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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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四名活转来的红卫兵都住单间。一则房间多的是。二则在最初的时日里，也就是在他们都必经的昏迷阶段，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状况，需要极为细心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分别观察和分别护理。所以住单间的“待遇”便继续下来了，没有什么改变的必要。
赵卫东进了自己的房间，见李建国顺条笔直地躺在他的床上。李建国立即明智地坐了起来，关心地问：“你打针了没有？”
赵卫东不理他，接了一杯纯净凉水，一饮而尽。
李建国一时觉得被冷淡得怪没意思的，就挺识趣地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站住了。犹犹豫豫地转过身，又问：“我怎么你了，你连我也不理？跟我来的什么劲儿呀？”
赵卫东仍不理他，也顺条笔直地往床上一躺，两眼呆瞪天花板。
李建国嘟哝：“你不理我，我还偏不走了。”嘟哝着，就当然而然地坐到一只沙发上去了。
房间里没电视，没电话。只有单人床、一对沙发、三十几年前木制的老式衣架和书架。书架上摆着小型的毛主席石膏胸像、选集，以及一些三十几年前的报刊。刊是从资料馆借来的；报是请印刷厂专为他们按三十几年前的几份大报的内容版式重新印刷的。总之三十几年前不该有的东西都没有。该有的一般都有了。至于热水器，那是今天才增加的。既然真相已经说明，假戏不必再演下去，省得仍指派一个人专为他们烧热水了。
李建国第三次发问：“你怎么就忍心不打听一下肖冬梅的情况呢？”
肖冬梅的不良反应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使李建国和肖冬云的情绪都大为好转，起码对各自面临的生死问题乐观了些。再加“老院长”和乔博士又分别推心置腹地与他俩谈了一番话，使他俩的思想方式更现实了。
赵卫东继续装聋作哑。
李建国终于火了，大声嚷：“赵卫东你死了？没死你给我听好！三十几年前我李建国尊敬你，不仅因为你是咱们红卫兵长征小分队的队长，还因为你是县‘红代会’的常委！而我，是县里头号‘走资派’的儿子！实话告诉你，我尊敬你那是违心的，形势所迫的，不得已装的！为的是向你们红卫兵靠拢，混进你们的组织里，取得你们的信任，或许能对解放我爸爸起点什么积极作用。否则你一名当年连团员都不是的高中生，有什么特别值得我尊敬的地方？我刚入校，‘文革’还没开始那会儿，你见了我这个县长的儿子，难道没一副巴结的讨厌模样，搭搭讪讪地主动套过近乎吗？现在已经是二〇〇一年了，‘文革’早成为历史了！中国大变样了！刚才‘老院长’告诉我，连‘右派’们都一律平反了！连地富成分都取消了！那么咱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平等了！我这个‘走资派’的儿子已不是什么‘黑五类’子女了！你‘红代会’大常委的政治资本也等于是臭狗屎了！连我们三个初中生都不难明白的道理，你这名高中生怎么偏不明白？！”
赵卫东听着听着坐起来了。
三十几年前，当他刚升入高中，当李建国由小学生成为中学生时，他这个“小业主”的儿子，对李建国这个县长的儿子，确乎是心存巴结之念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是李建国的诽谤。而当他成为“红代会”的常委以后，情况反过来了。李建国开始巴结他了，这也是一个事实。对李建国的巴结，他是进行过政治分析的。他分析的结论，与李建国自己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所“坦白”的，完全一致。但，两个事实，经由李建国的口，大声嚷嚷地说道出来，还是使他感到万分的震惊。在人和人之间，某些虚伪关系不撕破，人和人之间还可靠另外的关系维持表面的亲和甚至亲爱。而一旦撕破，就会使双方陷入僵冷。就会使双方都觉得，连另外几重关系，哪怕是双方都企图维持住的关系，也会变得虚伪了，变得仿佛利刃划肤一样皮开肉绽触目惊心了。此时，双方都会感到心里疼痛。区别在于，仅仅在于，主动撕破关系给对方看的一方，可能并不尴尬，反而快感。而对方却会在心里疼痛的同时，尴尬得几乎无地自容。
李建国正是那样快感着。三十几年前，他多想像今天这样对赵卫东大声嚷嚷地说出刚才那番话啊！但三十几年前他哪敢？今天都二〇〇一年了，他怕什么呢？他觉得他不但被在岷山的雪下埋了三十几年，连他撕破虚伪扒开真相给赵卫东看的勇气，也被粗暴地压制了三十几年似的。他觉得再不说出那番话，他的勇气就会由于长期憋在心里而变质了。他觉得自己好傻——“文革”成为历史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好？中国大变样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好？城市里到处吃喝玩乐的地方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真能顺利渡过眼前面临的生死关，当年的同代人都四十多岁五十来岁了，而自己却仍是一名初二男生对自己有什么不好？这一切加在一起对自己多好哇！可自己却仍傻兮兮地跟着赵卫东的感觉对抗二〇〇一年的中国！是的，是的，他对抗那一座城市里的现实，对抗二〇〇一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演给赵卫东看的。是为了给赵卫东这么一种深刻的印象——在政治上他是绝对可以信赖的……
然而现在他急切地要摆脱赵卫东对他的思想的左右；急切地想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急切地想要了解二〇〇一年；急切地想要知道，在自己“死”了的这三十几年中，是他祖国的这一个国家经历了怎样的一些事件怎样的一些转折……
他的话不但使赵卫东尴尬极了，也憎恨极了。尴尬和憎恨掺兑成的那一种震惊，如同液体毒药迅速地流在他的血管里，并通过血管注入他的每一脏器。他觉得他的身体内部在处处燃烧。他似乎能听到燃烧的嗞嗞声。似乎能感到烟和腥焦味儿一阵阵从胃里从肺里直冲口鼻。仿佛，毒药就下在他刚刚喝的那一杯水里；仿佛是李建国诱骗他喝的；仿佛李建国只不过在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我下的毒，我下的毒，我下的毒……
他头脑里只剩下了一个意识——开始了！众叛亲离开始了！先是一记耳光，然后是毒药……
“你究竟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你看你刚才，多习惯地就接出了一杯凉水呀！那是什么水？那不是自来水！那是纯净水！那东西叫纯净水器！一按红色的龙头出热水，一按蓝色的龙头出凉水，你看一眼想当然地就明白了是不是？可其实你第一次见识到了纯净水器，第一次喝了一杯纯净水！三十几年前有那东西吗？你享受着二十一世纪的成果你却偏要与二十一世纪对抗到底似的，你怎么回事？我们有何功德？你有何功德？配被高干似的对待着？再看这些报，是专为我们印刷的！要花钱的！谁欠我们的债还不起，必得如此讨好我们吗？你知道为了使我们活过来，为了使我们继续活下去，已经花了多少钱了？‘老院长’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一笔账，一百万都不止了！接下去还要花多少钱没法儿估计！”
李建国的这一番话，简直等于在训斥了。每一句都像一枚钉子，一枚接一枚“射”入赵卫东耳中，洞穿耳膜，钉入头脑。如果将赵卫东的头脑比作一块木板，那么它上面怕是已经被钉子钉满了。
赵卫东表现得异常平静。他离床开了门。
李建国奇怪地问：“你开门干什么？”
赵卫东说：“让那些自称为我们服务，自称为我们花了一百万都不止的人们听听。你多么激动地充当他们的口舌啊。这证明你已经是他们的人了。他们不但应该信任你，还应该向你颁奖章。我不敞开门也让他们听到，你不是邀功无据了吗？”
李建国一下子跳起，冲到赵卫东跟前，反指着自己心窝，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他们！我是为了你别再糊涂下去。”
赵卫东以小学生在课堂上提问那种口吻问：“我糊涂不糊涂，是我个人的事，与你有何相干？”
李建国诲人不倦地说：“虽然我们不再是红卫兵战友了，但我们毕竟还是老乡，而且是同命运的人！”
赵卫东冷冷一笑：“我，你，无论我们过去和现在，谈得上什么同命运？”
李建国也冷冷一笑：“起码我们现在是同命运！都只不过是僵尸复活。说得好听点儿，都只不过是‘文革’的活化石！”
“你说完了？”
“今天到此为止。”
“那么，滚吧！”
“别忘了，这个房间并不是你家……”
“滚！”
李建国悻悻而去……
李建国气呼呼地走到自己房间门前，手已搭在门把手上了，却不立刻推门进屋。
他因不被理解而特别委屈，一转身又去找肖冬云。
肖冬云仍独自在房间里落泪。李建国问她怎么了，她就将看见赵卫东挥舞铁锨朝铁栅栏门发泄，以及自己如何扇了赵卫东一耳光的事，抽抽泣泣地说了一遍。李建国便将自己刚在赵卫东房间里劝了些什么话，以及赵卫东竟用“滚”字下逐客令的经过，也细述了一遍，末了问：“他是不是……”
肖冬云抬起泪眼望他，静待他说下去。
“他是不是……是不是那个那个……神经错乱了呀？”
李建国本欲说“疯了”，但又不愿那么说。吞吐之间，终于想起“疯了”的另一种较好的说法。
“胡说！再不许这么说他。”
肖冬云当即对赵卫东的正面形象予以严肃的维护。
“那他是怎么回事？”
“……”
“我劝他那些话有什么不对吗？”
“你那是劝人往明白处想的话吗？我要是他，你对我说那些话，我也用‘滚’字往外赶你！”
“就算我的话说得太坦率了，那总比扇他耳光强吧？”
