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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所有这一切都是久远以前的事了。

　　阿比·毕姆当时住在葛兰西官邸，而且连他自己好像都不敢相信阿比·毕姆居然真的当上了纽约市市长。阿里正处于事业巅峰，而尼克队的布莱德里和迪柏谢则都还有一年左右的合约要履行。那时我还没开始戒酒，当然——喝酒当时对我来说正处于仅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蜜月期。

　　我已经离开我的妻子小孩，我赛奥西特的家，以及纽约市警局。我住在西五十七街的旅馆，一如现在，而且大半的饮酒活动都在附近的阿姆斯特朗酒吧进行。比利是晚间的酒保。一名叫丹尼斯的菲律宾男孩几乎天天都站在吧台后头。

　　而汤米·蒂拉瑞则是其中一名常客。

　　他块头挺大，约莫六英尺二，胸膛厚实，肚腩也挺饱满。他很少穿西装露面，不过一定会穿上外套打上领带，通常是海军蓝或者酒红色的运动外套搭配灰色法兰绒长裤，天暖时配的则是白色休闲裤。他声音洪亮，从圆滚滚的胸膛轰隆出来；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上，噘起的嘴巴透出一抹天真，眼眶周围的肌肉写着世故。他约莫四十八九岁，喝起顶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毫不节制。我记得是皇家芝华士，不过也许是黑牌尊尼获加也不一定。不管酒名叫什么，他的脸已经显出证据：颧骨留下一片片永久的潮红，鼻梁横过一条条碎裂的微血管。

　　我们是酒友。每回撞见时虽然不一定讲话，至少我们一定会点个头摆个手承认对方的存在。他会讲一箩筐的方言笑话，而且讲的还不只是普通的好，而我也会呵呵大笑表示我听懂了。偶尔心情好时我会追忆起警界生涯，而当我的故事好笑的时候，他笑得也绝对不比别人少。

　　有时他是单独露脸，有时则有男性友人作陪。约莫三分之一的时间，他身边都伴随着一名叫作凯若琳的金发女郎，身材娇小曲线玲珑。“来自加罗林的凯若琳”是他偶尔引介她时的介绍词，而她讲话也的确带着些微南方口音——不胜酒力之时，听来更浓。

　　然后某天早上，我买来《纽约日报》，读到一则新闻说布鲁克林湾脊区殖民路的一家民宅遭人抢劫。抢匪拿刀戳死当时在家的唯一一人，玛格丽特·蒂拉瑞。她的丈夫汤米·蒂拉瑞是业务员，当时并不在家。

　　我一直不知道汤米是业务员，或者他已经成家。他的无名指的确戴了个金戒指，不过显而易见他的对象并不是加罗林来的凯若琳，而这会儿看来他已成了鳏夫。模糊间我为他感到遗憾，模糊间我为我从没听过的那个妻子感到遗憾，不过一切仅此而已。那时我喝的酒够多，任何情绪都不至于造成太大冲击。

　　然后，两三个晚上之后，我走进阿姆斯特朗，一眼便看到了凯若琳。看来不像是在等他，或者等任何人，感觉上也不像是才刚闲荡进来。她独自一人坐在吧台椅上，捧着酒杯在喝某种暗色液体。

　　我找了个离她几张椅子的地方坐下来，点了两杯双份波本，喝了一杯，然后把另一杯倒进比利帮我端来的黑咖啡。我正啜着咖啡时，一个带着皮德蒙高原柔美口音的声音在说：“我忘了你的名字。”

　　我抬起头来。

　　“我们应该见过，”她说，“不过我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马修。”我说，“你讲得没错，汤米引介过我们。你是凯若琳。”

　　“凯若琳·曲珊。你见到他没？”

　　“汤米吗？事发过后还没见到。”

　　“我也没有。你们——全都去了葬礼吗？”

　　“没有。什么时候举行的？”

　　“今天下午。我也没去——那里。你为何不坐到我旁边呢，免得我讲那么大声。拜托？”

　　她在喝一种甜甜的杏仁酒，外加冰块。尝起来像甜点，不过力道不亚于威士忌。

　　“他叫我不要去，”她说，“葬礼。他说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她擎起酒杯瞪进里头。我从来搞不懂大家是打算在里边看到什么，虽然这种动作我也曾做过不知多少次。

　　“尊重，”她说，“天知道他知道什么叫尊重？我还不就是一大伙同事里的一个么。我们都在唐纳希公司上班。大家看我们还不就是朋友吗？而且我们的确也一直只是朋友，你知道。”

　　“你说了算。”

