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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导读

　　本文最初刊登于《现代人》杂志1848年第2期。

　　这篇小说跟《猎人笔记》中歌颂劳动人们淳朴善良和勤劳智慧的形象不同，主要刻画了行将没落的地主阶级中的纨绔子弟形象，辛辣讽刺了贵族地主阶层的日趋没落和生活的堕落腐化。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是贵族地主的代表，跟其他女地主一样，拥有庄园，过着舒适的生活。她全部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侄儿的身上，尽自己的所能满足侄子物质上的各种需求，并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侄子在出外学画的几年，与塔佳娜通信的内容全是关于钱物的索要。受到外界腐化生活浸染的侄子回来后，一事无成，而纨绔子弟的习气却潜滋暗长，成为庄园里的寄生虫和“多余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状却缺少行动，只能白白虚度一生）。

　　屠格涅夫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带着对俄罗斯的挚爱，对家乡草木的眷恋，以敏锐的笔触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俄罗斯大地，注视着地主贵族们在腐朽的生活方式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没落，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亲爱的读者，让我牵着您的手，一同乘车出游去吧。

　　天气晴明。五月的天空显出柔和的蔚蓝色；爆竹柳的平滑的嫩叶闪闪发光，仿佛洗刷过似的；宽阔而平坦的大路上长满着绵羊最爱啃食的红茎小草；左右两边，在平坦的小丘的长长的斜坡上，青葱的黑麦轻轻地荡漾着；小块的浓云投射下淡淡的影子来，在它上面移动。远处是一片片黑蒙蒙的树林，一些亮闪闪的池塘和几个黄澄澄的村庄；无数的云雀飞升起来，唱着歌，俯冲下来，伸长了颈子，矗立在土堆上；白嘴鸦停在路上，向您望着，身子紧贴在地面上，等您的车子开过去了，就跳了两下，笨重地飞向一旁；溪谷那边的山上，有一个农人在那里耕地；一匹短尾巴的鬃毛蓬松的花斑小马鼓着不稳健的脚，跟在母亲后面走，可以听见它的尖细的嘶声。

　　我们的车子开进了一个白桦树林里，浓烈而新鲜的气息愉快地压迫着呼吸。村庄的栅门到了。马车夫走下车来，马打着响鼻，副马扭回头来望望，辕马甩着尾巴，把头靠在轭上，栅门轧轧地开了。马车夫坐上车。走吧！我们的眼前就是村庄了。

　　大约经过了五个院落，我们就向右转弯，开到一片洼地里，又驶上堤坝。在小小的池塘的那边，在苹果树和丁香树的圆形的树梢后面，望得见一个板屋顶，上面有两个烟囱，这屋顶以前曾经是红色的。马车夫沿着围墙向左驶，在三只很老的长毛狗的尖锐而嘶哑的吠声中，驶进了敞开的大门，威风地在广大的院子里兜一个圈子。经过马厩和库屋旁边，他向一个横着身子跨过高门槛走进贮藏室的敞开的门里去的管家婆婆漂亮地行一个礼，终于在一间壁面晦暗而窗子明亮的小屋的台阶面前停了车。我们来到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了。瞧，她已经亲自开了通风窗，在那里向我们点头了。伯母，您好啊！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是一位年约五十岁的女人，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突出着，鼻子扁扁的，面颊红润，有二重下巴。她的脸上表示着和蔼和亲切。她曾经结过婚，但是不久就寡居了。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妇人。她住在自己的小领地里，从来不出门，很少和邻居往来，只是喜欢招待青年人。她出身于很穷的地主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这就是说不会讲法国话，她连莫斯科也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不管这一切缺憾，她为人却很质朴善良，感情和思想很大方，很少沾染小地产的地主太太所常有的那些病痛，这的确是不得不令人惊异的——老实说，一个女人终年住在乡村里，住在穷乡僻壤，不搬嘴弄舌，不怨长怨短，不行屈膝礼，不凄凄惶惶，不紧张，不由于好奇心而战栗，这真是奇迹！

　　她通常穿着灰色的塔夫绸连衫裙，头上戴着挂雪青带子的白色便帽。她喜欢吃吃东西，但是不过度。蜜饯、干果、腌菜，都叫女管家去做。您会问，她一天到晚做些什么事呢？看书吗？不，她不看书，老实说，书不是为她刊印的。如果没有客人，我的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冬天就坐在窗子底下织袜子，夏天就到花园里去，种种花，浇浇水，和小猫一连逗玩几小时，喂喂鸽子。

