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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铁塔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每当拂晓，那里都笼罩着浓重的雾气。雾气直到日出才渐渐消散。于是它们就令人肃然地完全显现出来了。就是那两座高高的铁塔。

　　那里是中苏边境地带。

　　从我们连队出发，往北穿过一片榛子林，躺过一片浅沼，便等于站在边境线上了。矗立在两国领土上的那两座高高的铁塔，如倒铸在那一片荒原地带的钢铁的惊叹号，警告两国人——不许犯我！除了那两座铁塔，再无任何作为国界的明显标志。

　　但是，拨开荒草仔细探寻，会发现一根根七歪八斜、半米高的木桩子。它们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淋、水泡日晒，失去了本色。有的已经腐烂倒地，像一截截人腿骨。进一步观察，又会发现将它们连接起来的铁丝。铁丝粗细不同，某一段带铁刺，某一段不带铁刺。农场老职工们会告诉你，带铁刺的铁丝是苏联的，不带铁刺的铁丝是中国的。两国的铁丝，都锈蚀了。七歪八斜的木桩子和锈蚀了的铁丝，组成名副其实的国境“线”。与其说具有防范性，毋宁说只具有象征性。一到冬天，几场大雪之后，连这条国境“线”也不存在了。更起作用的，是两国人们心理上的国界。

　　这道国境“线”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据农场的老职工们讲，这一地带原本没有国境线。两国的人同在这里牧马、放羊、打草、开荒。苏联百姓，常到这里来和中国的农场职工做买卖，互相从不计较卢布和人民币的比值。以物易物，用俄国式的狐皮帽子、靴子、金属小酒盅、打火机、毡子等，交换中国人土造的烈性“北大荒酒”、叶子烟、棉布、兽皮、陶瓷器皿。两国男女青年相爱成亲的事，也不算稀奇。跨越两国领土回娘家的女人们，是不需要办理任何出入境手续的，绝不会受到两国边防军人的盘查。这片草地着过几次荒火。荒火是被两国的百姓和两国的边防军共同扑灭的。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秋天，中国农场的职工们，接到上级命令，连夜砍伐了许许多多木桩子。天没亮，场部就集合了几十辆马车，拉着木桩、铁丝和几百名青壮职工，十分紧急地来到这里。苏方，也出动了近一个营的士兵。显然他们也早有准备。十几辆“嘎斯”卡车上也满载着木桩和铁丝。于是，中苏双方，展开了一场紧张的钉木桩子“竞赛”。

　　一会儿是苏联士兵在前，一会儿是中国的农场职工在前，双方都不甘落后。虽然没有裁判，“竞赛”却并未发生争端或冲突。平和地开始，平和地结束。紧张气氛仅体现在速度方面。这场速度交替领先的竞赛，造成了这一地带边境线的犬齿状态。

　　双方的人们，似乎比需要边境线更需要物资交换。各种交换隔着铁丝网继续进行。节假日前，交换频繁的日子里，双方的百姓，隔着铁丝网排开半里地，使边境线上热闹异常，像一条市场街。双方的边防军人，则像市场管理员，对交换的公平与否参与意见。

　　做了铁丝网这边或那边媳妇的女人们，对这道边境线的存在感到很不习惯。她们只能在天黑以后偷偷地钻来钻去。说是“偷偷地”，其实有点“明目张胆”。双方的边防军人发现了，睁只眼闭只眼，一般情况下都装没看见。而孩子们却享有特权，边境线给他们带来了钻铁丝网的乐趣。离不开母亲怀抱的小孩子，有时则在双方边防军人的观望下，隔着铁丝网被递送给外公外婆、大舅小姨，抱回去喜欢几天。也有的女人，晚上钻过铁丝网那边，就再也不钻回来了。钻过来钻过去的，她们嫌太“出洋相”。好说好散，并不需要法院判决，也不需要办离婚手续，称得上“文明离婚”。孩子们反正是不被铁丝网所隔的，并不感到有失去母亲的威胁。断奶迟的小孩，有时被爸爸们抱着，来到这里吮几口去而不归的妈妈的奶，解解馋。男人对这道铁丝网的不习惯，多半是因为不习惯和他们的女人分开。

　　不久，苏方那面竖起了一块大标牌，两面都醒目地写着同一句警语：“站住！”朝中方这一面，写的是中文；朝苏方那一面，写的是俄文。

　　中方这边几天后也竖起一块大标牌，两面都醒目地写着同一句警语：“不得越境！”朝中方这一面，写的是中文；朝苏方那一面，写的是俄文。

　　一年后，对面建起了那座高高的铁塔。中方“照此办理”，也建起了一座高高的铁塔。二十三点六米——用测高仪测出的对方那座铁塔的准确高度。中方的铁塔也建得这么高，用掉了牡丹江地区几家大机械厂运来的百十吨钢材。两座高高的铁塔，仿佛两个对峙的巨人，构造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苏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尖顶。我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平顶。站在瞭望塔上，会顿有“天高草低见牛羊”的感觉，边境线这边和那边几个村庄里的情况，尽收眼底。

