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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噩梦

　　序

　　教有本，治有宗，立国有纲，知人有道，运天下于一心而行其典礼，其极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时之极敝而补之，非其至者也。如衡低而移其权，又虑其昂；虽然，亦有其平者。卑之勿甚高论，度其可行，无大损于上而可以益下，无过求于精微而特去流俗苟且迷复之凶，民亦易从，亦易见德。如大旱之得雨，且破其块，继之以霢霂者，亦循此而进之。鲁两生曰：“礼乐必百年而后兴。”百年之始，荡涤烦苛，伹不违中和之大端而已。天其欲苏人之死，解人之狂，则旦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呜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故曰“噩梦”。

　　玄黓阉茂之岁，阳月朔旦甲戌，船山遗老识。

　　噩梦

　　孟子言井田之略，皆谓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天下受治于王者，故王者臣天下之人而效职焉。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唯人非王者不治，则宜以其力养君子。井田之一夫百亩，盖言百亩而一夫也。夫既定而田从之，田有分而赋随之。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后则唯以夫计赋役而不更求之地，所以百姓不乱而民劝于耕。后世之法，始也以夫制地，其后求之地而不求之夫，民不耕则赋役不及，而人且以农为戏，不驱而折入于权势奸诡之家而不已，此井田取民之制所以为盛王之良法，后世莫能及焉。夫则有制矣，田则无制也。上地不易，百亩而一夫，中地一易，二百亩而一夫；下地再易，三百亩而一夫。田之易不易，非为法禁民使旷而不耕也，亦言赋役之递除耳。再易者，百亩三岁而一征也。一易者，间岁而一征也。上地百亩而一夫，中地二百亩而一夫，下地三百亩而一夫，三代率因夏禹之则壤为一定之夫家，而田之或熟、或莱、或有广斥，皆不复问。其弃本逐末，一夫之赋自若，民乃谨守先畴而不敢废。故《春秋》讥初税亩，舍版籍之夫而据见在垦田之亩以税也。讥作邱甲，用田赋者先王之制，五百七十六夫而出长毂一乘，至此则核实四邱之田为一甸。其后并以井邑邱甸为不实而据见在之田亩，合并畸零以起赋。舍人而从土，鲁之所以日敝也。然则取民之制，必当因版籍以定户口，则户口以制税粮，虽时有登降，而抛荒鲁莽、投卖强豪、逃匿隐漏之弊，民自不敢自贻以害。得井田之意而通之，不必问三代之成法而可以百世而无敝也。

　　孟子言农夫获谷之数凡五等，以中为率。古者上岁民食月四鬴，中岁三鬴，下岁二鬴，以三鬴为准，十一而取一夫之税，岁赋二十五鬴有奇。鬴六斗四升，古斗斛大小不可详考，大率一鬴当今三斗而弱。其赋七石五斗，以米半折之，为米三石七斗有奇，赋未尝轻也。古今量制虽难通算，而以食七人准之，则岁获略止四十九石。今南方稻田，岁获上田不过十二亩，下田不过二十亩，今法止额粮一石内外耳。是古之赋税且三倍于今而有余，民何以堪！惟古者以夫定税，一夫止取其百亩之赋。殷、周一沿夏之则壤，而但记其民籍之登耗。地虽辟而赋不溢，若其荒废而赋亦不减，则所谓农服先畴而治安长久也。今云南以工计田，猺洞以户起科，皆其遗意。故民有余而无逋欠，岁入有恒，量入为出，亦无忧国用之不给也。即如洪武间惟征本色一石，亦不患金钱之匮，则核户口于立国之始，以永定田制，民何忧不足，地何忧不垦！逋负无所容奸，蠲赦可以不数，而国抑何忧乏哉！

　　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有国之道，用不得不丰。不祥则苛横者议其后，面变易增加之无已。不丰则事起而猝无以应，必横取之民，以成乎陋习。如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建驿官，设驿卒，站马、站夫，红船、快船，铺程供应口粮，皆细计而优储之，即驿官利其有余而私之，勿问也。乃以济公事，而民力以事，而民力以不与闻而舒。嘉靖间，言利之小人始兴。万历继之，祟祯又继之，日为裁减。为之说曰：“非勘合火牌，不许应付。”而实则大不然，水则掳船，陆则派夫，县不给则委之殷实，委之行户，已而全委之里甲。孰为作此俑者，流毒无穷？则何如加赋之犹有定额也！驿递之外，莫如公费。且若皇华衔命，监司巡行，宾客经过，节序宴会，相为酬酢，宾兴考课，必有供奖，廨宇桥路，必时修理，下逮舆皂犒赐，孤贫拯给，皆人情物理不可废之需。无故统天下而作贫苦无聊之态，实则不能废而听吏横取之民。苟其横取，则无可复制而益趋奢滥，于是而民日困，国日贫，诬上行私，莫之纪极矣。

　　《会典》田粮起科，上田每亩不过七升八合极矣。乃今南方额派，有亩一石有奇至二石者。其源有二，苏、松、常、湖等郡，则张士诚君臣没官之田，与籍没豪右及迁徙濠、泗之产，皆名为官田，俱照佃客纳租田主之数输官而免其赋役。当时稍便之，愚民利小利赁耕之，遂为世业。其后督责不堪，足以逃亡。海中丞瑞不能为奏请改民以均苏之，而平铺于民田，以为一切苟且之计。故无官无民，其派均重，而民困极矣。若他处虽无官田，而市郭民居、山林、园圃、陂池，皆丈量起科。其后鬻产者留宅地山林而卖其田，乃以彼粮铺于田亩。岁久移易，莫从稽考，而粮有倍堕者矣。其失在不念廛居之征，以市肆冲僻为上下，初非可以丈量定者。山林则荣落无恒，园池则修废因人，岂得计亩以为额！古者廛有廛税，不入经界。林木竹苎则可于鬻处税之，而不可限以恒有。今欲苏民之困，唯有据见在之垦田，以七升八合递下为准，而元额断不可复。但令实科实征，民自可无逋欠，亦何国计不足之有！若弘治、万历两次丈量，所司皆以取足元额，而略为增减。其万历中江陵操切，尤为一切之法，愈不足据也。

　　言三代以下之弊政，类曰强豪兼并，赁民以耕而役之，国取十一而强豪取十五，为农民之苦。乃不知赋敛无恒，墨吏猾胥，奸侵无已，夫家之征，并入田亩，村野愚愞之民，以存田为祸，以得有强豪兼并者为苟免逃亡、起死回生之计。唯强豪者乃能与墨吏猾胥相浮沉，以应无艺之征。则使夺豪右之田以畀贫愞，且宁死而不肯受。向令赋有成法而不任其轻重，孤儿独老可循式以输官，则不待夺有余授不足，而人以有田为利，强豪其能横夺之乎！赋役名数不简，公费驿递不复，夫家无征，一切责之田亩，田不尽归之强豪不止，而天下之乱且不知所极矣。

　　唐制：郡县有赤、畿、望、雄、紧、上、中、下八等，以为官秩之崇卑，出身之优劣，升迁之上下。事之繁简，任之轻重，人才之进退，因以分焉，诚善法也。今官制于府州县注以繁简，犹之可尔。注以顽淳，已非奖厉风俗、责成教养之道。况注以饶瘠，则是羡之以贪而悼其廉也。筮仕之初，已有饶瘠在其胸中，欲士之有廉耻，民之有生理，得乎！

　　税粮分派，令民征纳多寡有截然之数，则愚民易知而奸诡无所容。立法者在上一切为苟简，而使下分析之为繁难，此甚无谓也。如漕运以四百万石为准，派于直省各若干万。乃额粮之多寡，初不整齐，而部授数于司，司分派于州县，取必于部授之总数，以碎细洒分之，遂于斗、升之下，立合、勺、抄、撮、圭、粒、粟等虚立之名。因而轻赍、耗脚、水利、河南。过湖、江西。两尖及楞木、松板，亦就零星派数而洒加之。奸伪相乘，善算者莫之能诘，而况愚氓乎！夫名，因实而生者也。勺、抄以下，无此量器，何从而为之名？十粒为圭，千粒为抄，谁为历数？粒下有粟，岂剖碎稻麦为十粟耶？凡此，皆可资一笑。乃徒以爚乱人之耳目，而施之以利析秋毫之教，非小失也。且如北运以广储偫，亦岂必四百万之整齐而无余欠哉！则何如通计可漕地面夏说秋粮共若干，因坐派民米一石，运米几斗几升，至于升而止，即或于四百万石之数有余有欠，亦何不可！官仓所入，不妨岁有畸零。农民所输，自可截然画一。若民田亩之有畸零，自以三从五，七从十，一二消除，皆至升而止，则一切脚耗之类，皆可简明计之矣。如折色输银者，亦但可至厘而止，其下有毫、丝、忽、杪、微、尘、纤、埃，猥诞亡实名目，尽属可汰。盖部司惮烦，不先为分析，而约略授以总数，乃使郡邑缕分，而至于泛滥以成乎纤诡耳。至丈量地亩，古人至亩而止，不成亩者勿计也。今即不能，亦可至一亩十分而止，如厘、毫、丝、忽之名，奚从而生？使于亩分之外，算有余赢，蠲以与民，亦不至于病国，王者亦何爱此锱铢，而显受尽地力之恶哉！凡诸琐细不经之名数，前代未有，始于宋、元之间舞文小生，窃律历家之余沈以殃民。祸虽小而实大，安得一涤除之，以快天下之心目也耶！