　　家事她很少管。但是如果有客人——她所喜欢的邻近的青年人——到她家里，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就兴致勃勃了。她请他坐，请他喝茶，听他讲话，对他笑，有时拍拍他的面庞，但是她自己不大讲话。有人遭到灾难，遇到不幸，她就安慰他们，给他们善意的忠告。有不少人把自己家庭的内幕、心中的隐情信任地向她诉说，伏在她手里哭泣！她常常和客人对面坐着，轻轻地支着胳膊肘，十分同情地望着他的眼睛，亲切地微笑，使得客人不由地想：“您是多么可爱的女子，塔佳娜·鲍利索夫娜！让我把我心里的话讲给您听吧。”在她家的精小而安适的房间里，使人感到舒服和温暖。她家里的天气常常是晴朗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是一位可惊的女人，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感到惊异：她的健全的思想、坚强的性格和大方的态度、对别人的不幸和欢喜的热烈同情，总而言之，她的一切美德，仿佛是她生来就有的，她获得这些，不费任何劳力和辛苦。对于她不可能有别种看法，所以根本不需感谢她。她特别喜欢看青年人玩耍和淘气。她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仰着头，眯住眼睛，微笑着坐在那里，忽然叹一口气，说：“啊，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人们往往很想走近她去，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您听我说，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您不知道您自己的价值，您无论怎样简朴而没有学问，您却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只要说起她的名字，就使人感到稔熟可亲，人们都喜欢称道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可以引起人们亲切的微笑。

　　例如，我曾经好几次叩问途遇的农人，譬如说：“老兄，到格拉乔甫卡去怎样走法？”

　　“先生，您先到符亚左伏叶，从那里到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那里，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那里的人都会告诉你的。”提到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名字时，这农人就意味深长地点头。

　　她用的仆人不多，适应于她的身份。住宅、洗衣房、贮藏室和厨房，她都交给曾经当过她的保姆的女管家阿格菲亚去照料，这是一个软心肠的、好哭的、没有牙齿的老妇人。脸庞像安东诺夫苹果一般结实而泛红的两个强壮的姑娘，受着她的使唤。担任侍仆、听差长和餐室管理人的职务的，是一个七十岁的男仆宝利卡尔钵。这人非常古怪，博学多识，是一个退职的小提琴手、维俄提的崇拜者，拿破仑——或者像他所说：波那巴底希卡——的私人仇敌、夜莺的热烈爱好者。他房间里常常喂着五六只夜莺。早春的时候，他一连好几天坐在鸟笼旁边，等候第一声“莺啼”，等着了，就双手遮住脸，呻吟起来：“唉，可怜，可怜！”接着就痛哭流涕。

　　宝利卡尔钵身边有一个助手，就是他的孙子，名叫华西亚，是一个十二岁模样的男孩子，长着一头鬈发，一双眼睛十分灵活。宝利卡尔钵非常钟爱他，一天到晚和他缠个不休。他又管他的教育。

　　“华西亚，”他说，“你说一声：波那巴底希卡是强盗。”

　　“说了给我什么呢，公公？”

　　“给你什么？什么也不给你。你是哪儿人？你不是俄罗斯人吗？”

　　“我是安姆钦人，公公，我是生在安姆钦斯克的。”

　　“啊，傻子！安姆钦斯克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怎么知道？”

　　“安姆钦斯克在俄罗斯，傻子。”

　　“在俄罗斯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已经故世的斯摩棱斯克郡王米海洛·伊拉利奥诺维·果列尼雪夫-库图佐夫得到上帝的帮助，把波那巴底希卡从俄罗斯国境里赶了出去。关于这件事还编了一首歌：‘波那巴特不能跳舞了，他的吊袜带丢了，’懂吗，郡王救了你的祖国。”

　　“这关我什么事？”

　　“嘿，你这傻孩子，傻瓜！如果米海洛·伊拉利奥诺维奇郡王不把波那巴底希卡赶出去，现在就会有一个麦歇拿棍子来打你的脑袋。他会走到你跟前，说：‘贡芒·芙·波尔推-芙？（你好吗？）’就扑扑地打你。”

　　“可是我用拳头打他的肚子。”

