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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当然，据说而已，并无证据。

　　纣是殷商最后一个王，本名辛，在位时号帝辛，纣是周人对他的称呼，意思是“残义损善”。他是被周武王打败后逃进宫里烧死自己的，身边甚至环列着美玉。

　　没人知道殷纣王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白旗上。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注释标题 以上事见《史记·殷本纪》，但司马迁只说殷纣王“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称：“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禀告胜利，并同时宣布立即接手政权，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注释标题 夏商周不是三个朝代，而是“中国”的三个代表，详见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的阐述。周武王来不及脱下战袍就“格于庙”，见《逸周书·世俘解》。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自己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

　　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很快就病故，继位的成王年幼，他便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以及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注释标题 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正是。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不可一世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一个个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然而现在，这些战败者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盘龙城建于商中期，是一座以城为中心的商文化遗址群。城内面积约75400平方米，考古发现三处大型宫殿基址。虽非商王宫殿，但其工程做法、城池、殿堂均与中原殷商都城一致，皆为当时最高的建筑水准。 商代宫殿和宗庙建筑，通常有高大的城墙、恢宏的殿堂和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对称布局。这些特点为后来历朝历代的皇城宫殿建筑所继承。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想想吧想想。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大雅·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总注：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个苦孩子。

　　跟商族的始祖契（读如谢）一样，弃也非同寻常。前者是母亲简狄吃了玄鸟蛋以后生下的，后者的母亲姜嫄或姜原怀孕则是因为踩到巨大的脚印。这就说不清是来历不凡还是来历不明，于是这孩子刚一生下来，就被母亲抛弃。

　　结果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婴儿扔到穷街陋巷，牛马经过时都绕道而行；扔进山林，却突然出现许多砍柴人；扔在河里的冰上，鸟儿们竟成群结队来呵护他。姜嫄这才把孩子抱了回来，大难不死的小家伙也才因此得名叫弃。

　　差一点就死于非命的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了部落联盟的农业部长，称号后稷，跟黄帝一样姓姬，根据地在今天的陕西省武功县。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据说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后来还被人们尊为农神。 注释标题 以上见《诗经·大雅·生民》，《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其实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恐怕都不清楚。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夏有水利技术，商有青铜技术，周有农业技术。

　　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很奇怪地放弃本行，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名字叫刘，头衔为公。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很可能是证明这时他们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读如胆）。公亶父不能称为古公亶父。他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头衔。此人后来被追认为“太王”，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 注释标题 公亶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中“古公亶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清浊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 注释标题 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经·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见《诗经·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 注释标题 《诗经·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发展壮大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做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则做了充分的准备。《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 注释标题 《诗经·大雅·公刘》的原文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有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这就不能不忧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总之，农业民族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放开手脚：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所以，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的礼器多为食器，这已被考古发现证明。

　　呵呵，商的祭坛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丰登。

　　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也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 注释标题 商人的酒器有尊、罍（读如雷）、卣（读如有）、斝（读如假）、爵；周的食器有鼎、簋（读如鬼）、盨（读如须）、鬲（读如利）、豆。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即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前者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后者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这种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注释标题 见尼采《悲剧的诞生》。

　　中华文明也一样，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到西周以后，周文化便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因为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如果前说成立，那么，他们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注释标题 周人的这个说法见《诗经·鲁颂·閟宫》。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商在当时是地大物博的超级大国，周则不过占据了泾渭流域一片狭窄的谷地。除发明了剑以外，武器装备也没什么过人之处。他们凭什么挑战殷商的权威，又靠什么最终获得成功？ 注释标题 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本节论述大量引用了许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恕不能一一注明，谨此鸣谢。

　　经营和谋划。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

　　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了羌人，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这是不能不让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后代，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岐山凤雏宫殿遗址，房基占地1469平方公尺，东西厢各八室，经碳十四测定可知始建年代是商末期。岐山一带为公亶父以来周人的核心活动范围，所以据此遗址依稀可见公亶父统治的岐下景象。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

　　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此外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季历。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太王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

　　事实上，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而且一旦失败，弄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注释标题 见《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蠢蠢欲动却按兵不动的周，便被放在一边。

