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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风流孽债结恶果
脚踏日蒋两条船
抗战爆发后，杜月笙远走香港，张啸林落水当了汉奸，作为法租界大名鼎鼎的“青帮”大亨，黄金荣自然成为日伪收买的对象。但黄金荣有自己的底线，以垂垂老矣的状态装痴卖傻，与日伪当局巧妙周旋。
尽管黄金荣本人拒绝落水，但为了给徒弟们多一些财路，也为了与日伪当局缓和关系，黄金荣引荐多名弟子做了伪官，其中便包括他的结拜兄弟陈群。黄金荣将陈群直接推荐给汪精卫，做了伪江苏省省长。陈群上任之日，黄金荣率大批弟子到苏州捧场祝贺。而后陈群又按黄金荣的意思，在伪机关中安插了大批黄门弟子，弟子发了财，每月都会送钱孝敬师父。
1940年初，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上海展开锄奸活动，大汉奸俞叶封、伪浙江省省长张啸林、伪上海大道市长傅筱庵等相继被杀。黄金荣胆战心惊，赶紧向国民党示好，主动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络，在上海设立了第三战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利用落水弟子，秘密帮助顾祝同的军队筹集大批军粮。顾祝同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黄金荣此举很快传到蒋介石那里，不仅解除了被暗杀的危机，而且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杜月笙重归故里。8年中杜月笙坚持抗日，尤其杜门弟子配合军统上海锄奸，让杜月笙笼罩在“抗日英雄”的光环下。相比之下，黄金荣顿觉黯然失色。
而令黄金荣大为光火的是，杜月笙一到上海，便率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原来，杜月笙作为交通银行董事，与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关系甚好。钱新之回到上海后，黄金荣以“借”为名敲诈交行2亿元，杜月笙得知后对黄金荣极为不满。而黄金荣犹嫌不足，又向重庆商业银行敲竹杠，一下“借”款4亿元。该行董事找杜月笙商议，杜月笙让他直接打电话向黄金荣询问，起码黄金荣不会亲口承认敲竹杠。该董事依计而行，黄金荣果然推说弟子所为，此事不了了之。
黄金荣敲诈落空，认定该董事无此胆量公然与他对抗，幕后定然有人支持。经其弟子明察暗访，方晓得杜月笙从中作梗。
“触那娘！今朝成气候了，连老子的财路也敢挡了！”此时的黄金荣已78岁高龄，虽然气喘吁吁，仍喋喋不休，怒骂不止。
其实，黄、杜龃龉由来已久，早在黄金荣为露兰春跌霸，锋芒顿挫之时，杜月笙便乘势而起，尤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杜月笙后来居上，由“三大亨”最后一名而跃居第一位，令黄金荣耿耿于怀。
而引发黄、杜龃龉的头一桩事，是“四一二”清党之后蒋介石的论功行赏，本来三人同时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偏偏蒋介石在南京单独召见杜月笙，杜月笙越过黄金荣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以黄金荣的狭小心胸岂有不妒之理。
紧接着，黄、杜两门弟子发生冲突。
“四一二”清党之后，杨虎升任上海警备司令兼清党委员会主任，陈群任清党委员会副主任，这两人掌控上海生杀大权后，“三大亨”的门人都跟着得以高升。但黄门弟子陈培德与杜门弟子陆京士都想当上海工会主席，而陆京士先发制人，指控陈培德有共产党嫌疑，将其扣押起来。
黄金荣后闻讯暴跳如雷，对杜月笙破口大骂，然后一个电话电话打过去，将杜月笙喊到黄公馆大烟间，然后自顾依在烟榻上吸食阿芙蓉，当着众多客人的面，故意将杜月笙晾在一边，直到三筒鸦片抽足，又灌进几口酽茶，才虎的翻身坐起，冷笑着说：
“好啦！我现在已经告老退休，你也不再是住灶披间的小囝，要打要杀，但凭你高兴！”
杜月笙一头雾水，赔着笑脸说：
“金荣哥有什么事，只管交代下来，何必说这种气话？”
“分明是你们在跟我过不去，要我黄金荣的好看！”黄金荣又是一声咆哮。火气发尽了，这才问，“你给我说清楚，陈培德犯了什么案子？”
杜月笙赶紧给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打电话，这才晓得了出了什么事，要求立刻释放陈培德。
其实论起私人关系，黄金荣与杨虎比杜月笙更近一层，但黄金荣自己偏不打电话，他就是要出一口恶气，让大家伙看看，杜月笙在他面前与其他黄门弟子没什么两样。