　　“他会对你说：‘蓬茹，蓬茹，维内·伊西。（你好，你好，到这儿来。）’就抓住你的头发，抓住你的头发。”

　　“我就打他的腿，打他的腿，打他的长满疙瘩的腿。”

　　“这倒是真的，他们的腿都是长满疙瘩的。那么，他来绑你的手，你怎么办呢？”

　　“我不让他绑，我叫马车夫米海来帮我。”

　　“可是，华西亚，你和米海两个人对付不了这法国人，怎么办呢？”

　　“哪里会对付不了！米海气力可大呢！”

　　“那么，你们把他怎么样呢？”

　　“我们打他的背，打他的背。”

　　“那他就要喊巴尔东（饶恕）了：‘巴尔东，巴尔东，瑟芙泼莱！（请你饶恕我吧，饶恕我吧！）’”

　　我们就对他说：“不给你瑟芙泼莱，你这个法国佬！”

　　“华西亚是好汉！那么你喊一声：‘波那巴底希卡是强盗！’”

　　“可是你要给我吃糖！”

　　“好家伙！”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同女地主们不大往来：她们不喜欢到她这里来，她也不善于同她们周旋。她们絮絮不休地说起话来，她就打瞌睡，抖搂一下，努力睁开眼睛，却又打瞌睡了。一般说来，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是不喜欢女人的。她的朋友之中有一个性格温良的好青年，他有一个姐姐，是一个三十八岁半的老处女，心地善良，但是性子乖戾、矫情而热狂。她的弟弟常常把他的邻人塔佳娜的情形讲给她听。有一天早晨，这位老处女一句话也不说，就吩咐给她备马，骑了到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去。

　　她穿着一件长长的连衫裙，头上戴着一顶帽子，盖着绿色的面纱，披散了鬈发，走进前室里，在把她当作人鱼而吃惊的华西亚旁边经过，一直跑进了客堂里。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吓了一跳，想站起来，但是两腿发软。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客人用哀求的声音说起话来，“请原谅我的唐突。我是您的朋友阿列克塞·尼古拉叶维奇·克×××的姐姐，我从他那儿听到了许多关于您的情况，因此决心要来和您相识。”

　　“我很荣幸。”吃惊的女主人含糊地说。

　　客人把帽子脱下来丢在一旁，摇一摇鬈发，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旁边坐下了，握住了她的手。

　　“这就是她，”她用若有所思的神经质的声音开始说，“这就是那个善良、光明、高尚而神圣的人！这就是她，那个纯朴而又深刻的女人！我多么高兴！我多么高兴！我们一定会互相爱慕！我这才松了口气！我所想象的她正是这样，”她把眼睛盯住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眼睛，轻声地补说这最后一句，“您真的不生我的气吗，我的善人，我的好人？”

　　“说哪儿话，我很高兴，您要喝茶吗？”

　　客人谦逊地微笑一下。“Wie wahr，wie unreflectirt，”她轻声地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亲爱的，请让我拥抱您！”

　　老处女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那里一刻也不停嘴地坐了三个钟头。她努力向这位新相识者说明她自己的长处。这不速之客一走，可怜的女主人立刻去洗澡，喝了些椴树花茶，躺在床上了。但是第二天这老处女又来了，坐了四个钟头，临走的时候表示以后每天要来拜访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看样子，她是想要充分发展并培养这个她所谓天分那么丰富的人。

　　这样下去，塔佳娜势将被她折磨得疲惫不堪，幸而情况变更了：首先，过了大约两星期之后，她对于她弟弟的女朋友感到了“完全的”失望；其次，她爱上了一个过路的青年学生，她立刻同他勤勉而热情地通起信来。在她的信里，无非是祝福他神圣而美好的生活，表示愿意奉献“全身心”，只要求他称她为姐姐，还大写特写自然界，论及歌德、席勒、培堤那和德国哲学——终于使这可怜的青年陷入了悲观的失望。但是青春的力量占了上风：有一天早晨他醒来，对于他的“姐姐和好朋友”感到了非常激烈的憎恨，一时气愤，几乎打了他的侍仆。此后长时期内，他只要稍稍听到一点暗示着崇高纯洁的爱情的话，就恨之入骨。

　　从此以后，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比以前更加不愿意接近邻近的女人们了。呜呼！人世间尽是无常的。我讲给您听的关于我这位善良的女地主的日常生活，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支配着她家的清静，永远被破坏了。现在她家里住着一个侄儿，是从彼得堡来的美术家，已经住了一年多了。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

