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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长袖善舞呼风唤雨

　　梨园坤伶入杜府

　　30年代初，杜月笙已完成由青帮大亨到海上闻人的华丽转身，他不仅事业扩展到工商金融界，其势力范围也由法租界、公共租界，延伸到整个上海滩。

　　在他声誉日隆，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30年，42岁的杜月笙遇上了他生命中的挚爱——姚玉兰。

　　姚玉兰是京剧老生筱兰英与梆子青衣姚长海（艺名一斗金）的长女，9岁坐科学艺，12岁正式登台，工青衣、花衫及老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姚玉兰还能演关公，当时坤伶能演红生戏的极少，她则每唱必红。

　　杜月笙与姚玉兰的相遇，是在黄老板开设的黄金大戏院里。

　　当时，黄金大戏院请到了三位红极一时的名坤伶——姚玉兰和她的母亲筱兰英、妹妹姚玉英，这母女三人，老太太筱兰英除了红生戏，无论老生、小生、武生甚至花脸，无不兼长。二小姐姚玉英工花脸、丑角、武生。

　　母女三人合挂一块牌，合演《群英会》带《华容道》，筱兰英前鲁肃后曹操，姚玉英前周瑜后周仓，姚玉兰演关公，母女三人唱念做打俱佳，一时轰动上海滩，黄金大戏院场场客满。

　　杜月笙素爱平剧，自己也能票几出戏，唱的是须生和武生，黄金大戏院来了三位响当当的名伶，尤其是母女三人的搭档，并有两位年轻小姐，他岂有不去之理？

　　母女三人头一天登台，杜月笙便定了包厢，带着随从保镖，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黄金大戏院。

　　姚玉兰扮演的关公，看得他如痴如醉；母女三人这一出《群英会》，让他流连忘返。

　　戏一散场，杜月笙便来到后台拜访母女三人。见到便装的姚玉兰，花容月貌，清秀可人，杜月笙更是心旌摇曳，巴不得马上娶回家金屋藏娇。

　　可当他刚要与姚玉兰说话时，筱兰英立刻挡了过来：

　　“杜先生，久仰！久仰！”

　　“哦，筱老板……”

　　杜月笙想要说些恭维的话，却见姚玉兰和姚玉英转身躲进了化妆室，不禁大为扫兴。

　　他杜月笙无论在堂子里捧花魁，还是在舞厅捧舞女，拟或是在戏院捧角，哪个不是以他的光顾为荣幸？只要他到场，何时不是莺莺燕燕，肉屏风围得水泄不通！

　　偏偏这母女三人，见到他像见到了那摩温，一时觉得大坍其台，气愤难平。而面对筱兰英，偏偏又不敢发泄。他心里十分清楚，要降服这母女三人，让姚玉兰乖乖就范，决不可采取强硬手段。

　　当下，杜月笙胡乱搭讪两句，便自家寻个台阶离开了后台。

　　接下来，姚玉兰唱完红生唱须生，越唱越火爆，杜月笙每逢有姚玉兰登台，无论多忙必定驱车前往黄金大戏院。但一连多日捧场，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姚玉兰说句话。

　　正无计可施之际，忽然灵机一动：既然是黄门戏院请来的戏班子，何不把金荣哥拖出来做媒！对于筱兰英这样的老太婆只能用媒妁之言。

　　驱车赶往钧培里黄公馆，如此这般一说，黄金荣笑了：

　　“这事简单，喊妹妹跑一趟就行。”

　　“妹妹”是黄家长辈对儿媳李志清的称呼。黄金荣隐退后，几爿戏院全部交给李志清打理。李志清作为老板，早已与筱兰英的两个女儿成为闺中密友。

　　话虽如此，但杜月笙和一个小辈把这件事说清楚，还是很费了一番功夫。李志清听得咯咯直笑：

　　“好了，杜家叔叔，我晓得了。我去和筱兰英说说看。”

　　等李志清将杜月笙的意思对筱兰英一说，母女三人都颇感意外。杜月笙一直给姚玉兰捧场，筱兰英和姚玉兰心里都有数，却也没想到这位大亨动了真格的。

　　要说杜月笙的声望、财势、以及他对姚玉兰的一片真心，筱兰英无可挑剔。但是，抛开年龄相差十几近20岁暂且不说，这头一桩做妾，以姚玉兰正值青春年华，容貌出众，又在平剧艺术上造诣颇深，追求她的富家子弟挤破门槛，她是定然不会答应的。