“所以我正后悔呢。”
听肖冬云这么说，李建国也多少有点后悔了。
二人相对着默默无言地坐了一会儿，肖冬云长叹口气，自言自语似的又说：“也许，他真的有理由蔑视我们？”
李建国听得不大明白，低声“请教”：“‘他’指谁？‘我们’是我们四个，还是我俩？”
肖冬云又叹口气，心存内疚地说：“‘他’除了指卫东，还能指谁呢？‘我们’当然首先指的是我俩，也可以包括上我妹妹。”
李建国板起脸问：“他凭什么？凭什么轻蔑我们？”
“与他比起来，我们是多么轻易地就放弃了信仰啊！”
“信仰？什么信仰？”
“就是我们在‘文革’中几乎天天发誓的那种信仰啊！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头可断，血可流，‘三忠于’‘四无限’，‘文革’中我们不是几乎天天这么发誓的吗？发誓时还热泪盈眶，还写血书……可现在呢，不须上刀山，不须下火海，不须断头，不须流血……我们只不过好比睡了一长觉，一睁眼时代变了，我们就思想落后了似的赶快跟着变。别人认为我们当时荒唐，我们也马上觉得自己当年可笑。扪心自问，我们又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就不像我们，他起码还表现得是一个坚持信仰的人。仅就这一点而言，你总得承认他比我们可敬几分吧？”
由于肖冬云说到了“血书”二字，李建国的脸红了一阵。
他也学赵卫东的口吻问：“你说完了？”
肖冬云点头。
“呸！”
李建国的唾沫溅了肖冬云满脸。
“当年那也叫信仰？”
“……”
“我问你，别人把你妈妈的头发剪成鬼发了，往你爸爸脸上泼墨汁，狠踢他腿弯逼他跪下，你看着时，内心里真的拥护那种‘革命’吗？”
“你倒是回答呀！”
“我……”
“我什么我？你们姐儿俩其实和我李建国没什么区别的！心里在恨恨地想——他妈的，不怕你们闹得欢，就等将来拉清单！凡是呸过我父母，凌辱过我父母，打骂过我父母的人，我将来都要一一替我父母算总账！”
肖冬云被诬蔑似的叫起来：“你胡说，那不是我们姐妹的想法！纯粹是你个人的想法！我们当年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根本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说出来听听嘛！”
“我们姐妹想，想……我们的父母，肯定是有罪过的，要不‘文革’不会革到他们头上……”
“可你们父母第一天被批斗时，你们姐儿俩在家里相抱着哭作一团过，我到你家去安慰过你们，你能否认有过这件事吗？那又怎么解释？！”
肖冬云忽然往床上一扑，呜呜痛哭。
李建国顿时慌了，坐到床边，轻轻推着她肩，变换了一种赔罪似的语调说：“你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我只不过是和你讨论讨论嘛，这也不能算是欺负你吧？”
肖冬云边哭边叫嚷：“你走你走你走！滚！滚！”
李建国也像肖冬云刚才那样，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又长长地叹了第二口气……
他不胜忧伤地自言自语：“你还哭，我就不走。唉，还动不动就互称战友呢，才由僵尸变成活人不久，就俩俩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了。再过些日子，还不谁瞧着谁都不顺眼了呀。现在的人们也是的，何必多此一举把我们全都救活呢？倒莫如让我们还在岷山上做僵尸，也省得你烦我恼的了……”
肖冬云猛抬起头嚷：“你才是僵尸呢！你愿意再做僵尸，自己回到岷山上去！没人拦你！”
嚷罢，复埋下脸哭。
李建国苦笑道：“我一个人回去多孤独啊，要回去，也得动员冬梅陪我一起回去……”
肖冬云又猛地抬起了头……没等她口中说出什么话，或对李建国怎样，门一开，乔博士一脚迈了进来。乔博士见他俩那种情形，一怔，之后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事急忘了敲门了……”
随着乔博士关门退出，肖冬云由伏在床上而坐在床上了。
乔博士在门外轻轻敲门。
肖冬云赶紧掏出手绢擦泪，而李建国则去开门。
乔博士重新进屋后，也不坐，连连又说：“我有失礼貌了，请原谅，请原谅……”
肖冬云大不自然，扭头一旁，不吭声。
乔博士站在门口，望着李建国说：“你欺负冬云了吧？”
李建国也大不自然起来，讪笑道：“我没欺负她。我欺负她干吗呀？我刚才只不过和她讨论问题来着。”
乔博士也笑道：“既然是讨论问题，而一方哭了，那就证明另一方的态度值得反省了。关系亲密的人之间，讨论问题更要心平气和。”
李建国觉得乔博士误会了什么，澄清地说：“我和她没什么特殊的亲密关系。我和她妹妹是一对儿，而她和赵卫东是一对儿。”说完还看着肖冬云问：“是这样吧！”
肖冬云不但大不自然，而且大窘了。她怎么说都不妥，狠狠瞪了李建国一眼，面红耳赤起来。
李建国又说：“你脸红什么呀！都二〇〇一年了，谁喜欢谁，谁爱谁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呀？我不澄清一下，让博士心里误会着，就对啦？”
乔博士又笑了。他说：“其实是你误会了。我没误会。我知道你喜欢冬梅，赵卫东喜欢冬云。我说的亲密关系，指的是你们一块儿‘长征’的关系，不是指你们谁喜欢谁的关系。”
乔博士说这番话时，肖冬云抬头看了他一眼。她本想偷看他一眼的。不料他的目光也正望着她，她脸更红了，头也垂得更低了。不知为什么，她心跳加快了。她自然是每每暗自承认，她和赵卫东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的。即使不一块儿“长征”，那关系也是明明存在否认不了的。但毕竟是第一次有人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着她的面，用“一对儿”“喜欢”“爱”这种她觉得禁讳的词说出来。她尤其不愿乔博士认为她和赵卫东是一对儿，并认为她喜欢他爱他。不仅因为他的某些言行和表现使她大感牵连性的耻辱，似乎也还因为别的。还因为别的什么呢？她自己对自己一时尚不能分析清楚。何况她不觉得有什么分析清楚的必要。她本能地认为有些事还是模糊着好。至于李建国和妹妹的关系，照李建国的说法，仿佛他和她的妹妹已经是一种大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了！一个才初一，一个才初三，亏他说得出口！何况他李建国凭哪方面配和自己的妹妹是一对儿呢？如果不是乔博士在房间里，她定会扇李建国几个大嘴巴子……
她暗问自己：肖冬云啊肖冬云，你究竟是怎么了呢？从前你是一个多么好性情的初三女生啊！别人成心气你，故意逗你恼火起来，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现在你怎么动辄想啐人想骂人想扇人耳光呢？你的两名当年的红卫兵战友，怎么竟成了最惹你心烦的人了呢？他俩在长征途中是多么关怀你和妹妹，多么照顾你和妹妹呀？怎么他俩的每一句话你似乎都不爱听了呢？你其实是动辄想啐他俩想骂他俩想扇他俩的耳光呀！难道在你看来他俩竟是一无是处的两个人了吗？那么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比如在乔博士心目中，就不是和他俩一样的人了吗？乔博士……你为什么在乎你在乔博士心目中是怎样的人呢？……
肖冬云不禁呆呆地坐着，低垂着头，陷入了自己对自己的迷惘与困惑。因为乔博士在，仅仅因为他在，她竟打算一直不抬头了。
乔博士说他刚才去了赵卫东的房间，亲自请赵卫东去打预防针。而赵卫东闭着眼睛仰躺在床，似睡非睡的，根本不理睬他。
李建国说：“我也刚从他房间出来。他肯定正生我气。”
乔博士就问为什么。
李建国再次将自己对赵卫东说过的一番话重复了一遍。
乔博士连连摇头道：“你不对，你不对。你怎么可以说那些话呢？那样说多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啊！”
李建国只得连连认错：“好好好，算我不对，算我不对。”
乔博士又望着肖冬云试探地问：“冬云，我的想法是，你看你能不能去劝劝他呢？他不听我的，但也许会听你的话吧？”
肖冬云终于抬起头，望着乔博士为难地说：“他肯定也生我的气。我在院子里扇了他一耳光，这您是看见的呀。”
乔博士说：“是啊是啊，我当然看见了。你那样对待他，也太冲动了。对亲爱者，尤其要有雅量……”
肖冬云的脸倏地一下子又红了。她打断乔博士的话，低声而态度明确地说：“我不是他的亲爱者，他也不是我的。”
李建国口中“友邦惊诧”地“咦”了一声，眯起眼瞧着肖冬云大摇其头，那意思是进行着无言的谴责——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肖冬云随着他那一声“咦”，迅速将头朝他扭过去，目光很是严厉地瞪着他，显然在用目光进行警告：你“咦”的什么？我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尤其我在说我和赵卫东的关系时，你少插嘴！
李建国识趣地低下了头。
肖冬云随即又将目光望向乔博士，仿佛也在用目光对乔博士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原则问题上我可不是一个态度暧昧的人！
那时的她嗔而不怒，羞而不窘，尽管脸红着，但红得并不尴尬。目光坦坦率率的，脸也红得煞是好看。
乔博士迎着她的目光微笑了一下。他歉意地说：“既然你表示反对，那么我承认我用词不当，收回我的话。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去劝劝他。我对你们两个都讲了打那种预防针的重要性，你们两个也都打了。如果他不打，对他意味着什么，你们两个都清楚。”
肖冬云又低下了头。
乔博士接着说：“你有考虑之后再决定的权利。但我的责任要求我必须等着你的答复。而且，只能容你考虑五分钟。”
博士说完，就抬起手腕低下头，看手表。