　　大约八年前，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住着一个父母双亡的年约十二岁的孤儿，是她的已故的哥哥的儿子，名叫安德柳霞。安德柳霞有一双明亮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小的嘴巴、端正的鼻子和漂亮的高高的前额。他说话时声音幽静悦耳，经常保持整洁，态度彬彬有礼，对客人亲切而殷勤，常常带着孤苦伶仃的情感吻姑母的手。往往你一来到，他就把椅子端给你了。他一点儿也不淘气，平时没有声音，坐在屋角里看书，那么谦恭而温顺，甚至不靠在椅背上。有客人进来了，安德柳霞就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微笑一下，脸红了；客人出去了，他又坐下，从衣袋里拿出一个有镜子的刷子来，梳理着自己的头发。

　　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只要得到了一小块纸，立刻就向女管家阿格菲亚要一把剪刀，仔细地把纸剪成正确的长方形，在四周画上一道边，然后开始工作：画一只瞳孔很大的眼睛，或者一个又高又直的鼻子，或者一间有烟囱喷出螺旋形烟气来的房子，画一只像长凳一样的“en face”的狗、停着两只鸽子的小树，然后题款：“安德烈·别洛夫左罗夫画，某年某月某日，于小勃勒基村。”

　　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命名日之前，他特别热心地工作了两个星期。到那一天，他第一个出来祝贺，并且呈上一个束着粉红色带子的手卷。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吻了侄儿的额角，解开结来。手卷展开了，在观者的兴味津津的目光之下现出一所圆形的、大胆地涂着阴影的殿堂来。这殿堂有一排柱廊，中央有一个祭坛；祭坛上放着一颗燃烧似的心、一个花冠；在上面，在曲折的封带上，用工整的文字写着：侄儿献给敬爱的姑母和恩人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波格达诺娃，以表眷恋之诚。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又吻他，给他一个银卢布。然而她对他并不感到多大的眷恋，因为她不很喜欢安德柳霞的卑躬屈节的性情。后来安德柳霞渐渐长大，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开始担心起他的前程来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她摆脱了困难。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八年前，有一次，有一个六级文官和勋章获得者彼得·米海勒奇·别涅伏连斯基先生来访问她。别涅伏连斯基先生以前曾经在附近的县城里服务过，那时常常来访问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后来他迁移到彼得堡，进了内阁，获得了很重要的地位，他屡次因公出差，有一次他想起了他这位旧时的相识者，就带着“在幽静的乡村生活的怀抱里”休息两天以调剂公务的烦劳的企图顺便来到她家。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用她所例有的殷勤来招待他，于是别涅伏连斯基先生，但是在继续叙述之前，亲爱的读者，请让我先把这个新人物介绍给您。

　　别涅伏连斯基先生是一个胖胖的人，中等身材，态度温和，有短短的腿和圆肥的手。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十分整洁的燕尾服，戴着一个系得很高的阔领带，衬衫像雪一样白，绸背心上挂着一根金链条，食指上戴上一只宝石戒指，装着淡黄色的假发。他说话确切而温和，走路没有声音，愉快地微笑着，愉快地转动眼睛，愉快地把下巴埋在领带里——总之，是一个样子很愉快的人。天赋予他的心也很善良：他容易流泪，容易狂喜，加之对艺术燃烧着纯朴的热情——这是真正纯朴的热情，因为别涅伏连斯基先生在艺术上，如果说真话，实在是一窍不通的。说也奇怪：他这热情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于怎样神秘莫测的缘由而获得的？看来他是一个实际的、甚至平凡的人。不过在我们俄罗斯，这样的人多得很。

　　对美术和美术家的爱好，给这些人以一种说不出的呕腥的气味。和他们往来，同他们谈话，是一件苦事——他们真像涂蜜的木头人。例如，他们从来不把拉斐尔叫做拉斐尔，从来不把科累佐叫做科累佐，而总是说成“神圣的桑齐奥，无匹的德·阿莱格利斯”，而且说起来必定把O全都发ó的音。凡是不高明的、自傲的、狡狯的和没有才气的人，都被他们尊崇为天才。“意大利的碧空”，“南国的柠檬树”，“布伦塔河畔的芬芳之气”，是不离开他们的嘴的。“啊，华尼亚，华尼亚，”或者“啊，萨霞，萨霞，”他们互相含情地说，“我们应该到南国去，到南国去，我们的心灵都是希腊人的，古希腊人的！”

