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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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花儿
A君是一位经济学博士，更确切地说，是位经济学“博士后”学位获得者。在北京经济学界，名气已经不小，头衔也不少了。名片上一行行地，赫然印着“理事”“委员”“主笔”“顾问”什么什么的，还是什么“经济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据知情人言，那是一笔二三千万元的基金。他对基金有相当大的支配权。
A君具体供职在某政府部门。职务性质介于国家公务员与学者之间。想行使一下权力的时候，权力就很实。想超脱的时候，就到外地去考察，作报告。或者出国参加学术交流。他几乎每年都出国一次。
A君享受正局级待遇，当然有专车。起先是“桑塔纳”，政府部门配的。他觉得自己太年轻，怕影响不好，退了。如果回政府部门办公，他就骑辆旧自行车。如果出席社会活动，就坐基金会的车。基金会的车是辆崭新白色“本田”。他一脚在体制内，一脚在体制外。在体制内他尽量按体制内的一套自律，处处考虑一位年轻局级干部的自身影响。在体制外活动的时候则潇洒多了，很讲“派”，待遇不到位，他每每不高兴。
A君到外省市去考察、开会、作报告，往往受到极度的重视。地方官员们，往往将他当成“经济特使”之类的要员看待。尤其是到了那些经济不发达的省市，他的名片，似乎就将他的身份证明得更高了。地方官员们，每每要单独会晤他一次。每每要虔诚地、虚心地征求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宝贵意见。
“最近，我向中央有关领导呈递了一份报告，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长远策略和现实状况，作了详尽的分析和预测。中央有关领导们非常重视……”
他这么一说，地方官员们就更加虚心、更加虔诚了。他并非信口开河、自吹自擂，事实上他的确频频上呈“奏折”，至于是否每次都非常受重视，那就不一定了。
“要发展第三产业！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步子！要促进私营小企业小商业遍地开花的局面。这一种局面形成了，失业现象就消肿了。失业现象消肿了，社会就安定了。社会安定了，繁荣经济就有保障了。这二者是互为制约又互为利导的关系……”
“要提倡本省产品的广告意识。一个国家，变成了别国商品全面占领的市场不好。一个省市，变成了别省市商品全面占领的市场同样不好。要有几种拳头产品。有了要舍得花钱作广告！经济发达的省市，哪一个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呢？拳头产品，既不但是产品本身的广告，也是省市的广告嘛！人们吸‘红塔山’香烟，立刻就想到了云南嘛！‘茅台’酒往那儿一摆，就等于贵州在亮相啊！……”
他很善于从大道理方面，说出非常正确的话。那些道理他不说，地方官员们当然也是明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说的都是废话，起码地方官员们不会如此认为。他们往往点头不止，深感英雄所见略同……
回到北京，他就要赶写调查报告了——“最近，我深入XX省，针对该省的经济现状，对该省的经济发展前景，提出了如下建设性意见：……”
打印几十份，速寄给他认为有必要寄去一份的部门和人物。以此加深某些方面某些人物对他的印象。
他也不会忘记给省市的官员们写封信，告知他们——有关方面和有关人物，对他的报告极为重视……
发言中也罢，交谈中也罢，报告中也罢，他口里常出一些最新国际经济学术语，而且是用英语说，于是大多数人不懂了。不懂他也不解释，他情知用英语说出大多数人们必不懂，才偏用英语说。好比“艾滋病”三个字，一用英语说，大多数中国人必不懂一样。当然，如果谁向他请教，他还是会耐心解释一番的。公平论之，他虽然自负，踌躇满志，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甚至会不禁地表现春风得意之状，但却并不狂傲，并不使人难以接近，更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与他熟悉起来后，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挺真诚的人。也许他内心里是难免经常滋生着狂傲的。但他极善于将它窝藏着。以他的圆熟，大约是最能明白对于一位年轻的“家”，在权威如林的他的领域，狂傲多么不利于进取。
我认识A君，是在前年的年底——某报社召集座谈会，研讨下一年的消费大趋势。参加的人当然都是经济学界的学者、教授。我这个卖文为生的人，其实是作为消费者受邀请的。作家很多，不邀请别人，偏偏一再地邀请我，分明是因为我爱面子，拒绝乏术。可能还因为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低消费也潇洒》，在当年的各报应景地转来转去，被误觉是在向需要刺激起强烈的消费冲动的时代抛掷反调。而我写那篇短文非成心和时代作对，只不过是还一篇文债罢了。凡座谈会，没个对立面，便没争论。没争论，便没热闹。没热闹的事，便是不怎么来劲儿之事。也分明地，我是一个“内定了的”对立面人物才受到邀请的，而我竟傻兮兮地准时到会……
A君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在众学者和教授之间，委实显得太年轻了。他头发又黑又浓，从正中向后分背过去。一张白净无须的瘦削脸上，戴着一副黑框子的新式眼镜。镜腿儿由宽而猝窄，镜片儿较一般的眼镜要大，超薄型的。他穿一套深蓝色的西服，系一条红底儿黑花的领带。最初我以为他是记者。我不时地从旁观察他，暗想这小伙子干吗要留中分头呢？五十岁以上的男人才留老派的中分头啊！莫非他希望人们对他的年龄估计得大些？他那眼镜，使他看去又斯文又理智，给人一种心有卓识却锁口不宣的印象。谁在发言，他就将目光投注过去，聚精会神地倾听。但我却认为他其实听得并不那么聚精会神，甚至听得并不那么耐心。因为我发现他的双脚总在桌子底下躁动不安地变化着踏姿。一只手也躁动不安，一会儿揣入兜里，一会儿从兜里抽出来，刚抽出来又揣入兜里。在开会的时候，谁的手脚如果这么地躁动着，不外乎三种可能——或者急于上厕所，或者对别人的发言毫无兴趣，或者自己已按捺不住性子渴望轮到发言的时机。他的手脚的躁动，被桌子挡着，别人是看不见的，只有从我坐的角度才看得见，而我当时以为他急于上厕所，又怕在别人发言时起身离开不礼貌。暗想活人别让尿憋着啊，这小伙子，顾忌太多了哇！
一位老教授发言后，主持会议的人望着他，口吻很是敬重地问：“咱们最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是不是该您发表意见了啊？”
我这才知道他不是记者，也是一位“家”，不由得刮目相视，也肃然起敬了。
他却脸红了，似乎挺窘地说：“别这么称呼，别这么称呼，我是来往头脑里装思想的。前辈们优先，前辈们优先……”
主持人以为他谦虚，一味地坚持着让他发言。
他却更加扭捏，非等前辈们都发过言了再说。于是哑声片刻。
我替他暗急——快去厕所啊！
他却不起身。我终于明白，原来他并没憋着尿。
我想，那么他的前辈们发言时，他是真的不感兴趣了！是真的按捺不住性子渴望轮到自己发言了！但请他发言却又谦虚，却又能真的脸红，好本事！我看得出，对主持人的话，他表面上装得挺窘，其实内心里非常受用。
哑场是任何座谈会必不可少的“情节”。仿佛一本书中的白页。坏处是间离了气氛，好处也恰在这一点，使继后的发言者仿佛千呼万唤始出来，起到众目所归的效果。
会场大约沉闷了五六分钟，也许时间还长一点儿。A君将一只手空攥成拳，护着口干咳了两声。这大概是他发言前的习惯，于是主持会议的人赶紧起身走到他身旁，将话筒替他摆摆正。
“诸位，我本是不想发言的，”A君从容不迫地说，“我刚才已经声明过了，其实我是带着头脑来往里边装思想、装观点、装见解的。方才几位的发言，思考得都很成熟，观点阐述得也很清楚，使我受益匪浅。我认为，消费好比打喷嚏，的确是需要刺激的。而喷嚏是具有感染性的。一个人的一次大喷嚏，有时是足以感染得很多人鼻孔发痒的。我们聚在这里，谈明年的消费大趋势，不谈必须刺激消费这个大前提，不谈如何刺激消费的商业谋略，那就好比不谈气象，而只谈天气。正是在这一点上，诸位方才谈得不够，我觉得有必要再深入地谈一谈……”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他。有人默默点头。我感到，那些年纪比他长得多的前辈们，在倾听他发言时，要比他听他们发言时心思集中专一得多。有的甚至倾斜着身子，以手拢一边的耳朵……
“我们中国人，有藏富传统。我不懂建筑学，斗胆提出一个疑问——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住四合院？四合院的格局为什么大院套小院，院中有院？标准的四合院为什么都迎门立一堵墙？那墙为什么又叫‘迎门挡’？我们都知道，富人才住得起四合院。富人要靠‘迎门挡’挡住什么呢？而事实是，绕过‘迎门挡’，才可见内中柳暗花明，曲径通幽，楼台雕栋，亭阁飞檐。这是否与中国人的藏富心理有关呢？举一个例子，在历史上，山西是出过大商人的地方。据史料记载，山西的大商人们，金子多得没法儿了，银子多得没法儿了，就在卧室地下挖出秘洞，将金银溶化了，浇铸到秘洞里。金银就是钱嘛，而且是硬通货币嘛！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富人，会想出这种方式藏钱呢？再比如旧时的乡绅地主，不是都习惯于将元宝、金条、珍珠、玛瑙、大洋什么的装入坛子里，一坛子一坛子埋入地下吗？鲁迅的小说《白光》，写的就是落魄了的富人的儿子，认定自己的先人曾往宅基里砌过金银财宝，整天抡镐东刨西刨，几乎刨得房倒屋塌，没刨出金银财宝，自己却落了个精神错乱的下场。虽然先生在这篇小说中并未写明宅基里究竟有没有金银财宝，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的确埋着许多金银财宝，有些被挖出来了，有些仍未被发现，至今仍埋在那儿。这实在是只尚知聚敛不知消费的中国富人们的一个悲哀。富人们尚且如此，再说中国的百姓们，更普遍地固守着拒绝消费的心理防线。有了钱，东藏西藏。马槽底下，磨盘底下，房檐底下，墙缝，炕洞，树洞，专往一般人的头脑认为绝不应该藏钱的地方藏。结果不是被一把火烧了，被牲口吃了，被老鼠啃碎了，鸟儿絮窝了，就是一命哀哉，来不及告诉儿女子孙。不要以为这都是从前的事，现在这种事也不少……”
他正说着说着，进来了一拨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于是照明灯举在他头顶上了，亮亮地照着他。于是摄像机镜头对准着他了，带盒发出沙沙的旋转之声。于是会场一片肃静，正走动着的人驻足了，想咳嗽的人忍住了，精力不够集中的人装出精力集中的样子，大睁两眼瞪着他了……
于是他说得更字斟句酌了，口齿更清楚了。当然，声音也相应地大了些。起码我觉得是那样。他脸上更富有表情了，双目神采奕奕了，开始做着一些辅助语气的手势了。他很会做手势，每一个手势都恰到好处，绝不夸张，绝不多余。有的人，包括口才很好一开口滔滔不绝雄雄善辩的人，一旦对着摄像机镜头，就语言木讷，表达笨拙，思维紊乱，吞吐不知所云了。而有的人，一旦有摄像机在拍自己的镜头，立刻本能地换了个人似的，表达能力发挥得空前有吸引力。他显然属于后一种人。
“诸位，不知大家是否经常读报。不知大家读报时，是否只对经济版或经济报道感兴趣？而我认为，我们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们，读报时也应关注其他版或其他报道。有闲的情况下，甚至连花边报道也不妨扫几眼。外省某报登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名农民，辛辛苦苦积攒了一万多元钱，舍不得消费，藏在牛槽的一个木板窟窿里，结果被牛用舌头舔出来，吃了。农民哭得昏天暗地，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忍痛将牛杀了。从牛胃里扒出了钱，到银行去换。可是哪儿的银行都不给他换。最后到了一家银行，进门就跪下了，磕头不止。那家银行的职员不错，听他讲述完，不顾从牛胃里扒出的那堆东西的腥臭，冲洗，一张一张将残的钱对齐整，用了三天的时间，总算是抢救出了八千多元。这是不足千字的报道，意在表扬那家银行的职员急农民之所急的可贵精神。但是我读过却另有一番感想。我心说你这农民啊，你干吗不将那一万多元消费了啊？干吗不买一台大彩电呀？买一台大彩电富富有余嘛！剩下的钱还够给全家人都买几套新衣服嘛！消费了，此事不就发生不了啦？这农民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国的老百姓，差不多都患有他这种消费拒绝症。现在银行储蓄利率挺高，于是有了钱都往银行里存。这一存，就存出了一个可怕的数字，两万多亿呀！现在我们都承认了，这两万多亿如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出笼，凶猛得很。现在我们才开始提倡消费，鼓励消费，为时已经有些晚矣。虎崽子长成吊睛白额大虫了，不那么好对付了。我认为，我们仅仅聚在这里预测明年的消费大趋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急当局之所急，急国家之所急，就像我方才谈到的那银行的职员们急农民之所急一样。我们要替当局替国家研讨怎样才能行之有效地刺激起民众的消费心理的问题，这才是当前的大命题，更有进行研讨价值的命题！我们都是经济智囊人物嘛！我们对国家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嘛！国家需要我们，也恰恰是需要在此一点上嘛！我们不出主意，不想办法，不献计献策，国家养着我们又为哪般……”
他终于结束了他的发言。他的发言是所有发言者中占用时间最久的，简直可谓是长篇大论。尽管他也没献出什么具体之计、具体之策，但是听来那么真诚，那么发自肺腑，也那么感染人。我暗想，对于那些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们，他的发言无疑是非常独特的，是令他们耳目一新的。因为他思维纵横驰骋，仿佛信口而出的一些生动例子，显然是他们之所短，想举也举不出来的，比如鲁迅的小说《白光》，比如山西从前的大商人往地下浇铸金银，比如那名一万多元被牛吃了的农民。这些生动而又有意思的例子，使他的发言旁征博引，理性而又不理念，具有使人极易接受甚至极愿接受的说服性和劝导性。我见几位老经济学家老教授，分明地，似乎是在以一种自愧弗如、心悦诚服、敬爱人才的目光望着他。