毕竟事关赵卫东的生命。李建国听“老院长”讲了，那种预防针是对付一种腐蚀人的肉体的凶恶病毒的。它们进入血液，药力对它们还能起杀灭的作用。而它们一旦进入人脑，药力就拿它们没办法了。它们会在一小时内裂变为千万，将人的大脑噬食得千疮百孔。那么人只有一个下场了——成为植物人。
李建国虽然是县长的儿子，也没有一块手表的。他曾为他们四个从家里偷出过一只叫“马蹄表”的闹钟。其实就是表壳之上有自行车铃那种双铃的闹钟，响起来特别扰耳。但在“长征”路上遗忘在一个村子的一户老乡家了。所以他望着乔博士的脸，一手按着自己的脉搏判断时间。
一会儿，他说：“过了一分钟了。”
而乔博士眼望着手表说：“一分半了。”
又一会儿，他问：“过了两分半了吧？”
乔博士说：“已经过了三分钟了。”
李建国大为急躁，猛地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肖冬云，你如果不去，你就等于见死不救了。赵卫东要真成了植物人，我也会替他恨你的。”
李建国赌气而去后，乔博士不看手表了，抬头看着肖冬云了。
他以请求的口吻低声说：“好姑娘，我知道你是特别仁爱的。也知道你是特别懂事的。别再怄小孩儿气了。快去吧，啊！”
肖冬云并非在怄气。她实在是觉得为难。在院子里扇了赵卫东一耳光，这事儿过去还不到一小时，她觉得简直没勇气面对他，也不知出现在他面前后该怎么劝他，万一他更加轻蔑地对待自己，自己可如何是好呢？但博士的催促，不容她再顾虑下去了。从前她觉得赵卫东一开口对她说话，她就被催眠了似的。甚至今天上午他的话语对她还有那样的魔力。但此时情况变了，似乎博士一开口对她说话，她就被催眠了。她觉得博士的话语，才是她所熟悉“文革”中又渐忘了的一种话语。一种在异国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似的话语，一种属于人类的话语。博士除了在讲解他们的命运时，对她所说的话语外，句句都像糖水滴进干渴的口中。其实博士并没有企图通过自己的话语向她表明自己是一个温柔多情的男人。他基本上是以很平常的语调和她说话。只不过有时为了安慰她，必须把话说得温柔一些罢了。在博士，那一种温柔是责任，是义务，是起码的道义的要求。而在肖冬云，他的话语仿佛是天堂之国的语言，使她听了有一种受感动的感觉。因为，自从“文革”一开始，另一种话语成了时代的主流话语。它一出自“造反派”们之口即咄咄逼人，强硬得具有明显的霸悍的意味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冷漠的，目空一切的。在不一般的情况下，则便是呵斥的，气势汹汹的了。相对应的，产生了另一种话语。它是卑怯的，忐忑不安的，甚至是惊慌失措的，低声下气的。更甚至是罪人认罪式的，它是普遍的“文革”之革命对象们的话语。他们明智地那样说话，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儿。他们若逞一时之勇不那样说话，那么他们所沦的境地就更悲惨了。即使在革命“造反派”们之间，以及红卫兵们之间，只他们所配的话语，亦即第三种话语，也是表演性的。戏剧台词式的，起码不是自然的，是刻意的，甚至是矫揉造作的，装腔作势的。仿佛彼此那样说话，乃是一种语言特权。好比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只有贵族才配才有资格说法语，哪怕说得语法蹩脚，也是一种身份的荣耀。成分问题，政治立场，划清界限或者“同流合污”，使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亲戚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乃至同校同班同学之间，以及街坊邻里之间，都不能再操他们出生以后所惯用的日常语调说话了。
是的，乔博士的话语，对肖冬云而言，确乎是一种久违了的，更喜欢听的话语。相比之下，赵卫东的话语怎能不失去魔力呢？她一想到就在今天中午，赵卫东还曾以从前那种话语关心自己的灵魂，就不能不因自己对他的话语的入迷而暗羞。
多么装腔作势的话语啊，自己怎么竟会对那么一种话语入迷呢？
但是她又不免地内疚——才几个小时过去，自己与自己所一度暗暗崇拜的，也明知暗恋着自己的人之间，竟彼此嫌恶起来了。不，不，不是彼此嫌恶起来了。他并没有嫌恶自己，他只不过是妒火中烧。而是自己嫌恶起他来了，连他的话语都不能再忍受了……
这么快的感情的背叛，难道是道德的吗？
她又不由得在内心里审问着自己了。
乔博士的手臂不横贴在胸前了。那自然意味着五分钟过去了。他脚步无声地走到她跟前，又一次将双手轻轻按在她肩上。而她扭向一旁的头转正了，不但抬起，而且微微地后仰着了。她知道那样他们的目光是会注视在一起的。她忽然非常渴望那样。非常渴望被他注视着眼睛，听他用温柔的语调说话。哪怕是告诉她关于她命运的无法改变的劫数。
“考虑好了吗？”
她本想说“我去”的，却没说，点了点头。不吱声是为了听他对自己多说一句话。
“那么，去，还是不去？”
“……”
“即使你还是不去，我也不会对你不满的。确实，你刚刚扇了他一耳光，你有理由在乎自己面对他时的感觉。”
“……”
“只是，连你都不去劝他，我会很失望的。那么谁劝他，他还听呢？他不打那种预防针不是等于不想活了吗？”
她终于开口说：“李建国认为，他精神错乱了。我不许李建国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可我心里，也……也不由得这么想……”
乔博士慢言慢语地说：“我可以保证他的神经并没有错乱。你禁止李建国是对的。‘精神错乱’四个字是不可以随便往别人头上安的。”略作沉吟，又说，“面对毫无心理准备的现实，每个人的思想状态是不同的。受教育越高的人，思想转变过程往往越痛苦，越长。他是高中生，他在‘文革’中的思想陷入的激情投入自然比你们三个要深要多。即使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也仍有某些人的思想固定在三十几年前的‘文革’时期。只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跟着时代了，适应着时代了，没有他们聚合思想的空间了，所以他们明智地沉默着了……”
这一点是肖冬云怎么也想不到的。
她忍不住问：“真的？”
乔博士说：“真的。以后我们可以找时间长谈。谈‘文革’，谈现在，谈政治，谈爱情，谈毛泽东，谈蒋介石，谈谁谈什么事都行。但这会儿，我们必须解决如何让赵卫东打预防针的问题。”
“博士，您再允许我发问一次。”
“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次。”
“谈蒋介石也可以？”
“我不是说过了吗？当然可以。比如我就认为，蒋介石和孙中山毛泽东一样，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没有他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统令割据八方的各路军阀，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会更有难度的。”
肖冬云听得瞪大了眼睛。
她又忍不住贸然地问：“博士，您是党员吗？”
乔博士平淡地说：“我永远不会加入任何党派。尽管各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都热情地动员我加入过。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最讨厌政治企图渗透各个领域的现象。”
“可你……你已经在发表危险的政治言论了……”
“发表政治言论是我的权利和自由。谁企图因此而把危险强加在我身上，那我是要和谁斗争到底的。不管是谁。”
肖冬云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觉得，你其实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是吗？”
博士的语调又温柔起来了。
“是的。我心里早就决定去了……不管他怎么对待我……”
于是博士的双手从她肩上放下了……
于是她站起来了。
“真懂事。”
博士的口吻，听来像夸奖小女孩儿似的。
肖冬云心理获得满足地微笑了。她缓缓走到门口，不由得回头望博士。那一种目光，如同第一天入托的孩子回顾爸爸妈妈……
博士鼓励地说：“我就在你房间里等结果。”
肖冬云轻轻敲了几次赵卫东房间的门，房间里无人似的静。她一推，门没插，被推开了。但推开的程度并不大，仅能容她侧身而入。她也不将门再推开些，就那么闪进房间去了。
赵卫东在床上平躺着，全身笔直。他双手叠放于胸，仿佛伟人们死后被摆布成的样子。闭着眼，但显然非是在安详地养神，而是在剪不断、理还乱地左思右想着什么。因为他眉峰之间，拧挤出了一条很深的竖纹。
肖冬云小声说：“是我。”
赵卫东一动不动地说：“把门插上。”
她困惑。然而想到“任务”，犹犹豫豫地把门插上了。
她站在门口又小声说：“卫东，我……我首先向你道歉……”
赵卫东仍一动不动。
“我不该扇你一耳光。”
“……”
“乔博士批评我了。他批评我对你太缺乏理解。我觉得他比我，也比建国更能体会你的思想痛苦……”
“……”
“乔博士还……还让我来劝你打预防针……”
赵卫东一直不动，也不开口。
肖冬云站在门口，一时陷于无话可说的窘况。
那一种使她极为尴尬的沉默持续了几分钟后，她倍感受辱了。她怀着一种又遭到轻蔑的委屈心情，轻轻拉开门插，拉开门，想要离开了。
赵卫东听到了她拉开门插拉开门的轻微响声。他终于开口了。他以冰冷的语调说：“那么，是你那位乔博士派你来的了？”
肖冬云的一肩本已闪出门了。她听了他的话，反而不打算离开了。
她一肩门里，一肩门外，也以冰冷的语调说：“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明白。你脸红了是吧？”
“我不明白。我也没脸红。”
“你来劝我打针，居然仅仅因为是他给你的任务。”
