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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殷纣王自焚后，周武王就举起了白旗。 注释标题 见《史记·周本纪》。

　　想当时宫中的火恐怕还没扑灭。那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之中，一面白旗高高飘扬，该是怎样惊心动魄的画面！

　　难怪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开始行礼。

　　武王当然不是要投降，这时的白也还不是投降色，而是殷商之所崇尚。据说，正如后来阿拉伯帝国三个王朝，伍麦叶（Umayyah，旧译倭马亚）尚白，阿巴斯（‘Abbāsids）尚黑，法蒂玛（Fātima）尚绿，中国上古那三代也都是有主色调的：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武王举起白旗，是为了显示他已经接手殷商代表中国，之后则红旗飘飘。 注释标题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红，见《礼记·檀弓上》。《吕氏春秋·应同》则称夏尚青，商尚白，周尚红。依范文澜《中国通史》及出土文物，夏尚黑是。

　　当然，前提是尚红的说法属实。

　　周天下，也是红色江山。

　　而且还是“中国红”。

　　这就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却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往东方走，而且做始皇帝。周秦汉唐，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只不过，晋移得远了点。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南宋则还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算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是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中原，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两大条件，第二个更重要。第一个则可打折，半统天下也行。因此，匈奴人的汉或前赵等等只能叫五胡，鲜卑人的北魏、契丹人的辽和女真人的金，便都算正式王朝，元和清当然更是。因为他们虽非汉族政权，却是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是周的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前者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纲常伦理为核心。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

　　更重要的是，由于20世纪以前，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是基本不变或者精神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便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家所指出，过去世界上多数地方的兴衰更替，不但是王朝更是整个文明。一种文明湮灭了，另一种文明在原地建立并兴盛起来。结果，便没有任何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那些古老文明的直系子孙。

　　相反，中国虽然也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它的历史却像家史一样，可以通过单一线索由近及远。显然，这位西方学者的观察是到位的，原因则在于周人完善了从夏代开始的家国体制。正如后面将要讲到的，他们干脆把天下变成了可以更换家长的大家庭，周武王举起殷商的白旗就是象征。 注释标题 见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中译本序言及第一章。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特例。

　　特殊显而易见。正如我们在《国家》一卷中所说，除了民主制的希腊是个异类，世界各民族都选择了君主制，也都以君权神授为通例。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便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Akkad）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更不用说太阳神的儿子埃及法老了。 注释标题 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周人却说“君权天授”，岂非出格？

　　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真实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恐怕同样要拜周人所赐。事实上，天子的概念就是他们发明的，君权天授的观念更是他们建立的。而且，由于周人的“红色江山”曾经长治久安，以至于后人丝毫都不怀疑一个“世界性君主”的必要性，哪怕只是象征性的。 注释标题 用“世界性君主”的表述来定义天子，堪称精准。见美国学者刘广京为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所撰《写在前面》。

　　那么，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当然有。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埃及和华夏这三种第一代文明中，最乱的是两河流域。苏美尔（Sumer）、阿卡德、巴比伦、亚述（Assyria）、迦勒底（Kasdim），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因为那里既有农耕、游牧和商贸多种生产和经济方式，又没有统一的神。埃及要幸运些，只有尼罗河这一条河，农耕这一种生产方式，还有统一的太阳神崇拜，因此始终只有一种文明。可惜神不如天，因此埃及和两河文明终于湮灭，中华文明却能延续至今。

　　更重要的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并非只是君权天授，而是一整套完整严密的体系。这套体系生于忧患，却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不能不让人由衷佩服，叹为观止。

　　那就一一道来。

　　不能重蹈覆辙

　　揭开西周帷幕的，是牧野之战。

　　牧野在哪里？不清楚。它可能原本是放牧的荒野，在殷都的郊外，因为此战而得名。交战双方当然是殷纣王的政府军和周武王的部落国家联军。由于殷尚白，周尚红，为了便于记忆，无妨将他们分别称为白军和红军。 注释标题 牧野是一个表示地名的专有名词，还是“牧之野”的意思，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不同说法，请参看李学勤主编《西周史与西周文明》。

　　白军号称七十万，红军则只有四万九。这两个数字当然未必准确，但力量悬殊却可以肯定。据说，武王伐纣前还进行了占卜，结论是不吉，狂风暴雨也骤然而至。于是，几乎所有人都惊慌失色，唯独姜太公坚持。被《封神演义》之类小说描绘得神乎其神的这位老先生号称炎帝之后，其实是同盟军中羌族的领袖。他主战，武王便决定赌一把。 注释标题 据《史记·周本纪》，周武王的联军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殷纣王则发兵七十万迎敌。占卜及姜太公主战，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结果怎么样呢？

