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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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暗物质
DARK MATTERS
我的大学申请书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成为天体物理学博士。
我无法委婉地表达这个事实,可直到20世纪结束,人类还是没能了解占据宇宙90%的暗物质。所谓的“暗物质”既不发光,也不与任何普通(平常)物质发生任何形式的联系。我们无法确定暗物质的成分,虽然我们可以即刻感知到暗物质的引力。以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为例,银河系的外围地带不停地绕着中心旋转,如果没有暗物质引力的影响,其旋转速度会比现在慢10倍。普通物质和暗物质共存,不是同时存在于平行宇宙,而是彼此依存在同一个宇宙。它们能感受到彼此的引力,否则它们也不会感知到彼此的存在。
也许天体物理学家正处于新科学时代的黎明,就像1900年的物理学家一样。在那个年代,各种当时盛行的科学理论的细枝末节都开始不断闪现,最终完全呈现出来,打开了通往物理学新领域的大门。量子力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它在最小的尺度上准确地描述了自然现象。这些尺度包括分子、原子和粒子。获得诺贝尔奖的量子力学科学家也有十几人。
也许,如一些理论所说的,暗物质是各种陌生的亚原子粒子,但它也可能是我们从未设想过的物质。21世纪初,天体物理学上的这一暗物质难题可能会引起一场我们对重力和(或)物质认识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力度也许不输过去的科技改革。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将暗物质在宇宙中的存在,特别是普通物质和暗物质之间的共存关系拟人化,甚至人格化。1991年夏天,在参加一个国家物理学会的年会时,我又有了这种感觉。年会的举办地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附近。那年秋天,我就会到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全国各地的物理学家暂且离开了他们的学术研究领域、工业实验室、粒子加速器和政府设施,来一起参加这样的会议,分享最新的、还未发表的宇宙前沿成果。在预先安排的休会时间里,大家都聚在大酒店的公共厅里激烈地讨论着当天的成果展示。
参加物理学会议确实很让人欣慰。在这些地方,很多人都能给我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我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多领域的学术会都是如此。以职业物理学家的学术会议为例,与会的人都在学生时代成绩优异(在大学高年级学生中,获得拉丁文学位荣誉的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尤其多)。我们都解决过一样的物理作业难题,都读过一样的书,甚至描述物理现象所用的词汇都是一样的。我们也都会偶尔受到流行文化对我们知识能力的中伤。
年会的最后一天晚上,主办方安排了一场宴会。大家都放松了下来,谈话的内容也变成了与会议主题无关的个人琐事和其他事情。宴会临近尾声,我们邻桌的十几个人拿了未喝完的酒到了酒店楼顶的一间公共室里。我们谈论(争论)了一些普通人肯定会觉得奇怪和无意义的事情,像是为什么一听无糖可乐会在水里浮起来,而普通可乐则会沉下去。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虽然我确实隐约记得在长时间的派对结束后,饮料冷藏箱里的冰都化了,有些软饮料确实会浮起来,而有些则沉在箱底。
我们惋惜电视上和《星际迷航》系列电影里的传送机并不能在空间中完美地传送物体。和原物体相比,那些瞬间传送的物体显然有细微但却可测得的偏差。有趣的是,《星际迷航》的电影专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讨论的话题开始不断延伸开来:你被传送机从飞船到地球来回传送几次之后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你身体的哪部分会发生变化?你的基因会改变吗?你的原子结构呢?会不会有一天你从飞船上传送过来后没了鼻子?
我们还谈论了斯蒂芬·霍金的知名度。他因讲述宇宙状态和命运的书籍《时间简史》为大众熟知。有些人认为,作为一位科学家,他被大众和其他科学家过分高估了。我们都承认他很聪明,也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但又觉得他的伟大程度比不上20世纪的一些物理学家,而普通大众可能连这些物理学家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我们总结出了一些这样的物理学家的名字,包括玻尔、德布罗意、狄拉克、爱丁顿、费米、弗里德曼、伽莫夫、盖尔曼、海森堡和普朗克。我的一位同事是理论物理学家,他研究的一部分领域和霍金的相同。他还花了点时间列出了霍金理论的错误之处。没错,有些物理学家也很挑剔,喜欢说闲话。
这天晚上,大家纷纷按照自己的喜好谈天说地。享用了一顿美餐之后,学术会议即将圆满落幕,睿智又志同道合的友人酌饮着美酒畅谈至深夜。有这等美事,我还有何所求呢?