“这桩事体不给我办好，我就上南京见蒋总司令！”看着唯唯诺诺的杜月笙，黄金荣又狠狠甩出一句话。
陈培德很快被释放，但工会主席之争并未结束。为了让自家弟子撑门面，黄金荣果真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指示杨虎从中调解，结果陆京士与陈培德平分秋色，每人各担任一段工会主席之职，此番纷争才得以告终。
黄金荣对杜月笙的不满，还源于杜月笙的“不孝敬”。尽管黄门任何大事无论是做寿还是嫁娶，拟或是大兴土木，杜月笙、金廷荪孝敬的钱总是高于其他门生多倍，但杜月笙却极少到黄公馆陪伴黄金荣。
黄金荣退休以后，除了每天在家中抽抽大烟，聊聊闲天，便是孵孵混堂，打打铜旗。早前的老弟兄都有自家的场面，除了金廷荪经常到黄公馆打铜旗，像马祥生、顾掌生等也并不是经常走动。而黄金荣却偏生挑杜月笙的不是，只消看到金廷荪，便会念叨：
“还是金老三不忘本，还跟以前一样，天天来上班。不像月笙那孤小人，完全不当我是回事！”
此话传到杜月笙耳中，哈哈一笑。常言说“老小老小，越老越小”，杜月笙将一切归咎于黄老板的“小囝脾气”；也不排除有些人存心挑拨离间，总之杜月笙全没当回事。
1932年，杜月笙成立“恒社”，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杜门弟子自然也跟着威风起来。黄门弟子看着眼热，尤其陈培德等人，更是在黄金荣耳边煽风，说尽杜月笙和陆京士的坏话，使得黄金荣对杜月笙的成见越来越深，最终决定成立“忠信社”与杜门力量抗衡。
忠信社成立于1936年夏，主要活动为：每周日到黄家花园聚会聚餐，商讨搞垮恒社的办法。后来，恒社发展势头猛烈，忠信社应付不来，便和杨虎的兴中社结盟，当时定下的行动方案是：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削弱恒社实力；同时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由黄金荣呈交蒋介石。
然而，他们既无法拉拢恒社的活跃分子，又搜集不到杜月笙的劣迹，工作久久得不到进展。不久，“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忠信社便无疾而终了。
抗战胜利后，杜门弟子陆续从大后方返回上海，恒社重整旗鼓，势力咄咄逼人，让黄金荣看得很是眼红。杜月笙本人又直接挡了黄金荣的财路，这口气黄金荣岂能咽得下！为了与恒社抗衡，黄金荣与张德培、龚天健等弟子商量后，于1945年11月改“忠信社”为“荣社”，化暗为明。
荣社成立后，与当年的忠信社相差无多，若想抗衡或搞垮恒社，无异于天方夜谭。
虽然利用荣社打击恒社未能如愿以偿，但在另一件事上，黄金荣却成功打击了杜月笙，让风光多年的杜月笙头一回大跌其霸。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物价飞涨。8月，国民政府又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众将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交出换成金圆券。为了强迫民众交出手中金银兑换金圆券，蒋经国以经济督导副专员的身份，亲赴上海组建“戡乱建国大队”，进行“打虎”运动。
蒋经国到上海第二天，便被李志清请到黄公馆赴宴。席间，蒋经国一直谈论“打虎”之事，并向李志清询问上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情况，决心打倒几只大的“老虎”。
李志清的养子黄起予便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她本人更是后台老板，对交易所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了打击杜门势力，她借此机会，无中生有地告了杜月笙一状，她说：
“交易所是杜家叔叔负责的，由他的三公子杜维屏少爷管理，我儿子想申请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金条，向杜家叔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金条。”
蒋经国听了十分生气，离开黄家花园后，旋即派亲信暗中调查杜维屏，并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将杜维屏投进大狱。
事实上，杜维屏不过是抛出永安纱厂空头股票2800股，说起来根本不算一回事，而小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要找杜月笙这样的大的“老虎”杀一儆百。堂堂海上闻人杜月笙的儿子下了大牢，此消息即刻轰动整个上海滩。
