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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戴杜联手上海锄奸

　　两兄弟联手抗战

　　杜月笙出身黑道，有一千一万的毛病，但抗日他是坚决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作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立即与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吴开先取得联系，组建新一届“上海市抗敌后援会”。而抗敌后援会初期的一切开支均由杜月笙自家垫付。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上海一地的劝募工作，也由杜月笙运作，共认购了7500多万元，占发行总额的六分之一。

　　“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除了与“后援会”成员组织募捐并将援军物资不断送往前线外，他个人无论多么繁忙，每逢有大部队开到，必定要带上大批慰劳品，亲赴前线劳军。他还自掏腰包，买了一部装甲保险汽车，用“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

　　就在杜月笙为“抗敌后援会”以及劝募“救国公债”等诸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天晚饭后，杜月笙刚刚到二楼后厢房陈氏夫人的卧室小憩，一张名刺递了进来。杜月笙一看：戴雨农！

　　杜月笙一跃而起，快步奔出，一路小跑下了二楼。

　　戴笠已经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楼大厅里。

　　戴笠，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7岁进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肄业，后投笔从戎。1922年左右，戴笠来到上海，混迹于黄浦滩头。几年后，戴笠与杜月笙偶然相遇。而这个偶然相遇，改变了戴笠一生的命运。

　　戴笠在杜月笙的赌台里掷骰子，由于技艺超群，引起杜月笙的注意。在和杜月笙见面以后，他以为杜月笙会在赌台给他派个差事，可是等了几天后没有动静，便来到杜公馆。

　　“戴先生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差人去喊你呢！”杜月笙一见到戴笠，满心欢喜。

　　戴笠一听，晓得赌台的事体安排好了。岂料，杜月笙却给他递过来一张船票。

　　“明天上午10点，你直接去码头，我会派人去送你。”

　　“杜先生要我走？”戴笠大吃一惊。

　　“是的。”

　　“我想留在上海。”戴笠有些着急了，“你晓得我的赌技，为什么不在赌台给我派个差事？”

　　“赌台？”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你的目光就看那么远吗？”

　　杜月笙的话让戴笠犯了糊涂。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戴先生你是干大事的人，赌台那种地方不适合你。”杜月笙说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戴笠。

　　戴笠接过一看，信封上用毛笔小楷写的收信人竟然是蒋中正！

　　“打开看看。”杜月笙催促说。

　　戴笠打开信一看，立时两眼放光。原来这是一封推荐信，是杜月笙请黄金荣写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的，被推荐人便是戴雨农。

　　“杜先生要我报考黄埔军校？”

　　“对的。”杜月笙呵呵笑着说，“不过，这封推荐信完全抵得上一张录取通知书。”

　　戴笠早已晓得黄金荣的大名，也晓得蒋介石曾拜黄金荣为师，毫无疑问，这封信是他的入学保证书。

　　杜月笙当下喊过万墨林，从账房取来50块大洋，给戴笠做盘缠。第二天，又派人将戴笠送上了船。

　　杜月笙果然没看错人，戴笠南下广州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北伐时，戴笠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并一举肃清骑兵营20余名共产党员，得到蒋介石的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北伐军打到上海的时候，戴笠已经成为北伐军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拜见杜月笙，两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于是义结拜金兰。

　　如今正值淞沪大战爆发之际，戴笠夜晚登门，杜月笙料到必有大事相商。

　　果然，戴笠一落座便开门见山：

　　“我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武装力量，需要月笙哥帮忙。”

　　“怎么个帮法，尽管说。”

　　原来，戴笠见各界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便想趁机扩大军统的武装力量，以便在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协助国军作战。上海洪帮头目向海潜闻讯后通电“请缨”，说有数十万弟兄愿意听命点编指挥。戴笠心想，别说数十万，就是一万也行！

　　戴笠随即向蒋介石建议，组织“江浙别动队”，协助军统执行任务。蒋介石当即批准。

　　岂料，向海潜的数十万弟兄最后仅落实几百人，等这几百人的队伍拉出来一看，整个令戴笠翻倒！

　　“怎么了？”杜月笙饶有兴趣地问。

　　“整个一支烟枪别动队！”戴笠哭笑不得，“而且，全都是些骨瘦如柴的‘老枪’！”

　　“向海潜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就是牛皮吹得大了些。”杜月笙问。“需要多少人？”