临近午夜的时候,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汽车事故上。一位学者谈到了他有次开车时被交警拦了下来。他当时开的是跑车,交警让他下车,从上到下给他搜了个遍,又彻底检查了车内和后备厢,开了张高额罚单才放行。交警拦下他是因为他的汽车时速超出了当地限定车速20英里。虽然我们尽力了,而后还简单地讨论了交警测速雷达枪的准确性,但我们还是很难同情他的遭遇。我们一致认为,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交警不可能准确地用雷达枪测出车速,除非他站在往来车辆的正中央。如果交警站在其他任何位置,测出来的车速肯定比实际车速慢。所以如果你被测出超速了,那就是真超速了。
我的这位同事还遇到过一些和规则有关的事,那是他后来讲的,不过他先讲的这件超速的事情在人群中起了连锁反应。大家开始一个接一个讲起自己被交警拦下罚款的经历。虽然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有刻意夸大的成分,但这些经历都不怎么暴力,也不危及生命。有位同仁还因为车速过慢被交警罚过款。一年秋天,他开车路过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时,为了欣赏当地的花丛而开车太慢了。另一位只因超速5英里就被罚了款。还有一位竟然因为晚上在大街上跑步而被拦下来盘问。
至于我,我也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一天夜里,我开车经过新泽西的一个地下通道,当时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交警拦下了我,说我换车道没有开信号灯。警官让我下车,又盘问了我10分钟。这期间巡逻车的车灯一直明晃晃地照着我的脸。盘问内容如下:这是你的车吗?是的。坐在副驾上的女人是谁?我太太。你从哪里开来的?我父母家。你要去哪里?回家。你的工作是什么?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你的后备厢里有什么?一个备用轮胎和一些油腻腻的垃圾。他继续说出让我停下的“真正理由”:我的车牌太新太亮了,和17年的古董福特车太不相配。他只是想确认我的车和牌照都不是偷来的。
我还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把家里的物理教科书运到新办公室的途中,我们被交警拦住了。警察在物理学系的大楼前拦住了车,责问我们在干什么。这事有点复杂,因为开车的是我的朋友(当时我还没考驾照),而她的车登记在她父亲名下。当时是半夜11:30。后备厢里满满的都是一箱箱的教科书,车盖都盖不住了。而我们正要把这些书搬进大楼里。我时常会想这副景象在警局的录像带里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又在酒店的公共室里聊了两个多小时关于警察的经历,之后才回了各自的房间。我们都是懂数学的人,自然都希望在这些故事里找到我们的“公分母”。我们开的都是不一样的车,有旧车,有新车,有普通的车也有高性能的进口车。有些在白天被交警拦下,有些则在晚上。我们的这些经历都是独立的事件,都和违反某些交通规则有关,毕竟在现代社会,我们违反了规则就要为全社会的安全做出一点点牺牲。总的看来,你会发现警察好像特别讨厌物理学家,因为这是我们唯一共有的特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事不是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有趣的情节不断重演。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很普遍。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获得博士学位(美国最高学位)的科学家为什么总被警察盯上?也许警察有别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肤色。我参加的正是第33届全国黑人物理学家协会的年会。我们被交警拦下不是因为DWI(酒驾),而是因为某些记录在册而我们不知道的原因:DWB(黑人驾车)、WWB(黑人散步),当然还有JBB(黑人)。
一年后,罗德尼·金被洛杉矶警方从车里拽了出来,他戴着手铐,被“电击”后脸朝下趴在大街上,又受到警棍的无情击打。有时候人们会忘记,后来洛杉矶中南区发生的严重暴乱不是因为警方打人这件事本身,而是因为法院判定施暴的警察无罪。围观居民用蹩脚的拍摄技术拍下了事件过程,现在这段录像已经广为人知。当时看到那段视频时,我很惊讶,不是因为看到罗德尼·金被打,而是惊讶终于有人知道要拍摄事故过程了。
全国黑人物理学家协会接下来的一场会议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县举办。当时正值洛杉矶暴乱时期。1992年5月1日,我受邀在午餐会上做主题演讲,谈一谈教育体系中物理学本科教育到博士教育的成功与失败。那天上午,洛杉矶爆发了暴力纵火事件,我看到相关的最新消息时,不禁有种恍惚的想法:占据新闻头条的是黑人暴乱,而不是黑人物理学家展示最新宇宙研究成果。对大多数新闻媒体来说,城市暴乱显然更值得报道,这一点我并不意外,我只是为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感到讶异。于是,我放弃了早先准备好的主题演讲稿,转而谈了10分钟全国黑人物理学家协会为美国白人对黑人看法的转变做出了无可比拟的重要贡献。