“你大错特错了。是他为你的命请求我。我很奇怪他比你自己还觉得你的一条命值得宝贵对待，而你自己似乎视死如归。”
“人固有一死。”
“你讳疾忌医而死，既不光荣也不英雄。比鸿毛还轻。”
“不成功，便成仁。我是为坚持主义而死的。即使今人嘲笑我，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后人会高度赞美我舍身成仁的品格。”
“你要成什么功？又能成什么仁？你真像你自诩的那样坚持过什么主义吗？”
肖冬云的语调，不由得带出了嘲讽的意味。
“我究竟怎样，至少还值得分析。可你们，背叛革命誓言就像扔掉一双旧鞋换上一双新鞋。你们连值得分析一下都不配。纯粹是可怜的苟活者，行尸走肉。”
“你这话除了指我和李建国，难道也包括我妹妹吗？她才多大？才十六岁不到！你要求她怎样？也为了当年那些狂热的话，对自己的生命和你取同样愚顽的态度？”
“刘胡兰大义凛然躺倒在铡刀下，也才十六岁不到。”
“你！”
肖冬云从门口几步跨到了床边，目光向下斜投在赵卫东脸上，低声然而清楚地说：“卫东，面对现实吧。不要再伪装了。在长征途中，我偷看过你的日记。这是不道德的事。我一直想向你坦白这件事，没想到三十几年后才有机会……”
赵卫东的眼睛睁开了。他缓缓坐起了。
“你的日记告诉我，你当年投身‘文革’的激情也不是多么纯洁。你渴望拥有权力对不对？你在政治上野心勃勃对不对？你一心想取代李建国的父亲成为一县之长对不对？你还想乘着‘文革’运动的东风，被省城的‘造反派’们接到省城去共图政治人生对不对？”
赵卫东的屁股缓缓离开了床。他不动声色地走到门口去，将门关严，并且插上了。
肖冬云继续说：“你用不着关门，更不必插门。我想没有人会来。我这么低声说话，也没有谁会听到。我觉得，与你比起来，我自己当年投身‘文革’洪流的动机倒是纯洁得多。没你那么多政治投机的成分。我当年百分之百地相信‘文革’是为了使中国不变修……”
赵卫东从门口走到了肖冬云跟前，面对面地凝视她。
而她也不眨眼地凝视着他。
“把你心里想的话都说出来。”
他的脸色已白得发青。
“说就说。你的日记还告诉我，包括你对我的特殊感情，那也是不怎么纯洁的。因为我的父母还是‘黑帮’，你就处处在人前伪装出和我仅仅是红卫兵战友关系的样子。当我的心需要一点儿安慰时，你连句有感情色彩的话都不曾对我说过。只不过善于对我讲一套一套的政治大道理。好像你是我的政治导师。我们在长征路上又都做了些什么事呢？还记得我们最后经过的那一个小山村吗？尽管穷，却是多宁静的一个小山村啊！仅仅因为房东家大叔夜间偷偷到生产队的地里刨了一篮红薯，而且是为了蒸熟带给我们路上吃的，你第二天就发动全村人批斗他，还命李建国揪住他头发往后拧他胳膊……结果呢？结果我们还没离开村，他上吊了。路上我妹妹感到罪过地哭了，我也流泪了。你就在山路边批判我们的什么‘泛人性’表现……三十几年前我一向认为你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一次次说服自己与你的思想保持一致。直到今天中午，我仍对你怀有最后的崇拜，觉得你还是我尊敬的偶像……可……可当乔博士他们对我妹妹进行抢救时，你说了句什么话？你从旁说——‘以红卫兵的身份而死是她的光荣，用不着你们抢救她的生命！’你这算什么话？你凭什么代表她决定她的生死？你怎么不理解理解我这个姐姐的心情？你下午的表现，又是多么恶劣！乔博士他们做什么应该被我们敌视的事了？他们不就是全心全意地想使我们健康地活下去吗？”
肖冬云双手捂面，低下头泣不成声了。
“抬起头！”
她听到赵卫东冰冷冰冷的声音仿佛发自于湿漉漉阴森森的洞穴里。
然而她抬起了头。
“把双手放下。”
她将双手放下了，泪眼涟涟地看着他。
她说：“卫东，算算看，我们的同代人全都四五十岁了，而我们却还处于青春时期，这其实是我们的幸运啊！继续活下去有什么不好？又有什么不对？反正我希望活下去。如果能活下去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我是苟活。听我劝，打针……”
她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已挨了狠狠一记耳光，扇得她身子向一边倾斜……
“这一记耳光抵消你在院子里扇我那一记耳光。”
赵卫东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
紧接着她另一边脸上又挨了狠狠一记耳光，扇得她的身子向相反的方向倾斜……
肖冬云并没再用手捂脸。她的上身缓缓由倾斜而恢复正直，以自己的目光抵住赵卫东凶恶的目光。她的目光里既无惧怕，也无愕异。有的仅只是嫌恶。血顺着她没抿严的嘴角流出来。那时刻她看着他的样子，像看一件以前从没看清而现在终于看清了的东西。似乎那东西一经看清，就由美观而变形为丑陋了……
赵卫东又咬牙切齿地说：“这一记耳光是为了惩罚你偷看我的日记！”
肖冬云将一口混合了血的唾沫啐在他脸上。
他也不擦，突然紧紧地拥抱住她。他的双臂，将她的双臂拦腰箍住。如同一副大铐子，将她那么铐住了。
他的脸是那么凑近着她的脸，之间仅能容一指切过。血唾沫从他鼻梁上和眼皮上往下淌……
他说：“既然你那位乔博士拥抱了你，那么我更有理由拥抱你！”
肖冬云并不挣扎。即使她的手臂没被箍住，她也不打算挣扎反抗。这不意味着她甘心情愿任其摆布。她更想在不挣扎不反抗的情况下得出一种结论——看他对待她，与她遭遇过的那个伪善的坏男人，与那个难用好人坏人来说清的司机有什么不同……
赵卫东又说：“既然你那位乔博士吻了你，那么我更有理由吻你！”
说罢，便用自己的嘴向肖冬云的嘴逼抵过去。可怜这三十几年前的高二学生，虽然语文学得不错，成绩与其他几门功课的成绩一样优秀；虽然也每在小说尤其外国小说中读到过“吻”这个字，但对“吻”的理解却是相当教条的。事实上，他以及整整他那一代高中生们，并不是在语文课堂上学到“吻”这个字的。尽管按照“吻”这个字的笔画，无论怎么在初中的语文课堂上也该作为生字学到了。在建国以后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课文中，“吻”这个笔画简单的字竟是不曾出现过的。仿佛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绝不可以公开教学的字，而只能靠学生自己通过课外阅读去认识它。直至高二，“吻”这个字才“名流迟至”般地出现在一篇课文中。但也不是作为一个单字动词出现的。而是组成“口吻”这个双字词出现的。老师在课堂上的解释是——可以理解为语调，但又不同于语调，而指一种特殊人物关系规定前提之下的特殊语气。比如上级与下级说话的语气；将军与士兵说话的语气；尊者与卑者说话的语气；长者与幼者说话的语气等。而学生时代是何等敏感的时代啊！他们既然从小说的情爱描写段落中读到了“吻”这个笔画简单竟不曾在课堂上学过的字，自然便会怀着有新奇发现似的怦怦心情查字典。三十几年前，普遍的学生字典上如此解释“吻”这个仿佛不光彩的字——人与人之间表示爱意的亲密举动，以唇轻触对方的唇或面颊，是西方人之间的一种亲密方式。所以当年的他们，又都单纯地以为，“吻”是与“亲嘴”不同的，是亲密程度次于“亲嘴”的一种方式。
肖冬云自然也是从小说中认识“吻”这个字的。自然也曾为加深对这个字的理解而翻过学生字典。自然也那么以为。
所以，对乔博士文质彬彬的吻，她并不特别本能地反感。相反，以她当时的心情，自己需要别人对自己的亲密举动。因为那可对她当时的心情有所抚慰。何况她对乔博士有好印象。
所以，当赵卫东说“我更有理由吻你”时，她是准备由他一吻的。不就是像乔博士那样对自己吗？不就是“以唇轻触对方的唇或面颊”吗？如果由他一吻之后，他便同意打那种预防针了，那又何必非反抗他不可呢？都挨了他两记狠狠的耳光了，还在乎自己的唇或面颊被他的唇“轻触”一下吗？既然“轻触”面颊也等于是“吻”，那么她打算由他“轻触”的是面颊，而不是自己的唇。在她的意识里，少女的唇是比少女的面颊圣洁许多倍的。没谁传播给她这一种意识。纯粹是她很本能的一种意识。
而在赵卫东，他说的虽然是“吻”，单方面急切要实行的，却并非三十几年前的学生字典上的唇与唇或唇与面颊的“轻触”。他单方面急切要实行的乃是直接的“亲嘴”。也就是“深吻”和“热吻”。在他上午长久地握过她的手之后，他心里便产生了渴望有机会和她亲嘴的冲动。此冲动一经由握手而牵连产生，被想象反复加工着，使他的意识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那是极为强烈的欲念。绝不是“轻触”二字所能削弱的。所以当他在走廊里望见乔博士与肖冬云“亲嘴”，他妒火中烧的程度仿佛胸腔内部全部焦糊了……
当他的嘴向肖冬云的嘴逼抵过去，当肖冬云一扭头，以牺牲自己脸颊来掩护自己唇的圣洁性的那一时刻，赵卫东心里又陡然升腾起一股怒火。先前的妒火加上现在的怒火再加长久而艰难地压抑终于压抑不住的渴望亲嘴的冲动，使他的五官看去是明显地扭曲着了。他那张本来挺周正的脸上的表情，如同被拿在人手里的骨头一给一缩地惹激了的狗脸的表情了。无论多么招人爱的狗脸，那种情况下的样子也不可爱也不好看了，总是要给人以龇牙咧嘴的印象的。
肖冬云觉得，他似乎是要咬她。当然她立刻就明白，只牺牲面颊给他是不行的了。她那么的不情愿以自己圣洁的唇满足他。她的手臂被他的手臂箍住，反抗已成徒劳之事。她只有将头躲避地扭来扭去。而他的目的不能轻易达到，则更恼羞成怒了。一个在他那方面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逻辑，演变为一种口号式的决心——那博士都可以，我怎么就不可以？我更可以！我更有权利！生死难料了，我还有什么顾忌的？！
他紧搂住她猛一转身，她的背朝向着床了。顺势一倒，将她压倒在床上了。她的头一挨床，不那么容易扭来扭去了。
她有些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了。脸红得就要渗血似的。
而他虎视眈眈地说：“你是我的！我的！不是任何人的！更不是那个姓乔的家伙的！是我把你带出一个小县城进行长征的！否则你现在也五十来岁了，是半老太婆了！所以连你的命都应该是属于我的！”
在他那方面，这个逻辑确乎是能够成立的。