李志清不动声色告了杜月笙一状，黄金荣为此十分高兴，对李志清大加赞赏。
万贯家财被卷走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80岁诞辰之日，照理这个大寿应该大事操办。无奈时局吃紧，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倘若大肆操办宴席，一旦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唯恐生出些枝节来。于是，弟子们在沪西槟榔路玉佛寺安排了素席宴。
大寿当天，杜月笙、杨虎做主持，黄振世为总务，程锡文、鲁锦臣负责接待宾客。第一位前来拜寿的显赫人物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蒋纬国既代表自己又代表蒋介石，在玉佛寺的大殿里恭恭敬敬地给老寿星拜寿，这是黄金荣当天受到的最重要的礼遇。随后，上海市长吴国桢带着社会局长吴开先以及市府各局局长走进寿堂。市府政要的拜寿，代表着地方政府对黄金荣的尊重。另一位重要客人前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到来，亦为寿辰大为增色。
接下来是大批黄门弟子及亲朋好友登门祝寿，以致一整天川流不息，多达数千人，大把的贺礼礼金入账，令黄金荣喜不胜收。
第三天下午，又一个喜讯传到黄公馆，陈布雷从南京打来电话，告知蒋介石翌日赴上海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喜出望外，即刻命程锡文、鲁锦臣等人赶到黄家花园布置，并通知其弟子漕河泾地方自卫团团长陶雪生，率自卫团担任警戒任务。
翌日，自卫团500余人在黄家花园外实行戒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排到四五里地以外，黄家花园内则派出心腹人员站岗。
下午蒋介石的车队抵达黄家花园门口时，黄金荣已带领杨虎、程锡文、龚天健、鲁锦臣、杭石君在此恭候多时。蒋介石身着便服，头戴一顶铜盆帽，看上去神采奕奕。
“先生大寿之日，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工事繁忙，未能前来拜寿，请先生见谅。”
来到四教厅，蒋介石首先表示歉意，然后走过去搬起一只红木大椅，他的卫队长赶紧上前接住，放在八仙桌前。蒋介石亲自将黄金荣扶到椅子上坐下，又从其它红木椅上取来一只软垫放在地上，要行跪拜大礼。
“使不得，使不得，行个鞠躬礼就成了。”黄金荣赶紧阻拦。
蒋介石已跪在软垫上，给黄金荣磕了一个头。黄金荣赶忙站起身，拉起蒋介石。
“这次特地拜寿，聊表我的心意。眼下前线战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先生多保重，多福多寿。”
蒋介石说完，便起身告辞，匆匆离去。
蒋介石登门拜寿并行跪拜大礼，成为继当年那只金怀表和题词之后的又一个可以炫耀的资本，为垂垂老矣的黄金荣带来了最后的风光。
然而，无论蒋介石给黄金荣带来何等荣耀与风光，国民党气数已尽，黄金荣不得不做着另外的打算。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南下，不日将兵临上海。杜月笙已决定举家迁往香港，前来钧培里黄公馆辞行，并真诚劝黄金荣一道去香港。
“我已经82岁了，死到香港倒不要紧，只怕经不起这番折腾，死在半途。”
话虽如此，黄金荣心中依旧犹豫不决。好在“四一二”他只是敲敲边鼓，不像杜月笙背有汪寿华那样的血债，后来他也曾帮过共产党的忙，尚有留在上海的这条路可选。但杜月笙告别时，两位老兄弟都欷歔不已。尽管昔日多有龃龉，如今此一别或许成为永诀，陡生了颇多心酸、无奈与苍凉。
就在此时，又一个老把兄弟走进黄公馆，他就是已与中共有过接触的杨虎。杨虎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特地来做黄金荣的工作，争取黄金荣在解放时立功赎罪。
“共产党真的会既往不咎？”听完杨虎的一番劝说，黄金荣问。
“放心吧金荣哥，共产党的领袖晓得你，他们希望你留在上海协助稳定局势。”
杨虎拿出一张共产党领导人写的字条，交给黄金荣，要黄金荣在解放后交给上海市负责人，保证不会被抓。
有了这张护身符，黄金荣不再犹豫，决定留在上海。为了向共产党表示自己立功赎罪的诚意，黄金荣备了一份给共产党的“见面礼”，其中之一是上海青洪帮头目400余人花名册；之二是国民党遗留在沪的一些财产清单。他将这份“见面礼”请杨虎转交地下党。同时，他也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撤退时的大破坏、大屠杀，要帮助和掩护地下党。这些做法都为共产党顺利接管上海，以及稳定上海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