* * *
在哈佛上大二的那年春天,我专业课的成绩很好。我如饥似渴地修了很多物理和科学课,而且只要时间允许,我还选了很多其他必要的非理科课程。那一年,我也是校摔跤队的队员,属于190磅重量级,作为一位技术更好的大四队员的替补队员。一天训练完之后,我和这位学长一起走在体育馆外。他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每天要研究很多问题,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都差不多废寝忘食了。”他又问我的专业是什么。我告诉他我学的是物理学,对天体物理学特别感兴趣。他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我面前摆了摆手:“在美国,黑人不可能凭借自身才能在天体物理学上有什么建树。”
这句话比任何他在摔跤场上对我发起的攻击都有杀伤力。从没有人那么漫不经心、轻描淡写地质疑我一生的志向。
这位学长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一个月前他刚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罗德奖学金。毕业后,他将致力于研究创新性的经济方法来帮助城市贫民。虽然我在心里知道,我追求自己的志向是对的(管他“对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也知道他的话没有错。如果不能克服我自己心里的这个矛盾,我永远都会为追求探索宇宙奥秘而感到愧疚,这种感觉长期压抑在我心里。
大四毕业的那一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哈佛1600个毕业生中的131个黑人毕业生。《纽约时报》第一次公开了131位黑人毕业生中只有两位准备继续他们的学业,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人则被委派到了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当教师或从事其他行业。(另一位“继续学业”的黑人毕业生是我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老同学,他在哈佛读完四年后已经有了历史学的学士和硕士文凭。)这些数据让我在同时代的优秀人士中显得更加格格不入。
9年后,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取得了硕士文凭后,又留校了几年,然后去马里兰大学任教,最后在读博期间转校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顺利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时,我在办公室接到了福克斯新闻频道当地分部打来的电话。我当时已经成为天体物理学部大众和媒体咨询天空现象的非正式联系人,所以这样的来电对我来说很平常,只是这一通电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最新发射的太阳卫星检测到了一些太阳表面的爆炸,福克斯新闻方面想要了解太阳系会不会因此受到不良影响。我向他们保证人类不会受到威胁,于是他们邀请我接受事先录制的采访,将这个消息告诉当晚收看新闻报道的观众。我接受了邀请,他们就派车来接我。研究生学历的人一般不太懂时尚和打扮,但我是个例外。在专车到来之前,我飞速跑回家剃了个胡子,穿了件外套,又系了条领带。在电视台,我坐在舒适的座椅上接受了一位气象预报员的采访,身后的背景是一个装满书的书架,不过书都是被拦腰截断的假书。采访持续了两分钟,我在采访中说,太阳表面经常发生爆炸,太阳活动的周期是11年。在“太阳活动峰年”,其表面活动比平常更加剧烈。在这段时间里,大量带电亚原子粒子从太阳表面喷射出来飞向太空。飞向地球的粒子会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向南北两极倾斜。这些粒子与地球高层大气中的分子碰撞后会形成浮动的彩色光幕,主要在极地地区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极光。我告诉观众地球的大气层和磁场会保护我们不受这些粒子的伤害,大家也可以借此机会去北方地区观赏美丽的天空奇景。
我在下午3点录制了这段采访,它会在当晚6点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播出。于是,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我认识的人,又早早赶回家看电视。那天晚上,我吃晚饭的时候,节目播出了。我一边吃着土豆泥,一边有了一种把知识分享给大家的感觉。我在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众,但在电视机屏幕上,就成了晚间新闻邀请来的太阳活动研究专家,而这位专家又是个黑人。那一刻,电视节目50年的发展史在我的脑海里飘过,但我根本想不起任何一个黑人(既不是艺人也不是运动员)作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接受过电视台采访,而且采访内容跟他自己作为黑人没有任何关系。当然电视上出现过(也继续会出现)黑人专家,但他们都是为帮助城市贫民窟黑人寻求支持和资金的政客、提供精神指引的黑人牧师和神职人员、分析黑人犯罪和无家可归现象的社会学家、谈论城市最贫困地区的企业主管和报道黑人问题的记者。