　　一九六八年，农场划归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内。我在那一年，成为这一边境地区的公民。准确地说，是成为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我们连是战备武装连队。有了我们这个连队，原先一个班的边防战士调走了，调走的原因不详。从此我们就担负起了守卫祖国门户的使命，“接管”了我方那座高高的铁塔。我们将铁塔上那座小平顶房刷成了红色，使它成为我们“红色中国”的象征。我们称苏方那座铁塔为“钟楼”，称我们这座铁塔为“红房子”。“红房子”这种叫法是从上海知识青年中开始的，他们说它令他们想到上海的一家西餐馆。

　　我每天有四个小时是和班长郭晓东一起在“红房子”里度过的。有时白天，有时夜里。

　　郭晓东是上海知青，比我大三个月，那一年十九岁。他长得很文气，不太爱说话。他老家在苏北，上海知青背后都叫他“苏北佬”。他却并不气恼，也不往心里去，照样友好地对待他们。我和他不久便成了朋友。我喜欢他沉静的性格。同他在一起，我常感到自己的浮躁性格也变得沉静了。

　　我们在“红房子”里站岗，闲闷得无事，就将对面铁塔上的苏联士兵当成取笑的对象。两座铁塔相距不到百米，用八倍的望远镜看去，他们如同面对面站在我们跟前。

　　有两个苏联士兵，总与我们同时上岗。我们给其中一个起的绰号是“大胡子”。“大胡子”体格魁梧，颧骨高耸，长着一脸黑黑的络腮胡子。他在铁塔上来回走动时，身板笔直，步子很大，颇有哥萨克的风度。我们没给另一个苏联士兵起绰号。从望远镜里观察，他很年轻，大概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而且，他长得很英俊。真的！我只有在苏联电影中，才见到过像他那么英俊的苏联小伙子：一张瘦削而线条明朗的脸，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眸子中经常凝聚着一缕略显冷漠的沉思，一缕淡淡的忧伤。每次我从望远镜中注视着他那双眼睛，心中就不由得猜想：他可能刚失恋吧？合体的呢质军大衣，腰间被武装带一扎，使他更显得身姿潇洒。我和班长都非常羡慕他们的军大衣。我们的大衣太厚、太肥，穿在身上，使我们这些中国小伙子一个个都显得非常臃肿笨拙。

　　若扎上武装带，就更使我们一个个变成难看的绿色大蜘蛛了。天气不寒冷到极点，我们是绝不愿穿大衣上岗的。

　　我们不忍给那个年轻、英俊而潇洒的苏联士兵起个什么带侮辱性的绰号。因为他不仅有着和我们同样的年龄，更有着一张和我们同样的稚气未消的脸；或许，还和我们一样，远离父母远离亲人。他那张脸，他那双凝聚着沉思和忧伤的蓝眼睛，他站在高高的铁塔上那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异常神圣的样子，会使想给他起个什么带侮辱性绰号的人自己内心感到羞耻。

　　“大胡子”分明是个老兵油子。他心中显然早就丧失了边防军人的神圣职责感。他经常莫名其妙地站在大铁塔上大喊大叫，叽里咕噜地扯着又粗又破的嗓子引吭高歌。还经常捉弄他那年轻的伙伴，哇啦哇啦地以老兵的资格大加训斥，甚至无缘无故打对方一拳，踢对方几脚。我看得出，他是在变着法儿自寻开心。在边境线上，能够自寻开心，是门不简单的学问。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成了他自寻开心的唯一对象。他的拳打脚踢纯粹是由于对方不与他配合，使他想开心而又不能真正开心起来，恼羞成怒的结果。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在我们的心目中，仿佛也是一种“物体”，是他们那高高的铁塔的一部分。“大胡子”不喜欢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我们不喜欢“大胡子”。

　　“一名好士兵。”一天，在我们的“红房子”里，郭晓东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一句。

　　我看了他一眼，见他正拿着望远镜朝对面观望。

　　那天很冷，零下三十几度。我们的“红房子”里有只小铁炉。我已生起了火，“红房子”里热烘烘的。我和他都半天没离开“红房子”了。

　　我问：“谁是好士兵？”

　　“那个年轻的。”他转过身，把望远镜递给我。

　　我走到小窗口，举镜向对面望。只见“大胡子”靠着铁塔栏杆，仰着脸，正高举酒瓶子喝酒。而那个年轻的士兵，则一动不动地站着，举着望远镜朝我们的“红房子”观察。冲锋枪横在他胸前，枪身挂了一层白霜。“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士兵，正是最坏的敌人。”我因为自己随口说出了一句含有点哲理的话而暗暗得意。

　　过了一会儿，他回答：“你站在敌对的立场，才那么说。”

　　他的话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我放下望远镜，转身瞧着他，用争辩的语气说：“难道你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思考问题吗？”

　　我的反问太尖锐，他一怔，脸红了，默默坐到火炉旁，缄口不言。

　　其实我不想同他争辩。我道出的并非我的思想，仅仅是我的一种感觉。那个年轻的、显得十分警惕、神经过于敏感的苏联士兵，比起他的“大胡子”伙伴来，更使我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边防士兵的神圣感和责任感，早已暗暗贏得了我的几分敬意。但也正是这一点，在我心理上同时引起另一种对应的情绪——敌意。每当我用望远镜注视他时，便不由得不这么想：倘若这道边境线上突然发生战端，在他和“大胡子”之间，我首先要击毙的是他。否则，我必定死在他枪膛里射出的子弹之下。我无法从头脑中排除这种潜意识，想排除也办不到。