　　光禄寺岁费二十四万，郊庙、社稷、群小祀、庆成、长至、元旦、万寿、番使宴赐皆取给于内，乾清、坤宁二宫常膳，上奉慈养，旁及东宫与未就封之皇子皇女，下给六宫六尚，以至宫婢阉寺之食料，莫不仰资。一日之费仅六百六十两有奇，其俭蔑以加矣。盖米面出于正供，酒醋、醢菹、禽鱼、蔬果具于各署，盐茶蜡枣俱有实收本色，不尽以烦太仓，其措置亦密矣。乃仰未免有唐、魏之风焉。故逮成化时，虚祖宗积贮之帑藏以供御用，而后又可知已。至正德移太仓银一百一万有奇为金花，以供游幸犒赐之用，凡四倍于岁供，而国遂虚。嘉靖初，新都总己，于遗诏未能复归太仓，以待新主之善政，因循一年，遂转为醮坛之费。醮坛罢而御用承之，相沿以至于匮乏，则二十四万二千余两之制，空有其名而费不赀矣。然后知《周礼》“唯王及后不会”之用意精也。王后之好赐，虽不会而取给于职币。职币之入，多寡随时，俭可以畜而奢有所止，中主之志欲亦得矣。萧何有言，“使后世无以加”，诚远虑也。子孙处承平之后，不能深喻艰难，束之则愈纵，势所必至，何似豫达其情以为之节宣哉！

　　黄册之法，始于开尚书济一言而定一代之规。乃行之既久，十甲司册者习为奸私，以成影射飞漏之弊。然法虽诡而人存，脱漏堕射，犹有所稽核，迨册书废而愈乱矣。一县数万户，册籍轮掌，而总寄之一县吏，又非大猾不任此，安能持之数十年乎！若通黄册之法而善用之，无如不专任十甲，而当十年大造之际，于十甲内递轮一甲管十年之籍，新旧交相对验，各存旧册以相稽考。且县之有丞薄，非漫设也，唐、宋有司户之官，正为此设。无如专委于簿，以统纠其鬻卖别户收除之实，每一官交代，即举任内有无推收，具册呈县。其县每岁实征之册，必从簿发，而令当年里长与册书封验，无有差讹而后开征。此最为民事利病之尤者，必不可以苟且取便者也。

　　立法之始，无取太宽。常留有余之德意于法外以使有可宽，故大貉小貉之弊必至于大桀小桀。唯通国计之常变，而处于有余之地，乃宽之于课程，则民不狎为易供而其后受束湿之苦，斯以乐生有道矣。今百姓之困敝，殆无孑遗，皆自守令之考成为始祸之本。闻嘉、隆间且以岁课满八分以上者，大计膺贪酷之黜。上虽未为之法，而下自体德意以行之，故民力裕而民心固，虽土木之变，邓茂七、黄萧养、刘、赵、鄢、蓝诸寇之窃发，弗能摇也。以税粮完欠为有司之殿最，法始于江陵，一决其藩而不可复收矣。申、王二相，反江陵而过为纵弛，乃以资言利者之口实。温体仁全师江陵之术而加甚焉，有户书李待问者为之羽翼，乃令知推行取，府县印官给繇，皆行户部，比较任内完欠，遂使牧民者唯鞭笞赤子为务，而究之逋负山积，激成大变，所谓“则何益矣”者，信矣。故户部考成之陋制不革，而欲民之免于深热，必不可得也。

　　军卫之制，行之百余年而大坏。成、弘间军尚可用，卫弁亦尚自力于武事，正、嘉而后，不可复理，势所必然也。唐变府兵为骑，而特重边帅之寄，故虽有渔阳之祸而终得朔方之益，揖吐蕃、回纥而进之而终诎于中国之强。宋与本朝仍旧相沿，惮为改饬。宋之禁军、厢军与卫军略同。禁军，团营也，厢军，卫所也，皆散武备于腹里也。夫唯军卫聚屯于边，其身家托焉，而又沐浴于刚劲之气，则莫之劝惩而自练习于武勇。若散屯于腹里，使其黠者游文墨歌舞之中，其陋者龌龊于鸡豚园池之利，心厌甲胄，而神气俱为之疲苶，欲其不化而为惊麇缩蝟，不可得已。且兵聚则勇，散则怯，故东汉自平乱以后，置屯黎阳，所以聚之于勇武之乡也。天下皆有兵。而天下无兵矣。腹里之所防者，盗贼耳。其始发也，良有司率机快健捕制之而有余；藉令其啸聚渐众，移边兵而讨之，亦易尔，乌庸是郡郡而置军乎！洪、永间分列卫所，颇以迁就功臣而处之善地，遂以坏一代之军政。即以屯田言之，使屯于腹里而耕民所可垦之田，何若屯于边而垦民所不耕之土乎！制腹里之盗贼，以民兵而已足。畜厚威于边，不特夷狄莫之敢窥，腹里之奸宄，亦隐然有所畏詟而不敢逞。南循海澨，接南宁、太平，绕黔、滇、建昌、黎、岷，遵九边尽于登、莱，皆用武之区。中间要害如徐州、虔南、偏沅、郧、夔、潼关，亦可扼险而收土著丁健之用。沿海则水师训习之地也。环绕以固中区，为诗礼耕桑之域。运天下于掌，而处九州如一室，莫便于此，勿为袭赵宋褊忌之计，以自翦羽翼而成禽也。

　　武举之制，至乌程、武陵秉国之后而败坏极矣。顾其始亦未为得也。文章吏治，有循序渐进之道焉，养之以从容，而慎重之以奖其廉耻，固一道也。若武夫，则用其朝气而不用其暮气者也。以次而举之，果有能者，必不耐其迂迟；其能耐者，必其大不堪者也。勿为之科，而于大阅之日募草泽之有智略勇敢者，督抚试而特举之，部核之而授之以试职，即使之从大帅军中以待命于边，或为突骑，或为队哨之长，或分城堡之守，或效幄幕之用，实委之以战守之事。其失也，不过亡一人。其得也，遂可以拔非常之士，而黠愞者不敢以身尝试。则岁一举之而已足，何事于科场之琐琐，决取舍于数矢之中否，数行之通塞哉！

　　言治术者，有名美而实大不然，则乡团保甲是已。其说模仿《周礼》，而所师者管仲轨里连乡之制尔。自周以前，列国各自立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一国之隘，无从别得男武之士而用之，则就农民而尽用其丁壮，亦如今土司之派其狼猡以为兵，盖以防邻国之兼并，而或因以兼并邻国。其事本不道，而毒民深矣。封建既废，天下安堵，农工商贾各从其业，而可免于荷戈致死之苦，此天地穷则变而可久者也，奈何更欲争斗其民哉！朱子自谓守郡日时有土寇，故欲训练保甲，后熟思此土之民已竟武勇，奈何复导之以强，因而已之。大儒体国靖民之远图，不泥于古固如此，未尝挟一寓兵于农之成说，以学术杀天下，如王介甫之鳃鳃于保甲也。盗贼初非敌国也，以政安之，以法治之。天子建吏，不能为民弭盗，而使民之以生死争一旦之利乎！团保之立，若不实核之以武备，则徒为儿戏而只以扰民。若使器械必精，期会必一，技击必试，立之以长而纠之，小则黠豪以牟侵贫弱，大则教之以乱，而邓茂七之祸不旋踵而发。唯刘念台先生尹京时听行条规，以申六条饬冠昏丧祭之礼，而讥察游惰非违者，不责之以武备，庶为可行，盖亦王政之枝叶也。

　　自盐政边储之坏，议者争言开中输粟旧法之善，而不知其非。既违事之宜，又拂人之情，故叶淇得以利动一时而尽废边屯，诚有以召之也。法之最颠倒者，农所可取苦粟，而条鞭使输金钱；商所可征者金钱，而屯盐使之输粟。边可屯，官不能屯，而委之素不安于农之商；粟可博金钱，官不移丰以就歉，而责农之易金钱以偿官。其不交困也，得乎！取之必于其所有，使之必于其所长，一人效一人之能，一物抵一事之费，《周官》之善，尽于此耳。

　　人各效其所能，物各取其所有，事各资于所备，圣人复起，不能易此理也。且如周制，兵车之赋出于商贾，盖车乘、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钱、丝麻、竹木、翎毛、布絮之类，皆贾之所操，是军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费，应责之于商贾也无疑。如曰税重则物价贵，还以病民，乃人之藉于市买者皆自度有余，面非资尘所必藉，非若粟之一日不得而即死者也。且在周之世，天子未尝全有九州之壤，若列国封域，尤为褊小，所需之产，什不得一，则但责之商贾尔。今四海一家，官山府海，何产不丰！凡诸军国所需，取铁于冶，取皮于原，取竹木于林，取丝于桑土，取麻絮于园，或就民而税，或官自畜植，又不必尽责之于商贾。乃国计尽弛，悉授之末业之黠民，而徒督责之于田亩之征，不给则令死于桁杨，死于逃窜，不亦僭乎！农所输者止以养君子，饱士马，何患乎不足！而一切取办，则何望其能支！汉人《盐铁》之论，言之似理而实不然，汉之所以舒农民而培国本者，非后世之所能及。王介甫狭小汉制，而以青苗、免役、保马诸法重困农氓，其利害亦曙然。洪武棕园、漆园之设，可惟为万世法，后人且视为迂琐。民之方苏，共俟之何日耶！

