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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我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被母亲轻轻唤醒了。睁开眼睛，才发现母亲已替我脱去了衣服，我是睡在温暖的被窝里。

　　马婶坐在炕沿。

　　母亲说：“马婶看你来了。”

　　我便对马婶憨憨地笑。

　　马婶却急迫地问：“你见着我家国华了吗？”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母亲。

　　母亲说：“你没走几天，国华也大串联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和你一样，连封信也不往家写，你马婶天天担虑得吃不下睡不着……”

　　我说：“我们又不是一块儿的，哪能见着他呀！”

　　马婶又急迫地问：“你听说铁路上发生什么车祸没有？”

　　母亲赶紧接着说：“人们都讲铁路上发生了好几起车祸，不知是真是假？”向我直丢眼色。

　　我并没明白母亲的意思，老老实实地回答：“千真万确！铁路上是发生了好几起车祸。有的列车三四节车厢砸在山洞里，死了不少人呢，差不多全是大串联的红卫兵！不但铁路上，公路上也发生车祸呀！还有因翻了船淹死的红卫……”

　　“别乱说了！你信口胡诌！”母亲瞪着我，生气地打断我的话。

　　马婶哇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家国华肯定是死了呀！要不他怎么连封家信也不写哪！他可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啊！我们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连个传宗接代的根苗都没有了，这可怎么好呀！我是哪辈子作了孽呀！”

　　母亲在一旁说些宽心话劝她。

　　母亲越劝，她哭得越凶。最后搂抱着母亲，在我家放声号啕，引得母亲陪着哭。

　　我望着搂抱在一块儿哭作一团的两位母亲，为自己说的那番老实话后悔不已，噤若寒蝉地转身面壁，缩入被窝里。

　　马婶哭了很久才悲伤万分地离去。她离去后母亲将我狠狠数落了一顿……

　　我的双脚冻伤了，先是红肿，继而生了冻疮，开始溃烂。

　　我几乎整整一个月没下炕，更没迈出过家门。王文琪被枪毙了，也就再没有哪一个同学到我家来看望我，告诉我一些学校里或社会上的运动情况。他虽然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子弹之下，可我每每想起他的时候，总是念及同学三年他对我的种种友谊。甚至还想到他的坟上去表示一点缅怀之情。可他的尸体是被医院直接从刑场上拉去解剖了的，无坟可供我去凭吊，不免为他也为自己凄凄然。

　　从母亲口中，倒是片片断断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原先的“四好大院”在我离开的两个月内发生的变化：马叔被单位揪出来了，念过“国高”的人当然是“臭知识分子”无疑。母亲说即使他没念过“国高”也会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因为他的出身原来是地主。张叔也被揪出来了，因为他大小算是个“领导”，尽管不过是区商业局下属一个片的几个小商店的临时负责人。好在他不是党员，够不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所以批斗“走资派”时，他只作个配角陪着低头弯腰而已。孙叔被揪出来是我早已预料到的。当母亲告诉我时我并不觉得奇怪。——国家正式的十九级干部，且在党，不揪出来难道还能放过他？如今统计一下，不消说那些身为处长、局长、厅长、部长和更高级的干部们，就单算小小的芝麻官科长吧，“文化大革命”中没被揪出来过，没被批斗过的又有几个？全国加一块儿准超不过三位数。

　　而吴叔亦被揪出来了，却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母亲告诉我时吓了我一大跳。他的“现行反革命”言论，在我听来也无疑是成立的：某天清早，有人从他收破烂的手推车上发现了一堆毛主席石膏宝像碎片。当然要受到严肃的质问：为什么将毛主席的石膏宝像打碎？为什么打碎了又放在收破烂儿的车上，和些个破烂儿混在一起？是不是在他心目中，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宝像和破烂是一样的，想要“破烂儿的换钱”？

　　他说，那根本不是他家的毛主席石膏宝像。头天晚上他的收破烂儿车上还没见有那些严峻的碎片，兴许是谁存心陷害他，往他身上栽赃，才将打碎了的毛主席石膏宝像趁夜间放在他收破烂儿的车上。

　　人家未免怀疑，未免继续质问。

　　他又委屈又着急，竟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吼：“我们家从来不买那玩意儿！有那钱我买瓶酒喝！再者收购站也不收石膏，那玩意儿既然碎了，就一分钱也不值！”