　　“如果我是一名军官，我希望手下的士兵都能像他那样。”郭晓东又低声嘟囔了一句。我听得出来，他对我刚才的抢白有些不服气。

　　“如果我是一名军官，我倒希望手下的士兵，没有一个头脑里会产生你这种古怪的想法！”我的确觉得他的想法太古怪了！这种古怪的想法，在这说不定明天就枪炮大作、硝烟弥漫的边境线上，在我们的“红房子”里，在一个担负边境守卫任务的兵团战士头脑里产生，简直让人不能容忍！我觉得我有责任将他头脑中这种念头连根刨掉！在边境线那边，最好的士兵，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我和他，正是最坏的敌人！这一点甚至都算不上什么哲理，而只是一个简单明白的道理。

　　他再次受到我的抢白，又缄口不言了。

　　我还想对他说几句我自以为很深刻的关于战争的话，我的望远镜中却出现了一场好戏，使我那些来不及在头脑中组合成语言的思想变成了拂乱的棋局。

　　我从望远镜中看到，“大胡子”已喝得醉意醺醺，攥着酒瓶子，嬉皮笑脸地纠缠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要往对方口中灌酒。对方摆脱了他，踱到铁塔栏杆另一端。“大胡子”跟随过去，继续嬉皮笑脸地纠缠。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朝我们的“红房子”望了一眼，也许他猜测到了，正有一双眼睛，通过望远镜瞧着他们之间演的这场戏。他突然生气了，对“大胡子”咒骂了一句什么，从“大胡子”手中夺过酒瓶，使劲一挥臂膀，将酒瓶抛到了半空中。他将“大胡子”推开，正了正被“大胡子”弄歪的军帽，双手握住了胸前的冲锋枪，恢复了自我意识很强的边防士兵那种庄严的军人姿态。

　　酒瓶子像一颗手榴弹，在空中划了一道看不见的弧，飞越边境线，朝我们的“红房子”飞来。转瞬间，一声脆响，在我们“红房子”外的钢板上撞得粉碎。

　　郭晓东一跃而起，迅速抓紧他的枪。

　　我朝他做了一个让他安定的手势，继续通过望远镜观望。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没想到酒瓶会砸在我们的“红房子”上。这无论对于他们还是我们，都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次蓄意挑衅。他愣了片刻，面向我们致以军礼，以此方式表达歉意。

　　我从望远镜里看得出来，“大胡子”因为酒瓶被报销，恼火透顶，也一定觉得年轻士兵向我们表达歉意的举动愚蠢极了，他像一头凶猛的老熊，朝他的伙伴扑去，双手抓住伙伴的肩膀，使劲摇晃，还将伙伴的头往“钟楼”的铁壁上撞。

　　那年轻的士兵并不反抗，只是努力摆脱。“大胡子”非常有劲，他摆脱不开。“大胡子”的火气终于发作够了，罢手前，从伙伴头上扯下军帽，扔到了铁塔下。

　　军帽飘飘悠悠地落在雪地上。

　　那一天我才发现，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有一头浓密的、金黄色的卷发，这使他那种青年的英俊中增添了女性的优雅。

　　我不禁暗想，如果他穿的不是军装，胸前也不是冲锋枪，而是一条漂亮的领带，那么他会给人怎样的印象呢？

　　他从铁塔狭而陡的梯子上跑下来，去捡军帽。

　　“大胡子”也从铁塔上跑下来，将他推倒在地，抢先捡起军帽，挥舞着，喊叫着。

　　“大胡子”分明醉了。

　　那年轻的士兵要从他手中夺回军帽，他则绕着铁塔兜圈子。年轻士兵捉不到“大胡子”，冻得双手捂耳朵。

　　“大胡子”在他跟前跳来蹦去，手中挥舞军帽，像挥舞一件胜利品，快活得哈哈大笑。

　　“怎么回事？”郭晓东走到我身旁。

　　“你看看吧，你的好士兵在受欺侮呢！”我将望远镜递给他。

　　他朝下望了一会儿，恨恨地说；“这个大胡子，太可恶了！”

　　他走出去，双手撑着铁塔栏杆，俯身朝“大胡子”喊：“把帽子还给他！”

　　他真的非常愤怒，气得脸都涨红了。这就更加使我要笑出声来。

　　他从踏板上抓起雪，攥成结结实实的雪团，瞄准“大胡子”打去。

　　雪团接连打在“大胡子”身上、肩上、头上。

　　“大胡子”扔掉军帽，仰起脸，对我们哇啦哇啦叫喊了一通，示威地向我们跺脚、挥拳。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赶紧捡起自己的军帽，拍了拍雪，端正地戴在头上，随后就去拉扯“大胡子”，想把“大胡子”拉回铁塔上去。