　　“噢，老天，”她说，“我倒也不是说我没跟他搞过，看在老天份上。我的意思是，我们只不过是混在一起玩闹享乐而已。他结婚了，而且每天晚上都回家找妈妈，我也无所谓。因为但凡脑袋正常的人，都不会想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里看到汤米·蒂拉瑞对吧？该死的，我这是在洒酒还是在喝酒啊？”

　　我们都同意，她的饮酒速度稍嫌快了点。纽约尽是这种甜酒垃圾。她声称，跟她从小喝到大的波本实在不能相提并论。波本是她贴心的老朋友。

　　我跟她说我也是波本迷，她听了颇感欣慰。友谊的滋生还有比这更薄弱的原因，而我们的原因则促成我俩双双步出阿姆斯特朗，走到此街的另一家酒馆共饮五分之一瓶的独家波本——她的选择——然后漫步四条街抵达她的寓所。我记得看到了刻意外露的砖墙、裹着稻草的瓶子里插的蜡烛，还有几张比利时国家航空的旅游海报。

　　我们做了孤男寡女独处一室时会做的事。我们灌下好些独家波本然后上床。她发出不少热情的声响，并且展示出不止几招的娴熟技巧，然后她哭了一会儿。

　　之后没多久，她便倒头睡去。我也累了，但还是穿上衣服把自己送回家去。因为有哪个脑袋正常的人会想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里看到马修·斯卡德呢？

　　其后几天，每回我走进阿姆斯特朗时，都想着会不会跟她不期而遇，而每一次没见到她我都是放心多于失望。我也没碰到汤米，这点带给我的也是放心而绝非失望。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拿起《日报》，读到警方在夕阳公园逮捕了两名该为蒂拉瑞抢劫案负责的南美小孩。报纸登了张常见款式的照片——两名瘦巴巴的毛头小子头发乱蓬蓬，其中一个想躲开相机，另一个则臭着脸露出不屑神态；两个人都给上了手铐，押在一名肩膀宽阔脸色凝重身穿西装的爱尔兰男子旁边。你不需要阅读旁边小心翼翼的说明就可以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当天下午两三点时，我到阿姆斯特朗买了个汉堡搭配啤酒。吧台后头的电话响起来，丹尼斯放下他手上擦着的玻璃杯拿起话筒。“没多久前还在，”他说，“我瞧瞧他走了没。”他遮着话筒，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你人还在吗？”他问，“还是在我一个不留神的时候跑掉了？”

　　“谁在问？”

　　“汤米·蒂拉瑞。”

　　你永远无法知道女人会决定告诉男人什么，或者男人听了以后会怎么反应。我不想知道。不过从电话上听到答案总比当面来得好。我点点头，从丹尼斯手上接过电话。

　　我说：“马修·斯卡德，汤米。看到你老婆的新闻真是遗憾。”

　　“谢谢，马修。天哪，感觉好像是一年以前的事啰。其实才多久啊，一个礼拜吧？”

　　“至少他们逮住了作案的狗杂种。”

　　一阵停顿。然后他说：“老天。你还没看报纸吧，啊？”

　　“我就是在报上看到消息啊。两名南美小孩。”

　　“说来你还没看到今天下午的《邮报》啰？”

　　“没有。怎么，发生什么啦？结果发现他们是清白的吗？”

　　“那两个臭毛头吗？清白？呸，他们跟时代广场地铁站的男厕一样又清又白呢。警察搜了他们的窝，发现到处都是我家的东西。珠宝我已经讲了细目，音响我也提供了序列号码，所有的东西都在。甚至还有绣上了首字母的东西等等。妈的他们还真是该死的清白呢，拜托。”

　　“然后呢？”

　　“他们承认犯下抢劫案，可是命案不认。”

　　“常见的事，汤米。”

　　“让我讲完好吧？抢劫案他们承认，不过照他们的说法，是有人指使的。据他们说呢，是我雇了他们抢我自己。他们可以保留到手的所有东西，而我呢则会把值钱物品全摊出来给他们拿，这一来我就可以谎报更多失物领到一大票赔偿。”

　　“失物总共值多少钱？”

　　“妈的，我不知道。从他们公寓翻出来的东西比我当初报案时列举的要多至少两倍呢。有一些东西是我填了表以后才搞丢的，有些是警察找到以后我才知道不见了。谁会马上发现所有搞丢的物品啊——至少我没有，何况，佩姬走了我脑子还没回过神来。你懂我意思吧？”

　　“听起来根本不像诈领保险嘛。”

　　“对啊，当然不是。妈的怎么可能？我手头就那么一张一般家庭的保险单。搞丢的东西只会理赔三分之一的价钱。依他们的说法，他们上门时家里没人。佩姬不在。”

　　“意思是？”