　　李志清把筱兰英的话毫无保留的转告了杜月笙。杜月笙略一沉思，对李志清说：

　　“你转告她们，无论前边有几房太太，我与姚玉兰都要正式结婚，她都要做正房太太。”

　　李志清又把杜月笙的话传给筱兰英，几经商讨，姚玉兰和她的母亲提出了最后的条件：

　　一、明媒正娶，用龙凤花轿抬进杜公馆，享受正房夫人的待遇。

　　二、另设公馆，与华格臬路杜公馆里的那三位夫人分开来往。

　　杜月笙一口答应，随即下了聘礼，并在辣斐德路租下一层豪华考究的西式楼房，准备择日成婚。

　　正当杜月笙紧锣密鼓准备婚事的时候，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听说了此事，一个个极为震惊。于是，平日争风吃醋互不往来的三个女人，居然凑到一起，商量阻挠计策。她们想以儿子为杀手锏，逼迫杜月笙放弃迎娶姚玉兰的想法。最低限度，应该把她的身份定为姨太。

　　岂料，三个女人的反常行为引起万墨林的注意，他赶紧派听差、娘姨跟进，了解到她们要闹事。为预防意外，万墨林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杜月笙。

　　杜月笙旋即赶回华格臬路杜公馆，将三个女人喊到会客室一通臭骂，尤其将正房太太沈月英骂得狗血喷头。

　　沈月英见杜月笙当着两位姨太太的面，对她如此不留情面，气得面色铁青，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把她弄回她的屋里！”杜月笙大声呵斥道，“永远不要让我再见到她！”

　　沈月英被下人架走后，杜月笙又回过头，对这两位姨太太大发雷霆：

　　“你们都看到了，她好歹是正房，我暂且留她住在公馆，你们两个该晓得自家身份，哪个待得不痛快，立马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两位姨太太一见，哪里还敢说什么，赶紧忏悔、认错，一致把责任推到沈月英身上。杜月笙这才作罢。

　　处理好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杜月笙与姚玉兰的喜期已到，杜月笙用一顶龙凤花轿将姚玉兰抬进了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新设的杜公馆，然后大事庆贺，流水席连吃三天，婚事办得比娶沈月英时场面更大，更风光。

　　到场亲友都为杜月笙得到这样一位新式女子而高兴。因为许多年来，杜月笙在对外交际方面都是光棍一根。他的前三位太太都是旧式女子，既不喜欢出门，也做不来外间应酬。而姚玉兰自幼跟随父母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又说得一口甜润的京腔，杜月笙正需要这么一位登得大雅之堂的太太。

　　婚后，姚玉兰洗尽铅华，专心做起了杜太太。

　　出于共同爱好，夫妻二人常常闺中切磋须生演唱技艺，兴味无穷。但凡有赈灾义演，或者亲朋好友凑兴彩排，姚玉兰也会粉墨登场。

　　第二年，姚玉兰生下一个女孩，取名杜美如。

　　这是杜月笙的第一个女儿，杜美如的满月酒也因此成为黄门盛事之一。除了辣斐德路杜公馆大宴宾客，组织演出堂会更是令人瞩目，由风靡上海滩的梅兰芳、马连良联袂演出，盛况空前。

　　姚玉兰自打进了杜公馆，差不多得了专宠，如今又给杜月笙生了一个千金，更是母以女贵，被杜月笙宝贝得不得了。

　　而华格臬路的三房太太，差不多等于被打入了冷宫。倒是三太太孙佩豪想得开，能够排遣心中郁闷，将全部精力放到了两个儿子——维屏和维新身上。两个儿子念到初中后，三太太便报请杜月笙同意，带着两个儿子到英国伦敦求学去了。

　　二太太陈帼英却是每天在醋意中耿耿于怀，好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场面大，杜月笙的许多活动要在这里进行，杜月笙在华格臬路公馆留宿的时候，没有了三太太孙佩豪的争宠，二太太陈帼英倒是多少得到一些宠爱。

　　正房夫人沈月英则是萎靡不振，长年累月躺在烟榻上，烟瘾越来越大，加上本来身体虚弱，多灾多病，以至闭门不出，几乎与世隔绝。抗战期间，杜月笙和杜维藩从香港转到重庆的时候，沈月英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病逝，终年48岁。

