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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老调子已经唱完

　　公元前2070年，大禹不幸逝世。 注释标题 禹是传说中的人物，原本不应该有准确的生卒时间。这样写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承认启是禹的儿子，而且是他在禹去世后废除禅让制，确立世袭制；二，承认“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始年的结论。但此说仅供参考，不能作为定论。

　　当然，是因公殉职。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我们民族这位远古英雄是死在南巡途中的，地点在今天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于是，一个难题就摆在了众人面前：他留下的权力真空由谁填补？ 注释标题 见《史记·夏本纪》。以下无另注者皆同。

　　兹事体大，不可等闲视之。

　　说来这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有制度也有先例。制度就是所谓禅让，先例则是传贤不传子。比如接替尧的是舜，而不是尧之子丹朱；接替舜的是禹，也不是舜之子商均。这就是之前三位老大尧舜禹的权力交接方式。由于这种方式是五帝时代的，所以在儒家那里被看作是“帝道”。

　　但，这里面有前提条件和时代背景。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祖先》一卷中所说，部落联盟晚期实行的是双执政或双首长制。尧当一把手的时候，舜是二把手；舜当一把手的时候，禹是二把手。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平稳过渡。因此，如果禅让和传贤当真存在，那么第一道程序就该是选贤，而且这道程序据说禹也走了。他起先选了皋陶，皋陶去世后又选择了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益。

　　因此禹死之后，接班的就该是益，有问题吗？

　　有。

　　问题出在第二道程序，这道程序叫避让。

　　避让是必须的，否则显得有野心，不谦和。所以，尧死之后，舜就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要把原本属于他的职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注释标题 见《史记·五帝本纪》。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对象是舜的儿子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请问，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多半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多事之秋。那么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究竟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也只能说，这是一种恶俗。

　　不过剧本既然已经写好，便只能硬着头皮上舞台。因此禹去世后，益也照葫芦画瓢，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禹的儿子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夏商周三代政权的合法性岂不统统都成了问题？事实上至少在战国，人们便开始对历史真相产生怀疑。孟子的学生万章就问：大家都说大禹的时代道德滑坡，天下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有这事吗？

　　孟子倒不怕这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天下可以让来让去。在此之前，万章也曾问他：尧把天下让给舜，是不是事实？孟子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的事！他还说：天下本来就不是天子的，怎么可以拿去给人！

　　万章问：那么舜有天下，谁给他的？

　　孟子说：天给他的。

　　所以，万章又来问禹的事，孟子就不难回答。他的说法是：传子还是传贤，全看天意。天要给贤人，就传贤；天要给儿子，就传子。何况启原本就能继承禹的遗志，益则资历尚浅威望不够。言外之意很清楚：此时传子就是传贤。 注释标题 以上均见《孟子·万章上》。

　　这个说法后来被司马迁全盘接受，从此成为正统史学界的主流意见。然而不同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战国时期就有人说，禹传给益的职位是启依靠武力抢去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其实是禹的安排：他表面上传天下于益，实际上却暗示启自己夺权。这就已经是在怀疑禹的人品了，却也被司马迁录入《史记》，还使用了“天下谓”三个字。可见这种传言在当时已是沸沸扬扬，治学严谨的司马迁也不能充耳不闻。 注释标题 这些说法见《竹书纪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启废禅让

　　不妨先看孟子的说法。

　　孟子说，禹在生前确实向上天举荐了益，益也确实按照规矩避让于启。但是遗憾得很，朝觐、诉讼和唱赞歌的人都不去见益，而是去见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儿子，领袖的儿子呀（吾君之子也）！

　　司马迁说得更具体：吾君帝禹之子也。

　　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没错，启可能是优秀的，但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实力大大超过了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咸与维新。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禹的儿子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众所周知，益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奶酪，启成功地得到了他的蛋糕。至于手段是和平演变，还是武装夺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的新称谓：夏后帝启。 注释标题 见《史记·夏本纪》。

