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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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食
“你可算回来啦！”
他如释重负地说。并且，亲热地搂抱了我一下。是的，是搂抱，一种“哥们儿”之间的友好的表示，不似拥抱那么文雅，却比拥抱亲近。转忧为喜的一个“算”字，使我听出了些许谴责意味儿。
我满脸阴沉，仿佛被侮辱与被损害了。尽管我在火车上提醒自己——见面后应隐藏起内心里的一切不痛快。我刚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七八天，这位“兵团战友”翟广东连发三封电报又将我催了回来。三封电报的文字几乎相同——“十万火急速归”。区别仅仅在于，第二封电报在“十万火急”后面是“速归速归”。多了一个“速归”。第三封电报在“十万火急”之后是“速归速归速归”，多了两个“速归”，还是“加急”的。三封不明不白的电报，搅得我在北京做什么事都踏实不下来，想置之不理也不能够。
我往他单位挂了四次长途电话。前三次是他的同事们接的，问他们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十万火急”之事，都说不知道，不清楚，都说看他整天嘻嘻哈哈的样子，肯定并未遇到什么“十万火急”之事……
第四次才侥幸听到他自己的声音。
我在电话里向他诉说我的种种苦衷——儿子小，我每次外出，不托给邻居，就得妻子请假在家。经常托给邻居，谁都有嫌烦的时候。而且我也不是动辄习惯于开口求人的人。何况我住的那一单元，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算得上邻居的人家以小两口为多。电影厂的年轻人，在家里安安稳稳吃顿午饭的少有。将儿子托给他们是最靠不住的。妻子那方面呢，中午休息一小时，匆匆忙忙赶回家做顿饭，下午准迟到。刚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迟到了领导就不高兴。干脆请事假领导也不高兴。那并不是一个闲散的单位，那是“优化组合”试点单位。请事假的次数多了，就可能被划入“另册”，不尴不尬地“挂”起来……
“你给她开张病假单嘛！”
翟广东在遥远的电话那一端替我出谋划策。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能开得出病假单来？再说，她也没病！就算我是医生，能给自己的老婆乱开……”
我不免有点儿生气，觉得他分明是在强我所难，事实上他也的确是在强我所难。
“谁说你是医生了？找个当医生的北大荒哥们儿开张病假单，就那么为难你吗？……”
我听出他对我诉说的种种苦衷颇不耐烦。对于我们这一代中一切曾经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人，他一概称之为“北大荒哥们儿”，不论男女，也不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我每每听他如此这般一往情深地说，总忍不住想挖苦他一番训导他一番。他似乎根本不承认也根本不愿承认“时过境迁”这一事实。他似乎更乐于执迷不悟地生活在一种自己用“北大荒情结”营造成的温温馨馨的梦幻中。而依我看来，他自以为会天长地久的那一种温馨，除了证明同代人们多么怀旧，也便是多么希望凑在一块儿集体地凭吊早已逝去的青春，再没别的什么稍微特殊点儿的意义。如同更年期的妇女凑在一块儿聊她们当年的初恋或失恋。而这一点若从心理迹象分析，提供了开始迈向老年的根据。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万千“兵团战友”，已分布在城市坐标的千差万别的点上，共同语言已失去最初的效应。那一种温馨已太是一种想象，已很有些靠不住甚至很值得怀疑了……
“我还没烦呢，你烦什么？”
是的。我当时在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
他那一端便沉默了。
我又说：“你三封电报催我回哈尔滨，究竟为了什么事，你快告诉我。别扯那么多闲话淡话了！现在长途电话费挺贵……”
他说——电话费、往返车宿费，他全部替我出。
我坚持说——他若不预先告诉我究竟为了什么事，我就不订火车票。
他固执地说——反正是“十万火急”的事，很重要的事，电话里不便告诉我，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我问——是对于他很重要的事，还是对于我很重要的事？……
他回答——事情既与他无关，也与我无关。但，却是我俩义不容辞的事……
我越听越纳闷儿，越纳闷儿越生气。我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才七八天呀！而且，也同样是妻发了两封电报将我催回的。突然莫名其妙又要去哈尔滨，让我怎么对妻开这个口呢？我握着话筒不知再说什么好。他那一端不放下话筒，却也不再说话了。我僵持不过他，终于又说——“喂”……他那一端说——“嗯”字！只说了一个“嗯”字！我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好，我答应你。两个月以后，儿子放寒假了，我保证回去。”
“去你的！”他骂得很愤慨，“梁晓声，你听着！从今天算起，我给你三天订票的时间！第四天开始，我将天天到火车站去接你。我将连接你四次。如果，最后一次仍未接到你，以后你回哈尔滨，别再见我了！咱俩一刀两断！就当我没有过你这个北大荒哥们儿，你也没有过我这个兵团战友！这年头，谁离了谁活不成怎么的！……”
他啪地挂断了电话……
我比他给我限定的日子提前一天，又出现在哈尔滨站的站台上……
“你别那么一副样子好不好？”他见我只拎着一个空空如也的旧布拎兜儿，也就任我自己拎着，挽着我的手臂一边顺着人流往检票口走，一边没话找话地说。我表情冷淡地问：“我什么样子？”“像个转移监狱的犯人！”我谴责道：“你就一点儿也不替我想一想？我刚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没几天，你这家伙又……”他打断了我的话：“得啦得啦！你都到哈尔滨了，还讲什么废话！你别忘了你是哈尔滨人，我也等于给你创造了一次探亲的机会！”我没好气地说：“你别这么讲。你再这么讲，我不出站。等着上往北京开的火车！我才不领情你给我创造了一次探亲的机会呐！……”
他站住了，将挽着我的手从我的臂弯中抽出，无赖地笑了，以怂恿的口吻说：“那好哇，那好哇！我陪你等。我一定把你送上往北京开的火车。我要一直望着火车开到没影儿为止！对于你和我，送神难道还会比请神更不容易吗？只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想在往北京开的火车上补卧铺票可没门儿！只能委屈你站到北京了！”
他竟掏出烟吸起来。他那张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五六岁的脸上，故作出玩世不恭的神态。在火车上，我心里一直生他的气。不知暗暗将他诅咒了多少次，骂了多少遍。这会儿见了他面，我心里的气倒消了。一种我以往严加否定和批判的亲近感，对我发生了连自己也解释不清分析不明的作用。我也笑了，说：“你少来这套，快走吧！”出了站，他将我带到一辆出租车前，打开车门，请我上车。我不上。火车站离我三弟家很近。我老母亲住三弟家。故我每次回哈尔滨，都是住三弟那儿。这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去过我三弟家。我郑重地说：“广东，别摆这份儿谱好不好？替我省下几元钱吧！”他比我更郑重地说：“我不是有言在先，你往返的车费和宿费，我全包了吗？我这人，说到做到！”我说：“那就替你自己省下几元钱！”他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唆哇！既然是我翟广东把你的大驾请回哈尔滨的，你一切听我安排就是了！给咱哥们儿个心情愉快行不行？”他硬将我推入车内。他也坐入车里之后，朝司机肩上一拍，大声说：“哥们儿，火车误点，劳你久等了啊！”在我听来，他那话与其说是表示歉意，毋宁说仗意的成分更多些。司机没言语。我看不见司机的面容，不知是多大年龄怎样个男人。更不知人家心里对他那种表示作何想法，高兴抑或不高兴。我说：“你这毛病以后得改一改！”他问：“什么毛病？”我说：“你别对谁都乱称哥们儿！城市小痞子们才这样。”他一笑：“你指司机呀？当然是咱们正宗的哥们儿啦！”听他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张口哥们儿长闭口哥们儿短，使我有时真觉得他江湖气十足。我挺讨厌江湖气，更不愿因为他时时处处江湖气十足，使别人将我自己也看待成一个江湖边儿上的人。我反唇相讥：“你别咱们咱们的！我可没你那么多哥们儿。”他又一笑，话里也带出刺儿来：“你嘛，你是作家嘛！你有身份嘛！你不但不再需要哥们儿，连从前有过的哥们儿，也可以全都彻底摆脱掉嘛！咱小小老百姓，能跟你相比吗？是不哥们儿！”
他又拍了司机的肩一下。
车内镜反悬着。不知司机为什么不把它正过来。所以我一直看不见司机的面容。我说：“你别总拍人家司机同志的肩，你知道人家烦不烦你这一套？”不料司机开口道：“哪儿的话！哥们儿之间，敢烦吗？”翟广东便睥睨着我，得意地笑。我当然感到是自讨了个没趣儿，一心想争个言来语去方面的上风，遂问：“广东，你所言的正宗的哥们儿，指哪一路哥们儿？”他说：“正宗的哥们儿，除了北大荒哥们儿，还能是哪一路上的哥们儿？现如今，别的路上的哥们儿，能靠得住吗？是不？”他还拍了司机的肩。司机附和道：“嗯。那是。”我才恍然大悟，敢情司机也是一位“兵团战友”。我也在司机肩上轻轻拍了一下，问他当年哪一师的。他说一师的。我说和我一个师，又问他哪一团的。他说一团的。我说和我一个团。说了句人们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大抵会说的话——世界真小哇——继续追问他哪一连队的。他说七连的。我说我当年也是七连的呀！你是谁呀？这时车遇红灯。司机扭回头反问——你好好认认我是谁吧！我面对的是一张陌生的脸。我看出他并非在跟我开玩笑，我丝毫也不怀疑他肯定是当年和我在一个连队的“兵团战友”。然而我却不能叫出他的名字。当年我们七连男知青最多时也不过才六十几人。后来调走了一批还剩三十几……
我觉得很不自在，仿佛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微笑着，企图用难堪的微笑推倒我们之间的一堵墙似的。尽管它是看不见的，但它的确存在。
这时他说：“当年的好朋友对面不相识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世界太小了！”
这时翟广东从旁突然大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时绿灯亮了，车开了。
“你后来从七连调走了吗？”
“没有。”
司机的口吻变得那么冷淡，也许并没变得冷淡，是我过分敏感，是我的心理作用。
“他一听我说接你，当即表示，用多少次车都免费！他当年是你班长哇！他说他当年对你很不错。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你扭伤了脚，是他从冰天雪地的大草甸子把你背回连队的……”
翟广东分明在对我进行报复。我听得出来，他这么说的全部用意归于一点，那就是声讨我背叛了某种不该背叛的情感……倏然间我仿佛回到了北大荒。倏忽间我忆起了某个漆黑而寒冷的夜晚。可就是想不起来从冰天雪地的大草甸子把我背回连队的班长……忽然我明白了忘却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还有一次别人欺侮你老兄，是他这位班长替你抱打不平，结果档案中被记了一过……”翟广东仍喋喋不休。“你别扯这些了！”我当年的班长低声吼了一句。是的，那不是说，那是吼。班长……班长……在一个连队一个大宿舍里生活了六七年，我竟忘了我当年知青班长的名字！不错，我当年的知青班长就是他。甚至可以说他那张脸与当年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只不过就是比当年老了些，有了白头发而已……
马路两旁的树，叶全落光了。来来往往的男人，穿皮夹克的十之五六，亮皮的或者翻皮的。在人行道上摆摊的，似乎叫卖声已不如我上次来时那么情绪饱满。冬季对于哈尔滨和这座城市的人，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在树叶落光了第一场雪还没下的日子里，一切都显得色调晦暗，包括天空。只有女人们仍努力点缀着这座城市。她们似乎因皮靴和毛皮大衣而显得更加健美挺拔。也有穿毛织大衣的。那大概是一种过渡性的服装吧？真到了零下三十几度的时候，我十分怀疑毛织品也能御严寒。还有些摩登女郎穿的是银狐大衣。我曾在商场欣赏到过，标价一万多元。我的弟妹告诉我，摩登女郎们穿的银狐大衣，没有在商场买的，几乎全是在中苏贸易最初兴旺的时候走私过来的，便宜得令人惊讶，才六七百元。后来苏联人发觉这样的买卖他们吃亏吃得太大，银狐大衣和狐皮便成了中苏海关和民间贸易中苏方的禁出品。否则，全哈尔滨市的女人们在这一个冬季，也许有一个算一个都会武装上一件银狐大衣的……
我正作此推断之想，小汽车猛地一刹，我当年的班长推开车门，冲一位横穿马路穿高筒高跟皮靴和银狐大衣的女郎吼道：“眼睛瞎啦？！”
女郎细眉一挑，我以为她要回骂一句什么难听的话。她那双比木匠在木板上吊出的墨线还要细的细眉却又不可思议地朝下一降，眉梢一弯，将两只涂了深色眼影的眼睛抬起，呈现出满脸的妩媚，随即嫣然一笑，娇声嗲气儿地说：“哥，捎妹子一段咋样儿？”
我当年的班长虎起了脸，正欲发作，女郎又说：“求你啦哥，妹子有点儿急事儿，给你五十行不？”我当年的班长态度顿时客气起来，改换一种竭诚服务的口吻说：“上车吧！哥少要你十元。也不能让你白叫我两声哥哇！”“那哪儿成呢！赶上了妹子今儿个有钱，说了五十，就得给五十。就当妹子给了哥一份儿高兴呗！”女郎一钻入车，便打开鼓鼓的小坤包，抽出一张五十大钞，慷慷慨慨地往车前台一放。于是一股对于一切男人都会冲头冲脑的浓郁的香水味儿弥漫车内。翟广东不禁吸了吸鼻子。那女郎的甜言蜜语，连我听着都觉得心旌飘摇。更不要说我那被亲亲昵昵地称作“哥”的当年的班长了。他一边开车一边吹了一段口哨。因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而产生的满腹不快，分明已荡然无存。“北国饭店。”女郎轻声对他说。有身份或自以为有身份的人“打的”去某个消费价格昂贵的地方时，大抵都以她那么一种口吻对出租车司机们说话。那种口吻仿佛她们或他们的颇具自信心的广告。我听得出来，她要去的地方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也许并不是，也许只不过是她偏要说出那么一种意味儿。
我当年的班长问：“这么早就出动去开展业务呀？”
翟广东扑哧一笑，笑得我莫名其妙。既然莫名其妙，也就懒得冒傻一问，独自莫名其妙着而已。女郎却一本正经地说：“只争朝夕呗！现在什么都疲软，不辛苦些，亏损啊！”翟广东向前倾着身子问：“现在男人们也都疲软了吗？”女郎说：“你们疲软没疲软，你们自己还不清楚哇？”说时，坐得端端的。一副庄重不可猥亵的姿态，连脖子都没朝后扭一下。我当年的班长说：“问得好！”翟广东说：“我没疲软！反正我清楚我没疲软！全哈尔滨的男人都疲软了，我也不疲软！”我当年的班长说：“你没疲软，你的钱包疲软，你小子归根到底也还是个疲软的男人啊！”翟广东被说得大为扫兴，往后座沮丧地一靠，一声不吭了。女郎叹了口长气，心灵疲惫地、感慨万端地说：“有钱的大款们渐渐都疲软了，没疲软的又不是大款。不是大款就不可能是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也不能白讲奉献哇！这又不能和赈灾义演相比呀！”
她一番忧患重重的话，说得我当年的班长也似乎情不自禁地喟叹了一声。他那一声喟叹中，三分体恤，七分自卑。
女郎又说：“不过朝前看呢，还是应该乐观的。姐妹们都这么认为——服务行业在咱们中国不过是刚刚开始兴旺的行业。真正兴旺昌盛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开拓者啦！那也挺值得骄傲自豪的呐！”
翟广东立刻接言道：“对，对，朝前看！”我当年的班长也说：“值得骄傲自豪！值得骄傲自豪！太值得骄傲自豪啦！”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存在几乎被完全彻底地忽略了。朝窗外一看，车已开到了另一个市区。我叫起来：“哎哎，这是往哪开呀？我可没情绪陪你们环市一游啊！”我当年的班长说：“先送这位小姐去北国饭店。人家付了钱，我得先为人家服务！”言外之意，好像我成了一个“蹭客”了。
翟广东也说：“先送这位小姐！先送这位小姐！”看了我一眼，赶紧又对我晓之以理地说，“人家建民对你够哥们儿的！你知道连续三天大清早到火车站白接你，人家少挣了多少钱哇？不够哥们儿的人，才不讲这份儿义气呐！”
我猛想起，我当年的知青班长他姓胡，叫胡建民。
我说：“胡建民，你小子别心里不痛快！把所有当年的知青战友都忘了，我能把你忘了吗？不过存心逗你玩，你倒认真起来了！瞧你那一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模样！还自以为蛮够哥们儿的呢！”
我当年的班长胡建民说：“广东，你怎么就那么嘴松？你不告诉他，让他想去嘛！看他想不起来，还好不好意思心安理得地白坐我的车！”我说：“我现在也不心安理得。你停车，我下去。”胡建民竟真将车靠人行道边停下了。我恼火了，推开车门就要下车。翟广东将我用力扯住，带上车门后训斥胡建民：“建民你小子过分了啊！开车，开车！”又像摩挲小孩子的头似的，抚弄了我的头一下，调解地说，“怎么，兴你逗着人家玩，就不兴人家逗着你玩啦？”
从内心里讲，我自然不愿一见面就和我当年的知青班长闹别扭。近二十年没见了，传开去岂不让别的知青战友们笑话？而且我可以预想得到，受谴责的，将注定了是我。我有理也说不清啊！
我明智地接受了翟广东为我铺垫的台阶，苦笑着以一种充满委屈感的语调嘟哝：“是他一路上跟我耍小孩子脾气嘛！”车这才又开起来。女郎侧转身，从前座回望着我和翟广东，息事宁人地说：“我当你俩也是‘打的’人呢，原来你们认识啊！两位大哥照顾我一次，我真有急事儿。这年头儿，和气为贵嘛。咱们一回生，二回熟，再在哪儿碰着就是朋友了……”
“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少跟我们贫嘴！”翟广东却不知为什么迁怒于她。
女郎刷过睫毛胶的眼睛眨了眨，怔了……
至此车内一路寂然……
北国饭店是一幢豪华的气派的新建筑。台阶之上鹤立着穿红色漂亮制服大衣的男侍者。车一停稳，一位侍者便上前打开了车门。女郎下车时，对我和翟广东狠瞪一眼。如果目光也是伤人利器，我俩必定当场毙命无疑。胡建民头也不回地问：“哪儿去？”显然问的是翟广东，而不是我。我觉得自己仿佛被绑架了，仿佛已没有了人身自由可言。转而一想，反正他们也不会把我弄到远离城市的什么鬼地方，在我身上打什么坏主意，随他们便吧！翟广东说：“还用问吗？按既定方针办！”又对我说，“哥们儿办事，你放心！”我一声未吭。闭上眼，佯装打盹儿。翟广东又说：“建民，你看那只兔儿有多大？”胡建民说：“我看超不过二十二三岁！”翟广东说：“没那么大，超不过二十！两根手指上都戴着戒指，大概她业务开展得不错！”胡建民说：“没承想半路碰上这么一只傻兔儿。不过这姑娘嘴怪甜的，也就不那么让人讨厌了！”翟广东说：“模样也不错嘛！”听了他们的话，使我对那女郎所开展的“业务”，已猜到了七八分。兔儿——心里暗暗感到好笑。比以前我听过的对她们的一切叫法，都妙。以前我听过的对她们的一切叫法，无不打着鄙视的烙印，无不带有侮辱性。而兔儿这一种叫法，听来可爱多了，带有的似乎更是亲昵意味儿。
我闭着眼睛明知故问：“那位姑娘是位养兔儿发家的个体户吗？”“哈哈！”胡建民笑出了声，“她若养兔儿，她就是搞同性恋啦！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正人君子？”我说：“我真不知道。请教二位了！”我仍闭着眼睛。胡建民说：“他要是真不知道，广东你就别告诉他。你告诉了他，他准不会放过在哈尔滨打一次兔儿的机会！”翟广东捅了我一下：“你小子说实话，到底知道不知道？”我睁开眼睛，故作纯洁地瞅着他说：“王八蛋才知道！”他说：“你小子别骂人。建民，得告诉他。他明白了，才能把事办好哇！”
我心中不禁疑团顿生，正色问：“咱们先别扯什么兔儿不兔儿的了，你先告诉我，三道金牌把我催回哈尔滨，究竟什么事？你到现在还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他沉吟着，显然在考虑怎么回答我才好。我又庄严声明：“听着，你们要打算把我扯进什么下流事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胡建民说：“你也听着……”“你们俩有完没完？谁把谁的孩子往井里扔过怎么的！”翟广东火了。他一火，我和胡建民便都不言语了。于是他告诉我什么是兔儿。说兔儿就是娼妓。表面是伴舞女郎，或者是舞迷，而实际上是娼妓。说有的舞厅，或者卡拉OK，因她们能间接地起到招徕的作用，对她们的光顾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照不宣。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甚至还为她们专设兔儿座。当然不是公开的，但某些男人们是一清二楚的。说现在对嫖娼的男人不叫嫖客了。说那种叫法既不文明也不体面。说现在对他们叫……
我自作聪明地说：“叫猎人了吗？”
“猎人？……”
胡建民用鼻子嗤了一声。似乎认为猎人是比嫖客更不文明更不体面的叫法。
“不，不叫猎人。你小子怎么会想到叫猎人？”翟广东一副三娘教子的样子，严肃得没比，“现在叫玩兔儿。养花儿养鸟儿养鱼，现在不是也时兴叫玩花儿玩鸟儿玩鱼吗？玩兔儿，也是这么个意思。今天玩一只明天玩一只，喜新厌旧，不专一，叫水玩儿。那样的一些兔儿，叫生兔儿。长期玩一个，也就是比较专一，叫‘单练’。听明白了，不是恋爱的恋，是练兵的练。被‘单练’的一些兔儿，叫眷兔儿……”
我觉得他如同在给我讲童话。而须在我听故事之前，先向我交代注释。我当然觉得很长了些知识，也听得怪有兴趣。但心里总是难免不安。我试探地问：“你要求我尽的义务，肯定和兔儿有关了？”他点点头。我说：“翟广东，我今天算把你是个什么东西看透彻了！胡建民，你给我把车停下。停车！”他瞪着我说：“你急什么？你急什么？我还没急呐，你急什么？你已经知道我究竟要你尽什么义务了？”
胡建民说：“广东啊，你呀你呀，你何苦来的呢！你还没觉悟？人家是大作家，是正人君子。在人家眼里，咱们都可能是黑社会！是男盗女娼什么都干的人！”
这时车开到了某大工厂的招待所前。车一停，胡建民立刻转过身来，伸手朝翟广东讨烟。他吞了一大口烟，吐出长长的一条烟蛇，正视着我说：“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就是要留待这会儿说，看着你梁晓声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是狗眼看人低！你……”“建民……”翟广东威吓地举起了一只手，仿佛要扇胡建民一耳光似的。胡建民坐正过身去，不言语了，默默吸烟，倒好像一路受挤兑感情受伤害的，不是我而是他。
“安排你在这儿住。本想让你住个高级的地方，几个哥们儿凑的钱有数，负担不起。不过这儿条件也不错，给你包了个单间。就是离你三弟家远了点儿。如果，你也够哥们儿，就随我下车。否则呢……”
我不待他说完便气冲霄汉地问：“否则怎么样？”
“否则我们送你到你三弟家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是那句话——往返车宿费我们全包了，就算我们白劳你一次大驾。我代表几个哥们儿，向你道歉，向你……”
翟广东倒显得异乎寻常地平静了。“滚！”我蓦地推开车门下了车。翟广东在我之后下了车，对我的抉择感到欣慰地冲我笑。胡建民摇下车窗探出头，也不看我，只看着翟广东说：“老子今天的义务就尽到这儿了啊！”翟广东锲而不舍地问：“那明天呢？”胡建民说：“你再跟我联系吧！”车开走……翟广东望着远去的车，似乎想喊叫一句什么，却只张了张嘴，一副忍辱负重而又怅然若失的样子。