她一时不知该用怎样的话语才能一举击散他的逻辑，使之崩溃。
而他一宣布完他的权利，便霸道地将他的嘴亲压在她的嘴上了，正如他的身体倾压在她的身体上一样。
她只有紧咬牙关，不使他的舌突破“封锁”伸入她口中。她想他的舌一定如扁平的肉虫一样，一旦突破“封锁”入己口中，她会恶心得将胃里的东西全部喷射出来的……
他的牙弄伤了她的唇。
他脸上沾了她的唇血，又将她的唇血搞到了她脸上……
那一时刻，这名三十几年前的，高二的红卫兵，县“红代会”的常委，红卫兵“长征”小分队的队长，实际上等于是在对自己的一名“长征”小分队队员，一名女红卫兵战友，一名三十几年前的初三女生进行了强暴……
她默默流泪不止……
半小时后，肖冬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的样子使乔博士大吃一惊。
他问：“他把你怎么了？！”
肖冬云答非所问：“他昏过去了……”
她说完，扑在床上痛哭起来……
几分钟后，乔博士、“老院长”，还有一名护士，匆匆赶到了赵卫东的房间。
赵卫东果然昏在地上——在他自己不能限制住自己的冲动的情况下，肖冬云不得不“帮助”了他。“帮助”的方式是——挣脱一只手，从床头柜上抓起一只瓷杯，往他后脑上使劲给了一下。
他的头被细致地检查了，居然一点儿都没破。
他被往床上抬时，哼了一声。
乔博士问“老院长”：“您看他没事儿吧？”
“老院长”没好气地说：“不过被只瓷杯砸了一下，能有什么事儿？严重到家了是轻微脑震荡。咎由自取！”
护士弯腰捡地上的杯片时，李建国出现了。
李建国嚷嚷着问：“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怎么一脸血？”
“老院长”对他大吼：“安静！”
乔博士说：“别替他担什么心。他哪儿也没出血。他脸上是肖冬云唇上出的血。”
“那……怎么会弄到他脸上了呢？”李建国哪里忍得住不再问啊！
护士直起腰，也没好气地说：“要明白你就去问你那女红卫兵战友！幸亏你们各个房间里还有三十几年前的瓷杯，要是一个房间发你们一袋纸杯，你那女红卫兵战友就……”
乔博士制止道：“别说那么多了。你快去照我的吩咐做——找一个带吸管儿的饮料瓶，灌一瓶凉开水，要兑蜜。蜜有镇静作用。再捣碎一片安眠药放在瓶里……”
护士捧着杯片离去后，从肖冬云的房间又传来她的哭声。李建国像出生后即将第一次打针的小孩子听到另一个小孩子在注射室里哭，一副屏息敛气而又大灾临头般的古怪模样。他对肖冬云的哭声应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按照三十几年前的中国好女孩儿的标准来要求，肖冬云被父母培养得几乎近于完美。父母希望她是一个榜样，处处值得她的妹妹学习。所以她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每情愿或不情愿地委曲求全。而这也就使她几乎近于完美的同时有了爱哭鼻子抹泪的缺陷。“长征”路上她没少哭过。妹妹脚上起了泡她哭；李建国走累了寻开心恶作剧她哭；被毛虫或其他没见过的虫子吓着了也哭；内心里不同意赵卫东的什么主张，表面上又得坚定不移地支持以维护他的队长权威，她还背地里哭过。倘事实证明赵卫东是对的，她会因自己的表里不一而惭愧得哭；倘事实证明赵卫东错了，她会因他的权威受损而替他惭愧得哭……但这一次肖冬云的哭声那么的不同以往。以往她从没大声哭过。正如她无论在多么饥饿的情况下，吃东西从不发出嘬嘴咂舌之音。当着人的面眼圈一红，一扭身，双手一捂脸，发出极轻微的几声抽泣，最严重再连带着跺两下脚，那就算是哭了；背着人，也不过是蹲在什么墙角旮旯，双膝并耸，两只手臂横担膝上，额抵手臂，忍住没忍住地呜呜两声罢了。这一次她的哭声很响。听来那是一种完全超出了她自制极限的哭。一种蒙受了奇耻大辱的哭。一种对某事物的理想态度遭到彻底摧毁的哭。总之她的哭声使李建国极度不安。他想，即使乔博士或“老院长”明确又冷漠地告诉她，她最长再活几天，她也不会如此大声地恸哭啊！她这么哭就根本不是她肖冬云了啊！
李建国看看乔博士，看看“老院长”——二人都阴沉着脸躲避他的目光，他似乎猜到了在肖冬云和赵卫东之间发生的是一件性质很丑的事，又似乎实难理解为什么竟会导致一个大哭一个昏着的难堪局面……
他想，你们俩是双方有意的一对儿嘛！当我李建国双眼厚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吗？我心里早有数了！可你们双方有意的一对儿，为什么会把关系搞到这种地步？！赵卫东赵卫东，肖冬云她是为你好来劝你打针的呀！正是你俩和解进而相互温存的机会呀！我李建国一直寻找机会也能对肖冬梅温存一番都没寻找到呀！你可究竟是怎么糟蹋了你的大好机会的呢？你赵卫东明明比我李建国更善于笼络女孩子的心嘛！
他一转身冲出赵卫东的房间，直奔肖冬云的房间而去……
他决心打破砂锅问到底……
护士没将杯片捡尽。当乔博士弯下腰仔细地捡那些碎小的瓷片时，“老院长”以闹情绪的语气问：“你还怕扎了他的脚吗？”
乔博士二指捏起他所发现的又一瓷片，放在另一只手的手心，抬头看着“老院长”说：“万一他晚上赤脚下地，扎了脚总归是不好的。”
“老院长”哼一声，又道：“别捡了。他不是幼儿，我们也不是托儿所的阿姨！”
乔博士直起腰笑笑，不再说什么。他从白大褂兜里掏出一片纸，默默将一手心瓷片包了，丢入纸篓。
“老院长”几个字一顿地说：“我认为，就此事，我们有很大的必要，开一次会。讨论讨论，和反省反省，我们对他们，尤其这个赵卫东的一味迁就，是否正确。”
乔博士沉吟了几秒钟，又淡淡一笑，同意地说：“那就开一次吧。”
“老院长”仿佛单等着他能这么说。一听他说完，转身便走。
乔博士补充道：“讨论讨论倒也未尝不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太多值得反省的地方……”
“老院长”站住在门前，转脸看他，一脸难以掩饰的愠怒和对博士的话心存异议的表情。
“我的意思是，也别把会议气氛搞得过于严峻罢了……”
乔博士带有重申意味地解释了一句……
半小时后，这名义上的“疗养院”的一干人等，聚齐在会议室了。临时雇的打扫卫生的女工和做饭的大师傅也到了。人们在聚齐之前，全都对一男一女两名红卫兵之间所发生的事有所了解了。只不过在奔走相告的过程中，某些细节与事实大有出入了。“老院长”还没宣布开会，大家便交头接耳，悄议纷纷了。
“老院长”将会议议题一说，顿时一片肃静，一个个反而都不出声了。这些人中的一半年龄在四十岁以上，都是“文革”的中老年见证人。有的自己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有的亲友们被打入过“另册”；最幸运的，也在“干校”接受过“思想改造”。皆对“文革”时代有不堪回首之感。而“文革”留给他们的最深刻也最野蛮的记忆，便是运动初期红卫兵们的种种无法无天对别人迫害成瘾的劣迹。现在，由他们来救四名三十几年前的“货真价实”的红卫兵的命，已然是历史对现实开的一个不怀好意的大玩笑了。已然充分体现着他们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从善如流的人道主义胸襟了。为着减缓三十几年后的今天的现实对四名红卫兵的心理承受力的冲击，演戏似的装扮成三十几年前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又戴袖标又戴像章的，这他们也以人道主义第一、个人滑稽感觉第二的原则，顾全大局地服从了。还要他们毫无牢骚地奉陪着“早请示晚汇报”、一日三餐“三敬三祝”、睡前“斗私批修”，这他们也都很投入地做到了。但是动辄被是他们儿子辈甚至孙子辈的四名红卫兵一开口一段一段地用语录耳提面命地教诲和以“唯我独革”的神气教训着，实在是大伤他们自尊的事啊！
“我先发言！”一位中年男人将一册三十几年前的《红旗》啪地往桌上一摔，憋闷久矣地说，“今天这会早就该开了！我们早就该反省反省了！我认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已经等于是宠惯了！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宠惯他们？他们又凭什么心安理得似的受我们的宠惯？他们是人民英雄国家功臣时代偶像？不是的嘛！不过是四名不可理喻的红卫兵嘛！”
有人打断那位脑神经科专家的话，插言道：“你就不必强调他们的不可理喻了。当年他们不是几乎都这样嘛！我只不过觉得，他们仿佛受着上帝的保佑。既然三十几年后他们还能奇迹般地活转来，那么足以证明是上帝的安排。我到这里来是为上帝效劳的，所以即使在伪装谦恭的时候，心里边想着的也是上帝，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甘当红卫兵的奴仆。”
说这番话的是一位病理分析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的中国籍名誉教授。一个“文革”结束后，宗教信仰的自由刚一恢复便加入了基督教的女人。
脑神经科专家瞥了她一眼，略带嘲意地说：“可惜我们中只有你一个人是上帝的虔诚信徒啊，所以你不可以用基督徒的标准来劝解我们。劝解也没用。”他话锋陡然一转，又大声说，“诸位请不要再打断我的话，允许我把话说完啊！我认为，要反省，我们尊敬的院长先生首先应该好好反省！我来报到你接待我时怎么说的？你一边亲自往我衣袖上戴袖标，一边说：‘戴上戴上，他们还是四个孩子嘛！就当他们是我们的亲儿女吧。我们要像三十年前的一些京剧演员演好样板戏一样，演好我们的角色！’你是不是这么说的？每个人来报到时你都说过类似的话吧？否则他们能被宠惯得快骑到我们头上了吗？”
“老院长”气不打一处来地说：“我正反省着哪！”
脑神经科专家最后说：“我认为我们也要来个‘造反有理’！‘造’他们的‘反’！把在我们这里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他的话立刻受到了热烈的掌声的拥护。
“老院长”举起一只手说：“我反戈一击，杀回马枪！坚决支持把在我们这里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他的样子十分庄严。使听了他的话觉得好笑的人强忍不笑。怕笑起来他不高兴。