　　“最低限度，拉出一万人。”

　　“一万，照说不多。”

　　杜月笙沉吟一晌，坦率说：

　　“照理，我手下工商两界的群众，加上白相人地界的弟兄，莫说万把人，十万八万也是闲话一句。但你老弟是组建军队，这个要求就不同寻常了。首先，这些人要有个军人的样子，能拉的上战场；其次，黄浦滩头是纸醉金迷的地界，让吃着山珍海味的小开阔少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拉上火线，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下去打仗，这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体了。”

　　戴笠听着杜月笙的分析，心情不免有些沉重：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蒋委员长已经答应番号、军械、弹药、粮饷等等，全部由中央拨发。你老兄要是不支持，我都没法向委员长交代！”

　　“我只是分析一下这个现实，考虑周全没坏处。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有杜月笙这个话，戴笠就放心了。他晓得杜月笙做事一向留有余地，办成之前绝不夸口，更不会说大话。只要他答应做，事情便成功了八九分。

　　果然，一个月后，一支10800人的别动队迅速组成。

　　别动队下设五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

　　第一支队约2000人，均为青洪两帮弟子，队长何行健是杜月笙的学生。

　　第二、三支队近7000人，来自各业工人，队长分别为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与朱学范；

　　第四支队是戴笠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

　　第五支队来自戴笠此前已组织的正在接受训练的高中以上学生以及军训总队的全体官长学生，由戴笠旧部陶一珊任支队长。

　　“别动队”一经成立，立即组织训练。

　　11月9日，别动队拉上战场，掩护国军全面撤退。

　　这一场掩护撤退仗一连打了三天，使大队国军得以从容撤退，免除敌军衔尾直追的威胁，保全了作战实力，以及无数弹药辎重。负责掩护的五十五师张旅和苏浙别动队因而立下了大功。

　　苏浙别动队完成掩护撤退任务以后，一部分换上便装回家了，一部分参加了戴笠的军统，如于松乔等人，成为“军统上海区行动二队”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另一部分撤退到安徽江苏交界的屯溪、歙县等处，后经戴笠改编，又吸收一些散布在浦东及太湖地区的土匪武装，组成“忠义救国军”。

　　但是，还有一批与杜月笙直接相关的人物，是来自浦东的地痞、盗匪和盐枭，他们仍旧保持一支武力，留在浦东家乡打游击。这一支队伍成为以后杜月笙在香港直接遥控指挥的武装力量。

　　一切准备妥当，杜月笙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于11月26日晚登上“阿拉密司”号英国客轮，与宋子文、俞鸿钧、钱新之、胡笔江、徐新六等豪门大佬，一道赴港。

　　到香港后，杜月笙把家人、朋友、门生弟子一拨一拨地接来，住进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一一三号到一一五号。

　　为了阻止一些受日本青睐的人物投奔到“膏药旗”下，蒋介石任命杜月笙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由杜月笙遥控指挥留沪弟子，将日本人选定的傀儡政权人选陆续接到香港，其中包括：

　　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这些人扺港之初，大都住在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再加上半个东道主的许世英，以至于有人说：

　　“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此间，陆续被接到香港的有影响的人物，包括前清遗老、北府官员，社会名流、文人学者等，来不了的便派人按月送一笔生活费，让他们生活无忧，抹得下脸来对付东洋人的威逼利诱。

　　这一阶段，杜月笙所作最为突出的贡献，是遥控指挥杜门总管万墨林与弟子徐彩丞，将高宗武、陶希圣及眷属秘密接到香港，使汪精卫与日寇的卖国交易“日汪密约”得以公布于世，给了汪精卫以及即将建立的傀儡政权以沉重打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杜月笙在赴渝遄返香港途中，因遇日机扫射追逐，所乘飞机攀升至8000米高度，虽死里逃生，却落下一生难以治愈的毛病——哮喘病。

　　1939年夏，杜月笙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即建议将留沪主要联络员万墨林、徐彩丞吸收为“统委”工作人员，协助吴开先、戴笠、蒋伯诚、吴绍澍等人开展工作。