　　“大胡子”凶狠地推开他，竟跳起舞来。我们看不出他跳的什么舞，但都觉他跳得棒极了。真的，跳得棒极了！他忽而蹲下，忽而立起，蹲下时单足雀跃，立起时双脚踢踏，将那一片雪地上印满了杂乱的脚印。他边跳边拍手，口中发出“嗨！嗨！”的喝吼，像风车似的旋转。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带有几分醉意。而这几分醉意，又使他的每个动作都显得那么认真又那么滑稽，那么娴熟又那么笨拙。滑稽得优美，笨拙得可爱。

　　我们都看得发呆了，他跳得真来劲儿！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不知如何是好，站在一旁，样子显得非常窘迫非常尴尬。他一会儿抬头望望我们，一会儿又哀求地对“大胡子”说几句什么。他那样子使我们不难猜到，他心中肯定觉得他的“大胡子”伙伴在我们中国边防战士眼皮底下如此忘形失态，是件丢尽他们苏联边防军人脸的事。

　　我为证实自己的猜测，从郭晓东手中拿过望远镜，公然朝他观望。

　　我猜测对了，他那张英俊的脸上，呈现出孩子般的羞惭神情。他仿佛都快哭了。

　　我突然觉得，我和他之间，我和这个可能与我同龄的、有着一头金黄色卷发和一双蓝眼睛的、年轻而英俊的苏联士兵之间，产生了某种相通的东西。那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当时无法细想下去。我只来得及想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觉得在那一时刻，我充分理解他。理解他脸上那种神情。如果我的一个伙伴这么丢我们中国边防战士的脸，我肯定抡枪托狠揍。

　　“别看了，你那名好士兵都要哭了！”我低声对郭晓东说，将望远镜塞给他。

　　他再次举起望远镜朝下望，自言自语地说：“他是一名好士兵。”

　　我明白班长为什么这样说了——他尊重军人的荣誉感。

　　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表达，都是令人感动令人起敬的。军人的荣誉感，是军人的灵魂。

　　“他是一名好士兵。”我也不禁低声重复了一遍班长的话。

　　班长转过脸看了我一眼。

　　我立刻低下了头。这种古怪的、荒唐的感觉，真真实实地在我心里产生了，并且扩充着，我对自己这种说不清的感觉不禁害怕起来。

　　“大胡子”的单人舞表演，开始得突然，也结束得突然。在我们不留意时，匆匆收场了。

　　一队巡逻兵从他们的铁塔后面出现了。

　　“大胡子”遭到严厉训斥。

　　他在原地被罚站。

　　苏联巡逻兵离开时，一名下级军官从“大胡子”头上扯下军帽，带走了。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摘下自己的军帽，替“大胡子”戴在头上，转身走回铁塔。

　　我和班长也回到了“红房子”里。

　　我们围炉子坐下烤火。

　　班长低声说：“他心眼挺好的。”

　　我说：“心眼好的人哪儿都有哇！”

　　他没吭声。

　　隔会儿，他又说：“咱们以后留点神，也许会听到‘大胡子’喊他的名字呢！”

　　我说：“谈点别的行不行？”

　　他就又不吭声了。

　　我走到小窗口，朝对面望去，高高的铁塔上，那年轻的苏联士兵双手捂着耳朵，发现我在观望他，立刻放下双手，转过身去，持枪站得笔挺笔挺的。片刻，他走下铁塔，走到了“大胡子”跟前。

　　他对“大胡子”说过些话后，轻轻推着“大胡子”，一块儿登上了铁塔。到了铁塔顶，“大胡子”像个孩子似的伏在年轻伙伴的肩头哭泣。大概他的酒劲彻底过去了。

　　看到两个苏联士兵这么富有人情味地和好了，我不由得微微一笑。

　　从那一天起，那个年轻的苏联士兵，在我心里，似乎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

　　“大胡子”受到惩罚后，变得多少像个边防军人了。但我却希望他不要变得像他那年轻伙伴一样，至少不要变得像他伙伴那样仿佛每根神经都处于紧张和警惕状态。我和班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跨越那边被大雪埋住了的边防线。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愿意尊重那道边防线的存在的，就像那年轻的苏联士兵尊重我们的“红房子”一样。

　　我特别希望“大胡子”身上仍保持点俄国人那种善于自寻开心的幽默感。虽然他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幽默感未免肤浅和粗俗。但对于我们双方，肤浅粗俗的幽默感也比时时处于彼此警惕和防范状态之中的紧张感有益得多。

　　一天，“大胡子”在他们的铁塔上向我们连连呼喊。他太过分了。我们知道，这是违反他们的边防条例的。

　　“班长，你出去看看，这家伙搞什么鬼名堂？”外面太冷，我不愿出去。

　　班长出去了一会儿，进来说：“他打手势朝我们要烟。”

　　“要烟？朝我们？”我不禁瞪起了眼睛，“亏他想得出来，占我们的便宜？不给！”嘴上这么说，却掏出了自己的一包烟。

　　班长说：“咱们快下岗了，他们还得比咱们多挨四个小时冻呢，给吧！”

　　我说：“你倒挺大方的！”

　　他笑了：“反正又不是我的烟。”

　　班长用一张《兵团战士报》叠了架飞机，说；“让这架国际民航送给他吧！”