“我说两句。我本不想说什么的。有什么好说的呢？”
第二个正式要求发言的是某冻伤研究所的所长。他似乎打算站起来说，但欠了欠身，又将胖大的身躯陷坐于沙发了。
“老院长”指着他予以鼓励：“请说请说！怎么想怎么说。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搞黑记录……”
不成想他的话惹恼了冻伤研究所所长。后者急赤白脸地说：“谁还敢搞那一套，我在国外报刊上骂他个狗血喷头！谁还想搞那一套谁是他妈婊子养的！”
“老院长”表情一阵不自然，摊开双手耸肩道：“您这是从何说起呢！我是哪种思想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冻伤研究所所长努力了两番，终于成功地将胖大的身躯从沙发上站立起来了。他走到会议室中央，环视人们，目光最后落在“老院长”脸上：“别误会嘛。你是哪种思想的人我当然很清楚。咱俩是诤友关系，我能指桑骂槐地攻击你吗？让我告诉大家也没什么吧？诸位，我所了解的他，国际思想方面是一位和平主义者，社会思想方面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一个‘反动’的人。‘文革’前因为贩卖美国式的民主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再受二茬罪被打断了一条腿。现在呢，他还是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
“远啦，远啦，离题万里啦！”
“老院长”忸怩不安起来，窘红了脸提醒冻伤研究所所长。
“咱们这次会议也只许有一个中心吗？行，行。一个就一个。怎么都行。哎，我说中心是什么来着？”
冻伤研究所所长将求助的目光望向“老院长”。
“讨论，反省。主要是反省。”有人及时替“老院长”回答他。
“又反省？反省什么？”
毕竟是和“老院长”同辈的人了。七十六七岁了，耳背了，刚才没听清。
“反省我们对四个小狗崽子的态度问题……”
又有不甘寂寞的人替“老院长”回答着。“狗崽子”三字一经被说出，意味着许多座心理火山就要开始喷发了。
“反省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有什么可反省的？我看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都快变成孙子啦！”
“我们可比不上现在的孙子们！现在的孙子们活得多开心，爷爷娇奶奶爱的！我认为我们都快变成《茶馆》里的王掌柜了！而他们简直像……”
“对对，比得好！你说明白了我的意思。总之我在这个院子里越来越感到屈辱了，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三十几年前……”
“毕竟比三十几年前强吧？三十几年前你隔三差五地就被批斗一次。而在这个院子里，前天你还戴着‘革命造反派’的袖标啊！”
“那也感到屈辱。因为我自己讨厌戴。再说戴着也心虚，似乎总觉得自己实际上仍被划在‘另册’里，只不过是混入‘革命造反派’的队伍里的。好几次梦里被挖了出来，醒后惊一身冷汗。诸位，三十几年前……”
于是冻伤研究所所长讲起了自己一家三十几年前的悲惨遭遇——父亲因是从美国辗转香港回国的医学教授，被批斗致死；母亲因台湾有亲属而被诬为特务，死在牢中；自己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十余年远离专业；妻子与之离婚，改嫁给了别人……
那是一番真正的控诉。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他讲到心碎处，老泪滂沱，泣不成声。
会议由他之后，变成了控诉会、忆苦思甜的会、声讨红卫兵的会。“文革”和红卫兵的受害者们，彼此同情着，相向唏嘘着。连“老院长”也忘了开会的初衷不是那些，大动其容地讲起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来。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皆是可敬长者，绝非习惯了一味儿靠咀嚼伤疤活着的人。他们也都是自己专业领域的权威人物、佼佼人物。平时他们是不愿提“文革”谈“文革”的。甚至不愿回忆。谁愿回忆噩梦呢？何况他们是些最缺少时间的人。时间和精力都被专业垄断了。但在这个名义上是“疗养院”的地方，在这个天天能看见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在眼面前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并且还得以极虔诚的一丝一毫也疏忽不得的态度为拯救四名红卫兵进行“战斗”的地方，他们的心理难免会因四名红卫兵的表现而渐渐发生变化。和初来乍到时很不一样了。
世上的许多事都是有规律的。倘是一件壮美之事，哪怕早已成为历史，参与或相关的人，任什么时候都会大声说：“那件事中有我！”而且当然地引以为豪，引以为荣。根本没参与或毫不相关的人，往往也会编造了参与的经历和相关的谎言，自吹自擂，沽名钓誉。倘是一场人为的灾难，那么几乎一切的责任人，就都要不遗余力地替自己进行巧舌如簧的辩护了。比如当过法西斯纳粹副统帅的戈林，比如东条英机，比如王、张、江、姚“四人帮”。他们连被推上被告席了，都是不肯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的。那是一定要装出无害甚而有益的被冤枉了很值得同情的样子。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多么空前的一场灾难啊！
关于“二战”，全世界出了多少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戏剧和回忆录啊！但主要是英雄们的事迹，和后人们客观性的研究、总结、评论。德国却至今还没出现过这样一部书，或某人面对采访镜头这样说——我在某集中营亲手杀害过犹太人。我的双手曾沾满罪恶的血。是的，他们才不会这样呢。他们要隐姓埋名，摇身一变，似乎成了与“二战”血腥虐犹罪恶毫不相关的人。但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别国的人民，非是希特勒靠自己的一双手一批一批杀害的。那是一部疯狂开动的杀人机器的暴行。有多少人充当了那杀人机器的部件啊！他们逃避被指认出来的可能，惶惶不安正如犹太人当年逃避他们的追捕和迫害。于是空前的一场灾难，只能以极少数人的被公审而画上历史的句号。
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如此画上历史的句号的。
“文革”不可能不是这样。
主要责任人都已基本上死光了。主要罪犯都已被执行判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比较客观地写入了对伟人毛泽东“三七开”的一笔。红卫兵们当年的种种暴戾行径，照例由几名他们当年风云一时威风八面的“领袖”一揽子认罪了。
但是受过迫害的人何止百千万呢？
倘再包括受政治歧视的人，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数字呢？
某些当年的红卫兵，虽然不曾是什么“领袖”，甚至也不曾是什么小头目，但他们挥起皮带抽人比虐待狂抽驯良无比的牲口还凶狠；他们乱剪别人的头发就像打草的孩子用镰刀削路边的草梢玩儿；他们往别人脸上涂抹墨汁甚至大便，就像没有卫生习惯的人擤过鼻涕往随便的什么东西上揩手指；他们打人骂人别出心裁地凌辱人挖空心思折磨人，就像别人只不过是虫子；他们深更半夜闯入别人家里凶神恶煞般喝五吆六，想摔就摔，想砸就砸，那时别人的家就连公共厕所都不如了，别人就连替他们打扫厕所的人都不配是了……
那一切一切，都是当年受迫害受伤害之人说出来写出来的。或者是见证人们的纪实。
却只有极少极少极少极少极少的红卫兵像样地忏悔过。有人忏悔，那也是因为当年的自己并不凶恶。实际上等于是在替当年凶恶的劣迹斑斑的同类们忏悔。所以那样的忏悔并没有什么忏悔的真正意义。
应该忏悔的都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当然都还存活着。倘话题议及“文革”或红卫兵，他们也兴许以过来人的资格和见证人的口吻，慷慨激昂谴责一番。
于是事情变成了这样——暴戾的事件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却似乎没有几个具体的人干过。
于是事情变成了这样——假设一名用皮带抽过别人往别人脸上涂过墨汁乱剪过别人的头发抄过别人的家的红卫兵，站在对方面前，他自己不说，对方是难以认出他的。因为三十几年的时间，早已改变了他的容貌，使他彻底地变了一个人了。他的身份还极可能使对方心怀敬意。他的接人待物还极可能大获对方好感。倘他们共同参加一个涉及红卫兵话题的座谈会或研讨会，他的发言还极可能使对方觉得深刻频频点头报以掌声……
而对于在今天这次会上先后发言的人们，情况不同了——首先他们皆是受害者，此点无可争议；其次“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就在这里！二男二女，一共四名！
该四名红卫兵，不但“货真价实”，而且“红”果稀存！而且既已复活，仿佛又“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起来了！虽说两名女红卫兵不是太讨厌，但那两名男红卫兵多叫人气不打一处来啊！
于是回忆式的，以“红卫兵”三字笼统而言的控诉，渐渐演化成对现在时的具体人具体表现的愤慨声讨了……
于是声讨的火焰一再高涨，最终接近口诛了。