“都是大爷，都挺难支使，就我翟广东像三孙子，对哪一个都得哄着敬着的！”他自言自语。仿佛是自言自语，分明是说给我听的。我不由得说：“我好支使。我不是已经下车了，在等待着你支使吗。”我说得温良恭俭让，说得驯服，说得近于低声下气。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和胡建民一样德性，也不看我，如同没我这么个人存在，一转身便往招待所里走。我觉得他才是大爷呐，胡建民才是大爷呐，我才是三孙子呐……我跟进招待所，翟广东已在前台那儿和一位微胖的女人说话。我便坐在一排沙发上老老实实等他们说完。“哎，你坐在那儿干什么呀？你倒是过来啊！”我觉得，更准确地说，我认为是翟广东觉得，我像一个四六不懂的大傻孩子，他是我的代理家长，而实际上他并不愿代理。我赶紧站起身走过去。他先将我介绍给那女人。她似乎很由衷地说了几句“久仰大名”之类的话。这使我发窘，使我不知所措。红了脸迫不及待地证明我是个谦虚的人。我说：“您别高抬我。我不过靠写作养家糊口而已……”翟广东说：“这位是招待所所长同志。她爱人也是咱们北大荒的哥们儿。六八届的，比你还低两届。她本人是六八届插队的。”所长笑了笑，提高声音喊道：“小穆，小穆，带这位客人到房间去……”
于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姑娘应声出现在楼梯上。趁她尚未来至前台，所长压低声音对翟广东说：“我按一张床位算的。反正不往那房间插人就是了。”
我说：“其实也不必这样。这样我住着怪……”腿上便挨了翟广东狠狠一踢。所长说：“自己人嘛，还能不关照？”翟广东说：“人家所长是个明白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一小巧玲珑的服务员姑娘将我俩引领进房间里，拿起暖水瓶晃了晃，见有水，便悄没声地退出去了。
“其实也不必这样。这样我住着怪……”翟广东先夸张地学了一遍我的话，接着训斥我，“我不是款爷！不是阔老板或大经理！我并非腰缠万贯，我在车里已经告诉过你了，钱是几个哥们儿凑的。花着几个哥们儿凑的钱，你就认为没必要节省？节省了你住着怪怎么的？唵？怪怎么的？”
我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看你就是那个意思！”我不愿和他继续抬杠，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沙发上缓呷慢饮。他似乎仍打算对我进行指责和批判，见我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自己先觉得索然。也在沙发上坐下，独自掏出烟来吸。我见他不那么浮躁了，再次问他究竟是件什么事，并向他要了支烟，洗耳恭听地从从容容地吸着。实际上我内心里比他还浮躁。
“我已经十几天没正经上班了。单位都对我有意见了！”他将沙发朝我挪近，促膝相谈地说，“所以你别一脸不高兴。你不高兴，我就心烦意乱。”
我说：“那么从现在起，我保证既来之，则安之。”
他说：“真的？”
我说：“真的。”
“某个和咱们都有种特殊关系的女孩儿，几天前被分局搂进去了。我已经了解清楚，区公安分局的一位科长，当年是你们连的事务长……”“叫什么名？”“曲秀江。”“曲秀江……不错。我有印象。不但和我在一个连，而且和我同校。我们都是二十九中的。‘文革’中在学校是一派。”“如果不把那女孩儿保出来，不久以后，她就可能被送到少管所去了！”“胡建民当年和曲秀江的交情也不错啊。在北大荒时有那么两年，曲秀江当事务长，他当过炊事班长嘛！他没跟你提过？”“提了。他也去找过曲秀江了。可是那小子和他打官腔儿。他说这件事，非你出面不可了。他说你的面子，肯定比我们几个加在一起还大。”
“得了，别说这些了。说说那女孩儿吧。她犯了哪一条？”
“她……她是只兔子……”
果然不出我所料。
“哪一类兔子？”
“原先不过是一只‘水兔儿’。后来认识了一位福建那边儿的‘款爷’，就成一只‘眷兔儿’了。在福建那边儿被‘搂’进去，移交到哈尔滨的。才十九岁，可能会劳教四五年呢。好好儿一个姑娘，那不就可惜了么！……”
“好好儿一个姑娘？谁叫她当兔儿的？我看应该劳教她几年！”“你小子怎么跟曲秀江那小子说一样的话呢？要是你妹妹，你准不会这么说了！”我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钟，坦率地问：“照实讲吧，是你妹妹对不？”“滚你的！”他如同受到了奇耻大辱，“你妹妹才是兔儿呢！我妹妹，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你怎么往我妹妹身上想？”我说：“不是，你也别动肝火。我不过意识流地随便想想。我不问明白，能把事办成吗？是胡建民他妹妹？”“你要当他面儿这么问，他非揍你不可！和咱们北大荒的哥们儿，其实都没什么关系。谁的妹妹也不是！”“我不信。你不老实交代！”我一追到底地盘问，“不是妹妹，也是表妹外甥女侄女的，要不是你们全都抽风啦？”“唉，说来话长啦！我原觉得没必要全都告诉你的……”“可我认为有必要。很有必要！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被……”我本想说“被利用”，但他表情的变化，使我未照直说出。“被利用？……”他眯起眼凝视我。他那双眼睛本就不大，一眯，成一道缝了。虽然成一道缝了，却仍使我感到，有某种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悲哀，不可思议地强烈地传达给我了。无奈的苦笑浮现在他嘴角。那是被什么事所纠缠所困扰而又束手无策而又黔驴技穷而又解脱不了的大的烦恼。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虚伪地替自己辩护。
我开始有些怜悯他了——连续几天到火车站接了我好几次。用车，安排住处，凭的都是“北大荒”关系。而这一种关系并非什么永远保值的债券或股票。我想他也是感受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我想他在所谓个人“公共关系”方面其实是个弱者。除了他借以依托的“北大荒”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个一无所有的城市孤儿。而他却经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公共关系”方面的成功者。想象成一个如鱼在渊的令人羡慕的“路路通”。想象自己能办成不少寻常人办不成的事。他太乐于扮演“及时雨”宋江之类的角色，而这明明是他难以胜任的角色……
“好吧，我全都告诉你！”
他犹豫片刻，终于下了一个大决心似的说。
我让步地说：“如果真有什么难于启齿的情节，我不坚持非要知道。”
听了我的话，他那双眯起的眼睛猛地睁大。于是我发现它们已经模糊。是他那双眼睛，而不是他，仿佛这样回答我——你的怀疑比当众羞辱我更让我寒心……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肮脏的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儿。那是他的通讯录。夹在其中的一叠名片纷落于地。他也不捡，却选递给我一页不知从什么刊物上扯下来的折了几折的纸。
我展开来，见正反两面都是字，愈加困惑。
“你看有标题的那一面儿。”
于是我看在标题的那一面儿。标题是——《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一千多字。我几分钟就看完了。内容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渴望寻找到她的生身父母。而她的父母都是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在她三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调到了哈尔滨近郊一个农村。在她五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返城，却将她寄养在老乡家里。最初，他们还经常去看她。后来很久没去看她。后来只她母亲一个人又去看了她一次。那是她母亲最后一次去看她。然而当时她并不能知道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她母亲的面，她曾因想爸爸想妈妈哭闹过。再后来也就绝望了。老乡家里无儿无女，对她还算好。但是后来养父因车祸死了。养母改嫁了。养母再嫁的男人，自己有两个儿子，视她为外人。这倒不是最糟的方面。最糟的方面是那个男人屡屡对她动手动脚，图谋不轨。他的两个儿子，也经常觊觎她如两只狼崽子觊觎小羊羔，心怀叵测地一次次挑逗她、调戏她、非礼于她。而天性懦弱的养母一点儿也庇护不了她。不久患了癌症的养母也死了。养母死前才告诉她实情——父母早已都不要她了。当年给了养父母三千元钱，希望他们能视她为骨肉。他们因为自身没有生育能力，也很看重那三千元钱的实惠，就答应了。养母攥着她一只手，噙泪叮嘱她：“可怜的孩子，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到你的生身父母，早一天跳出火坑哇。要不，你就喂了大小三只狼啦！……”
最后一句是——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救我！……
看完，我默默还给翟广东。
他将它和捡起的名片又夹入他那肮脏的小本儿，揣进兜，盯着我。
我说：“真想不到。”
他问：“想不到什么？”
我说：“想不到我们当年的知青，已会有十八九岁的女儿了！”
他说：“我的女儿也十八了。”
我说：“我儿子才九岁。”
他说：“但是你上过大学。有一得必有一失，否则更不公平了。”
我说：“谈正题吧，哪一年的事儿？”
他说：“今年。今年年初的事儿。”
“结果现在这女孩儿成了兔儿？”
“……”
“还被关进了公安局？”
“……”
“也许将被送去劳教？”
“不是也许。如果我们不将她保出来，那是肯定的！”
“怎么竟会这样！她怎么会成了一只兔儿？全哈尔滨市总共有近二十万当年的北大荒知青！都是她父母亲辈的人！难道她不也是在向你们公开呼救吗？在今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有这样一个女孩儿，可你们……”
我终于克制不住地冲动起来。我想骂人。可在我面前并没有近二十万人，只有一个心事沉重的翟广东。我又不忍骂他。
他说：“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大概你会动了恻隐之心，念在她的爸爸妈妈和你都是当年北大荒知青的份儿上，给她寄点儿钱去？但她要的是父母，要的是一个温馨的家，不是钱！”他盯着我。满脸冷嘲热讽。
我指着他的脸说：“你们应该帮助她寻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在哈尔滨市的范围内，这不应该算是太难的事！”
他将我的手拨开，继续以那么一种似乎不动声色的，实则对我的指责极其反感的冷嘲热讽的口吻说：“你怎么知道不算是太难的事？”
我生气地反问：“难，你们就漠不关心啦？”
“你怎么知道我们漠不关心？”
“可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我们都太关心啦！太有责任感了！太……为此许多人到我家里去过，许多人给我打过电话，许多人给我写过信！我认识的和我不认识的，都要求我翟广东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义务……”
“你……不是还当推销员吗？”
“对，还当推销员！酱油厂的推销员！注定了一辈子要和酱油味打交道！注定了一辈子是个浑身酱油味儿的小人物！可几年前是谁们把我选成会长的？唵？是谁们？……”
“会长？什么会长？”
“你小子别装糊涂！我讨厌你明知故问地装糊涂！”
“北大荒返城知青联谊会？”
“还能是什么会！当初都说我热忱高，都说我动机最真诚。不错，我当初热忱是很高。动机是很真诚！就因为我太真诚了，也没想想自己是不是那么一块料，也没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影响力，光凭着热忱和真诚就心安理得地当了！……”
“你坐下，坐下。别嚷嚷。门外有人听见，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他怔了一怔，坐下了。我拿起暖瓶，往他的杯里添了水，注视着他大饮了一口，变得平静了些，才问：“如今你后悔了？”
“是的。我后悔极了！从在太阳岛上选我当会长那一天起，到现在三年多，快四年了。其实没谁把我当成什么会长，我心血来潮过几次，想组织几次活动。可根本组织不成。我就把自己是会长这事儿渐渐给忘了。忘了倒好，日子过得挺清净。再往后，我甚至连自己曾经是北大荒知青都给忘了。偶尔碰到某个北大荒的哥们儿，才想起来。想起来，也不过就是互相回忆一番，感慨几句。一分手，又忘了。我乐意忘。干吗总不忘哇？好像除了下过几年乡，再就没什么可回忆了似的！我怎么能想到，一个寻找生身父母的女孩儿，竟使那么多北大荒知青想起了我翟广东是什么会长，竟使我翟广东又成了什么会长。那些日子，我们酱油厂管收发的老头儿，见了我就喊住我，一交给我就是十几封二十来封信，还有汇款单，还有的是天津上海寄来的。搞不清楚外地的怎么会知道我翟广东是哈尔滨方面的会长。总之我收到了四五百封信。据我们酱油厂管收发的老头儿说，我那些日子里收到的信，比全厂人一年内收到的还多。汇款单加在一起，两千七百多元。有一个在深圳开个体餐厅的老板，专程坐飞机来到哈尔滨，到处打听了三天终于找到酱油厂。说他也是当年的北大荒知青，说我要是不能帮那女孩儿寻找到生身父母的话，只要我同意，我允许，他愿把她带走。我同意？我允许？我有什么权力？再说我知道他好人坏人啊？就算他是坏人，大老远来到哈尔滨了，我也不能不尽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的地主之谊哇！我陪他玩了两天，把他送上了飞机。他住的是花园坉，一天九十多元的宿费。可是我能让人家自己付宿费吗？他要给我机票钱，我好意思收下吗？我翟广东个人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倒无所谓，不能让咱们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的名声受损失哇！东西南北中，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不是公认咱们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最豪爽、最讲义气、最慷慨大方吗？我这位会长，得替咱们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撑住面子，维护住当年的好名声啊！”
“他说：‘你别不好意思！我如今是阔佬了，我很有钱。你这又何必呢？’”
“我说：‘你有再多的钱，那也是你的。你是客人。让客人自己掏腰包，我们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将来还有何面目见全国各地的北大荒知青？’”
“他朝我一再竖大拇指，二话没说，就将钱揣进兜了。我完全看得出，他虽是阔佬，对咱也不能不肃然起敬。可我当时心里却对他感到很失望。我暗想，你这人也太容易领情了！我不过那么一说，你就把自己的钱省下啦？我不好意思，你就那么好意思呀？你倒是和我认真争取几个回合啊！也感到受了不小的损失。宿费、机票，加上请他吃饭的钱，陪他玩时坐出租车的钱，总共八九百元！不是我的钱啊！我自己出这笔钱的话，我不是太亏了吗？再说我犯得着吗？我一个酱油厂的小小推销员，一个月才一百三四十元的工资。我还有老婆孩子呐，我自己出，我对得起老婆孩子吗？那都得从四面八方寄来的钱里出哇！那可是为人解危救难的钱哇！我还什么义务也没尽呢，钱就花出了三分之一。而且花得没什么大必要。”
我说：“我来的一切花费，我全部自理就是了。”
他接着说：“你别多心。我不是故意对你讲这些。你自己要求什么都得知道的嘛！送那哥们儿去机场的一路上，我闷闷不乐。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说今天从此一别，不定还能不能再见上一面了。我是百分之百的口是心非。他却很动了一番感情。他说两个月后，他就要典当了餐馆，到国外做华侨去了。我说那就更难再见上一面了。他说两座山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不期而遇的机会太多了。他说他本一心打算把那北大荒知青的女儿带走，带着她一块儿出国的。他说，有我们这么多当年的知青关心那女孩儿的命运，他替那女孩儿感到很欣慰。他说这一次使他更加体会到，北大荒知青间，确确实实有一种特殊的纽带。我暗想，你省下了八九百元，嘴就这么甜蜜哇？冲这一点，我翟广东也把你看透了六七分——你不是个坏东西，也肯定是个虚头巴脑的东西！”
“临上飞机前，他对我说：‘实话告诉你吧翟会长，我也是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
“这我可绝没有想到。我瞪着他愣了半天。我说：‘除了刚才那句话，你一口地地道道的上海话，我以为你是正宗上海人呢！你为什么到了家乡，还讲上海话呢？’”
“他说：‘我老婆是上海知青。当年也是北大荒的。’”
“我说：‘这也不成其为理由哇。’”
“他说：‘我还想考验考验，看咱们哈尔滨的北大荒知青，如今是不是对全国各地的北大荒知青，依然像当年那么仗义。’”
“我说：‘那你考验你自己不就行了吗？’”
“他说：‘我嘛，由于老婆是上海人了，我已经上海化了。不瞒你说，上海人替自己算计得都很精。我也大受我老婆的影响，早就不像当年的哈尔滨知青那么仗义了！’”
“我心里说——你确实不够仗义！”
“他打开公文包，翻出一张空白支票递给我，又说：‘这个留给你。第一，帮助咱们的女儿找到她的生身父母。第二，把咱们女儿的户口办到哈尔滨市。第三，如果她有天分，鼓励她考所什么学校。否则，替她找份工作。你们多多操心。我呢，操不上什么心，出点儿钱吧！’”
“我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他说：‘怎么不行？瞧不起我？我就没资格表示表示？’我说：‘当然有资格。当然有资格！’他说：‘那你就收好。一个星期内有效。两个数之内，随你们多支少支的。’我想我应该一再地表示谢绝才对。可心里明明是那么想的，手却早把支票揣起来了。”
“他又说：‘当着君子，不说假话。我做过昧良心的事。不坑不骗，我也没今天这么多钱。人是很怪的。赚钱的时候，不惜昧良心。可能赚大钱的时候，就是站在地狱边儿上，也敢睁着眼睛往下跳。有了钱呢，又希望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心灵还有真善美的一面儿。在上海，在深圳，像我这种人，没机会证明这一点。诚心诚意地证明给别人看了，别人也不信，总以为你肯定有所图。因为在别人眼里，我早已是个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的人了。所以呢，我才抓住这一次这个机会，飞回哈尔滨，向当年的知青哥们儿证明这一点。你是会长，向你证明了，我就觉得向二十几万人证明了似的。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这就算北大荒知青那份儿感情因素之外，合理的个人主义因素吧！哥们儿，后会有期！……’”
“我愣愣地望着他通过了验票口，忽然想到，人家说的两个数以内，究竟是不是两千以内哇？涉及钱，又是人家自己的钱，咱别往大数上误会了呀！我猜是两千。不是两千，值得留下一张支票吗？但还是喊住了他，问他。”
“‘两万！超过千儿八百的也没什么……’”
“他转回身，朝我伸出两根指头。他就那么走了……”
“这么说，你手里是攥着一大笔钱的了？”
“不。钱很少。除去报销你这次来的车宿费的话，剩不多了。”
“人家允许你支出那么一大笔钱，你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根本就没支。我曾产生过坏念头，想支出来，贪污了它。两万啊！我这辈子肯定也积攒不到两万元！如果有了两万元的存款，我也不至于活得像现在这么心慌意乱的。过几个月他就出国做华侨去了，我贪污了谁知道？这年月，人无外财不富是不是？一张支票在身，像有个鬼附体了。贪污的念头折磨得我魂不守舍。我是搞推销的。我知道支票是有期限的。过了期限就作废，就是废纸了。那几天我白天是人，夜时是鬼。一张支票搞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夜里下了决心，不昧白不昧，第二天一定去支取出来！白天呢，又胆儿小了，又谴责自己是王八蛋了。结果一张支票过了期。这事儿我倒不后悔，也好，一旦支取出来，就算我不会将两万元全昧下，大概也会昧下五千六千的。钱这东西，如同女色。我觉得，钱数一多了，钱这东西就变得非常性感了。好比一个非常性感的女人，在你面前转悠来转悠去的，不离你左右地对你献媚卖俏，我不信男人会不打她的主意。不动心，真的坐怀不乱。钱……”
“简单点儿吧，你扯得也太远了！”
我忍不住又打断他。
“你又嫌我啰唆了不是。行，那咱就简单点儿汇报。后来我又张张罗罗地筹集了一些钱。在这件事上，咱们哈尔滨的北大荒哥们儿还真都挺有同情心，都挺够意思。多的出四十五十，少的出二十三十，最少的也出十元。在我的带领之下，三十多当年的北大荒哥们儿，如今都是四十来岁的大老爷们了，挤满了一个哥们儿开的大卡车，一天就从市里出发，去到了那个农村。一直开到那户人家的院门前。我嘱咐大家，我不发号施令，谁也不许下车。其实我不嘱咐，大家也不会乱来的。都是四十来岁的人了。哪一个都比以前稳重多了。逼着他们乱来，用钱收买他们乱来，他们也不会的呀！不过是凭着人多势众，威慑一下对方而已。我一个人跳下车，昂头挺胸地便往院里走。看热闹的村人围了好几十。那家的狗忽地就朝我扑，被我一脚踢出一米多远。那家父子三人都出来了。那当父亲的大喊大叫：‘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双手往腰里一叉，说：‘干什么？来接我们女儿走！’他说：‘什么女儿不女儿的？你们找错人家了！’我说：‘没错。就是你家！我们的女儿对你们父子三人进行了揭发，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一愣，说：‘不知道哇！’看他那样，敢情是真不知道。我说：‘那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从兜里掏出报，将预先用笔画过的字，当着他面儿大声念了一遍。他听完，又见一卡车大老爷们儿狠狠地瞪着他，心虚极了，连连往屋里请我，说有话好商量。他那俩儿子，都长得歪瓜劣枣儿似的，一看就都不是好东西。他们一个操起一把铁锨，一个操起一柄叉子，想伤害我。我朝车上一挥手，说：‘下来几位哥们儿，调教调教他们！’我话音未落，早蹦下来了七八个，将他们手中的铁锨和叉子夺了，接着一顿揍。不过是两个半大的农村土流氓，一揍，就乖了，就老实了。他们的爹，不但心虚，而且胆怯了。又恭恭敬敬地往屋里请我，一句接一句说低三下四的话。我理直气壮地进了屋，一眼就看见了那女孩儿。她吓得浑身直抖，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大概还以为她那一封寄到报社的信，招来了什么祸呢！很好看的一个女孩儿，高挑的个子，俊眉秀眼的，就是面黄肌瘦。再加上那一种浑身发抖十分害怕的样子，不由人不爱怜。穿得也不像个样子。衣服和鞋，分明是那家两个坏小子的。也不知以前收养她那户人家给她买的衣服都哪去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回答。我说：‘闺女，你别怕。外边那些叔叔，都是看了报来接你的呀！我们还要帮助你，找到你的亲父母！’她立刻就双膝给我跪下了，嗵嗵给我磕响头，一边呜呜哭一边说：‘叔叔，你们可来救我了。你们再不来，我……我就不想活了！……’我鼻子那个酸呀！眼泪扑簌簌往下掉。我们北大荒知青的后代哇，我心里能不难过吗！我扶起她，指着那男人，问她：‘他，和他那两个杂种，把你……那个过没有？……’她光哭不回答。我又说：‘如果那个了，你就点点头。如果没有，你就摇摇头。’她摇了摇头。那男人，又是沏茶又是向我敬烟。我一巴掌打飞了他向我敬的烟，指着他的鼻子说：‘两条路任你选，一条路是——今天我们就揪着你上法庭，一切由法律来了断。另一条路是——给你一千元钱。因为你毕竟名分上还当过我们女儿一回父亲。只许你不收，不许你讨价还价！我们呢，今天就把我们女儿带走，从此和你家脱离任何关系！过些日子再来迁户口。来迁户口时，你只许配合，不许刁难！’那男人一个劲儿作揖，连连说：‘人归你们，人归你们！我要钱，我要钱。一千元我不嫌少。’我掏出一个纸包，扔在地上，扯着咱们女儿的手就出了门……”