　　行盐之有地界，商人之奸利，而有国者听之。同此天下之人，食此天下之盐，何畛域乎！通行，则商人不得持有无以增一时腾涌之价。若地分，则舟车之浩繁，自然不行，其可行者自然各有所底止。唯偶然一方缺乏，则他方济之，究竟商人可以通融得利而无所大损，但不能操低昂以抑勒细民而已。无地界，则盐价恒平，商之利亦有恒，而狡者愿者不至赀获之悬绝。且如河东盐池，因晴雨而盈诎。其诎也，则食河东盐之地界，其淡食者多矣；其盈也，又不能通贸之他方，而或视为赘余，置之不足收；此两病也。又如广东海南之盐，行赣、吉、衡、永、郴、宝，有上泷、过陡、过山之迟阻。当议法时，唯以佐广西之经用，而不知天下一家，随在可以挪给，岂必在粤输粤而割裂以为之限乎！利便一听之民，而上但取其固然之利于所出之地，何至殉商人之奸以困编氓，而召私盐挟仗行凶之祸！诚欲惠商，支放以时而无坐待寄引之苦，则已足矣。

　　国以马为强弱。秦之强也肇于非子，而赵唯骑射乃能以一国抗初张之匈奴，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五代方域小而年促，仅作旦夕之计，而宋承之，举汉、唐之故苑置之于蔓草田畴之中，而强赋之民为保马，其视金、元，如鼠之遇狸，诚不敌也。昭代乘□元之披靡，驱之无角逐之劳，其与张、陈争成败者，皆舟师步卒格斗于吴、楚，用马之力少，而马亦仅矣。然犹广置牧苑，为边防计，使循而不弛，不百年而蕃庶可待。乃不知谁为之策，俵养于江北、山东、河南、北直民间，使民牧而责其驹。其为民患也，则始领种马之日，愚民稍以为利，既而子孙怠于牧畜，则或家无三尺之驹而岁供滋生之马。垂至百年以外，刷马、印马之繁，折价之苦，计户坐征，加赋外之赋，而民敝极矣。其为国患也，民贫而诡，则以驽羸之马应官，既不堪用，莫能整饬。而苟且之臣，又谓承平无用此赘物，不如折价贮于冏寺为国储。其边镇需马，则上疏奏讨，发冏帑以听其自买。债帅十不买一，而徒充囊橐，于是中国几无马，而或资茶以贸于西番，仰鼻息于裔夷。抑且水草失性，动至仆毙，徒为猾驵、墨吏之中饱。边警以来，人持短兵以当万骑之冲突，责之以不败，必不可得已。夫自宁夏而南，至于岷、黎、建昌，又南而滇、洱，皆宜马之地也，黄河退滩自同、华而东，至于淮、泗，皆可牧之场也。舍弥望之荒壤，捐数千顷之闲田，调坐食之冗卒，募游食之余夫，通天下而计之，为费几何？行之一二十年，而入番之茶可使以金代马，中国之滋息，自较夷狄而尤盛。固可蠲江北、中原之马价以苏尺，而民益苏矣。谋国者不以家视国，国之蠹也。八口之家，牛、豕、鸡、鹜不仰于市，佣夫惰妇一切藉粒粟以易之，其馁可待。舍其生聚，听产乘之空虚，驱偃蹇之卒以当践蹂，而国以沦胥，良可为痛哭也。保马为祸阶，俵马继之，赔折积怨，冏金尽而国随，亦必然之势已。

　　牧苑之法行，国马取给于牧地，而通其法以广公私之畜，纾民役之苦者，又莫若随府州县而置牧。每邑各有牧场，以邑之大小，草料之难易，酌其多寡。其收放、打草、剔除之役，量置官夫，谷粟取之县仓本色。特恐传舍之吏不加爱惜，则无如分任正佐官，每官牧若干匹，交盘清楚之外，许寄牧私马半于公马任满，听其作归装之用。其官牧之马，以半供驿递，半授民兵操演逐盗之用，使民兵之壮者习骑射焉。若其滋息盈余，则三年一计其登耗，斥卖为亭传修饬之用，恒令宽然有余而不为吏苦，且乘人者，夏桀之虐政也，马不给用，而狡胥之顽躯皆以累良民之项领。马既蕃衍，则严乘人之禁。在任官非五品以上，休致官非七品以上，士儒耆老非七十以上，及有病妇女非五十以下及受封者，不许用肩舆。则民相劝于养马，而无形之富强寓于居平，以待不测，此通数百年强本治内之要图也。

　　严于督民而宽于计吏，则国必无与立。史称元政不纲，唯其宽也。唐制：州县官秩满，则谢事赴都，听吏部铨简，而后更授新除，谓之选人。虽士大夫不无疲劳之苦及待选之难，然使受命临民者皆得奉一王之灵爽而听廷臣之清议，则自郑重其官箴而不敢偷。三年入觐，因行大计之曲，亦通此法而得其平也。考满给繇，必亲领司文，赴部考核，而后授以官阶，则不满于公议者，昏瞀老疾者，皆无所隐匿，而吏道清矣。自以催科为急，于是有借口钱粮任重，而郡县长吏有终身不入都门者。升降皆遥为除受，其陟其黜，一听之上官，上且不知有天子，而况知有廷臣之公是非乎！上官者唯知己之好恶，又其下则唯知货贿已耳。而天子设部司，设台省，将以何为！故郡邑之吏不入觐受计，赴部考满，而觊天下之治，必无此理。

　　核吏不得不严，而士大夫自有廉耻奖掖之者，抑其本也。孟子言“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养犬马者犹必充其刍豢，而官俸勿论多少，皆实支三石，折绢折钞，则尽名有而实无。一月但支三石，以食九人，而不足庶人在官者之稍食也。为吏者去其乡，荒废其资生之田里，子女僮仆取给于实支者，十不偿一，勿论其上有父母之甘旨也。况其葬、祭、昏、嫁、子孙读习之费，而在官抑有往来酬赠，楮笔镫油之需，虽至俭约，亦岂能如于陵仲子之资屦乎！全与实支，犹且不给。故唐、宋之制，店舍、鱼步、园圃皆委之郡邑而不以上供，所以佐俸人之穷也。至于修理公廨，铺程酒饭，心红油蜡，一切皆有经费，宽为数而不问其盈余，要令公私各得拔葵逐织，而出无政事之埤，入无交遍之谪，然后秉国法以课其廉顽，则贤者奖、不肖者惩而不怨。今俸入不堪，吏莫能自养。其始也，亏替公费，耗没祭祀、学校、夫马、铺递、民快之赀以自入，而一责之民。其既也，则无所不为，而成乎豺虎矣。国家常畜数千饥鹰以牧飞鸟，犹且曰彼自有之而无待于公家，则何以为民元后耶！

　　历之纪建、除、宜、不宜，其弊始于唐，沿于宋，相循以为故常，未有知其非者。唯解大绅《庖西封事》言之，而未能详也。王者敬授民时之大典，而以惑世诬民之小道当之，导民以需，而为事之贼，其亵天迷人甚矣。故《王制》曰：“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尤可异者，历尾逆推六十年甲子一周之岁，徒列其年而无所取。宋人以天子年逾六十，欲展为百二十，盖使六十以外之人不登于历数，非恤老者之所忍，不但天子然也。且下注男几宫、女几宫，仅合婚之邪说，尤为俾民卒迷，而以此失其配耦之正者多矣。不能利民而滋害之，君道亡矣。历授民时，使民知因时而趋事，则但当首纪月之大小，月建之所临；次纪某日某时日躔某；次纪中节日时刻分社、伏；次纪朔、弦、望、盈虚；次纪方今月令之宜，如立春正月节，则曰自某日立春以后，某候至，可以作某事，如出耒耜，火田莱，五谷插、耰、薅、获，生蚕，种草棉，理桑苎，种瓜蔬，合牛马，字鸡鹜，摝鱼苗，平道途，架桥梁，苫墙屋，备薪炭之类，逐月逐候而示民乘时以竟功；其次则纪六气司天在泉之正变，示民以节饮食、慎起居而远疾眚；其次纪官司祀事，民间尝新、荐寝、社、蜡、傩饮之时；如此，则本天以治人之道立矣。若御用历，则因一岁之节序，时之德刑，日之刚柔，定戎祀庆威之度，及发政布令之期，以宪天而出治。尤不当以琐琐灾祥于有国之典礼，明矣。至壬遁历以命将临戎，尤为蠧。两军相当，生死争于俄顷，废智勇而听命于妄人之说，不亦危乎！

　　因逆臣之阻兵而废藩镇，因权臣之蠹国而除宰相，弃尔辅矣。宰相废而分任于六官，以仿周制，是或一道也。乃周六官之长无所不统，而今太仆不统于兵部，太常、鸿胪不统于礼部，光禄、上林不统于吏部，通政、大理不统于刑部，国子监不统于户部，官联不审，事权散乱，统之者唯秉笔内臣而已。至于内臣之必统于吏部，尤为国之大纲，而都督位兵部之上，莫能仰诘。二者乃治乱安危之枢机，《周官》之扼要。于此一失，纲纪尽亡，区区以行人司、钦天监为礼部之遥属，胡不推此以正六卿之职也！