他发言后，照明灯息了，摄像机停了。又是一阵沉默，沉闷得有点儿接近肃穆。主持人再三动员，竟无人继之开口了。也许，预测明年的消费趋势易，替当局替国家献计献策难，起码不像预测那么易，易得他不屑于谈。难得他似乎不太打算在这儿谈，似乎只有他自己能超于沉默之外，因为那沉默形成在他的发言之后，恰证明了他发言的精彩。尤其他最后那些话——那些极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对国家充满了责任感使命感的话，不是任何人都能说得那么到位那么有分寸的。
大部分人都发过言了，剩下几个没发言的人，在他发过言之后，似乎什么都不想说了，也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研讨会开到这种阶段，按常规也就该宣布结束了。
主持会议的人的目光，环视了大家一遍，不经意地落在了我身上。我看得出，他是本想宣布结束的，可目光已落在我身上了，已经和我的目光对视着了，不礼节性地问问我发言不发言便宣布结束，觉得对我仿佛有什么不敬似的。
他说：“差点儿忽视过去了。咱们还邀请了一位作家呢！现在隆重推出，让咱们听听作家关于消费趋势和刺激消费的问题有什么见解……”
有人走到他跟前低声提醒了几句，于是他郑重地介绍我的姓名，介绍我写过的某些作品。于是众人都将友好的目光注视向我。A君朝我点头微笑，他的目光使我感到格外友好。他从西服上衣兜取下笔，在一页纸上匆匆写了些字，揉成一团抛给我。我展开一看，见写的是——读过你一些作品，喜爱。认识你真高兴！希望以后多交往。并写着他家的电话号码。会议分发的到会者名单上，已经打印着他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了，不过都是单位的。他将他家的电话号码也写给我了，足见他的友好是由衷的、真诚的。他的字写得漂亮极了，肯定练过钢笔书法。
于是照明灯也朝我举着了，于是摄像机也对准着我了。一时静悄悄的，众人都在期待着我开口说话。
瞬间我额头冒汗了。我与A君不同。我是那类一旦有摄像机对准着就会张口结舌、语无伦次的人。而更使我感到左右为难的是——我一点儿也不赞同A君的发言。他说到后来，我心里已经有些生气。我觉得他的观点是不实事求是的，立论的荒谬是不堪一驳的。我已经开始暗自怀疑他是哗众取宠、专擅削方圆的家伙了。但如果我未被指名发言，我当然会揣着怀疑一走了之。而我已被逼到了不发言就过不了关的地步，而我正满脑子反对他的话的思想在不断滋生着，根本没丝毫作别种发言的精神准备，而他望着我的目光又是那么友好，他抛给我的纸上的话，又是那么令我感到亲和……
“我……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才真的是……带着脑袋来装别人的观点的……诸位的发言都对我很有启发，以后，争取做一名自觉的消费者，以爱国的热忱、以忧国的责任感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我嗫嗫嚅嚅地说了几句，实在说不下去了。
主持人问：“完了？”
我说：“完了。”
主持人笑了：“咱们开的是研讨会，又不是表态会！你这怎么算发过言了呢？不行不行！快抓紧时间作郑重性的发言！别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你发过言咱们就吃饭！……”
于是众人都微笑了。有人朝我指点手表。于是A君善意地、活跃气氛地轻拍其掌。我看出举着照明灯的，守着摄像机的，都沉着脸，显出了极不耐烦的样子。
“好！非逼着我说，我就说。”我自扫尽心中的一切顾虑，破釜沉舟了，“我……A君方才的发言，我听得很认真。我觉得是水平很高的发言。不过……我的意思是……”
A君一直以友好的目光望着我，亲和地微笑着……
“不过我的意思是，我并不完全苟同A君的发言。不，这么说不够坦率。让我直话直说吧，我……我是完全地不同意A君的发言……”
A君那种亲和的微笑，还没来得及收敛便僵住在他脸上了。他的表情一时有些尴尬。他的目光中顿时充满了困惑。
气氛凝重了。摄像机带盘沙沙作响……众人面面相觑。只有主持人还在微笑，却笑得那么不自然……
我暗骂自己——梁晓声，你这又是何苦？你多么讨人厌啊！
我觉得主持人分明和我有相同的想法。我看出他虽然是将我内定一个对立面人物邀请的，但我真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角色，他心惶惶如坐针毡了。
而我几句话既出，已然自绝了退路。
我只剩竹筒倒豆子这一种选择了。
我内疚地侧转脸避开A君的目光……
“首先，我认为，全人类都有藏富的心理障碍。这是自从私有制起源以来就产生了的人类心理。这一种心理将一直伴随着人类。好比某些疾病将一直伴随着人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虽然很早很早以前就制定了私有财产保护法，却仍对自己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不放心的原因。我们国家不是也开始学外国，在银行存储窗口前标出了距离线么？那距离线是为什么标出的？不就怕排在身后的人瞥见了自己存折上的数字么？美国富不富？可美国的许多百万富翁，隐居在平民社区，和平民住一样的房子，私车老旧，一点儿也看不出是百万富翁的迹象。其次，我认为，普遍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虽有提高，但还远谈不上富字。既谈不上富，在今天，针对普遍的中国人而言，藏富指责是夸张的，是无的放矢之说，是强加在普遍的中国人身上的。A君举到的那名农民的例子，我也从报上读到过。报上写得清清楚楚，一万多元，是全家积攒了两年，准备给儿子盖新房娶媳妇的钱。他又怎么肯用这笔血汗钱去买什么大彩电呢？刀架在他脖子上，枪口对着他的胸膛，被逼无奈，他当然只得去买大彩电。可他内心里一定是一百个不情愿的。一定对逼他去买大彩电的人恨得咬牙切齿。至于那农民为什么将钱藏在牛槽的木板窟窿里，而没存入银行，报上也写得很清了。第一，那几乎是一元一元，靠老伴儿卖鸡蛋，靠自己编筐编篓卖才积攒的。一元一元积攒下一些了，再与别人换成十元十元的。十元十元凑够一百元了，再用牛皮纸包了藏起来。第二，那个村子离镇很远，来回一次差不多得一天。农民何尝又不知道存入银行比藏在牛槽板的窟窿里更放心呢？何尝不知道存入银行还有利息呢？但他又没时间经常到镇上去。试想，就算每积攒够五百元存一次，一万多元，他还至少要往镇上去二十几次吧？所以他将钱藏在牛槽窟窿里，实在也是很无奈的事。因而据此例批判中国的农民缺乏消费意识，富了也偏不消费，是不贴切的，对那农民也是很不公正的。我认为，中国人的消费意识，并不需要谁苦口婆心地去劝说，去引导。外国昂贵的名酒，居然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销量第一，便是根据。一百多万一桌的宴席，连消费能力比中国人高得多的外国人都觉得穷奢极欲，某些富了的中国人买单时不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挥霍于谈笑之间么？富了的，既不但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消费需求，而且会有高消费的需求。豪宅、别墅、名车、几万美金一套的进口浴盆、百万元一架的黄金床，不都是他们所争购的么？而没富的，而仍穷困着的，就是再批判他们缺乏消费意识，也无异于对牛弹琴。消费水平是以普遍收入水平为前提的，难道我们这些头脑并不愚蠢的人，竟连此一点都糊涂着么？……”
我说以上的话时，一直仰着脸，望着屋顶。我不愿看大家。我怕看到大家脸上佯装怔呆的表情。你说出一种真实的情况，在许多场合是大煞风景的。而大煞风景的人，是不懂事的人，是十分讨嫌的人。因为一种真实的情况，当然并不是你一个人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而都绕开去，都只字不提，乃是非常明智地照顾着场合的要求。许多诸如此类的场合，其实一开始便已暗示了大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话题该向什么方面去尽量发挥，不该向什么方面牵扯。因而许多诸如此类的场合，其实是一种公开的，人们心领神会了某种原则，共同遵守某种默契的游戏。这类游戏是一种郑重的操练和排演。这类操练和排演又是顺应某种需要的。不少的人早已在这类操练和排演中谙熟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和游戏规则了。不少的人早已极善于游刃有余在两种分寸之间了。破坏原则和默契的家伙，不但是大煞风景的，不但是讨嫌的，而且，有时几乎是可恶可憎的。意味着是在以自己的不懂事、自己的口舌痛快出卖别人的成熟的懂事和强奸别人的“克己复礼”的可敬风范。
是的，我挺怕从别人们脸上看到厌恶我的表情。我本是被迫发言的啊！我内心里矛盾极了。就此收场吧，话没说完。将一个问号掷给众人，太冒犯了，甚而有挑刺之嫌。继续说下去吧，头脑中想到的话更煞风景。
我乱了方寸，掩饰地吸起烟来。
“请别吸烟，发言可以，研讨嘛！但这是禁烟会议室，所以只能委屈您忍着点儿了！”
我朝主持会议的人扭头看了一眼，见他也正像我刚才一样，仰望屋顶。他面有愠色，分明已对我心怀恼火。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恼火。一个发言者不懂事的、大煞风景破坏原则的发言，首先意味着对主持会议的人的冒犯啊！但我心里暗想了——邀我来，不就是希望我能唱点儿反调，使研讨似乎显得热闹些么？我并不情愿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呀！是您的下属央求我来的呀！其实我还没说什么太煞风景的话呢，你怎么就那般嘴脸了呢？你不是叶公好龙么？
他的嘴脸有些激怒了我。
我默默地按灭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放下杯时，瞟见A君灵犀在胸大智若愚的眼睛，正从他那黑框子的削方为圆的超薄型镜片后充满讥讽地瞪着我，仿佛在对我说——你竟如此地爱自我表现么？你以为众人皆醉你独醒啊？你反驳我一通又能证明你些什么呢？而我却根本不打算反驳你，也不屑于反驳你。你再看看大家，看大家脸上都是什么表情！跟大家比起来你多像一个专扫大人兴的愚顽儿童！
他的目光也激怒了我。
我环视众人，见众人有的在像主持人一样仰望屋顶，有的垂着眼皮，将目光投注在桌面上，而且似乎只投注在巴掌大的桌面上，仿佛他们面前那巴掌大的桌面上，将会渐渐钻出一条虫或猝然伸出一只手似的。他们都显出在听一个自以为是而又毫无克己能力的儿童喋喋不休的神态，嗤之以鼻而又耐心可嘉。
他们那种不与儿童论短长的耐心，同样激怒了我。
主持会议的人又问我：“你还说什么不？”
我悻悻道：“说！当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现在让我来谈谈A君比喻的那只猛虎。诸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家们、教授们，难道诸位竟不清楚，民间储蓄存款的百分之八十，占有在百分之二十八不到的人名下。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其实只占有民间储蓄存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比例是很耐人寻味的。我感到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这个比例还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调查统计出来的，而是另外一些有心人调查统计出来的，而是被记者们获知了，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发表在报上了，我们才得以了解的。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二十两个百分数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其实仅有九千元不到的存款。这还是一个平均下来的结果，还是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在平均算式中沾了百分之二十中国人的光的结果！我也看报，仅以北京为例，从报上我知道，百分之六十七还多的北京人其实只有工资收入。月工资收入五百元至九百元的家庭占百分之十八。月收入一千元至两千元的家庭占百分之五十二。两类家庭加起来占百分之七十多。这些家庭中的百分之五十还多要靠这些钱来养活三口人。在今天，在如此这般的实际经济收入情况之下，普遍的中国人究竟能富到哪儿去？批判他们，挖苦他们，嘲弄他们缺乏消费意识、藏富、有了钱守财奴似的守着，是否太装糊涂了？不是大瞪着两眼在说昏话么？现在夸夸其谈什么加大刺激消费的力度，为时是否太早了点儿？普遍脆弱的消费能力，无论怎么刺激，毕竟还是脆弱的。高消费的风景，不过是百分之二十几的中国人才玩得起的潇洒！而他们又是不需要什么人去刺激早已在那儿高消费着了！其消费水平之高，风度之潇洒，早已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了……”
“梁作家，”A君很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请您看看会标，咱们是在开经济学研讨会。提醒您，话题还是回到经济学范围来的好。”
我说他很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是指他的用词，比如他说“请您”、“提醒您”、“还是”怎样怎样“的好”，但他的口吻是不客气的，相当不客气的。他脸上呈现着轻蔑的冷笑。他的双眼微眯着，朝我投射过来两束反击性的目光，那似乎是一种以目光传达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尽量隐敛起锋芒的反击。甚至，只不过意味着是一种警告。那意思是——我不在意你的攻击，真的不在意。大家也都在默默包涵你的浅薄。但你的确该收场了。这儿谁都不比你傻。谁的智商都不比你低。冲动可笑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
我冷冷地反问：“难道我不是在谈经济？”
他说：“你别问我，问问他们。问问他们为什么突然停了摄像机？”他朝电视台的三个人翘了翘下巴。
我转脸看他们，他们一个个低着头沉着脸在收箱。我偏不识趣儿地问：“你们认为我刚才的发言超出了经济命题么？”
他们中的一个头也不抬地说：“我们录了也没法儿播的，就干脆不录。”
我又问主持会议的人：“那么，您也认为，我已经扭转话题了？”
主持会议的人严肃地说：“你何必呢？你清楚的，我们召集的，是一次纯经济现象的研讨会，更具体地说，是消费现象研讨会。你何必偏往政治方面借题发挥呢。”
我霍地站了起来，指着主持会议的人质问：“你说清楚，我怎么往政治方面借题发挥了？”