翟广东摸起了茶几上的烟盒。我按着打火机向他伸过去。
他深吸了一大口烟，站了起来。
我一把抓住他说：“接着往下讲啊！”
他说从那一天起，她就轮流住在他们的家里。
“一个多月以后，才根据咱们北大荒哥们儿和姐们儿提供的种种线索，找到了小玥她母亲。我忘告诉你了，她叫小玥。玥是美玉的意思。她父亲给她起的名字。她父亲姓韩，恰巧她的养父也姓韩，所以她没改姓。她母亲已经和她父亲离婚了。她父亲一九八四年就出国了，先在日本，一九八六年又从日本去了美国。至于现在何处，连她母亲也不清楚了。那还哪儿找去哇？哥们儿姐们儿的，就都死了心了。为了让小玥也死心，就都骗她，说她父亲因公牺牲了。她非常相信大家的话。非常相信自己原来是一位因公牺牲的烈士的女儿。不过她想知道她父亲是怎么牺牲的。大家统一口径，一致认为她父亲应该是被起重机吊起的重物砸死的。你说咱们这一代人很保守吗？并不保守嘛！谁对离婚还没有个宽松的认识哇？但是怎么能把亲骨肉抛弃了呢？大家都挺恨她父亲的。所以判处他被砸死，可小玥还是要去凭吊她的父亲。能剥夺她当女儿的这一种正当的权利吗？能继续骗她说没处去凭吊吗？因公牺牲的烈士，死得其所的人，难道连个存放骨灰盒的地方都没有？解释不通哇！于是咱们有一个哥们儿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他两年前病故的表哥，从骨灰盒上的遗像看，年龄跟咱们差不了几岁。就当是小玥那王八蛋父亲，带小玥去凭吊一回吧！你别开口打断我！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在当时，这也不能说是个馊主意。反正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你又瞪着我干什么？光我一个人表态，能就这么决定了吗？大家当时都表态了！我这个会长，当得是很民主的！有一天我们就带着小玥，到骨灰存放处去凭吊。按我们的想法，去十来个人，甚至五六个人，陪着小玥，不使她感到孤单就是了。可万万没预料到，那一天，在那种地方，竟聚集了二三百人！我揽着小玥从小汽车里钻出，见那么多人朝我们围过来，我心里就开始发虚。我没想导演场面这么大的一出戏呀！我心里能不暗暗叫苦吗！也不知哪个哥们儿嘴贱，将事情张扬了。二三百人中，我认识的人并不多。十之七八全是我不认识的，都是认识小玥她父亲的。男男女女，首先围住小玥表示抚慰，都很真心，看得出来都很真心。接着围住我表示感激。说一返城，小玥的父亲便和他们失去了联系。说他们全都不知道小玥的父亲竟成了烈士。叹息，回忆当年，伤感，掉眼泪。说按情理他们这些与小玥的父亲有过亲密关系的人，更应对小玥承担起一切义务。说他们觉得义务完全由我们一些与小玥的父亲当年并不认识的人承担了，他们都很惭愧不已。都希望能通过一种方式，弥补什么。所以，张三串联李四，李四串联王五，王五串联姚六，能来的，全来了。我完全理解他们。但若由我来继续导演这么大场面的一出戏，若由我来继续骗这么多人，我能不心虚吗？我从没这么干过呀！可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不继续骗他们，又能怎么办？假戏也得真做呀！而且要做得比真戏还真。别无选择呀！好在都是大人了。都不是第一次参加追悼会，都明白该怎么做，倒没太用我指挥，都怪由衷、怪虔诚、怪自觉的。我只不过主持主持，其他的一概事等，都有人预先想到了。比如黑臂纱，比如小白花儿什么的。献了二十多个大花圈。还有人带来了录音机，带来了哀乐磁带。哀乐一响，全体肃穆，鸦雀无声。鞠躬三次。场面还挺庄严的。有人提醒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给小玥个机会，让她对她父亲说几句。我一心只希望赶快结束了事。说不必了吧？他们说那可不行！我说小玥以后会有这样的机会啊！以后她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来呀。来了想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说她再来，会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和她一块儿凭吊吗？她此时此刻想对父亲说的话，正应该在此时此刻说啊！我觉得他们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就问小玥，是不是想对父亲说几句。她摇摇头，回答没什么可说的。我说，没什么可说的，也说两句吧！不说两句，兴许大家会误解，认为她心里对父亲还有些怨恨呢。小玥就说——爸，我不恨您。我恨过您。可我以后再也不恨您了。我永远永远怀念您……她说不下去了。又哭了。咱们几个姐们儿，就围着她劝慰她‘节哀’‘不要忧愁’‘你父亲虽然不在了还有叔叔阿姨们关心你呐’之类的话。这才结束。”
“到那一天为止，你们仍没促成小玥和她母亲相见？”
“没有。”
“为什么？”
“她不承认小玥是她女儿。”
“究竟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我们会不会搞错？不到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时候，我们能去问一个女人是否抛弃过一个女儿吗？内查外调，反复核实，错得了吗？可她就是不肯承认。不承认能行吗？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当翻译。还单身呐！经常出差。要见她还挺不容易。这事儿也不能搞得她单位里沸沸扬扬的啊！我们也得为她考虑得周到些啊！她再不对，也是我们的一位北大荒知青姐们儿啊！家丑别外扬啊！有一天，在一家大饭店里，我们终于又把她给堵着了。她一看见我们，显得挺慌张。不知道我们会如何对待她。我走上前，礼礼貌貌地对她说：‘薛翻译，有些兵团战友要请你聚一聚，恳请你务必赏个面子。’她说：‘我不赏这面子。因为我没空儿！’说着她一转身就要走。我心里真是气极了！要不是在公共场合，我肯定扇她几耳光，然后再骂她个狗血喷头。我翟广东既找到她了，岂能让她就那么走了？我跨上一步，一把抓住她一只手，低声说：‘你可以不认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战友，但你不能不认你的女儿！’她侧目瞪着我，哀求：‘别这样。这样让人看见多不好。’我放开她手，说：‘那你乖乖跟我们走。’她说：‘你们干吗总纠缠我？你们干吗非跟我过意不去？你们干吗这么专横跋扈地管闲事啊？’我说：‘我们已经管了，想不管也不可能了。难道你想让我和我老婆认下你的女儿吗！’她说：‘你小声点儿啊。我今天确实不能和你们走。下午我老板和外商谈判。’我突然发作起来，冲她大吼：‘我才不为你老板操心呐！你到底跟不跟我走？’我心想，你要再敢说个不字，我翟广东今天就把这儿当成道德法庭，和哥们儿几个坐地开你的批判会！让全社会都谴责你！我这一吼，她脸刷地红了。刚一红过，立刻又变得苍白了。当时我们站在前厅的一角，我没冲她吼之前，倒还没人特别注意我们。我一吼，几乎所有的人，都朝我们这边望过来。当然一个认识我的人也没有。但我感觉有些人显然是认识她的。有一个女人，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了门卫。那女人跟门卫嘀咕了几句，于是那门卫就拎着警棍向我们走来。更准确地说，当然是向我走来啦！陪我来的五六个哥们儿，也一齐从沙发上站起，也一齐向我走来。他们分明是要对我进行保护的哇！我心想——糟糕，前几天刚演了一出假吊孝，今天八成又可能演一出龙蛇争霸！要是我和几个哥们儿因此定一个企图绑架妇女的罪名，判上三个月五个月的，多冤枉啊！知道内情的，也许会替我们打抱不平。不知道内情的，以后将怎么看待我们呢？我心里那个恨呀！恨不得想当众掐死她！我低声对她说：‘听着，别把事情闹大。闹大了对你没好处！’这时那门卫已经走到了我们跟前。四面八方又出现了几个保安人员，一个个直望着我们向我们走来。门卫问她：‘薛翻译，你们……闲聊天呐？’她笑了，说：‘我表弟来接我去参加我表妹的婚礼，我没空儿，不太想去，他就急了，冲我发脾气。’我和那几个哥们儿，那一天穿得都很随便，哪儿像要参加什么婚礼的样子哇！门卫当然是不信的。围过来的几个保安人员，当然也是不信的。他们都怀疑地打量咱们那几个哥们儿，咱们那几个哥们儿，全不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全挺不自在的，一个个只有冲对方们微笑和点头的份儿。我一时也挺不自在挺尴尬的，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子是好。那些保安人员也问：‘薛翻译，他们也都是你表弟？’谁会有五六个岁数差不多的表弟哇？她说：‘我要有这么多表弟，那可就等于拥有一大笔财富了。他们是打杂帮忙的。’咱们的一个哥们儿赶紧接着说：‘广东，快走吧！还有别的事呢！’我就说：‘表姐，今天你是想去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啊！’她说：‘你呀！你刚才急什么？吼什么？你认错不认错？’我赔着笑脸说：‘表姐，我错了！我不该跟你犯急，不该冲你吼。’‘得，原谅你啦！’她挽起我手臂，在他们莫名其妙面面相觑之际，已经和我穿过了前厅。咱们那几个哥们儿，保镖似的，紧紧跟在我俩身后。一出门，她就狠狠甩开了我手臂，像甩开了一条缠住她的蛇。一坐进小汽车里，她就哭了，哭得呜呜的。车一开，她哭得更凶了，就如同我们是公安人员，而她是终于落入法网的女罪犯。好像她这一名女罪犯心里清楚，等待她的宣判，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似的。我回想刚才，觉得像在演电影。幸亏她能随机应变，要不准演砸了。我气也不是，笑也不是。该哭的不是她，而是我嘛！你说我可究竟何苦来？咱们那些热心的虔虔诚诚要做成一件积德之事的哥们儿姐们儿，又都是何苦来呢？她还哭。还对我们挺怨恨似的！我见她的手绢都被眼泪弄得湿漉漉的了，就掏出自己的手绢塞给她。她将身子一扭，不接受。我说：‘你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啊！我们用专车接你，给你创造了种种条件，使你能够见着你十几年没见一面的女儿，你居然还悻悻怏怏的，哭哭啼啼的，你这人矫情不矫情啊？’她猛地向我转过脸，冲着我就嚷开了：‘我没女儿！我没女儿！你们存心害人！你们不得好死！’我又吼开了：‘你嚷什么？你再嚷我揍你！你以为老子不敢揍你啊？’其实我哪能揍她呢？我是七分恼火，三分威吓。我这一威吓，她真惧怕了，不哭了，也不敢再嚷了。话又说回来，我心里真想揍她一顿。她要是死不认小玥，我和哥们儿姐们儿可拿小玥怎么办呢？又不是一件倒卖来的东西，可以转手再倒卖出去！忽然她问：‘小玥她知道你们来接我见她吗？’我不作声。我心想，刚才你还不承认是你女儿呐！既然你一句句说没有女儿，还问这种话干什么呢？她又说：‘不行。我今天不能见她！我没心理准备。求求你们，再给我几天考虑的时间……’我们不作声。我心想，我们把你女儿从一个火坑里拽出来，我们费了许多周折，内查外调的，总算替她把你这无情无义的母亲找到了，而你却不认她，三番五次，拒不见她，我们就有心理准备吗？你怎么就不为我们考虑考虑呢？她从脖子上扯下了项链，从手指上撸下了戒指，一齐往我手里硬塞，又说：‘我没带钱。这些全给你们吧！全是金的。求求你们，今天别强迫我！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早习惯我没女儿了，你们为什么非做这种不落好而遭恨的事呢？你们为什么非合起伙来逼我呢？你们这是要逼死人的呀！’我再也沉默不下去了。可是我却气得干瞪着她，想吼也吼不出来了。‘婊子！’咱们开车的那哥们儿这时炸了，骂了她一句。接着还骂了她一串难听的话。接着还让我把她那些金的东西扔到车外去。我当然不能那么做。那个哥们儿一发火，我反而冷静了些。我将她那些金的东西塞回她手里，冷冷地说：‘你听到了吧？还给你，总比我扔到车外去好吧？’她就发起愣来。一路上，再没开过口。我也再没开过口。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与其说是生气，是懊恼，还莫如说是沮丧。对整个这件事，感到……”
“你们怎么能这样做！”
“所以我才沮丧嘛！不是绑架，也跟绑架差不多了！还不落好，还遭她恨，还……”
“我是说，你们怎么能让她在这种不情愿的情况之下和小玥相见！”
“不是让她和小玥相见！我们能吗？能让她在根本不情愿的情况之下跟小玥相见吗？那不等于牛不喝水强按头吗？到那一天为止，我们仍在骗小玥，说还没替她寻找到母亲呐！我们只不过是要把她接到一位女同胞家去，请咱们哥们儿姐们儿之中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继续对她采取攻心政策，直到说服她劝服她做通她的思想工作为止，那一天之前这个任务是交给我来完成的。我碰了几次软钉子，没自信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才另请高明。车到了地方，我先下车，替她打开车门。我心想她要是赖在车里不肯出来，我就只好动手硬拖出她来了。她还算明智，倒没用我拖。她问我：‘我的样子像哭过吗？’我说不像。她把她的手绢儿递给我，又说：‘你替我找个水龙头洗湿了。’不远处有一个小饭馆，我决定到那儿去洗。临去我悄悄对咱们那个开车的哥们儿说：‘也许她在耍什么鬼花招儿，你千万别让她给我溜了。我回来如果她不见了，我朝你要人！’咱们那哥们儿说：‘你放心，除非她像白骨精似的，会隐形术！’他的声音很高，故意使她听见。我匆匆而去，匆匆而回，见她老老实实地在车里坐着，才觉得吃了颗定心丸似的。我还给她手绢儿，她也不瞅我一眼，接过手绢儿擦脸。她那脸经一擦似乎年轻了几岁，似乎容光焕发了一些。在我们这半把岁数的一代中，她要算气质很不俗的一个了，不像四十来岁的样子，像三十三四岁的样子。那还是七月份的事，她穿一件样式很简单也很时髦的连衣裙。她的身段还很苗条，那件连衣裙穿在她身上，使她显得挺他妈青春的。她终于下了车。我在前，她居中，咱们开车那哥们儿断后，上了六层楼，敲开一扇门。门一开，她见一屋子人，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哪儿容她不进去呀？咱们开车那哥们儿，挡在她身后呢。推了她一下，把她推进屋了。我向大家介绍：‘这就是小玥的母亲。’大家全站立起来了，一时间都有点儿确定不下如何对待她的分寸。她呢，也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我这人外表粗，内里不粗，其实我是个眼里藏不住砂子的人。你知那一会儿我看出什么来了？我看出了嫉妒！女人们对女人的嫉妒。与她相比之下，咱们那另外几个专门请来做她思想工作的姐们儿，可就更加显出过早地人老珠黄了。不比不知道哇，一比吓一跳哇！都是女人，都是同代人，都经历过相同的生活磨难，怎么有的像大婶了，有的还容滋色润的呐？我敢肯定，咱们那几个姐们儿，也都有这么一种暗暗的感慨。”
“我心想，看来今天要不欢而散！她们分明都挺嫉妒她，这思想工作还能做好能做到家吗？再说，她又是合资大公司的翻译，而她们中，身份最高的是一位副处长。在她面前，她们的心理可不太容易平衡哇！但那种嫉妒，只造成一瞬间的隔膜和距离，一闪即逝。如果我这人不是太善于察言观色、太敏感，大概也是看不出来的。也许她也看出来了，不，不是也许，她肯定看出来了。”
“所以她不但不知所措，简直还有些惴惴不安。我对她说：‘都是自己人，都是北大荒知青战友，原先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不必那么拘束嘛！彼此见外，可就都不对了啊！’她腼腆地笑笑说：‘我当然不会拘束了。我拘束什么呢！’我说：‘那就好，那就好！’大家也忽然一齐都对她热情起来、亲近起来，这个让座，那个泡茶。她一边和大家应酬，目光一边满屋子寻找。见并没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场，内心似乎安定了许多。我为了使她更安定，又说：‘小屋里也没人。今天是一次纯粹的知青战友之间的小聚会。’这时女主人端来了西瓜。女主人当然也是咱们的北大荒姐们儿。她那一天下午请了半天假，在家候着我们到来。吃西瓜的时候，大家都没话找话地闲聊，东一句西一句的。不管谁引开了个什么话题，都抢着接。生怕接得不及时，话题落地再就找不着了似的。只小玥她妈话最少。我说咱们就叫她小玥她妈吧！本来她就是小玥她妈嘛！实际上她叫薛霞。我们背后已经习惯了叫她小玥她妈。别人不问她话，她就不主动开口。问她什么，她回答什么。回答得很简单。好像多回答一句，也是种浪费是种损失似的。而且不时偷偷看手表。她偷偷看一眼手表，我便不由得生一次气。我心想你的时间宝贵，我们大家的时间就不宝贵了吗？我们这叫对你对你女儿的责任感呀！你看手表也白看！今天你若不肯承认小玥是你女儿，你就休想离开这儿！”
“吃完瓜，我向女主人使了个眼色，说你们大家聊吧，我要和人下一盘围棋。说完扯着开车那哥们儿，一块儿进了里间的小屋，把门也关上了。当然没关严，留了条缝。我得倾听着战况啊！我得在小屋运筹帷幄，随时准备出现难堪的僵局时，幕后作什么决定啊！咱们那开车的哥们儿要走，我说老九你不能走哇。如果目的顺利达到，你的车接来的，还得你的车送回去啊！你走了，我没法儿再找到你哇！他问我，要是目的没达到呢？我说绝不允许出现那样的结果啊！我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他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此事提供免费服务，没下回了。我说这也将是我尽的最后一次会长义务，也没下回了。于是我俩守着棋盘都侧耳倾听。我一个子儿没摸，他也一个子儿没摸，哥们儿，你说我难不难啊？”
“战况进展得很迅速。起伏跌宕，我就不必详细汇报了……”
我说：“广东，你别老汇报汇报的了！干吗老刺我呢？我不是奉命赶回家乡来了吗？我不是已经开始怀着很大的参与意识在认认真真地听着吗？”
他凝目注视我片刻，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苦笑了。我觉得直到那会儿，我们才算互相谅解了，互相理解了，互相都有了些体恤之情。
他说：“我知道你一外出，孩子就没人照顾。其实把你弄回来，我心里也怪过意不去的。我刚才讲到哪了？”
我说：“讲到正式开始做思想工作。你别总以为我会烦。我怎么会烦呢？大家为一件愿望良好的事费了那么多精力、那么多心思，我也应该尽一份儿什么义务啊！你还是详详细细地讲吧，越详细越好。”
“好哥们儿……”他又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他这一种细微的、很女人味儿的表示情感的方式，与他给人的印象是很矛盾的。张口“哥们儿”闭口“哥们儿”的，使人会觉得，起码使我觉得，他浑身改不掉的帮会气。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尤其这么觉得。我对“哥们儿”三个字一向怀有疑心和戒心，认为那是相互不信赖的人们之间企图攫住某种信赖才惯用的称谓。如果说我对“哥们儿”毕竟还能容忍，对“姐们儿”则简直十分逆反了。无论是男人和女人还是女人和女人之间彼此唤以“姐们儿”，都令我厌欲掩耳。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哥们儿”“姐们儿”从来没有流行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拾当今小痞子小狎女们之牙慧而侃侃上口。我并无恶意地过分坦率地向别人谈论过对他这一印象。别人转告了他，也只不过是一种转告而已。我相信绝对没有任何挑拨离间的成分。不想告别时他存心不理睬我。我向他伸出手，而他不与我握手，搞得我很窘。
我回北京不久便接到他一封信，字迹潦草有如钢笔写意。言语呕呕替“哥们儿”和“姐们儿”正名。信中说什么都可一变而非常现代，为什么“江湖义气”就不能？说我所不欣赏的，与他浑然一体的那一种“气”，根本不是什么旧社会混码头之人身上的帮会气，而是极现代的江湖义气，原则性的区别在于不存在指使与服从的关系，也无须乎一个发号施令的“老大”。但是他信中又说，如果北大荒返城知青真的有可能形成全国第一庞大的帮会组织，他倒很愿为这一事业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对他的信未采取不屑一顾的轻蔑的态度。恰恰相反，我敏感到那潦草的字里行间潜伏着某种最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看了三遍终于有所悟——那是灵魂无处安置而渴望安置在自以为可靠的什么之上或之下的大的恓惶。这一发现不禁使我对他另有认识。我回了他一封婉言的解释性的信，同时签名寄去了我全部出版过的书。于是我又收到了他一封义满江湖的信。信首便是“好哥们儿”几个字。于是我觉得，他仿佛又凝视着我，又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从此我怀疑——最想成为男子汉大丈夫的男人，可能是内心情感世界最女人味儿的男人……
“你还记得咱们在北大荒时，对犯了错误而不思悔改的人，采取什么一种教育方式吗？”他一脸正经地问。
我说我记得，那一种教育方式叫“帮促会”。我被别人“帮促”过也“帮促”过别人。
“她被‘帮促’了一个多小时。她就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你别以为她是低着头坐那儿。她可没低着头。她坐得挺端正。能那么坐一个多小时，也是一种功夫。你们作家有句文词儿，怎么形容来着？……”
“正襟危坐。”
“对。正襟危坐。我从门缝偷看，见别人都时不时地擦汗，就她并不怎么出汗。好像她和别人，并不是在同样的温度下坐着。谁开口，她的脸就慢慢地转向谁，眼睛盯着开口的人。对方的话说完了，她的眼睛还盯着人家，盯得人家浑身不自在，眼睛不知往哪儿瞧才好。直到另外一个人开口，她的目光才从被盯的人脸上慢慢转移，盯在另外一个人脸上。后来每个人都帮促过她几轮了。每个人都觉得再也无话可说了。就是一阵沉默。而她呢，一会儿盯住这个人，一会儿盯住那个人，盯得大家更不停地擦汗了。再后来一个人站起，说有事儿，得先走，说完便走。接着又两个人站起，也说有事儿，得先走，也说完便走。剩下一男一女，你看我，我看你。我那个急。我心说，你们二位可千万行行好，千万别走哇。但他们也站了起来，男的说，要去打一个电话，打完电话就回来。女的也说要去打个电话。他们也一块儿走了，只剩下了女主人一个人。她那么正襟危坐着，眼睛没谁可盯了，盯在女主人脸上可就不转移了。女主人被她盯得那个不得劲儿呀！连我这个偷看的都替女主人不得劲儿。女主人不尴不尬地陪她干坐着，搭讪着请她再吃一块瓜。她就慢慢拿起一大块瓜吃。吃瓜的时候，她的头总算低下去了。这一低下去，可就似乎永远不再打算抬起来了。眼睛盯着瓜，吃得别提多么斯文。吐一次瓜子儿，用另一只手接一次，接一次往托盘上放一次。女主人对她说不必那么样，就往托盘上吐吧。她仍不抬头，仍不吭声，还那么吐瓜子儿。吃完那块，她又拿起了一块。”