　　“他们说我在陷害他们。他们闯上门来把所有的东西拖走，然后我跟佩姬回到家，往她身上戳了七八刀，之类的，最后把她丢在那儿不管，让人以为是抢匪干的。”

　　“抢匪怎么证明是你戳死你老婆的？”

　　“他们没办法啊。这两个家伙只能一口撇清，说什么那天上门时她不在，还说是我雇他们抢自己。剩下的全是警察瞎掰的。”

　　“警察怎么对付你，押你上警局吗？”

　　“没有。他们到我家来，一大早的我都不知道几点。我这才知道毛头小子给逮了，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们想让我背黑锅。警察说是只想跟我谈谈，起先我还是有问必答，接着我开始听出弦外之音，知道警察想一股脑全栽到我身上。所以我就说没有律师在场我一个字都不讲，然后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卡普伦。他早餐才吃一半，什么都顾不上就赶到了我家，而且他也要我别开口。”

　　“所以警察没要你做笔录或者带你上警局？”

　　“没有。”

　　“你的话他们信吗？”

　　“怎么可能。我也没讲出个什么，因为卡普伦要我闭嘴。他们没把我带走是因为他们还没个案子可办，不过卡普伦说他们会想办法弄出个案子来的。他们还说不许我出城逍遥去，你说好笑不好笑？我老婆死了， 《邮报》上的头条写着：‘调查抢／命案死者的老公。’你说妈的我还能怎样？难不成还跑到蒙大拿去钓该死的鳟鱼不成？‘不许出城逍遥去。’你如果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垃圾，肯定会说现实中哪有人这样讲话。搞不好他们就是从电视学的。”

　　我等着他告诉我他找我干吗。我没等多久。

　　“我打电话呢，”他说，“是因为卡普伦想雇个侦探。他说也许这两个家伙会在自家附近乱讲话，搞不好还跟朋友吹过牛，也许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他们是真凶。他说警察不会朝那个方向办，因为这会儿他们可是忙着要把黑锅盖到我头上。”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合法身份，说我没执照也不写报告。

　　“这无所谓，”他坚持道，“我跟卡普伦说，我想找个信得过的人，找个肯帮我出力的。其实他们根本兜不出个案子来办我，马修，不过这事儿拖得越久，于我就越加不利。我想赶紧澄清，我希望报纸登出消息，说全是那些个南美混混干的，跟我八竿子关系也打不着。你开个合理的价钱吧，我直接给你，如果你不爱支票的话，我就付现。你说怎么样？”

　　他想找个信得过的人。加罗林来的凯若琳难道没告诉他说我有多可信么？

　　结果我是怎么说的？我说可以。

　　我在杜·卡普伦位于法院路的办公室里跟汤米·蒂拉瑞和他的律师碰头，此处离布鲁克林的市政厅只有几条街。隔壁是一家黎巴嫩餐厅，转角是一家专卖中东进口商品的杂货铺，那旁边则是一家古董店，橡木家具和黄铜台灯以及床架都堆到店门口了。卡普伦的办公室装潢着镶木墙板，摆设着皮椅以及橡木档案柜。他的名字还有其他两名合伙人的名字都以古雅的黑色烫金字母漆在毛玻璃门上。卡普伦一身流行的保守打扮，穿了套三件式条纹西装，剪裁比我的要高档。汤米穿着他酒红色的外套以及灰色法兰绒长裤和便鞋。他蓝色眼睛的眼角以及嘴巴周遭透出压力。他的气色有点灰败。

　　“我们只是想要求你呢，”卡普伦说，“找到他们裤袋里的钥匙——海利拉和克鲁兹的——然后循线追踪到宾州火车站的置物柜，把锁打开，那个柜子里有把一英尺长的刀子，上头沾了他们的指纹和血。”

　　“有这么严重吗？”

　　他笑起来。“找到的话也无伤啊。唬你的啦，我们还没那么惨。警方只不过拿到两个拉丁小子前言不对后语的说辞，他们打从断了柳橙汁以后就麻烦惹个不停。不过警方手上确实有他们觉得能把汤米定罪的动机。”

　　“是什么？”

　　我边问边看着汤米，他别开了眼睛。卡普伦说：“婚外情、股票大赔，外加极度可疑的金钱动机。玛格丽特·蒂拉瑞七八个月以前继承到约莫二十五万的遗产。有个姑妈留了一百多万美金由四个人均分。警察根本没有注意他有多爱他老婆，何况又有多少老公不会乱搞呢？大伙都是怎么说的？——九个偷腥一个撒谎是吧？”

　　“蛮大的几率嘛。”

