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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英的姑娘

　　不是追星族，也不是音乐发烧友，但闲暇之时，倒也愿沉浸在电视音乐或歌唱中。

　　最熟悉的面容之一是那英的面容。最熟悉的歌声之一也是那英的歌声。

　　对那英似乎情有独钟。

　　因为在众多优秀的歌者们间，唯那英能使我忆起早年的一个姑娘——一个长得很像她的姑娘……

　　三十几年前，常到一个同校但不同班的男生家去倾谈。他也喜欢文学。文学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时逢“文革”，每个人头脑中的思想空间皆遭红色风暴之冲击和扫荡，两个少年坐在一起交流对一部名著的看法及心得，既是不合时宜的，又是共同的幸运。

　　一天，我们在他家大谈《复活》时，忽然一阵歌声从隔壁邻家传来。确切地说，那一年是一九六七年，月份是夏季，时间是傍晚。他家的窗敞开着，邻家的窗也必是敞开的无疑。歌声就好像是有人在我们身旁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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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当年，我是已结束了毕业考试的初三生。学校里许多老师被“扫地出门”了，新生入学了没人教。经过校“革委会”的资格审查和认可，我被允许给新生上语文课。我学过的语文课本是不能当成课本了，“革命”顾不上编印新课本新教材。但语文课总不能一堂也不上。我便自作主张，给新生讲解毛主席诗词，故对每一首主席诗词都不但非常熟悉，而且反应敏感。

　　我问谁唱的。

　　同学说是邻家的姑娘唱的。

　　“她唱得挺好，是不？”

　　“当然唱得挺好。”

　　“文艺团体的？”

　　“不，和咱们一样，初三学生。”

　　我和同学虽非是声乐考官，但我们的听觉毕竟是正常的。以我们的耳朵听来，她唱的和收音机里天天广播的没什么水平上的明显差距。

　　我们是以收音机里广播的水平为标准的。

　　同学告诉我，那姑娘曾一次次报考过部队文工团，愿望一次次都因当年严格的“政审”落空。因为她的出身有问题。她终于死心，转考省市县各级歌舞团，结果和一次次报考部队文工团是一样的……

　　我问同学她家的出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同学摇头，茫茫然无所知——反正有问题就是了……

　　“那她以后打算怎么样呢？”

　　“那我们以后打算怎么样呢？”

　　被同学一反问，我也茫茫然起来。

　　我们的以后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心里对这一点很清楚。

　　我不禁心生出一大片同情，对自己，也对隔壁那姑娘……

　　从此我再去同学家，每听到她的歌声。倘听不到她唱，总不免问：她在家么？她为什么不唱了？她的愿望有着落了么？……

　　如今想来，也许，当年我因心生同情而开始暗恋了吧？当年的自己当年的事，说不清楚了。

　　也不好意思请那同学相互介绍了和她认识。当年的我很“封建”。

　　直至我下乡前两三天才见到她——我去那同学家与他告别，他往外送我时，隔壁的门开了——一个剪短发的姑娘站在门里，样子就像电视里用歌声鼓励下岗工人自强不息的那英，只不过比电视里的那英显得青春而羞怯。

　　她主动开口问：“我在隔壁听你说，你决定下乡了？”

　　我点头。

　　她又说：“保重。”声音低低的。

　　我说：“谢谢。”声音也低低的。

　　“听他讲（指那同学），你特别关心我，我也应该谢你。”

　　我心情郁郁的，不知再说什么好。

　　“握下手吧……”

　　她主动向我伸出了一只手，身子却仍在门里……

　　同学推了我一下，我低头上前一步，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转身便走……

　　出了大院，我竟流下一行泪——满足与失落在心中交织成一大片惆怅。那是迷惘的泪，对城市、对家、对种种亲情友情恋恋不舍的泪。

　　两年后，我从北大荒回城市探家期间，去那同学家里。他也下乡了。我去探望他父母。那是冬季。家家门窗都封得很严。

　　我正与他父母聊着，又听到了她的歌声，唱的还是主席诗词歌。

　　我竟听得一时有些发呆。

　　街道干部到同学家来发春节购物票证，以批判异类的口吻说：“听，又唱！不积极响应号召下乡，却想靠嗓子留在城市里，没门儿！

　　嗓子好就了不起了？就可以例外了？今年连过春节的购物票也不发给她！明年再不肯走，就得来干脆的了！……”

　　我知道“干脆的”意味着注销户口——当年对不符合留城照顾条件而又不情愿下乡的学生，是可以来“干脆的”一手的……我也能理解——自己的儿女下乡了的父母们，对于别人家企图“逃避运动”的儿女，殊无同情，且生反感，是多么自然……

　　但却实在不愿多听那街道干部说下去，起身匆匆告辞。

　　站在院子里，我呆望她家的门——希望那门适时而开，使我得以一见其面。

　　当然她家的门并未开，只有歌声传出，仿佛她在很远的地方唱。

　　即使门开了，她出现了，我也只不过想对她说一句话：“一向还好么？”