　　这时，我们连长出现了。他平素对我们两个挺放心，一次也没来查过我们的岗，今天却不知为什么亲自到铁塔上来了。

　　“你俩这是在干啥？”连长迷惑不解地问。

　　我随口答道：“给他们那边一包烟。”

　　“给他们一包烟？”连长吼起来，“你们简直神经不正常了，想和他们套交情吗？”

　　班长故作正经地说：“对他们展开一次心理攻势嘛！”

　　“心理攻势？”连长表情严肃地思索了一会，说，“心理攻势也是攻势，也不能让他们占我们的便宜！”他从班长手中夺下那包烟，全部倒出来，一支支都掐断了，然后又装进烟盒，说，“别叫他们抽蹭烟抽得太惬意了……我们又不是他们的慰劳站！”看着连长把烟一支支全部掐断，我真有点心疼。

　　班长瞥了我一眼，他看出我有所不满，赶紧说：“连长做得完全正确。”

　　他拿起烟走出了“红房子”。

　　我也跟了出去。

　　班长低声对我说：“不知‘大胡子’得到这样一包烟，会怎么想？”

　　我没好气地说：“我要是他，就再扔过来！”

　　班长将那架纸飞机朝对面的铁塔放去。它带着那包手工特制的烟头，悠缓地飞越边境线，却没有降落到“钟楼”上，半空遇到一股风，折转方向，旋转着落在雪地上。

　　“大胡子”快速踏下铁塔，跑过去捡起纸飞机，留下那包烟，又将它放了回来。

　　它完成了一次非军事任务，顺利返回到中国的领土上。

　　“大胡子”朝我们招招手，迫不及待地吸着了一截烟头，而后将那包烟揣进军大衣兜。看来他根本没多想什么，挺高兴的。

　　我们忽然发现他们的铁塔后又一次出现了巡逻队。“大胡子”却没发现，一边吸烟一边往铁塔走去。

　　班长说：“‘大胡子’又该倒霉了！”

　　我想：那包中国烟要是从他身上搜出来，他非被关禁闭不可！竟觉得多少有点对不住他了。

　　“大胡子”被他们巡逻队的下级军官迎面拦住，他慌乱地抛掉了烟，慌乱地立正、敬礼。

　　可是晚了。那下级军官怒气冲冲，叽里咕噜地训了他足有十分钟。

　　我们连长不知何时也站在了我们背后，幸灾乐祸地说：“这样吊儿郎当的兵，就该每天狠狠地熊一顿！”说完踏下铁塔走了。

　　“大胡子”还算挺走运，未被搜身。

　　巡逻队离去后，“大胡子”仰起头望了望我们，对我们耸耸肩。

　　看来挨训是这苏军老兵油子的家常便饭，他已不在乎了。

　　“大胡子”上了他们的铁塔后，我用望远镜观望他，见他拿出烟给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欣赏，还将一截烟头往伙伴嘴中插，并替伙伴燃着了火柴。

　　那年轻的苏联士兵不肯吸。

　　“他真是一名好兵。”班长又这么说。

　　“大胡子”慷慨地将烟分了一些，装进内层烟盒，揣入伙伴的军大衣兜里。

　　他们又欣赏起外层烟盒来。

　　“握手”牌的商标，画的是一只工人的手和一只农民的手紧握在一起。两只紧握的手，大概造成了他的某种误解。“大胡子”将自己的两只手握在一起，高高举着，向我们致意。

　　而那年轻的苏联士兵，却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他们分明都为自己得到了一点中国烟而感到高兴，尽管是烟头。

　　半个月后，震动世界的珍宝岛战役爆发了。因为我们是地处边境线上的武装连队，消息是直接通过电话线一级级传达下来的，比新华社发的消息还提前一天。

　　那一天，我和班长站的是下半夜岗。那是一个美好的冬夜。无风。月亮很大，很圆。星星很多，很亮。月亮将我们和他们的铁塔的黑影投在雪地上。雪地仿佛是淡蓝色的，反映着一种奇幻的光辉。

　　边境线那边的村庄里，隐隐传来了教堂的钟声。一声接一声，缓慢而悠长，徐徐地在荒原上飘荡开去。

　　我和班长并肩伏在“红房子”外的铁塔栏杆上，许久互相不说一句话。在这个美好的冬夜大自然如此慷慨，让我们和他们同时欣赏到了它神秘而宁寂荒冷的美。然而我们都预感到，这种美随时可能被彻底摧毁。我们的心境都有点忧郁。

　　战争什么时候会在我们担负着守卫任务的这道边防线上爆发呢？

　　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早晨？我们会死于中苏战争吗？“大胡子”和他那年轻的士兵伙伴会死于中苏战争吗？也许我们和他们都必死无疑？

　　荒原上，几点鬼火飘忽移动。那里有一片坟，原是双方的公墓，安息着几十个同样善良、同样勤劳、同样本分、同样热爱土地的灵魂。

　　犬齿状态的边境线，从坟墓之间穿过。将有些木碑牌隔到了边境线那边，将有些十字架隔到了边境线这边。将那些安息着的灵魂变成了被迫的“流亡者”。难道他们在地底下也感受了战争爆发前的威胁？要不那些飘忽移动的鬼火为什么也那样战战兢兢的呢？