9年来,我第一次不再为追求宇宙研究而感到惭愧。我这才确凿无疑地意识到黑人和白人之间实现良好关系的一大阻碍就是: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黑人这个群体没有白人聪明。这个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智商测试和其他像是SAT之类的考试中,白人的分数总比黑人的高。这个差异会影响学业发展、平权运动(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场所)和国际上对非洲的政策。
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社会上白人对黑人的轻蔑态度。如果你上的是公立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你就可以测试自己的智商,虽然我从没做过这种测试。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阅读相关书籍了解了所有相关信息,以及测试的方式。支持智商测试的人们称,智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这个数字用来表示你天生的智力和你在人生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数据显示,黑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低了整整一个标准差,而且普遍的观点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在实质上增加智商,所以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白人的智商天生就比黑人高,与教养、财富累积和出身无关。
既然人类只要通过训练就能熟能生巧地掌握很多技能,我时常会怀疑智商测试与每个人的前途和日常行为是否有关系。如果遗传的智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会不会成功,那么为什么有些白人孩子害怕去上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为什么升学总是伴随着焦虑和激烈的竞争?从托儿所到大学皆是如此。为什么有条件的人总要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大量金钱?这些现象都表明,大家一般认为的观点是错误的,能决定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智商,而是财富和对学校的选择。
人们更倾向于用“聪明”“天才”这样的词来形容科学家,而不是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所以“种族关系”这最根本的阻碍还未能被克服。不过这种阻碍的本质尚不明了。
人实现成功的动力多种多样。我父亲的高中体育老师曾把他从课上单独拎出来,说他的体型不适合参加径赛。我父亲的肌肉线条不像一般的跑步运动员那样精瘦,而老师需要的正是那样的运动员。我父亲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跑步运动员,出于对体育老师的不满,他继续训练,最终成了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世界级径赛明星,还在 600码跑步竞赛中获得了世界第5的好成绩。大学毕业后,我父亲继续去纽约先锋俱乐部跑步,那是个业余径赛组织,面向所有黑人、犹太人和被白人俱乐部拒绝的有色人种。俱乐部里有位我父亲一生的挚友。有一次,在一场比赛中,他在接近最后一个直道时跑在第一位,身后紧跟着第二位选手。这时,第二位运动员的教练突然大喊:“追上那个黑鬼!”在所有骂人的话中,“黑鬼”无疑是最低级的。我父亲的朋友也听到了,他在心里默念:“这个黑鬼你可追不上。”最终,我父亲以遥遥领先的成绩赢得了比赛。
与“追上那个黑鬼”类似的表达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术书籍中。这些书籍都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经典,里面的有些观点断定黑人是劣等种族。我最喜欢的一段来自英国社会生物学家及优生学运动的发起人弗朗西斯·高尔顿在1870年发表的论文《遗传天赋:对其原理和结果的调查》。他在“不同种族的比较价值”一章中写道:
黑人中有智力缺陷的人群数量非常多。我们可以从每一本提到美国黑奴的书籍中找到大量实例。我本人亲自去非洲时也深有体会。黑人在他们的日常琐事中所犯的错误是如此的幼稚、愚蠢、肤浅,同为人类,我时常为他们感到羞愧。