　　牧野之战当天，殷纣王就战败自焚了。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当然需要解释。传统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漂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注释标题 见《尚书·武成》《孟子·尽心下》。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但，不会所有部队都起义，顽固派总还是有的，局部的“血流漂杵”也完全可能。

　　这就要问：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因为殷商人心大失。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证据则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和牺牲品原始时代就有的，但前者多为器物，后者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古典时代的玛雅（Maya）、特奥蒂瓦坎（Ｔeotihuacan）和阿兹特克（Azteca）文明，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注释标题 请参看王晶波《失落的文明》。

　　墨西哥大神庙始建于公元1325年左右，一直是加冕、献贡、祭祀和重要民间，宗教等活动场所。图中所示为大神庙的一面墙壁，陈列着涂抹过灰泥的人头骨，这些头骨多来自于战俘和人祭。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就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也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可以肯定，殷商时代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杀得多的当然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不倒戈才怪！

　　位于河南安阳高楼庄村，隶属商后期都城遗址。坑内共发现七十三具个体，分埋成三层，各层人数不一。经鉴定，所埋人骨大部分是男性青壮年及儿童，少数是青年女性及婴儿。

　　白军中反戈一击的，多半就是这些人。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吸取教训，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那么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和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位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他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 注释标题 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于是陈子亢便说，最应该到阴间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

　　结果不难想象，那两个人都不再坚持。 注释标题 见《礼记·檀弓下》。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 注释标题 孔子说“为俑者不仁”，见《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宝贵的思想。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应该很早就有了。实际上，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曾这样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注释标题 见《尚书》之《泰誓上》《泰誓中》。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由此产生的，是孟子的“双重授权”论。孟子的学生万章曾经问他：舜得到天下，是谁的授权？

　　孟子说：天。

　　万章问：上天可怎么授权呢？谆谆教诲吗？

　　孟子说：天不说话，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比如天子主持祭祀，神祇都享用，这就是天接受了他。主持工作，老百姓都很满意，这就是民接受了他。天和民都接受，他就是合格也合法的天子。所以天子的权力是“天与之，人与之”。 注释标题 见《孟子·万章上》。

　　这是“聪明的说法”。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统一战线如此广泛，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注释标题 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事实上，对于武王伐纣的胜利，当时就另有说法：殷纣王讨伐东夷损失惨重，周和同盟国则遭遇了灾年。也就是说，周武王其实是乘人之危并利用了饥饿的力量。但是后来做总结，就只说德。 注释标题 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以德得天下的，也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 注释标题 见《尚书·君奭》：“我道惟宁王德延。”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1843年陕西岐山出土。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因作器人毛公得名。鼎内铭文多达四百九十九字，书法为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铭文第一句就是“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 注释标题 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 注释标题 《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当然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屡屡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得失的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所以在古文字和古汉语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 注释标题 “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失”，见《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引罗振玉说。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字，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没有“心”，很重要。

　　◎甲骨文“德”（粹八六四） 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金文“德”（何尊）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金文“德”（德鼎） 这里的“德”，因为是人名，字形仍与甲骨文同，无“心”。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宅兹中国”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中国”一词最早就出现在这里。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 注释标题 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 注释标题 有学者认为，商人已有德治观念，证据是《尚书》的《盘庚》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此文是后人伪造，并不可靠。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的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得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繁体的圣（聖）、声（聲）、听（聽）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众望所归”。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叫“人伦之至”。 注释标题 见《孟子·公孙丑上》。

　　耳聪目明变成德高望重，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却也是不得不变。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二字，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筹迁洛邑以为东都，以及成王继续营建成周的史实。铭文右起第七列前四字即“宅兹中国”。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是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他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得依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还特别重视音乐的美。汤王的赞美诗《那》就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 注释标题 《诗经·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妨先看什么是礼乐。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王国维、郭沫若都认为“象二玉在器之形”，因此“礼”最早是指礼器。

　　许慎认为“象鼓鞞”（架子鼓），罗振玉认为是“琴瑟之象”，总之是乐器。

　　哈，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问题是，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

　　我们知道，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说，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实行礼制的结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磬是和钟匹配的乐器。西周中期石磬发展成编磬。石磬略呈三角形， 顶角为钝角，上有一穿孔可以悬挂。两底角略呈圆弧状。陕西扶风召陈遗址出土。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也不奇怪。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