　　“统委”在上海做了无数工作，其中最大成就，就是与汪伪争夺上海金融工商巨子。

　　在“统委”的运作下，无论日伪如何威胁利诱，直至汪精卫抑郁而死，始终没有拉到一个上海金融工商界知名之士。

　　相反，当1941重庆发行美金胜利公债，上海银行钱庄两业、工商机构，甚至平民百姓，却能在“统委”号召下，募得巨大数额资金。

　　杜门人铁血锄奸

　　杜月笙作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要协调帮助重庆各派系在上海开展工作。由于杜、戴一家亲，帮助军统锄奸，对杜月笙来说便是责无旁贷。戴笠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暗杀锄奸活动的“行动小组”，其组长便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原别动队第二支队的大队长陈默。

　　陈默将杜门在上海滩的力量使用的得心应手，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于是，上海锄奸工作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7年12月30日，准备加入汉奸组织伪“上海市民协会”绅商陆伯鸿从吕班路寓所外出时，被一名“水果小贩”一棍打死。

　　1938年1月14日，上海有名的“强盗律师”范罡，正忙着活动就任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时，在威海卫路自家门口，被一颗“飞来”枪弹射中，当场毙命。

　　接着，伪“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东洋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等，纷纷遇刺身亡。而文化汉奸余大雄则被杀死在汉奸大本营——虹口新亚酒店的浴缸里……

　　从1937年末到1939年末，陈默的行动小组共除掉大汉奸及日本人62名，对日伪方面进行大的破坏22起，包括炸仓库、烧栈房，甚至焚烧了日军多艘舰艇和20多艘军用小艇。

　　一时间，大上海腥风血雨，陷阱密布，唬得日伪个个胆战心惊。

　　此后，杜门弟子和军统紧密配合，爆出一起起暗杀“大人物”的血案，令整个上海滩为之震惊。其中便包括刺杀张啸林一案。

　　杜月笙赴港后，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大发国难财。他专门为侵华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依仗关系多，门路广，地理熟，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在运输上甚至动用杜月笙的力量，以至于几乎包揽了上海与华中之间的煤、米、棉生意，在军需物资供给上给日本人帮了大忙。

　　杜月笙曾多次派人到张公馆劝他歇手，换来的却是张啸林的一次次怒骂。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接到伪“浙江省主席”的委任状，然而就在他即将启程赴任时，却被贴身保镖林怀部杀死在家中。

　　那时，杜月笙正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的咖啡厅与王新衡谈工作。王新衡是戴笠的属下，时任军统香港特别区区长，与杜月笙在工作上多有联系。

　　倏忽之间，杜月笙觉得一个人影幽灵般飘过，抬头一看，是秘书翁左青。

　　翁左青是张啸林的朋友，早年跟随张啸林来到上海，“三大亨”合作三鑫公司时，杜张不分家，张啸林派他到杜府做了总管秘书。此时他脸色蜡黄，满面泪痕，将一封电报哆哆嗦嗦地递给杜月笙，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杜月笙满腹疑惑地看着他，然后将疑惑的目光移到电报上，略一浏览，立刻泪如雨下。当时咖啡厅里众多朋友在场，杜月笙不管不顾，双手捂住脸，一阵呜咽。

　　王新衡拿起电报一看，晓得张啸林出事了，心中也不免一阵凄凉。

　　“大帅走错了路，也是没法子的事体。”王新衡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杜先生你还是节哀顺变。”

　　王新衡越是安慰，杜月笙心里越是难受。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虽然他从不向陈默询问这件事的进展，但其中所有细节，他都一清二楚。

　　那是因为戴笠会随时与他沟通，万墨林会随时向他汇报。

　　只是，如今人真的去了，心里依然是伤感、伤痛……

　　杜月笙当众哭张啸林，使他身边许多人认为，除掉张啸林与他毫无关系。

　　随后除掉傅筱庵，与杜月笙却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杜月笙进身金融工商业，得到过傅筱庵不少关照。但后来杜月笙却协助宋子文、孔祥熙，在傅筱庵的中国通商银行塞进了官股，致使傅筱庵大权旁落。

　　抗战爆发后，傅筱庵终于有了翻身机会。东洋人占领上海后，将华界改为“大道市”，傅筱庵成了这个“大盗市”的首任市长。

　　傅筱庵的落水，一方面给蒋介石争取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带来麻烦，令蒋介石忍无可忍；一方面帮助汪伪破坏军统的地下组织，令军统恨之入骨。加之，在蒋介石命戴笠行刺汪精卫的行动中，傅筱庵起了破坏作用，令蒋介石大为光火，立刻命令军统，不惜一切代价杀掉傅筱庵！