　　恒社弟子震声威

　　在30年代初杜月笙的鼎盛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豪门盛事有三桩：

　　一是长子杜维藩的大婚典礼；

　　二是长女杜美如的满月庆典；

　　三是高桥杜氏祠堂的开祠盛典。

　　其中，尤以1931年6月杜氏祠堂开祠盛典，尽显豪门之显赫——

　　仅送礼之人便囊括了全国18行省所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富商巨贾，既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实业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正廷、军政部长何应钦、监察院长于右任等党国政要，又有前北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前国务总理顾维钧等过气高官显贵，更有各省主席、地方护军使一级的官员……

　　6月9日，从华格臬路杜公馆开出的奉主入祠队伍竟多达5000余人。

　　开祠堂会更是云集南北名伶，规格之高，举世罕见。从9日到11日三天之内到杜祠的贺客逾10万人之多。

　　杜月笙建造家祠及藏书楼、学塾斥资50万大洋，举行开祠盛典并唱三日之堂会，再度斥资50万大洋。一掷百万金，完成了家族中的一大盛事。

　　这一时期，杜公馆的座上客已由20年代的帮会大亨、军阀政客，以及白相人地界的各路朋友，变为了党国军政要人，士绅阶层的社会名流，以及各界知名人士。

　　杜月笙的“闲话一句”已成为他的金字招牌，如同季布一诺，胜于黄金百斤。上海滩的各种社会活动，均离不开杜月笙的纵横捭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杜月笙迅速联络虞洽卿、王晓籁等人，组织“上海市抗日救国会”，一面指挥弟子门人展开抵制日货的斗争，一面组织“东北难民赈济游艺会”，为救济东北难民募捐。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杜月笙联合上海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班底，迅速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为淞沪之战前线的十九路军募捐。

　　战事结束后，杜月笙又担任了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职。

　　掌控了“上海市地方协会”，杜月笙的地位更加显赫，俨然成为上海地方社会领袖。

　　于是，杜月笙的学生子陆京士有了弘扬师门，创办一个社团组织的设想。

　　陆京士来自江苏太仓，毕业于上海法学院，1924年考入上海邮局，后被推选为邮务工会主席，是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在“四一二”清党之役后纳入杜门，是杜门新锐力量的代表人物，及杜氏智囊团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1932年10月的一天晚上，在杜公馆古董间里，陆京士头一回向杜月笙提出建立社团组织的设想，他说：

　　“以先生今朝的地位，又有门下三千客，何不成立一个可塑性组织，将杜门弟子门生纳入其中。如此一来，要办事业，这个组织是力量的源泉；要交朋友，这个组织是沪上精英荟萃之所，声应气求，谊切金兰。在这个组织的所在地设立会员高级俱乐部，想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交流感情。”

　　“这个主意不错。”

　　杜月笙当下表示赞同。他晓得帮会的形式早已不适合今朝的需要，为了广招各路“英雄”，他在多年前就改变了青帮“开香堂”收徒的一套传统方式，如今再改帮会形式为社团形式，的确是与时俱进的好办法。

　　旋即，杜月笙将智囊团中的文角色全部请到，商议这个组织的细则，给这个组织取名为“恒社”。

　　恒，是取义《周易》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之意，暗合杜月笙名字中的“月”字，含有以其为中心，以其为立身处世最高“典范”的意思。英文为“Constantclub”，可译为“永久俱乐部”，亦包含“恒”的意思。

　　恒社社徽为一圆形图案，图案中间是一鼎铜钟，钟的外壁正中为一轮新月。钟表示发声之源，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即为“月笙”，周围再以19颗星组成花边，形成“众星拱月”之势。“19”代表恒社理事人数，“众星拱月”代表了恒社弟子与杜月笙的关系。

　　1932年11月22日，由杜月笙指定的19名恒社发起人，在西爱威斯路举行了“恒社”筹备会议。

　　这19名发起人即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包括工运巨子陆京士、朱学范，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懋棠，上海新闻界知名人士唐世昌，社会局的王先青、许也夫、张秉辉，名律师鄂森，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四明银行经理张颂椒等。