　　“其中一名杀手，安吉尔·海利拉，今年三四月在蒂拉瑞家打了点零工。春季大扫除。他从地下室和阁楼拖出一堆垃圾，做了不少苦工。照海利拉的说法，汤米就是透过这层关系找他打劫的。依常识判断，该说是海利拉和他的同伙克鲁兹就是透过这层关系知道了地形，以及屋里有什么、该怎么进去。”

　　“要抓汤米的小辫子看来是不容易。”

　　“没错，”卡普伦说，“问题是，如果真为了这个走上法庭，就算赢了官司也是输掉了下半辈子，众人都会记得你曾经因为被控杀妻上过法庭，就算无罪开释也没用啦。

　　“更何况，”他说，“天知道陪审团会往哪个方向判断。汤米的不在场证明说，抢劫案当时他和一名女子在一起，是个同事。光明正大得没话讲。不过天知道他们打算怎么想。有时候呢他们会打定主意不接受，会认定是女友帮着撒谎，甚至干脆一口咬定他是混账，竟然老婆被杀的时候还在外头胡搞。”

　　“你再这么讲下去，”汤米接口道，“我自个儿都要觉得有罪了，瞧你说得活灵活现的。”

　　“何况他本来就很难得到陪审团同情。汤米是个帅气的大个儿，打扮入时在酒馆里肯定人见人爱，可是跑到法庭就要人人喊打了是吧。他是股票业务员，讲起电话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这就表示所有听过内线消息亏了几百块的，或者因为电话推销买了杂志的阿猫阿狗都会杀气腾腾地走进法庭找他算账。跟你说吧，妈的我们根本不想进法庭。法庭上我铁定会赢，这我清楚，再不济也可以赢得上诉吧，可谁想要这样啊？这个案子连个头都不该起，在他们往陪审团面前投递诉状以前我就要斩草除根把问题彻底解决。”

　　“所以你是希望我能——”

　　“尽量搜集信息啊，马修。找到所有可以让海利拉和克鲁兹信用扫地的证据。我不知道是否有东西可找，不过你当过警察现在又是私探，你总可以带着你的职业素养上街四处打听吧。”

　　我点点头。这我做得到。“可我不懂，”我说，“找个会说西班牙语的侦探不是方便多了吗？要我上他们的小店买罐啤酒我还可以，问题是我的西语段数离流利还远得很。”

　　卡普伦摇摇头。“建立私人关系可比只值一文的‘Me llamo Matteo Y como esta usted’（西语：我名叫马堤欧，你好吗）要值钱多多啦。”

　　“就是嘛，”汤米·蒂拉瑞说，“马修，我知道靠你准没错。”

　　我想跟他说靠我呢，我靠。我不知道自己能查出什么一般警察办案程序查不出来的东西。不过以我戴过多年警徽的资历，当然知道有人想把钱送上门的时候绝对不可推辞。收受款项我很自在。这人继承了二十五万美金，再加上他老婆保的不知多少险。如果他想四处散财，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收？

　　所以我就去到日落公园，在街上晃晃，到酒馆再晃晃。日落公园位于布鲁克林，就在该区的西沿，湾脊区之上，绿林公墓的西北。这些时日以来，这一带有许多棕石建筑一栋栋冒出来，很多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士都在改装老房子，把这儿弄得很有气质。然而多年前这段故事发生之时，这些年轻新贵可还没有发现日落公园。当时这个地段混居了拉丁美洲人以及斯堪地那维亚人，前者大半来自波多黎各，后者大多来自挪威；人口重心逐渐由欧洲倒向岛国人民，肤色由白转黑——而这个过程，在那之前已经进行了许多个世代，变化的脚步极其缓慢。

　　我跟海利拉的房东、克鲁兹的前任雇主以及他最近的女友之一聊了聊。我在酒吧和杂货铺的后头喝酒。我拜访当地警局，翻阅两名抢匪的犯案记录，和警察共饮咖啡，并且听闻到某些未曾列在档案里的故事。

　　我发现麦古利多·克鲁兹曾经在某个酒馆为了女人跟人打架，失手杀死对方。不过当时并没有人提出控诉。十几名目击者表示，是死者拿着破酒瓶追在克鲁兹后头跑。看来克鲁兹当时八成带了刀，但是好几名目击者都一口咬定，是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丢给他的，因此也没有足够证据以携带武器的罪名起诉他，更别说告他谋杀了。