　　对面铁塔上忽然传来了口哨声。我们一听便知：是“大胡子”吹的。“大胡子”虽然不是一名好士兵，可他口哨吹得真动听。我朝对面的铁塔望去，清楚地看到了两个剪影，一个持枪笔直地站立着，一个背靠着铁塔栏杆。

　　班长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听得有点入迷了，说：“曲调这么美，歌词也一定会很美的。”

　　我说：“他吹的是《喀秋莎》。”

　　班长问：“你会唱？”

　　我反问：“难道你不会唱？还是大上海人呢，白活了！”

　　“那你将歌词唱给我听一遍吧！”他低声说，“你忘了？我是在苏北农村长大的。”

　　我不但会唱，还非常喜爱这首苏联歌曲。我们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我们那座城市的青年，对苏联歌曲和苏联的其他艺术，普遍非常热爱。夏天，如果你走在松花江畔，漫步在斯大林公园的林荫路上，你会时常听到《喀秋莎》这首苏联歌曲的优美旋律……记得有一年全市初中学生的作文比赛，题目就是《写给喀秋莎的一封信》。有十几万名中国的中学生们，给一位名叫“喀秋莎”，然而谁也未见过的苏联姑娘写了十几万封充满各种感情色彩的信。“喀秋莎”，这个普普通通的苏联姑娘的名字，因为出现在一首苏联歌曲中，成为千千万万哈尔滨男女青年心中的朋友……

　　这个年代，如今已是记忆中的年代了。

　　“大胡子”的口哨声，竟诱发了我的一缕乡思。

　　我随着口哨的节奏，将《喀秋莎》的歌词一句句低声唱给班长听：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

　　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

　　……

　　喀秋莎的爱情永远属于他。

　　……

　　班长说：“你再重唱一遍，我记下来。”

　　于是我们走进了“红房子”。

　　我又将歌词唱了一遍，班长认认真真地记在他随身带着的小本上。记完，他默默看了一会儿，撕下那页纸，迅速投入炉火中。

　　我奇怪地问：“为什么烧了？”

　　他回答：“记在心里了。”

　　许久，我们谁也没再说一句话，沉浸在歌词带给我们的美好意境中。

　　“大胡子”的口哨声，仍没有中断，只是比刚才吹得更低弱了。

　　口哨声中，漫游着一种淡淡的忧郁。

　　在这个夜晚，在这个地方，无数七歪八斜的、腐朽的、钉入大地的、被荒火烧黑的、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的木桩子，以及连接它们的带铁刺的和不带铁刺的、粗的和细的、中国的和苏联的同样锈蚀了的铁丝所组成的边境线，将两座高高的铁塔，将桦树林、原野和村庄，将一切东西都划分成了两方对立的存在。只有夜空是不可能被它所划分的，还有月亮，还有星星，还有“大胡子”的口哨声，还有几点飘忽移动的鬼火……

　　天亮后，我们该下岗了。

　　我们站在高高的铁塔上，向对面进行最后的瞭望——这是我们，两名非正规边防战士的职责。

　　我们发现，隔夜之间，对面那一片稀疏的白桦林中，出现了几顶白色的军帐篷。对面的铁塔上，也增加了士兵。

　　“大胡子”趁他的士兵伙伴们不注意，向我们扬了一下手臂，仿佛在向我们告别。

　　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

　　这似乎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他不是一名好士兵。

　　我们的边防部队，也向这一边境地带集结了。驻扎在十几里外的大山后面。

　　几天过去了，尽管有各种战况从珍宝岛传来，这一带边境线上，却并未发生过冲突。连一次非军事性的冲突也未发生过。

　　然而浓重的潜在的战氛，却愈来愈咄咄逼人地笼罩着这里。我们和他们，在这种浓重的战氛笼罩下，都在期待着，准备应付着什么……

　　一天夜里，我们连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声。

　　“发生了……”每个人的头脑中在号声乍起那一瞬间，都闪过了这样一个非常明确但又很不完整的念头。蹦起来，穿衣服，抓武器，一连串的紧张动作，不允许谁将这一想法继续下去。

　　集合完毕，连长开口讲话，大家的紧张感才渐渐松弛——原来十里外的七连向我们连电话告警，有一条疯狗朝我们连的方向逃窜来了。连长估计，可能已窜入我们连队，隐藏在什么地方。

　　每个人都产生好一种古怪的扫兴感，顿时一片抱怨声和牢骚话：“搞的什么鬼名堂，大惊小怪！”

　　“胡乱搅！半夜里为了一条疯狗就全连紧急集合？！”

　　连长很冒火，吼道；“你们乱嚷嚷什么？！别小看这条疯狗，它是个祸害！七连已经被它咬了三个人了。其中一个就是你们知识青年！五连、六连的羊群也被它咬了！哼！团里指示，要我们连绝不能再放过它！”

　　大家心里这才觉得有些发毛。谁不担心某种时候，某个地方，被这条疯狗突然扑上来咬一口？

　　分成几个小组，在全连范围内小心谨慎地搜索，却没发现它。

　　但是，它的确就出没在我们连附近，不知是隐匿在连队前面的荒草甸子里，还是潜伏在连队后面的乱树丛中。因为第二天下午，我们连放羊的老韩头就被咬了，还有许多羊被咬了。

　　为了采取措施，我们连所有的狗都被宰杀了，包括几条出色的猎狗。

　　天黑之后，几个连队感染上狂犬病毒的羊都被驱赶到了小山沟里，共一百余只，全部被冲锋枪射杀了，然后聚拢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