每当我需要勇气去克服社会上的压力,我就会再读一读这样的文章。像我父亲的那位朋友一样,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我浑身立刻充满了力量,前方的任何艰难险阻都算不了什么了。
既然杰西·欧文斯能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打破所谓的白人体能优势,赢得了4枚金牌,打破了4项世界田径比赛纪录,那么美国黑人也能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外),永远改变人们对黑人智力的偏见。谁知道那一刻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历程上,我也扮演着一个小小的角色。在过去的5年里,我已经接受了50次电视媒体的采访,他们向我咨询现代宇宙探索的方方面面——从太阳系的新发现到宇宙初期的理论。由于我提供的专业见解不是季节性或偶然性的,我婉拒了所有让我去“黑人历史月”的活动上演讲的邀请。快10年过去了,我终于打开了我的心结。我不能因为黑人受到歧视就放弃学天体物理学,如果我不追求我的志向,黑人群体会更加受到歧视。
* * *
从9岁开始,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博士。在终于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候,我决定要向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我也很荣幸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典礼上面向所有专业,从人类学到动物学的博士毕业生,做毕业演讲。
当院长请我做毕业演讲时,我实在想不出要说些什么。我可以谈谈我的研究,但观众会听不懂我讲的学术内容,就好像我也听不懂其他专业毕业生的学术演讲。我也可以讲讲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但你们可以在任何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听到这些老掉牙的内容。
在智利安第斯山脉之巅的观测经历给了我此次演讲的灵感。我在那里做了连续7天的夜间观测。那次旅行的目的是搜集关于银河系结构的数据。我们的观测地点在海拔7000英尺的托洛洛山美国洲际天文台,距离最近的城镇也有50千米。在那里,我几乎搜集了我论文的所有数据,也在遥远的时空中思考了自己走过的人生。
在纽约市公立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成为一名运动健将,特别是要跑得快。所有身边的人都激励了我,于是我赢得了同班同学特别是街头混混的尊重和佩服。
上初中的时候,我已经是“全街区最快”的扣球手了。扣篮的技巧在于你要用手掌扣住球然后跳得很高。1973年4月17日,我成了年级第一的扣球手。我当时就问自己:“扣篮就是如此了吗?”答案基本是肯定的。当然你也可以发明创造性的扣篮方法,像是扣篮时在半空中旋转360度,但即便这样,你的得分也只有两分。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我了解到光速是每秒186282英里,但即使是以这么快的速度,光也无法逃离黑洞表面。这个事实对我来说可比360度扣篮要惊人得多。很快,我就开始对科学感兴趣,尽我所能阅读大量的关于宇宙的书籍。我开始把成为科学家,特别是天体物理学家视为我未来的志向。这个梦想开始根植在我心里。
但我很快发现,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认可我的梦想,这让我很伤心。人们普遍认为黑人不该成为科学工作者。如果我成为一名运动员,就不会违背社会对我的期望,毕竟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黑人运动员活跃在奥运会和其他专业竞赛上,而成为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我不禁怀疑我最初会不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成为一名运动员,而不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的兄弟斯蒂芬如今是一位艺术家,他比我跑得还快,跳得还高。他也和我一样面对着来自社会的压力。
上高中的时候,我成了摔跤队的队长,大家都对此不抱任何疑义,但当我成为学校的年刊《物理科学杂志》的主编后,人们经常质疑我的能力。当我被哈佛大学录取时,总有人问我的SAT成绩和各科的平均分。有个在辅导员办公室工作的学生甚至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告诉他我的成绩,他就要翻出我的在校记录。
刚读研究生时,我还没转校到哥伦比亚大学,我很希望继续学习天体物理学。但在读研的第一天,我刚刚见到的一位老师就对我说“你一定要加入我们的篮球队”。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出于好意建议我从事其他行业。
“为什么不去卖电脑啊?”
“为什么不去当社区大学的老师啊?”