　　杜月笙闻讯，秘传万墨林，积极配合军统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经费都没得说。

　　傅筱庵的公馆地处日本控制区虹口，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暗杀行动十分困难。因此，杜月笙指示采取“迂回战术”，命令万墨林等人施巧计使傅筱庵祸起萧墙，腋下生变。万墨林终于找到这样一个机会。

　　杜月笙有一个山东保镖，姓张，脑瓜活络。杜月笙赴港后，这位保镖留下来归万墨林指挥。万墨林和杜门中一些人打过招呼后不久，有一天这位保镖找到万墨林，神秘地说：

　　“万先生，生意来了！”

　　“哪一桩？”

　　“当然是戴老板十万火急的那一桩！”

　　“傅筱庵？”

　　“对极了！”

　　原来，傅筱庵家有个老佣人叫朱升源，自幼父母双亡，刚开始到傅家当佣人的时候，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由于为人可靠，手脚勤快，很得傅筱庵的父亲信任。傅筱庵的父亲临终时，特地嘱咐朱升源好好服侍傅筱庵。朱升源不负所托，一直随侍傅筱庵30多年。傅筱庵落水后，整天担心被杀，疑心疑鬼，连老婆都不敢相信，唯独信任朱升源。

　　朱升源去傅筱庵家做佣人之前，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过童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欺负，对日本人非常反感。他曾劝傅筱庵辞去“大道市长”职务，免得遭人暗算，但傅筱庵听不进去，朱升源因此对傅筱庵日渐不满。

　　张姓保镖把这些情况告诉万墨林后，万墨林从杜公馆的工作费中拿出两万大洋交给他，让他去策反朱升源。

　　1940年10月9日晚，傅筱庵乘坐装甲汽车去参加日本人举行的宴会，凌晨三点左右，喝得大醉而归，进屋便一头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朱升源见时机已到，将事先准备好的菜刀藏到衣襟里，蹑手蹑脚地进了傅筱庵的房间。见傅筱庵仰面朝天，鼾声如雷，便抡起菜刀，照着傅筱庵的脖子猛砍下去。傅筱庵没来的哼一声，便已身首异处。

　　随后，朱升源逃到法租界，由万墨林安排躲藏起来，后由军统局沪一区安排，经浙江金华逃往重庆。朱升源到重庆后，戴笠发给他5万元奖金。朱升源靠这笔钱，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家小型手工卷烟厂，从此以此为生。

　　一个接一个的锄奸大案，给汪伪政权带来极大破坏，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多次派人潜往香港行刺杜月笙，均未得逞，于是决定从驻沪大员下手，先后将万墨林、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王先青等抓捕下狱。

　　重庆驻上海头脑被汪伪一网打尽，杜月笙在重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时香港沦陷，杜月笙已迁居重庆。幸好徐彩丞不曾受到牵连，否则那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杜月笙把千金重担放到了徐采丞的肩上。徐彩丞也不负重托，倾力奔走，自普通狱卒看守到承审人员，以致日方军政要人，大把大把的洋钿往里掼，杜月笙因此耗资在100万元以上。

　　这一“仗”打下来，首先徐彩丞的洋钿掼得到位，其次是形势变化出奇得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身，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对于重庆的方面大员采取了诱惑拉拢的手段。因此，五个重庆分子竟然没有吃苦头，于1942年10月相继恢复自由。

　　回上海师门遭暗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奉命率先凯旋而归，准备接收上海。抗战8年，蒋介石对他的青睐与倚重，使他有理由认为，上海市长一职将非他莫属。

　　一路上，杜月笙兴高采烈，做着升官梦，想着车到上海后的盛大欢迎场面。

　　与此同时，在上海，杜月笙的门人弟子也都奔走相告，准备在车站搭彩楼，组织数万市民沿途夹道欢迎杜月笙凯旋归来。上海市商会、同业公会等百余家单位也在爱多亚路浦东同乡会大楼设筹备处，准备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欢迎杜先生荣归故里”。