　　由于这些新锐人物个个身份显赫，以至于杜月笙的开山门弟子江肇铭，在杜月笙特别关照下才得以加入恒社。

　　而恒社成立伊始的130名社员，同样个个身份地位非同一般，有来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任职者，如陈君毅、汪曼云等；有来自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任职者，如张秉辉、许也夫、王刚等；更有邮务公会的任职者，渔市场的任职者，法商电车公司任职者，交通业任职者，以及来自新闻界、电影界、京剧界的人士。

　　此外，还有些不便身份公开的人物，如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简贯三，以及孔祥熙公馆中的一些人。

　　恒社在军界的人极少，唯一的一名将军级军官王兆槐，还是戴笠出于工作之便，命令他拜到杜月笙门下的。杜月笙晓得蒋介石最忌讳别人插手军界，他要维持和蒋介石的关系，自然不敢问津这一“禁区”。

　　1933年2月25日，恒社成立大会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正式举行，130名社员全部到齐，杜月笙作为恒社名誉理事长亲临“指导”。与以往帮会及其他社会团体不同的是，恒社是经国民党社会部批准，并在法租界注册登记而公开团体。

　　恒社以“理事会”为领导机构，下设三科18组，计有总务、秘书、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卫生、摄影、职业介绍等。杜门人才之多之广，恒社活动范围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社会人物的组织，其大门并不向杜月笙的所有弟子敞开，而是仅限于有社会地位之人。恒社社员的审查手续相当严格，陆京士为此定了一个“重质不重量”的标准。具体有四条：

　　一、文科须科长级以上；

　　二、武职限少校级以上；

　　三、工商界须主任级以上；

　　四、年龄至少满30岁。

　　陆京士通过后，最后是否吸纳，还要经杜月笙点头。

　　凡是要求入会而落选的人，可以加入杜月笙的弟子所领导的组织，如毅社、靖社、励社等。从而在各界收罗了大批可以加以利用的人物。

　　凡参加恒社的人，都要举行一次隆重拜师仪式。该仪式由青帮弟子开香堂发展而来。届时，息庐内燃起胳膊粗的红烛，点燃浸香，杜月笙坐在前方正中的檀木椅子上，理事们和参加仪式的老会员分别坐在两旁。

　　新入会的弟子要事先准备好门生贴，写明自家的祖宗三代，以及愿拜门下，听从教诲等语，由介绍人和本人具名，并准备好贽敬礼金。

　　仪式开始后，新弟子一起侍立在下边。司仪将他们的红帖子递上去后，便按顺序点名，点名后集体向杜月笙鞠躬；然后新老社员互相鞠躬行礼；最后杜月笙训话。

　　新会员所交贽敬礼金，全部作为专项基金存起来，取其利息作为恒社的日常开销。恒社会员之中倘有遭遇不测需要经济援助的，可以从该项基金中支付，亦可由杜月笙代为筹措。所有恒社社员均可得到杜月笙的庇护，得到同门弟兄的协助。

　　恒社的活动，有春秋两季社员大会，此外还有彩排、聚餐；每年7月15为杜月笙祝寿等。凡有此类活动，以及逢年过节，恒社都要大设赌局，抽头所得，充作恒社日常开销。

　　在没有大的活动时，恒社每天晚上也都有部分会员前来消遣，一般固定开一桌饭，人多时另外叫餐。饭桌上说说笑笑；饭后移驾大厅中，会员们或聊天，或谈生意，或下棋。隔壁一间大厅里通常是锣鼓喧天，票友们拉开清唱平剧的序幕。

　　万墨林在社员中穿来穿去，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杜月笙解决的，一律由他带为转达。

　　杜月笙一般不去恒社，恒社日常领导由陆京士负责，日常事务由万墨林处理，万墨林几乎每天都穿梭于杜公馆和恒社之间。因此，每每提到恒社，杜月笙便说：

　　“学生子太多了，认不过来，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就可以了。”

　　到抗战前夕，恒社弟子已发展到800多人，其中工商界占44%；党政军警占29%；其余属于文化界。而他们都是各方能人，都有身家事业，其中便有数十位大公司、大银行、大工厂、大商店的厂长、总经理、买办或董事长，他们都是经常出入杜公馆的红人。