“这时咱们那个开车的哥们儿，猛儿地把我从门边推开，一步跨到外屋去了。我先是一惊，但立刻镇定了，我没跟着跨到外屋去。我心想咱们那哥们儿肯定要大发雷霆，肯定是要骂她了。我心想这也好，总得有个人，以某种方式，使她不再吃瓜，抬起头来，开口说话呀！咱们那哥们儿却没大发雷霆，当然更没骂她，连瞧也没瞧她一眼，像她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像煞费苦心在那屋里进行着的，眼看要不了了之的事，和他毫不相干似的。他对女主人说他无论如何得走了，接着还说了些多有打扰、请包涵请原谅之类的话。女主人见他要走，就有些乱了方寸，急忙说你别走哇，你走了这次聚会更没气氛了，还一个劲儿朝他使眼色，恳求的苦苦挽留的眼色。咱们那哥们儿也不管这些，说走便走了。小玥她妈呢，仍在吃瓜，仍没抬头，仍没开口，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不但是聋子，而且是瞎子，还是残疾人，坐的不是沙发，是轮椅，站不起来。”
“女主人发现我打门缝儿往外偷窥，冲着里间屋就嚷开了：‘翟广东，你小子给我滚出来吃西瓜！切了好大个瓜，就一人儿闷头吃，能吃完吗？’女主人这不明明是在喝令我出去收拾局面吗？我再不出去也不行了呀！我就出去了。我一出去，还没待我坐下，女主人立刻又说：‘你们俩先聊着，今天轮到我收水电费了，我不会耽误多一会儿的，收齐了就回来！’得，也走了，倒很放心，把家都撇下了。我就坐下，也拿起一块瓜吃。我吃一块，她吃一块。她始终不抬头，瞧着瓜。我始终不低头，边吃边瞧着她，我是在瞧着她。对她的心理进行推测，进行研究，暗暗思考对策。我告诫自己，我可千万不能发火。瞧她那样儿，我发火也肯定是白发，绝不会起什么好作用，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女主人呢，一去不返了。六七块瓜，都被我俩吃了。她还拿着一块瓜皮啃，那块瓜皮已经被啃得没红颜色了。她好像是要用牙齿把那块瓜皮搞成一件艺术品似的。我愣愣地瞧着她，觉得奇怪。瓜皮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水分哇！一滴接一滴，不断线儿地往下滴！敢情她是在那儿掉眼泪呢，默默无声地掉眼泪。我说：‘薛霞，你也许有什么难言的苦衷。有你就该坦率地讲出来。你讲出来，咱们才好共同商量。别哭。哭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小玥她至今寄宿在咱们北大荒的叔叔阿姨家里。如果她知道了你不愿认她，那么首先有理由哭个天昏地暗的，难道不该是她吗？其次不该是我吗？你叫小玥怎么办？你叫我翟广东怎么办？你叫你我的北大荒战友们怎么办？谁也不能代替你成了小玥她亲妈呀！’我这么一说，她反倒哇地哭出声了。她一哭出声，可就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哭得一塌糊涂了，直哭得我六神无主，不知该拿她怎么办才好。她若是个男的，我就从沙发上扯起她来，扇她几耳光。我敢肯定，那她就会不哭了，冷静了。但她是女的呀。心里来气时可以那么想，哪儿能真那么做呢？忽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女主人回来了。我心说，谢天谢地，你回来得正是时候，该你接班，我出去松弛松弛神经了。我立刻去开门，却不是女主人。你猜是谁？是她当年的知青副指导员，也是她当年最知心的朋友。我反手把门在身后关上，责备她怎么才到。她说孩子烫伤了，住院了，从医院直接赶来的。她问：‘你们围攻薛霞来着？’我说没有，绝对没有。她说：‘我不信。要不她怎么会哭？’我说：‘那你就得去问她了。我去买盒烟。’说着我拔脚就想走。她扯住了我。她说：‘唉，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我也是这几天内才了解到。’接着就在门外边讲开了。她说小玥她妈正准备结婚。四十来岁的女人，即使条件好，也很不容易找到没结过婚的男人啊！高不成，低不就的，不知自己认识了多少，别人介绍了多少，才碰到一个般配的、称心的。那男人是哈工大的一位副教授，在事业方面挺有成就的。据说一表人才，还有文艺细胞，能写诗能作画的，嗓子也不错，获得过全市大专院校业余独唱比赛第二名。但也是离过婚的。”
“那男人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和老母亲住一起。尽管这样，薛霞对那男的，还是一片痴心、一往情深，满意得无可挑剔，幸福得没边儿没沿儿的。她一直以为小玥还在原先那一户人家呢！一直以为小玥生活得还不错呢！小玥登在报上那封信，她没看过。她本打算结了婚之后，自己的生活有了归宿，有了一处最后的停泊地，再去认小玥。不结婚，就没房子，过早地去认了女儿又怎么样呢？再说她也不打算把小玥重新拉回到自己身边。她觉得那样就太对不住原先收养小玥那一户人家了。她还是个讲良心讲道理的人。她不过一心想在主动前去认了女儿之后，鼓励女儿好好学文化，学外语，争取有起码的资格，被自己所供职的公司照顾性地招聘，从而有能力将来好好赡养两位曾对女儿尽过父母责任的人，也算是一种报答。可小玥命运的变化，使这一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不但发生了变化，而且都出现了危机，而且太突然。她做梦也想不到，当年的一些北大荒知青，会一下子将她的女儿推到她面前。首先是那位大学副教授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认为她欺骗了他。她虽然并未隐瞒自己离过婚这一点，却没有告诉过她自己尚有一个由别人抚养着的女儿。而且已经十八九岁了，而且会随时来到城市回归到她身旁，而且没户口，当然一时也很难找到什么工作。高级知识分子，对于组合家庭这种事，尤其对于第二次组合家庭这种事，尤其男人，要比普通平民百姓谨慎得多。他们一旦认为女人有意隐瞒他们什么重要的方面，一旦认为女人对他们进行了欺骗，那么他们原先再爱的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也会变得不那么值得爱了。对她们的一分不信任，会由此递增为十分，仿佛自己被耍弄了的感觉，也会由一分递增为十分。而他们内心里一旦产生了这一种感觉，便会跟着感觉走，常常一走到底。设身处地，换个角度，站在那男人的立场去想想，谁也没理由谴责人家什么。人家顾前虑后，有人家顾前虑后的根据呀！好不容易，她说服得人家也有点儿同情她了，也有点儿理解她了，也有点儿宽恕她了，那男人的老母亲又出面干涉了。老太太原先对薛霞的印象本是不错的。早已经把她当儿媳妇看了。可是由于出了一个小玥，老太太对她反目了。偏偏那老太太也算是一位老知识分子，一所重点中学退了休的老校长。都说你们知识分子反封建最彻底，我看未必。那老太太宠的是孙子，管的是儿子，对孙子是口口声声的心肝儿宝贝儿，在儿子面前却又是另一副面孔，说一不二，一句顶一万句。该严加管教的放任娇惯，允许百分之一百的自由化；用不着管教的，却一管到底，一管到死为止。实行的是百分之一百的封建家长的专制主义。偏偏那身为副教授的儿子，又据说是个大孝子。对他老娘言听计从，决不据理力争，起码在这件事上采取的是不抵抗态度。那老太太先说怕薛霞有自己的女儿，结了婚之后不善待她的孙子。薛霞便写了一份保证书。写了保证书老太太认为也不可靠。薛霞又写了一份血书。血书总值得信赖了吧？起码值得感动一下了吧！那老太太还是个不行。薛霞给老太太下过跪，哭过，哀求过。老太太冷酷无情，就是不同意。薛霞又企图凭一片真情感动那男人，希望那男人对自己的母亲再做做耐心细致的工作。”
“你猜那男人怎么说？他说想使他母亲同意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薛霞起初搞不明白，这母子二人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毫无恻隐之心了呢？隔了几天，收到了一封信才明白。原来早就存在着个第三者，不显山不露水地插在自己和未婚夫之间，是位学国际贸易的研究生。年轻、漂亮，文凭过硬，而且家中有钱。父亲是位老画家和老文物收藏家。答应女儿，当女儿结婚之时，将给予女儿的，是十几幅真迹古画和几件目前很难估算价值的文物。卖给文物部门，少说也得卖个三四十万元！薛霞对那姑娘并不陌生。她们认识，是在她未婚夫家中认识的。那姑娘称那男人老师。究竟是什么方面的师生关系，她没问过，反正不是跟那男人学他的专业，也可能是仅仅在画和唱方面有些共同的业余爱好而已。另外还有一层特殊关系。那姑娘的父母都曾是那男人的老娘的学生。由于有这么一层特殊关系，薛霞对那姑娘很亲近。需要翻译的外文资料太多，忙不过来的，常请那姑娘替自己分担一部分。有时是无偿的，有时是有偿的。那姑娘对薛霞也挺尊敬，称薛霞姐。薛霞给那姑娘织过好几件毛衣。现如今的姑娘，尤其那些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有几位会织毛衣的？但她们穿，却都要穿最新式样的。薛霞给她织的，当然是最新式样的。而那姑娘写给她的信，几乎把她的心给伤碎了。那姑娘在信中说她，从根本上不配做她‘老师’的妻子，从一开始就不配。又多出个十八九的大女儿来，而且没城市户口，没职业，没文化，怎么配被她的‘老师’视为女儿呢？这么一种父女关系，将来必是她‘老师’的耻辱无疑，而且必给她‘老师’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细想想，说得倒也可能是。小玥也确实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在农村刚读到小学毕业就弃学了。那姑娘在信中还说，其实她从中学生时代起，就暗暗地爱着她‘老师’了。取而代之，正是时机，并且要当仁不让地取而代之。薛霞她就又去找那姑娘。对人家说，自己能碰上一个称心如意的男人实在是一种幸运，实在不容易，而对方还年轻，比自己优秀得多，供选择的覆盖面也比自己宽广得多。总之是希望对方成全她。那姑娘像那男人的妈一样，也变得无情无义，尖酸刻薄。人家承认人家选择的覆盖面比她宽广得多。人家承认她说得对，人家是比她优秀得多。但人家同时向她指出，覆盖面再宽广，最终也只能选择一个不是？起码一个阶段内，一次只能和一个男人结婚吧？人家坚定不移地告诉她，现阶段内，‘老师’就是人家选择的‘这一个’。人家这一次决定了跟‘这一个’结婚。人家说，什么东西，都有丢有捡。丢了活该，捡了走运。尤其男人这种特殊的东西，丢了更加活该，捡了哪有发扬风格，表现什么高姿态，拾‘金’不昧，物归原主的？人家说，人家每长一岁，就越深刻地了解了人家的‘自我’一层。人家说人家的‘自我’，启发人家，使人家明白，人家不适合与自己的同代人结婚。人家觉得同代人都太懒。无才的俗不可耐，有才的恃才自傲。而且大多数张狂冒险，不知天高地厚，不晓得山外有山、人上有人的道理。使理性的女人不太敢上他们的贼船。上了，也不安心。不定哪天便有翻船的危险。人家说人家的‘自我’使人家明白，人家最适合与比自己年长一轮左右的男人结婚。思想方法，情感方式，乃至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什么的，一轮这种年龄差，是互相取长补短的最佳差数。人家的‘老师’整整比人家大一轮，是最佳差数系列之中的最理想差数。人家反倒希望薛霞她成全人家。人家反倒指责她不要再继续充当不光彩的已经丧失了竞争资格的第三者了。那姑娘一张嘴伶牙俐齿的，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说得她一愣一愣的。她的自尊心被那姑娘踏得扁扁的。她在人家面前感到羞耻得无地自容。她再怀着一线侥幸去找那男人。那男人拒不见她。终于见上了一面，那男人说：‘你今后别纠缠我了。现在我还只是不再爱你了。希望你别进一步使我瞧不起你。’就这么样，她和那男人之间的关系，彻底完结了。三年长的关系中，她堕了两次胎。那男人刚分了房子，三室一厅。房子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是按照她的意愿装修的。为此她没少操心，没少出力。可是将以女主人身份住进去的，却是那姑娘了。结不成婚，她就是认了小玥，小玥也不可能和她住在一起。因为到目前为止，她的家，不过是公司在饭店包下的一个房间里的一个床位。那房间白天人来人往，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以后，才是属于她自己的小天地。公司绝不会答应她，让她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儿和她一样，享有住那房间的特权的。这可也是个实际问题，无论对公司方面还是对她们母女俩，将两相干扰、两不方便。她公司几个月前刚分完一次房子。本来，按条件，有她的份儿，起码分个一室一厅。疏通疏通关系，也许还能分个二室一厅。但那男人单位分配了房子。他们又要结婚了，自然就没她份了。她也认为自己不应该再和别人争。结果呢，两头空。真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听了咱们那位当过薛霞副指导员的姐们儿讲的这些，怔在那儿，半晌儿说不出话来。我理解了薛霞她为什么躲着我们像躲着讨债冤家似的。理解了那一天她为什么一言不发，后来又为什么默默地掉眼泪，为什么放声大哭。你说，薛霞的命也够尴尬的是不？更糟糕的是，她老板对她的态度也变了。一天比一天冷淡了。因为，她老板和那男人是表兄弟关系，是她和那男人的月下佬儿。突然间她冒出个十七八的女儿来，她老板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她老板读过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认为，一个女人能把一种秘密保持那么久，几乎使任何不进行调查的人都不可能知道，足以证明这个女人除了信任她自己，不曾真的信任过任何别人。尽管那一种秘密纯粹是一种隐私。而这样的女人肯定也是不值得过分信任的。她老板对她原先是很信任的，信任到从不设防的程度。某些不愿对别人讲的事，只对她讲。征求她的意见，倾听她的看法。现在，除了公务语言，老板再也对她无话可说了。这些，咱们也就不去管了吧。但是，有一点，我倒可以理解她的老板，关于她女儿的事，瞒着多少人，也不该瞒着她老板哇！换了我们是位介绍人，我们也会生她气哇！何况她老板和那男人是真正的表亲关系。她老板觉得她城府太深了。你想，一名一向被自己的老板视为心腹的雇员，忽然一日彻底失去了老板对自己的信任。不但彻底失去了老板对自己的信任，而且使老板得出城府太深的印象，使老板很后悔让自己知道的属于内幕的事情太多了，使老板从此对自己怀有了戒心，那一种处境是多么为难呢？咱们那位当副指导员的姐们儿最后对我说：‘都怪你翟广东。都怪你们这些过分热心的人。表面看起来，你们是些过分热心的人，是些无比善良的人，是些侠肝义胆的人。其实你们虽然都是些四十来岁的男人女人了，却还有那么一股子自我表现的欲望和冲动！’我说：‘没有哇！’她说：‘没有？鬼才信。没有自我表现的欲望和冲动，也有自我证明什么的念头！’我说：‘也没有！人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翟广东没有！’我嘴上说得硬气，又硬气又委屈，心里却有点儿发虚。不但有点儿发虚，简直还有点儿发毛。难怪人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经咱们那位当过副指导员的姐们儿点到，我翟广东扪心自问，不是没有，是有的哇！真是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自我表现个什么劲儿呢？还自我证明个什么劲儿呢？自己不承认也是那么回事儿啊！我带领众哥们儿乘着大卡车去那个村子里接小玥那一天，那一种斗志昂扬的自我感觉真好得没比。从返城以后，我翟广东就不曾有过一次那么好的自我感觉。那一天我觉得我是一呼百应的首领，我就是救世主。仿佛只要我翟广东一声吼，整个哈尔滨市就会抖三抖似的。一个男人，要是能时时刻刻都有那么一种自我感觉，不是男子汉，也像是敢作敢为的男子汉了。咱们那位当过副指导员的姐们儿盯着我脸说：‘别嘴硬。否则你们也不会这么办事！你们这些日子的做法我都清楚，一件也不赞成。你们仍是些小青年吗？’我一听她把我和哥们儿姐们儿彻底否了，一概否了，气了，也急了，说：‘如果我们不先把小玥救出火坑，也许现在她已经被那一家父子三个王八蛋给糟蹋过几遍啦！那就是会办事了吗？我们怎么能预料到薛霞这方面出了这么多故事！’她也被我说得一愣，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们俩正互相瞪着，门轻轻推开了。薛霞她走出来了。我们在门外这会儿时间里，她又变了样儿。显然洗过了把脸，梳拢过了头发。还化了淡妆。除了两眼略微有点儿肿，看不出丝毫伤心痛哭过的样子。风度还是挺庄挺雅的。咱们那位当过她副指导员的姐们儿立刻对她说：‘薛霞，你想开点儿。我完全理解你的苦衷。车到山前必有路。人能冻死，能饿死，能累死，能渴死，可没有人被事难死过。翟广东，你还不认个错？’你听这姐们儿多会说话！我心想，好人叫你做了，我倒要认错！我这人还就是不怕认错。管它错没错的，先认了又怎么呢？反正咱哥们儿，就算是有点儿自我表现自我证明的心理冲动，凭的也是当年北大荒知青之间剩下的旧情和良心，没什么羞耻的。于是我说了几句认错的话，无非对情况了解得不够，请多原谅之类。薛霞说：‘带我去见我女儿吧！’她这么一说，我倒犹豫起来了。我说：‘今天就见小玥好吗？预先也没通知她一声，她毫无心理准备呀。’薛霞说：‘母女相认，不必什么心理准备。’咱们那位当过她副指导员的姐们儿，也从旁劝她改日再见。和我的顾虑一样，其实主要是怕她怀着那么沉重的心理负担，见了小玥，情绪不对头，使小玥那女孩儿家的心灵再次受伤。你想，像小玥这么样个女儿，隔了十几年才与母亲相认时，会多敏感呢！可薛霞她执意要立刻去见小玥。我说：‘也好。反正早晚总是得见的，也许晚见莫如早见。你陪着，打个的去。我就免陪了吧！’按我的设想，并不是这么见法儿。应该有好多咱们北大荒的哥们儿姐们儿烘托着气氛，应该欢欢喜喜地见，热热闹闹地见，应该庆贺一番。那才叫有始有终，办成一件事儿哇！可一切都不按我的设想进展，我有什么办法呢？咱们那姐们儿，却说她也不知道小玥现住谁家，怎么带着去呀？我说我给你们写清地址。我给你们画张路线图。总之，我是不愿陪着去了。那姐们儿说：‘得了，你别那么复杂了。你陪着一块儿去吧！
’我看得出来，其实她也是不愿单独陪着去的。她和我一样，因为薛霞执意立刻去见小玥，反而猜不透薛霞的心思，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刚一画好图，薛霞就拿过去了。她说：‘我谁也不用你们陪着，我自己去。’说着就下楼了。能谁都不陪着让她自己去见小玥吗？我和那姐们儿便都跟随着下了楼。到了楼外，我忽然一想，主人没回来，我们搅扰了人家两个多小时，搞得挺乱的，门也没给人家锁上，就这么扬长而去，像话吗！万一失盗了，怎么向人家交代？还有脸再见人家吗？我说；‘哎呀，也忘了给人家锁上门！’说完就反身往楼上跑。进了屋，从窗口往楼下一瞧，她俩站在楼下等着呐。我探身喊：‘你们别等我了！我得替主人看家哇！’咱们那姐们儿仰脸冲我喊：‘你替她把门锁上不就得了嘛！’我又喊：‘那不行啊，万一人家没带钥匙呢？’薛霞这时便不等了，往前走了。那姐们儿见薛霞走了，只好追上她。一起走了。”
“那一天回到家里，我心神不定，长吁短叹的。我老婆问我，又什么事儿把你愁成这样啊？我是个乐天派，整日嘻嘻哈哈的。我老婆没怎么见我愁过。我一愁，她觉着稀奇。我说还有什么事？还不是因为小玥的事儿。她说，那有什么愁的呀，有她一口饭吃，有她住的地方，别的事都慢慢进行呗。我说，她在谁家住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呵。万一她觉得谁家诚意不够，认为被冷淡了，或者真的被冷淡了，就不好了。我老婆是个爽快人。她说，那让小玥住咱家来。只要她不嫌弃咱家，住多久我也不至于烦。对咱们当年北大荒知青的女儿，我这个阿姨会有长性的。我趁她自夸，赶紧铆上一句：‘那明天我就把小玥请咱家来住！’她马上又改口说：‘别，千万别。请咱家来，晚上睡哪啊？’我家两小间平房。小的那间才七八平方米，儿子住着。我说：‘让儿子住姥姥家去，小玥不就有地方睡了？’我老婆火了，说：‘放屁！儿子眼看要期中考试了，住姥姥家去，谁辅导他功课？’我说：‘我啊，我每天下班后，先到他姥姥那儿去，辅导完功课再回家。’我老婆说：‘你每天还有个准时的下班钟点吗？你能辅导得了小学五年级的课程吗？’哥们儿，我每天哪儿有个准时的下班钟点啊？我整个儿是个社会公仆，几乎‘全天候’为人办事儿，为人跑腿儿，为人求人。只有这么活着我才觉得活得充实，也算是我翟广东寻找到的一种‘自我’吧，也算是一种个人价值吧。再说，我哪儿能辅导得了小学五年级的课程哇？我当年刚读到初一就下乡了。其实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参加‘文革’了。实际上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当年的小学五年级课程，比现在的小学五年级浅多了。想辅导，也辅导不了哇！一向是我老婆辅导儿子。我老婆比我大两岁，六八届初三，文化水平总归比我强些，强也强不到哪儿去，强点儿有限。我被我老婆挤兑惯了。谁叫咱哥们儿没文化、没能耐、没出息呢？一个男人，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在家里也就只有忍气吞声受压迫受欺辱的份儿呗。每逢老婆挤兑我的时候，我就借酒浇愁。我刚从酒柜里取出酒瓶子，我老婆一把夺过去，背在身后，大声冲我嚷嚷：‘你不要命啦？你那肝都快硬化了，你自己不知道吗？’我说：‘知道。’她说：‘知道你还不戒酒！’我说：‘我活腻了，活得没劲。’她说：‘你死了，我怎么办？’我说：‘那你不就好办了吗？重打锣鼓另开张，再找个比我强的男人嘛！’我老婆挥起不拿瓶子那只手就打了我一个嘴巴子，接着把酒瓶子摔碎了。又冲我大声嚷嚷：‘我都四十多岁了！你看看我这张脸，被你和儿子拖累成什么模样了！我能上哪儿去再找个比你强的男人？啊？比你强的男人会正眼看我吗？’我说：‘你有自知之明，就和我凑合着过呗！’她说：‘那你还觉得活腻了！’我说：‘那你还成天挤兑我！那你还说话不算话！’她说：‘我怎么说话不算话啦？’我说：‘你自己说的，可以把小玥请到咱们家来住，为什么又出尔反尔？’她说：‘好，好，好！你把她接到咱家来住！我和儿子都住我娘家，咱们这家就是你和她的得啦！’我老婆就被我气哭了。我又哄劝她。说：‘你别哭嘛。请人家来住，人家还未见得来住呢。她在别人家住得挺好。’我不过是预先给我老婆下点毛毛雨。万一有一天我不得不将小玥领回自己家来住，她笑在脸上，恼在心里呢？我又说：‘和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刀子嘴，豆腐心！其实我真要是将小玥领回来，你准比她亲妈对她还好，对不？我刚才那些话是成心和你抬杠玩呢。你怎么还是连起码的幽默感都没培养起来呢？’我老婆有一点那是真好——识趣儿。一哄她，她就变得像一头听使唤的毛驴啦。这时你再给她戴上嚼口驾上套，让她拉车就拉车，让她拉磨就拉磨，累死也没句怨言。她抹抹眼泪，伸手说：‘拿来吧！’我问：‘什么呀？’她说：‘地址呗！’我又问：‘什么地址呀？’她说：‘别装糊涂。我才没情绪跟你玩幽默呢。我这就去把小玥接来！’我恍然大悟，受宠若惊。我扳过她脸就亲了她一下。我说：‘老婆，小玥还没到无家可归的地步呐。不是我吹，只要我这会长一号召，立刻有成百上千她的北大荒知青叔叔阿姨朝她敞开家门欢迎她去住！你郎君若在北大荒知青中没这么一点儿威望，还当什么会长啊！’她说：‘那你唉声叹气愁个什么劲儿？’我就告诉她，薛霞和小玥见面了，但我没陪着去，不知详情如何，所以心里不落实，不免唉声叹气。她问我为什么不陪着去？我说我是会长，为了小玥的将来，比如户口问题、工作问题，有比陪着去相认更重要的事，等待着我去做。她半信半疑地问我：‘你真成了个人物呀？’我说：‘可不是成了个人物嘛！不敢说在黑龙江省内是个人物。在哈尔滨市内，搞一次民意测验的话，我准排在前十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列。不定哪天，当局因此就得给我个市政协委员当当！’她好像不认识我了，眯起眼睛看了我半天，自愧不如地说：‘真的呀？’我更加一本正经地回答：‘当然真的啦！你整天两点成一线，除了单位就是家，两耳不闻世事，才会不知道我已经是个人物了。我又天生谦虚，不愿向自己的老婆宣传，更使你对我的成见没有改变。’她内疚了，问我：‘那你需要我怎么支持你呢？’我说：‘我就给你一次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机会吧！也是你对北大荒知青联谊会应尽的义务和我具体分派给你的任务。’