黄金荣虽已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却担心他的偌大家财被没收。为防不测，他与李志清商量，将一些不动产尽量换成美元、黄金、珠宝等，一旦风头不对，即刻带到香港留作日后享用。随后，李志清一面将各处产业的存资集中起来，一面将一些不太惹人注意的物业、房地产悄悄变卖，将所得钱款与先前家中所存黄金、美元等，一道锁进保险柜中。
做完了这些准备，黄金荣放心了。但他不曾想到，李志清在悄悄做着离开上海的准备。照理说，李志清自年幼进门，为黄家辛苦操劳多年，又做了黄金荣多年的情妇，倘若她提出去香港或者台湾，黄金荣断乎不会阻拦，并会留下自己晚年生活费用外，将所有钱财悉数交由李志清带走。但李志清不曾提，她只是在杜月笙、金廷荪等人离开上海后，悄悄问过黄金荣：
“杜家叔叔和金家叔叔他们都去了香港，为啥我们不走？”
“倘若你们小辈想走，尽可以走。”黄金荣表示，“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不想将这把老骨头抛在外乡。”
李志清不再说话。
上海解放后，局势逐步稳定，黄金荣见共产党信守诺言，既未对他进行制裁，也无抄家没收财产的动向，遂放下心来。但是有一天，黄金荣忽然发现钧培里偌大公馆里好像少了些什么，等了一歇，方醒悟过来，遂觉得大约有一两天没有看到李志清和她的领养子即次子黄起明、养女黄悦明了。黄金荣赶紧差人喊来李志清的贴身娘姨，方知李志清已带着一儿一女去了香港。
黄金荣旋即想起保险柜里的万贯家财，到二楼密室打开保险柜一看，李志清已将大部分金银珠宝卷走，仅给他留下极少的钱财。
“妹妹，我何尝亏待过你，为何你要如此对待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
82岁的黄金荣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火爆，他颓坐在密室的椅子上，喋喋不休地念叨起来。
当时黄公馆上上下下人口众多，仅钧培里一处公馆便有男女佣工30余人，账房、秘书、门房、当差、保镖、司机等各司其职，另有厨司三人，打杂娘姨五六人，加上黄金荣与养子黄源焘一家，长孙黄起予一家，几十口人每天的穿衣吃饭，其它应酬的开销，修修补补的费用，以及佣人的工钱等等，加在一起定然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他的所有物业、不动产已不再属于他个人所有，亦不能从中收取任何利润，现如今他等于只出不入，坐吃山空。偏生此“山”未曾吃便已被李志清掏空，黄金荣怎能不为此焦急万分。
在此情况下，黄金荣不得不辞退一些佣人、当差，缩减开支。同时，为了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支持，黄金荣拿出5万元买了公债。如此一来，黄公馆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金荣只好派门生黄振世往返香港，找杜月笙帮忙，并打电报、挂长途向李志清要钱。最后，杜月笙让万墨林给黄金荣汇了5万元用以维持生计。
拮据中一命归西
上海解放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金荣依旧躲在黄公馆里，一方面沉湎于阿芙蓉，一方面在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日子里纳福。尤其是黄公馆里上好的大土，足以让他吸食到寿终正寝。终于有一天，一名亲信弟子传来的信息打乱了他的生活。
这个信息是：很多市民上书市军管会，对黄金荣逍遥法外意见很大，纷纷要求严惩黄金荣。
听到这个信息，黄金荣顿时紧张起来。倘若军管会顶不住市民的压力，对他改变态度，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此时，军管会鉴于人民群众对黄金荣的意见如此之大，决定派干部对黄金荣宣布一下政策。
一天下午，黄金荣正在大烟间里一榻横陈，忽听下人通报有军代表登门，赶紧丢掉烟枪由龚天健搀扶着迎出来。此时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已然来到大厅，黄金荣一见，以为解放军是来抓他归案，顿时吓得面灰如土，哆哆嗦嗦的几乎就要晕倒。
军代表杜宣向黄金荣训话，表示对黄金荣采取宽大政策。黄金荣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你老老实实不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保证不再做坏事，保证！”黄金荣嘀嘀咕咕说了一大串话,“我黄金荣在黄浦滩几十年，给帝国主义当走狗，做尽坏事，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由于年事已高，牙齿残缺，口齿不清，加上心里害怕，说话抖抖索索，黄金荣的话旁的人根本听不懂，只好由龚天健做翻译。