　　不料，杜月笙尚在途中，蒋介石即在报上公开发表公告：

　　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

　　得知这个消息，杜月笙心中一阵沮丧。跟牢蒋介石鞍前马后8年，竟然捞不到一官半职！

　　更坏的消息还在后边。

　　专车抵达梅陇镇后，忽然停车了，两名恒社弟子上车，对杜月笙一阵耳语。

　　原来，有人在他原定下车的上海北站周围，贴出了不少传单和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

　　“打倒恶势力！”

　　“打倒杜月笙！”

　　同时有人下令取消对将他的欢迎仪式。而这个幕后指使人，竟然是杜月笙的得意弟子，刚刚荣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

　　杜月笙听罢，肺都气炸了。为避免尴尬，只好按照恒社弟子的安排，改为西站下车。

　　为了躲过吴绍澍等人的暗算，杜月笙没有回华格臬路杜公馆，也没有去蒲石路十八层楼姚玉兰夫人的住所，而是去了爱文义路顾嘉棠的家中。

　　杜月笙带领随从人员在顾嘉棠的家里住下后，便开始研究吴绍澍此举究竟居心何在？因为在杜月笙看来，吴绍澍身居要职，是杜月笙的光彩，杜门力量他尽可以拿去用，完全没必要把“先生”当靶子。

　　不过，吴绍澍的想法却恰恰相反。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对接收上海一时鞭长莫及，便任命第一时间返回上海的吴绍澍为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等要职。吴绍澍正大权独揽炙手可热之时，不料他的“先生”随后驾到，而且威势不减当年。吴绍澍认为杜月笙对他是巨大的威胁，于是决定在杜月笙抵达上海之日，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但杜月笙晓得，倘若没有人做后台，吴绍澍人品再差，谅他也没这个胆量！这个后台除了蒋介石本人还能有谁呢？

　　“蒋介石的夜壶”，是杜月笙的一句名言，他多次对范绍增等人提起，说蒋介石待他，就像使用夜壶一样，用的时候双手捧住，不用的时候往旁边一丢，还捏住鼻子嫌臭，从不会摆到光亮的地方。如今抗战胜利了，租界没有了，这个“夜壶”也没用处了，藏在床底下都嫌碍事了，巴不得砸碎了抛到垃圾堆里去！

　　因此，杜月笙在心里多多少少对吴绍澍有一些理解，只要吴绍澍肯登师门，给他个面子，他也就既往不咎了。

　　他在沉默中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几天过去，吴绍澍没有动静，杜月笙实在忍不住了，不顾众人的阻拦，亲自登车前往市府专程拜会吴绍澍吴副市长。他这么不顾师道尊严，为的就是听吴绍澍一句解释，或者一句道歉。但事与愿违，司阍推说吴副市长不在，根本不让进门。

　　被拒之门外，使风光了几十年的杜月笙，又一次在这个弟子面前塌了大台。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时隔三天，吴绍澍忽然登门了。当时，顾家大会客厅里高朋满座，杜月笙正忙得不可开交，忽然外间来报：

　　“吴副市长前来回拜！”

　　这一声喊令杜月笙大喜过望，立刻往迎门外。

　　岂料，迎进来的吴绍澍铁着一张面孔，端着一副大爷的架子，看都不看杜月笙一眼，而是当着满客厅的人，昂着一颗硕大的脑袋，高声宣布道：

　　“谢谢杜先生前日亲至市府拜望，恕本人工作繁忙，工作时间无暇接待私人来访，今日特地回拜说明。”

　　这几句话把杜月笙说蒙了，他原以为吴绍澍是登门道歉，或者解释，最起码来几句寒暄的话，哪晓得他来下通牒，下战书！当众给他难堪！

　　更有甚者，不等杜月笙张嘴答话，吴绍澍竟倨傲十足地转身而去。

　　大会客厅里所有人都愣了，待吴绍澍走出门去，大家方才醒悟过来，禁不住一个个破口大骂：

　　“这个欺师灭祖忘恩负义的东西！”

　　“真是小人得志发癫狂！”

　　“月笙哥你言语一声，弟兄们就是上刀山下油锅，也要把这赤佬做了，出出这口恶气！”

　　顾嘉棠、叶绰山、高兰生等人，莫不摩拳擦掌，准备给吴绍澍点颜色看看。

　　杜月笙却连连摆手，常言说“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他想暂且忍耐一时，等戴笠返回上海再从长计议。