　　牧民之道，教养合而成用，故古者学校领于司徒，精意存焉。今学政贡举一归礼部，则以为此彬彬者仪文而已，户部但操头会箕敛以取民，为国家收债之驵侩，王者意之重轻，形著于命官分职，治乱于此决矣。督学官，司教者也，宜为布政使司之分司亡疑，而以按察使司官为之，欲以刑束天下士乎！其始制之意，不过欲重其事权，以弹压提调之有司耳。乃按察只以纠大奸、拆大狱为职，若经常教养之事，布政司领所属长吏之治而考其成，以上计定黜陟。今学政兴废，无所事事，而授之廉访提刑之官，则布政司一持筹督迫之租吏，使为一方之师帅，天下何缘而治也！

　　洪、永间岁贡最重，与进士相颉颃，故授以训导，其选师儒，未尝不重也。其时学校初立，岁贡生前无积累，非有日暮涂穷之意，而朱善、苗衷皆以教官擢大位，曹鼐自陈不敢为人师，其不以闲冗视之可知也。相沿既久，挨贡法行，岁贡者皆学不足以博一举，而视此为末路，其能擢国学县令者百不得一，惰归之气乘之，虽欲不弃教道而弋脯修，不可得已。要未始非立法者之不图其后也。学政唯宋为得，师儒皆州县礼聘，而不系职于有司。若令提调就附近致仕闲住、告病、告养品官之中，及举人年四十以上，学行果尔表著者，官率生徒，执贽拜请，以典教事。其禄养资给，因地方大小，生徒众寡，差等以立之经制。督学官一以宾礼接见，不与察计之列，行移不通于有司，迎诏，拜表、岁、时、朔、望无所参谒，若其教无成绩，而所教生徒屡科不与乡举，岁试优等少而劣等多，及行劣至三五人以上，不先送提调官详黜，又或告发干名犯义及数干门禁者，则引身告退。若提调官所聘非人，及奖劝乖方，致令惰劣者，督学官纠参如法。师儒若有成教，则不论年岁，敦留卒业，待其果老、果疾或品官起用、举人中式受职，而后更聘。一以道义廉耻相奖，则人才士风，庶几可改。长此不革，师道贱而教无术，监司府县任意差委，滥与钱谷刑名之役，若簿尉仓巡为奔走之下吏，仆仆参候，与僧道之长同其趋跄，不肖者因之以希锱铢之利。害极于末流，而其始抑有以启之也。

　　弘治间初命按察司官督学，授之特敕，其敕皆劝奖人才之语。至万历初所改敕，则如诘奸制盗，置士子于不肖之中而勒束之。故率天下于寡廉鲜耻之涂者，万历之初政，江陵之变法，申、商之莠说也。两敕具载《会典》。江陵之法行，而劣生把持、包揽，赇吏鬻青衿、受嘱托之风益烈，盖以扑之者炀之也。

　　进士科始于隋，垂千年而不能易。后有易之者，未知以何道为得。王安石革词赋，用书义，亦且五百余载矣，使学者习效圣贤之言以移其志气，其贤于词赋明甚。至文体之屡变，或趋于陋，或淫于邪，皆乘时会，不能为之豫谋。伹可厘正者，导以读书穷理之实而已。书义而外，论以推明经史，而通其说于治教之详，策以习天人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非此则浮辞靡调，假于《五经》《四书》而不知其所言者何谓，国无可用之士，而士益偷则益贱，固其宜已。闻万历初年，县试儒童，无策者不送。府试且有以《河图》、《洛书》、九宫、八卦策问儒童者，则所重可知已。万历中叶，姚江之徒兴，剽窃禅悟，不立文字，于是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取士者亦略不识字，专以初场软美之套为取舍，而士气之不堪，至此极矣。原其所始，立法亦有未善者，故流弊有所必至。科场七日而三试，作者倦而阅者亦烦，则操一了事之心以应后场，必矣。二场所试者，表判骈艳之语，将以何为？旧制：诰诏表随科一道，诰诏视表判为愈矣。然士方在衡茅，使习知经国长民之道，固无不宜，若王者命令之大体，非立朝廷之上，深喻国体者不知。故唐、宋知制诰者，即文名夙著、官在清要者，尚须试授，则不可使士子揣摩为之，明矣。诰诏既所不能，表判又为无实，何如改三场为两试！初场书义淹通，每解额一人，取定两人，令赴二场，试以二论三策，然后决取一人中式。初场以十日阅文，一日拆卷，凡十二日而试二场，又五日而放榜，则作者精力有余，阅者安详不遽。尊经穷理以为本，适时合用以为宜，登士于实学，固科场救弊之一道也。未得创制显庸之圣，作法以待贤者，亦将必出于此。

　　问刑官故出入人罪，律以概论。然考之宋制，故出罚轻而故入罚重，此王政也。故出、故入，有受赃、不受赃之别，亦但当于故出项下分受赃、不受赃，而不受赃者从轻。其故入，则虽不受赃，自应与受赃者等。故出则勿论已决遣、未决遣，一例行罚。盖虽已决遣，而复核果当从重，不难补决，自不致逸元恶之诛。若故入，已决遣与未决遗者固应殊科。盖故入决遣，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完，徒流已配者不可追偿，其已受之劳辱，已决遣之罚自应加重。其致死者，倍宜加等。即不抵罪，而终身禁锢，与大计贪官同处，不得朦胧起废，及以边材等项名目滥与荐举。则问刑之吏尚知所惩，而酷风衰止，贪亦无以济矣。

　　赃以满贯抵重罪，刻法绳人，此所谓一切之法也。抑贪劝廉，唯在进人于有耻，画一以严劾之，则吏之不犯者鲜，更无廉耻之可恤而唯思巧为规避，上吏亦且重以锱铢陷人于重罚而曲为掩盖。上愈严而下愈匿，情与势之必然也。且凡所受于下吏、部民者，乃至鸡凫、扇帕、纸墨、油炭，皆坐价抵赃，绳人于交际之途，且必开其掠夺之大焉。有出身事主，而可如于陵仲子争名于一鹅半李之间者乎？既不枉法矣，则何谓之赃？其枉法也，则所枉之大小与受赃之多少，孰为重轻？假令一兵部官滥授一武职，以致激变丧师，或因情面嘱托，实所受贿仅得五十贯；令一吏部官滥授一仓巡河泊，其人无大过犯，而得贿二百贯；又令一问刑官受一诬告者之贿而故入一人于死，仅得五十贯；其一受诬告者之贿而故入人于杖，得二百贯；岂可以贯之多少定罪之重轻乎？则无如不论贯而但论其枉不枉，于枉法之中又分所枉之重轻，但除因公科敛，因所剥削之多少，分等定罪。其他非黄白狼藉累万盈千者，苟非枉法，但付吏部记过，全士大夫之名节于竿牍饮食之中，而重之于箕敛渔猎之条。唯宽也，乃能行其严，恶用此一切之法为！

　　弭盗无上策，逐捕亦法之所不可废。宋制：捕盗获全夥者，加一官，其法较善。盖责有司以捕盗，唯可赏而不可罚，罚一行则匿盗不报以苟免于谪，而盗益猖獗矣。盗无可全获之理，十人得七，即可膺全夥之赏。其未获者，责令乡保户族长立认状，不拘年分，曾否经赦，及已获贼首处决与否，失主存亡，旧案远近，皆一应责令擒送。若有隐匿，被人首出，即同窝盗。嗣后捕盗员役若能盘拿积年未获之盗，旧案分明不枉者，即照捕获全夥例纪录，能捕人役，一例给赏。其犯盗人田产在逃未获者，即行变卖，给失主赔赃。如此，则官司无讳盗之心。而失主自告报后，非火下识认须当官指证者，但其一真实赃单，明填记识，俟验合认领，更不烦频令到官，一听官司自行审决，则被盗亦何惮而不泄其荼毒乎！此亦弭盗于末流之善术也。

　　冗事于一官，而冗官于无事，两失之道也。在京如吏部稽勋司，其职掌漫无可课之功，而文选冗沓，以滋黠吏乘司官之促迫瞀乱而售其奸；何如以初选任之文选，而以升迁、调降、起复之补除任之稽勋，则曹务繁简称矣。工部屯田司，亦无实之署也；何不令三岁一稽天下田亩荒垦，有无崩坍淤退，并课有司陂堰圩堤之兴废，而核实地亩增减，以授户部而登耗其税粮。都水则专任黄、漕二渠之通塞。在外则同知、通判、推官，沿五代及宋掣制之陋以建置，而漫无专任，为课最所不及；自好者持禄以待迁，否则法外生事以扰民，而事集于知府之一人，求暇以课农桑、亲学校而不可得；何似明任以诘戎、捕盗、督粮、问刑之职，如汉分曹之制，受成于知府，而各给印信，得上达于监司，俾知府一意教养，则前代行春、劝农、宾贤、钦射之典可复也。

