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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城

　　从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可以确知，在4500年前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的先民已经在聚居地的周围筑有城墙，分布于成都市郊各市县的多处宝墩文化时期古城的城墙遗址至今仍然清楚可寻。今天的成都市区作为古蜀王国的都邑应当是在3000年前的著名的金沙文化时期，可是在金沙遗址至今还未有城墙的遗迹发现。在文献记载上，成都市区正式作为古蜀国的都邑是在古蜀开明王九世，大约距今2500年，此时应当筑有城墙，可是其遗迹也一直未有发现（五代时人的记载中，李昊在《创筑羊马城记》中说开明时期成都是“树木栅”为墙，可能有一定根据）。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成都地区成为秦王朝的一个行政区域蜀郡。公元前310年，秦王朝的蜀郡守张若在秦并巴蜀的主要策划者与指挥者、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张仪的策划之下，主持修建了成都城墙（同时修建的还有郫邑与临邛），这就是文献上有明确记载的成都最早的城——龟城。遗憾的是，龟城的遗迹在考古发掘中至今仍然未能发现。

　　秦汉时代成都略图 李思纯1936年绘制 李德琬提供

　　在《搜神记》等著名的古代典籍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传说：秦统一巴蜀之后，张仪主持在成都筑城，可是城是修了几次，垮了几次，只好按照巫师的指点，按照一个神龟行走的路线修筑城墙，才得以修成，所以成都又叫“龟城”。这虽然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但是其中却包含了一定的历史真实。这就是说，由于古代成都地势低洼，筑城很难，正如古人所指出的“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七载唐·段全纬《城隍庙记》），所以在建城时只能“顺江山之形”（宋·赵抃《成都古今集记》）。也就是说，为了把城墙修起来，就不可能按我国传统的方方正正、正南正北的建筑规划进行修筑，而只能因地制宜，选择较好的地基来修。这样一来，成都城就成了一个不方不正、不南不北的形状，因为有点略像龟的形状，所以就得了这个“龟城”的别称。与成都称为“龟城”相似，山西马邑所以称为“马邑”，在《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晋《太康地记》中也有过类似的传说。两地的不同传说产生的时间相当接近，可能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关于成都神龟的传说，后代还有一些衍生的更为玄乎的记载，大体是说成都每逢灾难，锦江之中就会出现“五丈为圆”、“大若夏屋（按：即大屋）”的巨龟，甚至还是绿毛龟，带着成百上千只龟子龟孙浮于水面三日。这些传说当然更是古人充分发挥想象的神话。

　　这个“龟城”的别称，古人也称为“龟化城”，在古人的诗文作品中多次出现，早的如唐代诗人戎昱在《成都暮雨秋》一诗中有“九月龟城暮，愁人闭草堂”之句，晚的如清代诗人王渔洋《金方伯邀游浣花溪》有“人烟过蚕市，新月上龟城”。这种龟形建城的格局在后来历代对成都城的重建或扩建时，一直沿用不改，延续到近代，城仍然是不方不正、不南不北的形状，城中街道的中轴线仍然是北偏东30度左右、东偏南30度左右。城墙虽然在今天看不到了，但是过去长期作为护城河的府河和南河的走向却仍然为我们清清楚楚地保持了千百年来这种极有特色的形状，今天还存在的当年城中的干道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和北大街，仍然保持着明显的30度左右的偏角。就是近年才修成的红星路和蜀都大道，也仍然保持着这种偏角（在新建的主干道中，只有人民南路是按正南正北向建成的，连人民北路和人民中路都有偏角），新建的一环路也能明显地看到这种不方不正的影子。至于城内的很多街道，也无不保存了这种特点。所有这些，都是两千多年前龟城格局的延续。

　　为了寻找较为坚实的地基筑城，才使得成都的城墙成为不方不正的龟形，这应当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可是，为什么老成都城中的街道又全都是不南不北而大多保持着30度左右的偏角呢？这并不是我们的祖先不能准确地辨别正南与正北的方位，而是另有原因。

　　如果把成都地区古蜀时期的考古遗址进行一番方位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是古蜀文化中很常见的现象。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称的“三星堆”，三星堆文化即由此得名）和名震中外的两个器物坑都是有大约北偏西35度的偏角，三星堆的房基遗址则大约有45度的偏角，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也有大约45度的偏角，羊子山古蜀祭台遗址（有关介绍见“驷马桥”）也有45度的偏角，近年来发现的年代比三星堆还要早的宝墩文化中的新津宝墩古城、郫县三道堰古城也有一定的偏角。这就说明，古代的蜀人在重要建筑中都是有意地安排了这种斜向的布局。

　　对于这一现象，目前学术界有过多种解释。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古蜀先民是从岷山山脉逐步迁移到成都平原的，迁移的基本方向是从西北迁往东南，出于对祖先的一种怀念，他们死后埋葬时的墓坑就是西北向，特别要把头朝向西北方向，我们今天在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个墓坑的这种方位。这就是古代成都的各种建筑所以多采取西北—东南向偏角布局的最重要的原因。再加之成都平原本身就是一个东北—西南方向的平原，两边的龙门山脉与龙泉山脉都是东北—西南方向的走向，如果从气象学上的“风向玫瑰图”来看，成都全年的风向多数时候是从东北方向吹来的（成都人经常说的“西门是上风上水”并不完全准确，说上水是不错的，说上风则失之偏颇）。我们的祖先为了适应这种风向，就有意把城市中的街道建为从西北向东南的斜向和从东北向西南的斜向布局，让南北向街道呈北偏东30度左右。所以，成都城市街道的这种特殊的布局既符合在当时条件之下的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又符合人居与自然协调和谐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是一种早期环境科学的最佳体现与生存实践。这应当是成都历史文化长河之中的重要成果。

　　为了更为直观地表示古代各个时期成都城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周边的关系，本书附上了未曾发表过的李思纯先生生前手绘的六幅地图，故而在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

　　20世纪初的成都城区鸟瞰图 1917年 [美]甘博摄影

　　李思纯（1893-1960）先生生于昆明，长于成都，一生中主要时间都在成都教学与研究，曾任四川大学教授，是民国时期成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诗人。他年轻时曾在成都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与好友李劼人一道留学法国，再去德国，以元史研究闻名于世，早在1926年即出版有《元史学》一书。他写有研究成都古史的《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大慈寺考》《龟城志》等文章，在四川省文史馆编撰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中就包括有不少他的研究成果，2009年巴蜀书社出版了《李思纯文集》四卷。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不再担任川大历史系教席，只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仍然住在川大（他的儿子李祖桓先生承其家学，继续在川大历史系任教）。笔者购得李思纯先生于1957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江村十论》后，曾在校中邮局见到先生时请先生题签，至今印象仍如在眼前。20世纪30年代，先生在研究成都古史时，曾经亲手绘制了一组成都历代城池变迁的地图（为李思纯先生尚未出版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书稿插图），如今在先生孙女李德琬同志的支持之下，用作本书的插图，以供读者参考。仔细观察这一组地图时可以发现，先生当年的研究成果与今天通行的成都古代城池变迁图（如四川省文史馆的《成都城坊古迹考》附图、王文才先生的《成都城坊考》附图、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附图、任乃强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图）均略有出入，请读者在使用时相互参证，决定取舍。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