A君也站了起来，打圆场地说：“算啦算啦！都别太认真了。我理解，梁作家也是在谈经济，不过是在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谈经济。也是在谈消费，不过是在以庸俗阶层分析法的观点在谈消费。而这些观点都过时了。真的梁兄，都过时了。您这儿，该换换思维的方式了……”
他用手指点点自己脑袋，那意思仿佛是——您这儿成问题。
有几个人忽然都七言八语地说：“到点了！”“早过点啦！饿了饿了，该吃饭啦！”“下午我还有会呢！”……于是主持会议的人霍地站了起来，当机立断地大声宣布：“散会！……”他一宣布完，率先离开座位，往外便走。于是众人纷纷起身，跟随着他往外便走，似乎没有一个人愿在离开会议室前再看我一眼，似乎我是一个品格上很丑陋的中国人，根本不值得我的有学识的同胞多加理睬。
我被抛弃了似的冷落在原地。我愣了片刻，想对主持会议的人提出抗议，可主持会议的人早已走到会议室外去了。我感到被侮辱与被伤害了，正如A君感到被攻击了，正如主持会议的人感到他所主持的会议被利用了因而他的某种立场被冒犯了，正如众人感到他们一直自觉自愿地恪守的某种原则和默契被破坏了，因而他们良好的克己意识被亵渎了、被出卖了、被强奸了……
我推开椅子，几步跨到了门口，手臂拦住A君，红着脸想要“请教”他——什么叫“庸俗的阶层分析的观点”？
不待我开口，他却抢先说话了：“质问我什么叫庸俗的阶层分析的观点，对不对？”
我生气地说：“对！就算是质问吧！”
他笑了，回头看被我同时拦住去路的几个人，意思是——瞧他，纠缠上我了。他们一个个皆佯笑，或摇头，仿佛在对他表示同情，仿佛在暗自庆幸被纠缠不休的不是他们自己。“梁兄，您先别急，先别急。研讨嘛，何必这么急赤白脸的，显出点儿涵养么！先把我的名片还我一下。名片上的邮编印错了……”他笑呵呵地朝我伸出只手，期待着……
我只得先从兜里掏出他的名片还给他。
“还有那个纸条儿。纸条儿上的电话号码也写错了。我忘了我新搬家，写的是旧址的电话号码……”
我又从兜里掏出纸条儿还给他。不料他一接在手，就一并揣入自己兜里了。
“梁兄，我下午还要赶到大学去讲课。关于您提出的质问，容我以后有机会再从容答复吧！幸会，幸会得很！今日认识了您，真是三生有幸啊！”
他一边说，一边回头向身后的人挤眼睛。说罢，对我很绅士地鞠了一躬。直起身，见我的手臂仍怔怔地拦着他，将他自己的手臂伸到我的手臂之下，往上一挡，扬长而过。
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当众收回已经给予了我的名片和写有他家电话号码的纸条儿。
我的手臂僵在半空，竟没能立刻垂落下来。
于是他身后的人，也都从我面前鱼贯而过。
而我斜着手臂，宛如一名士兵，在向长官们敬礼。
待我从呆状之中省过神儿，会议室已仅剩我一个人了。
我没去吃饭，满腹膨胀着自惹的晦气，愤愤地回家。
我一连生了几天气。最后不生任何别人的气，只生自己的气了。
别人说得对。我何苦呢？我为什么要那般认真呢？又不是没开过什么研讨会座谈会！这类研讨会，那类座谈会，情愿不情愿的，我参加的还少么？有几次不是走过场的会？不是搞形式的会？有几人不是在那里扮演被要求的角色？说被暗示了或被定调儿了的话？这已经该是司空见惯之事了么！这已经该是习以为常之事了么！当今之中国，还不能少开更不能不开这样的会么！许许多多的人，每年还不能不接到开几次这样的会的请柬或通知么！一次这样的会都不开，不少的人又该觉得多么寂寞多么失落啊！又该滋生出多么难以安慰的被忽略被忘却的悲哀和苦闷啊！再者说了，实事求是能怎样？不实事求是又怎样？什么又叫实事求是呢？中国太大，任何话题，任何现象，都是可以从多侧面甚至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两种看问题的立场，以两种不同的观点去论说么！凭什么你就非认为唯有你自己是实事求是的，而别人们就是歪曲事实文过饰非的呢？如果我开过的那一次研讨会上的人，真的都作和我内容相同的发言，那将是一次什么性质的研讨会了呢？内容还能见报么？主持会议之人以后还能有资格主持什么研讨会么？
这么一想，连我自己也有点儿讨厌我自己了，连我自己也有点儿憎恶我自己了。我发誓以后一定改邪归正，一定要变得懂事起来；发誓以后再也不做煞风景扫人兴的丑陋的中国人了……
不久我从报上接连读到了A君的几篇文章，都是引导人们消费的文章，都发表在类似“学者言论”的专栏。《论消费爱国》 《反思雷锋的袜子》、《论中国人的守财陋习和西方人的贷款消费》《中国人，你为什么拒绝消费》《取出你的存款花个痛快》《揣鼓钱包高档商厦走一回》《生命授权予你消费》等等，不一而足。
据说有关人士非常赏识他的文章，认为专家学者著文引导公众消费，比广告刺激更能助长公众消费的心理。又据说某电视台还要在黄金时间为他开辟“劝您消费”之类的专题节目。我依稀记得，在几年前，他也曾发表过系列文章，引导公众踊跃储蓄存款。其中一篇的题目，似乎是《论储蓄爱国》。翻剪报册子查证，自己记得果然不错。几年前国情急需公众将钱存入银行里去，以供给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热和特区开发热。银行为了鼓励储户，利息几次高调。由《论储蓄爱国》到《论消费爱国》，我不禁对A君的爱国之心生出几分敬意，自愧弗如。我想，他的《论消费爱国》可能是一个讯号，也许银行储蓄利息要下降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预见也是准的。银行储蓄利息连降两次。降归降，我并没有赶紧就将我的储蓄取出来，潇潇洒洒地花个痛快。我是打定了主意，哪怕储蓄利息降到了零，也还是不取出存款。只要刀不架在脖子上，枪口不对着胸膛，就任谁怎么劝说、怎么引导、怎么刺激就是不取！我那一笔存款，是防老的钱，将来我不能指望儿子的钱养老。因为我断定我的儿子将来不可能富到哪儿去。在我的社区内，我也没发现谁家在那一时期忽然抽风似的猛消费起来。与几个知交谈起消费问题，他们也都说：“存款是多少有点儿的，不敢花！那点儿存款都花光了，以后的日子就过不踏实了！”我找出从报上剪下的A君的文章给他们看。他们都说：“不看！甭听报上和电视里那一套！他们有千条妙计，咱们得有一定之规！任他们侃得天花乱坠，咱们只当自己是牛，只当他们是在对牛弹琴！对牛弹琴，可笑的不是牛，而是弹琴的人！牛嘛，牛耳朵听不懂他们的弦音，很正常！”我那几个知交，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月收入五百元左右的工薪阶层。他们对我说“咱们”，道出的更是一种感情上的同属关系，而非“经济基础”方面的。以A群所言之“庸俗的阶层分析法”区分，我当归在“中国式”的中产阶层的中下层。经济收入比他们要富裕得多。听了他们的话，我深感A君“消费爱国”论，从他们身上是没法儿充分体现的。他们虽心向往之，却没法儿以身作则。他们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大批中国人，属于百分之八十以内。
所以他们也只能自认是“牛”，任凭A君们对他们乱弹琴而“牛”耳不软。我很同情他们，很体恤他们。据我想来，他们的爱国，恐怕只能作另外的体现——低消费克制消费，理智地默默地承受百分之二十的自己的同胞们高消费随心所欲的消费对自己们的精神压迫。我也有点儿同情A君们，体恤A君们，他们的用心固然良苦，爱国论调固然可敬，但首先已在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那儿破产，又是多么令人懊丧。至于我自己，尽管有点儿财，不多，却秉承了似乎来自遗传基因的守财意识，也是不愿不敢以消费热情的高低证明自己爱国之程度的。财唯其不多，固须拗守之。不够爱国的话，也就不够爱国而已了，读了A君的系列文章，我每每因自己是一个比较丑陋的中国人而羞愧，而内疚于国，而觉得怪对不起A君们似的……
我不同于我的那些是工薪族的知交们。我明明具有比他们高得多的消费实力，壮壮胆儿是蛮可以潇潇洒洒地高消费一阵子的，是蛮可以积极踊跃地促进国家的货币回笼的，却冥顽不化，花岗岩脑袋死不开窍，既不为五花八门的广告所诱，亦不为A君们苦心孤诣循循善劝的引导感动，我真是多么丑陋、多么不爱国啊！
然而我虽愧对A君们却又并不打算改悔……
三个月后，我和A君又碰在一起了。
某行业策划了一次“职工职业道德辩论赛”，邀我作评委。我本不愿，也没时间和精力。但经不住已经作了评委的朋友们再三再四游说，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出现在服务组已是晚上九点半多了。我被引入一个房间，服务组的人说：“您来了，评委们就到齐了。您就住这儿吧！”
对方刚离去，我刚开了电视机，正欲躺在我那张还未扯下床罩的床上舒舒服服地看一会儿电视，洗浴间的门突然开了，踱出一个只着短裤的小子。
我一眼认出——是A君。
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没想到他也是评委，更没想到我俩被安排在了一个房间。
我瞧着他一时发愣。他瞧着我也一时发愣。我浑身不自在。他满脸的始料不及。
我们互相瞧着瞧着，几乎同时笑了。毕竟都是有起码性情修养的人，不至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起来。恰恰相反，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我说：“快穿上衣服，别感冒了！”并将他的衬衣衬裤从他床上抓起，抛给他。
他一边穿，一边问：“你吃香蕉不？”
我说不吃。
他的手臂刚伸入衣袖，便指着桌上的香蕉又说：“不是我带来的，是服务组送给咱们评委的。”
我说：“那也不吃。不怎么爱吃。”
他说：“吃吧吃吧！送给咱俩的嘛！”走到桌前，劈下一个香蕉，剥了皮递向我。
看得出，由于我们曾短兵相接过，由于他以当众收回他已给予我的名片的方式羞辱过我，他在我面前显得挺不好意思的。他分明希望尽快从我们之间彻底消除上次留下的梗介。他分明在表示主动的亲和。
其实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心中也有着和他同样的愿望。我接过香蕉，再次催他快穿好衣服，以防感冒。
他却笑道：“我没事儿。长这么大很少感冒。你洗不洗？”
我说不洗。
他说：“洗吧洗吧！睡前洗个澡是最佳健身法。水温我调得正好。我去冲干净池子！……”说着便要重新进入洗浴室里。
我起身拦他，说我真不想洗。
他一味地说：“洗吧洗吧！听我的！”
我说：“行，听你的。我自己冲池子，你别管了！”
他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我刚洗过，当然要由我来冲干净！”
我没拦住他。只好由他。泡在热水中，我心想——七八位评委，服务组怎么就单单将我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了呢？也许我和他之间有着某种交友之缘吧？这不是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么？他原来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嘛！
我开始喜欢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了。
第二天就要当评委了，我们没敢聊得太晚。我只知道他结婚才三年，妻子是位副部长的女儿，舞蹈演员，婚后已不登台演出，自己办了一家文化公司，经常筹办晚会，或为各地的电视台制作文艺节目。夫妻二人的收入加在一起，每年自是很可观。非是我这位作家的年收入能相比的。所以他们能住上自己买的三室一厅的商品房，且地段在三环以内的市中心，没五六十万是绝对买不下来的。他们的儿子才一岁多，舍不得入托，雇了名小保姆在家中带着。他当然非常爱他的妻子，也非常爱他的儿子，将妻子和儿子的照片夹在照片夹中，贴身揣着。
他问我：“你说舞蹈演员气质好，还是影视演员气质好？”
我说：“这就很难讲了。有的影视演员气质好些，有的没什么气质可言，有的挺俗，有的简直俗不可耐。普遍地比较而言，我觉得舞蹈演员们比影视演员们气质好。正如我认为，电台节目主持人的素质，不知为什么普遍比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素质好。”
其实我没接触舞蹈演员，更没接触过女舞蹈演员。我也不清楚普遍的她们气质究竟如何。但已明知他的妻子原是舞蹈演员了，已经看出他有多么爱他的妻子了，难道我还会傻兮兮地说舞蹈演员气质不如影视演员好么？我的话中，不无取悦他的成分。我们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已经“对榻亲谈两无忌”了，充分利用生活提供的机会和条件，彼此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是必要的。在这种彼此了解的过程中，首先从自己内心剔除谁年长谁年轻的障碍，取悦对方一点儿也不是什么下贱的动机。人嘛，在许多时候，在许多情况下，谁没讨好过取悦过别人呢！
我因自己居然能这么想而对自己感到满意，觉得自己真的开始变得懂事起来了似的。
“你看，这就是我妻。”
他将照片夹递给我。他说他的妻子是“我妻”，而不说“我妻子”，使我听出了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柔情蜜意，想象到了一种你恩我爱，举案齐眉的诗般的妻子关系。现而今，某些中国男人，似乎只有提到情人或“小蜜”时，才会用那么一种甜丝丝的口吻。他表现出的柔情蜜意使我深为感动。一个丈夫能这么温爱自己的妻子，多好啊！隔着两床间的距离，我探臂接过端详，见照片上的她果然有几分姿色，但也就是有几分姿色而已，谈不上多么漂亮。至于气质嘛，似乎也谈不大上有什么特殊的气质。我便尤其感动于他的赏妻自爱了。
“怎么样？”
他双手撑着床头柜，从他的床上向我的床俯过身。我听出他的潜台词是——我有美貌的妻子多么幸福啊！难道你不这样认为么？
我随口回答：“嗯。不错。”
“不错？……”
他乜斜着我，语调怏怏的。不戴眼镜，他一双深陷的近视眼不那么机智不那么有神了。他的意思很明显，对我简短而概括的评语不太以为然。
我不禁笑了。
我推了他一下，亲昵地说：“你给我钻被窝去，别冷着！”
他顺从地从床头柜上退下，缩入被窝，但却趴在床上，仍望着我，期待我发表进一步的评语。
我也觉得自己对他妻子的评语有点儿用词不当。“不错”——什么话呀！像评价一件东西似的。于是我又对我的评语进行补充：“先生，我说不错，意思就是很好。我这个人，用评论之词时，总是习惯于有所保留。再者，我也不便对你的妻子的容貌作过于具体的评论，那太无礼了！”
他却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说具体点儿具体点儿！”他一个劲儿地鼓励和怂恿我。
我无奈，只得相面者似的，一边再次端详他妻子的照片，一边煞有介事字斟句酌地说：“你的妻子嘛，脸形像林青霞。林青霞美，首先美在脸形上。中国古人形容女子容貌姣好，惯用标致二字。标致就可以理解为标准精致嘛。标准就是指脸形的端庄周正嘛。精致就是指五官的匀称妩媚嘛。她的眉眼也像林青霞，清秀朗丽，你自己以为呢？”
他连答：“对对，对对。”