　　我得知海利拉的三个小孩都和母亲住在波多黎各。他虽然离婚了，但却不愿娶现任女友，因为他觉得在上帝眼中他和前妻仍是连理。有钱的时候他会汇款过去。

　　我也听说了其他事情。当时觉得都是鸡毛蒜皮，如今也已完全淡出记忆，不过听时我做了记录，而且每隔个一两天我都会把我的收获报告给卡普伦。我说的话他好像都听得兴致勃勃。

　　收工睡觉以前，我绝无例外一定会先上阿姆斯特朗报到。有个晚上她在那里，凯若琳·曲珊，这回喝的是波本，脸庞因为长久累积的痛苦变得僵硬。她眨了一两次眼才认出我来。然后眼泪开始在她的眼角成形，她扬起了手背抹去眼泪。

　　我等她招手以后才走向她。她拍拍旁边的凳子，于是我便溜身而上。我点了波本加咖啡，并且请她喝了续杯。她已经醉得可以，不过你永远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拒绝下一杯。

　　她谈到汤米。他对她很好，她说。打电话啊，送花的。不过他不肯见她，因为这样看起来不妥——对一个新任鳏夫来说，对一个公开被控杀妻的男人来说。

　　“他送的花没附卡片，”她说，“他用公共电话打给我。这个婊子养的。”

　　比利把我叫到一旁。“我不想请她出去，”他说，“这么个好女人，气色却烂成那样。总之我觉得她是非走不可。你会送她回家吧？”

　　我说我会。

　　我把她带出那里，一辆出租车过来节省了我们一段路程。到了她家，我从她皮包里拿出钥匙打开锁。她往沙发一倒，四仰八叉半坐半躺了下来。我去上了个洗手间，等我回来时，她已经闭上了眼睛轻声打着呼噜。

　　我帮她褪下外套、鞋子，把她抱上床，为她拉松了衣服然后盖上毯子。如此这般搞得我累垮了。我在沙发坐了一下，几乎也要睡着。我猛力甩个头醒来，然后起身离去。

　　第二天我回到日落公园。我得知克鲁兹年轻时便爱惹是生非，他常跟邻家一帮小子呼啸前往城里，到格林威治村漫步游荡，搜找男同性恋痛揍一顿。他对同性恋极端恐惧，起因也许就是如常理所说的，害怕内心某个部分的自己。他必须借由惩罚他们以压住心里的恐慌。

　　“他还是不喜欢他们。”一个女人告诉我。她一头光亮的黑发眼珠子浑浊，她喝的朗姆酒和橙子汁都是我付的钱。“他长得挺好，你知道，所以他们都会黏上他，可他不喜欢。”

　　我把这项信息列入记录——连同其他几项同样惊天动地的讯息。我在第十大道的铁板餐厅请自己吃了块牛排，然后到阿姆斯特朗酒吧结束一天。我喝得并不卖力，只是啜着波本咖啡让时间缓缓流逝。

　　有两次，有人打电话找我。一次是汤米·蒂拉瑞，告诉我他实在太感激我为他所做的一切。依我看来，我除了拿他的钱以外什么也没干，不过他好说歹说总算说服了我，他完全是靠着我的忠心与无价的帮助才能活下去。

　　第二通电话来自凯若琳。更多的赞美。我是个绅士，她跟我保证，而且从里到外可圈可点。还拜托我忘了她跟我讲的汤米的坏话。他们已经重修旧好。

　　第二天我放了自己一天假。我想我是去看了场电影， 《骗中骗》吧好像，保罗·纽曼和罗伯特·雷德福以行骗的方式达到复仇的目的。

　　再过一天，我又到布鲁克林旅游去了。再下一天，我一早便买了《日报》。头条的标题语焉不详，类似某某嫌犯于牢中上吊自杀，不过翻到第三版细看内容之前我就猜到应该是我的案子。

　　麦古利多·克鲁兹把他的衣服撕成布片串扎成一长条，他把铁床架侧翻爬上去，再将他自制的绳子系到头顶的水管上，最后从侧立的床架上一跃而下，跳进了另一个世界。

　　当晚六点的电视新闻报道了故事其余的部分。安吉尔·海利拉得知朋友死亡以后，也撤销了他开始的说法，承认蒂拉瑞家的抢劫案是他和克鲁兹自行策划执行的。蒂拉瑞太太在他们犯案当时回家，所以被克鲁兹乱刀戳死。他拿了把厨房菜刀动手，海利拉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麦古利多脾气向来急躁，海利拉说，不过他们是朋友，也是表兄弟，所以两人便合编了个故事保护麦古利多。如今他死了，海利拉终于可以公开真相。

　　当晚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这点颇为寻常。我打定了主意要喝醉，只是原因不明——这一点虽不寻常，但也偶有发生。那段时日我经常喝醉，不过我其实很少有意把自己灌醉。我只是想让自己舒坦一些，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喝着喝着我就会变得烂醉如泥。