我交给她一个地址，让她替我到陪薛霞去认小玥的那个姐们儿家，打听打听母女相见后的详细情况。她心情挺愉快地完成我分配给她的任务去了。她一走，我倒头便睡。为小玥的事儿太操心了，几夜没睡好。我到了不补一觉就会散架的程度。我老婆十点多才回家。她不推醒我，我还醒不了。她坐在床边儿说：‘任务完成了，向你汇报汇报吧！’我问她怎么去了三个多小时？她说咱们那姐们儿不在家，家里根本没人。邻居告诉她，那两口子轮流到医院护理孩子去了。她问在哪个医院，邻居也不清楚。说孩子爷爷奶奶家里的人也许知道，因为是在爷爷奶奶家烫伤的。她又打听孩子的爷爷奶奶家住什么地方，去到孩子的爷爷奶奶家问。从孩子的爷爷奶奶家赶到医院，却只见到孩子的爸爸。孩子的爸爸说，孩子的妈妈刚离开医院，回家去了。问知不知道一点儿薛霞和小玥母女相见的情况，孩子的爸爸说不知道。那孩子的爸爸也是咱们的一个北大荒知青哥们儿，但因为儿子烫伤了，心里着急上火的，没良好的情绪关心别人的事了。见我老婆满脸淌汗的样子，催促我老婆赶快再到他家向孩子的妈妈了解。我老婆马不停蹄，又返回那姐们儿家里。结果还是迟了一步，又碰上了锁。邻居说，孩子的妈妈匆匆忙忙吃了几口饭，又到医院替换孩子的爸爸去了。我老婆只好再返回医院，终于见着了咱们那姐们儿。守着人家烫伤了的孩子问，一问一答的。两人刚说了几句，病房熄灯了。护士不许她们在病房谈话，小声儿也不行。两人只好到走廊谈。刚又谈了几句，孩子在病房里唤妈妈，要撒尿。我老婆不忍继续分人家的心，就回来了。但情况总算粗略地了解到了。薛霞与小玥母女相见时，互相抱头痛哭了一场。小玥说，再也不离开妈了。薛霞说，一定要使女儿有一个温暖的家。从此一定要以十倍的母爱来爱女儿，以弥补对女儿的歉意。小玥住那一家，不知薛霞当天会去认小玥，两口子都上班去了。孩子下午上学还没回家。咱们那姐们儿，认为正是母女一个倾心相谈的机会，就告辞了。接下来的情况，也就一无所知了，连薛霞是不是把小玥领走了都不清楚。但是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薛霞真的认下了小玥这个女儿，使我觉得我的那份儿义务和责任，总算是完成了。让我老婆替我跑了那么多腿儿，我还真心疼她。那一天，我第一次给我老婆端洗脚水。第二天我一上班，单位的头儿就把我找去了。问我：‘翟会长，你们北大荒知青那档子事儿，你处理得怎么样了？’我一听这话里有话，是在含蓄地敲打咱哥们儿呀！我说：‘感谢领导上对我的照顾，允许我整天跑这件事儿，现在是达到预期的愿望了！’头儿一板面孔，说：‘我什么时候允许你整天跑那件事了？你一没正式请假，二没打过招呼，是无故缺勤。’我一听，可就傻了。无故缺勤，前后半个来月的工资一扣，我怎么向我老婆交代哇？我只好嬉皮笑脸地说：‘头儿，就算你没允许过我，可你也没提醒过我一句哇。不是有点儿睁只眼闭只眼的意思吗？今天你跟我较真儿，不是等于对我玩欲擒故纵的手段么吗？’我们头儿笑了，说：‘翟广东，你小子别跟我胡搅蛮缠。你这又是什么手段？！你这不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手段么？不过呢，我儿子女儿当年也是北大荒知青，念在这种关系上，不扣你工资了。但是，你后天得出趟差，替单位追回笔欠债，将功折罪。’我向头儿作了一个揖，满口保证不辱使命。我们头儿又嘱咐我，不要对单位的人再说什么允许没允许过我的话。本来我认为，我这会长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不料下午又有些人往单位给我打电话，都是一个内容，说会长，下一步就该解决小玥的户口问题啦！我说这事儿不用大家操心了吧？薛霞既然认了小玥，薛霞自己会操心的。她对她的女儿，比我们大家更有这份责任嘛！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在电话里说，以组织的名义，肯定比以个人的名义出面顺利。女儿尽管是薛霞自己的，但户口问题全推给薛霞自己，太不义气了。咱们北大荒回来的人们，办事绝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呀！如果长期让薛霞带着一个没户口的女儿生活，对母女俩都交代不过去哇！也让社会上笑话咱们没有那弯弯肚子，还偏要吞镰刀头呀！我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可是办下一个城市户口，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呢？我就婉言劝大家从长计议。我向大家解释，咱们北大荒知青联谊会，不是什么组织，千万不能自称是组织。如果自称是个组织，那公安局就有理由认为是个非法的组织。因为既没申报过，也没经任何方面批准过。他们说，不管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反正客观上存在着二十来万人。发个什么通知，哪怕汇聚起十分之一，那也是两万多人。不是个组织，也是个松散集体。集体办事的能量，总之要比一个人办事的能量大得多。我一放下电话，我们供销科长又对我说：‘翟广东，要么，我几天见不着你个人影儿。要么，你一来，就坐了我的椅子，占了我的办公桌，抓起电话放不下。干脆你夺了我的权算了！’他刚说完，电话又响了。
我说：‘科长，我是那种想夺人家权的人吗？这几天不是赶上我办大事了吗！您宰相肚里能撑船，您海涵点吧。您快接电话吧！’他说：‘我才不接呐！你还想把我变成你的秘书呀？’一转身，干脆躲出去了。我抓起电话，果然又是咱们的人打来的，没通上两句半，总机插话了，说：‘翟广东，单位的电话，可不是你的专用电话。你这位会长，要是够那地位，就拉条专线。这一次对不起了，我这儿线忙着呢！’说完把电话给掐了。下班我一到家，家里早有两位，叼着烟，喝着茶，在等着我了！他们说是薛霞求他们来的，说小玥的户口问题，还得我这位会长鼎力相助。她自己是一筹莫展、无能为力了。正这么说着，男男女女又来了四五位。你看，许多事情就是这么怪。当你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你会忽然发现，其实人们对你并不屑一顾。你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中顶不起眼儿的一个。于是你很沮丧，懒得死，也打不起多大精神头儿继续活。当你自我感觉最不好的时候，你又会忽然发现，似乎你在人们心目中毕竟还是个人物，似乎你对他们还挺重要，似乎这个世界还挺需要你的。我觉得我这会长，好比某一居民区的‘片警’，你主动进谁家的时候，谁心里都不太欢迎你，认为你显然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你的存在。别人找到你的时候，都希望你牢记着你的义务、责任和使命感。那一天送走客人，我如同又被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压住了。我又犯起愁来了。我是酱油厂的推销员，不是市长或者市委书记呀！推销一千吨酱油，也不比办下一个城市户口难上加难呀！第二天我找我们单位的头儿。一进他办公室，他就问我火车票买到了吗？我说还没去买呢。他说那你来单位干什么？赶紧弄票去呀！你堂堂一个大会长，全哈尔滨市各个旮旯都有你的北大荒哥们儿，不至于弄不到一张火车票吧？你该不会是因为火车票找我吧？我说头儿，火车票嘛，别说一张，十张也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我压根儿就不能去了。我们头儿一听就跟我火了。一拍桌子，指着我脸说：‘翟广东，你不去，我除你名！’我说：‘头儿，你别跟我叽歪嘛！’我就如实地，将昨天晚上，北大荒的哥们儿姐们儿，要求我做什么，以及我怎么样无法推诿，答应了他们的经过，一五一十陈述了一番。我们头儿默默听我说完，研究地看了我半天，问我：‘你们是不是还要负责那女孩儿今后找对象、结婚、生孩子的事儿？’我说：‘那哪儿用得着我负责呢？有她母亲负责啊！’他说：‘我以为你们要对她实行“三包”哪！你就趁早儿另投庙门去。我这单位庙门小，不能白发工资，替你们北大荒返城知青供养一位大会长！你们那点儿经历，都是哪辈子的陈糠烂谷子了？还一往情深的，动不动就往一块儿凑？你们有这个瘾怎么的？你们不再共同做件什么事儿，下半生不知怎么活了咋的？’我能说什么呢？赔笑呗，递烟呗，听训呗。他问我那追债的公差交给谁？几笔债不追回来，单位快发不出工资了。这一点不必他说，我知道。几笔债是我经手欠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点也不必他说，我明白。我说：‘头儿，我考虑过了，追债的事儿，虽然我不能亲自去了。但我的几个北大荒哥们儿，愿意为咱们单位效劳。也算是将我替下来，以工换工吧！’他又跟我一拍桌子说：‘你少跟我提你们北大荒的哥们儿。是你哥们儿，又不是我哥们儿！’我说：‘头儿，他们替我去，可比我单枪匹马地去，有把握多了！一名法院经济科的，一名报社的记者，还有一名律师，只要咱们单位给他们报销路费就行，连差旅补助都免了。他们愿意替咱们单位省下。’我们头儿吸着我敬他的烟，又研究地看了我半天，问我是在骗他，还是确实的事？我说是确实的。他思索了一会儿，说那行。如果几笔债追回来了，不但路费报销，差旅补助照发，每人还给五百元酬劳。我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也不放心我呀！叫我写下三个哥们儿的姓名，替他们立张字据。我说：‘立什么字据哇？我敢耍您吗？我还要在您手下讨碗公饭吃呢！’说着就掏出三张名片放在桌上。我们头儿拿起来一张张看得挺仔细。我说：‘头儿，我变戏法儿，也不能隔了一个晚上，就变出三张不同的名片来啊！’我们头儿看到第三张，冲我翻脸了，扯着嗓子就吼了起来：‘这一张是我儿子的名片！你小子怎么把我儿子也扯到你们一块堆儿去啦！’我哪儿想到事情会这么巧呢？三个哥们儿我一个也没见过，是昨晚那几个哥们儿姐们儿举荐的，名片也是他们给我的，不过我心中倒有底了。我扑哧笑了。他又一指我：‘你笑什么？你搞什么阴谋！’我忍住笑说：‘头儿，这不是阴谋，也不是阳谋，是不谋而合。您别忘了，咱们酱油厂还一拨儿我们的人呢。我没动员他们就很照顾您情绪了，您掂量着办吧！’他说：‘你小子威胁我？’抓起电话，就当着我的面儿训斥他儿子。也不知他儿子在电话里对他说了些什么，总之他的语调渐渐地就低了，后来就不说话了。只是‘嗯’。他放下电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厌烦地挥了挥手。我说：‘您还没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呐。’他说：‘要是追不回债来，差旅费从你工资扣！月月连续扣，扣你个屁滚尿流！’你说我担多大风险啊！”
“论起来，咱们那帮哥们儿中，有当记者的，有当法官的，有当局长的，有当区长的，却偏偏阴错阳差的，选我当上了咱们的会长。选我的时候，许多人还奉承我，说我的地位，相当于什么北方军团总司令。没咱们那些掌了权的当了官的哥们儿，其实我连一百个人一次的聚会都召集不起来。真正至今仍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不是我，是别人。但没有我这么个东跑西颠任劳任怨的人也不行。我不过是个傀儡。他们是智囊团，是高参部。他们策划，我具体实现。我的长处是有魄力，没什么顾虑。有些事，由我去实现，方式方法上欠妥，也就不过是欠妥罢了；要是由他们出头露面的，准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其实我充其量说是个将才，不是帅才。我这人有自知之明。但是将才挂帅，往往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几个星期后，真把小玥的户口给办下来了。你知道怎么办的？说起来也有点儿恶劣。走正当途径，能成功吗？即使算有希望，那也必定要拖到猴年马月去。咱们打不起持久战呀！咱们只能打速决战是不是？于是采取搞聚会和募捐的形式。由于参加的人挺多，惊动了有关领导。有一天，有关领导把我这个所谓的负责人请了去，了解事情的始末。我就将刚才给你看过的那张报纸给他看了。他看完说：‘我非常同情这姑娘，我能为你，或者直接为她做些什么吗？’我就把我们怎么将小玥接到城里来，怎么排了个先后的名单顺序让小玥轮流住我们家，怎么寻找到薛霞并促成她们母女相见，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当然不如对你讲得这么详细。我一边讲一边看手表，唯恐耽误领导太多时间。人家的时间宝贵啊！但我这人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自己觉得讲得够简单的了，却还是讲了半个多小时。这位领导听得很认真，认不认真咱能看得出来。人家还对我说：‘别看表，用不着看表。我今天上午的时间都属于你。’最后我提出了小玥的户口问题。我以为他肯定会表示为难。”
“没想到他问：‘除了这件事，还有什么事？’我说：‘这个问题您若能帮助解决了，我代表全市二十余万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给您鞠一躬。’这位领导说：‘对你们，当年有返城政策，现在也保留着它合情合理的那一部分。那姑娘是你们知青的后代，经历又那么令人同情。我看你们的要求不过分，也符合政策。你们那么多人关心她，说明你们这一代人很有人情味儿嘛。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写个材料，我作个批示，然后，让秘书陪着你到有关方面去办，你同意吗？’我腾地站起来，恭恭敬敬鞠了个躬。太顺利了呀。我反而有些发蒙。我说：‘谢谢您，那我就告辞了。’他说：‘你等等。’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张钞票卷了卷揣入我上衣兜儿，又说：‘就算我响应你们为那姑娘进行的募捐吧！’我说：‘这怎么行！’想掏出来还他。他抓住我手，使我掏不成，说：‘这怎么不行呢？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我有同情心嘛！’他就那么拉着我的手，把我送了出来。”
“户口顺顺利利地办妥了。替我去出差讨债的那三个哥们儿，也够给我争脸的。单位数次派人讨不回来的几笔债，他们一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和我们酱油厂打经济交道的，都是各省市的小部门。一位记者、一位法官、一位律师代表我们单位去讨债，使他们紧张得很。没钱的，挖东墙补西墙，借钱也把债还上了。不敢不还了啊！我们头儿还真讲信誉，三个人给了一千元酬劳。因为有一个是他儿子，少给了一份儿。怕照给，将来说不清楚。那俩哥们儿都不好意思往腰包揣，给我了，说是算捐给小玥的两份基金吧。我只收下了六百，毕竟劳他们一次大驾，功劳苦劳加一块儿，每人鼓励他们二百元烟钱。大家还给那笔基金起了个名称，叫希望基金。总共四千元，不多，可也不是一笔上趟街就容易捡到的钱哇！我把钱用小玥的名字存上了，把存折当着薛霞面亲手交给了小玥。哥们儿姐们儿皆大欢喜。出过力的、尽过心的、献过策的，凑份子撮了一顿。薛霞代表小玥说了番感激的话，说着说着哭了。她一哭，小玥也哭了，把大家哭得心里边全都热乎乎的。趁着热乎劲儿，一些哥们儿姐们儿又许下了愿，说小玥的工作问题也包在大家身上了。说真的，有这么多好叔叔好阿姨，还能让小玥没工作干吗？”
“那之后，有个姐们儿替她们母女租了一间房子，是楼房，地点相当好，在南岗。租金也很便宜，每月才七十多元。哥们儿姐们儿的，也就再没聚会过。我也就再没去看过薛霞和小玥。也是避嫌，怕过分热心，引起她们母女什么误会，或者招惹出什么闲话来。何必呢，是不？但是我心里倒是常想着大家许下的愿，说过的那些热乎乎的话。工作问题毕竟不像户口问题那么难。还有个机会因素和运气因素，急也没用，慢慢来呗。再说我认为，那可主要应该是薛霞的责任了。薛霞结识的人，绝不比我少。我结识的多半是咱们北大荒的哥们儿姐们儿，而且以下里巴人为主。当了官掌了权的哥们儿姐们儿，我还不主动去结识，免得人家怀疑我打算攀附。薛霞结识的人，可就是些有头有面的人物们了。不是我背后贬损她，和她接触，我觉得她是个挺势利的女人。我觉得她心里其实挺瞧不起咱哥们儿。不过认为咱哥们儿还有些利用价值罢了。不定哪天还得借助咱哥们儿这会长的号召，所以表面儿上客客气气。对大家给予她们母女的种种帮助，我觉得她感激是感激，但又肯定是她从心理上排斥接受的。她当面问过我：‘翟广东，我能帮你做件什么事儿啊？’我说我没什么需要求她的事儿。她说：‘难办的事儿你别求我，求我也是白求。我可没你们那么多精力。什么小事儿，容易办的事儿，你最好也求我一次。’我问她：‘你干吗急着让我求你办件事儿呢？’你猜她怎么回答？她说：‘那咱俩不就扯平了吗？’你听这叫人话吗？我说：‘那其他的人呢？要不要我替你转告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赶快来求你办一件容易办的小事？’她说：‘那可不行。那可不行！我只和你个人之间，存在着扯平扯不平的关系。至于其他人，我并不直接欠他们什么人情。尽管你是为我办事方求他们的，那也是你直接欠他们的人情，与我无关。扯平扯不平的，怎么个扯平法，是你个人的问题。’她就是这么说的。我胡编一句我是狗，是王八蛋。她说的时候似乎一点儿也没考虑我听了会怎么想，似乎更没意识到会寒了我的心。她倒是个有什么说什么的人，说得坦坦率率的。当时把我气得呀！因为有小玥在场，我才没发作。我告辞时暗暗发誓，我要开始忘掉整个这件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也什么都没做过。我没将薛霞说过的那些话告诉别人。今天告诉你是告诉第一个人。让哥们儿姐们儿的心里都感到恼火，有什么意思？留点儿温馨在人间吧，即使是带涩味儿的温馨。”
“两个多月后我碰到了小玥。在一家卡拉OK餐厅。我代表我们供销科长请关系户吃饭。有个姑娘在歌台上献唱。唱的究竟是哪一首歌儿我不知道。只记住了两三句——‘现在是某一天，某某与某也同在，默默地互说誓盟，都说心至爱’——起初我没往歌台上看，和客人说话。客人却两眼望着歌台，不停地咂嘴摇头，对我说你们哈尔滨的姑娘真火呀！嗓子这么次也敢公开献唱！这不是影响顾客的就餐胃口吗？怎么餐厅老板就不干涉呢？我这才往歌台上看，一看那不是小玥吗？两个多月不见，她整个儿变了样儿。头发烫得乱七八糟的，发廊管那叫爆炸式，老百姓管那叫鸡窝式。穿得也古里古怪。上身是一件没袖子的东西。不知那应该算是什么东西，像早年南方农村人下雨天穿的蓑衣，但是绸质的，花花绿绿。下身穿的是那种和袜子连在一起的丝裤。女人只有穿裙子里边才穿那玩意儿。可她没穿裙子哇！一张脸也浓妆艳抹的。眼睛和嘴都镶了重边儿。总之是不成体统，有伤风化。一边唱，一边扭。唱得难听，扭得难看。一扭一旋，上身那薄薄的没袖子的东西就飘起来了。下身那东西又是肉色的，半透的，像是没穿裤子，像是半裸体。顾客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年人。当然尽是些三类小款爷之流。一个个不吃不喝了，眼睛都瞪得甭提有多圆。如同小玥是一块奶油巧克力。专等她一唱完，就争先恐后冲上台把她吃了。吃个一干二净。你没法儿想象我当时心里是种什么滋味儿！我能和别的男人们一样，瞪圆了眼睛去看她吗？我能起身走上前去把她扯下来吗？如果换了你是我，你会愿意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去和她说话吗？我只有低了头默默喝酒。终于小玥她唱完了，一张餐桌的一些小痞子们，就起哄，鼓掌，叫好。小玥下了歌台，得意洋洋地往他们那张桌走。我这才明白她和他们是一块儿来的。她走过去就坐在一个家伙膝上。那家伙端着杯灌她啤酒喝。她就喝。于是小痞子们又起哄。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不看也不等于小玥就不在呀！我把服务员小姐招来，让她请她们老板说话。一会儿老板来了，是位女老板，四十多岁，肥瘦适中，挺风骚的样子。我问她：‘你这餐厅还想不想开下去了？’她说开得正红火呐，干吗不想开下去呀？我说：‘那你就去劝那张桌的人们文明点儿，别影响旁人的情绪。’她说：‘他们是我这儿的常客，您这不等于是叫我得罪我的上帝们吗。我说：‘那你就不怕得罪我吗？’她赔笑问我：‘您是哪方面的呀？’我说：‘你自己看！’就掏出一张名片儿放在桌上。就是我们单位头儿的儿子那一张记者的名片。她看了看，笑得更令人肉麻了，说：‘闹半天您是个记者呀，那我更得罪得起了。我宁可得罪您，也不能得罪我那些上帝啊！您不就是会写篇报道什么的，贬损贬损我这餐厅吗？您写吧，那等于给我做广告，如今的小青年，最喜欢到自由化的场合。好比他们最喜欢看受批判的，被指为黄色的小说一样！’我冒充记者居然没镇住人家。人家压根儿不把记者放在眼里。人家又说：‘都是来高兴高兴的，您何必跟小青年们过不去呢？’那几个客人也这么劝我。如果坐在一个小痞子膝上的不是小玥，我翟广东才不管这等闲事儿呢！我和咱们那些哥们儿姐们儿的，煞费种种苦心，使小玥终于成了一个城市姑娘，不是为了哪一个小痞子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把她抱在膝上！我说：‘是一张记者的名片吗？那老子搞错了！’就收回那张别人的名片，再掏出张自己的名片放桌上。当时我已经印了名片，名片上没印酱油厂推销员，印的是哈尔滨市北大荒知青联谊会总长。不是印错了，是我觉得总长比会长听起来响亮。女老板又拿起来看了看，撇撇嘴，说没听过有这么个会，问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其实弦外有音，是在问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冷冷地说：‘你别管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你们这儿有电话没有？’她指指柜台说有。我就起身去打电话，瞎拨了一阵号码，对着话筒大声说：‘王秘书吗？你给我马上召集些哥们儿，不用七八十人，二三十足够了！在最短的时间到……’我捂住话筒问女老板这餐厅在哪一条街上。这下她可慌了，走过来对我递小话儿，又慌慌地去劝那些小痞子们雅静点儿。我接着对话筒说：‘算了，别召集了。我没什么，不过惹了点儿闲气！’放下电话，我回到座位，我的客人们都纷纷举杯劝我喝酒。他们也被我唬住了，也都没看出我是在弄景儿。那帮小痞子们，雅静倒是雅静了。但又开始鼓励小玥唱歌。小玥就又往歌台上走。大概由于餐厅里的光线暗幽幽的，她没认出我。我第二次离开座位，想抢先一步占领歌台。结果还是她先拿起了话筒。我说：‘你，别唱了！给我，我要唱！’她这才认出我，愣了一会儿，乖乖地让给我了。我什么时候在大庭广众前唱过歌啊？但不唱也下不了台呀！一不做，二不休，就唱吧！我就唱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词儿也记不准，硬唱。小玥这时就回到她那张桌上去了。不知她怎么对那些小痞子们说的，反正他们一个个站起来，一溜儿悄没声儿地走了。我没唱完，全走光了。剩下满满一桌子酒菜。”