　　官自有体，国家授之以体，则为吏者有所矜式以养其品行，民亦受其福矣。相沿非九卿堂上官，及法司属官差审刑狱，五城四门巡视官，不置刑杖。若内阁翰林等清署，虽傔从有犯，亦送兵马司杖治，所以优君子于清简和平，而刑亦不滥。不然，在京文武吏且盈千，辇毂之下血溅肉飞矣。以在外言之，凡为吏者即置刑具。如捕盗理刑官，固其职掌。若分司守巡及府州县佐贰首领，用此何为？以快其怒，张其威，甚则胁民而取其货耳。若布政司府州县正印官，不得无刑人之事，律既有笞杖定制，或稍使得用讯杖竹篦，以警欺窳可尔。若夹踝拶指，乃不得已而用以诘盗，今牧民者以施于民，是长吏者民之鸷鸟猛兽，而刑具者其爪牙也。失父母师保之尊亲而为狱吏，知自好者亦应耻为之。相习不愧，因而不仁，岂自知其辱人贱行耶！乃民亦何辜而糜血肉于司牧者之堂也！仓巡驿泊，师师相仿，民其余几！乃至教职亦挟杖以行，廉耻荡然矣。自应急为厘正：讯盗之械，唯捕盗官得用之；理刑官得用讯杖；正印官得用小薄竹篦，以惩不恪。若正犯笞杖，即与如法的决。奸欺大蠹，即本署役从，亦大则送理刑官，小则发巡捕首领讯治。斯以矜重长吏，全其君子之体，而以宽斯民之束湿者，即在乎此。若征收役粮，除奸欺里甲付理刑官追比问罪外，则自有劝诫乐输之道在。若以天子之尊，遣数千鹰犬威制匹夫匹妇，而索升斗铢累之得，不但羞当世之士，而亦重辱朝廷矣。

　　尹京之难，古今所同，故两汉多用严酷之吏以处之。然京尹，牧民之长，乃天下郡守之师表，而以毛鸷为尚，则是倡四方之舍德而崇刑戮也。顾辇毂之下，土著少而宾旅众，其去乡里而来都下者，类皆其黠者也，非可素施以渐摩之训。则非任张敞、赵广汉、严挺之之流，诚有难治者。故以郊外编氓属京尹之政教，而国门以内属兵马司、巡视御史之纠察，庶两得之道也。乃一城而五之，莫相统摄，窜匿闪烁，百弊所生。兵马司秩卑权轻，动为权贵所掣。巡视御史差以月计，传舍视之。奸不胜诘，而法且穷矣。故其后也，一授法纪于缇帅、厂阉而成乎大乱，风波之狱，毒流善类，皆巡察者之权不一、任不重有以致之也。缇帅之职，视汉之司隶校尉也，而可使纨绔近倖之狡者任之乎！诚欲以牧民任京尹，而以辑奸任执法，无如以五城内外乡饮、读约、廛税、夫役听京尹，畿县仍视外府州县。其缉拿探丸、发箧、窥探、贿诈，禁止饮博、猖狂、阑狱、扰市，凡属五城所掌之禁令刑名，于都察院堂上副佥专任一员总提督之。劾其纵怠，禁其淫刑，官尊威重，法可必伸。移缇帅之权以授廉直刚毅之大臣，养京尹之仁使尽抚字敬敷之大体，斯为经国之良规也乎！

　　常平仓，良法也，而每中圯不行，非但不得其人，亦立法之未尽也。仓米不出于经制，故墨吏可以侵牟，窳吏可容怠弛。若于立法之始，每年夏秋二税内借征本色，田亩起科最轻者，如广西、云南、江北等处。每民米一石借征一斗五升，其次借征一斗，最重者借征五升。如苏、松等处。但遇饥荒谷贵之年，即行平价粜卖。坐充输粮入户本年应纳钱粮，若价过五钱以上，即以有余银米赈济。如三年不遇岁饥，将存米一半，于应解漕粮地方肢解，照数减征粮户本年漕米。其非水次、无漕运地方，亦支放一半，或发卖，或充官吏俸粮，民皂、铺递、膳夫、斗级等项公食，每石酌价五钱，坐减粮户本年应纳折色。至六年而旧米支尽，新者相仍，假有民米万石之县，以中则准之，恒有六千石之畜矣。其米于高爽塞燥地面，征火米、黄米；卑湿蒸热之乡，每米一斗，征晾过干谷二斗二升；皆于十月十五日输仓为止。支放之日，数有亏欠，经收官不论在任及升调降罢，行提坐赃，追赔问罪。盖有粮之家，类非籴贵坐馁之人，通有余以补不足，但损其息，不损其实。三年而无歉岁，则亦适如其应输之数，而通济均平之道得矣。坐抵起解钱粮，则有司无所施其侵渔。若湿漏雀鼠之坏腐折耗，典守者固无所逃其责。不此之图，而丰年发官本以收籴，则有抑勒强买之害，挪移狼藉之弊。至于罚谷存仓，则只以启墨吏肉攫折金入橐之门，而五刑收赎之外有之外有无涯之峻罚，徒为民蠹，无粒粟之实惠也。

　　黄籍户口之外，有司别有烟民册，此政之颠倒而但可一笑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穰穰者何人，而徒以勤耕苦获，供国家之租赋者谓之户口也！且如人丁绢，唐之庸调也。桑丝绢，□元按户课桑之加征也。户口盐钞者，原以国初盐课每引止输边粟四斗，盐价贱，民食其利，故稍派令出钞以助正课也。丝绢之税不专于农民，通城市村坊逐末技作之民均输之。既宅不毛者不免里布之遗意，而食盐之利，计其多寡，则逐末技作者必多，而农民恒有经旬淡食者，固宜分派烟民也无疑。但宅其地，不论客户、土著、佃耕、自种、工商、游食，一令稍有输将，以供王民之职，乃名不登于天府，无一丝文钱之奉公，而重困农民，代为堕输，尚得为有君统理，有吏分治之天下乎！即烟民而为户口，三载而考去留登降之数，何所不宜，而执数百年已朽之鬼录，索非法之财耶！

　　朱子言救荒无良策，不如修水利，诚牧民之要言也。然仅为东南可潴可堰者言尔，江、淮以北中原平衍之地，更无水利可修。且修水利者在良有司躬亲之，朝廷都水所掌，非不具立条贯，无人奉行，则亦听民之有雨则弛，无雨则争，非画一可久必行之道也。《周礼》荒政，多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此最为通变之善术。盖年虽凶荒，病在民而国未尝遽瘠也。若河南、山东、淮、泗一带，黄、漕二渠岁不赀，假令灾伤之岁，于九月后度所宜修之堤岸，所当疏浚之支流，即行就灾伤地面，募无食之民，鸠工起事，以所应用钱粮，于相近成熟州县，平价和籴米麦，或截抵价漕粮，给丁夫口食佣直，及采买竹木甓石，俱以见米支价。其在山、陕、北直，则就近相视边墙、堡哨、墩台、壕堑合当修者，即借支漕米，募饥民挑筑，仍扣该镇应支修边银两，解户部仓场堂上官。俟次年成熟，于相近水次地方，买米麦补运。若黄、漕二渠应有河工银两，工部即交割仓场，候熟买补，尤为利便。倘更不足，则临清、德州二仓预备米，正可挪支。唯在丰年，则自非虏冲要紧地面崩坍急须挑筑，及漕河十分淤塞，黄河异常决坏，为患深大，一概不得修理。留待荒岁，民有所仰以全其生，而流散团聚，积为寇盗之源塞矣。若东南既有水利之可修，但在严立课程，专官管辖，则自无大歉。倘水旱太甚，亦可修城，浚壕，治道途，葺馆驿，缮公廨、学宫、神祠，以合用钱粮，告籴于邻近成熟郡邑，支给工食。大抵北方之旱，千里弥绵，又无野蔌龟蠃之产，故死徙寇盗，倍甚于南方。因地制宜，存乎良有司之实心实政，非朝廷之可为遥处。唯留工作以待荒年，可设为成法。且民有宁死而不受米粥之拯，且吏胥耆约无所售其奸欺，唯募工之为两得。荒政十二，此为要已。

　　移度支以供滇，黔、粤右，固不容已，然能安其人而渐化之，则虽劳而有造。乃田粮起科极乎无可轻，而州县之虐取更倍于腹里之重赋。郡邑之吏，有坐升而无内转，虽行取而不得清要，有拿问而无重法。弃置之于荣辱不加之地，无所顾恤，而听其为蟊贼，以求远入之绥而移易其犷顽，其可得耶！使悉从乎直省之法，官有箴，事有制，赋役有经，即以粤之财治粤，以黔之财治黔而亦足，而何况于滇！且其名为州县，大小饶瘠，恒不相称。如临桂乃省会首邑，而壤地瘠隘，不能供一城三月之食，灵川县界去之十余里，何不可并为一县！其他蕞尔箐峒之中，不能当一乡保者，亦强立州县，如修仁、荔浦、荔波、永从，独山等，皆设城隍、学校官吏以牵其民，而使日暮涂远之人以朘削之者，又不可胜纪。苗、獞非庸愞之守令可制，但不生事以激之，则可以渐而引之向方。若八闽全土，在汉为东冶一县而已，东晋以还，日革故俗，今遂为庶富文明之巨省。简以治之，易从而可亲，何事此纷纭建置哉！如以郡县少不能成一省会，则兼两广为一布政司，而建司治于苍梧，分贵州入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使习腹里之政教，以移易其吏民苟且之心，则此日之粤右、滇、黔，不可如他日之闽、浙乎！倘以苗夷窃发，必须弹制，自可于贵阳、柳州设督制镇巡，开军府如甘肃、郧、赣、偏沅，亦何用此无政无刑之藩、臬为也！

