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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Two 杜鲁门

　　——不买FBI的账

　　因为担心联邦调查局的权势日益膨胀，继任总统后，杜鲁门立即着手对之进行了整肃，这让胡佛局长忧心如焚。当然，杜鲁门很快就认识到了联邦调查局对他巩固权力基础的作用，他对联邦调查局越来越器重。度过了来自总统的信任危机的胡佛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立功的机会，在杜鲁门领导的反共抗战中，联邦调查局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

　　“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

　　1945年4月12日，在任总统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镇，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

　　接任总统之职的是哈里·杜鲁门。

　　这位副总统一朝之内麻雀变成凤凰。

　　许多人都认为杜鲁门是个幸运儿。不过，从他的经历和才能看，他与前几任总统相比并不逊色太多。

　　杜鲁门身材不高，一张好看的脸，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父亲是密苏里州的一个马贩子，他自己当过银行职员、农场主、炮兵上尉、杂货商、县督学、参议员。他刚到华盛顿时谨言慎行，但在主持参议院战争调查委员会时，既为国家节省了15亿美元，又获得了办事公正的名声，从而积累了足够的威信，并成为罗斯福1944年大选时选择的伙伴。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取陆军部长史汀生就原子弹研制工作所做的报告，而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参与联合国组建、完成大战胜利庆典活动后，他便着手对权势日益膨胀的联邦调查局进行整肃。

　　杜鲁门总统是政坛上一位极其活跃的政治家。

　　1945年5月12日，欧洲战事刚刚结束4天，杜鲁门总统就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正在向这个方向蜕变。他们的职责本应是对付犯罪分子，但现在他们热衷的却是搜集名人丑闻并以此为把柄进行讹诈。他们对地方执法官员的藐视已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我们需要的是合作。”

　　联邦调查局特工一向以供职于一个清廉公正的机构自居，他们的局长在司法界还博得了果敢坚毅的“罗伯斯庇尔”的雅号。如今，关于联邦调查局是“盖世太保”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新任总统也作如是评价，局长胡佛不能不忧心如焚。

　　压力之下，胡佛陷入了苦思冥想。

　　只有先求得生存才有扩大权力的可能，局长决定竭尽所能巴结总统。

　　胡佛在联邦调查局里物色了一位与杜鲁门相熟的人作为他与白宫联系的联络官，此人是杜鲁门的密苏里州同乡、幼时玩伴的儿子马里恩·齐恩斯，齐恩斯小的时候曾见过杜鲁门。这一次，尽管齐恩斯本人并不愿意担当这种角色，但他要在联邦调查局里继续供职，就不能不听从局长大人的吩咐。于是，他到白宫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代表胡佛局长向新任总统表示了忠心：“胡佛先生希望您能知道，他和联邦调查局完全服从您的支配，随时听从您的召唤。”

　　新近才掌握大权的杜鲁门这时还没有领略到联邦调查局在对付政敌中的巨大作用，于是冷冷地顶了回去：“如果我真的需要联邦调查局做什么的话，我自会通过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的。”

　　杜鲁门逐步熟悉了当总统的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诀窍后，对联邦调查局的能量有了新的认识。在担任总统之后不久，他就了解到罗斯福在世时通过胡佛进行电话窃听，从而掌握政敌活动情报的内幕。这时，他看到了从罗斯福阵营中游离出来的投机政客汤姆·科科伦的电话窃听材料，当时他脱口而出：“这是干什么嘛！不要再这样搞了。告诉胡佛，我可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不过，当他耐心看完这份材料后，这个外表朴实、内心敏锐的杜鲁门，对联邦调查局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由于是从副总统之职填补空缺而担任的总统，杜鲁门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因此他通过联邦调查局对政敌和反对者进行秘密调查的动因更加迫切。于是，联邦调查局不仅安全度过了来自总统的信任危机，而且日益得到杜鲁门的器重。

　　除了电话窃听之外，联邦调查局还向杜鲁门送去大量的政治情报，比如说哪家报纸准备对有关政策提出批评，哪些官员涉嫌政治和生活丑闻等等。不过，令胡佛颇为不快的是，杜鲁门一直避免与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司法部长来下达指示，这与罗斯福时代胡佛甚至可以左右他名义上的上司——司法部长的人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央情报局横空出世