“那天晚上我就去找薛霞。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不能不将自己看到的如实告诉薛霞。我翟广东亲眼看到了，能没有起码的责任感吗？薛霞不在家。小玥正要出门儿。又换了一身，比我白天看到的那身打扮正经不到哪去。她见了我并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是有点儿怯怯的。看得出来，她内心里还是敬畏我的。我问她妈妈哪儿去了？她说出国了。我问出国多长时间了？她说快一个月了。我问是公费出国还是自费出国？她说不清楚。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她也说不清楚。我问你怎么一问三不知？她说她妈临走时说也许时间会很短，也许时间会很长。我问来过信没有？她说来过一封信。我说你找给我看。她找了找，说忘了弄哪儿去了。我看出她挺不耐烦，一心只想赶快离家出门。我逼着她再找。终于找到了。不是信，是张明信片儿。三言两语，写着已顺利到达日本，一切都好，不必挂念之类。我说：‘小玥，你给我坐下。’她不坐，说她没时间陪我多说了，有事儿。我忍不住大吼：‘你给老子坐下！’她才坐下。因为我在她的家里对她吼了，显出一副反感我的不服不驯的样子。我问白天和她一块儿那一小撮儿，是些什么人？她说是朋友。我问在哪儿认识的？她说在舞厅认识的。我问你连舞厅都去过了？她说舞厅不是人去的地方吗？我问她都去过哪些舞厅？她说出的都是些门票很高的地方。我说那些地方是你去的地方吗？你还没工作，哪儿来那么多钱，专去那些地方消费？她低了头不吭声儿。我瞪着她忽然一想，她动用了众人为她筹的那笔基金了吧？我让她交出存折给我看。她说存折她妈带走了。我看出她在撒谎。扇了她一耳光。这一耳光起了作用，她将存折交出来了。我一瞧，就剩下三百多元了！我又对她吼，问她怎么就剩这么点儿钱了。她哭了。说她妈走时，取出一半儿，兑换成外汇带出国了。说她自己才花了一千多元。我说：‘你两个多月就花了一千多元，你还觉得花得少哇？’你猜她说什么？她腾地跳起来也冲我嚷：‘你管得着吗！你当你是谁？你当你是我爸呀！我现在有妈了，用不到你充我的保护人！我花钱你眼气是不是？无利不起早，兴许还被你从中昧下了一笔呐！要不你怎么只交给了我们钱，没交给我们账？！’她这一嚷，我也愣了。我哪儿想到应该记笔账哇！这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我愣了半天，说：‘小玥，你不是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完全是为你好。我打了你，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但是我要求你，不，我请求你回答我——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你妈妈也和你一样，心里存在着你这种怀疑吗？’她说：‘你要是没做什么手脚，就别心虚。’我说：‘好，小玥，你说得好，说得对极了。你也不必回答了，我也不再问你什么了。从此往后，我再也不到你家来了。我能够把你忘了。你也把我这个叔叔彻底忘了吧！’我一说完我就走了。”
“不久我收到了薛霞从日本寄给我的一封信。虽然写了两页纸，但字很大。大意是她在日本有幸结识了一位很赏识她的日本人，可能今后会成为她的日本老板。为了这种前途，她决定留在日本较长一段日子。至于小玥，就拜托给我们这些小玥的叔叔阿姨们了……”
“我反复看了几遍，没看明白。觉得她这封信写得扑朔迷离的。她今后还要回中国，在中国做一位日本新老板的代理人？或者打算永远侨居日本，摇身一变，做一位日本女华侨？拜托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暂时的？打算将来有机会也把小玥弄到日本去。还是长期的，干脆甩包袱一样甩给我们不要了呢？”
“我没把这封信送给小玥看。送给她看又有什么意思呢？再说我也真不想马上又见到她。她变得太快了，变得太令我吃惊了，变得像一只母狼崽子。你割下自己的肉喂她吃，都得提防她咬掉你手。现如今的城市，真厉害！它是孙悟空。人不过是它身上的毫毛。它吹口气儿，说声‘变’，人就变了。变得使你想不到，而且使你伤心。我只把信给我老婆看了。我老婆当时沉默了半天，一句话没说。过了些日子，哥们儿姐们们儿的，又纷纷来我家找我。有的和我一样，亲眼看到了小玥的种种放荡行径。有的虽未亲眼看到，但耳闻了种种。大家都挺忧虑，都说不能任这孩子在邪道儿上继续滑下去呀！我便将我怎么跟小玥谈过，小玥怎么对待我，我打了她一耳光，她又说了番狗咬吕洞宾的话，据实讲述给大家听，也给大家看了薛霞的信。有的批评我太冲动，不够冷静。有的评论薛霞的信，认为纯粹是甩包袱，纯粹是愚弄大家。有的感慨小玥这孩子心理素质太差，太经不起城市生活纸醉金迷一面的诱惑，太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最后还是我老婆说了一句话，统一了大家的意愿。我老婆说：‘就算薛霞是把小玥当包袱甩给咱们了吧，就算小玥这孩子心理素质太差了吧，那咱们就有理由不管她了吗？薛霞把小玥拜托给咱们，没拜托别人，毕竟证明她对咱们还是信赖的。小玥心理素质差，还不是因为她的命运经历，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好的影响？咱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她正在变坏，总不能袖手旁观呀！’于是大家商定了哪天一块儿找小玥谈一次，苦口婆心规劝规劝她。可是没等我们来得及这样做，小玥就被公安局搂进去了……”
翟广东终于讲完了。
他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表示再没什么值得“汇报”的了。
与其说我感觉到了他那一拍的分量，毋宁说是我悟透了。它意味着接下来该做的事全由他代表某些人“拜托”给我了，全是我承前启后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了。
但是我可不打算取代他演砸了的角色。对于他，更准确地说，对于某些我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战友们的“拜托”，我一点儿能出色完成使命的自信也没有。我问他是否把这一切一切写信告知小玥的母亲了？他点了点头。我问他小玥的母亲怎么复的信？他摇了摇头。我说我不懂他摇头的意思。他说去信一个多月了，小玥的母亲根本就没回信。我问他去看过小玥没有？他说去过两次。说每次小玥都哭着哀求他，口口声声叫他好叔叔、亲叔叔，哀求他把她弄出来……我问公安局对小玥究竟什么态度，是把她划在“严打”之列了，还是留有网开一面的余地？
他说公安局的态度是明确的，认为小玥够得上一个典型了。在短短四五个月之内，卖淫百余次，差不多平均一天一次，判个四年五年也不算重。
我问：“那位在公安局当副科长的知青战友什么态度？”他说：“态度挺暧昧，未表示不愿帮什么忙也未表示一定能帮上什么忙。”我说：“人家当年虽和我同连队，但分别后再就没见过面，只怕当年那点儿感情早淡薄了。”
他又在我肩上重重拍了一下，寄以大希望地说：“你先得满怀信心才是。也许事情很简单，很顺利。我们为小玥办户口，不就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么困难吗？”
我说：“但愿如此。”
他也说：“但愿如此。”
我问：“怎么跟我那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战友联系？”
他抄给我电话号码。
我沉思默想一会儿，问：“就算把小玥弄出来了，谁继续对她尽责任和义务呢？”我考虑，这的确像承包一样，承包人越多，效益越差。
他说：“我们已经为小玥安排好了工作，在一家服装厂。先学徒。学徒期间每月发一百二十元生活费。出徒后，拿计件工资。只要自己对自己抓得紧，每月至少三百多元。”
我说：“这可不算低了。”
他说：“是啊，比一位局长的工资还高。就是累点儿。”
我问他跟小玥讲过没有。
他说跟小玥讲过，说小玥保证出来后，好好当一名服装厂的工人。说如果小玥没有这种忏悔之意，他和大家也就不想管她了。她妈妈可以将她“拜托”给叔叔阿姨们，大家为什么不可以也将她“拜托”给公安局呢？
他说完，便起身告辞，说还要到服装厂去一次，将小玥的工作问题彻底落实。他怕这事儿不落实，小玥从公安局出来又是个城市里的闲人，又由闲而重蹈覆辙。
他走后不一会儿，服务员来通知我去吃饭。我一看手表，差几分十二点了。在招待所食堂吃饭的人不多，单独为我设了一张小小的客桌，说是所长关照的。我有些后悔没把翟广东留住一块儿吃饭。想想，他真是无所图的。像他这么一往情深地把自己往“北大荒知青”这条脐带上拴的人，即使在当年有过共同经历的几十万人中也不多了。听他“汇报”了将近一上午，我似乎能够理解他一些了，却又无法完全理解。我觉得人还是不要一往情深地活在历史的夹页中好。瓜熟蒂落，“北大荒知青”这条脐带上其实最后拴不住什么，唯一能拴住的不过是一些各自的回忆。而回忆不是一块糖或一撮茶叶，放入一杯水中就能使满杯芳香或者变甜。如果杯是一座城市，这样的愿望则更加不切实际甚至天真了。但是对于他为小玥不遗余力所做的事，我却不忍再取嘲讽的态度了。
吃完饭我睡了一小觉。醒来后，几经犹豫，往公安局挂了一次电话。我决定早些进入情况——而不是进入角色。只要我做了他和他们认为我有责任有义务做的事，不管结果如何，我不是都可以早些回北京了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至于小玥——我认为在自然界，毛虫能蜕变成漂亮的蝴蝶，而在人类刚好相反。对这种现象不足为怪。甚至也大可不必多么伤心。翟广东他正是在这一点上太想不开。
我那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战友曲秀江不在。我请接电话的人务必转告他，我在哈尔滨只能住两三天。我非常非常想念他。如果这一次不能见到他一面，我将非常非常失望、非常非常遗憾，等等。
放下电话，我赶紧到我三弟家去。母亲见了我，自是万分诧异。母亲问我怎么突然又回来了，我搪塞地说是回来参加个会，没和母亲交谈几句，便开始在弟弟家中东翻西找。仿佛上次回来，把什么贵重之物遗失在弟弟家中了。母亲更诧异，问我找什么。我说找我以往寄给弟弟的书。母亲说那不都是你自己的书吗？我说我要找的正是我自己的书。母亲便也帮我找，总算找到了三本，带着就走。母亲问我住哪儿？我说甭管我住哪儿，也不必让弟弟去看我。开完会时间充裕我就再回来一次，没时间就直接走了。
回到招待所，服务员告诉我，我房间里有人在等我。我想准是翟广东。推开门，却不是他，而是两位穿公安警服的人，一男一女。女的我不认识，男的也很陌生。但我猜那肯定就是我当年同连队的知青战友曲秀江了。我早已记不清他是什么样儿个人了。
我亲亲热热地扑过去和他拥抱，亲亲热热地说：“曲秀江，曲秀江，想你哇！”
他脸红了，被我亲热得挺忸怩，赶紧声明他并不是曲秀江，又向我介绍那女的，说是曲秀江的爱人。
我也脸红起来，一时怪窘的。
我的同连的知青战友的爱人说；“老曲下午开会，叫我先来替他看看你。”又向我介绍被我误认作曲秀江的她的同事，说她是坐他开的车来的。
“小马当年也是你们兵团的，也在写知青小说，听我说是来看你，就主动陪我来了。”她不说“咱们兵团的”，而说“你们兵团的”，竟使我多少感到有点儿失落。依我想，她若也是兵团的，我可以先争取她，再通过她对曲秀江施加特殊的影响，兴许小玥的事儿能好办些。
她又对小马说：“你不是想和作家探讨探讨文学吗？”
小马说：“梁老师肯跟我探讨呀？那不等于瞎耽误工夫吗？”
我说：“哪里哪里。我已经江郎才尽了，很快就要被文学潮流淘汰了！我的观念也保守，可别一番讨论，把你引入歧途哇！”
我是故意这么说，说得不但谦虚，而且有几分自卑的意味儿，心中怀着另外的目的，哪儿有情绪探讨文学呢？
小马说：“其实我主要是希望梁老师您能送我一本您的集子。”
我说：“你这个希望落空不了。我愿意把自己的集子送给别人。否则看我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少了。”说罢，从皮包里取出那三本书，一本签了名赠给他，两本赠给我当年同连的知青战友的爱人。他们都挺高兴的。
小马说：“梁老师，今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开口。”
曲秀江的爱人说：“对，找他。他爸是我们公安系统离了休的老当权派。他是小当权派。”
我一听此话，立刻对小马另眼相看，问他有多大权限。
他笑笑，说：“咱一个小小的司级干部，能有什么权限可言啊！”
我一听他说自己是“司级”干部，不禁暗暗庆幸。要是能将这位对我挺尊敬的“司级”干部说服了，小玥的问题不是就不成问题了吗？却又觉得他太年轻，言语也太嫩，和我接触过的司局一级的干部们相比，似乎不太是那么回事儿。
我迷惑地看着曲秀江的爱人，期待她从旁证实什么。她抿唇而笑。我只好试探地问小马，“扫黄”和“严打”，他是否负着些领导责任？他说这些小运动，他是不插手的。我又问，那他到底分管哪一方面？他说——管方向，管路线，经常抓抓党的工作。出现小问题，揭盖子，抓班子；出现大问题，该撤的撤，该换的换。连他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我暗想，这还说没有什么权限可言？这权限够宽够大的了！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曲秀江这条线，自然是要牢牢攥紧的，眼前这位小马嘛，也须好生奉承着点儿，兴许我们的小玥能否获得释放，他将起关键性的作用呐。
“请吸烟！”
我掏出从三弟家里顺手牵羊抄来的一盒“三五”向小马恭敬。
他说：“有好的不吸次的。”揣起自己刚掏出的一盒普价烟，接过了我的烟，一边嗅着一边等着火儿。
我问：“真的假的？”
他说：“真的倒是真的，就是有点儿焐了。”
我不好意思起来，说那别吸了，吸了会头疼的，说楼下有卖的，我去买一盒，说着便要去。他一把扯住我，说吸还是可以吸的，不至于会头疼。如果喝着茶吸，焐味儿是能被冲淡的。
我说：“看我，光顾和你们聊，都忘了给你们沏杯茶了！”赶紧起身沏茶，却找不到茶。一急之下，冲出房间唤来服务员，问房间里为什么没预备茶？服务员说这是招待所，不是宾馆，并不每天免费供住客茶喝。我只好悦色相求，给了她钱，烦她到楼下替我买一包来。
曲秀江的爱人一直在一旁抿唇而笑，见服务员离去了，调侃我道：“你真会现用现交，看人儿下菜碟儿！”我说：“这话从何谈起？”她说：“你把我冷落在一旁，不知怎么巴结他好，还不是看人儿下菜碟吗？”我说：“老战友的夫人哇，我有事想求小马，不是现用现交，也是现用现交啰，你就别挑我的理啦！”她说：“你别信他刚才红嘴白牙骗你玩儿那一套儿话！他哪儿是什么‘司级’干部，他是我们处的司机！”我不由得转脸看小马。小马也笑了，说：“是骗你玩儿，想不到你还真信了。”我重新咀嚼他刚才的话——管方向，管路线，经常抓抓档（党）的工作。出现了小问题，揭盖子，抓板（班）子，出现了大问题，该撤的撤，该换的换——可不说得明明白白的嘛！我忽然哈哈大笑。笑小马的风趣，笑自己的急功近利，笑罢，内心里一时间又感到那么无依无傍，沮丧得很。服务员送来茶，我只给老战友的夫人沏上一杯，竟又忘了也该给小马沏上一杯，并且开始盯着她的脸，估摸她有什么利用价值。她说：“我可没表示一定能帮上你什么忙啊，小马也没表示一定帮不上你什么忙，你怎么又只近便我，把人家小马冷落一旁了呢？”
小马倒不介意，自己涮涮杯，自己沏了杯茶，充分理解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张姐，你就快给人家吃颗定心丸吧。你看把人家搞得坐立不安！”
她说：“你这次回哈尔滨的使命我一清二楚，我们老曲更一清二楚。”
我迫不及待地要立刻吞下一颗定心丸，苦着脸忙趁热打铁地说：“我一外出，我儿子中午那顿饭就没人关照。嫂子，你们老曲若是不给我点儿面子，我对我们北大荒人没法儿交代哇！”
她说，我不该叫她嫂子，因为她的老曲比我小一岁，急需吞下一颗定心丸的是我，不是她。所以我急，她是一点儿都不急的，尽管她为我带来了一颗定心丸，却似乎并不打算马上奉送给我。她问我儿子多大了？爱人在什么单位工作？问我每天坐不坐班，稿费收入如何？问我北京的政治形势怎么样？国策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半开半放？还是有明显的彻底收的迹象？问我房改的信息，问我物价的情况，问我对民心的看法，问我对治安的印象……
我一一作了回答，连自己也感到回答得心不在焉。
她和小马却都对我的回答极其满意似的。她瞅一眼手表，显出受益匪浅的样子，扯起小马，说她们耽误我的时间够长的了，应告辞了。
我竭力挽留她和小马再待一会儿，再聊聊。
她说她当然愿意和我再聊聊，小马说他当然也是。但是她又说他们还有任务，说改天再来，说或者请我到她家去。她那口子还没见着我面呐，怎么说也得请我到家里吃顿饭啊！问我爱吃什么？想吃什么？
我说我爱吃苞谷碴子粥，和北方腌的蒜茄子。
她和小马就笑将起来，说招待我这样的客人，实在是太容易！
我已经多年没求过人了。这倒并不证明我已经活到了万事不求人也可以活得过去的优越地步。在咱们中国，活得那么有信心的人，我想肯定是不多的。若统计一下，大概百分之一都不到。我不求人，是因为我较有自知之明——你求人一次就得准备被求一次。而且得掂量掂量自己，当被人求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神通广大的能力，一拍胸脯爽爽快快地一口应承，说某件事完全包在自己身上了？如果没有，欠下了人情账可怎么还呢？须知如今，某些人情账，是不能以东西去抵销的。东西，人家也许收，也许不收。收了，是照顾你的面子。并不等于已和你清了人情账。该求你的时候，还是要求你的。不收，自己面子上便下不来。直至人家也求你一次，而且你鞍前马后地，为人家漂漂亮亮尽善尽美地办成了一件事，你的账才算还上。我曾经历过几次为朋友或为朋友的朋友去求人，但事后无法漂漂亮亮地还清人情账的事情，那种内疚、困窘和委屈简直无法言喻，再后来竟至于不敢求人了。正应了那句话——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进而竟至于渐渐地不会求人了，不会说求人的话了。许久不曾说某一类话，当非说不可的时候，那一种口拙舌笨的窘态，连自己也怜悯自己。
所以，当我老战友的夫人起身告辞，我简直快哭了。人家看出我的模样不对劲儿，有问题，困惑地问：“你，怎么了？……”
我脸红脖子粗仿佛要求人家当场给我生个孩子似的说：“我……我……就是那个……定心丸的事儿……”
人家格格笑了：“瞧把你急得！什么定心丸不定心丸的呀？不就是你们那个小玥那档子事嘛！……”
我连连说：“就是，就是，就是……”
人家说：“对不起……”
我一听脸顿时变了。这不是封口了吗？
人家话并没说完。
人家说的是：“对不起，我不是存心让你犯急。是因为刚才一聊旁的话，把这事给忘了！你们这些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抽的什么疯啊？干吗调动了那么多人，非要关心一只兔儿不可呢？”
我说：“这个，这个，这就是所谓北大荒知青‘情结’哇，理解万岁，请嫂子多多理解一下吧！”
人家说：“这件事搞得我们老曲别提有多烦了！不管吧，碍着那么多人的关系，怕大家说他不够哥们儿。管吧，明摆着是以权徇私，网开一面。我们老曲一知道你回来了，就对我说——他们把梁晓声也搬回来了，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在北大荒和我同连队，当年处得像亲兄弟一样，看来不管不行了，不该管也得管了，犯错误受批评也得管了！你看你在我们老曲心里头的位置多特殊哇！……”
我说：“惭愧，惭愧。这件事，我本是不该搅和进来的。我的心理，和秀江是一样的。嫂子，不是我在秀江心里头的位置特殊，是秀江对我的友情特殊啊！”
人家说：“实话告诉你，我是坚决反对我们老曲介入这件事的！可你口口声声叫我嫂子，我仍坚决反对就太没人情味儿了是不？你也甭在我面前装样儿了，这件事儿由我们老曲扛起来就是了！……”
我说：“老曲太仗义了！嫂子你也太仗义了！……”
“为那么一个小娼妞，值得吗！”
人家说罢便往外走。
我送他们回来，独自仰躺在床上，吸着烟，想象着那小玥会是个什么人儿。想象不出。转而回忆曲秀江当年的形象，却也只能回忆起一个面目不清的矮胖子。索性也不去回忆。接着就寻思翟广东，觉得他是个寅次郎式的人物，破车好强载，虽然多少有那么点儿领袖欲，但并不讨厌。对一切与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相关之事，或他自以为相关之事，具有种奋不顾身的劲儿。怪可爱的。
我是上次回哈尔滨时认识他的。没认识他这人之前，就多次听说他的名字了。有两件事，使我听了颇受感动。一件事是——有次他出差到北京，在新街口的一家饭店吃羊肉泡馍，见一蒙古族汉子喝醉了酒，伏首大哭，悲恸四座。他和他的出差伙伴，本已吃完，走出了饭店。他闻声驻足，不走了。说那蒙古族汉子肯定遇到了什么冤屈的事，或者天大的难事。否则一个堂堂的汉子会在公共场合那么哭？要返身回去问个究竟。伙伴知道他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也知道他惯爱充当解危救难的豪侠之士，扯住他不放，劝他公务在身，还是少管闲事的好。他哪里听劝呢！还是一挣胳膊又进了饭店。一问，那蒙古族汉子泪流满面地告诉他——自己是带独生女儿来北京看病的。但是通过书信答应他一定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一定帮助联络他女儿住进医院的当年的一位内蒙古兵团的北京知青，不知为什么却没去接他。而他是第一次来北京，人生地不熟，只好和女儿在一家小旅社落脚。四处奔波，女儿住不进医院。眼见得病情日益加重，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带的钱又快花完了，所以借酒浇愁。翟广东听了，跺足大骂那个当年内蒙古兵团的北京知青是王八蛋。将那蒙古族汉子挽出饭店，撇下自己的出差伙伴，截住辆出租汽车，将那蒙古族汉子送回了旅社。他嘱咐人家安下心来，好生照看女儿，说住院的事儿包在他身上了，并且掏出钱包，点数了二百元钱给人家，以解燃眉之急。从那天起，将公务全部推在出差伙伴身上，自己专在北京串联起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来。通过他们，只垫付了一半儿住院费，硬是开出了住院单。三天后，租了辆车，救世主似的赶到那个小旅社，接那蒙古族汉子的女儿去住院。一问，那父女俩被公安局抓走了。怔愣半晌。再问，旅社的负责人告诉他——他受骗了。那一对男女，哪里是什么蒙古族人！是汉族人冒充的。而且也不是什么父女关系，是一名通缉犯和一名小娼妓露水“夫妻”的关系，互相配合着做戏，已使不少善良的好心人上当受骗了。不但骗，而且偷，而且溜门撬锁，而且使“美人儿跳”的计谋，干敲诈勒索的勾当。他有心到公安局去追回被骗的二百元钱，但思忖已被花光，追回是不可能的了，只有甘认倒霉的份儿。医院那边儿，又被扣了一笔手续费。钱，都是公款。回到哈尔滨，从工资里还了三个月才还清。事情经由他那出差伙伴儿之口传播，成为许多朋友的笑柄。人们虽然取笑他，但是也都同时承认，他毕竟是善良的。这后一点，也许足以使他的心理平衡了。他似乎不太在乎自己上当吃亏，却相当在乎人们，尤其是北大荒知青中的哥们儿姐们儿，如何评价他。也许在他想来，被无谓地诈骗了一笔钱没什么，获得了一个善良人的好名声还是值得的。我听了这件事当然自有我的思考。正因为世上有骗子，善良的心肠才难能可贵。假如反过来，这社会更糟糕。试想倘我们见一老妪在我们前面一跤跌倒，让唯恐她是佯装跌倒单等你去扶她趁机反诬你推倒她的怀疑而压下去你打算扶她起来的人的自然的冲动，那么我们的心灵里还会产生除了食欲和性欲以外的别的冲动吗？我们的许多偏见，像倒置的金字塔，建立在琐碎小事上。但向上向外伸展，填满我们的胸膛。别人说他傻，别人告诉我他说他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傻事。以傻事来说，这样其实也并不能算傻。我觉得他的话确实冒着股傻气，但傻得不乏睿智。所以没见到他之前，我心里对他已怀有了几分好感。
第二件事他做得有始无终，赢得了很多人的称赞——有一对儿北大荒返城知青，丈夫和妻子都在街道建筑队。丈夫因工致残。不久建筑队解散了，只能由民政部门每月给几十元救济金。祸不单行，儿子又患白血病，妻子在后来的单位欠下了近万元借款。又是翟广东，替他们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串联起北大荒知青中一百余人，每人每月交两元钱，由他到月底挨家挨户收齐，亲自送到那一对儿夫妻家。说这件事有始无终，是因为从一九八三年一直到现在，他和那一百余人仍这么做着。物价上涨，每月每人交两元变成了交三元，而且肯定还要这么做下去，谁也不知做到哪一天为止，谁也不去想，谁也不问谁，习惯成自然地这么做着。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别提有多大。我本已对于由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发起的种种联谊活动缺乏热忱，正是这件事一度又使我变得积极起来。我见到翟广东第一面时，怀着几分敬意对他说——如有一天事实证明，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中自成一种人文环境，那么你是佛祖式人物之一。他对我眨眨眼睛，什么也没说。我看出他当时对我的话不知是褒还是贬的……