　　兵柄无所专统，自宋而始，然枢密院犹与宰相相为颉颃，盖亦仿西汉大司马、大将军之制，而稍替其权，未为失也。若《周官》九伐一掌于司马，全领夏官之政，不专任兵事，则封建郡县，形势不同。周之戎事，止于千里王畿之车徒，以讨诸侯之不庭者，非后世外有强夷，内有大盗，争安危存亡于一战也。兵部统武选承袭矣，又统职方九边之战守，及车驾、武库、卤簿、驿递、兵器之繁，吏治杂而枢机仅其偶应之一节。乃使军中遥禀其节度，与督巡镇帅均其功罪，欲军之不偾，不可能已。分奏复、清核冗沓簿书之余力，以揣度千里外之进止，虽日斩丁汝夔、王洽，亦徒为淫刑而已。兵部所可司者，兵制之常也。军卫句补绝除添调之政，腹里武职世袭黜陟之铨，裔夷朝贡封削之典，驿传夫马摆给之制，兵器造作给发之数，已不胜其繁矣。若边防征剿，出大师以决安危，自应必有专任庙算者。殿阁学士固参赞密勿之官，既有文华、武英之别号，则首辅统理而外，宜分武英殿大学士专理机密文字，调度边镇守御征剿，无事则申饬训练，以考核镇巡。凡有军政之官而进退之，其枚卜会推，一视阁臣，而必于曾任督制及本兵尚书、侍郎中曾有边功及威望隆重者推之，而慎选武英殿中书舍人，听其委任。庶乎不以有国之司命，付之悠悠持禄之人，涂饰而趋于羸以毙也。

　　题奏得旨，科抄下部，印发邸报，使中外咸知，此固以公是非得失于天下，而令知所奉行。然在寻常铨除、降调、论劾、荐举、典礼、刑狱、钱粮、工役之类则可。即如缇骑逮问，刑科且先行驾帖，不发邸抄，况用兵大事，奸细窥觇，密之犹恐不密，乃使喧传中外，俾夷狄盗贼得以早测进止乎！若仿唐、宋枢密院之遗意，专任一阁臣典司之，则凡系军情奏请、敕旨传谕及上言兵事者，不论可否从违，每科抄即送武英，应会议者即集官会议，应传谕军中镇巡将领者即弥封传谕，应知会直省督抚监司军卫调发接济者即行部知会，其建言兵事可否采用，即召赴阁熟问奏行。自余不应知闻衙门及在外官民，自不当徧令测知，一概勿得抄入邸报，敢有漏泄者，如律治之。不然，律禁漏泄，而邸报流传远迩，一何悖也！其夷虏入犯，盗寇窃发，该汛地官飞报与临阵胜败、城堡存亡、贼势衰盛及侦探敌情一应塘报，皆止抄发应与知闻衙门，俱不得抄入邸报。唯扫荡大捷，应行露布通传者，方许发抄。则机事密而人心定，斯为庙算之永贞乎！

　　六科之职，有封驳，有抄参。封驳之制，唐门下省掌之。门下与中书俱宰执也，而相为驳异，非大臣协恭之体。给事中，门下属员也，廷诤为宜，以正君德，饬国政，儆官箴，尽民隐，自不易之良法。若抄参，则为私意横行之便径矣。且如抄出严之，抄出速之，抄出商之，与六部相斟酌而申饬焉，犹之可也。若抄出已之，尤为非法。使其事大而必不可行，则自当封驳。若事小而在可行、可不行之间，且以听部院各衙门之行止，而徐议其得失未晚。乃唯一人之意，更不俟公论，不请君命，而以意为废兴，此何法也！自持禄养交之阁臣务为诡随，任科臣之泛滥以免指摘，于是而上下争权以成乎灭裂，一激而为尽削台省之权以任六部，贿赂公行，纲纪蔑绝。后有作者，必且大反而又失其平，则封驳、抄参，酌中正以适治理，所必熟讲也。

　　总宪得其人，则吏治自饬，大司成得其人，则士气自清，顾公佐之在都察院，李公时勉之在国子监，其明效也。六科无所统属，故吏科都给事中宜任大计及分发红本、封驳抄参之事。若御史员虽多，业有总宪为之纲纪，又任掌河南道印者以大计、提差、考核之权，则虽有方严之总宪，或掣之矣。国子监不得与闻直省之学政，而以督举官之磨勘授之部科，教之不一，而望文体之正，士习之端，难矣。凡差提学官，一委祭酒、司业保任，以所保者之称职与否为保者之殿最。若私通贿赂及宽而纵弛、严而苛刻及倡率士子为诡诞庸陋之学者，国学不先纠论而台省举发者，大司成以不职坐废。其所颁条约，俱国子监颁行之，或因时规正，大司成具列奏准酌定，庶教出一源，而士风其可齐也。

　　鬻爵之政，始自晁错，所鬻者爵耳，爵非官也，以复除、以赎罪而已矣。后世乃以鬻官，又其甚者乃至于鬻士，纳马、纳粟而入太学。成化间之乱政，从古所未有闻，其说开自大学士邱浚。浚之为人，乐道秦桧者也，固其宜矣。天子自鬻国子生，则下之鬻乡会试，鬻弟子员，孰从禁之！未几而程敏政、唐寅之事起，自有虞氏设庠以来，极乎金、元之贱士，未有灭裂人廉耻，以败国之纲维如此者。乃相沿二百年而趋益下，浚之罪可胜诛乎！粟、马之纳，于国计几何，乃以教化之源为铜臭之府耶！万不得已，如晁错之急于实边以纾民力，自可别立闲散秩名以酬之，免其徭役，而自杖以下，有司不得辄加讯辱。又进而假以鸿胪、光禄、上林诸署冗员，任事则给以禄俸，犹未至重亏夫名教也。

　　今之乡饮酒，非古之乡饮酒也，然如《会典》行之，亦有裨于风教。乃有司奉行故事者犹数百年，而里正之饮于乡者久废。无他，里正疲于徭税，偷薄狠戾，先自里正倡之也。其徒更有钱粮不认父子之谣，而尚暇及此乎！惟公费、驿递自有经制，不遣里正任其荼苦，正供简明易遵，按籍以责税户，不诛完欠于里正，则里正不任为嗾放入山搜攫之猎犬。力既有余，而播恶之习气且革，则亦知自爱，而以风教任之，彼且以得行典礼、司教化为己荣矣。若古之乡饮酒，则今之起送科举及乡试鹿鸣宴是已，此尤崇奖始进于礼教之大者。乃架月桥，令伎人簪花作杂剧，殊为可耻，宜其一变而以犒兵、馕役之酒食，呼蹴而与，以讫于不复行也。鹿鸣虽歌古诗，而音节无传，仅同巫咒，簪花挂彩，轻艳不伦。此当自唐人曲江宴来，宋司马温公闻喜宴不肯簪花，礼部亦不强之。今古乐不可复，不如且革淫乐，而以宾主献酢之礼行之。榜首为宾，齿元为介，余为众宾，请乡先生三品以上德望重者为馔。

　　州县统于府，而府别有学，其制与州县等，此甚无谓。宜于州县学中岁试优者，行提调官核其德行，无出入公门、亏损名义等过，升之府学而饩之。量府之大小，人才之盛衰而为之额，多者不过百人。凡州县学，但与乡试，不得岁贡，士升于府学而后贡之，升府学者不必科试，竟送乡试。廷试其优者与出身，次者入太学。大府岁试而贡之者三人，次二人，小府一人。不但名实相称，且学之于乡，已小成而进于郡，及就郡学，则师友益广，勿使局促井里，狎昵习气，至以钱粮、讼狱陷溺其心，所以扩其耳目，逸其志趣以变之礼，所谓游其志也。升府学，则以胡安定教法及白鹿洞学规酌而教之。学以渐而可大，孰与老于乡校，锢蔽于腐时文之中，而以乡贡为日暮涂穷之旁径，使偷靡以终其身乎！

　　截解似两便于国民，而不知其适为两害也。财用出纳消息之权，必操之朝廷而后张弛随宜，裕于用而民不困。为苟且之术者，规一时之简易，而鲁莽灭裂之祸不可言。如嘉靖间因吉囊、俺答之患，陕西三边用兵孔棘，遂将陕西一应钱粮尽行截作三边之饷，不足则截四川盐课补充。当时在民则免于解京之难而和解边之近，在户部则免接济不及之咎，以委之总制之自为催督，而以速济边事、减省路费为辞。乃自此而后，户部付西边之有无于度外，至甘肃一镇经数十年而无斗粟一镪之给，宁夏、延绥亦仅有给者，收支无可稽考，托于未解以匿为中饱者多矣。兵数损而士心离，起而为盗，所必然也。催督之权一归总制，任非其人，则胥吏威行于郡邑，令牌、令箭驰突官府，动以军兴相恐喝，民日死于催科桁杨之下，水旱流离，莫能告缓，故激而为流寇。流寇之独盛于关陕者，非秦人之乐为寇也，截解之催督使然也。完欠支放，朝廷无从稽核，百姓无可控告，以陕西委陕西而求其不叛，庸可得乎！此夏、严之流任意而听部司之委卸，为总制者又贪利权之归己，以成乎患害。不知法有必迂曲而后可无弊者，概从简径，则无纪纲而必裂。夫民必输国，而兵必待养于度支，此定理也。水旱可以宽恤，边事之缓急可以损益，皆听庙堂之张弛，恶有刻定民间若干之赋税，为边兵若干之军需，而不忧额饷之有时不给，民力之有时不支者乎！穷乡远徼之民，皆知输正供于京师而饥馑可以望恩，行伍之士，亦知待养于司农而节宣皆唯庙算，然后兵民之分义明，中外之血脉通，而无痿痹隔壅之病。谋国者苟且无术，而贻祸无穷，亦可为永鉴也已。

