个人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卧室。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雪原，而这雪原的名字又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路那么长，夜那么长，一种运动之中的巨大陌生，几乎让自己消失。我静下心来，开始整理一路上与中华文明有对比关系的感受。
欧洲图像太多，话题分散，很难简明地归纳出与中华文明的逻辑对比。我只能放弃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图像具有对比价值。从行李里抽出两张纸来，写了三十多个，觉得太多，删来删去，删成了七个对比性图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图表；
一个城堡；
一群闲人；
一块巨石；
一面蓝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M-E-D-I-C-I，在街边、门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思维，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大多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很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这座城市却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很难看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不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上随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诚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长期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就完成了一次关及人类的集体提升。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连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我认为是曾经当了十多年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我在美丽的布拉格居然好几天都把自己锁在旅馆里，读他近年来的著述。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写进了本书第二卷《哈维尔不后悔》一文的第四节，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仔细阅读。
四
再说那一份图表。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了！
正是这份图表提醒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人类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更刺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一些“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创新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发明的高度评价，常常会被我们误读。因此，我在牛津大学时曾借英国李约瑟先生的著述《中国古代科技史》来提醒同胞：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代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华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国近代救亡的危机之中，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陈词和铁血拼杀，感染了很多中国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进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他们甚至不知道法国社会最终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语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做理想主义加以歌颂。即便是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穷批猛打”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对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义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对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这次在深秋季节进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东张西望地漫步长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说服。我写道：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然而细细一想，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进步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现代社会该有的观念人家也都有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六
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报。偶尔抬头打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与当地的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为方式。以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还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
问题在于，当这种无休止的苦干由群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就陷入了盲目。而这种盲目的最大危机，是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态的隔膜。本来，他们是可以在那里摆脱这种危机的。
我在罗马时，看到绝大多数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休假的时候，着眼点不在休假，而在于“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却最容易被盲目的实用主义惯性所遮蔽。因此，悠闲很可能是一种清醒，而忙碌则很可能是一种糊涂。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使悠闲成为一种广泛的可能。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被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后来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做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特别有声有色。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产生于遭受内乱和外力的威胁之时。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打开而显出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退回狭隘。
于是，我觉得有一些话，应该从欧洲的土地上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我当然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任何一个高贵的民族，都应该是这些共同原则的制定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九
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考察北非、中东、南亚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德国的“新纳粹”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
我们车队的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了。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全部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飞，包括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那是吸大麻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没有破过。
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人类的很多灾难是互渗的，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明显的投射。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我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 Ko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也是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结果只能削弱自己的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作一些更深入的总体思考。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差别很大，但既然都称为“文明”，就必须应对所有文明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污染、自然灾害……
这也正是我不赞成享廷顿教授的地方，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冲突。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最根本冲突，产生在文明与非文明之间。守护全人类的整体文明，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