　　杜鲁门上台后，发现情报机构杂乱无章，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互相矛盾，经过与军方协商，准备制定一个能使陆海军都能接受又不超出总统控制的情报机构计划，即建立一个使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均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央情报机构。经过各方的激烈争吵，直到1946年1月，才基本上达成了妥协意见。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也建立了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系内阁下设的一个专业局不同，中央情报局是总统直属机构，它既不归军方领导，也不属于国务院，而是对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国防动员署署长等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

　　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联邦调查局仅负责反情报和国内安全工作，而国外情报则全部由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不像后者那样拥有发出传票和实施逮捕的权力，但它作为一支类似于黑章鱼的“秘密力量”，也拥有一些特殊权力。

　　联邦调查局把美国对外活动的领导大权据为己有的梦想破灭了，甚至大战期间在拉丁美洲取得的地盘，也拱手送给了中央情报局。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伦敦、巴黎、罗马、墨西哥、渥太华等地的联络站仍然保留着，但也仅限于联络作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中央情报局的横空出世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在向中央情报局移交海外情报活动档案时，他烧掉了一些重要材料，而且拒绝向中央情报局讲述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情报手段。

　　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总统外表朴实，内心敏锐。但许多人看来，他骨子里仍是一个小城镇的人，他的一位朋友曾说：“对他而言，当总统只是一个开端，他真正的抱负应该是密苏里州州长。”

　　彻底根除“共产主义”

　　杜鲁门的外表给人以猥琐的印象。在大战结束后的动荡时期，尽管他能够领导和控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但从骨子里来说，他依然是一个小城镇的人。一个政敌讥讽道：“他当总统，却把宾夕法尼亚大街变成了‘大街’（指美国作家新克莱·刘易斯1920年所写的小说《大街》，讽刺了一些出身于小城镇的实利主义者）。”他的一个朋友也指出：“对他而言，当总统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他真正的抱负应当是密苏里州州长。”为了打消国人的成见，他急于证明自己的判断能力，证明自己即使不是卓越不凡，却也并非懦弱无能。起初，他留任了罗斯福宠信的一些顾问，但不久就把其中企图迫使他执行既往政策的人全部撤换了，其中包括贝尔纳斯、华莱士，还有骄横自负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在远东、欧洲，都走上了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抗战的路线。

　　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的盟友关系彻底破裂，美国共产党及所属的工会首先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共产党人和一些工会活动遭到排挤和诽谤，一种猜疑、恐惧、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政治舞台上。

　　联邦调查局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立功的机会，局长胡佛于1946年10月在“美国军团”代表大会上发出了信号。他宣称，共产党人已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国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共产党人在竭力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所办的《工人日报》做出了回击：“胡佛追随纳粹党人的榜样来反对共产党人。他企图给一切支持进步思想的人、一切和平与民主人士都扣上‘共产党代理人’的帽子。”而国会却对胡佛给予了褒扬。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1946年11月27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我们应该考虑这个事实：在最近10年中，共产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在美国发展起来了。我们最近两年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根除共产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取揭发、解释、追查的手段。第一种和第二种手段包括在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职能内，而追查手段是联邦调查局的职能。”

　　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被传到国会进行询问，联邦调查局则对这些人都设立了个人档案，其中不乏用恐吓和欺骗手段制造出来的“黑材料”。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51年3月30日的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透露，每2.9万个美国人中便安置有一名编制内的告密者，此外还有大批特工未计算在内。被控以“非美主义”罪名的组织和个人，就是依据这些伪证遭受迫害的。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又颁布了审查国家公职人员“忠诚”与否的第9835号行政令，旨在对250万名以上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专门的政治可靠性审查，以把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从中清除出去。为此，国会专门拨出了1800万美元的经费。

　　根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证据”，至1947年年底，已有数百个社会民主团体被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美苏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争取公民权利大会”、“保卫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全国委员会”、“美国争取希腊民主化联合委员会”、“援助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全国争取宪法自由联合会”等。

　　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所进行的歇斯底里的打击活动，使美国共产党的人数从1946年的7万人剧降至1948年的3万人。 联邦调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