　　历代唯唐以钱绢杂用，盖沿北魏、周、隋，江、淮以北地不产铜而钱诎，开通元宝始铸而不给也。自余皆以钱为通用之资。宋以前，银价虽贵，然仅用为器饰，犹今之黄金耳。银产少而淘炼难，铜随在可采，而通市交缅犹易充足，物有余，斯可为不穷之用也。若宋末会子、交子，元变为钞，洪武初犹承用之，其法极乎陋敝，而必不可久，然则利生民之用，自太公以来迄于今，无如钱矣。钱法之坏，乱世贪人坏之也。国贫而攘利亟，铜本少而钱薄劣，觊多得利而终于不行，盗铸亦因之以起。有天下者通计而期之久远，何汲汲于旦夕之厚获耶！即今千钱之本费至九百五十文，但得息五十文，在国家计之，亦为无穷之益，而民之盗铸者以无利而废然返矣。拣精铜而以佳锡点之，倭铅贱而恶，盗铸者便之。锡产虽不多，然浙中打造锡箔，最为暴殄，严禁之，一岁可得锡数十万斤。每文足重一钱二分，而当银一厘。轮郭圆好，文画清整，铜色纯青，漆背光坚，非是者，官收炼铜而以铜价偿之，虽一钱亦不放行。要令鼓铸不辍，则青钱广而恶钱自息，不待严之以流配之刑也。假使岁得百万缗，则岁增百万两银之用于天下，无论在官在民，优然有余，而国自不贫，况实有五万缗之息，虽至薄，亦岁计之余乎！增此百万缗于人间，则粟麦、丝麻、水陆物产之流通皆速。惟钱少而银不给，故物产所出之乡留滞而极乎贱，非所出之乡阻缺而成乎贵，民之饥寒流离，国之赋税逋欠，皆职此之繇，上下交患贫而国非其国矣。钱多则粟货日流，即或凶荒，而通天下以相灌输，上下自无交困。故钱法行者，非一朝一夕骤获之利，积始终、彻上下而自然以裕乎财用者也。欲钱之行无他法，惟少取息、务精好而已矣。

　　户部天平，金针玉铰，滑易而平倾速效，吏无能为奸弊。各布政司用铜铁者，猾吏隔宿以醋浇之，生绿涩，随手一拗，加至数两不能移，挥槌连击不能动。有天下者，何惜此数两金、数片玉，不为民除无穷之蠹乎！斗斛铁铸信善矣，然但用以较量，而重不可举。若以桐木为之，加铁裹二三寸于唇上。三年而一颁，通行天下司府州县，不过二千余具。请旨验发，敢以私斗斛收税粮者，以矫旨从重论。所颁既广，自莫有敢为同异者。大抵有国者不可惜费惮烦，如此类者亦多矣。

　　班匠之制，一以开国之初所定为额。阅数百载后，其子孙或耕、或商、或读、或吏，不复知有先世之业，而犹使之供班，或令折银，徒为无穷之累。若彼操技术以食于民者，曾不供一王之役，此政之大不平者也。且直省之中，若广东、四川、云南为工作之薮，广西、贵州地虽瘠而百工之所为亦备，乃独无班匠，亦非法也。朝廷所用工匠，自宜招募和雇，其禀饩之资，则当即取之工匠无疑。诚于十五直省州县分为九等，制其名额，每名依公旬之制，岁役三日，酌其佣直多少，量加路费。不论土著客作，但于地面应付经一月者，即令著役，给以当年经收信票，即往他处，本岁不致重征。岁役一二人为甲首，征收纳解。合用工匠衙门招募拣选工匠，称其难易巧拙而分饩之。其或上用之匠多而民间少，或民间之匠多而上用少，通各色免役之实征，则均足矣。如木瓦匠所在多有，戗金刺绣民间少而上用不少，但均算所征银两，随宜支给，不可以一匠抵一匠之用。若招募不以其道，工食尅侵，役使过度，刑责过峻，以致销沮其趋事求精之心，甚至避逃不赴，造作稽迟，及粗恶不中程式，但责之部司之官而不责之匠，则弗患其不能来百工矣。若国有大兴作，非大匠不能经度，工成应赏以禄秩，宜于工部别建职名，丰其禄秩；特不可假以尚书、侍郎、郎中等名色以乱流品而已。匠无世业，巧者能之。不以匠还匠而求之农民，农之困非一端，耒柄矜且不能不以钱粟往求于匠，而尤代之供京班之役，无怪乎人之乐舍南亩而趋末作也！

　　所与守天下者，军也，军所尤重者，北边、南瘴之屯戍也，城堡之哨瞭也。天子倚边军以固天下，三军倚瞭哨以决死生，自非与将吏同心以效忠于国者，不可以此委之，明矣。乃自充军之例兴，杂犯死罪，若流若徒，皆以例发充军。军舍武职有大罪则调边卫，边卫有大罪则发哨瞭，是以封疆大故为刑人抵罪之地，明示阃外之任为辱贱投死之罚，督制镇将且为罪人之渠帅，如驿吏之领囚徒，国家之神气，几何而不沮丧乎！且其人既已奸宄，幸脱于死，而无惜廉耻以告乡里之心，无保井庐以全亲戚之念，其不叛不逃，复何顾焉！其尤黠者，甘心延寇以快报复于一朝耳。本死地也而使之乐，本劳地也而使之劝，本险地也而使愿者处之以保其贞，乃可令兵亲其将，而以躯命报恩礼！正当于民间拣选有志行者，奖以荣名而使之为兵，于腹里屯卫拣选有志行者，奖以荣名而使之居边，于边军拣选有志行者，奖以荣名而使之瞭哨，人慕荣名，然后上下相亲而乐为之死。彼罪谪戍边，秦、隋之所以速亡；刺配军州，宋之所以拱手而授天下于□□，而何效焉！

　　惟合万国以享帝、享亲，则编甿皆所应效。太常寺所需，当责之户口田亩，土产者征本色，非土产者征折色以和买。自外则米、麦以供禄饷，为农民听应输，次则棉绒、豆料、丝麻、牲口、柴薪，旧制柴薪及捷柴夫伛责之畿南北、山东、山西、河南，亦为不均。可均派天下之户口，枣、茶、竹、漆可派之园林。此外凡国用所需，若皮张、弓箭、翎毛、蜡油、颜料、铅、铁、筋、角之类，皆商贾之所居盈以射利者也。田野之民，辛苦以采畜之，虽有余而市之，亦以供终岁之用而不足，商贾坐而邀其利。乃自一条鞭之法行，而革税课河泊所官之税务，尽没其从出之原，概责之地亩，抑本崇末，民日偷而国日贫矣。盖农民愿懦，责取之也易，商贾黠狡，责取之也难。悉举国用而胁蚩蚩之氓以输将，其始具列名目，虽若繁细，犹存名色；一条鞭矣，则并其名而去之，但知征粟征金，而不知何为而须此矣。万历间每府州县皆置税场，伹不宜遗内使督扰耳，言者谓之扰民。其云扰者，要皆市井奸嚚之宵小，于国家根本所依南亩之劳人，未有怨咨也。或且谓农民日用亦必资于商贾，随地而税，则物价增贵，农民亦受其病。不知人必免于冻馁而后可有求于市，则以税故而价稍增，亦其所可堪者也。若苦于饥寒征徭，而无告之民经年而不入市者多矣，曾何损耶！议法于廷者，皆不耕而食，居近市而多求于市买，利商贾以自利，习闻商贾之言而不知稼穑之艰难者也。孰能通四民之有余、不足、劳逸、强懦而酌其平乎！杂派分责之商税，则田亩之科征可减，而国用自处于优，国民两赖之善术也。孟子言“关讥而不征”，又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谓当时列国分据，彼疆此界，商贾阻难，需货于邻国，非宽恤之使厚获利，则趋他国而不至，故以不征诱之耳。后世四海一家，舟车衔尾而往来，何患于商贾之不来乎！孟子言恤商而孔子不言，鲁用田赋，以商贾之赋赋农民则讥之，斯万世不易之法也。

　　边粮有本色、折色之异。本色粮料草束，就近截解以省飞挽，可矣。折色银两，转解无难，自当总解户部，请旨发边。盖事有缓急，兵有增减，有调彼赴此、随急而应之异，采买粮料有丰凶、缺足、贵贱之不等，原不可以一定之数听之督制镇巡，使有余则恣其渔猎，不足则或短少粮料以亏军士，或更请增加以病国。唯必从部发，相缓急贵贱而为之制，省无事之费以储之而待有事，节丰足之价以储之而待凶缺，一定于庙堂之斟酌而权衡皆专于一，则事用恒足，而民亦不受边镇雷霆风火之督迫，边亦不苦有司秦越肥瘠之视。假令岁解银百万，枉道繇京而至边，所费二千人之役而已。以都燕言之，蓟宣、大同近在肘掖，辽左、延绥、宁夏不过旬余，惟固原、甘肃为远，然亦沿途驿站之均劳耳。财者，朝廷所以维系边关者也，散网纽于四外而听其自为取与，可乎！苟且以趋便，所谓以细人之心谋国也。