“她的鼻子像嘉宝，在嘉宝、赫本、费雯丽三位丽人中，我认为嘉宝的鼻子是显得最高贵的。希腊神话中的诸女神，为什么一个个都给人那么高贵的印象呢？因她们的鼻子也都显出某种脱俗的典雅。鼻梁如同人脸的中轴线。没有鼻梁，眉眼再美，也是美中不足。鼻梁太高，又未免喧宾夺主。不高不低，恰到好处，人脸的美就被稳定住了。嘉宝的鼻子就属于这种鼻子……”
“有道理，有道理！”
“你妻子的嘴唇也美，像张曼玉的嘴唇，不很丰润，却很俊俏，显出种调皮淘气的意味儿。而且，不失……”
“你说你说，不失什么？快说呀！”
“我说了你可不许恼，也不许误以为我心思轻佻。”
“我决不会那么以为，你就放心大胆地说吧！”
“不失……性感的韵味儿。总之你妻子容貌好，气质也好。她的气质中仿佛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诗性，一种书卷气和女强人的非凡能力相得益彰的动人之处……”
“不愧是作家，真不愧是作家！尽管我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男人都爱恋我的妻子，但我却不太能讲得清她的种种美点……”
他满足地笑了，显出对我佩服起来的样子。而我心里却暗骂自己荒唐，暗骂自己厚颜无耻。只不过想取悦于人一下，不承想结果却是有点儿被迫地胡说八道了！当着别人的面细说别人妻子的脸，在我是有生以来头一次！我的细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戏说。我认为他是不难明白我其实只不过是在戏说的。但是我的话又使他听了心里那么愉悦，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和得意。既然他高兴，我也就原谅自己的胡说八道了。
“你再看反面儿！反面儿是我宝贝儿子的照片，也评论评论！”那的确是一个长得极可爱的、看去生性活泼的小孩儿。于是我又胡说八道了一通，当然说的都是赞美之词。于是他更加高兴了，接下来他就对我言无不尽了，说他妻子对他的体贴温爱，说他儿子的聪明伶俐，说他家庭的幸福美满。
满则溢。看来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不管什么，太满了装盛不下了，必然外溢。幸福的感觉也是这样。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心中充满幸福，装盛不下了，不对别人说说，就幸福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了。
而我，就扮演个耐心的听者。我也结交过几位在我看来是很幸福的男人和女人，但他们并不像他似的，他们或她们的幸福，往往是由于掩饰不住被别人看出来的，而不是主动向别人说出来的。正如他在三个月前的研讨会上批判中国人有藏富的陋习一样，其实在财富和幸福感之间，人类更愿包裹和隐藏起来的尤其是后者。将财富显示给别人看，将幸福感仅仅保留给自己和自己的至亲之人们分享。不知为什么，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倒愿将自己的幸福感慷慨地施舍给别人，尤其是我这个仅仅和他见过两面，初次见面时还闹过不愉快的人。是不是除了他的妻子和她的一家，他周围太少至亲之人可与倾说呢？
我觉得那一天晚上的他，与研讨会上的他判若两人。研讨会上的他显得多么有身份，多么成熟老练又多么锋芒毕露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而那天晚上的他，却似乎像一个大儿童，像一个被幸福浸泡得舒服极了，忍不住要哼哼出声的大儿童；像一个自我感觉优越得不得了，磨着别人一定得说出几句羡慕的话的大儿童。当然，研讨会上的他自我感觉也是很优越的。只不过有同行中的长者们的权威逼射着，自己较抑制较收敛罢了。只不过那一种优越，是发自自己的博士学位和初尝乍品的社会地位罢了。而那天晚上的优越感，却是发自自己家庭的美满幸福，发自是娇妻爱子的“法人”的身份。相比而言，我更喜欢那天晚上的那个大儿童似的他，幸福得可笑，优越得可爱，对人信赖得有点儿发傻，喜欢听好话到了天真无邪的程度。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身上有某种与一位年轻的前程似锦的经济学家的桂冠不和谐的东西，一种似乎只有在山野少年身上才会有的先天性的拙朴，以及不设防于人的轻率的坦挚。在大都市中人，尤其在北京的几代并存而又个个城府很深表里不一相互防范唯恐不慎戒备唯恐不谨的知识者们身上，是极少有的。尽管已经快被他的后天学到的成熟老练甚至可能是狡黠圆滑腐蚀光了，但毕竟如春光乍露似的，较真切地显示给我看了。
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有点儿像一个谜。凭小说家的职业本能，我判定他的经历中有与众不同的故事。
那会是怎样的故事呢？……
他是我们的评委主席。
在评判过程中，他充分地显出了他的另一种可爱，那就是善良。
“啊，啊，太让人为难了！我觉得双方的辩论都很精彩，都很有水平。淘汰任何一方都太令人扼腕叹息令人遗憾了呀！一定要评出个高低上下孰胜孰负么？……”
“要不，咱们评个双胜如何？世界性的电影大奖中，还有双星并列呢！咱们为什么非这么教条呢？……”
“别催促我。诸位体谅我一下，让我再冷静地比较一下。这一落笔，或勾或叉，一方过五关斩六将的前功就尽弃了呀！我不忍心，我真的不忍心！我觉得一会儿没法去作评述。我这个评委主席辞职了！你们另推高人吧！这也太难为我了！下次再也不当这类评委了！……”
遇到二队胜负难分的局面，他总是搓着双手皱着眉头，一脸的苦相。他总是企图让大家接受折中的建议。他总是怕评判结果作出得太草率了，对某一方打击太大太不公平了。总是要求大家议得充分些再充分些，然后再落笔行施“生杀大权”……
那时的他，真是一个又善良又认真的人，一个一点儿都硬不起心肠的东郭先生似的。他那时的善良、那时的认真，在我看来是分外动人的。只有我每每对他表示一点儿理解，只有我不忍嘲笑他、调侃他。
他在宣布每场辩论结果前的十分钟讲评时，对已经注定了将被淘汰的一方的心理和情绪，总是表现出非常大的爱护之心，总是由衷地肯定他们的优点和长处，由衷地说些勉励的话。宣布结果之后，还要到他们的房间去征求意见，以“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参与必有所得，虽败精神可嘉”类的话进一步安慰。有一组在决赛一轮遭淘汰，全组委屈沮丧，他竟陪了他们大半夜，劝了他们大半夜，仿佛他们是他高考落榜的弟弟妹妹一样。若不是我去找他，他不知何时才回房间睡觉。
在他的提议之下，后来增设了荣誉奖和最佳辩手奖，平衡来平衡去，最终各组皆大欢喜。“职业道德辩论赛的目的不是决出胜负，而是促进企事业精神文明嘛。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评委的认识首先就狭隘了、偏颇了。”
他如是坚持他的观点。
而我极力支持他的观点。
我已是担任过几次辩论赛评委的人。在他的影响下，那一次我担任得最认真。
我认为选他当评委主席，真是选对了。
赛事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正看电视，他一手背在身后站到我面前，微微红着脸说：“梁兄，我想……尽管我们彼此已经很友好了，我想，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你道歉，在那一次研讨会上，我对你太过分了。我当时的做法太无礼了……”
我知道他的一只手为什么背在身后。我看电视时，瞥见他在整理名片，并且瞥见他在一张名片上写什么。
我笑着说：“你怎么还提那事儿？当时我表现得也不好。不过是一次漫谈式的研讨会，而我却抬起杠来。不必认真的时候和场合，谁偏认真谁就愚蠢。”
他赶紧表白：“不不，也不能这么说。当时和过后，我都没这么想过你，真的！其实你的发言自有你的道理。现在，凡事除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讲认真二字的中国人太少了。我自己从前也是一个研讨问题时发言很认真的人，后来渐渐地就变了……”
我说：“你没变。这次你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认真啊！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
他也笑了。看得出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本质的评价。
我又说：“我仍希望得到你的名片。”
他这才将他背在身后那只手伸向我，持的果然是他的名片。上面不但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还写了呼机号码。我接过名片，当即也将我家的电话号码抄给他。我笑问：“我们可以算作朋友了么？”
他庄重地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我们睡前，熄了灯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
我说：“哎，我怎么觉得你身上有种山野少年的成长痕迹呢？”
他不禁地“噢”了一声，反问：“是么？”
我说：“是的。”
他却并不主动地向我讲什么，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的眼光可……真有意思……”
他不讲，我也不便深问，引开话题聊别的。
他突然单刀直入地问：“你家肯定有存款吧？”
这话问得我大费寻思。沉默了片刻，含糊其词地说：“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上有老，下有小，对家庭担负着经济责任，不可以没有点儿存款啊！”
我回答了之后，他也沉默起来。
我揶揄道：“怎么，仍要诲人不倦？继续动员我进行爱国消费？”
他说：“那倒不是。这次储蓄利息下降了两个多百分点呢！”
我说：“是啊！那我也没办法啊！”
他开了灯，翻起身趴在被窝里对我说：“梁兄，我知道你们作家的稿费挣得不容易，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的心血钱。我教你一种储蓄的方法吧！以我教你的方法储蓄，你能获得比前几年储蓄还高点儿的利息。”
尽管此话出自经济学家之口，我还是认为他在假装正经和我开玩笑。他却从床头柜上拿起笔和纸，从他的床上跨到我的床上，挤入我被窝，辅导似的认认真真地给我讲起他的储蓄方法来：“你看，假设你有一笔钱，暂且算是一万元吧，你要这样储蓄——存活期，按月取息。将息金另存。存到一个整数，也按月取息，再另存。整存整取的利息是不生息的。而按照我这种方法储蓄，息能生息。计算下来，银行的储蓄利息虽然下降了，可你获得的利息，实际上比下降之前还高点儿呢！”
我说：“我以为是多么深奥的方法呢，这么简单啊！”
他说：“对，就这么简单。在经济学中，这就叫滚动生值。”看着我又说，“你内心里不会取笑我吧？”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是不是有点儿过分精明了？”
我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甘愿自己的钱贬值，我以后一定照你教给我的方法储蓄！”
他说：“你内心里不取笑我就好。不是将你当好朋友了，我也犯不着教你，对吧？”
我说：“当然！”
从那时起，我觉得他更加可爱了，也更可交了。但是我却没按他教我的方法去储蓄过。我将他的储蓄方法讲解给我的妻子听。她听懂了，却也没实践过。她和我一样有点儿嫌麻烦。因为我们的储蓄并不多，所持的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想法——存在银行里最保险，丢不了就行啊！
自那次分手后，半年里我们没再见过。京城太大，隔行如隔山。只是偶尔从报上见到他的名字——某某经济学家参加了什么什么研讨会或座谈会，就什么什么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发表了什么什么经济观点……
有几次我手拿着报，指着他的名字说：“这位经济学家我认识。和我是好朋友！……”很有点儿引以为荣的心理。
一天我收到了他的信，是从医院寄来的。信中说他被怀疑患了癌症，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会诊，希望我有空儿去看看他……信中流露出了对人生的极度的悲观和感伤。他的信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近十年间，我参加过多次追悼会，对生生死死已经有点儿司空见惯了，就是哪一天自己被检查出来患了癌症，也似乎会觉得是件寻常之事。
但他才三十几岁啊！他以三十几岁而成为经济学家，是用了二十几岁的生命由学士而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才熬成了“家”的啊！他的锦绣前程才刚刚开始啊！他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啊！他才结婚三年啊！他的可爱的儿子还不到两岁啊！
我替我的年轻的朋友忧心忡忡。是的，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人，也是最有前途生活得最幸福的一个人。
第二天我便捧了一束鲜花到医院去探望他。他脸色还好，容颜滋润。我觉得甚至还胖了些，也分明地白了些。但是他的情绪糟透了。一见到我双眼就红了，泪就淌下来了。他说：“我估计你一接到我的信就会来。谢谢！”
我动情地说：“我怎么能不来呢？咱们是朋友啊！否则人还要友情干什么？”
他住单间病房。因为他享受局级干部和年轻的专家双重待遇。病房里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人如果不患癌，又是局级干部和专家，在条件良好的单间病房住几天院，不啻是另一种享受、另一种幸福。
窗台上已摆着一只漂亮的花瓶了，花瓶里已插满着美丽的鲜花了，病房内弥散着淡淡的芬芳。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遍撒在洁白的被子上。
我的花束已插不进花瓶，我犹犹豫豫地不知该往哪儿放。他轻声说：“给我。”接过花束闻了闻，又说，“很香。”他将花束斜卡在床栏间，力弱难支似的将上身往床头一靠，又侧脸闻了闻，闭上了眼睛。我同情地望着他，如同望着一个将不久于世之人，心为其悲，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缓缓睁开眼睛，见我有点儿局促，凄然一笑：“我很喜欢。真的。”仿佛以为，不说这么一句，我会替那束花感到失落似的。他告诉我，花瓶里的花，是他妻子带来的。而能住进这条件比较好的医院，是通过他岳父的关系。院长是他岳父当年的老下级。他妻子每天都来陪他几小时。而他让她今天下午再来，上午的时间是属于我的……
我轻轻握住他一只手，问他已经住院几天了？
“算今天，整一个星期。”
“什么……我的意思是……”
“胃癌……”