　　随着上海至重庆空中航线开通，杜月笙的好友纷纷身兼要职凯旋归来，杜月笙的日子也逐渐拨开乌云重见天日。

　　特别是戴笠一回来，就将进驻上海市的军统局本部、中美合作所，以及和杜月笙的好友王新衡管辖的各单位，统统搬进了杜美路的杜氏大厦，并在杜氏大厦举行盛大庆功宴。

　　杜氏大厦一楼的几间大厅被全部打通，摆了30桌酒席，最上面的一桌，坐的是杜月笙、戴笠、马志超、王新衡、李崇诗、陆京士等。戴笠笑说万墨林抗战8年劳苦功高，也拖他到首席上去，和他的爷叔杜月笙同坐。

　　其余29桌坐的全部是军统及忠义救国军的重要干部、上海地下工作首领，以及相关的杜门弟子。

　　庆功宴开始前，戴笠即席致词，高声颂扬杜月笙对军统及忠义救国军的支持，忠义救国军是他得到杜先生的助力而亲手建立的，抗战八年里迭经苦战，屹立东南，牵制敌人广大兵力，屡建奇功。抗日胜利后安定局面、维持治安，所建立的功劳更大……他越说越激动，后来竟挽着杜月笙的胳膊疾呼：

　　“我们都知道杜先生对于本军的重大贡献，所以我要说：没有杜先生，就没有忠义救国军！没有忠义救国军，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顿时，宴会厅里掌声如雷，“杜先生，杜先生”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厅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来向杜月笙致意，敬酒。

　　杜月笙积聚心头多时的忧愤一扫而光，霎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微微笑着盯住戴笠，眼神里全是意外的欣喜和深深的感激：到底是知己弟兄，唯有戴笠才晓得怎样给他安慰。

　　戴笠要给杜月笙的安慰，不仅仅是一个庆功宴，他还要为杜月笙出一口恶气。

　　他一到上海，便听说了吴绍澍对杜月笙的所作所为。在戴笠看来，无论蒋介石是否给杜月笙官职，杜月笙是为抗日出了力的，理应受到尊重。尤其吴绍澍，他是杜月笙的学生子，抗战期间他是在杜门弟子的帮助下开展工作的，如今做出此等欺师灭祖的勾当，令戴笠义愤填膺，着实发了大脾气。

　　戴笠此时肩负肃清全国汉奸的重大责任，而上海是肃奸重点。他几乎每天都有事情亲赴顾嘉棠家中，与杜月笙扃室密谈，商量订立制度，拟定具体调查、逮捕、逆产清管等种种办法。

　　在随后的逆产清管中，戴笠查出，吴绍澍在率先进入上海接收敌伪产业时，私吞了敌伪统税局长邵式军的亿万家财。

　　终于有了为杜月笙报还一箭之仇的机会。

　　忠义救国军紧急出动，秘密封锁爱棠路80号；夜幕下，戴笠的得力干将毛森等人进入邵式军大宅……

　　熟睡中的吴绍澍被惊醒，他连声招呼保镖侍卫，却没有任何人回答。但他分明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壮着胆子爬起来从窗户里向楼下看去，顿时吓的魂飞魄散——

　　楼下暗影里人影幢幢，不用说他也清楚这是些什么人。好在戴笠并没有想要他的脑袋，否则他早已在睡梦中做了军统的刀下鬼。

　　他吓出一身冷汗，躲在墙角里再也不敢出声。

　　仿佛一个跟头从云端里栽下来，吴绍澍被摔醒了，这才不得不承认，杜月笙不是好惹的。

　　在此前，当他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时，就已经饱尝了杜月笙群众力量的厉害。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以社会部沪宁特派员的身份，拉起了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随后又拉起一支“护工队”，其成员遍布全市各工厂，使吴绍澍派去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几个人无法开展工作。陆京士还组织大批失业工人和要求涨工资的工人，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到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请愿，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

　　上海市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生弟子的授意下，拒绝与吴绍澍合作。

　　在此情况下，吴绍澍的工作处处受阻，难以打开局面，一开始的万丈气焰渐渐被熄灭，到1946年元月，几乎很少再到社会局上班了，如今又落到戴笠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戴笠将关于吴绍澍侵吞邵式军巨额家财的报告打上去后，又经孔祥熙“敲边鼓”声援，不久，国民政府免去吴绍澍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的职务，后又相继免去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主任等职务。