　　班长被连里指派带领我们班的战士执行这一任务。我对屠杀感到一种心理上的恐惧，找借口逃避了。

　　站在我们大宿舍前，也听到了一阵阵枪声，望到了滚滚浓烟，闻到了令人恶心的焦臭味。

　　那一天，我和班长照例站后半夜岗。刚蹬上铁塔，旋风将“红房子”外的烟筒刮掉了。烟筒磕碰着铁塔，发出一阵嘭嘭的响声坠落下去。

　　对面铁塔上的苏联士兵，以令我们吃惊的速度，一个个伏在栏杆上，架好了冲锋枪，枪口对准我们的“红房子”。

　　经过足有三分钟，见我们这边没什么异常的举动，他们才一个个解除了战斗状态。只有一个，仍守着一挺机枪。那挺机枪，有护体钢板。

　　昨天，我们还未发现它。守着它的，就是那个年轻而英俊的苏联士兵。起风了，被风卷扬的雪霰，宛如白色的粉末和雾障，在大草甸子上空弥漫着，飘游着。旷野一片混沌，能见度差极了。

　　我倍加警惕地用望远镜瞭望着对面。在这种时刻，一个边防战士的麻痹大意，就可能意味着对祖国和人民的不可饶恕的罪过。我清楚地知道，在对面那座铁塔上，也肯定有一双警惕的眼睛，一眨不眨地通过望远镜监视着我们。

　　班长却坐在炉前发呆。

　　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他是替那几个不幸被疯狗咬了的人难过。也是因为那一百多只优良品种的细毛羊被屠杀而闷闷不乐。它们是万里迢迢从新疆运来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支援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畜牧业发展无代价赠送给我们的，是班长他带着我们班负责运送来的，历时两个多月，我们熬受过各种辛苦。

　　但昨天的屠杀是无可奈何的屠杀。疯狗就是疯狗，是没有正常狗的狗性的。

　　我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他。

　　“你听，什么声音？”班长猛地抬起了头。

　　我放下望远镜，侧耳聆听，任何声音也没听到。

　　“好像是狗叫。”

　　“是你的幻觉在作怪吧！”

　　“不，是狗叫！”

　　我没心思跟他争辩，只好不理他。

　　过了一会儿，荒野上果然传来了一声惨厉的狗叫。这声音简直使人毛骨悚然，像丢失了狼崽子的母狼的嚷叫，像在黑沉沉的冬夜孤迷于荒野的老妪绝望的嘶喊。

　　一阵悸栗从我心头滚过，遍布了全身。

　　“是它！是那条疯狗，我去干掉它！”班长倏地站起来，提着枪朝外就冲。他冲到门口，犹豫了一下，回转身对我说：“你不许离开！要密切注意对面的情况！”

　　一阵大头鞋踏在铁梯上的急促的声响。

　　一股寒风将他敞开的铁皮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我呆呆地孤零零地站立了片刻。这片刻内，我的思想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那条疯狗在我的想象之中是非常巨大非常凶猛可怕的，是某种鬼怪的化身。我为班长有些提心吊胆。我想，我必须去助他一臂之力。

　　我也提着枪冲出了“红房子”，冲下铁塔。

　　我追上班长，班长生气地说：“不让你离开，你怎么还是离开了？我命令你，立刻回到铁塔上去！”

　　我固执地说：“要回去你自己回去，疯狗由我来干掉！”

　　班长撇下我，加快脚步往前搜索。

　　周围全是齐腰高的枯草。月光惨淡，风声凄厉。身前身后，一阵阵可疑的窸窣声，此起彼伏，仿佛不是有一条疯狗，而是有无数条疯狗，蛰伏在我们四面八方，伺机向我们扑咬。

　　我说：“咱们这么无目标地搜索是很难发现它的，反而可能被它伤害了，干脆明天再……”

　　班长一声不吭，继续向前搜索，仿佛没听见我的话。

　　我只好紧跟在他身后，既存在着保护他的意识，也存在着靠他保护的心理。

　　突然，它从我们前边几米处窜出来了，扑向班长。

　　班长猝不及防，用胳膊抵挡它的进攻。

　　疯狗跃起来一口咬住班长的胳膊，将班长拖倒。班长手中的枪撞在地上，走火了。一声尖脆的枪响，子弹不知在黑暗中射向何处。

　　这一声枪响，惊扰了边境线那一面。他们的铁塔上传来一阵紧张的大声呼喊，显然，有人在发布命令。

　　我跳到班长身旁，倒抡枪，用枪托狠狠地砸在疯狗胯上。

　　它竟没发出叫声，只是被我打得在雪地上滚了几滚，又跃起来，龇出白森森的牙齿，一双狗眼，闪着烟头似的光。惨淡的月光下，疯狗口中吐出一条黏性的舌头。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强壮而高大的狗，像一头驴。可惜它疯了。