　　四年后，我有幸上大学，又到那同学家去。我承认，我去他家，一半的因素缘于与他的友情。既然我们是朋友，既然我回城市了，不论他在不在家，礼节上都应去探望他的父母。另一半的因素，是想再见到她。起码，想再听到关于她的情况……

　　在兵团，也有许多唱歌唱得好的知青。有的进了团的宣传队，有的进了师的甚至兵团总部的宣传队。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出身不良”而又有文艺特长的知青，“政审”方面每网开一面……

　　我在兵团时也每忆起她，常替她想——唉，姑娘啊，你还莫不如下乡吧！在这广阔天地，起码，你将有登台演唱的机会！尽管几乎一切舞台都是简陋的……

　　我愿把这心里话告诉她……

　　在同学家坐了两个多小时，竟没听到她在隔壁唱歌。

　　我吞吞吐吐地问：“隔壁那姑娘……现在……找到肯收她的文艺单位了么？……”

　　同学的母亲说：“嗨，那不明摆着痴心妄想么？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答应帮她，但条件是她得嫁给他。她信了，结婚后才明白上当了。那男人自我吹嘘，根本帮不了她。但后悔也晚了，要闹离婚。那男的哪肯与她离呀？她就吵、闹，那男的就打她。常青头肿脸地回娘家来。她父母嫌她给家庭丢人了，还常骂她……”

　　悲凉之感顿时笼罩我心，像鲁迅杂文中所说的“如酷暑之际中寒”……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如今，爱唱歌的青少年，以及一切人，只管唱吧！几乎到处都有供人唱歌的良好设备、环境、条件和方式……

　　如今，谁有好嗓子，谁想当歌星、当歌唱家，那么便对时代、对社会亮开歌喉吧！

　　谁还能阻挡一个人唱歌的权利呢？

　　谁还能阻挡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歌者人生呢？

　　这多好！多好！

　　而中国为了纠正这一个此前的错误，居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革”后近三十年的时间！而对于中国，那错误，只不过是许多种错误中最小最微不足道的错误……

　　在那最小最微不足道的错误异常顽固地错误着的近三十年中，有许许多多热爱唱歌，热爱跳舞，热爱体育，热爱表演，热爱音乐、绘画、雕塑以及其他一切艺术，并且确有天赋从事艺术从而成为艺术家的人，其热爱统统被扼死在人生的愿望中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听到关牧村的歌声时，被她醇厚润亮的音域迷住了。那是在我和几名知青重返北大荒的日子里，在夏季一个明媚的早晨，东方的天空朝霞烂漫——我依树仰望高挂的播音喇叭，崇拜地问别人：“知道是谁唱的么？知道是谁唱的么？……”

　　若非时代发生了政治变革，关牧村还将一直在工厂当工人，现在是下岗女工亦非常可能。而我们亿万中国人，也就欣赏不到她优美的歌声……

　　听那英的歌唱，叫我怎能不想她——三十年前那个像那英，也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姑娘？

　　三十年前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们和她们的人生愿望其实是很低的，比如只不过是想当中小学教员，甚至是当乡村的中小学教员，而且一定能当得很出色，却也被无情地剥夺了择业的资格和权利……由那个像那英而命运和那英天上地下截然相反的姑娘，叫我怎能不想到当年那许许多多人生愿望其实很低，却一辈子被剥夺着资格和权利的中国人？……

　　我为他们和她们愀然。

　　进而想到爱情——这如歌唱的权利一样自然的权利，在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间，却也像歌唱的权利一样遭限制甚至遭管制——政治成了爱情专制的媒婆……

　　进而想到“倒爷”“板爷”这两个八十年代以后产生的词——时代对被冠以这两个词的中国人也曾视如异类。但时代很快意识到是错误。时代纠正此错误没再用三十年那么漫长的过程，大约仅用了五年。

　　时代不但变得明智，而且反省力强了。

　　进而想到发式，想到服装——新潮的发式和服装，在中国曾引起怎样的大惊小怪啊！而如今，青年男女即使想给人以嬉皮士的印象，那么请便好啦！没谁再企图剥夺这种纯粹的个性自由了。

　　时代变得如此宽厚，大约也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进而想到电视节目，想到一位叫文燕的女主持人——她当年在北京电视台主持过《黄金娱乐城》，因其纯粹的娱乐内容，以及其言词颇为不拘的主持风格，据我所知，曾大受媒体和公众的指责……但仅仅三年后的今天，几乎所有电视台都争相推出了纯粹娱乐内容的节目。一些主持人的言词风格，与文燕相比，依我看来，皆有过之而无不及。嘉宾、现场观众玩吧，闹吧，嬉乐吧，活跃开心吧！

　　中国人开始接受这个了。

　　时代也更明智地甚而是投其所好地怂恿了。

　　三十年——五年——三年……

　　时代似乎懂事儿了。

　　中国人也似乎懂事了。

　　在时代与人的这一种互应关系中，时代与人各得其所：时代以它宽容的姿态获得了它本身的丰富多彩和积极豁达，而人以胸中有数的自控尺度获得了张扬天性的权利和益处。

　　这样好。真好！很好！ 梁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套装共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