仿佛三十几年前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们桩桩件件的劣迹，终于是有了确凿无疑的元凶了……
然而会场中还有另外一些人啊。他们的年龄，或比乔博士小几岁，或比乔博士大几岁。但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六岁。他们学历很高。皆毕业于名牌大学，几位博士，半数硕士。有的“文革”前后才出生，记事时“文革”大势已日薄西山。有的“文革”结束了才出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中国的好光景中长大的。他们的父母，普遍比刚才发过言的长者们岁数小，“文革”时期皆中年人，轮不上是“走资派”或“黑帮分子”什么的。即或受过些委屈，相比于直接受迫害者，那简直就可以说不足论道了。故他们本身对“文革”所持的否定态度，虽彻底，却终究不过是间接的，理念的。几乎完全没有过什么直接的切实的感受。所以长者们控诉，他们这些小字辈也只有洗耳恭听。尽量保持同情的肃然而已。即使听到“文革”的荒唐处，暗觉可笑，一个个也是强自忍着的。任何悲苦的大事件一旦变作历史，在时间的流程中和代与代的隔膜体会中，往往都接近着是“故事”了。虽然纪实，但毕竟是属于从前的、上代人的不幸。正如“样板戏”是某些上代人大为反感的，而在下代人听来，只不过是“现代京剧”，甚至还颇欣赏。
控诉和声讨完毕的长者们，开始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他们这些小字辈了。他们总得逐个说点什么了，包括他们中不太爱发言的。既没有回忆“文革”的年龄资本，那么也只能就现在的四名具体的活生生的红卫兵发言了。他们很实事求是地说，比较起来，红卫兵二姐妹，给他们的印象并不多么的恶劣。为使她们活下去，他们是宁愿做些努力的。他们说，尽管那个李建国挺二百五似的。但他二百五也是他那个时代造成的呀。他们说，从前的中国人，一代代的，挺二百五的多的是呀！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群体里，就没有挺二百五的了吗？还有挺混的呢！他们还难能可贵地承认，李建国也有怪可爱的一面。比如他经常主动干点儿活，扫院子啦，浇花锄草啦，拖走廊啦，帮临时女工清洁厕所啦，到厨房去帮大师傅择择菜刷刷碗啦……
他们这么评论时，临时女工附和道：“是的是的，起初他还主动要求帮我洗床单哪。我说有洗衣机，不用他。他说‘中国人怎么可以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才用的洗衣机呢？那还不使勤劳的中国人变懒了吗？’”
大师傅也附和道：“那孩子挺仔细的，帮我择菜时，不好的菜叶都舍不得扔。将来是个会过的人。”
于是红卫兵李建国仿佛是“可以教育好”的红卫兵了。
但是连小字辈们，对赵卫东的印象也非常不好。他们说“极左”于他本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四名红卫兵连他算上都不“左”，他们倒奇怪了。他们说他们难以容忍的是他的“唯我独革”。他们说思想“极左”的人，也有对自己要求同样“极左”的。说他如果那样，也算“左”得使人没法儿挑剔，敬而远之就是了。说他们觉得，他只对别人“左”，对自己是不“左”的。比如还没买纯净水器时，有次他们中一人告诉他水房有开水了，他却说：“告诉我干什么？告诉该给我房间送开水那个女人嘛！”问他：“你连开水都不亲自打了，养尊处优来了？”他竟大言不惭地回答：“别把我当一般人对待，我是县‘红代会’常委！”
“老院长”愤然道：“听听，这叫什么屁话？摆起从前那种并不光荣的资格来了！”
他们还说，他们都觉得他有点儿阴。
“老院长”又道：“对，对，我也觉得那小子有点儿阴。”
但是谈到两小时前他和肖冬云之间发生的事儿，他们却没长者们看得那么严重了。他们认为不值得以那么一件事儿来对他说长道短。归根结底，那是他和她之间的感情过节。
“否！那是非礼！”
“老院长”又愤然起来了，语势也有点儿像老红卫兵了。
“岂止是非礼，明明是强暴行径！应该把他揪来，开他的现场批斗会！”
“我们要坚决抵制强暴事件！要刷出这样的大标语来！”
“还要出一期专题板报！”
几位可敬长者也都像“老院长”一样愤然起来。
在这个名义上是“疗养院”的地方，在这个有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存在着的地方，在这次专为讨论和反省对四名红卫兵的态度问题的会议上，不知为什么，当年深受“红祸”苦难的人们自己，话语方式也都有点儿红卫兵特征了。
但是小字辈们在两名红卫兵之间的男女问题上，尤其显得不以为然而又心平气和。他们说究竟定性为非礼还是定性为强暴，那也不能由咱们在这儿定。得由公安局来定才具有法律的结论性。难道应该报案请公安局的人来吗？当事人肖冬云不报案，咱们报案不是等于侵权代替吗？何况公安局的人即使来了，也不会先听咱们的看法啊。也得先听肖冬云自己怎么讲啊！她只不过刚才在哭嘛。没一边哭一边嚷：“我被非礼啦，我被强暴啦，谁主持公道呀！”若她自己并无寻求法律保护的要求，咱们的正义冲动不是多此一举吗？
“老院长”反驳道：“别忘了她是一名三十几年前的女红卫兵，哪有我们今天这么强的法制意识！应该有人启发她，告诉她，她是可以报案的！乔博士，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乔博士怔了一下，低问：“为什么偏偏交给我呢？”
不知为什么，他的表情看去有几分忧郁似的。
“老院长”说：“她挺愿意接近你的嘛，这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啊！别推诿了，就你吧，就你吧！”
博士幽幽地淡淡地一笑，不再说什么。也不知是接受了那项特殊的任务，还是根本不予考虑。
小字辈们接着发言。他们中有人说，标语是不可以刷的，专题板报更不可以出。说那样一来，不是减少了，反而是增加了这个地方的“文革”气氛。说以大标语和黑板报的方式对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实行口诛笔伐也是违法的。咱们三十几年后的中国人，既然法律意识比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强，就不应该给他们做坏榜样……
博士频频点头。他自己并没想到，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由于他的表态举足轻重，老者们和小字辈们，都希望他能站在自己们的理念原则上看问题和发言。他的频频点头，使小字辈们觉得是一种沉默的支持，自然也引起了几位老者的不满。
脑神经科专家问：“小乔，你点头代表些什么意思呢？”
博士回答：“没太多意思，赞成刚才的发言而已。”
冻伤研究所所长紧接着说：“乔博士当然不会和我们太保持一致啰！他多幸运啊，身上连一道从前时代的浅浅擦痕都没留下过。”
室内便静了片刻。
在那一种使人人都觉得意味深长的静中，博士缓缓开口，庄重而言：“如果时代留在人身上的擦痕是可见的，那么我脱下衣服，你们看到的将是伤疤累累的身体。土改时期，我的家族中有六口人被镇压了。因为我的家族三代是地主。我被镇压的最小的叔叔才二十岁。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在被缴获的某大学的‘三青团’发展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没认识的时候，我就在基因学的原理方面被划入另册了。‘文革’时期，我母亲在当成牢房的砖窑里生下了我。就像《洪湖赤卫队》里韩英唱的，‘北风呼呼地吹，一床破被似渔网，我娘把儿紧紧搂在胸口上’。我在县中读初一的大哥，在受了红卫兵的凌辱后卧轨自杀了。我的小哥取消阶级成分划分以后才娶妻成家……”
更静了。一时无稍动者。
博士停顿了几秒钟，接说：“赵卫东现在的表现，正是他较真实的表现。所以我并不多么嫌恶他的现在。但如果他三十几年前干下了坏事种种，那么我会向他声明——我参与救他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而不是为他配再活下去。可他们连自己是什么省份的人都回忆不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又从何了解他们的从前呢？我认为，‘红卫兵’三个字是一回事，具体的一个红卫兵是另一回事。正如‘蛇’这个字是一回事，具体的一条蛇是另一回事……”
“老院长”皱眉道：“你的话太哲学了吧？我没听明白。我看这样吧，咱们干脆举手表决吧！”
于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一项旨在针对红卫兵赵卫东的决议，那就是——对其采取保守人道主义的态度。那就是——该服的药一定给你，但吃不吃在你自己。你偷偷扔了，也没人管你。该打针了通知你，该体检了也不排除你，但你拒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不再为你自己的选择着急上火的……
会开到那时，天已快黑了。
赵卫东和肖冬云都没出现在食堂里。只有李建国独自去打饭。他显出在人前抬不起头的样子。打了饭也没在食堂吃。端着匆匆地就走了。仿佛不是赵卫东对肖冬云怎样了，而是他似的……
他偷听了会议。
他心里既因会上还有人替自己说好话而心存无限感激，也因今人们对红卫兵的控诉和声讨而无地自容，更替赵卫东忧心忡忡。毕竟，同类相怜啊……
他也替肖冬云打了份饭，意欲陪着她吃。或许反过来说更恰当，是希望有个人陪着自己吃那顿晚饭。他内心里感到空前的孤独。觉得像一名被开除了学籍的小学生似的。其实他最希望能陪着他吃那顿晚饭的人不是肖冬云，而是肖冬梅。如果能陪着他吃那顿晚饭的人是肖冬梅，即使她什么话都不说，甚至也不看他，甚至将背朝着他，只不过在同一时空各吃各的，他便会获得莫大的安慰，满足极了。但肖冬梅根本不可能陪着他吃那顿晚饭。因为她正被罩在一个巨型的有玻璃罩的医疗器械里，像躺在水晶棺里一样，处于冬眠状态。