　　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镇出土。腹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大意为：甲子之朝，武王征商获胜。八天后武王在阑地军中，赏赐功臣右史利青铜，利就用来铸造了这尊祭祀亶公的礼器。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们说：团结就是力量。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注释标题 见《尚书·周书·泰誓中》。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爱不爱读书，更不知道出兵前他有没有读过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话：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思是：龙高高地飞翔在天上，有利于大德之人出来平治天下。 注释标题 这句话是《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他们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五花八门。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会是修道院里的百合花。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个在战后“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这些同盟军和附庸国参加战斗，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报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过随波逐流。但认为胜利之后应该分一杯羹，则人同此心。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注释标题 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注释标题 见《史记·周本纪》，下同。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被周人视为重点防范对象。此后，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新建王城，作为周的东都和前线指挥部，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

　　实际上，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这实在堪称优待俘虏。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

　　实际上他们这一套，不过是怀柔政策，甚至说不定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鲁国，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客客气气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伯禽就要去曲阜了，他向父亲周公姬旦辞行。

　　曲阜是鲁国的国都，鲁国是周公的封国。他的封地原本在今天河南省的鲁山县，所以叫鲁。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战略原因，成王时期移封到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市，但国名不变。周公要留在王国摄政，也只好让伯禽去山东。 注释标题 周公的始封和移封，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结果，姬旦一族便实际上有了两个封国。一个是周公本人的，封地在周原，世袭公爵。所以姬旦去世后，也仍然有周公，只不过主要任务是辅佐周王。另一个则是姬旦长子伯禽的，世袭侯爵，是远在山东的半独立主权国家。

　　那时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伯禽一去很难再回，周公也不能不有所教诲。于是他问伯禽：你看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

　　伯禽答：是。

　　周公说：但是你看我，只要听说有人求见，哪怕正在洗头也握着头发跑出来，正在吃饭也来不及把饭咽下去。像这样“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知道是为什么吗？

　　伯禽说：请父亲训示。

　　周公说：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注释标题 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犯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

　　摄政的周公，辅政的召公，都在说。 注释标题 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经·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奭》等，都在回答。

　　答案却只有一个—— 天命。

　　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很清楚，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国。 注释标题 居中国其实只是一个含糊的说法，与地理位置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这里不展开讨论。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因为按照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一样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更重要的是获得授权。没有皇天上帝的授权，就不可能居中国，或者居了中国也会被赶下去。因为居中国的权利也好，治天下的权力也罢，可以授予就可以收回。授权就是天命，收回就是革命，即“革除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注释标题 见《诗经·大雅·文王》。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的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当真要质疑也不难，而且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行了：受天命而居中国的原本是殷商，为什么你们周人也能如此？

　　周公的回答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呵呵，原来上天更新了授权。

　　好，就算是吧！但，殷商固然其命已旧必须淘汰，可以维新的旧邦却其实很多。那么，凭什么实施革命和获得授权的不是别人？除非周与殷商有特殊关系。

　　于是，一个弥天大谎被编造出来。

　　谎言的著作权人和制作时间已无从稽考，但其人其事应该不晚于春秋，而使之成为“信史”的则是司马迁。按照这个谎言，周的始祖弃和商的始祖契是同父异母兄弟，因为弃之母姜嫄和契之母简狄，都是五帝之一帝喾（读如酷）的女人，而且姜嫄还是正妻，简狄则是次妃。他们甚至与夏也有关系。因为禹之父是鲧，鲧之父是颛顼（读如专需），而帝喾是颛顼的侄子。至于老祖宗，则是黄帝。 注释标题 这个谎言在春秋已流传甚广，但《国语·鲁语上》只是谈到了祭祀的体系，形成谱系的是司马迁，见《史记》之周本纪、殷本纪、夏本纪和五帝本纪。

　　呵呵，都是炎黄后代，得志不分早晚。

　　这当然是靠不住的。因为周族发祥于西戎，商族则起源于东夷，怎么可能有同一个父亲？正妻和次妃的观念也要到很久以后才有。所以这故事多半是周人编出来的，目的是想证明周人代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自己还更高贵。

　　可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谱系是胡扯。

　　何况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只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巨大脚印。这就比人家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弃是私生子。

　　事实上恐怕也是。我们在《祖先》一卷中说过，远古时代人们在婚前享有充分的性自由。为了保证世袭的财产由亲生子继承，便有了杀首子或者抛弃第一个儿子的习俗，弃的传奇故事则不过是这一习俗的真实反映而已。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另外选择一个儿子是不够的；说武王伐纣时文王就站在上帝的旁边，恐怕也是没人信的。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 注释标题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见《尚书·召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见《诗经·大雅·文王》。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周人当然最终证明了这一点，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为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的态度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这可是纣王之前好几代的事，应该能代表商文化。 注释标题 “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究竟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是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 注释标题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