　　这番话还能不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吗？甭说他一个“吴二爷”或者“吴二驴”的，就是十个二十个，也定他俩五一十打成“现行反革命”！何况他本不属于纯正的无产阶级，乃是个“流氓无产者”，不过沾着无产阶级一点儿边，没什么反动言论，也可能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不经意间捎带着划拉一下的。他当天就受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押入了街道“黑帮”队的行列。据传要判刑。

　　我离家的两个月内，我们这个大院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四好院”而成“黑帮院”了。院门上光荣的红旗铁牌已被除掉。七户人家四户的户主被揪出来，还不成了“黑帮院”吗？

　　我们的大院已不成其为院了。木板障子被偷得所剩无几。

　　都是些乘人之危的家伙夜间干的。就是大白天干，院里的人也不敢提半句抗议。不过那些家伙还顾着街坊的情面，不好意思白天干。好端端的两扇院门也被偷走了一扇。院门障子都是好木板，大概是偷回去做箱子做柜子做写字台了。偷便偷罢，盗则盗罢，还要往我们院里泼泔水堆垃圾。大抵是孩子们所为。但也保不准绝没大人照样干。下水道在胡同口。垃圾站更远。寒冬腊月的，图省力，少走路。仅此而已，倒并不见得存什么坏心眼儿。

　　有天夜里，我被外面砰砰啪啪的一阵响惊醒，拉亮灯，坐了起来。

　　母亲也被惊醒，却躺着侧耳听，一动未动。

　　我问：“妈，怎么回事？”

　　母亲低声说：“还用问，准是又有人在扒咱们院的木板障子呗！”

　　“这也欺人太甚了！我去管管！”我火冒三丈，披上衣服就要下炕。

　　母亲按住我，训斥道：“就你有本事！不许你出屋！大人们都不敢管，你一个毛孩子管得了吗？不管倒兴许好，何日木板障子扒光也就算完了。一管，说不定哪天夜里扒谁家屋顶！”

　　看母亲那种极胆小极怕事的样子，我只好憋着怒火，悻悻作罢。

　　母亲天天睡前用盐水给我泡洗一次脚。一个月后，我冻伤的双脚终于好转，可以下炕走动了。

　　我第一次走出家门，站在院子里，简直认不出我们的院了。另一扇大院门也被偷走了。木板障子被扒光了，连厕所的顶盖和围帘也不见了。满院是污水冻的脏冰，一层覆一层，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全，是从没有了门的大门口呈瀑布状淌进来后结冻的。厕所几乎被垃圾山包围了。

　　而街坊们，对我们院的人好像还并不怎么歧视似的，见面照旧点头，打招呼，问：“吃了吗？”“起来了呀？”夜里干着坑害我们院的缺德事，白天却对我们院的人显出极善良的模样，仿佛缺德事根本不是他们干的，是缺德鬼干的。这些人真是虚伪至极！

　　我到学校去了一次。学校的锅炉因为没有煤烧，早已熄火，每间教室都阴冷阴冷的。那些砸碎了玻璃的教室更甭提。也就没人坚持在学校里闹革命。也就失去了几个月前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好形势”。仿佛全校的红卫兵都在冬季转入了神秘的“地下斗争”。我只去了一次，便不再去。

　　煤，全市缺少煤。煤矿工人也闹革命，缺少煤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缺少煤，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在这个冬季格外寒冷。《东方红》的乐曲，每天却仍响彻这座“东方红城”的上空。

　　当年哈尔滨市的普通居民们买煤买烧柴是凭供应本的。

　　每户每个月六十斤烧柴，平均每天二斤。每个季度半吨煤，平均每天只能烧一小桶。烧柴是湿的，去掉水分，实际也就是四十多斤五十来斤。买回家，需劈得细细的，架在炉台四周烤干，才能生着火。普通居民们能买到的只有“无烟煤”。名曰“煤”，其实不是煤，是煤矿采煤过程冲出的煤粉，煤粉那么细，不知在煤矿堆积了多少年月。这样的所谓的“煤”，居民是没法儿用来做饭取暖的。倒进炉膛一铲，大半铲漏到炉底。一个小时也难生着一次火。我家的温度并不比学校教室里的温度高多少。而烧柴是月月不够用的。就是那样的“无烟煤”，也得每天按量计划着烧。第一天烧多了，第二天只好少烧。