　　我并没有特意喝得太凶太快，不过我是朝着那个方向迈进，直到时钟约莫走到十或十一点时，门打开来；我在转身之前，就知道来者是谁。汤米·蒂拉瑞，打扮时髦，顶着个刚做的发型，打从他老婆遇害以后这是头一回跑到吉米的店。

　　“瞧谁来啦！”他大声嚷嚷，咧嘴露出了他的那种笑。大伙七手八脚跑去跟他握手。当时比利站在吧台后面，他刚倒了杯酒要请我们的英雄喝，汤米马上坚持要请在场所有人士都喝一杯。这个提议耗资颇为可观——现场起码有三四十个人——不过我看就算挤了三四百人，他大概也不在乎吧。

　　我待在原地，让其他人蜂拥向他，不过他却排开众人朝我走来，然后一手搂住我的肩膀。“英雄在这儿呢，”他宣布道，“最他妈棒的一个劳苦功高的侦探。这人的钱，”他告诉比利，“今晚绝对不能收。他一杯酒也不许买；一杯咖啡钱也不许付；如果你们打从我上次来了以后径自装了付费厕所的话，他也不许动用他自己的那枚硬币。”

　　“厕所还是免费的，”比利说，“不过可别提醒老板。”

　　“呸，他早就在动这个歪脑筋了吧，”汤米说，“马修老弟啊，我爱你。我原本如同瓮中之鳖窝在家里不敢出门，然后你就排除万难三下两下全部搞定。”

　　妈的我做了什么啊？我既没有吊死麦古利多·克鲁兹，也没有诱骗安吉尔·海利拉来个真情告白。我连这两个人的面都没有见过呢。不过他正在买酒招待大伙，而我又嘴痒痒的想喝，所以我又何苦争辩呢？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里待了多久。奇怪的是，汤米喝酒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我的速度却是逐渐减慢。我注意到凯若琳不在现场，而且她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心想，不知她会不会推门进来——毕竟，这个店离她家很近，而且她也有习惯独自过来饮酒。我心想，不知她进门的话场面会是如何。

　　想来，当时我脑子里应该转着许多事情，所以才会一边饮酒一边踩着刹车。我不希望记忆出现缺口，不希望脑子里跑出灰色地带。

　　不久之后，汤米催着我离开阿姆斯特朗酒吧。“这会儿是庆祝时间，”他告诉我，“咱们可不想在这儿待到脚底生根吧。咱们得出去活动一下。”

　　他开了车来，而我则跟着他随处乱逛，并没有注意我们具体到了哪里。我们去了东区一家嘈杂的希腊酒馆，那儿的服务生个个看来都像是黑帮打手。我们又去了几家时髦的单身酒吧。最后我们来到东村某处，置身于一方阴暗的啤酒窟。

　　这里很安静，挺适合讲话，于是我便问起我到底是立下了什么汗马功劳。有个人自杀，而另一个翻供，这两件事倒是于我有什么联系。

　　“是你提供的料。”他说。

　　“什么料？我又没有送上什么指甲头发的供你下蛊害人。”

　　“关于克鲁兹和同性恋的事。”

　　“他搞不好会因为杀人给判死罪。他可不是因为年少轻狂的时候尽找同志麻烦怕他们报复才上吊的吧。”

　　汤米啜口威士忌。他说：“几天前，有个大块头黑鬼用餐时跑到克鲁兹跟前。‘等你关到绿色避风港的时候可就有得瞧啦，’他告诉他，‘那儿所有的汉子都想找你当女友喔。等你放出去以后啊，医生叔叔还得帮你切个全新的屁股来用才成呢。’”

　　我没接话。

　　“卡普伦，”他说，“他跟某人讲了，那人又再传话给人，如此这般一切就都搞定啦。克鲁兹仔细想了想，以后只要一进澡堂，牢里就有半数的黑鬼要从后头上他，所以没两下子那个杀人的小混混就吊在空中舞着脚啰。死得好哇。”

　　我好像没办法呼吸了。汤米走到吧台再点一轮酒的时候，我力图恢复呼吸。我眼前的酒都还没碰，不过我还是让他点去。

　　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海利拉。”

　　“翻供啦。从头到尾全招了。”

　　“而且把责任都推给克鲁兹。”

　　“何乐而不为呢？克鲁兹又不会在旁边跳脚。天知道是哪个干的啊，谁又在乎呢？重点是，你提供了一个跳板。”

　　“给克鲁兹，”我说，“跳到另一个世界。”