我正这么想着他这个人，他又来了。手破了，用手绢儿缠着。裤子膝盖那儿也破了。脸上青肿了一块。我问他怎么弄成这般模样？他说他的自行车撞人了。我一惊，忙问把人家撞到什么程度？他说把人家撞得也不轻。我说冰天雪地的，你骑着自行车干吗不留神点啊？他说本来他是很留神的。偏巧有两辆囚车驶过，路人都停下来看，都道是往劳教所押送犯人的。他想糟了，八成小玥也在车内，心里一急，就撞人了。他揉着青肿的脸，又说，双方都有理也都没理的事儿，但都想争个全理，差点儿打起来，惊动了交通警。双方都认识那交通警，一介绍，才知都是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结果握手言和，互歉互谅，两相留下电话号码，都又多了个哥们儿。我怕事情没他说的这么好玩儿，怕他隐瞒详情编了套瞎话骗我，独自承担什么严重的后果，便再三诘问。他发誓没骗我，我才信了。同时我感到荒唐，觉出哈尔滨和北京、上海、天津相比，确实是小不少。怎么仿佛就成了当年的一批北大荒返城知青的舞台，连自行车撞了的竟也是一位战友。还外加上一位是战友的交通警！
他说小玥的工作他跑定了，说倘若小玥今天被保出来明天就可以去上班，明天被保出来后天就可以去上班。他说：“我这个当叔叔的一份义务，自己觉着算是尽到了。小玥感不感激我，我不在乎。她毕竟是咱们的一个孩子哇！”
他的话说得那么真挚。我看出是发自他内心的话。倏然间我眼中一热。“咱们的孩子”这几个字，字字打动了我的心。
我不知他的话算不算傻话。
我不知我竟眼中一热是不是也很傻。
我告诉他小玥不会被送到劳教所去了。曲秀江已经委托他的爱人来过了。从公安局保出小玥指日可待了……
我看出他也怕我隐瞒详情编了套谎话骗他，他也再三诘问。我像他一样郑重发誓没骗他，他才信。他一信了，便紧紧拥抱住我，双拳擂我的后背，高兴地说：“嘿，怎么事情一变得容易，就意想不到地容易了呢！”接着又骂曲秀江，骂我们共同的战友狗眼看人低。都是战友，为什么面子非要留给我，就不肯方便一下给他呢？这不明摆着是存心为难他这位会长吗？我替曲秀江解释——不是谁有面子谁没面子，谁的面子大谁的面子小的问题，刚捕进去就放，老曲不好办，隔这一段时间，事情比当时淡化了，老曲就好办了。
他虽不再说什么激愤之词，但仍有些悻悻然。
后来他提议我俩应去喝两盅，以示庆贺。
我不愿扫他兴，随他离开招待所。
他说带我到一家兵团战友开的小馆子去，我取服从的态度。路并不远，十五六分钟便到了。地方虽小，但还干净。主人夫妇都是北大荒返城知青。墙上挂着模范个体经营奖状和两口子同副市长的合影。看来他是那地方的常客。主人夫妇一见他，双双迎上前，握手寒暄，很是亲热。
他坐定后，指着墙上放得老大镶在金边儿镜框里的合影说：“看，他们中间那一位，就是副市长，咱们北大荒哥们儿！”
我说：“广东，人家当市长了，以后你再不能哥们儿哥们儿的。你得替人家考虑点儿影响啊！”
他说：“为什么不能？当面我也这么叫！”
男主人红了脸说：“人家是来视察的，一听我们两口子当年也是北大荒的，主动提出要合张影儿。人家虽然当了副市长，可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别人有没有架子咱不知道。天地良心，对咱们可一点儿没有。是人家秘书给照的，没隔几天就连底片一块儿寄来了。合影后还有亲笔题字呐！写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他她，荒原作证！咱们看了，心里能明白那层意思，可讲不清楚……”
女主人接着说：“都是翟广东怂恿的，才放这么大，才镶了挂起来。依我，夹在相册里，留下个纪念就得了呗！”
翟广东得意地说：“什么什么？我怂恿的？你们两口子心里要很不乐意挂，就至于那么听我的呀！人家哥们儿为什么嘱咐秘书把底片也寄给你们？这一点你们真就不明白？一般关系，底片在你们手里，当官的兴许还叫秘书讨回去呐！人家哥们儿心细，替你们想得周到，那是诚心诚意不显山不露水地关照你们。你们不放大不挂起来，倒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啦！”男主人又说：“我也是这么寻思的，所以才听了你的嘛！”女主人望一眼合影，也又说：“倒是的，这合影一挂，收税的，检查卫生的，哪方面的人来了，都客客气气的了。那些吃白饭的主儿们，从此也不敢到咱这儿来吃白饭了！生意做得顺心多了。话说回来，咱们也挺争气的，不偷税漏税，严格遵守食品卫生制度，文明营业，服务态度好，连年得模范。回头客有增无减。咱们要对得起咱们这位北大荒知青出身的副市长对咱们这份爱心是不？”
我说：“是。是应该这样。”翟广东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这种口吻了？”我问：“哪种口吻啊？”他说：“教导人。在咱们北大荒返城知青之间，你要永远记住，别来这套。”我说：“你还没喝酒呐，就醉了？我半天才开口说一句话，你就听出我是教导人的口吻了？”他瞅瞅我，无声地笑了。我也笑了。男女主人便都笑了。翟广东又说：“还没向你们介绍呢，他就是咱们北大荒知青中混出来的作家哇！”女主人说：“梁晓声！”男主人说：“在报上见过你照片。你刚一进来我就认出你了！”
不经意间，外面下起了大雪。饭馆里暖烘烘的。我和翟广东都脱去了外衣。还不到吃晚饭的时候，营业幌子还没挂出去，也就没有顾客进门。难得的清静。女主人问我和翟广东想吃什么？我说千万别麻烦，现成的上几盘儿就行，说我不饿，主要是陪广东喝两盅。男主人说，知道我爱吃馄饨，有速冻的。说罢便亲自为我煮去了。女主人很快端来了几样佐酒小菜，利落地开了一瓶“龙滨”白酒和两瓶啤酒。
四人坐定，翟广东说：“先来白的。”
男主人说：“当然先来白的！”
于是由女主人斟满四盅白酒，共同举了起来。
我说：“我已经是肝硬化初期了，今天舍命陪君子！”
男主人说：“那你例外，象征性地喝点就可以。我们三个动真的！”又问翟广东，“兵团的老规矩，会长不说句什么？”
翟广东就说：“为了咱们小玥那孩子！”
女主人问：“到底能不能保出来啊？保不出来，咱们也太对不起薛霞了！”
翟广东说：“别提她。咱们没什么对不起她的。咱们只为咱们小玥，都干了这一杯！”我首先响应号召，一饮而尽。翟广东对我表示满意，竖了竖大拇指。我抹一下嘴，说：“小玥能保出来了！”男女主人一齐望着翟广东。翟广东证实：“真的，小玥的工作问题，我也跑定了！”于是男女主人一齐和他碰杯，都说：“为了咱们小玥那孩子！”
他们也各自一饮而尽。我不胜酒力，一盅下腹，便顿感心跳加快，颜面灼热起来，态度坚决地扣过酒盅，只吃菜，只看着他们不时碰杯，不时豪饮。他们倒也体恤我，并不强劝。没想到老板娘是位相当有酒量的女人，饮了许多酒，白胖的脸依然白，不过出了不少汗，擦脸巾刚放下又拿起。正是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千言不赘。三人饮到酣处，老板娘说：“我去上了栅板，今晚不营业了。不过少挣几百元钱，索性喝个痛快！”
她丈夫也说：“对，对咱们小玥能保出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今天喝个痛快。一醉方休也有情可原！”老板娘上了栅板回来，往录音机里插了盘带子。于是响起刘欢那嘶吼般的歌声：
天上有个太阳，
水中有个月亮。
……
于是三人都将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捧脸，望着我痴笑。我也像他们那么样，望着他们痴笑。我和他们，都有那么点儿——酒不醉人人自醉。老板娘毫不心疼刘欢的嗓子，听完一遍，倒回去，还要听一遍。
倒带的当儿，翟广东大声说：“凭咱们，啊，还能让咱们的小玥成了兔儿！十个小玥，只要咱们想保她出来，也非保出来不可！”
老板娘说：“现在的女孩子，有几个不浪的？人儿不浪，心也浪。过了年岁就好了。保出来后，叔叔阿姨们再聚一块儿劝劝她，她能听进去。不听咱们这些叔叔阿姨的，她还能听谁的？”
老板一拍桌子：“对，对！会长你……你的话……我爱听。我老……婆的……话……我也爱听！……”
三个中，看来属他酒量不顶，显然已醉了七分。翟广东的舌头尽管没短，但在我听来，说的分明也是半醉不醉的大话。十个小玥？一个，就够众人操心的了！
下雪了，天晴了，
下雪别忘穿棉袄。
……
刘欢不愧是刘欢，再唱一遍，吼得还那么来劲儿。
天黑了。翟广东醉了。老板伏在桌上睡了。老板娘的脸更白了，送我们出门时，脚下也打晃了。翟广东对她说：“一白遮百丑。你呀，咋就那么不显老呢？究竟有什么诀窍，哪天也向我老婆传传经！”她哧哧笑……
北方城市，一黑天，便少了一半城市的生气。大雪却静悄悄地下得紧张。脚踩在半尺厚的雪上，如同踩在纯毛地毯上一样。所不同的是还发出吱吱的响声，一步一响，哪一步行得也不寂寞。一盏盏路灯将雪地映得惨白，将我们的影子印在雪地，一会儿出现在身前，一会儿出现在身后，一会儿细长，一会儿粗短。
我挽着翟广东，想到他只向我们那一对儿开饭馆儿的战友介绍了我，却没向我介绍他们，吃喝了人家一顿，耽误了人家晚上的生意，竟不知夫妻俩的姓名，应该问问。将来再出本什么新书，别忘寄给人家一本。遂问。翟广东说他们一个姓郑，一个姓陈。再问哪个姓郑，哪个姓陈，他嘟嘟哝哝地就说不清楚了，也不知嘟哝些什么。突然他大喊：“休想！休想……”我说：“你别耍酒疯儿！”“我没耍酒疯儿！全市都听着，休想！休想！……”他打了个冲人的酒嗝，接着哀声哀气地说：“休想把咱们小玥变成一只兔儿……”我说：“你甭跟全市人较劲儿似的好不好？没谁非要把咱们小玥变成只兔儿。咱们过两天不是就能够把她保出来了吗！”“为咱们小玥……干杯！干……杯！……”他又大喊。一个行人迎面走来，听到他喊，站住了，犹豫一阵，匆匆横穿马路，避之唯恐不及地跨到那边的人行道去了，仍不走他的路，站在那边人行道上望我们……
拐过街口，我拦住一辆出租车。上了车，司机说，下雪天，又是黑天，车费得加倍。我说加倍就加倍吧。司机问去哪儿？我问翟广东他家住哪儿？他却将头靠我肩上，打起鼾来。推也推不醒，摇也摇不醒。我无奈，只好告诉司机到我住的招待所去。回到招待所，半挽半拖地，好不容易才把他弄进房间里。进了房间我一愣，见一个女人搂着个孩子，枕着被子蜷身躺在床上。
那女人听到响动立刻坐起。我从她瞧着翟广东那种恨不得咬他几口的样子，断定是他妻子，一问果然是。她说两把钥匙都让翟广东带在身上了。她和儿子进不了家门，估计他和我在一块儿，又听他说过我住这儿，便只能到这儿来等。
说着说着她眼圈红了。我惭愧极了。我说他其实没喝多一点儿，不是醉了，是这些日子为小玥的事儿四处奔波，疲劳过度，累了，所以一沾酒就醉了。她说：“你也甭替他解释。他的酒量，我还不知道吗？喝少了他能醉成这样儿吗！”这话使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没醉。她帮我将她丈夫抬到另一张床上，替他脱鞋，脱袜子。翟广东翻个身，哇地吐一地，溅她一身。吐后，四仰八叉的，呼噜连片。她气得高举他一只鞋要打他，被我拦住。扔了鞋，她坐在炕沿呜呜哭了。
她这一哭，哭醒了孩子。孩子也坐起，揉揉惺忪睡眼，懵懵懂懂的，瞅瞅他那死狗一样的爸，瞅瞅他那呜呜哭的妈，瞪着眼看了我这个陌生人一会儿，环视房间，童梦方醒，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愣了多时，又一头倒下，又睡过去。那孩子大概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我惭愧而且尴尬，一心匡正自己的形象，默默拿起笤帚，欲打扫翟广东吐的污秽。她一把从我手中夺过去笤帚，自己打扫起来。接着又出去涮了拖把，将弄脏的水泥地面拖净。
我看着，搭讪着说：“最多三四天，就都解放了！”她停了动作，不明白地瞧着我。我笑笑，又说：“三四天后，小玥就一定能保出来了！”她哼了一声，继续拖地。“你们今晚都睡在这儿吧。我找服务员去，再另外安排个床位！”我说着就要离开房间。“你别！”她制止我去，怏怏地说，“我刚才问过了，没空床位了。我走。他和孩子，只好住在这儿了！”说罢，她将拖把送出房间。回来后，将翟广东往床外边一翻，腾出点儿地方，将孩子从另一张床上抱起，放在丈夫床上。临放下，亲了孩子一下。看看那挤在一张床上的父子俩，她问我：“他不会再吐了吧？”我说：“不会了。”她说：“再吐就是你的事儿了，谁叫你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呢！”我说：“应该的。”她又问：“他不会再一翻身掉地上吧？”我说：“你要不放心，你还是留下。我哪儿都能对付一夜。”她说：“掉地上也活该！”嘴上说着，却将两只沙发挪到了床边。
她一边穿大衣，一边再问：“三四天后，小玥真的一定能保出来？”我说：“真的。他下午也把小玥的工作跑定了。小玥一出来就可以上班。两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凑一起，他才陪我去喝了两盅。”我特别加重语气强调是翟广东陪我。她说：“也就因为小玥是咱们的孩子，他整天着急上火地东托人西拉关系，我才不跟他翻脸。要是和咱们完全不相干的孩子，我早不依他了！对小玥那孩子，这也是尽最后一次义务了！谁叫她不学好？谁叫她心甘情愿去当兔儿的？她妈都不管她了，撇下她跑日本去不回来了，难道我们就得为她操一辈子心不成？哪条法律也没规定我们必须承担这样的义务！”
我说：“是啊是啊，大家做得都很够意思了！”
她说：“不过我这些话你别告诉我们广东，告诉了也没用。我并不是反对他尽这种义务，我是心疼他。他一没权二没势，纯粹是在管些自己管不了的事！”我说：“他是大好人啊！”她终于笑了。要出门没出门之际，她嘱咐我：“明天早点儿弄醒他，叫他千万带孩子吃早饭。孩子去上学时，他得送孩子一段路。我家离这儿太远。明天早晨我是赶不过来了！”我说：“一定一定。”我执拗地将她送出招待所。
雪更大了。雪花儿在空中怕冷似的一边儿往下坠一边儿互相拥抱，连缀成一片片的絮状，仿佛是有生命的，仿佛生命仅在空中延续，一落地便死了，仿佛它们也是怕死的。因为怕死而在空中争取着往一块儿拥抱。
我伫立在台阶上，望着她没走多远，变成了一个雪人儿。她踩出的深深的脚印，如同雪花儿的墓坑。我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第二天我醒来已经九点多了，见翟广东和他的儿子盖着一床被子睡得正香，我立刻意识到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广东，广东，快醒醒！”我赤着脚蹦下地，扑到他床边推他。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是在招待所里，发现身旁躺着他儿子，奇怪地“嗯？”了一声。我说：“快送你儿子去上学！”他问：“几点了？”我退回自己的床，边穿衣服边说：“九点多了！”“九点多了还去干什么……”他嘟哝一句，搂着他儿子，又闭上眼睛。他儿子也醒了，坐起来，发了会儿呆，哇地哭了。他生气地训斥儿子：“哭什么哭？一天不上学就值得你这样？明天爸给你补张假条带着！……”他儿子哭叫道：“我们今天考试！……”“考试？你昨天晚上干什么来着？大考还是小考？”他也不由得坐了起来。“反正是要往成绩册上记分的！”他也发呆了。我说：“我真该死，都怨我！他妈昨晚嘱咐我今天早点儿叫醒你，可我……”
我刚穿好衣服，走廊有人喊我名字，叫我接电话。电话是曲秀江打来的，要我立刻到公安局去一趟。放下电话，我考虑了片刻，写下张字条，请服务员一会儿交给翟广东，连房间也没回，径自去了……
曲秀江一见我面，迎上前便亲亲热热地搂抱我，不住口地说：“哎呀，多少年没见过面了？哎呀，多少年没见过面了？……”
我说：“我一九七四年离开兵团，咱们十七八年没见过面了！”
他说：“你早把我忘了吧？要不是有事儿，你还能想到主动送我本书哇！”
我说：“老同学加老战友，冲哪方面的感情，我也不能把你忘了啊！”
他放开我，谴责地说：“得了吧！你哪次回哈尔滨我都知道！我爱人不止一次问我——不是总提你和梁晓声当年多哥们儿吗？别人都去看他，你咋不去？我说——干吗非得我去看他，而不是他来看我？哈，正应了我的话不是！”
我知道我的话是假话，其实我早已将他忘了，将许多同学和知青战友都忘了。偶尔回忆起他或他们，也不过是因为偶尔回忆起了我自己的某些生活碎片。如果不是被卷入了小玥的事儿，我真的不会主动来公安局这种地方看他，更不会主动送他一本书。事实上我们常常自诩是情感中人，而我们的情感竟是那么容易变得淡薄，而我们能够记住不忘的人和事，到头来竟那么少……
此时，只有此时，受别人的情感的呼唤和影响，我们自己的情感才也动人起来。
我说：“我还欠着你三十元钱呐。我上大学时，你分两次给我寄过三十元钱。”
他说：“有这事儿？我可忘了！”
若不是他一见我就站起来迎上前，在屋里好几位穿警服的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之中，我绝不敢确认他就是我当年的知青班长曲秀江。
他向他们挥手说：“去，去，你们都别处待一会儿去！我和我兵团战友，要好好聊聊。”
于是他们都起身离去了。
我坐下后，不安地说：“把人家都撵走，多不好！”
他隔着桌子坐我对面，拉开抽屉，将一盒烟抛在桌上，笑道：“放心。他们才不会生我的气呢。你没见我训他们时，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得乖乖听着。咱哥们儿有权威基础。何况还有我老婆平常替我做统战工作！”
我俩都吸着烟，他又站了起来，绕过桌子，认真地说：“咱俩隔着桌子聊可不大对劲儿，倒好像我在审你！”他在我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兴致勃勃地又说，“你先讲，我听着。”
我说：“讲什么啊？”
他说：“老婆的情况，孩子的情况。前几年，风言风语的，传你要和老婆闹离婚，真的假的？”
我说：“你这不还等于在审我吗？”
他说：“那我先讲，你听着。”
我心想，曲秀江啊曲秀江，我一起床连口水都没顾上喝，擦了把脸就赶到你这儿，可不是因为太想念你了，而是因为那个小玥啊！于是我说：“你的情况我了如指掌，你也甭讲了，咱们还是先谈正经事吧！”
他说：“你急什么！反正小玥今天你就可以领走的！……”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他抓起电话……是他女儿打来的。提醒他——下午一点到女儿的学校去作关于青少年犯罪现实的报告……放下电话，他望着我叹口气。
这正给了我借口，我催促道：“改天再聊吧！改天我做东，多通知几个战友聚一次。你最好马上带我去见咱们小玥。”
“怎么你也这么说？”他耸了耸肩。
“怎么说？”我被问得一愣。
“咱们小玥——像事先统一了口径似的。关注这件事的咱们那一小撮，都这么说。你认为是咱们的小玥吗？”
我反问：“你认为呢？”
他又耸耸肩：“我原来可不这么认为。原来认为她就是一只兔儿！而我们扫黄的头项任务是扫娼！所以她在我们必扫之列。所以当年北大荒的哥们儿姐们儿纷纷打电话讲情纷纷亲自出马游说，都被我软顶回去了。”
我说：“所以我被翟广东三封电报召回哈尔滨，也不情愿地扮演起游说者的角色来。”
他盯着我的脸极严肃地看了几秒钟，相当郑重地问：“你真不情愿吗？”
“现在我情愿不情愿并不重要了。是不？反正你总不能让我白回来一次，是不？”我怀疑他是在诱我钻入他的圈套，赶紧纠正自己的话。同时暗暗告诫自己，千万别被他给动摇了、策反了。
“是啊是啊，”他使劲儿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现在连我都认为，自己如果太原则，就显得太没人味儿了似的。你情愿不情愿，我其实也没必要问了。人怎么那么容易受影响呢？”
我说：“因为人都是感情动物嘛！”
忽然我觉得，他，翟广东，我，和许许多多关心小玥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都很古怪。思想方式和逻辑，似乎都有几分荒谬之处。归根到底，也许大家都并不是为了小玥在操心，在奔波，而是由某种渴望共同实现一个什么目的之冲动扭结在一起的吧？
我迷惘了。我对自己的参与行为的意义又开始困惑了。
曲秀江将大檐帽往头上一扣，义无反顾地说了一个字——“走！”
从公安局到拘留所，坐的是小马开的车。可能因为他在小马面前心有所忌，一路沉默。我也一路没说话。一路反复问我自己一切一切意义究竟何在？却没能给自己一个圆满的回答。
到了拘留所，他安排我在一个没人的房间等着。
“我自己去把她提来。”他说，“你要跟我去了，看见那些兔儿们，你肯定会心软的。一个个模样儿都怪不错的。一旦被关起来，都可怜兮兮的了！可一旦放出去，当天晚上就都拉客。所以我们，对他们一概不可怜。我对小玥也不例外！尽管照你们的说法，她是咱们的孩子。”
我说：“这说法，是大家的说法。你自己刚才不是也承认，你也接受了这说法吗？”
“你告诉大家，只此一遭！第二次她再进来，天皇老子讲情也不行！”他正了正警帽，带着一脸严峻提小玥去了。
当她——也就是“我们的小玥”，跟在曲秀江身后走进来，我往起站了一下。这仅是一种条件反射，一种习惯。我甚至还向她伸出手去。曲秀江瞪了我一眼，传达给我一种我不难领会的眼神儿。那种眼神儿不仅包含着严厉制止的成分，还有那么一些嘲弄的意味儿。并且，他立刻从头上摘下他的大檐帽，塞在我那只向小玥伸过去的手里。我的步子已朝小玥跨了出去，跨出的步子很难收回。那样我肯定会失去身体平衡。于是我索性继续向前跨两步，干脆从她身旁跨过，跨到墙角儿，往纸篓儿里弹了弹烟灰。这当然使我显得很可笑。因为烟灰缸就摆在桌子当中。桌上除了烟灰缸再什么东西也没有。
曲秀江从容不迫地走到桌子后面坐下了。他指指桌子横侧的一把椅子，大声说：“梁同志，你坐这儿！”
我便走过去坐了。
屋里椅子挺多。大概不是专门提审的地方，是开碰头会的地方。曲秀江没发话，小玥不敢坐。
我呢，我意识到，在这地方，在“我们的小玥”面前，我是“梁同志”。我企图寻找到我是“梁同志”的感觉。或者说，我希望自己扮演好“梁同志”这一角色，却又有些不甚明了这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角色。
“你也坐下吧。”
曲秀江指指一把椅子，语气倒并不多么严厉，但也不能用温和去形容。那是一种职业性的语气。按职业性的语气来评论，不温和也够温和的了。她毕竟是“我们的小玥”啊！而此时此刻此地，“我们”就是我和她。这一特殊的关系肯定对她的心理正起着不言而喻的作用，而且肯定是朝亲近的方面起着作用的。我想是这样。“我们的小玥”，既然我和他情愿不情愿地已经都认同了这一说法，我们在对这只兔儿的情感方面，就都是无法掩饰得十分巧妙十分彻底的。
小玥款款地坐下了。
“起来。”
她顺从地站起来了。
“叫你坐哪把椅子，你就应该坐哪把椅子。身在什么地方，要懂得什么地方的规矩。这地方更是个有规矩的地方。明白吗？”
“明白了。”小玥答后，仍站立着。
“明白了就坐下吧。”
获得允许，小玥才第二次坐下。这一次没敢坐别的椅子，端端正正地坐在指定她坐的椅子上。
白皙。体态丰盈。蛋形脸上，呈现着一种胎里带来的妩媚。眉，分明是文过的。弯弯的细细的长长的，括着一双特别大的大眼睛。那双眼睛黑多白少，使人感到它们总在惊诧什么似的。它们只望着曲秀江一个人。仿佛“梁同志”也就是我，其实并不存在似的。我心中不由得暗暗思忖她怎么就那么像一个女人了。我的意思是，十八九岁，体态不应就已经像一个女人了啊！那一种丰盈，比之窈窕对男人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仿佛身体一切该发育成熟的部位，不但发育成熟了，而且每时每刻仍在继续发育着似的。她使我立刻联想到了“羊脂球”。我感到罪过。联想常常是无止境的。如果她不是“我们的小玥”，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并不将她视为“我们的小玥”，我也并不至于感到我的无止境联想有多么罪过。我企图在心里说服自己嫌恶她。但这种对自己的说服很无力。尽管，我早已知道她和四十几个嫖客鬼混过了。
我突然觉得恼怒。我极想揪住她剪短了的头发狠揍她一顿。她的头发显然是被关进来以后才剪短的。短了的头发也能看出曲曲弯弯的，大概至少烫过十次不同的样式，才能将头发百分之九十五的长度弄成那样吧？
我想狠揍她一顿也许恰恰证明了我恼羞成怒？而她，仿佛对自己很快就会被保出去这一点，心中有底而且心安理得似的。她并不怎么注意到我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我并不怎么产生兴趣，也许恰恰是因为，她根本想不到在今天，在一会儿之后，要将她从这地方带走的正是我。如果她想到了，她那双黑多白少的特别大的大眼睛，又会怎么看着我呢？
我感到她也在演戏。不是演给我看，也不是演给我和曲秀江两个人看，而只是演给他一个人看。我感到她的演技是相当高明的。高明到不无自我欣赏的程度。或者她确实不这么认为，确实自觉不到自己是在演戏？