“已经确诊了？”
“化验单上的结果是在另一家医院化验的。可我的感觉却不太明显，只不过有时发生轻微的恶心。所以这儿的医生要对我进行全身系统的复查，然后专家们才能进行会诊……”
我拍拍他那只手说：“这就等于还没最后确诊嘛！”
他说：“你别安慰我了。一个星期以来，我几乎夜夜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往火葬炉里送，我妻哭得死去活来……”
我说：“你太悲观了可不好。胃癌并不等于说是判死刑了嘛。胃癌是最有根除可能的。有人切掉了三分之二个胃，还活得没事儿似的呢！”
“如果是晚期了呢？如果已经扩散了呢？”
安慰癌症患者往往是一件最使安慰者自己陷于尴尬的事。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己首先并不真的相信我们的安慰之言。我们劝患者不要过于悲观时，我们自己的乐观，无论是伪作的还是确实的，其实都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儿。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我只有反复轻说这几个字。怕话劝多了，哪一句说得不当，好心引起反感。
“你去把门插上。”于是我就起身去把门插上了。
“你把窗子打开一扇。”我也照办了——转身时，见他不知从哪儿变出了一盒烟。还有一个当烟灰缸的小铁盒。
我说：“你怎么可以吸烟呢！”
他说：“我一向吸烟的。为什么不可以？”
我说：“可你是在病房里啊！”
他说：“所以我让你插上门、打开窗嘛！已经到这份儿上了，我还约制自己干吗？”听他的口吻，似有点儿破罐子破摔了。
“给！”
“我不能……”
“就算我请求你陪我吸几支行不行？”
“这……护士来了，闻出烟味儿会训我们的……”
“我保证她不敢。这儿对待我这个患者比较特殊……”他固执地朝我递烟。
无奈之下，我只得陪他吸。
“你曾经说过，你觉得，我身上有某种山野少年的成长痕迹，对不对？”
“对。我说过。”
“你没说错。我小时候，的确是一个山野少年。你看人的目光挺敏感。”
“其实，我那是毫无根据的想象。你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我一直以为你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书香子弟……”
“四合院儿？……书香子弟？……我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是后学的！我讨厌北京话。京味儿电视剧尤其使我讨厌北京话，越地道的北京话越令我讨厌，使我怀疑社会又倒退回了《茶馆》的年代。如果你觉得周围的人都以《茶馆》里的‘老刘麻子’‘小刘麻子’那种腔调而自得其意，多让人受不了啊！我学北京话是出于虚荣心理。我愿意别人想象我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当然，更愿意别人错上加错，想象我是什么书香子弟……”
我怔怔地困惑着，不知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而且说得如此坦率……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口吻忽然一变，以一种方言味儿极浓的语调，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诵了四句诗：
高高山上有青松，
青松枝头有雏鹰。
雏鹰展翅欲飞腾，
声声鸣，
母鹰噙泪自仃零。
……
那不知是什么地区的语调，仿佛是在大山的褶皱里一代代形成的。听来带着太多的天然的惆怅和悲凉。那语调具有一种忧郁的品质，似乎它正是以它的这一品质，宣布着与虚浮骚躁的京都文明不妥协的距离，以及不肯融为一体的抵抗……
“你能听得懂么？”
“能。”
“那么好，现在我就用我的家乡话，将一个山野少年怎样挤进京都上层社会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想听么？”
“想。”
“其实我知道你早就想听我讲。我写信给你，主要并不是希望你来看我，而是太想对你讲。你想听，我又太想对一个人讲，咱们各自都能获得一种满足是不是？……”
于是，他就用他的家乡话——那种品质忧郁的，仿佛在大山的褶皱里一代代形成的语言，向我娓娓道来……
不错。正如我刚才已经承认的那样，我小时候是一个山野少年。我们那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在一座大山的山坡上。但却不是在朝阳的山坡上，而是在背阳的山坡上。这是由于村人们当初相信了一个据说会看风水的外地人的话。他说那山形像佛头，而朝阳的一面坡像佛脸。在佛脸上建村，一代代在佛脸上吃喝拉撒，还要在佛脸上行房事，生儿育女，佛心里肯定生气。佛生人们的气，人们还有好日子过么？住到背阳的那一面坡上去就不同了，等于在佛脑后，正应了那么一句话——居佛前者遭佛谴，居佛后者受佛庇。村人们的日子都很穷，却又不明白怎么才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早就巴望着有个人指点迷津，便都信了他的话，先后将家迁到背阳的山坡了。其实那外地人是个逃亡到山里的通缉犯，他胡说八道一通，不过是为了使村人们供他几顿饭，留他在村里住些日子。一年后听说他被逮捕了、枪毙了，人们才意识到上了当。但已都搬迁了，没能力也没心思再搬迁一次了，也就只有干后悔。
我小时候没见过我父亲。我母亲说他死了。长到六七岁，懂些事了，渐感到村人们对我们母子是很歧视的。那种歧视中分明包含着憎恨。问我母亲为什么？我母亲只是流泪，训斥我小小孩儿别学得那么多心……
我十岁上学。村里以前没有小学校，以前的孩子们都不上学。人们都习惯了是文盲，并不觉得有太大的不方便。一九七〇年，县里决定给我们村派一名小学教师。起初村人们不愿接受。吃在谁家？住在谁家？还得现盖小学校。大人们都觉得，为十几个孩子盖一所小学不太值得。将来那小学校缺这要那，还不是个得扔钱的洞呀？但是县里说不接受不行，必须得接受。于是村里的大人，就赶了驴车到县里去接。天黑了才回来。大人们打着火把，孩子们相跟着到山口迎。迎到了驴车，有大人就将火把凑近驴车，照那教师是个什么样儿的人。火把一凑过去，教师就在火光中扭过头去。扎着头巾，是个女的。
有男人就调笑地说：“女先生，别害羞哇！让咱们熟悉熟悉您的脸嘛！”
那女教师扭过去的头就低垂了，恨不能将头扎进自己怀里似的。
我们十几个孩子当然是高兴从此有学可以上的。我们凑在一起议论过无论男孩儿女孩儿，一致希望教师是女的。见果然是女的，我们心里高兴加高兴。我们已从她偏腿扭头坐在驴车上的身态看出，她肯定是个姑娘，是个比村里某些我们该叫姐姐的丫头大不了几岁的姑娘。我当时心里暗暗祈祷她是个脸子好看的女教师。
她越不抬头转过脸，男人们越不甘心，越急于想看到她模样儿。其实我觉得女人们也是的，要不她们为什么围着驴车不肯离去呢？山路的那一侧是山壁，人们实际上只能围住驴车的这一侧。三四支火把照着她。她双手捂上了脸。
赶驴车接她来的男人不耐烦了，跺了下脚，气呼呼地冲人们吼：“闹什么闹什么！谁用你们接了？我不认道儿了，这驴也不认道儿了么？都没见过山外的女人呀！”
他还说对了。村里的大人孩子们，很多年没见到一个山外的男人了，更是很多年没见到过一个山外的女人了。我第一次见到山外人是六岁那一年。见到的是个头发胡子都很长的老头儿。我放猪，猪拱他，我才发现他仰躺在草丛中，大睁两眼瞪着天。我吓得魂飞魄散，飞跑回村告诉大人们。大人们赶到，说他已经死了。我见到的第一个山外人是一个死人。那一年“文革”开始，每有走投无路的山外人逃亡到山里，使我们倍感还是山里好，起码不必往山外逃。
我们几个孩子都认为山外的女人肯定和我们山里的女人极为不同。因为大人们常说山外人心眼儿多。那山外的女人肯定也比山里的女人心眼儿多了！心眼儿多的女人会是什么模样的女人呢？我们会从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心眼儿多么？……
赶驴车的男人又对女教师大声说：“你也是！也不思量思量自己是个什么情况，还非要当教师！都已经来了，就别怕人看脸了！以后你不能总把脸掖怀里吧？……”
扎着红头巾的头扭转向人们了……
A君指间的烟没吸几口，烟灰很长了。我将盛烟灰的小盒递向他，他也不弹。他目光呆呆地望着窗台上的花。
我从他指间取下烟，想替他掐灭。
“别，我吸！我还吸！……”
他这才收回目光，从我手中索回那支自燃掉了半截的烟，猛吸起来。一口接一口，一直吸到手指夹不住的程度才罢休。
他又叼上一支烟猛吸。
我见他内心激动得不行，分明是企图通过吸烟稳定情绪，也就不便制止他。
“我……我讲到哪儿了？……”
“那女教师的头，扭转向人们了……”
对……她的头……终于扭转向人们了……一支火把，从一个男人手中，掉在地上了。几个胆小的女人，失声尖叫。几个孩子，有的将脸扎进了娘怀里，有的见了鬼似的，撒腿就跑。女教师的脸上，戴着面具。我们那儿有地方土戏流传着，演戏的男人戴男角儿面具，女人戴女角儿面具，那种面具很夸张，类似驴皮影儿人物，几乎任何一个县的文化馆和乡的文化站，当年都有些那种面具。她脸上戴的是青衣的面具。眉细、眼长、唇小，但是染得血红，除了眉黑唇红，腮窝浅粉，整个面具的其他部分就是白色的了。按说倒也没什么可怕的，但实在是太出乎大人孩子们的预料了。再加上天又黑，在几支火把光明的照耀之下。总之她使迎她的大人孩子极度惊骇……
那就是教我读书识字的第一位老师。一位戴着演地方土戏的面具的老师。她当年的年龄，和如今高二高三学生的年龄差不多。她是个下乡女知青，因为嗓音特别好，从一个村抽到乡委会当上了广播站的播音员。县广播站正打算调她，一场山火彻底烧毁了她的面容。作为广播员，她不参加扑火也是有正当理由的。可是她参加了，结果是那个豆蔻年华芳心清纯的她死在火里了。活下来的，戴假面的她，怎么讲呢，也可以这么讲吧——是一个“没脸见人”的姑娘了。据说，她曾企图自杀，但是没自杀成。被救活后，受到了批评。因为她已经是典型和榜样了，而“典型”和榜样当年是绝对没有自杀的权利的。生与死已经非是个人的事，自杀那就是给“典型”和榜样抹黑了。于是她要求到我们这个藏在大山深处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小村里来。我想，在她，那是一种逃避于世的选择。而既活着，就得做份于人民有益之事，用毛主席的话讲，总得“为人民服务”。那么，当小学教师，又成了她唯一的选择。设身处地想一想，除了当小学教师，她还能做什么呢？
起初村里没有一户人家愿意让孩子当她的学生。父母们都认为，让一个戴假面的山外来的姑娘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实在是太荒唐的事。荒唐横阻在假面和教师之间，使人们对她缺乏起码的信任。孩子们也不愿让一个戴假面的教师教自己读书识字，都有点儿害怕她。我也是。尽管她的假面在白天看来并不可怕，只不过使她显得可笑，显得滑稽。但我们孩子们的心理上，难免会觉得她的假面在遮掩着某种狰狞恐怖。这一种本能的、对狰狞恐怖的想象，类似城里的孩子听过《画皮》的故事后所常常产生的那一种想象。
有一天我在山上捡柴时，爬到一棵树上去摘野果。我们那儿的山很荒，没什么结大果子的野果树。只有一种很高，结的野果却小得可怜，指甲盖儿似的，酸中有一丝丝甜。那乃是大自然赐给我们山里孩子们的口福。上树容易下树难。我摘了两兜果子后，却够不着下树垫脚的树杈了。越够不着心里越急，越急越够不着。太高，不敢往下跳。正在树半身没奈何，听到树下有一个女性的声音说：“千万别慌，看掉下来摔着。手脚按我的话做，你就能下来了！”那声音悦耳极了，温柔极了。那是一种从本质上讲很甜很悦耳的声音。一个人只有亲耳听到过那种女性说话的声音，才能领悟究竟什么算是“银铃般的声音”。我敢肯定，无论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男孩儿，对能以那么甜那么悦耳的声音说话的女性，都无疑地会产生一种亲切之感。
我低头一瞧，看到了那张假面。我一惊，反而迅速向上爬，爬到更高处了。四野无人，我心里怕极了。竟暗想，她是不是企图用她的声音诱惑我下树，进而逮住我吃我呢？
她仰望着我说：“你别怕我。我将来还要教你读书识字，做你的老师呢！”
我俯望着她说：“你走！你走远远的！你不走，我就不下树！”
她不走。她说她怕我一脚踩空，摔了，说只有她在下边指点着我，我才会顺利从树上下来。我说用不着她管！摔断了腿残废的是我自己，又不是她。她仍不走。向上高举双手，让我踩着她的手下树。我就从兜里掏山野果，一把把地用野果打她仰着的脸。野果落在她的面具上，发出豆子抛向竹篾似的响声。那种面具，是竹篾糊纸后做的。她还是不走。只不过从树下退开了。
她远远地仰望着我说：“不管你多么讨厌我，我也不会生你的气。我并不是鬼呀小石头儿。大人们能从山外接回一个鬼来教你们读书识字吗？老师是不会生一个学生的气的……”
我很奇怪，问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叫小石头？她说是我母亲告诉她的。我说她骗人。她说她已经去过我家了。说我母亲已经同意让她教我读书识字了。说她是替我母亲来找我的，我母亲正等着我捡回的柴熬猪食……
我终于信她的话了。我离家时，猪的确饿得哼哼叫。我母亲因为害眼病，也的确不能亲自出门找我。本来，我经她的帮助，是可以较顺利地下树的。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小小年纪的我，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刁难她。我说，我要从树上蹦下。她如果真有心帮助我，就应该为我拔些草垫在树下。
她仰望着我沉吟片刻，大声说行。说完就拔起草来。那时已是秋末，山上的野草枯干了，又多是一种带刺的野草，拔起来非常扎手。大人们用镰刀割草时，也都要将手心用布条缠上。她拔了许多草，垫得面积很大，也很厚。我却蹦偏了，崴了脚，一时没站起来，坐在地上抱着脚哎哟不止。她立刻跑过来，替我揉脚腕。我本想推开她，但伸出的双手尚未推在她身上，不由得缩回了。因为，从假面后，我望见了她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无比善良的眼睛，也是一双好看的眼睛。真是黑白分明啊！眼珠像黑宝石一样黑。眼白呢，白得微微发蓝似的。总之那是一双秋水般明澈的眼睛。那双眼睛也正望着我，又亲切又温柔。亲切和温柔之中，还有几分恳求的意味。我也看到，她那双同样好看的，十指尖尖的绵软白皙的手，被野草刺划出了道道血痕。
我顿时内疚极了，羞愧极了，喃喃地说：“我……我没想推你……”她笑了。我看不见她的嘴，只能看见她的眼睛。是她那双眼睛告诉我，她笑了。她说：“我信……”我的脚腕经她揉了许久，不疼了。她扶我站起后，用她那种很温柔很甜的声音问我能不能自己回家？我说：“能。”她将双手放在我肩上，将她戴着假面的脸凑近我的脸，声音更温柔地说：“小石头，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就只瞪着她的眼睛。尽量忽视她那在我看来滑稽可笑的假面的存在，仿佛要从一幅荒诞不经的三维图画中，瞪出隐含在表象之后的一道美好的风景。
