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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Two “9·11”事件

　　——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9·11”事件使神通广大的联邦调查局大为丢脸。一段时间以来，联邦调查局在国内频频受到攻击，布什总统不得不承认，美国情报机构必须进行改革，美国需要最优秀的情报机构，因为美国的敌人现在藏在暗处，随时可能对美国实施恐怖袭击。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联邦调查局新的工作重点。

　　“别没事找事”

　　联邦调查局前特工罗伯特·怀特和约翰·文森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独家采访时说，他们曾迫于上级的压力，不得不停止调查那位与“基地”组织和“9·11”恐怖袭击都有密切关系的疑犯。怀特说，毫无疑问，“9·11”事件绝对是由联邦调查局的无能直接导致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恐怖主义活动在中东地区日益频繁，当时怀特和文森特曾经奉命在芝加哥地区跟踪一个有恐怖主义嫌疑的团伙，这个团伙后来被证明与拉登有密切联系。但当怀特向上级提出要对这一团伙的金钱来源展开进一步调查时，他的上司阻止了他。他说，当时，来自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官员几乎是吼着对他说：“你不可以进行调查，我禁止你那么做，别没事找事。”

　　芝加哥的这个恐怖主义嫌疑团伙是他们当时调查的主要对象。但怀特不久就发现，联邦调查局的情报部门要他做的并不是将恐怖主义嫌疑分子逮捕，而只是跟踪这些人，然后将报告归入档案。

　　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发生爆炸案，事后证明是“基地”组织所为。当时，怀特和文森特就注意到，先后为制造这两起爆炸事件提供资金的人就是他们跟踪已久的沙特阿拉伯商人亚辛·卡迪。卡迪在芝加哥有着广泛的商业和金融联系，据悉，他先后向“基地”组织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尽管怀特和文森特的上司阻止了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但芝加哥的联邦检察官马克·弗莱斯纳受命接手此事，并对卡迪和其他一些人进行立案调查。但对此案的调查又遭到了来自司法部门的干预。弗莱斯纳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内那些权力比我大得多的人，就是不想让我们继续对此案进行调查。”他说，到现在他都不明白为什么有关人士要力图阻止这一案件。弗莱斯纳说，他们犯下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为此使许多美国人赔上了性命。

　　怀特和文森特表示，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9·11”恐怖袭击发生时，他们在想，如果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门没有阻止他们的调查工作，那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9·11”也许可以不发生

　　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在国会上发表演讲时说，联邦调查局与“基地”组织已经战斗多年，由于和中情局的通力合作，粉碎过10起左右预料中的恐怖袭击。“9·11”恐怖事件，原先预料在7月份或者8月份发生……总之，情报机构永远不会对恐怖事件做出100%的预测。

　　这当然是联邦调查局的辩解之词。拉登的行动是不断受到联邦调查局监视的。2000年1月，联邦调查局就盯上了“9·11”劫机犯中的两人，并对他们在马来西亚参加“基地”组织一个秘密会议的活动进行了监视。但直至两人重新进入美国酿成“9·11”这场悲剧前，联邦调查局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9·11”恐怖分子在美国的行踪

　　2000年1月，约12名“基地”组织重要人物假扮成游客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郊区的一所豪华公寓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但让这些恐怖分子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费尽心机策划的秘密会议竟然早在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之下，甚至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也为联邦调查局所掌握。在征得马来西亚情报部门的同意后，联邦调查局对这些恐怖分子进行了监视，并拍摄了他们观光及出入网吧的照片。吉隆坡会议结束后，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会议参加人员之一纳瓦夫·阿尔哈兹米于1月15日从马来西亚经曼谷飞抵了洛杉矶。特工人员还发现另一人哈利德·阿尔米达尔此前已经获得允许多次入境美国的签证，这可以让他随时自由出入美国。后来的情报表明，阿尔米达尔事实上是与阿尔哈兹米同时进入美国的。从联邦调查局2000年1月发现他们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到2001年9月11日他们登上美国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并将其撞入美国五角大楼，阿尔哈兹米和阿尔米达尔一直公开生活在美国。但令人奇怪的是，联邦调查局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致丧失原本可以阻止“9·11”事件发生的契机。结果两人日后有机会学会了恐怖技术，并于2001年7月4日飞回纽约，在东海岸逗留了一段时间，还在拉斯维加斯与“9·11”事件主要嫌犯阿塔及其他策划者至少会面了一次。事实上，如果当时联邦调查局想抓他们的话，简直易如反掌。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情报？