　　吴绍澍就此垮台，其所有职务全部由吴开先接任。至此杜月笙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

　　戴笠坠机老杜塌天

　　抗战期间，杜门弟子有相当一部分落水当了汉奸，但这些人投敌后，一方面给日汪效劳，一方面与杜月笙保持联系，为杜月笙、戴笠以及吴开先等人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经费与方便。

　　抗战胜利后，这些人纷纷找到杜月笙寻求庇护。而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一个，是罗洪义。

　　罗洪义是杜月笙的拜门弟子，上海沦陷后，先是在官僚买办盛宣怀的侄子主办的贩毒机构“宏济善堂”从事烟土贩卖，继而在汪伪政权禁烟总监部担任要职，大肆贩卖烟土，财源广进。

　　杜月笙到重庆后，办事业、接济朋友、支付上海巨额开销等等，用度上常常捉襟见肘。罗洪义便源源不断地拨款到重庆，接济杜月笙各种的开销。他前后拨给杜月笙的钱，除去在上海为杜月笙垫付的各种开支不计，尚有七八百万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罗洪义自知法网难逃，杜月笙一到上海，罗洪义便在第一时间住进顾公馆，跟牢杜月笙。杜月笙对外扬言：

　　“罗洪义在抗战期间，对上海的地下工作多有支援，凡是我交代的事体，他从不推辞；上海的地下工作经费常常断档，这是众所周知的，罗洪义多有接济，也应该算为抗战出了点力吧。”

　　尽管杜月笙尽力为罗洪义开脱，但上海肃奸，跑了一个顶有钱的邵式军，已经给军统及戴笠造成很大压力，这个第二号富豪汉奸若是再逍遥法外，戴笠也不好交代。

　　但杜月笙的面子戴笠自然要给，于是，两人从长计议，合演了一场大义灭亲的双簧。

　　戴笠把忠义救国军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重要干部，统统请到杜美路杜氏大厦的大会议室，当众对军统局上海区长王新衡说：

　　“罗洪义在敌伪时期贩卖鸦片，坐收渔利，这个人不能不办！”

　　“可是……”王新衡很是为难，“罗洪义也做过支持抗战的事。”

　　“我晓得，但他毕竟有罪，不得不抓！”

　　“可是，罗洪义住在顾公馆，跟牢了杜先生……”

　　“我现在就是要你去见杜先生。你请杜先生立刻把罗洪义交给你，接受审判。”

　　“这个……”

　　“你不用为难。”戴笠说得斩钉截铁，“你只管告诉杜先生，如果他还顾及我戴某人这个兄弟，请他交出罗洪义。倘若他非要保牢罗洪义，那么我可以放罗洪义一码，但从今以后，我不再有杜先生这个兄弟。”

　　无奈，王新衡只好去了爱文义路顾公馆，将戴笠的话对杜月笙讲清楚。原以为杜月笙会很为难，没想到杜月笙听完以后，矍然而起，言下颇有憾意地说：

　　“我晓得罗洪义做的是贩卖鸦片的生意，可总以为他不曾做过伪政府的官。如今他既已被定为汉奸，戴先生指明要他这个人，我怎能不从。”

　　杜月笙说完，马上喊罗洪义进来：

　　“洪义，莫怪我不讲师生情分，你这个事体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戴先生要捉你归案，你暂且去吧，往后为师会如实给你作证。”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罗洪义给杜月笙连鞠三个躬，转身跟王新衡等人走了。

　　后来罗洪义一案开庭，杜月笙出庭作证，罗洪义被象征性地判刑坐了几年牢，1949年全国解放时出狱，追随杜月笙去了香港，随侍师门，按日到杜公馆报到侍疾，直至杜月笙告别人世。