　　那个冬季，我为家里做两项重要的事：白天夹着麻袋，腰里别着斧头，到离家很远的一个木材厂去扒树皮。木材厂是禁止扒树皮的，得偷偷地翻墙而入，偷偷地翻墙而出。运气好，每天能带回家十来斤树皮。运气不好，被木材厂的管理人员捉住，不但所扒的树皮白费工夫和力气，麻袋和斧头被没收，连自己也会被扣留整整一天。稍不驯服，则会挨揍。我虽然挨过几次揍，却从未间断去扒树皮。不去扒树皮，我家的炉膛也可能像学校的锅炉一样熄火。晚上则在家里团煤球。每次团上百个鸡蛋那么大的煤球，摆在炉盖四周，埋在温热的炉灰中。第二天早晨拿得起来而不至于粉碎才能烧。亏得我为家里承担着这两项重要的事，我家的炉膛才维持着“无烟煤”的无烟也无焰的可怜巴巴的一点点火。

　　火柴仍按户供应。食盐凭票。面碱凭票。灯泡坏了是根本买不到的。灯泡厂的工人们说没有玻璃做灯泡。玻璃厂的工人们说没有生产玻璃的原料。每一个生产单位的工人阶级都在闹革命。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一切一切，也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因为买不到这个而必然买不到那个，形成循环短缺。

　　每天全家一吃过晚饭，连碗筷也顾不上刷洗，赶紧就铺展被褥钻入被窝，熄灯睡觉。睡不着便在黑暗中躺着。为的延长灯泡的使用寿命。我家的两只灯泡早已坏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吊在里外屋间的门框上方，里外屋同明同暗。灯丝颤颤巍巍的，似乎随时都会断，永远对接不上。它是我们全家的太阳，它令我们提心吊胆。不仅买不到灯泡，也买不到蜡烛。它一旦坏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家在夜晚失去了唯一的一线光明。

　　那是“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发展，人民困困难难生活的年月。

　　那一年的元旦之夜连鞭炮声都没听到。

　　却从上海传来了“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喜讯！首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元旦社论中宣告：……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元旦社论是向全国造反派发出的夺权动员令和讯号。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首当其冲，在一月二日便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调查员”身份紧急赶回上海，参与策划夺权行动。当天和第二天，便先后夺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张春桥随即召见“工总司”代表，下达指示：“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六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举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夺了上海市委的权。

　　八日，毛主席充分肯定“一月风暴”。发表“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九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载并广播了《告上海市人民书》。

　　十一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并广播了由中央“文革”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热情洋溢的贺电。称赞他们向全市发出的夺权的《紧急通告》“好得很”“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经验。

　　其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毫不留情的，彻底的，全面的总夺权斗争”。

　　林彪公开发表讲话：“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军队要坚决地大力地支持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张春桥公开发表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的呐喊声、“凯歌”声中，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的人民，死寂沉沉地送走了那一年的元旦，死寂沉沉地迎来了那一年的春节。那是人民的艰难岁月，也是党的艰难岁月。

　　春节，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的普通百姓，每人仅仅凭供应票才能买到半斤猪肉，半斤鱼，半斤蛋。肉是连皮带骨的冷库里存放多年的冻肉，鱼是从朝鲜进口的什么“明太鱼”——一种索然无味的鱼。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的春节根本没有任何节日气氛。初三凌晨，吴叔光着双脚，穿着破绒衣绒裤从街道“黑帮”队逃跑回来了。他先擂自己家的门，吴婶从窗口看见他那种蓬头垢面张皇失措的样子，情知他是逃跑回来的，生怕放他进屋，也犯了“窝藏现行反革命”的罪，吓得不敢给他开门，光是浑身发抖地搂着几个孩子在炕上缩成一堆儿，哭哭啼啼，还在屋里哀求他快回“黑帮”队去，老老实实认罪，争取宽大处理。他进不得自家屋，就转而来擂我家的门，边擂边叫：“梁嫂，梁嫂，你发发慈悲，开门让我进屋躲躲吧，他们是要判我死罪枪毙我啊！我不跑几天后就没命了呀！”