是的，他内心里确乎感到空前的孤独。
他并不想对谁诉说什么。即使肖冬梅能陪他吃那顿晚饭，他同样觉得无话可说。唯希望有人陪他吃那顿晚饭而已。哪怕是他默默吃着，对方默默看着他吃。
他端着两份饭走到肖冬云房间门前，用脚试探了一下，门未关。用肩膀抵开门，斜身而入，见肖冬云闭着眼睛，蜷着腿，脸侧枕在枕头上，似乎睡着了。他放下两份饭，轻轻走到床边，又见肖冬云脸上的泪痕还没干……
“你吃不吃饭？”
“……”
“我把饭给你打来了……”
“……”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总是该吃饭的吧？”
“……”
肖冬云的眼睫毛都没眨一下。
他没法判断她是真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了。他只得从床边退开，坐在一把椅子上，拿起筷子端起碗。他吃了一口米饭，夹了一筷子菜，不禁扭头又向床上的肖冬云看去，而她自然还是那样子……
他就不想吃那口菜了，更没心思吃第二口饭了。他将菜放回盘子，接着放下筷子放下碗，起身悄悄地离开了肖冬云的房间……
而肖冬云并没睡，听着门关上，她眼睛睁开了一下，随即闭上。于是一大滴泪，从她眼角溢出，又淌在她泪痕未干的脸颊上了……
李建国回到自己房间，插上门，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心里一阵自哀自怜，双手捂脸，也无声地哭了……
是夜“老院长”睡得比往天早。
全体工作人员正确解决了如何对待红卫兵赵卫东的态度问题，在他，如同英明的政治家的一项英明的提案，获得了半数以上的，也就是合法的支持。更如同解决了什么心头隐患似的。总之他头一挨枕，没多一会儿便酣然入睡了。
半夜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双肘撑床，欠起身问：“谁？”
“我……”
他听出是赵卫东的声音。不由得从枕下摸出手表看，已是一点三十五分了。
虽然，明明听出是赵卫东的声音，他还是补问了一句：“你是谁？”
“赵……赵卫东……”
“什么事？”
“……”
“说话。”
“救救我……”
“救救你？你怎么了？”
“我……我呼吸困难……我感到窒息，我快要憋死了！求求您立刻给我打那一种针！否则，我想，我会死在您门外的！”
轮到“老院长”不说话了。
“给我打那种针吧！给我打那种针吧！您不能见死不救啊！”
“老院长”认为他的情况肯定没他自己说的那么严重。一个因为感到窒息快要憋死了的人会怎么说话，“老院长”是具有起码的辨听经验的。那样的人怎么会把话说得那么快，而且每句都说得那么完整，字字不间断呢？
于是他这么回答：“放心吧，你不会死的。起码今天夜里不会……”
“可是我觉得我会！我觉得我立刻就要死了！我的双腿已经软了！我的两条手臂在不停地抖！救我一命，行行好，发发慈悲救我一命吧！”
“老院长”坐起在床上了。他朝门外大声喝吼：“回去睡觉！胡闹！你不会死的！”
而红卫兵赵卫东在门外更急切地哀求：“我知道给我打那种针我就不会死了！我不想死！我想活！我强烈要求给我打那种针！给我打那种针！给我打那种针！”
“老院长”又喝吼：“明天！”
“我现在就要求打！我现在就要求打！现在！现在！我不明天才打！”
红卫兵赵卫东开始从外边使劲推门，分明企图破门而入。
“老院长”顿起疑心了。由疑心而生惕心了。他认为赵卫东是在耍阴谋企图骗他开门了，认为赵卫东显然是怀着恶意而来的了……
他抓起电话，往博士的房间拨通了电话。
博士查医学资料来着，刚躺下不久。博士抓起电话，立刻听出了是“老院长”的声音，诧然地问有什么事儿。
“老院长”以挖苦的语调说：“我的人道主义哲学家，劳您大驾，亲自起身到我的门前来侦查一下，看看那个表现最恶劣，而您仍主张以大慈大悲的心肠对待的红卫兵在我门外干什么呢？”
“赵卫东？”
“不错，正是他。”
“他……深更半夜的，难道他想去进行报复，想去伤害您不成？”
“他说他强烈要求打那种预防针！可我觉得是他的借口。我觉得他的目的肯定正像你说的那样。我想象得出他是怎么一种表情凶恶的样子。我看他是企图破门而入了……”
“那您快别说了！快放下电话，我立刻就到！”
“没事儿！别慌。慌什么？我虽然老了，却也不怕他。我已经把衣服架子移到我床边来了。他若真破门而入，我就将衣服架子当武器，用带尖儿的顶端，一家伙扎他个半死不活！”
“老院长”的话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了，因为博士已挂上了电话……
他真的又勇敢又不安起来——应该嘱咐博士多唤醒几个人一同前来的呀！
于是又一一往别的房间拨电话，将自己门外的“敌情”通告给年轻的同志们，命他们快快援助博士，以防博士遭到不测……
博士住院外的一排平房。年轻些的男性工作人员都住平房。四名“工作对象”及六十岁以上的和女性工作人员们才住楼内。所以他要赶到“老院长”房间的门外，那是必须穿过院子的。那一个深夜没有月亮。整幢大楼的窗子全黑着。博士一边穿过院子心里一边想，不对呀，“老院长”房间的窗子为什么也是黑的呢？难道那个赵卫东已经破门而入了吗？难道一场较量已经闪电般地结束了吗？难道……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了，眼前浮现出“老院长”受到暴力伤害后倒在血泊中的可怕情形，不由得打了一阵寒战，觉得心里发憷，毛发倒竖。他放慢了脚步，用目光四下寻找可以当作武器的物件。一时无所发现，也便顾不得自身之安危，赤手空拳地又加快了脚步。
博士进了楼，一迈数级登上三层。见红卫兵赵卫东的身影，果在幽暗的走廊的中段，“老院长”房间的门口。但赵卫东显然并没什么暴力企图。他背靠“老院长”的房门坐在地上，两条腿向前笔直地伸着。
博士一颗悬着的心镇定下来了。他脚步轻轻地走过去。然而，赵卫东还是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向他转过了头……
博士又觉得心里发憷，驻足不前了。
赵卫东却立刻收回双腿，腾地站了起来。并且，望定他，向他走过来。
博士低声喝问：“赵卫东，你想干什么？”
赵卫东也不回答，径直走到了博士跟前。博士虽然心里发怵，却并未后退。一步也没后退。他贴墙站立，暗中防范地攥紧了双拳……
博士从赵卫东脸上看到的不是凶恶，而是绝望，而是恐惧。
赵卫东说：“博士，救救我！”
博士从他的语调中听出了一线渺茫的希望的意味儿。
“你怎么了？我看你也没怎么啊！”
“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他不肯救我，不肯给我打那种针！你救救我吧！你可得发扬点儿人道主义精神啊！”
红卫兵赵卫东说着，跪了下去，紧紧抱住了博士双腿。恰在此际，那些年轻的工作者们冲上楼来。他们个个手中握着或铁或木的棍棒。他们人人满肚子的气。对于红卫兵赵卫东，他们虽然是嫌恶的，但是毕竟没有什么直接的宿怨。所以呢，原本不像在“文革”中受过红卫兵虐待的老者们那么耿耿于怀，那么同仇敌忾似的。可谁被电话深更半夜地搞醒谁不生气呢？他们都这么想——多恨人啊！下午的会上还替他争取人权来着，到了半夜他却敢对“老院长”的房间进行袭击！这样的家伙哪儿还值得同情啊！看来还是“老院长”们的主张对，蛇就是蛇，狼就是狼呀！让东郭先生和怜蛇的农夫那种慈悲见鬼去吧！见他紧紧抱住博士双腿，他们也不知怎么一回子事儿，认定了他是打算伤害博士。于是齐发一声喊，棍棒齐举地冲将过来……
赵卫东见状，吓得将头扎入博士的两腿之间。
博士大叫：“都别激动，谁也不许碰他一下！”
而这时，走廊里住着人的房间的门都开了。“老院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住在二层的人也都奔上了三层。赵卫东的样子使人们大惑不解，争相询问“老院长”或乔博士究竟怎么回事儿。
而赵卫东的头仍扎在博士的两腿间。他全身抖成一团，口中不停地说：“救救我！救救我！”
乔博士望着“老院长”，征求地问：“他的要求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就满足他吧？”
“那是谁都可以做的事，你看着办吧！”虚惊一场的“老院长”，因为自己的草木皆兵，脸上一时有点儿挂不住似的，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猝转身回房间去了。
博士就吩咐自己的助手：“你带他去打针。就是白天给另外两个注射过的A药剂。”
他的助手将木棍递向别人，顺从点头。
赵卫东却不肯起身。他坚持非要乔博士亲自为他打那种针不可。正如生命垂危的病人，将活的希望寄托于权威医生。
只有一类权威在“文革”中是不曾被真正打倒的。那就是权威医生。即使他们刚刚被当成“牛鬼蛇神”批斗过，一披上白大褂，在病人心目中，转瞬又是权威了。哪怕那病人曾往他脸上泼过墨。
红卫兵赵卫东的可怜样子，再次证明了活着之于寻常的人，是比一切革命的道理都伟大得多的“硬道理”。
乔博士并未因此鄙视他，扶起他，答应了他的要求……
为了乔博士的安全，助手一使眼色，几个人尾随着乔博士和赵卫东向注射室走去……
剩下的人中，有一个指着赵卫东蹲过的地方问：“那儿怎么回事儿？地毯怎么湿了一大片？”
有人回答：“我看，那是尿。”
“尿？”
“对。他怕死怕得尿裤子了。”
“他刚才表现出的，是典型的心理恐惧症状。”
“唉，那他白天又是何苦的呢？”
肖冬云和李建国那时站立在三层的楼梯口。走廊里发生的一切他俩都看到了。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他俩呆若木鸡。谁也不瞧对方一眼。仿佛身旁根本没有另一个同类的存在。
在他俩心中，连“红卫兵”三个字最后所包含的一点点或许还值得回忆一下的成分，彻底地变质了，如同自己的肉体也部分地变质了。
他俩呆若木鸡。谁也不瞧对方一眼……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套装共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