　　“也给了海利拉，还有他在山图市的小孩。杜跟海利拉的律师谈过，海利拉的律师又跟海利拉谈过，口信是说：‘瞧，这会儿你因为抢劫案给关起来，搞不好还会判你杀人呢；不过如果你讲对了故事，服刑时间肯定缩短，而且更妙的是，好心的蒂拉瑞先生还打算不计前嫌，每个月都寄一张肥肥的支票给你在波多黎各老家的老婆和小孩呢。’”

　　吧台边，两名老翁正在重温路易史默林的拳击大赛——而且是第二次，这次路易可是狠狠教训了先前赢过他的德国冠军。老翁之一在空中比画了好些个圆弧，以示范侧勾拳。

　　我说：“是谁杀了你老婆？”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果要我赌的话，我会说是克鲁兹。他的眼睛发出凶光；如果凑近了看的话，你会知道他就是凶手。”

　　“你什么时候凑近了看他？”

　　“大扫除那次啊，他们清理了我的房子、地下室和阁楼。可不是他们跑去扫荡那回喔，那是第二次。”

　　他笑起来，不过我继续盯着他，直到那抹笑容没了自信。“帮忙打扫的是海利拉，”我说，“你从没见过克鲁兹。”

　　“克鲁兹也跟了去打杂。”

　　“这你没提过。”

　　“噢，当然有，马修。而且这样那样现在又有区别吗？”

　　“是谁杀了她，汤米？”

　　“嗐，别问啦好吧？”

　　“回答我的问题。”

　　“我答过了。”

　　“人是你杀的，对吧？”

　　“你这是干吗，疯了啊？克鲁兹杀了她，海利拉也已经招供，这还不够吗？”

　　“告诉我你没杀她。”

　　“我没杀她。”

　　“再讲一次。”

　　“妈的我没杀她嘛。你是怎么啦？”

　　“我不信。”

　　“噢，天哪。”他说。他阖上眼睛，把头埋进手里。他叹口气抬脸说道：“你知道，我有个毛病。电话上呢，我是天底下最最棒的推销员。我发誓我可以把沙子卖给阿拉伯人，在冬天卖冰块也没问题，可面对面的话我就没辙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呢？”

　　“不知道。以前我老以为是我的脸我的眼睛跟嘴巴泄了底；不知道。讲电话很简单。我跟个陌生人聊天，我不知道他是谁长啥样，而且他也没在看我，所以简单之至。面对面，尤其跟熟人，那就是两码子事了。”他看着我，“如果这事咱们电话上讲的话，你准定全部买账。”

　　“有可能。”

　　“妈的一定。你一字一句全会听进去。也罢，就算我跟你说是我杀了她好啦，马修，可你什么都没法证明啊。事情是这样的，家里遭抢以后我跟她一起走进客厅，里头乱得像发生了地震，我们大吵一架脾气爆了所以才会出事。”

　　“是你设计的抢劫案。整件事都是你策划的，就跟克鲁兹和海利拉当初指控的一样。可这会儿你却撇得一干二净。”

　　“而且你还帮了我一把——这点可别忘啰。”

　　“我不会。”

　　“反正我不会被抓去坐牢的，马修。根本不可能。法庭上我肯定赢，那么做只是要避免上法庭。听好了，这会儿咱们是黄汤下肚信口开河，明天不就全忘光了吗，啊？我没杀她，你没指控我，咱们还是哥俩儿，没事的啦。对吧？”

　　想要失忆的时候偏却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一切都历历在目，可我却希望自己全都忘了。他杀掉自己老婆却可以脱罪。而且是靠我帮忙。我拿了他的钱，代价是教了他如何设计让这个人自杀，又让另一个做假证。

　　但我又能怎么办呢？

　　我束手无策。我就算跟警方说破了嘴，汤米和他的律师都会一口否认，而我手头上却又只有空口无凭最最薄弱的证据——在我的客户和我自己都灌了满肚子黄汤之后他跟我讲的话。接下来几天我左思右想，追索可以翻案的方法，但是一无所获。也许我可以吸引哪个记者注意，也许可以借此登个让汤米吹胡子瞪眼的报道，但我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又会带来什么好处？

　　我愤恨难平。不过我只消喝个两杯就好，这就可以平衡不少。

　　安吉尔·海利拉承认结伙抢劫，布鲁克林检察长于是撤销了谋杀的指控作为回报。他被押到州立监狱服五到十年的刑期。

　　然后某天半夜，我接到一通电话。我已经睡了几个钟头，不过电话吵醒了我，于是我摸着找去。花了一分钟我才认出另一头的声音。

　　是凯若琳·曲珊。

　　“我非打给你不可，”她说，“因为你是波本人，是个绅士。打给你是因为我欠你一份情。”

　　“怎么了？”