　　母亲将窗帘撩起一角，见他那样子，立刻放下窗帘，也不敢给他开门。“窝藏现行反革命”，这样的罪名哪一家担待得起呀！

　　“梁嫂，梁嫂，我给你跪下了！”吴叔在门外苦苦大声哀求不止。

　　母亲在屋里团团转，狠着心不应声。

　　我将窗帘撩起一角，朝外看了一眼，见他果真双膝跪在我家门口，两脚冻得赤红。

　　我十分不忍地对母亲说：“妈，他没穿鞋就跑回来了，开门让他进屋暖和暖和吧，暖和一会儿咱们就打发他出去，也算不得是窝藏……”

　　母亲听了我的话，走到门前，刚要开门，手又从门插上放下了。

　　“不行！”母亲坚决地说，“只要放他进屋，就是咱们家的罪呀！你把你哥那双棉胶鞋从风窗送给你吴叔吧……你再劝他，趁人家没发现他逃跑，赶快回去，低头认罪，态度好兴许还能判个死缓……”

　　我没有丝毫理由责怪母亲胆小怕事。放他进屋对我家意味着什么，我比母亲是更清楚的。

　　我默默从破箱子里翻出哥哥的一双旧棉胶鞋，打开小风窗，叫了一声：“吴叔……”正预备将鞋扔出去，却见几条汉子冲入院内。

　　“他在那儿哪！”

　　“守住大门口，小心叫他跑啦！”

　　几条汉子吆吆喝喝，捋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扑过来要逮他。

　　他腾地跳起，像一头被猎狗四面围住的野猪，凸瞪着俩眼珠子，挥拳打在一个人脸面上，夺路便逃。那几条汉子发出威胁的叫嚷堵截。他和他们在院内兜着乱跑了一圈，逃往院外去了。几条汉子追向院外。

　　我拎着那双鞋站在窗前呆若木鸡。

　　母亲面色如灰，瘫坐地上。

　　其他几户的大人孩子，受到惊扰，纷纷跑出家门，跑向院外看究竟。

　　吴婶和几个孩子这时才出家门，哭着喊着呼着叫着跟随而去。

　　胡同里人声嘈杂，听着仿佛有一伙强盗在打家劫舍似的。

　　我从呆状中清醒过来，慌慌忙忙地穿好衣服，也跑出家门，跑向院外。

　　一伙人跑出了胡同口。

　　我也跑出了胡同口。

　　我与别人有所不同。别人是看热闹，我不是看热闹。吴家毕竟是我家的近邻。吴叔毕竟平素对我像个叔辈的人。我心里觉着我好像能够解救他似的。当然我是解救不了他的。跟着看热闹的人们跑说到底仍是盲目。

　　吴叔不知在哪儿捡起了两块砖，一手拿一块，要被逮他的人追上时，便停下来，猛转回身，虎视眈眈，一副拼命架势。几条汉子赤手空拳，不敢冒脑袋开瓢的危险太接近他。

　　于是他又跑。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他被追赶到了一条死街的尽头。

　　他无路可逃，窜进了一所小学校。

　　几条汉子追入了小学校。

　　我和众多看热闹的人也跑入了小学校，但见吴叔已抓着锅炉烟囱的铁扶手爬上了半空中。

　　人们围向烟囱仰望他。

　　几条汉子吼：

　　“你这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你下来！”

　　“你不下来就逃脱得了无产阶级专政吗？”

　　“你已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啦！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啦！你不老老实实下来，还要抗拒到底吗？”

　　他不下来，也不再往上爬。俯视着“广大革命群众”，那样子是有些害怕。也难怪他害怕，我虽见他爬上屋顶骂大街，可从没见他爬得那么高。而且烟囱不比屋顶，毕竟有个面积可以走。

　　他像只壁虎似的将身体紧贴着烟囱，一动不动。

　　几条汉子又对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们命令：

　　“还不动员他下来？只要动员他下来了，算你们一功！”

　　“对！将功折罪嘛！”

　　“我们保证你们不受他的牵连！”

　　吴婶跪下了。

　　母亲一跪下，孩子们也一个个不由自主地跪下了。

　　“他爸，看在几个孩子的份儿上，你下来……”吴婶仰望着他说，哇哇大哭。

　　“爸！爸！你下来呀！”