“为什么不离开天体物理学和学术界?你在工业上能赚到更多钱。”
他们从没有把我视为将来的同事,虽然后来其他研究生院的老师有了这个荣幸。
我好几次在上下班的路上被交警拦住问东问西;在百货商店购物的时候,保安总是跟着我;有人看到我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向他们走去,总要走到马路对面。从这些不平等的对待来看,我的人生之路不过就是这样:在社会的普遍观念里,我的体育才能是天生的;我是个潜在的抢劫犯或强奸犯;我在学术道路上肯定走不通;就算我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那也是别人的功劳。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这些鄙夷的态度斗争,这是一种情感上的税收,对我构成了一种智力上的阉割。1991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第七位黑人天体物理学家,而美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有4000人。从我的经历来看,黑人天体物理学家的数量还是让我惊讶,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不易。
我终于明白了:只有你自己弯下了腰,别人才能骑到你头上。那些没有杀死你的东西,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当我终于把学籍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我受到了天文学系的欢迎。在校期间,我得到了两次国家航空航天局给予的奖学金,发表了四篇研究性论文,参加了四次全国性的会议,出版了两本大众书籍,被《纽约时报》提及了三次,参加了两次电视节目,后又去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系参与非常受人尊敬的博士后研究。
当你的身边都是相信你的人、不受世俗短浅目光影响的人,或是给你打开机会之门而不是打击你的人,你就能发挥无限的潜能。
我的大学申请书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成为天体物理学博士。我从9岁起就怀揣了这个梦想。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了我博士毕业证书,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前方的道路依然险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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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去参加我妻子的姐妹在山顶的婚礼招待会。婚礼地点是华盛顿州的一个农场。参加的都是寻常的亲戚和一些街坊邻居。那天天气很好,没有风,黄昏的时候,有一架小小的爆米花喷撒机低低地飞向山坡,随后在人群聚集的草地上空撒下大量的爆米花,这是婚礼庆典之一。爆米花像风中的蒲公英种子一样缓缓地落向地面。我一边吃着落在草地上的(还有落在别人头上的)爆米花一边想:爆米花是直直地落到地面,还是落到飞机喷撒点稍前或稍后的位置?从飞行员的角度来看,爆米花当然是立刻就落到了喷撒点后面。但我的问题是,从地面上的角度来看,爆米花是如何下落的呢?
完全爆开的爆米花受到的空气阻力非常大,人们可能会觉得它们被抛下来之后瞬间就失去了飞机的速度,直直地落向地面。但是飞机的螺旋桨叶片可能会使空气向后施力,虽然飞机向前飞行,但爆米花还是会落到喷撒点稍后的位置。由于我思考了一会儿才得出了这个结论,于是我决定去考考一位在一边独自喝香槟的客人。我想他应该是当地大学的一位老师。听了我的问题后,他立刻就觉得我完全不懂科学原理,于是用一种好为人师的口气向我解释道,爆米花密度很小,从飞机上下落的时候,受到的空气阻力很大。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于是我的问题就变得更微妙了。我对他说:“我觉得爆米花落下时不可能不向后落,因为飞机的螺旋桨会把它推向后方。”
他捡起了一颗爆米花,然后松手让它落回地面,以此向我解释他的观点,好像把我当成了傻瓜。显然,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为人师的谈话对象。按照社交习惯,我一般不会主动向陌生人透露我的科研或教育背景,除非他们直接问我。他不知道我的背景,还以为我是不懂得感激的傻瓜,居然质疑他的这番爆米花理论。
我岳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他甚至参与过“二战”时期的核武器项目。在婚礼接待会中,当他终于能从拍照和其他婚礼事宜中脱身后,就踱步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碰巧听到了我们的对话,觉得需要来帮我一把,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尼尔,你还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天体物理学吗?”