　　“他把我甩了，”她说，“而且还让公司炒我鱿鱼，免得天天都要在办公室看到我。这会儿他不需要我帮他掩饰，他就一脚把我踢开，而且你知道吧，这一切他还是通过电话讲的。”

　　“凯若琳——”

　　“我全写在遗书里了，”她说，“我留了遗书。”

　　“听我说，先还别动手，”我说，我已经下了床，摸着找衣服，“我马上过去。我们得谈谈。”

　　“你挡不了我的，马修。”

　　“我不会挡着你。我们先谈谈，然后你爱怎样都行。”

　　电话在我耳边喀嚓挂断。

　　我唰唰穿好衣服冲到她家，希望她是服药，希望死亡的过程不是那么快速。我打破楼下那扇门的一小片玻璃闯进大楼，然后拿了张老旧的信用卡拨开她弹簧锁的闩子。

　　房间满是火药味。她躺在上回我看到她时她瘫倒的那张沙发上。手枪在她手里，手臂软软地垂在一旁，她的太阳穴穿了个黑边的洞。

　　确实有一份遗书。一瓶空了的独家波本立在咖啡桌上，旁边是一只空玻璃杯。她的笔迹和遗书上阴郁的字句透出酒意。

　　我读着遗书。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不算久，然后我便从开放式厨房拿了条小毛巾，把瓶子和杯子都擦干净。我另外又拿了个同系列的杯子，洗净擦干，一起放在水槽的滤水板上。

　　我把遗书塞进口袋。我把枪从她的指间拔开，照惯例检查有无脉搏，然后拿了个沙发垫包住手枪用以消音。我往她的胸膛发了一发子弹，然后往她嘴里再打一发。

　　我把手枪丢进口袋，然后离开。

　　他们在汤米·蒂拉瑞的家里找到了那把枪，就塞在客厅沙发的椅垫中间，里外都没有指纹。弹道测试完全符合。我朝着她胸膛的软组织开枪是因为子弹撞上骨头有可能绽成碎片。那是我多打几颗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要排除自杀的可能。

　　故事上报以后，我拿起话筒打给杜·卡普伦。“真搞不懂，”我说，“他都已经洗清罪嫌了，妈的干吗还要杀掉女孩？”

　　“你自个儿问去吧。”卡普伦说。他听来不甚快乐。“依我说，这人疯了。天地良心，原本我还真是不知道。我原想说，搞不好他杀了他老婆，搞不好没有，审判他可不是我的工作。但我没想到这人是个杀人狂。”

　　“警方确定是他杀了女孩吗？”

　　“毋庸置疑。手枪是有力的证据。等于捧着把冒烟的枪给人逮个正着嘛，那枪就在汤米的沙发里。白痴一个。”

　　“奇怪他怎么没丢掉。”

　　“也许还准备对付别人吧。疯子的脑袋不可理喻。脱不了关系啦，枪是证据，而且还有人通报——有个男的报警说他听到枪声，说是有人跑出她家，连长相都交代啦——准是汤米没错。说他穿了那件红色外套，妈的跟派拉蒙的带位员一样俗气。”

　　“想必很难帮他开脱了吧。”

　　“嗐，他得找别人求救啰，”卡普伦说，“我跟他说了这回我没法使力。总而言之，我跟他已经是一刀两断没得谈啦。”

　　前几天我读到安吉尔·海利拉出狱的消息，所以回想起了这段往事。他十年的刑期全部服满，因为这人不管在监狱里外都是不折不扣的惹祸大王。

　　汤米·蒂拉瑞的杀人罪才服了两年三个月就被人拿自制小刀宰了。当时我还心想，或许是海利拉为了报仇找人干的，真相我永远不会知道。也许是支票不再寄到山图市于是海利拉心生不悦，又或许是汤米跟人讲错了话——面对面，而不在电话上。

　　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重蹈覆辙了。我已经不再喝酒，想要扮演上帝的冲动好像也跟着酒精一起蒸发掉了。

　　然而很多事情都有了改变。比利在那之后不久离开阿姆斯特朗，也离开了纽约。新近听说他戒了酒，住在索沙利朵制造手工蜡烛。前不久我在下城第五大道一家书店撞见丹尼斯，里头尽是瑜珈、灵修以及全人式医疗的孤本书。阿姆斯特朗酒吧预定下个月底就要关门，租约正等着新客户上门，想来不消三两下，这家陈年酒吧就要变成另一家韩国鲜果市场了吧。

　　偶尔我仍然会为凯若琳·曲珊以及麦古利多·克鲁兹点上一支蜡烛。并没有常常。只是偶尔为之。 犯罪小说之王：铁血神探马修·斯卡德（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