　　“爸！你慢下呀！我们怕你摔死呀！”

　　“爸呀！爸呀！”

　　他的孩子们也哇哇大哭。

　　一个“革命群众”给那几条汉子出主意，嚷嚷着应该在烟囱下扯起一张网，以防备他跳，自绝于社会主义自绝于人民。

　　一条汉子没好气地说：“别他妈的乱嚷嚷，这会儿上哪儿找一张网？”

　　吴叔似乎被他的女人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打动了，下了几级扶手，见那几条汉子凑在一起，专等着逮他，立刻又往上爬了几级。

　　另一个“革命群众”出主意，深思熟虑万无一失地说，众人手扯手接着，找一根长竹竿将他打下来。

　　网找不到，那么长的竹竿也是找不到的。这个比较高妙的主意也同样被几条汉子否决了。

　　我犹豫一阵儿，对那几条汉子说：“我爬上去劝劝他，兴许能把他劝下来。”

　　那几条汉子一齐打量着我，为首的一个不信任地问：“他肯听你劝？”

　　我说：“试试吧，我和他是邻居。”

　　有人好心地阻止我：“你可千万别爬上去！你爬到他脚下，他一脚把你踹下来，这么高，石头般硬的地，不摔死你，也摔残废了你！”

　　我说：“他对我倒不至于发狠。”

　　为首的那汉子说：“你爬上去劝吧，这可是你心甘情愿的，没谁逼你，一切后果与我们无关！”

　　我说：“当然与你们无关！”

　　我往上爬。

　　我一边往上爬，一边大声说些“抗拒到底，死路一条”之类的话。我也只能用那些话“劝”他下来，不能说别的。

　　他一句不回答我。

　　我往上爬，他也往上爬。他越爬越高，我也越爬越高。我平素很少登高。奇怪，我竟不觉得害怕。

　　铁扶手冰手，我的十指被冰得有些木了。想必他的手也早木了。所以他爬的速度不及我快。我渐渐爬到了他脚底下。他那时真是一脚就可以将我从空中踹下来的。他分明连想都没那么想，只是往上爬。

　　终于他爬到了三十多米高的烟囱的顶端。我也紧跟着爬到了他脚下。

　　他低头看着我。

　　我仰脸看着他。

　　他说：“你没戴手套，冻手吧？”还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古怪。

　　我问：“你呢？”

　　他说：“刚才冻，现在不冻了。”

　　我说：“吴叔，你下去吧！”

　　他说：“下去又怎么样呢？”

　　我不知他下去，那几条汉子会对他怎么样。

　　“下去了又怎么样呢？”他似乎更是在问自己。

　　我说：“你看吴婶和孩子们跪着哭得多可怜！”

　　他说：“可怜啊！”

　　我竟想不出再用什么话劝他了。

　　他忽然说：“我要撒泡尿。”

　　我说：“你站在这么高处怎么撒呀？下去吧，有尿下去撒！”

　　他说：“我憋不住了呢！你把脸转向右边去，风往左边刮，会刮你一脸。”说着，像表演高空节目的杂技演员似的，一手抓扶手，一手解裤子。

　　我只好将脸向右转。

　　那几条汉子和“革命群众”看不清他在干什么。待他那泡憋得很冲的尿像阵雨似的自空而降，撒在他们仰起的脸上，他们才四散开去，愤怒地咒骂：

　　“报复革命群众绝无好下场！”

　　“火烧现行反革命！油炸现行反革命！”

　　他在我头上快活地嘿嘿笑了。

　　我又哀求：“吴叔，下去吧！我的双手快冻得抓不住扶手了！”

　　他说：“我不下去。站得高，看得远，放眼全中国，放眼全世界！”

　　我听他的话不着边际，坚决地说：“你不下，我也不下！再过会儿咱俩的手都冻得抓不住扶手了，准一块儿掉下去摔死。”

　　他说：“老二，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说：“我要感动你下去啊！”

　　他说：“我早感动了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告诉你妈，我不怪她。”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不是滋味，想哭。