　　在展览会里某些俄罗斯画家的某些作品前面，可以观察到他们的样子。（必须指出：这些绅士大部分是热烈的爱国者。）他们有时退后两步，仰起了头，有时再走近画去，他们的眼睛上盖着一层油光。“啊，我的天哪，”最后他们慷慨激昂地说，“有灵魂，有灵魂！啊，心灵，心灵！啊，灵气充斥，灵气磅礴！构想多么出色！多么巧妙！”

　　可是他们自己客堂里的画怎么样呢！每天晚上到他们家里来喝茶、听他们讲话的是怎么样的美术家呢！他们呈献给这班美术家看的、自己房间里的透视图景是怎样的呢：右面有一把地板刷子，擦亮的地板上积着一堆垃圾，窗边桌子上有一个黄色的茶炊，主人穿着晨衣，戴着便帽，面颊上发出明亮的辉点。来访问他们的、热狂而轻蔑地微笑的、长头发的缪斯之徒，是怎样的人！面色发青的小姐在他们的钢琴旁边怎样尖声怪气地叫！又因为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一个人不能醉心于一种艺术，一切艺术都要染指。所以毫不足怪，这班爱美的绅士们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也大加赏识。《雅可勃·萨拿塞尔》就是为他们写的：千篇一律地描写的、世所不承认的天才对人类及全世界的斗争，使他们感动到心灵深处。

　　别涅伏连斯基先生来到后的第二天，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在喝茶的时候叫侄儿把他的图画拿出来给客人看。

　　“他会画画的？”别涅伏连斯基先生不免惊奇地说，怀着同情转向安德柳霞。

　　“可不是吗，他会画画的，”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回答，“他非常喜欢画画！自己画，没有老师的。”

　　“啊，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别涅伏连斯基先生接着说。

　　安德柳霞脸红了，微笑着把自己的画册递给客人。别涅伏连斯基先生装着内行的样子翻起画册来。

　　“画得好，小朋友，”最后他说，“画得好，画得很好。”于是他摸摸安德柳霞的头。安德柳霞赶忙吻了吻他的手。“您瞧，多么有天才！恭喜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恭喜您。”

　　“可是，彼得·米海勒奇，在这儿要替他请一个老师都请不到。从城里请来太贵。邻近的阿尔塔莫诺夫家里有一位画家，听说很高明，可是女主人不许他给别人教课。她说会损害自己的趣味的。”

　　“嗯，”别涅伏连斯基先生应了一声，沉思起来，蹙着眉头看看安德柳霞，“好，这件事我们再商量吧。”他突然这样说一句，搓搓自己的手。

　　就在这一天，他请求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和他单独谈话。他们两个人关起门谈了一会儿。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喊安德柳霞。安德柳霞进来了。别涅伏连斯基先生站在窗边，脸上微微泛红，两眼发光。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坐在屋角里擦眼泪。

　　“唉，安德柳霞，”终于她说起话来，“谢谢彼得·米海勒奇——他照顾你，带你到彼得堡去。”

　　安德柳霞呆若木鸡地站着。

　　“你坦白对我说吧，”别涅伏连斯基先生用充满威严和慷慨的声音开始说，“小朋友，你是不是希望做美术家，你是不是感觉到对于艺术的神圣的使命？”

　　“我希望做美术家，彼得·米海勒奇。”安德柳霞战战兢兢地回答。

　　“既然这样，那我很高兴。当然，”别涅伏连斯基先生继续说，“你离开你所尊敬的姑母，是一件痛苦的事。你对她一定怀着热烈的感谢。”

　　“我崇拜我的姑母。”安德柳霞打断了他的话，眨起眼睛来。

　　“当然，当然，这是极其明显的事，这是很可赞许的。但是，请想象，将来多么欢喜，你的成功。”

　　“拥抱我吧，安德柳霞。”善良的女地主低声含糊地说。安德柳霞扑过去抱住了她的脖子。“好，现在去谢谢你的恩人吧！”