　　这些工商界新锐人物的庞大事业，构成杜门的卫星组织，使杜月笙的能量越发势不可当。

　　豪门往来皆大佬

　　30年代中期，杜月笙开始了与孔、宋等豪门贵族的交往。

　　与宋子文的正式交往，始于1933年4月，宋子文通过两人共同的好友杨志雄，将发行航空奖券的发财生意送给杜月笙。

　　杜月笙为此组建“大运公司”发行“航空奖券”，到后来赚了两三百万大洋，只是最后一笔红利，杜月笙应得那的一份，出任总经理的金廷荪不肯交给他，怕他又是左手进右手出，到手便光，就用这笔钱在三鑫公司旧址给杜月笙造了幢房子，而这幢华屋日后帮了杜月笙的大忙。从1949年杜月笙携家眷逃亡香港，到1961年病故，杜月笙所有的开销，全部仰仗卖掉这幢房子所得的45万美金。

　　宋子文将这样一大笔赚钱生意送给杜月笙，名为要找一个能摆平各方关系的发行人，实为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

　　当时王亚樵的暗杀公司活动猖獗，专拣国民党要人下手。宋子文正在出使欧美，回国行踪难以保密，从码头到宋府的之间布满杀机。只有实力强大的杜门弟子才能确保他的安全。8月29日宋子文海外归来，在杜门弟子的全程保护中，安然抵达家中。

　　而两个月后在上海北站，王亚樵的暗杀公司终于寻到机会，使宋子文的秘书——与宋年龄、身材、着装，甚至面容皆为相仿，且与其并肩同行的唐腴庐，成为了替死鬼。

　　如此一项交易，拉近了杜月笙与宋子文的关系。

　　1934夏季的一天下午，宋子文亲自打电话到杜公馆，要杜月笙帮忙了断一桩风流孽债——做掉一个与其弟有瓜葛的舞女。

　　自打杜月笙改头换面进身士绅阶层开始，黑道的一些勾当便很少染指了。但宋子文交代的事他不能不做。放下电话，杜月笙派出得力门生，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当时是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他在维也纳舞厅跳舞时，看上了该舞厅舞女张小姐。张小姐人长得美，舞跳得一流，言谈举止更是高贵优雅，令宋子良为之倾倒，频频约张小姐跳舞、看戏、吃饭，又在一家豪华旅社包了一间客房，作为他与张小姐的幽会之所。

　　但几个月后，宋子良对张小姐渐渐失去兴趣，打算提出分手。可偏偏这个时候，张小姐怀孕了。宋子良提出付几千大洋，要张小姐打掉孩子，从此一刀两断。而张小姐坚持要生下孩子，要求宋子良付10万元抚养费。

　　由于两人要求相去甚远，无法达成一致，宋子良想到了杜月笙，想借用帮会之手，了断这段丑闻。

　　杜月笙听罢事情原委，呵呵笑着直摇头。

　　“多纳一房妾又何妨？也许不要任何名分呢！真搞不懂这些豪门贵族的公子哥是咋回事！”

　　但自家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

　　第二天，杜月笙乘车来到自家中汇银行大厦，派人把张小姐请来。张小姐早就听说杜月笙调解纠纷往往自家垫付铜钿，说不定杜先生能达成她的愿望，于是欣然前往。

　　但她大错特错了，杜月笙一门心思巴结国舅，岂能给国舅一族留下后患。

　　杜月笙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张小姐同意打掉孩子，价钱可以再谈；如果张小姐不同意打掉孩子，只有一个选择——种荷花。

　　在中汇银行的董事长室里，杜月笙与这位张小姐展开谈判。张小姐见杜月笙文质彬彬，说话和风细雨，和蔼亲切，便哭哭啼啼地诉苦，一心想要杜月笙为她主持公道，并坚持不堕胎，坚持要10万元抚养费。

　　杜月笙见没有商量余地，只好决定实施第二步计划。

　　“既然这样，我会敦促宋先生，尽快把款凑齐，然后通知你。”

　　“烦劳杜先生费心了。”张小姐一听满心欢喜，但又怕夜长梦多，于是又问：

　　“大约要多长时间？”

　　“很快，三两天吧。”

　　张小姐高高兴兴地告辞，坐上了杜月笙派去接她的汽车。岂料，汽车并没有开往维也纳舞厅，也没有驶向张小姐的住所，而是直驶江边。

　　张小姐感觉不妙，苦苦哀求。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杜月笙特派的一名属下。

　　“只能怪你自家不识相，非要留下孩子。”那名属下连连摇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对不住了。”