　　他接着说：“我听人讲过一个治精神病的偏方，生吃活鱼脑子。一天吃一条活鱼的脑子。吃完了就服安眠药睡觉。反正活鱼脑子是属阴的，吃不好也吃不坏，叫你妈给你大哥吃吃看呗！”

　　我说：“好。”

　　他说：“告诉你妈，我不怪她。”

　　我说：“告诉。”

　　他不再说什么，又往上爬。

　　我喊：“你还往上爬！爬到天上去呀？”

　　他说：“能爬到天上去就好了！”说时，上身已爬得超过了烟囱口，高呼一句：“毛主席万岁！”一头扎进了烟囱里！

　　我觉得烟囱仿佛一阵摇晃，顷刻要坍塌似的。

　　我不知我是怎么从烟囱上下来的。双脚一踏到地面，就昏晕过去了……

　　吴婶疯了。

　　母亲也从那天起变得神情恍惚，时常自言自语：“我是该给他开门的，我是该给他开门的，我是该给他开门的……”

　　一天晚上，母亲到煤棚去拎煤，刚出家门一两分钟失魂落魄地扑回来，面无人色地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看见了你吴叔的鬼魂，在咱院里游游荡荡的，对我龇牙笑……”

　　母亲吓得将煤桶扔在院里了。

　　我不信鬼。尤其不信吴叔死后鬼魂作祟。我无所畏惧地跨出家门，站在院子当中朝各处阴暗角落巡视。

　　哪里有什么鬼的影子！

　　清冽的月光洒在院子里，映得院子里的冰如水银一般。西北风吹着我家屋后的秃树枝，发出呜呜的响声，倒是有点像个冤鬼在哭。

　　“吴琛啊！你死得惨啊！”

　　女人的呼号猛地从吴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是疯了的吴婶歇斯底里。过后，一切归于平静，万籁俱寂，似乎连树枝也不发出响声了。

　　虽然没有鬼，我却感到我们院子里真是鬼气沸沸。

　　我回到家里，对母亲说：“妈，什么鬼魂，那纯粹是迷信。”

　　母亲却说：“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对我龇牙笑嘛！也不知他那笑是什么意思……”

　　我的话显然没有驱除笼罩在母亲心头的恐怖。

　　我又说：“吴叔死前让我告诉你，他一点儿也不怪你。”

　　母亲追问：“是吗？他死前真是让你这样告诉我的？”

　　我说：“是。真是让我这样告诉你的。”

　　母亲便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胸前，口中嘟嘟哝哝地虔诚地祷告起来。

　　我觉着反正没法子向母亲证明世上没鬼，只好由母亲祷告，自己再次走到院子里，拎起煤桶去装煤。

　　我始终没将吴叔所说的那个偏方告诉母亲。我不相信生吃活鱼脑子可以治好精神病。而且，要在哈尔滨市，不，在“东方红城”的冬季里，一天搞到一条活鱼，是“难于上青天”的。

　　两天后的晚上，我上厕所，不料也碰见了那个“鬼魂”。

　　厕所的门虽然已被偷走，我却没发现“鬼魂”蹲在厕所里。

　　我刚要往厕所里迈脚，“鬼魂”冷不丁地站起来，吓得我大叫一声，全身汗毛遍竖。

　　“鬼魂”在厕所里对我龇着一排白森森的牙怪笑。

　　我壮着胆子喝问：“你！是人是鬼？！”

　　“鬼魂”回答：“我不是人，我是鬼！”

　　他站在厕所里不出来，裤子也根本没解开。原来他并非在拉屎，只是蹲在厕所里而已。月光下，一张“鬼脸”乌黑，显得眼珠子发亮。

　　他又说：“我不是人，我是鬼！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争取改造成人……”

　　分明不是鬼，是个人。

　　我喝道：“你痛快滚出来，别占着茅坑不拉屎！老子是红卫兵，你再不滚出来，老子对你不客气！……”

　　“红卫兵饶命！红卫兵饶命！我滚，我滚……”他喋喋地说着，跨出厕所，往院外跑掉了。

　　以后才弄明白，他是前街的一个疯子。不知因何罪名定为“坏分子”，每天在单位被关厕所内实行禁闭，关疯了。一到晚上，用墨将自己的脸涂黑，寻找厕所“自觉反省”。我们的大院没了门，他便认准了，专上我们院的厕所来蹲着“反省”。他家里的人拿他毫无办法。