　　天子所都，即不得陆海之地而居之，亦未有不生五谷者。宫中之食与百官之禄，支本色者亦有限，未有不可给者。以都燕言之，若都他处，更为易给。顺、永、保、河四府夏、秋二税二十三万有奇，所需细糙白粮于苏、松、常三府者十五万有奇耳。即以四府二税之米麦，供宫中及百官、师生、吏役之禄入及酒醋之需，犹有盈余以资他用。而必责之数千里逆流闸水之挽运，其船脚、尖耗、松板、垫席之费且倍于正供，又佥解大户，使倾产殒命以任之，此何为者？盖沿洪武定都金陵，苏、松、常带水之便，因就近上供。及永乐北迁，谋国者苟且从欲，莫为改厘，其害遂至于今而不已。不知近者纳本色，远者纳折色，此通《禹贡》五服百里、二百里异职贡之道，万世必因者也。若谓天子之都，民食宜裕，不可使输粟过多，则何不增此十五万之漕粮于应漕之地，以代畿民之他赋，而免此更端之扰、偏重之役乎！或以吴下粳米精好，玉食者所宜享，则慈闱、上用，中宫、东宫、诸王、妃主之常膳，岁可数百石而给，令三府酌贡足矣。若遵大禹菲食之道，居其地，食其产，以为百官倡，尤盛德之事。食不厌精而已，何土之粟不可精耶！况郊庙粢盛，取之籍田，一畿之土耳，又何以仰质于上帝与祖考乎！

　　流民不知何时而始有，自宋以上无闻。大抵自元政不网，富者骄而贫者顽惰，有司莫之问。未流之先，不为存恤，既流之后，不为安集，相沿至于成化而始剧。初为流民，既为流寇，遂延绵而不可弭。江北、河南，旷莽千里，旱蝗一起，赤地无余，舟楫不通，籴买无从，劝农之法不讲，而税粮又多征本色。无三年之食，国已非国，及其弃土就熟，乃更授以公据、文凭，令横行天下以索食。夫此流者既不难去其乡矣，使屯种于边，何不可者？即不欲赴边，而土广人稀之地，如六安、英、霍，接汝、黄之境，及南漳以西，白河以南，夔府以东，北接淅川、内乡之界，有所谓禁山者，何为而禁之？若饥民告去其乡者，于彼山地安插之，使刀耕火种，各成聚落，于郧、夔、汉中、庐、安、汝、黄诸府增县建官以牧之，轻其税徭以安之。又如崇阳而南，至于浏、醴，东接瑞、袁、吉安之西境，宣、歙、衢、严，南至于建、汀，山肥土泽，可粟可麻，而不耕不税，为豪民之影占，择地而立之邑，授土而奠之耕，皆可以安寘此曹，而化疲顽为率教之氓，易荒穷为错绣之国。此以处夫既流而不复业之民矣。乃以妥未流之民，使永安其土者，则除已流之户籍，分给田产于土著而使之广种，减其漕运本色之数，多置常平以权丰凶之积，使有所凭借而不欲去其土。十年之后，将必耻恶其游荡素食之故态，而况忍为探丸啸伏之奸乎！河南、江北，唐、宋以前皆文治之国，朴秀之俗也。谁移之而使成为乞、为盗之俗？任教养之责者，乃更给之符檄以奖之乎！转移之权，在加意而已。

　　勾捕逃军之禁甚严，横及于无辜之户族邻里，作法之凉，乃使龚而为之者捕逃、送逃，毒流于中原之赤子亦憯矣。夫惟出征临敌而逃者，于军法不可贳，亦立募获之赏，禁沿涂之诱匿于授钺之日而已。若其著伍之日，无出征之令，而或操或屯，则天下之必不可强之使为者兵也，欲其捐生以效命于原野，而拘絷怯懦离心之人以尝试乎！养之有恩，驭之有道，能为兵者自乐为之，不能为兵者听其告退而归民籍，别募以补伍，奚患乎无兵而待严逃禁哉！其有逃者，必其为长，为帅者之不能恤士也，诘其所以逃之故，亦罪坐主者而已矣。唯问罪发充之军，逃所必诛。然罪人充配，损国威而短土气，始为谪罪充军之议者，庸人误国之祸原也。以屯田言之，则人逃而田故在，如其欲脱籍而去，即以所屯之田归之官，而更授募者。假令募者不能耕，即坐收屯粟以为新军之食，固亦甚易。唯典卖军屯之禁不严，故或军退而无田可归。其法但按始授军屯之籍，不论其所卖之或军或民，责于余粮子粒之外，苟非正身著伍，即令输上仓十二石月量之数，则典卖不行，而屯产恒在，有以给新军矣。人之才力性情各有所宜，不欲为兵者强使为兵而不得，欲为兵者亦抑令为民而不安，在经国者之裁成耳，如之何为苛法以虔刘斯民也！

　　自文官不许封侯之法立，而五等夷为粗官，朝廷奖驭勋劳之权日轻，故王威宁以封侯入右班为耻。公侯之为帅者，匍伏于士大夫之门，上欲扬之而只以抑之，势之所激必然也。自隋、唐重进士之科，崇尚文墨，则古者文武并于一涂之道不可复行。然出身之涂可异，而自三品以上，为国大臣，出而屏藩，入而经纬，固宜合也。诚使自戎伍而登仕者至三品，则通经术、明法律者，自词林而外，卿贰督抚皆可历试，其不谙文事者，亦可兼衔。自科目而登仕者至三品，则出而提督边关，皆可挂印充总兵官，入而理戎政，为枢部之长贰，亦可兼都督之职。苟为尽忠宣力之大将，亦得进而与闻乎国政。而文臣登籍以后，志在大用者，不徒高吟曳裾，以清流自标榜，而贻无用之诮于武夫。分释褐从入之途，以使各专其业，合大臣宪邦之用以使交重，而不相激以偏轻。君天下者，勿任意见之私，当开创之始，不矜马上而贱诗书，在守成之日，不忘武备而轻介胄，纳天下于揆文奋武之治，在其斡运而已。

　　文臣不许封侯，至以极刑严之，顾亦念古今之以文臣窃天下者凡几，若宋赵普、韩琦，皆赠王爵，亦何病于国！虽秦桧亦滥王封，然不可以桧之失訾普、琦之得也。名爵为人主所必惜，固也。乃惜之于文臣，而以正二品之世爵施之汉贼张鲁之苗裔，使与阙里并崇，因宋、元之陋而流及于今，亦可长太息者也。滥名器，崇邪说，其徒乃得藉以游食，煽贫民而取其财，数百年无一人言及者，可异也。今所谓王侯者，非古之列土牧民者也，名焉耳。生而爵之，没而赠之，以褒臣子，以宠鬼神，一也。公侯之名，惜于论道经邦、尊俎折冲之文臣如此其重。帝一而已，昊天之尊称，一人之大号也。真武一龟蛇之灵耳，关壮缪一将帅之雄耳，而封之曰上帝，曰大帝，乃使愚人无以复加，而称之曰夫子，公然一洙泗矣。上行下效，曾何纪极？此其宜与禹放蛇龙，孔子成《春秋》黜荆、吴之僭王同法也，奚疑！

　　三恪之封，自曹魏而下，攘人之天下，而姑以虚名谢疚耳。然迄于唐，介、酅之封，犹不失为天下贵。但承所窃之闰位，而非崇元德显功之嗣以修配天之事守，如唐舍汉后而尊宇文、杨氏，非帝眷之不忘，民心之不昧也。宋得柴氏之天下，遂废李唐之祀，其于柴氏也抑未尝为之显名，于兹偷矣。唯汉舍秦而崇殷、周，独得三代之遗意焉。洪武初，置此礼于不讲，乃使李、赵拨乱安民，数百年天地神人之主，降为编氓，顾授买的里以侯封。此当时赞襄诸臣自有仕元之慝，而曲学阿世以成乎大失，其罪不容逭也。李、赵之苗裔，于今未远，谱系非无可征。且如汉室宗支，若长沙定王之后，散在江、楚者历四十余世，统绪尚未佚亡，而况于李、赵近而可稽乎！为中国之主，嗣百王而大一统，前有所承，则后有所授。沛国之子孙若手授之陇西，陇西之子孙若手授之天水，天水之子孙若手授之盱眙，所宜访求其嫡系，肇封公侯，使修其先祀，护其陵寝，以正中夏之大绪。而国家有纳后妃、降公主之典，自应于此族选之，选之不得而后及于他族，又清流品、正婚姻之大义也。一姓不再兴，何嫌何疑！而顾与盗贼□□相先后而不耻乎！以赫赫炎炎汉、唐、有宋之功施有夏，而顾不及妖贼张鲁之余孽，世受宠光，不待义夫而为之扼腕矣。敦忠厚立国之道以定民志，昭功德而俟后王，固不容不于此加之意也。

　　《噩梦》全书终 船山遗书（全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