　　安德柳霞便抱住了别涅伏连斯基先生的肚子，踮起脚尖，好容易够着了他的手，恩人虽然缩回手去，但并不急急地缩回去。他总得使这孩子高兴些，满足一下，同时自己也可以略微开开心。过了两天，别涅伏连斯基先生带着他的新门徒离开了。

　　安德柳霞在别后的最初三年中常常写信来，有时在信里附些图画。别涅伏连斯基先生有时也在信里添写几句话，大抵是赞扬的。后来信渐渐少起来，终于完全绝迹了。侄儿整整一年没有消息，塔佳娜·鲍利索夫娜不放心起来。忽然她收到了一封内容如下的短简：

　　亲爱的姑母！三天前，我的保护者彼得·米海洛维奇逝世了。残酷的中风夺去了我的最后的依靠。当然，我现在已经二十岁了，在七年间我获得了显著的进步，我确信自己的天才，可以靠它生活。我并不灰心，不过如果可能的话，还是请您即速汇给我二百五十卢布。吻您的手，恕不尽述。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把二百五十卢布汇给了侄儿。过了两个月他又来要求。她凑集了最后的钱，又汇了去。第二次汇出之后不到六个星期，他又作第三次要求，说什么要替捷尔捷列舍涅娃公爵夫人向他预定的一幅肖像画买颜料。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拒绝了。

　　“那么，”他写信给她说，“我想回到您的村子里来养病。”

　　在这一年的五月间，安德柳霞果真回到了小勃勒基村。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起初不认识他了。依照他的来信，她推想他是一个病弱而瘦削的人，但看见的却是一个肩膀宽阔、身体肥胖、面孔又阔又红、头发鬈曲而丰腴的小伙子。纤弱而苍白的安德柳霞变成了一个壮健的安德烈·伊凡诺夫·别洛夫左罗夫。他不但外观上改变而已，当年的拘谨的羞涩、小心和整洁，变成了粗拙的鲁莽、难堪的肮脏。他走路的时候向左右摇摆，投身在安乐椅上，偃卧在桌子上，懒洋洋地伸展着四肢，尽情地张大了嘴巴打呵欠。对待姑母和仆人们态度粗鲁。他说，我是艺术家，自由的哥萨克人！应该认识我们！他常常好几天不执笔，一旦所谓灵感勃发，他就苦闷地、笨拙地、絮聒地装腔作势，仿佛喝醉了似的，他双颊通红，眼光蒙胧，大谈自己的天才、自己的成就、自己如何发展、如何进步，而在事实上，平平常常的肖像画技能他也勉强具备。他完全不学无术，从来不看书，美术家何必看书呢？自然、自由、诗——这就是他的好尚。他常常摇动鬈发，像夜莺一般啭着，扑扑有声地抽着“茹可夫”烟！俄罗斯人的豪放性格是很好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而没有天才的次等波列查耶夫是令人难堪的。

　　我们这个安德烈·伊凡内奇长住在姑母家里，不花钱的面包显然是合他的口味的。他使得客人们苦闷得要命。他常常坐在钢琴前面（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也有一架钢琴），用一根手指摸索着弹出《勇敢的三套车》，配着和音，敲着键盘，一连几小时痛苦地哀号着伐拉莫夫的浪漫曲《孤松》或者《不，医生，不要来》，眼睛堆满着油脂，面颊像鼓一般发亮，或者突然吼出“平息下来吧，热情的波涛”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哆嗦了一下。

　　“真奇怪，”有一次她对我说，“现在作的歌曲都是那么颓丧的，我们那时候就不是这样的——悲哀的歌曲也有，可是听起来还是悦耳的。譬如：请君来到草原上，我在那里空伫候；请君来到草原上，我在那里泪常流，呜呼，当你来到草原上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亲爱的朋友。”塔佳娜·鲍利索夫娜调皮地微笑一下。

　　“我好苦——闷，我好苦——闷。”侄儿在隔壁房间里哀号着。

　　“你唱得够了，安德柳霞。”

　　“离别的时候，我的心发愁。”不肯安静的歌手继续唱着。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摇摇头。

　　“唉，这班艺术家真是！”

　　从那时候起已经有一年了。别洛夫左罗夫现在还住在姑母那里，常常在准备到彼得堡去。他在乡村里身体更胖了。姑母——谁料得到呢——溺爱他，附近的姑娘们迷恋着他。从前的许多朋友不再到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去了。

　　丰子恺 译 美冠纯美阅读书系·外国卷（共1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