　　我赶快扶起班长，问：“咬伤没有？”

　　“没！”班长答道。

　　他的棉衣袖子被扯下了一大片布，露出了棉花。

　　“别开枪，用枪托……”他说。像我刚才一样，他倒抡起枪，冲上去朝疯狗就砸。

　　在国境线上，在当时，一声枪响，就可能造成一场盲目的边境冲突。

　　班长的枪托落空了，疯狗掉头就逃。

　　“追！千万别让它跑掉！”

　　我们紧紧追逐。

　　疯狗后胯挨了我一枪托，歪歪趔趔地逃窜着。

　　班长眼看就要追上它了。

　　我突然想到被大雪埋住、被荒草遮蔽的边境线——疯狗已窜过了边境线。

　　纯粹潜意识发出的警告。我大喊一声：“班长，站住！”

　　他站了一下，不解地回头看看我，又追上去——他眼中分明只有疯狗的存在，已忘了国境线的存在。

　　“前边是……”

　　晚了，他越过了国境线，在荒草中奔跑着，伸展开的两臂随着奔跑上下挥动，一只手上提着枪。

　　那条疯狗，我已无法看到。

　　砰！……

　　又一声枪响。对面铁塔上传来的。

　　不是走火，是准确的射击。

　　班长踉跄了一下，一手捂住胸口，他缓缓转过身，朝对方的铁塔上看去，那样子好像有些吃惊，也有些迷惑不解。

　　枪声在两座高高的铁塔之间回荡着，缭绕经久。

　　他不甘心地倒下了。

　　“班长！……”我向他奔过去。但什么东西也将我绊倒了——是一截露出雪面的木桩子。

　　边境线。

　　我给它跪下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的武装连队和他们的巡逻队，在边境线两边荷枪实弹地对峙出现了。他们背后，稀疏的白桦林中，黑沉沉的夜里响起了坦克引擎发动声。我们背后，山坳里，大炮扬起了头。

　　打死班长的，是那个年轻的苏联士兵。

　　他们不相信有什么疯狗，对班长的尸体拍了照，但允许我们将班长的尸体抬过来。

　　我和另一名战士将班长的尸体抬了过来。我踩着班长留在雪地上的深深的脚印走过去，踩着班长的脚印走回来。我暗暗数着，班长在他们的领土上留下了五步脚印。当我一脚踏在他们的领土上，一脚踏在我们的领土上时，不由得扭头朝那个年轻的苏联士兵看了一眼。

　　那一时刻，我知道了什么是仇恨。

　　一场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一场出动坦克和使用大炮的战争，在双方的努力克制下，总算避免了。

　　战争，无论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我们，都不是游戏。

　　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我们一样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天，我和另一个伙伴登上了我们的铁塔。我永远不会再和班长一起蹬上我们的铁塔，站在我们的“红房子”里望这片被边境线划分的荒草遍生的大地了。

　　中午，我们从铁塔上发现，边境线那面，靠边境线最近的村子里，一片混乱，女人哭喊，男人喊叫。一队苏联士兵奔进村中，又追逐着一条狗从村中奔出……

　　隔日上午，我们在“红房子”里，听到了从那个苏联乡村古老教堂传来的钟声。没多久，一队送葬的人们走出了村子。我用望远镜望去，发现他们抬的是一口孩子的小棺材。

　　“你瞧！”

　　我的新伙伴指着对面的铁塔。

　　我又用望远镜朝对面的铁塔望去——几名苏联士兵，摘下了军帽。但他们的脸，不是朝着他们那个村庄的方向，而是朝着我们的铁塔。

　　钟声停止以后，一个苏联士兵走下了他们的铁塔——就是那个年轻而英俊的苏联士兵。他一步步向边境线走来。

　　我放下望远镜，拿起了枪，从窗口十分隐蔽地向他瞄准。

　　只要他跨过边境线一步，不，哪怕半步，哪怕一只脚，我就开枪。

　　他竟真的越过了边境线。

　　准星牢牢地钳住了他。

　　我的手却颤抖着，没有勾动扳机。

　　他没有带枪。

　　不带枪的士兵，就不是兵。

　　这是我们进行边防条例教育时的一条重要原则。

　　我默默数着，那个年轻的苏联士兵，在我们的国土上，只走了五步，站住了，不比班长留在他们领土上的脚印多一步。

　　他解开大衣扣，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小小的花环，一个像姑娘们绣花用的花撑子那么小的小花环。他弯下腰，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在我们的国土上。之后，瞧着花环，敬了一个军礼。

　　“安德烈！……”他的士兵伙伴们突然齐声在他们的铁塔上喊他。

　　他猛地转过身，迅速跨回到了边境线那一边，也迅速从我手中的枪的准星中消失了。

　　安德烈——班长曾那么想知道他的名字。

　　那一时刻，我懂得了——什么不能被当作仇恨。

　　一队苏军巡逻兵沿着边境线远远地走来了……

　　我永远再不能忘掉他的名字，正如我永远不能忘掉班长的名字一样。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每当拂晓，那里都笼罩着浓重的雾气。雾气直到日出才渐渐消散。于是它们就令人肃然地完全显现出来了——就是那两座高高的铁塔…… 梁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套装共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