她端端正正地坐着，双手平放在膝上，并不低垂着头，而是抬着头，微微扬着脸，一脸专注表情地注视着曲秀江，仿佛是在注视着这世界上她唯一信任的人、唯一亲近的人，注视着她的唯一的保护人似的，仿佛她确信不疑——他是爱她如同慈父一般的唯一可靠的男人。我从旁注视她。我看出在她的眸子里，闪烁着经过顺从伪装的老道的玩世不恭。它们似乎在说话。不，简直似乎是在自信足以对人施行催眠地唱歌儿。歌词大约应该是这样的——瞧我多乖，多听话，多懂事，多么天真多么无邪又多么温柔！因为我不是一个坏小孩儿。因为我是你们的小玥。因为我是你们的女儿。我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兔儿！保证你们男人谁见了谁爱……我不知曲秀江看透了她的伎俩没有。我认为我是看透她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儿居然能够玩世不恭到如此老道的水平，真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我暗想时代真是变了。如今的速度概念真是变了。一个女孩儿的堕落似乎早已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对于人生而言，大概不会比给表上弦的时间长些吧？
我耳畔响起了翟广东说的话：“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女儿办回城市来，不是为了使那些花天酒地的款爷们和小痞子们多一只兔儿可玩儿！……”
但是我确信当兔儿是她所选择的最好的最美妙的最其乐无穷的活法儿。不管她多么善于演戏，她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那样的台词。曲秀江怎么就无动于衷呢？难道他真的看不出连我都看透了的这一种真实？
“听着，小玥，这位梁同志，也是你的一位叔叔。”他语调异常缓慢地说。说完，希望获得某种默契似的扫了我一眼。见我仍摆弄他的大檐儿帽，从我手中夺过去，郑重其事地往头上一扣。于是他那张并无棱角的也缺少线条的脸，顿时显得冷峻起来。
小玥此时才看我，仿佛她此时才发现我的存在。“叔叔……”她的眼神儿是取悦的，连声音也是，叫得甜丝丝的。其结果是使我立刻明白，对于她我根本不是什么叔叔，而只不过是一个男人，一个跟所有嫖过她的男人没什么两样儿的男人。
她叫过“叔叔”，她那双眼睛仍瞄准地瞪着我，脸上的表情别提有多么虔诚。然而她那一种具有主动进攻性的妩媚和虔诚是完全对立的。她那一种取悦的眼神儿分明是坏女孩儿的眼神儿。好女孩儿即使在企图取悦于人的时候，眼神儿也不会是那么一种极端自信的挑逗着的眼神儿。
“混账东西！”我心里咒骂了一声，连自己也分不清是在咒骂“我们的小玥”，还是在咒骂受到了诱惑的自己。
“看我！”曲秀江愠怒地喝一声。小玥的脸缓缓转向他。我觉得她的目光转向他的速度，要比她转脸的速度慢几秒钟。我觉得在她的脸转向他但尚未完全转过去的瞬间，她趁机朝我了一下眼睛。“你眼睛干什么？”“我没眼睛。”“了！”“没有。”“不许和我顶嘴！”“我没和你顶嘴，曲叔叔。”声音始终那么甜丝丝的，仿佛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并无委屈感，仿佛即使是在分辩的时候，也要充分证明自己是多么顺服多么乖多么能够忍辱负重，对是叔叔的男人多么亲和多么尊敬又虔诚到多么令人感动多么令人爱怜的地步。
“叫大爷！我们都是老三届。据我所知，你爸爸妈妈当年都是六九届。我们比他们大，按辈分你应该叫我们大爷！”
“曲大爷，梁大爷。”
那种叫法甜得使我想捂上双耳。我暗暗踩了曲秀江的脚一下。“她刚才对你眼睛没有？”他却还要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我恨不得扇他一耳光。我说：“叫叔叔也行，怎么叫都行，何必论辈分呢！”“我问你她刚才对你眼睛没有？”我说：“没有。我没觉得她对我眼睛。”“小玥，你给我听着！要不是看在那么多叔叔、大爷和阿姨们的情面上，要不是我们把你看成我们的一个孩子，非送你去劳教几年不可！”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叔叔、大爷和阿姨们，都一心保我出去。”
“那你被保出去之后，还干那种勾当吗？”
“不了，再也不了。我要对得起大家。”
“好！有你这句话，你今天就可以出去。”
小玥的头，渐渐垂下了。
这分明使曲秀江动了感情。
“小玥啊，你可要牢记在这里向我们作过的保证呀！你如果重犯前科，二进宫，我预先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再也不会有谁保你了。我也不再会对你网开一面了！你翟广东叔叔，为你一出去就能有个单位上班，两条腿都快跑细了。你这位梁大爷呢，为了能保你出去，刚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不久，又从北京赶来了……”
小玥开始用手背反复抹眼睛。
“别哭。知道羞耻，就好嘛！只要你出去了能重新做人，叔叔、大爷和阿姨们，仍然会把你当成自己的一个孩子看待。你有了什么困难，大家仍然会热心帮助你的。你说是不是？”
最后一句话是向我问的。
我说：“是，是的。”
小玥垂着头说：“你们今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于是他从兜里掏出手绢递给我。我接过塞在小玥手里……
我带小玥离开拘留所，一路无言。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保持两步的距离。我倒想和她边说边走，替翟广东他们规劝规劝她。尽管我认为那已经不是我的“义务”，但我觉得她不愿和我说什么。她走得极快，一次也不回头，仿佛后边并没跟着我这个人。我也不想使她反感，只在后边跟着，几次我不打算继续跟了，打算和她分道扬镳，回招待所去，或者去找翟广东汇报汇报，却又觉得那样对她不够负责任，索性跟就跟到底……
快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她紧跑几步。我也紧跑起来。她明明知道我在后边儿跟着。她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却仿佛刚发现我，装出特奇怪的模样问：“你和我同路哇？”
我说：“不同路。但我一直在跟着你。”她又问：“是那个姓曲的‘雷子’交代给你的任务？”她的话使我一怔。我还以为她真的把曲秀江视作一位可以充分信赖的保护人呢，没想到他在她眼里不过是个“雷子”。
我说：“没谁交代给我什么盯梢儿的任务，我不过要一直将你送到家。”她说：“我认识家。”我生气地说：“我知道你认识家。可我就不能到你家坐会儿吗？”她说：“坐也白坐。”我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没什么特殊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坐也白坐。所以你何必呢？”她这么一说，我觉得她的话就更有别的意思了。我想不通，为什么她对我毫无感激的表示，反而……
我又恼羞成怒了，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其实是羞恼成怒？我正在头脑中搜索着某个听起来不算是骂人的词儿但是等于骂人的词儿，打算用其刺透她的脸皮，她却一挥手，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司机探出头，笑容满面地说：“嘿，巧啦。怎么是你啊？”她也笑容满面地说：“巧什么巧。一看就认出你的车，所以才拦嘛！”那年轻的司机说：“你不是被搂进去了吗？”她说：“架不住替咱姐们儿使劲儿的人多，所以今天被解放了。”她说着钻进车。车门嘭地一关，未待我反应过来自己应该怎么做，车开走了。
我想如果她根本不回家，第二天满哪儿也找不到她了，我对翟广东，对曲秀江，对一切关心她的人们，可如何交代呢？这时又驶来一辆空着的出租汽车。我急忙招手，它停住。谢天谢地，前面亮起红灯，拦住了她坐的那辆乳白色“乃滋”。我坐入车，司机问我上哪儿，是位年轻的女司机。我回哈尔滨几次，那是第一次坐女司机开的出租汽车。我指着那辆“乃滋”说：“跟住它。它往哪儿开，你往哪儿开！”她侧目端详了我一番，问：“它要是开到郊区去呢？”我说：“那你就跟到郊区！”
我看出她有些犹豫让不让我坐她的车了……
极巧极巧的是，一辆警车，也缓缓靠向人行道，在这辆车后停了。但“红眼睛”一直在转，只是没声儿。大概正是因此，开车的将车靠向人行道检查线路。
她从车前窗发现了这一点，又侧目研究了我一番，低问：“车钱怎么算？”我说：“随你。”她说：“那就不能按计程了，得按包车算。”我也没多想，开口便说：“行！”前面红灯一亮，她马上开了车。她又低问：“便衣？”我将错就错，点点头。她接着说：“您给多加五十元风险费吧！”“这有什么风险可谈？不就是让你跟住前边那辆车吗？”我没料到她会提出此种要求。她说：“怎么没风险？你们双方要是开起火来，我首先成了射击目标。射人先射马嘛！”我说：“我保证你的绝对安全。再说他们也没枪。”她说：“那减少十元，您给多加四十吧，再不能少加了！”我唯恐和她太较真，露出破绽，坐不成这辆车，再拦车，小玥坐那辆车早没影儿了，不屑于计较地说：“一言为定！”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估计的那么曲折。看来是我估计错了。小玥分明没有不回家而进行潜逃的企图。那辆“乃滋”只在一家较大的副食商店停了一次。下车的也不是她，是司机。进商店去，拎了一网兜东西出来，无非酒、水果、罐头、奶粉、咖啡之类。司机路上耽误乘客几分钟买点儿东西，不足为怪。何况他们认识。我不禁又觉得我自己的跟踪，未免可笑。但她回不回家，确实关系到我的利益。起码，关系到我能否顺顺当当地交差，能否早日返北京。所以，我认为宁可自己的行径显得多余，也比疏忽大意于一时的好。
此后那辆“乃滋”似乎争分夺秒地开到了她住的那幢楼前。我虽没去过她住的地方，但直感告诉我那幢楼肯定就是。新阳小区一幢面貌挺新的普普通通的居民楼。
她下了车，一手拎着那一网兜东西，一手对司机小幅度地摆了几摆，车便开走了。她便进楼了……
我坐的那辆车当然没开走。女司机将烟盒递给我，我摇摇头谢绝了。她也不勉强我，她自己吸。我从车内镜望到了她那双眼睛。她一边吸一边从车内镜注视我，继续研究我。她那双眼睛似乎在问我：闹半天咱们紧咬不放的就是这小妞啊？
我忽然意识到该下车了。于是我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她说：“那你交钱吧。”我问：“多少钱？”她将烟按灭，白了我一眼，说：“你忘了？咱们讲好的，按包车算，外加四十元风险费。你自己还说过一言为定呢！”我情知自己身上没带着那么多钱，即使带了足够的钱，我也觉得实在是太吃亏。我试图后悔。
我说：“第一，事实上你半点儿风险也没经历，所以，风险费是不是就免了？第二，连在副食商店门外停的时间算在内，车不过跑了四十来分钟。按包半天算行不行？按包半天算，你也很占便宜了！”
她冷冷地问：“你究竟是不是公安局的？”我说：“其实不是。”她说：“难怪我越琢磨你，越起疑心。你不是公安局的，你冒充你是公安局的？你还搞盯梢跟踪的勾当。这侵犯人权这犯法你知道不知道？要么，你痛痛快快地如数给钱，要么，你别下车，下车我就喊抓骗子。我们哈尔滨人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觉悟可不低呐，你看这附近革命群众不是很多吗？跑不掉你的。非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说道说道不可！”
“她是我妹妹！”我急忙撒谎，又将兜里所有的钱全部掏出来给她看，诚心诚意地向她表白：“我不是说话不算话，我实在是没那么多钱如数给你。”
她说：“那小妞是不是你妹妹，我管不着。你为什么跟踪她，我也管不着。反正你冒充便衣了，还想赖车钱！”我见撒谎也没用，表白也没用，怀着一线渺茫的希望问：“你们家有没有当年到北大荒去下过乡的？”
她咄咄地瞪着我摇头。
我暗想这可就太不好办了。却不料她反问：“有又怎么样？”于是我急急切切地，简单扼要地，向她讲起关于小玥的事，以及我的义务，翟广东的义务，曲秀江的义务，我们当年北大荒知青中一小撮自以为责无旁贷的义务……
她听后，态度有所转变，沉吟着说：“这小妞儿的事儿，我倒是耳闻过。可你怎么才能使我确信，你不也是用道听途说的事儿灵机一动地骗我呢？”
我忙不迭地掏出作协会员证给她看。
她没接，只用眼瞥着看了几秒钟，然后说：“对不起，没听说过您的大名。我们当出租汽车司机的，没时间看小说，也很少看电视剧什么的。不过我想问你一个人，看你认识不？”
我说：“你请问吧！”目光却始终没离开楼口，怕说话的工夫，小玥从楼内出来我没看见。她问：“胡建民你认识吗？”我说：“太认识了！他是我当年的知青班长啊！”便向他讲我们当年的友谊。她笑了，从我掏出的那堆钱中，拿起了两张拾元的，说：“这就够了。那我还怎么好意思多要你的？”我问：“胡建民是你哥？”她说不是。说他原是她那个出租车队的队长，后来才调走的。说他们关系处得不错。她当他是自己的老大哥。说为小玥的事儿，胡建民也没少尽心尽力。言外之意，似乎觉得我的话有欠公道，提了别人的义务感，单单没提她老大哥的……
我告诉她，我仍得留守在这儿。我怕小玥离开这幢楼，明天任何人都没处找她，都向我要她，我没法儿交代。我请她替我给她老大哥打个电话，让她老大哥赶快将翟广东接来。让翟广东亲眼看见了小玥，我的义务或者说是任务，才能算最终完成……
她表示非常理解我。她向我保证说没问题——胡建民车内有传呼，半个小时内准把翟广东送来……
她的车开走时，天已黑了。不在车里了，天黑了，我才感觉那会儿真够冷的。大概零下二十七八度。那一天白天其实并不怎么冷。所以我也就没戴皮帽子，没围围脖儿。站了几分钟便冷得我受不了，赶紧跑入楼里。楼里虽然没有刺骨的北风一阵阵袭击我，却比外边强不了多少。我一会儿捂耳朵，一会儿跺脚，一会儿袖起双手。楼洞里没灯，黑洞洞的。我不知小玥究竟住几层几门。如果知道，我才不站在楼洞里受冻呢！我肯定会闯进她住的房间，毫不客气地吃喝她那一网兜好吃好喝的东西。我猜那绝不可能是用她自己的钱买的，而是她认识的那司机给她买的。她也跟他睡过觉吗？否则他何以要向她献殷勤呢？而我却在为她而受冻挨饿！……
出来进去了几个人。我将每个人都吓了一大跳。有一位抱孩子的妇女还撞在我身上，吓得叫喊起来。喊声使一楼的一户人家开了门，灯光泻出，一个男人凶声凶气地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找人，一时找不到，在这里暖暖身子。他警惕地进一步问我找谁？我说找小玥。又问我找姓什么的小玥干什么的小玥？我嗯嗯讷讷说不上来，也觉得实在是不好说。
“出去出去，这楼里没有什么小玥不小玥的，你还是趁早到别处找去吧！”
那男人不但具有警惕性，而且具有责任感。
相对一户人家的门也开了，灯光将另一个男人映在我面前。
两个男人咄咄逼视我。
那楼里肯定不止一户人家被盗过。我懒得费唇舌，一声没吭默默退出。门一关，楼洞一黑，我又蹑悄闪入……
翟广东终于来了。不见我，在楼外叫我。
我应一声，他进了门洞。
黑暗中他问：“你在哪儿？”
我说：“在这儿！”
他又问：“你干吗在这儿待着哇？”
我说：“那我能在哪儿待着呢？”
他颇觉奇怪：“小玥不让你进屋？”
我说：“她半路就把我甩了。我又不知道她住几层几门！”
他扯着我上楼，一口气上了六七层。
他说：“到了。”
我说：“你自己进去吧。我不进去了！”
他说：“小玥是个孩子，你还跟她一般见识？跟她赌气？”
我说：“不是跟她赌气。我别妨碍了你教育她。反正，只是你亲眼看到她了，就等于我把她移交给你了。再出了什么事儿，与我无关了。希望你快点儿出来。今后你还有更多的时间教育她……”
他说：“那也好，不会让你久等。”
于是我躲下一层楼去，听他敲开了门，听到小玥娇滴滴的声音——“哟，是翟叔叔哇，我当谁呢！”听到他说：“你以后对我，不许故意娇滴滴的！”
门一关，我又上去，蹲门旁，吸烟。北方的门是双层的。我一句话也听不见。既听不见翟广东的，也听不见“我们的小玥”的……
我一支接一支吸烟，将几支烟吸光了。突然有人上了楼，手电光照射在我脸上。我举手一挡光，手电灭了。足声也退下楼去。我听得出那是男人鬼祟的足声……
隔会儿又上来一人。我没再被手电照射。那人也不敲小玥的门，在黑暗中用钥匙开锁。我站起来，低声问：“你干什么？”“我回家啊！”也是男人。又问：“是你家吗？”对方说：“你管得着吗？”我说：“不是你家，你就快滚。啰嗦对你没好处！”“嘿，我还真多上了两层，我……我住下层，我住下层……”对方挺明智……我暗想，不知我们的小玥，将多少把钥匙，给予了多少个男人。
她的母亲若知道这一切，究竟会作何想法呢？谴责我们辜负了她对我们的无比信任和至诚委托吗？……
终于，门又开了。只开了一道缝，翟广东从门缝闪出。我问：“谈完了？”他说：“嗯。”便下楼。
我跟着他继续问：“谈得怎样？”
他不再开口。
到楼外，他站住，转身望我，低问：“你打算哪天走？”
我说：“越快越好！”
他说：“那我争取给你买到后天的火车票。”
我又问：“究竟怎样？”
他反问：“什么？……”
我说：“你和小玥谈的啊！”
“开始，我说，她听着。后来，我说，她脱衣服……”
“……”
“她一脱衣服，我就不说了。她脱，我看着。我想把她屋里东西全砸了。我想揍她，想掐死她。可是我没那么做。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没那么做。她脱得一丝不着，就上床了，躺在被窝里，瞪着我……”
“……”
“我也瞪着她。她说：‘我困了。’就把灯关了。我又坐了一会儿，我就出来了……”
我一时觉得无可再问，也无话可说。
“咱们的小玥……”他抬头望望夜空，笑了，笑得古怪。分明，他眼中有什么晶亮的东西在闪耀。“看你冻成这样儿……”他摘下皮帽子戴我头上，又扯下围巾替我围上。他搂着我肩说：“咱们还傻站在这儿干吗？走吧……”我们就一块儿离开了那幢楼。
又下雪了。下的也不是雪，是雪齑。细细粉粉的，像糖末儿，像盐末儿……
我构思着他说的情形，觉得在意料之外，亦似乎在意料之中；觉得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儿，亦似乎未必就是那么回事儿……
我想细问他……
没问。
我想说些什么……
没说。
细细粉粉的雪齑，一阵阵落我脸上，一阵阵湿冷……
有两个人迎面走来。其中一个，猝然猛撞了他一下。
只有那篱笆墙，
影子咋那么长。
……
他们并没撞谁似的。还唱，唱得还挺够味儿。翟广东站住了，回头看他们。我说：“撞一下撞一下吧，别理他们。”他两腿一软，身子往下瘫。我急忙扶住他，问他怎么了？“挨了一刀……”他说。一条腿跪在地上。他将一只手伸在自己面前看。我见他手掌全黑了。我知那不应是黑色的，而应是红色的。我知那是血……
我也回头看，两个走过去的人已无影无踪……
翟广东又抬头望望夜空，又笑了，笑得还是那么古怪。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望夜空……
他另一条腿也跪在地上了……
洁白的雪地上出现了一片黑色……
将近年底了。火车票非常难买到，须提前四五天。我离开招待所，住弟弟家去了。第二天却没谁给我送火车票。第三天上午也没谁给我送火车票。我坐立不安。下午四点多钟，胡建民登门。我问他如何能找到我弟弟家？他说翟广东告诉他地址的。我问他搞到哪一天的票了？他说哪一天的票也没搞到。我急了，说那我怎么走哇？他说当然走得成，今天就走，立刻就走，晚上七点零十分的车。列车上有北大荒哥们儿，难道非得有票才能走成？
和母亲匆匆说了几句话，我跟着胡建民走了。我不让母亲出家门，母亲却还是默默送出了楼。胡建民的车停在楼前。我坐入车里，见母亲眼巴巴地望着车。是的，母亲不过是望着车。因那车挺高级，有窗帘儿。隔着窗帘儿，母亲是看不见我的，而我却能看见母亲。我刚一拨开窗帘儿，车开了。母亲仍站在那儿，满头白发，显得那么老，那么瘦小……站在冰天雪地里。
胡建民说：“其实我真想让你和老人家多待会儿，多说些话。”
我说：“那你为什么催我快走？”
他说：“时间太仓促了。”
我说：“还有两个多小时啊。到火车站才十几分钟，干吗这么早？”
他说：“好几位哥们儿姐们儿在饭店等着你呢。你亲自回来了一趟，把希望你办的事儿也办成了，冲哪方面讲，大家也得为你送行送行啊！”
我说：“必要吗？”
他说：“这是你的想法。你也应该理解大家的心情。”
我又情不自禁地拨窗帘儿，回首而望。虽然明知已离开弟弟家很远，根本不会再望见母亲的身影……
到了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见了众人，我立刻被一种温馨的真诚的情感氛围所左右，心内某种淡淡的惆怅一扫而光。曲秀江没到。他请别人代他向我“请假”。别人说他那晚又有任务。我问是不是又去“打兔儿”？大家全笑了，说我搞错了，嫖娼行为才叫“打兔儿”，而扫娼任务那就只能说是“剿兔儿”才对。嘱咐我以后千万别乱将“打兔儿”和曲秀江联在一起，免得无意之中影响了他的声誉而我自己还不知道。
翟广东也没到。他在医院。
那一刀险些要了他的命……
是一家开在地下室的个人承包经营的饭店。面积不算小，有半个正规剧场那么大。内部装修挺考究挺高档，铺着红地毯，几根柱子都镶镜，还有献歌台。有乐队伴奏，有雇佣的男女准歌星。虽然是地下室，没窗子，却两壁对称地布置了垂地窗幔，像真有窗子似的，起着别具一格的装饰效果。每张餐桌上点的都是造型蜡烛，显出一种教堂似的神秘感。
一巡酒过，大家开始动筷子。一位女歌星刚唱完下了歌台。我听唱得相当不错，比出现在某些晚会节目中，从港台请来的大小女人唱得棒多了。人们鼓掌。我们也由衷地鼓掌。
忽然我觉得我似乎来过这地方。尽管我知道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我想到了翟广东对我讲的一些事。我猜他大概正是在这里发现“我们的小玥”脸镶边儿发烫卷儿地坐在男人膝上……
想到男人，接着登台献歌的便是男人，一位很帅气的仪表堂堂的小伙子，穿一套黑绸野游装，活似一匹黑马，唱得更劲，更火。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里艰苦哪儿安家。
……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
穿林海，
跨雪原，
气冲霄汉。
……
壮志未酬誓不休，
……
临行喝妈一碗酒，
……
浑身是胆雄赳赳。
……
春雷一声震天响，
平原上来了工农的儿子赵勇刚。
……
好一串摇滚大联唱！唱的都是最最革命的歌曲，从五六十年代唱到样板戏，最后唱到“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唱得群情冲动，似乎个个血脉偾张，欲手舞足蹈，起码我觉得我自己是被唱得快那么样了……
“黑马”刚一唱罢，忽然有个男人站起来叫喊：“什么味儿？什么味儿？哪位的衣服被烟烧着了吧？”一股布焦味儿。更多的人纷纷站起，看自己身上，互相看对方身上。
在我们的餐桌左侧，靠着“窗子”的一张餐桌上，有个白净面皮的男人嘿嘿笑了两声，说没大家什么事儿，不过是他跟自己的一位客人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哎呀大哥，你干吗儿烧我裤子啊！……”
我倏地转脸看去——因为我听出那是“我们的小玥”的声音。
果然竟是……
坐在另一个男人膝上……
“你烧哪不好，干吗偏偏烧……那地方呀！你赔我，你赔我，你非得赔我不可……”旁若无人，声音是那样。她也是那样……
“好好好，别嚷啦，大哥明天给你买几条新的。大哥明天亲自带你去逛服装店行不行……”
和我同桌的人，也都朝那个方向看。我不信他们或她们中没有一个见过小玥。我不信见过她的人认不出她正是“我们的小玥”……
有一人低声说：“喝酒，喝酒……”
另一人立即接着说：“对对，喝酒……来，为咱们的小玥……干……”一只只酒杯相碰在一起，目光却互相躲闪着……
大家将我送到火车站。我上车前，每一个人都和我握了手，都说代表“咱们的小玥”感谢我此行，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注意，注意，现在车站广播寻人启事……”
我一上车，车厢一抖，车轮缓缓动了…… 梁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套装共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