　　“文化大革命”中，被变成“鬼”的人极多。由“鬼”而疯的人也极多。疯子极多，难免使人怀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够“伟大”之处，只我们附近的几条街上，就有六七个由“鬼”而疯的人。

　　于是某天，街道主任来我家通知母亲，必须将我的哥哥送回精神病院去。限期不送，要被“收容”。

　　母亲问：“我家老大不惹事不生非的，也不常出家门，非得送回精神病院吗？”

　　街道主任为难地说：“上边的指示，非送不可呀！”

　　母亲又问：“街道不需要他帮着抄写大字报了？”

　　街道主任说：“需要是需要啊，可上边怎么指示，俺就得怎么执行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嘛！”

　　母亲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问：“要是不送，往哪儿收容？”

　　街道主任回答：“还是想办法送回精神病院好。要是不送，我也不知道具体往哪儿收容。总归不是个好的去处！”

　　街道主任走后，我和母亲都犯愁。

　　哥哥却从他那小屋探头说：“妈，弟，你们别愁。我回精神病院。我在家里怪没意思的。精神病院里还有人组织学语录，教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比在家好。”

　　哥哥的话，使我和母亲听起来，都觉得他是非常清醒非常明白的。那些日子，尽管全中国继续大乱，我们的家，却在穷困中人人努力地保持着“安定团结”，并且人人努力避免使哥哥受到外界的刺激。所以哥哥的精神状态确实比先前正常了许多。

　　母亲哭了。母亲发愁，一时间凑不足一笔住院费。我也是。

　　第二天，我和母亲打开所有的破箱子，挑选出所有能换钱的衣物，包在一块被面里。

　　我说：“这些东西卖不了多少钱，把收音机也卖了吧！”

　　母亲默默点了一下头，又从墙上取下了挂钟——它是父母结婚时别人送的贺礼。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一件父母的结婚纪念品。

　　家里穷得连辆自行车也没有。有当时也得卖掉。没辆自行车驮着（并且我也不会骑），我只好分三次，背着捧着，将那一包衣物、旧收音机、旧挂钟卖到了寄卖店。

　　钱还是不够。母亲便东家西家说尽好话借。借遍了全院和一条胡同的人家，总算将哥哥的住院费借得差不多了。

　　我亲自跑到精神病院去联系，沮丧而归。精神病院早已住满精神病患者，没有空床位了。我苦苦哀求，就差跪下磕头——没有就是没有。

　　哥哥还是被“收容”了。那情形好像有一年城市里发起的“打狗运动”。一群臂戴“治安民兵”袖标的人，如狼似虎，在街道主任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捉拿疯子。捉住了五花大绑，硬推入一辆囚车。一些人家被闹腾得哭天喊地。我们附近那几条街因为疯子多，搅得“鸡飞狗跳鹅飞罢”！

　　哥哥被捉走时，倒没发疯，只是显得十分害怕，问母亲：“妈，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母亲两眼噙着泪说：“好儿子，是送你去住院啊！”

　　哥哥说：“那还绑我？”

　　绑他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说：“不绑怕你跑了！”

　　哥哥说：“我不跑。”

　　那人说：“不跑也得绑！你是疯子，我们能信你的话？”

　　哥哥就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捆绑了，像是拉往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似的，被他们推上了囚车。

　　他们还要抓吴婶。吴婶躲在桌子底下。几个孩子吓得像受了惊的猫崽子满屋上蹿下跳。

　　全院人替吴婶说情——她被抓走，吴家的几个孩子就成孤儿了。那几个人还算通点人情味儿，放过了吴婶。

　　囚车开走前，母亲对他们说：“你们可别打我儿子呀！”

　　一人粗声粗气地回答：“哪个是你儿子！我们不认识他！”

　　母亲将预先准备下的几盒烟分给他们，说：“刚才抓走的那个。”

　　那人说：“只要他不犯疯劲儿，我们保证不打他。”

　　母亲说：“他要是犯了疯劲儿你们也千万别打他呀！”

　　那人说：“他要是犯了疯劲儿我们可就不敢保证不打他了！”

　　囚车内忽然有一个疯子怪声怪调地唱起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囚车在那疯子可怕的歌声中开走……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