我见她那双善良的眼里，渐渐地，渐渐地盈满了泪水。那一时刻，我觉得我内心里也顿时充满了善良。
“小石头，我求求你，带头做我的学生吧！我一定要当成你们的老师！这可是我唯一能做的，对别人有点儿益的事了。求求你了！……”她声音发颤。
而我，终于低声吐出一个字：“行……”
于是她就将我捡的柴，和她拔的草捆起来，帮我背在背上。我走了十几步，回头望她，她朝我摆手，我也不禁地朝她摆手……
第二天，我就成了她的学生。我是她的第一个学生，也是全村的第一个学生。是我母亲拉着我的手亲自将我领到她面前的。母亲说：“今后，你要好好跟老师学文化！”
我点了一下头。
母亲说：“一定要尊敬老师！”
我再点一下头。
母亲又说：“那么，就叫老师！”
我没叫。不是不想叫，心里想叫，嘴上偏叫不出“老师”两个字来。从小长到十岁，就没叫过老师，也从没听大人们提到过“老师”两个字。更没料到过，有一天自己得对一个陌生人叫“老师”。何况不是和许多孩子一起叫。我怎么也不好意思叫。再说她戴着假面，我认为戴着假面的老师，名不正，言不顺。和我们说村里要来一位老师后，自己想象之中的老师似乎区别太大了，完全两码事儿。
我不叫她“老师”，母亲就拧我的耳朵，拧得我直咧嘴。
她急忙拨开母亲的手，将我扯到一边，用身体护着我说：“算啦算啦，孩子不习惯呀。以后叫不叫我老师也都没关系。只要肯跟我认真地读书识字就行……”
村里哪有学校呢！所谓学校，不过是驴棚。将一边儿的地面扫干净了，驴待在另一边儿，她在这一边儿给我上课。黑板是我家的面板。母亲将背面儿用染衣染料染黑了，借给她先用着。
她教我的第一个字是——“人”。
她教给我的第一个词是——“人民”。
作业本是她给我的。她说以后来上学的孩子，每人都可以得到两本。我是第一个学生，值得她优待，所以给我三本。
她反复教我读准“人民”一词的发音。她拖着长音的教读声真是好听啊！我爱听极了，觉得像春天里某种鸟儿在婉转地叫。连驴都瞪大眼睛瞧着她，竖起长耳朵听着。我一遍又一遍地成心发音不准，为的是一遍又一遍听她好听的声音。她还握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教我将“人民”二字写得笔画端正。我喜欢我的手被她绵软白皙的手握着，成心一遍一遍将笔画往歪了写……
驴棚潮、冷、光线不足。第二天她将我带到向阳坡，将面板挂在树桠上，在露天旷地给我上课。阳光很慷慨，晒得我身上暖暖的……
人——人……
人——生……
人——心……
她的好听的声音像唱歌。
不知何时，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被吸引到向阳坡这边儿来了，围坐在我身后，跟着她的声音拖腔拖调地读……
村里的大人们见她坚定不移，且永世不悔似的，见我们这些孩子渐渐地接受了她这个戴假面的老师，都被感动了。一合计，就抢在入冬前，将遗留在向阳坡的一座小破庙修缮了一番，正式作为教室。
她要求在教室中隔出一间几米的小屋供她住。大人们都摇头说不妥。说她姑娘家家的，怎么可以单独一个人住在山这边儿呢？多叫人不放心啊！
她说没关系的，说她这种戴着假面的样子，只有别人怕她，哪儿有她怕别人的道理啊！说自己戴着假面不像人，不戴假面活像鬼。说坏人来了，她就摘了假面吓走坏人。鬼来了，她正好摘了假面冒充鬼，交几个鬼朋友，也省得一个朋友都没有心里忧闷……
她跟人们说这番话时，我们几个年龄大点儿的孩子也在场。她似乎说得很无所谓，似乎是在打趣儿自己。可我们几个孩子，从她似乎玩笑的话中，听出了她胸怀中极深极大的悲哀。我们互相望着，心里都难受得不行，一个个直想落泪。
大人们见她想法已定，便照她的要求做了。而我们几个孩子，那一天曾在一起议论过她。
有的说：“咱们的老师，可真是个苦人儿啊！”
有的说：“就是，谁愿和一个戴假面的人交朋友呢？连个朋友都没有，心里孤零零的，多可怜呀！”
我说：“那，咱们就和咱们的老师交朋友吧！”
大家听了我的话，面面相觑一阵，纷纷摇头。
有的说：“她毕竟算是大人，小孩子是没法儿和大人交朋友的。”
有的说：“何况她还是我们的老师，学生也是没法儿和老师交朋友的……”
但最终大家还是被我说服了。我们都愿意暗中做我们的戴假面的老师的朋友。我们相信她会渐渐感受到这一点。感受到了，她内心里也许就不会那么凄苦那么孤零零的了……
我们一有空就结伴儿打柴供教室烧炉子。下雪了，山上的柴草被雪覆盖了。我们就从各自家里往学校背柴。有的家长小气，觉得吃亏，他们的孩子就偷着往学校背。我们轮流每天提前到学校去，帮老师生炉子，打扫教室……
春天又来了。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山上去挖草药。挖回后，洗净，晒干，让村里到镇上办事的大人捎去卖。再用卖草药的钱，替我们买回铅笔和作业本，替老师买回粉笔和教学尺……
有一天，我们又跟着她在山上挖草药。不知怎么的，老师系假面的松紧绳儿断了。偏巧那时刮来一阵大风，将老师掉在地上的假面刮走了……
“同学们，快替我捡回来！……”等我们听到老师惊慌的话时，老师已背对我们蹲在地上，用衣襟兜住了头。
一个学生怯怯地说：“老师，刮山下去了……”
老师大声叫道：“那你们还不快去找！都快去找哇！……”老师很急，也很生气，话里带着哭音。那是她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又急又气。
我赶紧说：“老师你放心，我们一定找回来！”说罢，第一个拔脚就往山下跑。同学们也立刻分散开来往山下跑。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回到老师身旁，见老师仍蹲在原地，仍用衣襟兜着头。我感到，老师她如果失去了假面，似乎就打算永远地改用衣襟兜着头了……
老师听到脚步声，急切地问：“找到了么？”
我轻声说：“老师，找到了。”唯恐大声说，惊吓着我的老师……我将假面送在老师手里。
“坏了没有？”
“没坏……”
“那，你们都背过身去！都闭上眼睛！谁也不许偷看我！谁偷看我，我以后就不教谁了！……”
于是我们都听话地，乖乖地背过身去，闭上了眼睛……
“现在，都可以转过身来了，都可以睁开眼睛了……”
于是，我们又看见老师站在我们面前，戴着我们早已习惯了、稔熟了的假面……
“你们……都怎么了？……都哭什么啊？……”是的，我们都在默默地流泪不止。
“因为老师刚才对你们发急，你们都觉得委屈了是不是？……”
我们都流着泪摇头。
我完全能理解老师刚才对我们发急的心情。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委屈。我想其他的孩子也和我一样。我们实在都是没法儿让我们的眼睛别流泪。我们的眼泪都是为我们的老师而流的啊！我们恨她那假面！尽管我们已习惯了它，已稔熟了它，已不觉得老师戴着它滑稽可笑了，但还是恨它！恨它遮挡住了我们的老师的脸使我们难见到！我们那一时刻其实都在想，哪怕老师的脸真像一张鬼脸，我们也是不怕也是希望见到的！我们既然能接受能习惯一位天天戴着假面教我们读书识字的老师的脸，我们也一定能接受能习惯老师的真脸啊！哪怕是无比丑陋骇人的……
忽然我们都真觉得委屈了，都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惊得草里的树上的鸟儿呼啦啦飞起一片。
老师最初被我们哭得张皇失措。接着，她就将我们都拉扯到她身边，用她修长的双臂揽住着我们，温柔地、充满爱意地说：“好啦好啦，都别哭了。老师明白你们了……”
她在那小学校，一住就是六年。六年中，一次也没出过山。而我们这些山里的性情粗野的孩子，一个个不但被她教成了能读书写字的孩子，也教成了非常懂事理的孩子。村里的大人们，都对我们的老师极其尊敬起来。但是她却很少到村里去。逢年过节，村人们派代表请她回村，她才偶尔回去。那时老师被请到谁家，谁家人就不但倍感荣耀，而且热闹极了。几乎全村的大人都会到那一家去看望老师，陪老师聊天，由衷地说些对老师教他们的孩子文化和事理表示感激的话。不过老师从不在任何一家吃饭，更不留宿。村人们都理解那是假面给她带来的不方便，也从不为难她。
她非常爱唱歌儿，唱起来动听极了。她跟我们学唱山里的野歌儿，也教我们唱山外的文明歌儿。是的，我们将山外人的歌儿叫“文明歌儿”……
我们该小学毕业了。
老师为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为我们每个孩子都发了毕业证。毕业证是她自己亲手制作的，郑重地签了她的名字。
我们也准备好了送给老师的礼物。我们也要求她背转过身去，不许偷看。待她面向我们，讲桌上摆放了十几具假面。那是由我们中手最巧的孩子分工做的。有专门画的，有专门涂颜色的，有专门裱糊成形的。我们为老师做的，都是看去美丽善良的仙女的脸。我们想象之中的仙女的脸。我们都没有什么更好的礼物送给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家里都太穷。那是我们多次商议，久经策划，能送给她的最好的礼物了。我们做的仙女的脸，下额是能活动的。老师的假面已经旧了，也有些破损了，快带不住了。我们自认为我们亲手替老师做的，比那个好多了。我们都以充满感激和尊敬的目光望着她。那一时刻教室肃静极了，我们都希望老师满意，希望她眼中流露出惊喜……
却不料她又缓缓地将背转向我们。她用她的双手捂住了她的假面……
她哭了……
她双肩剧烈地耸动，哭得伤感极了，哭得令我们心碎……
但是我们都并不后悔我们偏偏送她那样的礼物反而惹她哭了。我们那时心里都觉得，我们确是她在这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也都觉得，老师那时心里最理解也最明白了这一点……
那一年已经是一九七六年了。那是山外的中国最风云激荡的一年。可是我们山里人家的日子，却一如既往地静如死水。老师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在静如死水的日子里，醇厚得如同酿了六年的米酒，成了她感情中顶顶重要的部分，也成了我们感情中顶顶重要的部分。
六年后的我，十六岁了。年龄比我小的同学，也十四五岁了。而年龄比我大的同学，都十七八了。从前没老师，我们上学都太晚了。
对于山里的孩子，十五六就是小大人了。十七八就不可能被再当孩子看待了。男的要理所当然地充当家里的劳力了，女的该考虑嫁人了。
老师在毕业典礼那一天曾对我们说：“同学们，我能教你们到小学毕业，已经是你们的幸事，也是我的幸事了。因为老师实际上才学到初二啊。你们的家长如果支持你们中谁继续跟我上学，我一定为教好你们先刻苦复习学好初中文化。如果你们都不跟我学了，老师就将向你们告别了，再到别的没有过老师的村去……”
我母亲支持我继续学。母亲对我的支持，也包含有对老师的体恤的成分。甚至可以说，这种成分也许更大些。因为我的母亲已经跟我的老师关系处得像姐妹一般亲了。她是很舍不得我的老师离开我们村的。她分明是希望用她的儿子再将老师牵在我们村几年。我也非常舍不得与我的老师分离。我愿意扮演母亲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愿意起到母亲希望我起到的作用。
她的全体学生们，和村里的几乎全体大人们，都舍不得她离开我们村。便仍有几名学生和我一样，表示非继续当她的学生不可。而村里的小孩子们，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我的老师教书的负担重了。她上午教小学，下午教我们几个所谓中学生。晚上备课，复习和自学初中课程。她小屋里那盏油灯，几乎总是亮到深夜，成了我们的学校，也成了那座山的那一面坡的标志……
有天我和村里的一个二流子打了一架。此前我从没和谁动手打过架，此后也没有。因为那比我大五六岁的二流子，嬉皮笑脸地在路上拦住我，下流无耻地对我说：“都大小伙子了，还给那戴假脸儿的女人当学生啊？是舍不得她离开吧？她还手儿把手儿教你写字么？”
我啐了他一口，他就骂我是——“枪毙犯的杂种”。
我猫下腰，一头朝他撞去，于是我俩便打起来。我哪里是他的对手，眼眶被他打肿了，鼻子被他打出了血。
我前边已经讲过，小时候总觉得村人们挺歧视我们母子的，也因此逼问过我母亲，而母亲被我一问就哭，或训斥我小小孩儿太多心。长了六岁，心里爱寻思事儿了。也常常发觉，村里的某些大人们，在我从他们面前经过时，皆以心怀奥妙的眼光瞧我，甚至交头接耳。平心而论，我们那个山里荒村，普遍的人心还是很善良的，并没谁太过分地歧视我们母子。我母亲说得也对，我的确从小就是个太敏感的孩子。我受了二流子一顿欺负，回到家里，又一次逼问我的母亲。十六岁的我，几乎比十岁的我长高了一头，比母亲都稍高一些了。母亲似乎不再容忍一个长大了的儿子就最使她难堪之事对她进行逼问了。母亲不再哭，也不再训斥我太多心。她为了维护自己在一个十六岁的儿子面前的自尊，狠狠扇了我一耳光。我赌气跑到学校去住，发誓从此不再回家……
老师问我为什么住在学校，起初我不肯告诉她实情。经她再三追问，我终于将埋在我心中多年的疑惑，毫无保留地对她倾吐了。
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老师一只手压另一只手，小臂水平地放在桌上。她那双好看的善良的眼睛，从假面后眈眈地注视着我，使我从她的目光中获得了很大的慰藉。
她以一种极其平静而又极其庄重的语调说：“那件事，你的母亲告诉过我，是真的。”
“什么？老师……什么是真的？……”
我的声音不禁有些发抖。
“你已经十六岁了，应该能够经历起一些事了。你的确是那个山外男人的儿子。更确切地说，是那个城里男人的儿子。他并没用佛脸之类的胡说八道骗你们村里的人。这一点是你们村里的某些人强加在他身上的。事实上迁村的起因，是由于你们村某些讲迷信的人怂恿的。人们作了什么愚蠢的决定，总是要相互推卸责任。而将这一责任推卸给一个山外来人，是顺乎村里人心的。因为这可以避免本村人互相推卸，互相追究，产生纠纷，闹起不和。大多数人信了某些人的话，所以你们母子成了这件事的名誉牺牲者。但你却真是那个人的儿子。他是一位大学里的老师。他犯的也不是什么杀人罪，而是思想罪……”
我这个十六岁的山里少年。当年第一次从我的老师口中听说，这世上有一种罪叫“思想罪”。人犯了这一种罪，也要像犯了杀人放火的弥天大罪一样被枪毙。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呆成了什么模样！我原来是一个罪犯的儿子啊！我觉得周围的空气凝固了似的，我也被空气紧紧地凝固住了似的。一动也动不了，连眼都不会眨了……
“你母亲心地善良，她也不知那山外的男人是犯了罪的人。当年你的姥爷还活着，你母亲仅仅是出于善良，说服你老爷将他留住在家里的。他被留住了二十多天。他有文化，又是个正当年、一身儒气的男人。你母亲就对他有了好感……所以……所以也就怀上了你……可是有一天，他不告而辞地从你家消失了。只将一个工作证压在了你母亲的枕下。你母亲怀上了你渐渐被人看出来了，你姥爷觉得没脸见人，一气身亡……是你母亲将这些往事告诉我的。她希望由我有一天告诉你。我想，早一些告诉你，也许对你反而好……”
老师说完，就起身走入她的小屋，默默取出一个旧红皮的工作证，双手交给我。那是西南某大学的教员证。我翻开看，见照片上的我父亲，是个样子很斯文的男人。怎么看都不像那种应该枪毙的罪犯。工作证上写着，他是教历史的……