这短短的一句话里蕴含了太多的信息,这位瞧不起人的朋友终于不再冒犯我了。他的语气立刻变得顺从而谦卑,甚至还向我请教起了科学问题,但他没有明确地为他的行为道歉。等婚礼招待会结束,我们成了朋友,他还向我问起了大爆炸宇宙学和寻找银河系新行星的最新理论。
每当那些不认识我的陌生人把我当成大傻瓜时,我都觉得很有趣。有时候,即便我已经说出了显然需要多年的学术研究和钻研才能说出的话,他们对我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有次我走进了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家高级酒品行,发现了一瓶波尔多红酒。这个产地和酿造方法的红酒我已经找了有些时间了。酒龄是17年,在好的酒品行里,这样的酒不足为奇。我正要拿起酒瓶赏鉴一番,对面的一个店员就大声冲我喊:“别碰!那瓶酒年份很老,价格很贵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酒品行的店主。我回答道:“不拿起来看一看,我怎么知道要不要买它?”他这才不情愿地允许我把酒瓶拿下货架看一看。我在白炽灯下透过酒瓶看酒的色泽。如果长期存放不当,红酒的深石榴色就会过早地变成琥珀色,而后又变成棕色。我告诉店主这酒变色的速度太快了,这种年份和酿造方法的波尔多酒不该这么快就变色,但他却说棕色是酒瓶上积灰的颜色,而不是酒的颜色。
我该怎么跟他说,他才能知道我真的懂品酒?又跟他驴唇不对马嘴地说了一会儿后,我才礼貌地离开了。回到家后,我给他写了封信,通过联邦快递隔日就能送到。我先提醒了他我们之前的见面,接着我原本应该饱含热情的信就成了以下这样的内容: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傻瓜,而你是一位品酒专家,但显然事实是相反的。你昨天的行为……证明你不是个诚信的酒商。也许你的其他客户不会察觉出什么异样,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多留意一下顾客的背景。
我又接着告诉他:
如果你不能克服自己的偏见,我只能要求你尊重我,不是因为我有丰富的品酒知识,只因为我是一个来你店里准备购买商品的顾客。
如果我换种身份,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利用白人对黑人的偏见赚一大笔钱。在一年中的某些时间,或一天中的某些时段,你可以在时代广场这样的纽约游客中心,或是炮台公园和联合广场这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合附近看到成排的棋桌。你只要押上20或40美元就能和摆摊的人赌一盘快速棋。几乎所有摆摊等待挑战的都是黑人或着装行为都非常街头的人,而路过的白人游客或商人则把这看作是一个在午休时间赚点外快的好机会。他们可能在高中或者大学因为优秀的棋艺受到欢迎,或者仅仅喜欢下棋,自认为不可能在这种需要智慧和敏捷思维的游戏中输给黑人,毕竟,如果跟黑人比扣篮,你肯定是没什么胜算的。不管怎样,人们常常轻率地猜测路人的智力肯定比棋手要高。
然而,我见过的每场棋局都是白人输。
又有一次,我在新泽西中心购物商场试鞋。因为买不到中意的鞋子,我就空着手离开了鞋店,但我身上还有一个其他商店的购物袋。我在商场出口过金属防盗器的时候,警报响了。保安拦住了我,(礼貌地)要求查看我的购物袋。与此同时,当我接受检查完毕离开商场的那一刻,一个白人女士正好趁其不备通过了金属防盗器。
真是个精彩的商场盗窃案,商场因为种族偏见活该蒙受了损失。
对黑人的偏见到底是从何时何地开始的?人们真的觉得所有黑人都是罪犯和天生智力低下(或仅仅是愚蠢)的人吗?不管他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都是因为反歧视运动和他们不配得到的机遇。有时候,白人学生因为有些学校给少数族群的学生特别留出了10%的录取名额而拒绝去报到,还起诉了这些学校。你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有些白人学生因为成绩太差,连90%的名额都争取不到。
我不知道正式或非正式的反歧视运动政策给我带来过什么好处。上学的时候,不管课程的难度系数怎样,我的成绩肯定都是名列前茅的。根据之前的记录,我七年级的平均成绩是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一所初中里最高的。列克星敦还是波士顿的一个富人区。我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初级数学教务考试中得了最高分。在SAT考试中,我的数学成绩达到了99个百分点。成年后,我又编著或与人合著了7本书籍。作为有色人种,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受到特殊对待,但我知道即使有人觉得我智力低下,我已有足够的底气把他们的这些质疑当作笑话,他们的偏见本来也就是笑话。
但我很清楚,有很多其他的黑人同胞不能像我一样经得起别人对他们智力和梦想的诋毁。有时候,我也会想:我这一路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凤凰联动文库:论文学涵养细节(套装共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