　　任张小姐再怎么反悔哀求，车上再无人答话。

　　车到江边，早有人等候在那里，几个人给张小姐嘴里塞上东西，身上套上麻袋，拖上小火轮，一直开到吴淞口外，抛入滔滔江水之中。

　　杜月笙圆满完成了宋子文派给的任务，为宋家干净利索地消弭了一桩风流孽案。

　　在四大家族中，杜月笙与孔祥熙的交情，远比与宋子文的交情要深。孔祥熙幕后支持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作投机生意的时候，遭到上海商人的联合抵制，几度陷入困境。杜月笙多次出手相助，使七星公司化险为夷，孔、杜两人从此成为莫逆。

　　在30年代中期，杜月笙协助孔、宋联手运作最好的一桩“生意”，是扳倒傅筱庵，将其中国通商银行纳入了官方掌控之中。

　　联手豪门显贵，不仅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也使他在金融工商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意得到许多实惠。这一时期，表面上杜月笙已淡出烟土行业，实际上与官方联手的烟土走私从未停止。

　　蒋介石采取“寓禁于征”政策，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重要财源，直接参与贩毒制毒牟取暴利，以维持他围剿红军的庞大开支。1931年，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为把全国巨额特税集中起来，在南昌行营设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将大批以“禁”为名，“充公”而来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当时日本人控制满洲的鸦片种植，制造大量的吗啡、海洛因，运往上海租界甚至内地走私，上海查禁的这些走私毒品，也交给杜月笙控制的地方禁毒委员会处理。杜月笙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实际上都投入了非法交易市场。

　　而设在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禁烟局、禁烟处，都有杜月笙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参与其中，特别是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出自杜系。

　　后来，杜月笙听说将鸦片加工成吗啡销售，利润可以翻几番，便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员工300多人，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开起一爿吗啡厂。杜月笙虽然不曾公开出面，但背后做的都是有关吗啡生意的大擘策，凡吗啡厂的重大决策，皆直接向孔祥熙等请示汇报后决定。

　　但国民党内部组织派别纷杂，往往相互抵触相互拆台。蓝衣社率先发现了设在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看到吗啡生意红火赚钱，起而效尤，在浏河办起一爿同样的吗啡厂。岂料上海市保安队侦知此厂后，一举将厂子查抄了。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

　　尽管市长吴铁城得知此事后，怕牵出设在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赶紧命令保安队将抄去的东西送回，但蓝衣社仍不肯罢休，对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发起突然袭击……

　　当时杜月笙还在睡梦中，就被闯进来的顾嘉棠叫醒了。一听吗啡厂被抢，杜月笙急了：

　　“保安队没有警卫吗，怎么会让他们闯进去？”

　　“太突然了！”顾嘉棠说，“他们人多势众，来势凶猛，哪里抵挡得住！”

　　“都抢走了什么？”

　　“除了吗啡就是设备。哦，还有不少鸦片。”

　　杜月笙当即吩咐顾嘉棠，迅速将吗啡厂经理陈坤元转移，以免蓝衣社将事体闹大不好收场。

　　果然，蓝衣社抢劫之后仍不肯罢休，到处告状。

　　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派人到上海调查。

　　但南京来的调查人员不明就里，在蓝衣社的带领下，直接进入工厂抓人，当场抓走43名工人。还要抓陈坤元，无奈四处寻找不见陈坤元的踪影。

　　杜月笙闻讯，直奔法租界巡捕房，经与巡捕房商定，由另一名吗啡大王罗春发顶缸，到法租界投案自首。南京来的调查人员不便插手租界，只好作罢。罗春发在巡捕房呆了一天，搪塞了一下舆论，第二天便被放回家了。

　　被抓走的43人，由南京政府做做表面文章，不到一个月便全都放走了。

　　风波过去之后，陈坤元告诉杜月笙，吗啡厂经此一番折腾，足足损失60万大洋。杜月笙将这个情况上报之后，吗啡厂重新开工运营。

　　从1932年到1934年，孔祥熙从美国购买了500万美元的物资，其中多为飞机。购买这些物资的经费，主要来自杜月笙暗中的贩毒利润。而杜月笙本人还购买过好几架飞机捐献给政府。1936年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一架飞机作为寿礼，飞机上赫然写着：上海禁烟号。 上海滩三大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