我的老师又对我说：“母亲就是母亲。任何一个儿女，都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母亲当年怀上了自己而谴责她。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是情愿的，那么，她怀上了她的儿女，首先便是她的儿女的幸运。没有母亲们的情愿，哪有儿女们的出生？所以母亲和儿女们的这一种亲缘，是最宝贵的亲缘。山里人懂不少打胎的土法子，你的母亲如果当年不想要你，你现在也就不会坐在我面前，更不会成为我的学生跟我读书识字。你自己考虑，究竟该不该对你的母亲说那些罪过的话？究竟该不该撇下她一个人在家里，自己夹床被子想要从此住到学校来？究竟要不要立刻回家去向你的母亲认错儿？你考虑好了，你对我说……”
老师起身时，目光从假面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中所包含着的责备如同掸子，轻轻地从我心灵上掸去了一层有害的东西。而那层有害的东西仿佛是酸碱，将我的心腐蚀得剧烈疼痛而且一阵阵紧缩抽搐。她的目光使我心里好受了许多。我虽然已经十六岁了，但对山外人表达思想的话语方式仍不很习惯。我的意思是，我似乎明白了老师的话，又似乎并没完全明白。我当时只不过是在这样想，既然连老师都认为我错了，那么我肯定是错了。老师说得对，没有母亲，哪儿有我呢？一想到这世界上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一想到如果不是母亲非要生下我，我早已被山里人打胎的土法子处理掉了，我不寒而栗，心中充满莫大的恐惧。我并不像某些小说里、电影里和戏剧里的人物似的，荒谬地认为自己的出生本身就是什么大不幸。不，我认为我当年能出生毕竟是我最大的幸运。不管我的父亲是什么人，我都认为我的出生是我最大的幸运。我只不过是由于受了二流子的侮辱和欺负而感到愤怒罢了。无处发泄当然只能变本加厉地发泄在我母亲身上。说实在的，我们那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村虽然很穷很穷，但是我们一些从小生活在穷困之中的孩子，却从未因穷而感到自己的命运有多么不幸。相反，我们一个个天生都很快乐。因为我们从没窥见过别人们的不穷困的另一种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根本形不成比照，我们则就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而且根本不可能产生那样的想象。我们都认为人生全都是我们那样子的人生，生活全都是我们所过的那一种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无止境似的日子。我们也曾问过老师，山外的人们，尤其城里的人们，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她，却总是从假面后以批评的目光望着我们，口吻严肃地说：“记住，以后再不许问此类没意思的话了。”——于是我们暗暗得出这样的结论，山外的人们，城里的人们，过的肯定是一种很没意思的生活……
我的老师进入她的小屋之后，我独自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想到我的母亲往昔对我的温爱，想到她为了抚养我长大所付出的种种辛劳，想到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共同品尝的一切苦乐，我内疚了，不安了，再也坐不住了……
我走到老师的小屋前，隔着门请求地说：“老师，我不在学校住了，我要回家，我娘一定还在家里伤心哭泣呢，你快陪我回家吧！……”
于是老师就陪我冒雨回家。我和老师合披着一块破雨布，踏着泥泞，相搀相扶，心情同样急切地绕山而行。
可是……我母亲……一向对我温爱倍至的母亲，却不肯原谅我那一次对她的无礼发泄，上吊身死……
A君讲到此伤心处，泪流满面。
这时护士敲门，说要打扫病房卫生。
A君大喊一句：“待会儿！”
护士却并不离开，隔了片刻，又敲门。
“聋啦？”——他发怒了。
我赶紧走到门前，将门打开一条缝，对护士赔着笑脸说：“请多包涵，他这会儿情绪不好……”
护士说：“我以为他是将自己一个人插在病房里呢，有人陪着我就放心了。院长嘱咐，他情绪越不好，越要对他加倍看护，唯恐他一时想不开……”
我说：“不会的不会的……”
护士走后，我重新将门插上，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一株老垂柳。柳叶儿间伏着些知了，被晒得自在了，一阵阵叫得人心烦意乱。我不知该以怎样的一种表情面对A君才好。他竟将他三十多岁的人生中最具有隐私性的那一部分讲给我听了，使我困惑得不知所措……
在村人们的帮助下，埋葬了我母亲，我真的没有胆量独自住在家里了。我怕夜里做噩梦，梦见我母亲以上吊死时那种吓人的样子出现。尽管我因母亲的死而心伤欲碎。
老师看出了我心中有所怕，主动让我搬到学校去住。在教室里，在老师那小屋的板壁外，同学们帮我搭了一张简陋的床。从此我心头蒙上了一种罪过感。为了从心头摘除罪过感我整天埋头看书学习。看书学习成了我医疗心头创伤唯一有效的良方。仅仅一年半以后，我就将初三的课程全部学完了，开始学高中的课程了。那个过程，与其说是老师在教我，莫如说是我和老师共同自学。那时我并没产生上大学的念头，老师也从没跟我提过上大学的事。我只不过是对学习无形之中着了迷。而老师大概是为了维护住仍是我的老师的身份，不得不学，不得不暗暗要求自己学得比我更超前更好。
我和老师共同在学校旁开垦了一片菜地，每年秋季收获的储备一冬也吃不完，就分给同学们带回家去。家长们为了表示回谢，则让同学们带来粮食油盐什么的。渐渐地，我对我的老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依恋。
我觉得我母亲对我的那一种母爱，似乎有很大一部分复合在老师身上了。我觉得她宛如我的另一位母亲。有时甚至觉得，某一天她一旦对我摘下假面，我看到的将肯定是我母亲的脸。但我从没进入过老师那几平方米空间的小屋。它对我无异于禁地，也无异于圣地。我们常常一块儿动手做饭。但却从没一块儿吃过饭。老师单独在她的小屋里吃饭。因为她吃饭时必得摘下她的面具。我甚至不清楚她那烧伤的脸需不需要洗，是怎么洗的？她每天都比我起得早，睡得晚。每天我们看到的她，一如既往地戴着假面。只不过她原先的假面坏了，不能戴了。她早已开始戴我们在小学毕业典礼上作为最佳礼物送给她的那些假面了……
有一天，我因为有道几何题想急问她个明白，忘了敲就推开了她那小屋的门。她当时没戴假面，正喝水。但是我并没看清她的脸。我看到的是对我侧身而坐的她。她的头发垂下来，遮住着她的脸。她听到门响，迅速地将头扭转了过去，接着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把门关上！”
我自知莽撞了，立刻关上门。
一会儿，她从小屋里出来了，恼怒地训斥我：“以后再这样，你就从学校搬回家去住吧！”
我怯怯地连声认错。
但是我却从此对她那小屋充满了好奇心。又有一天，趁她到河边洗澡去了，鼓足勇气，贼似的进入了她的小屋。恰巧桌上放着一册影集。我翻开看，见内中夹的全是同一个姑娘的照片，那是非常俊秀的一个姑娘，和歌碟《小芳》中那个姑娘几乎一模一样，也正如小芳那首歌里所唱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我想那一定就是我的老师的照片无疑了。
我也弄不明白自己当时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揭下一张照片，又贼似的离开了那小屋。
老师洗澡回来之后，我见到她时心中有鬼很不自然。夏季里，老师常到一处河湾去洗澡。村人们和同学们，都从内心里情愿地关照着她，从不涉足那一处河湾的两岸。唯恐撞见她洗澡，惊吓了她。
她问我：“你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是的，我是在呆呆地看着我的老师。我似乎第一次发现，我的老师的身材，是那么苗条又是那么丰满。村里没有一个女人的身材能与我的老师的身材比美。我真希望她摘下假面，显示一张如照片上的她那么俊秀的脸来啊！
而我自己的脸一红，转身跑远了。
后来老师曾问我：“你偷偷地拿了老师的什么东西没有？”
我一言不发，但却坚决否认地摇头。
老师以后再没问过我。我想，其实她当时已看出了我在撒谎，也许她愿意变相地送给我她那一张照片……
一九八一年，我离开了我的学校，我的家乡村，当然，也离开了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的老师。实际上，那时我自己也成为老师了，帮我的老师教几名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A君讲到这里，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身体往下一缩，仰躺在床上，闭上了双眼，仿佛不想再开口说什么了。
我犹豫再三，还是将我心中一直难释难解的疑团低问了出来：“你……究竟怎么考上大学的？”
他的双眼顿时睁开，受了侮辱似的回答：“奇怪。如果我不对你讲那么多，你肯定就不会这么问我是不是？城里人家的子弟考上了大学，最终成了博士，成了‘家’，似乎便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而如我似的一个山野少年成了博士，成了‘家’，就应该被问个为什么了？倒好像我当年反而会走后门儿或花钱买的大学入门券似的？”
我笑了笑，辩白地说：“我没这个意思。你明明知道我没这个意思嘛！”
他又撑起身靠床坐着了，注视着我用轻描淡写的口吻继续说下去……
一九八一年高考已经恢复了，但我哪里关心什么高考不高考的。山外世界当年发生的沧桑骤转，是不入我的头脑的。而我的老师，却一直从假面后关注着山外世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变化。
有一天她郑重地对我说：“石头，改变你命运的机会来临了。”
我说：“老师，什么机会啊？我的命运有什么值得改变的啊？”
她就展开一份从山外寄给她的报让我看，报上登着有关那一年高考的新闻。
我说：“老师，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说：“你应该去考大学。我对你已经有这个信心了。你也应该对自己有这个信心。”
我说：“我不去！”又说，“老师，我觉得我的命运已经很好了，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了！”
我当时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我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山野少年，变成了一位山乡教师，得以陪伴着母亲似的老师充充实实地度日，我真的觉得我的命运已经很好了。
我是在老师的鼓励、劝说和逼迫之下才报考的。老师为我凑足了食宿费。老师替我整理好行装。老师伫立在学校门口，目送我下山，一直目送我踏上出山的路途。因为毫无负担，我考得很轻松。我的志愿填的全是西南某大学，就是使我母亲怀上我那个男人当教员的大学。这是一种说不太清的心理。随你怎么分析怎么想都可以。几天后我回到山里，回到学校。
老师一见到我就问：“考得怎么样？”
我说：“考题比我预想的简单多了！”
老师听了就笑了。我看出老师那双眼睛在假面后眯了起来，分明地是笑了。
日子又恢复了原先的状态。我教几个小学的孩子，老师教中学的孩子。而在生活方面，就像《天仙配》里唱的——我担水，她浇园。我当年真觉得厮守着敬爱的老师像厮守着慈爱的母亲一样，就那么相依相伴地过一辈子也挺好。山外的人给老师寄来了那一年的高考题。老师要求我监考她。我觉得好玩，也愿使老师高兴，就板起面孔，规定的时间一过，夺卷不留情面。一天考一科。一个星期内，几科全考完了。我给老师判卷，成心往严里判。结果老师的总分还是超过了那一年的高考线三十几分。以那样优良的成绩，我的老师当年考入北京的什么重点大学也是不成问题的。
我说：“老师，您还在我之上。我继续当您的学生不就行了么？”
老师那双眼睛又在假面后眯了起来，分明地又是笑了。
她说：“没你这么个学生，我也不会自修高中课程啊！”
后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以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南某大学。
我差点儿当着老师的面将录取通知书撕毁。我哭了。我央求老师别逼我去上什么大学，就像央求母亲一样。老师却不被我的眼泪所动，开始为我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消息当天在全村传开，村人们轰动得仿佛都看到真神下凡了。我告别家乡的前一天夜晚，躺在自己的床上，隔着老师那小屋薄薄的板壁，向老师承认——她的一张照片是被我偷走了……
老师的声音很低很低地传过板壁。她温柔地说：“就算老师送给你了吧！”
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事到临头，非去上大学不可了，我还是一百个不情愿离开我的老师。
老师却隔着板壁严厉地说：“你要是哭肿了眼睛，我明天就不起来给你做早饭。更不送你！”
第二天，许多村人陪着老师送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我到山路口。
我转身望我的老师。猛然间发现我的老师已经有了白头发。我不由自主地双膝一弯，扑通给我的老师跪下了。
我流着泪发誓地说：“老师，上完了大学，我一定还回来陪伴您教咱们的山里孩子……”
我一步三回头，走出很远回头看时，见村人们都已回村了。只有我的老师那熟悉的身影，仍伫立在原地。我望见她为我从她的脸上摘下了假面。但离得太远，我当然看不清老师烧伤后的脸。在我的幻觉中，她的脸如同照片上一样俊秀……
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当年并没被枪毙，只不过判了长刑。“文革”一结束，就平反释放了，还升了副教授。我听过他的大课。各系学生都很爱听他的大课。他在学校里是个颇受器重和尊敬的人物。但是我却一次也没产生过怎样使他认下我这个儿子的念头。我非常思念我的老师，经常给她写信。她却回过我几封信，就再也不回信了。
她在一封信中说，会有人定期按照她的要求寄钱给我，希望我刻苦学习。
在另一封信中说，既已上了大学，就应立大志，将来做一名报国效民之人。
一九八五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二十五岁。接着考硕士，考博士，考博士后，最终成了现在的我，在京都被视为前程似锦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
“你一直没回去看望过你的老师？”
“考上博士以后，我回过家乡一次。而我的老师，已经在我回去的前一年病故了。村人们告诉我，大家将她安葬得很体面。每至鬼节，都有人做了假面到她的坟上去烧。有曾是她学生的人，也有不是她学生完全出于敬意怀念她的人。你知道是什么目的支持我一直读到博士么？”