　　针对国会和舆论对于政府情报工作的批评，布什总统发表演说，声称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可以事先阻止“9·11”事件的发生。布什总统在马里兰州米德堡视察专门收集国外情报的国家安全局时说，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之前没有很好地交流与共享情报。但他称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两家机构已经开始密切合作，认真总结在“9·11”事件中情报失误的教训，决不能再发生在“9·11”事件之前已经部分掌握了恐怖分子可能袭击美国的情报，但都没有引起重视，或者没有及时相互沟通的错误。

　　国会6月4日开始举行闭门听证会，调查情报机构是否忽略了也许能够预防这次恐怖攻击的有关线索。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两党委员组成的这个调查小组希望查明的是：在“9·11”事件之前“谁知道什么”和“各单位采取了什么行动”。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不断传出恐怖分子有可能发动新袭击的消息。这些关于恐怖袭击的警报大都笼统含糊，没有确切时间、确切地点、恐怖分子会采取的确切方式。结果，恐怖没有发生，却造成人心不稳，社会动荡。这主要是因为，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再承担知情不报的责任，而对情报不管真假，都快速上报。这些假情报表明，在整个美国情报界都存有重收集、轻分析的倾向，在情报收集过程中又存在重科技、轻人力的现象。联邦调查局收集和递交情报的过程就是情报收集部门把用科技和人力手段获取的大量信息交给分析部门，由后者对这些原始情报进行筛选、加工、整理，并以简明扼要的形式编写出来，每天呈送白宫，以便总统了解美国国家安全环境。而培养一个情报分析人员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仅掌握分析对象相关知识就需要多年培训，再加上日益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应用到情报收集领域，分析工作往往被忽略，包括各种推测性的评估工作。但通过高科技手段获得的信息即使再精确，如果没有或缺乏高质量的情报分析，也不能成为有价值的情报产品，因为人的动机无法用技术手段测定。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夕，国防情报局已得到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在伊科边境集结的清晰图片，但萨达姆的行动仍然让人震惊，因为这些图片不能自动告诉你诸如“这意味着什么？萨达姆的动机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仍然需要进行情报分析。在科技高度发达、信息获取手段不断增多的今天，情报界获取信息的数量及方便程度是过去所无法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情报分析工作，才能从众多的信息中分辨和提取有价值的情报。联邦调查局正因为忽略了情报分析才会眼睁睁地看着“9·11”袭击的发生。

　　一切都是为了反恐

　　“9·11”事件后，情报界充分认识到情报分享的重要性，除加强国际合作外，各机构之间以及各个机构内部都广泛开展了情报分享活动。但是国会和公众在“9·11”事件后对情报界提出了严厉批评，公众普遍存在对情报界不信任危机，因为在目前的不安全气氛中，人们谈论的只是通过改革，提高情报界打击恐怖主义的效率，而对情报机构改革后安全保障却不信任。联邦调查局不得不进一步完善职能，健全组织机构。

　　面对舆论的批评，司法部长艾许克洛夫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立即商议了改组方案。他们将联邦调查局的目标和任务重新定义，把反恐怖活动列为联邦调查局今后的工作重心；通过人员调整和改进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以加强情报分析技能，集中更多力量防范恐怖活动，提高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的能力。

　　为避免今后再次出现类似“9·11”事件前发生的“情报共享失误”等尴尬，联邦调查局决定加强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改组方案决定，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成立一个情报办公室，由中央情报局（CIA）直接派人员管理；同时要求中央情报局抽调一个专家组来协助调查局进行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

　　面对恐怖分子使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联邦调查局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新了内部的电脑系统，还专门成立一个反网络犯罪部门。

　　此外，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增设了4个局长助理职位，分别负责犯罪调查、反恐怖主义、反间谍、执法和行政等四方面的事务；同时在联邦调查局反恐怖主义部门增设了14个新单位，专门负责恐怖主义、科技、世界文化、语言及情报收集工作，它们将配合新成立的美国联合恐怖主义专案小组进行情报的分析工作，且拥有彻底的调查权。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部门也将设立间谍组，负责监视对美国进行侦察活动的外国间谍。拥有7000名职员的联邦调查局将把其中的600人从刑事调查部门调到反恐怖部门，并计划将招收的900名分析师、计算机专家、语言学家等新职员全部投入反恐工作。

　　联邦调查局还公布了重新确定的10大工作重点：保护美国免遭恐怖袭击；保护美国不受外国情报和间谍活动危害；保护美国免遭网络袭击，防止高科技犯罪；在各级公职人员中反腐败；打击跨国或全国性犯罪组织；保护公民权利；打击重要暴力犯罪活动；打击主要的白领犯罪；向美国国内各级执法部门和国际伙伴提供相关支持；提高科技水平，确保联邦调查局的使命得以完成。 联邦调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