黄金荣说完，掏出那块曾经引以为自豪的金怀表，双手哆嗦着交给军代表，表示自己已与蒋介石一刀两断。而在此前，黄金荣已命弟子将黄家花园四教厅旁边六角亭里写有蒋介石题字“文行忠信”的石板，与“四教厅”匾额砸碎。
到1951年春夏之交，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之际，黄金荣又遭遇了一回有惊无险的经历。那天午后，黄金荣正在二楼卧室里小憩，下人悄悄来报，说来了一帮军人，正在楼上楼下四处搜查。
“莫不是搜查烟片？”
黄金荣的心陡地提了起来。他晓得共产党禁烟，但他活到今朝倘若绝了阿芙蓉，那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
“老太爷，他们好像不是找鸦片烟。”
“那是找啥？银洋珠宝是勿有了，古玩倒是尚有几件……”
正猜测着，龚天健上来请黄金荣下楼。待来到楼下一看，数支长枪短枪放在大厅中央。黄金荣晓得这下闯了穷祸，这一吓非同小可，腿一软就瘫倒下去了。幸亏龚天健与一同搀扶黄金荣的佣人手快，一把将他架住，扶到太师椅上坐下。
私藏枪支，这个罪过有多大，黄金荣想都不敢想。可他实在不晓得这些枪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事体我实在不晓得。我儿子黄源焘早前当过稽查大队长，莫不是他放在家里的？”
但查抄的人并不曾难为黄金荣．只吩咐他听候处理，接着取走了查抄出来的枪支。
原来，公安机关是得到举报后来黄公馆查抄的。由于枪支不多且大多为烂枪，看上去其目的不像在搞反革命武装暴动，认为黄金荣有可能并不知情。对此，市委主要领导批示：如此多的革命群众检举揭发黄金荣的罪刑，应责令其写悔过书并见诸报端，由人民裁判。
1951年5月20日，由黄金荣口述、龚天健执笔的《黄金荣的自白书》刊登在上海《文汇报》的醒目位置。
由于这个自白书是公开见报的，不可能详细地涉及一些人和事。而自白书中所涉及的，也只能是众所周知的重大事件和已不在世的张啸林。而黄金荣个人真正详细的坦白交代，自然应该另有材料。
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黄金荣携带进一步的坦白材料，在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的陪同下，来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所在地，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粟裕和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递交了自白书，并详细交待了自己的历史罪恶。
然后，黄金荣与陈翊庭一道离去。但刚到楼下，陈翊庭发现自己有东西忘在办公室，便请黄金荣在门口稍等，自己去去便回。当陈翊庭取了东西来到楼下时，黄金荣却不见了踪影。一个86岁的高龄老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去哪里呢？
原来，黄金荣交代罪恶之后，唯恐罪大恶极，共产党或许不给宽待。倘若呆在军管会门口，说不定会马上被逮捕入狱。早年在淞沪护军使署的大牢里他已吃够了苦头，如若今朝再下大牢，定然会成为回不得家的孤魂野鬼，因而迫不及待地独自回到黄公馆。
交代罪行之后，黄金荣闭门不出，常常独自一人沉思冥想。由于整日处于惊恐焦虑之中，不久便发热病倒了，在病情日趋严重的日子里，黄金荣拒绝去医院就诊，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在生活了半个世纪有着他大部分荣耀的钧培里黄公馆谢幕人生。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停止了呼吸，终年85岁。
在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中，黄金荣年龄最长，发迹最早，却去世最晚。这个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海上枭雄，在去世前做了忏悔，去世在他最钟爱的大上海，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
黄金荣的去世，标志着一个以盗匪四起帮会横行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彻底终结。 上海滩三大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