“什么目的？”
“当年，博士被派出国的机会多。我常想，我一旦出国了，就要把我的老师接出国。我将到处打工，挣尽可能多的钱，尽可能请高明的整容医生，为我的老师整容。在家乡的日子，我几乎天天到老师的坟前凭吊她。我想，我只有按照老师生前对我的大希望，做一个报国效民之人，才能对得起我的老师，也算不辜负我的老师。可现在，我的想法早已改变了……”
“改变……怎样的想法了？……”
“现在的我，只为我自己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和今后的个人前途着想了……”
他苦笑了。那苦笑中，明显地包含有嫌恶自己的意味儿，却也明显地包含有宽大和原谅自己的意味儿。这两种意味儿相互掺杂着，彼此抵克而又渗透，使我竟觉得他那苦笑，看去很有点儿像是另一种的冷笑了。
我一时有些狐疑，不理解他何以在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向我讲述了他年轻有为的人生中最隐私的历程后，又那么坦白地承认他头脑之中最应讳言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现在时的思想。尽管我们正处在一个似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原则盛行的时代，但大多数人毕竟还是更愿并且更善于将自己个人主义者的本质包装起来的，起码不愿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个人主义者。我甚至对他“招引”我来看望他的目的产生大的怀疑了。
我怔愣片刻，以不解的口吻说：“A君，你干吗要对自己进行刻毒的诽谤呢？”
他却极其严肃地说：“难道你不认为，一种利己之风气，在当前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改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迷幻我们的心智么？”
我说：“你这话锋一转，扯到哪儿去了？这不扯得太远了么？”
他说：“话锋一转？我们这才刚刚切入正题。你以为我仅仅是需要安慰才请你来看望我的么？我这个人，即使在人命危短之际，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感情安慰。有我老婆对我的感情安慰，本人于愿足矣。我请你来，将我这位年轻有为的‘家’的经历毫无隐瞒地讲给你听，是希望能借你的笔，把我以前看得一清二楚而又佯装糊涂而又扮演其中的感受，原汁原味儿地写出来。我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算吧？岂止算，还算较高级的一个吧？享受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和专家的政府津贴，谁敢说我不算较高级的一个？可正是我要对你坦言——我们中相当多数的一些人，其实活得都很伪作。我现在还怕些什么呢？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人之将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亦快哉？我们很善于翘起鼻子闻嗅风向，我们很善于打探内幕调整自己的观点，我们很善于以‘家’的面孔和理论去阐述官的思想，不论那思想是多么脱离实际。总之我们很善于唯上、唯书，其实并不打算做一名只唯实的当代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我们一方面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宣称经济学是所谓纯科学，就像物理学和化学是纯科学一样，一方面又总是由自己在暗地里将经济学和政治嗅觉的灵敏紧紧结合起来。我们都变得空前聪明，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鼓吹什么观点不该鼓吹什么观点，知道自己鼓吹了该鼓吹的会获得什么好处唱了反调则会失去什么利益，全不顾忌自己其实离经济的品质离经济学家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越来越远……”
“等等，等等！好朋友请你等等！”我忍不住打断他，反驳道，“你冷静一下。你别说得那么快！你太激动也太偏激了！我们怎么谈起这些来了呢？……”
他却涨红了脸，截住我的话说：“我正是要和你谈这些！我刚被承认是一位年轻的‘家’的时候，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家’，我终于有实事求是的资本和资格了，我终于有可以不看某些人的脸色可以不管今天这个风向明天那个风向坦诚发表观点的资本和资格了。像我的老师希望于我的，报国效民，不是首先要做一个敢于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么？可是我很快就陷入了一种黏糊糊的、触手牵丝似的，人人都那么善于那么习惯于在应该讲出真话之时绕圈子说假话顾左右而言他的氛围！那时的我因不愿从众而多次碰壁多次被视为大煞风景甚至不受欢迎的人！正如你自己在那一次研讨会上所扮演的尴尬的角色。当时别人并不尴尬，我也不尴尬。你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比你清楚。可我们都很巧妙地绕开，只字不提。只有你偏要死认真，偏可以绕开而不绕开。所以尴尬的是你！可笑的也是你！不受欢迎的还是你！你当时的感受，我以前何止十次八次地感受过。到后来连有些会都根本不通知我参加了！我这个山野少年出身的‘家’，头脑再简单，再不谙世故，也不至于傻到总也不明白怎么样对自己有好处怎么样对自己没好处的地步吧？所以我变了，所以我聪明了，所以我世故了。我一开始嫌恶自己的变，后来渐渐欣赏自己的变。变对我好处多多，我为什么不变？为什么不变！我变了，我承认我辜负了我的老师。可我要不辜负我的老师，我就必得辜负我自己！必得对不起我自己了！中国现在还有几个宁愿对不起自己的人？……”
他手臂如矛，直指向我，仿佛我正是在那种黏糊糊的、伪作氤氲的氛围之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一个人，仿佛我正是一个善于明哲保身世故圆滑的人，仿佛他的变责任全在我这个坏榜样似的，仿佛他终于觉悟了一位经济学家对时代的责任感，义正词严地宣布与我的决裂，同时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似的……
我的脸也不禁涨红了。我想我并不是来聆听他的训导的。他是经济学家，我是写小说的。我俩的存在意义和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方式风马牛不相及啊！他的变不是我教唆的啊！
然而一考虑到他是一个癌症患者，我又不忍心和他理论了。
我笑笑，以一种受了不白之冤而又不甚计较的口吻说：“老弟呀，中国很大啊！不是哪一位经济学家实事求是了，就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嘛！正如不是哪一位作家写了一本或几本所谓好书，就足以改变整个中国的‘精神文明’现状。搞清楚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又怎样？不实事求是又怎样？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的追求，伪作了点儿，心口不一了点儿，察言观色了点儿，见风使舵了点，虚与奉迎了点儿，都是可以理解的嘛！也无可厚非嘛！商业时代呀老弟，谁真能淡泊了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既向往之，既追求之，过程便是次要的了，目的便是主要的了嘛！这也是符合现在流行的一种经济学观点的嘛……”
他眨了眨眼睛，手臂垂下了，瞪着我说：“你这番话，是当今最无耻的话之一种，是当今许多人的原则。不过许多人只这么想，从不这么说。我正是从也这么想那一天起开始变的。你刚才还将写小说的和经济学家相提并论，你太抬举你们自己了吧？中国死一百个二百个当代作家又怎么样？但中国至少得有十个权威经济学家吧？远离经济学的品质，而将自己变成一撮毛，为了功名利禄，东附着一阵子，西附着一阵子，总在思量着怎样才能附着于一张上等的皮，那和些个‘傍姐儿’有什么不同？那能成权威么？又何谈报国效民？……”
他说时，一只手不停地拍着被子。
我待他不说话了，活活地抢白了他一句：“别人当权威，你当嘛！报国效民，今后看你的嘛！……”
他愣了。
我自知失言，赶紧又说：“我的意思是，等你出院了，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现在对自己的要求……”
他竖起一只手掌制止道：“你用不着解释。你明白我这一住进来，也许就不能活着出去了。我自己更明白。我们不必争论了。不管你怎么看我，我都想求你一件事……”
我深悔不及地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你。”
“你能办到。我希望借助你的笔，将我——一个山野少年出身的‘家’，对京城知识界的伪作风气的感受，一吐为快地写出来！”
“这……”
“你先别皱眉头，你可以注明，是我口述，你记录的嘛！”
“可……你这样做，是要伤害很多人的自尊的呀！……”
“这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是我的自尊先被伤害了。我变聪明了，我变世故了，我变圆滑了，我变得善于奉迎和投机了，我变得哪里还有什么自尊可言了？我就是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往那一种黏糊糊的、伪作虚假的氛围中撒一把盐，撒一把碱，再撒一把石灰。我到这地步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还有什么可怕的？过几天你再来一次，我要向你提供一些详细而又丑陋的事例。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分裂到了何种地步……”
我喏喏地说：“我们作家也是这样，我们作家也是这样……”
他却立刻顶了我一句：“别提你们作家！你们作家究竟算不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我认为还有待讨论呢！……”
他已经当着我的面第二次对作家口出不逊了。显然，他对我这类写小说的人，内心里是满怀着鄙视的。
我想起了我们在那次研讨会上初识之时，他掷给我的纸条。纸条上，他写的可是对我相当敬仰的话啊！难道也不过是一种社交场上虚与奉承伪作之态？内心满怀着对你的鄙视，可能嘴上还会说“久慕大名”之类的言语，倘你竟信了，竟看不透其中的伪作，你说你可不多么可笑亦处处可悲吗？我觉得，他先就已经将盐、将碱、将石灰什么的揉搓在我那点儿可怜的自尊心上了。
但他是一个患了癌症的人啊，我能没涵养到当面跟他计较的地步么？何况，对我自己这个写小说的人，以及我的同行们究竟配不配算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我的自信是日渐少了。倘竟配竟算，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们，似也就更没多少值得故作斯文故作矜持故作清高的了……
我羞颜难掩。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容我……考虑考虑……”
“你究竟还有什么顾虑？注明我口述，你记录，你究竟还有什么顾虑？”
“我没什么顾虑。有什么顾虑的呢？”
“那么，算你答应了？……”
“姑且，先这么算了吧……”我回答得极为勉强。对一个患了癌症的人，又是朋友，你忍心拒绝他信任于你的请求么？
那一天回到家里，我唉声叹气不止。
妻问我怎么了，我没好气地说：“烦！”
妻又问：“你烦个什么劲呀？”
我更加没好气地说：“我被一种黏糊糊的东西粘住了！”
妻瞪着我，目光从我的头看到我的脚，又从我的脚看到我的头，似想从我身上发现什么不洁而讨厌的东西似的……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A君打到家里的电话。
“晓声么？”
我说：“是我”。
“听出我是谁了么？”
我说：“听出了”。
他的声音极低，极细小，我心情一沉，以为他没几天活头了。
我问：“你……你怎么样？……”
不料他说：“我很好。”
我还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轻轻笑了。
“那，你声音怎么这么小？”
“我怀抱着儿子呢。儿子睡在我怀里了。我妻在洗澡。我告诉你，我前天出院了。”
“出院了？”
“虚惊一场。现在有些医院，真不像话！把我的化验单和另一个人的化验单搞混了！不过也好。住院期间，我接受了种种仔细可靠的身体检查。除了有点儿轻微的胃病，健康状况可以说是非常好！……”
“我太替你高兴了！你这就算从心理上接受了一次生死考验吧！……”
“哎，梁兄……那个……我希望你写的那篇东西，我又考虑了一番，觉得你还是对的。就不写了吧！何苦的呢，对不对？……”
我说：“对对，对对，你能这样想，证明你又成熟了许多……”
他说：“古人云——八面玲珑得月多嘛！……”电话那端又传来了他幸福的笑声……
以后，我又开始从报上见到他的诸多文章。那都是些四平八稳的文章，有所言有所讳言，有所讳而又不露有所讳的马脚，能在避讳如毒的前提之下，将人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自由言论一番的话题写成文章，而且写得似乎还很有真知灼见，是一种当代内功。看来他在修炼这种内功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了。
我也在一些会上几次见到过他。他还是那么善于发言。发言的水平，比写文章的水平，又显示出另一番文明。年轻有为的他这一位“家”一开口，人们又是种种肃听不厌之状……
我却总由他而联想到他那位戴着假面死去的可敬的老师。
有天早晨，我照镜子时，吃惊地发现自己脸上也戴着古怪的假面了。是谁给我戴上的呢？我想我也不曾自己往脸上戴过呀！我摘，竟摘不下来！那假面竟与我自己的脸皮合而为一了！我由吃惊而恐怖了！我撕，我扯，我挠，我想从脸上揭下一层本不属于我自己的脸的东西，却徒劳无益！我自己将自己异变了的脸弄得伤痕道道、血迹淋淋，镜子里却仍是一张根本不愿接受的假面！……
我狂喊大叫，一拳砸碎了镜子——却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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