　　杜月笙在上海的影响力逐渐恢复时，戴笠在肃奸工作中忙得不可开交。他肩负的是肃清全国汉奸的重责大任，整日里在几个大城市间飞来飞去。

　　进入1946年3月，戴笠超乎寻常地忙碌。

　　3月上旬、中旬，戴笠在北平，蒋介石连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

　　3月17日，戴笠乘坐航委会222号专机，从北平飞赴上海，准备从上海赶赴重庆。

　　随行人员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这些人都是戴笠的亲信，也都是杜公馆的座上常客。

　　专机飞抵青岛后，稍事休息。此间，驾驶员接获天气报告，上海附近大雾笼罩，飞行困难，随即向戴笠请示延缓起飞。

　　“我们先飞过去，看情况再说。”戴笠皱着眉说。

　　11时45分，飞机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在下雨，不能降落。

　　戴笠决定直飞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雨，机场勉强同意降落。

　　午后一点整，飞机穿云下降。但由于与地面联络困难，驾驶员又视野模糊，飞机误越机场，撞到南京东郊板桥镇南面一座不到200米高的岱山上，轰然爆炸，自戴笠以次，连同机组人员17人全部罹难。

　　——这是当时各报刊载的戴笠遇难经过，均以飞机失事而定论。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岱山勘查，找到一把古剑——乾隆龙泉宝剑，以后以古剑为线索，终于查清飞机爆炸的真实原因。

　　戴笠在北平提审日本间谍金壁辉时，知悉军统布置处处长马汉三曾叛变投日，其证据便是存放在金壁辉处的一柄乾隆龙泉宝剑。

　　这把剑是孙殿英托戴笠赠送蒋介石的，而戴笠一时忙碌，暂时交给马汉三代为保管。马汉三叛变时，把这柄剑献给了日本特务田中，田中将此剑交给金壁辉保管。

　　马汉三因献剑被免去一死，被释放后仍在军统工作，以至升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

　　戴笠在偶然发现马汉三献剑投敌事件后，又发现了他的贪污行为，更为愤怒。由于一时无暇处理这件事，便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散风要重用马汉三。

　　但马汉三已经看出戴笠用的是缓兵之计，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照军统的纪律，他必死无疑。于是与亲信刘玉珠秘密协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

　　刘玉珠预先到达青岛，待戴笠的专机抵达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以检查安全为借口登机，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午后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岱山。

　　犹如晴天霹雳，杜月笙的天塌了！

　　听到戴笠遇难的那一刻，杜月笙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两眼一眨不眨。

　　家人和身边的人见他这个样子，一时都吓坏了，又喊又摇，乱糟糟忙成一片。

　　半晌后，杜月笙终于缓过一口气来，茫然四顾，紧接着嚎啕大哭，直哭得泪水滂沱，声音嘶哑，气喘不休。

　　时年59岁的杜月笙，遭遇了他平生最为沉痛的打击。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一个胜过手足胜过身边所有亲人的把兄弟，他的罹难，使杜月笙陷入前所未有的悲痛欲绝之中。

　　哭过以后带来剧烈气喘与咳嗽，直喘得咳得额上青筋鼓暴，面孔憋得青紫，汗泪交融，不断地流淌下来。家人一片惊慌，熏烟、灌药，一概不生作用。

　　咳喘稍好些时，锥心的剧痛旋又袭来，一种天塌地陷、世界末日的绝望，将他的精神彻底击垮。对前来探病的朋友，他总是呆滞地喋喋不休地念叨着“雨农兄，雨农兄”，泪水总是无声地汩汩而下……

　　杜月笙病倒了，一场大病将他折磨得瘦脱了人型。

　　杜月笙于病中，吩咐手下人给戴笠的儿子送去上百万奠仪。

　　戴笠灵柩安葬在钟山灵谷寺后山，杜月笙离开病榻之后，亲临墓地奠扫，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边哭边念叨：“雨农兄，一路走好……”

　　杜月笙没有想到，戴笠罹难不久，杜门便成为当局开刀的靶子。

　　当时由于百业凋敝，生活必需品奇缺，物价暴涨，尤以米价为最。而万墨林在上海开着一爿米店，规模为全沪第一，万墨林又是上海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于是，刚刚就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矛头对准杜门，利用各种舆论指责万墨林操纵米价，并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

　　“万墨林操纵粮食，哄抬米价一案，证据确凿，治乱世用重典，将对万墨林进行军法审判。”

　　杜月笙明白这是站在宣铁吾背后的蒋氏父子的意图，只好让万墨林自家去“投案”。

　　但万墨林被收监后，米价照涨不误，而宣铁吾就是想借机煞煞杜月笙的威风，如今目的达到，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查无实据，只好将万墨林放回家中。

　　杜月笙背后对范绍增等朋友大发牢骚称：

　　“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上海滩三大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