　　这很有意思。

　　先说后。后，可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成“后”，意思是诞育者，引申为领导者，相当于王。不过王的甲骨文字形是大写的人站在土地上，后的意义却很可能是临盆生孩子。所以到后来，女性称后，男性称王。 注释标题 王字“象王者肃容而立之形”，见孙海波《甲骨金文研究》；后字有“产子之义”，见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上篇》。两字的解释分别请参看《古文字诂林》1－206、8－87。

　　皇天后土，也是这个来历。

　　帝的本义则是缔造者，也引申为领导者。问题是，启既然已经是后，为什么还要称帝？因为这时的“帝”是部落联盟大酋长的称号，比如帝尧、帝舜和帝禹。因此，帝启二字便标明了权力的来源以及政权的合法性。

　　但，帝禹和帝启，却有本质区别。

　　禹是不能叫夏禹的，只能叫大禹或帝禹。启却可以也必须叫夏启，或夏后启。因为原本是族名的夏，现在已经变成了国号。准确地说，闯红灯的启在废除禅让制，开创世袭制的同时，也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注释标题 战国之前的典籍从不称禹为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启则称夏启、夏后启。此说见范文澜《中国通史》。但，夏作为国号，却未必是启的自称。启应该是没有国号意识的，夏为国号多半是后世的认定。这说明司马迁他们也已经意识到启废禅让的历史意义。所以《史记》写《夏本纪》时有“国号曰夏后”一句，写《殷本纪》却没有汤定国号为商，或者盘庚定国号为殷。

　　国家诞生了，我们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那时毕竟还是过渡时期，因此“后”也多。于是夏启便叫“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Rajan），城邦君主也叫罗惹。只不过此罗惹非彼罗惹，此刻的群后也非当年的群后。 注释标题 元后和群后的称谓，《尚书》中仍在使用。如《尧典》称“群后四朝”，《泰誓》称“元后作民父母”。又《梵语杂名》称“王梵名罗惹”，《守护国界经》称“言王者即罗惹义”。

　　后，是国家诞生时的脐带。

　　元首叫“后”的，是“部落国家”。

　　想当年这样的政治实体一定数量可观，它们被称为“诸夏”。诸的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都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对夏文明的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看来，夏人早就有了祖宗崇拜。

　　早到什么时候？

　　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

　　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

　　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夏启，不过顺势而为。

　　然而从史前史到文明史的轨迹，却十分清楚：

　　女娲登坛，生殖崇拜，创立氏族社会；

　　伏羲设局，生殖崇拜，变母系为父系；

　　炎帝东征，图腾崇拜，变氏族为部落；

　　黄帝出场，图腾崇拜，变部落为部落联盟；

　　启废禅让，祖宗崇拜，变部落联盟为部落国家。

　　尧舜禹，则都是在为夏启做准备。

　　难怪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问题是，历史上当真有夏吗？

　　这可是有争议的。

　　谁代表中国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 注释标题 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恐怕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时代”，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主权国家联盟”。它们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

　　真正的王朝，开始于秦。

　　之前，则是漫长的成长期：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以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为中华文明奠定基础和初步定型是西周，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西周初年，也基本上只有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量形成要到春秋，独立国家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夏商周，岂能是王朝？

　　不是王朝，又是什么？

　　三个民族，三个阶段，三种文明，三个代表。

　　代表谁？

　　中国。

　　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奇特的事情。比如夏商周，明明是三个不同部族主导的时代，却居然都是中国；元明清，更清清楚楚是三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居然都是中国。谁都是中国，谁都不能说唯独自己是中国，更非谁想说自己是中国就可以是。然而只要是，便成为中华文明和历史不可分割之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诸夏固然是，入华的五胡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混血而文明如一，就因为全都有此认同。

　　中国的概念，是超越种族更超越政治的。

　　那么，这样一种“中国”又该是什么呢？

　　最原始的意义当然是城市，或中心城市，而且是天下或世界的中心。它在西周，甚至具体地就是洛阳，因为周公营建成周洛阳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天下之中。 注释标题 见《史记·周本纪》。

　　于是，他们“宅兹中国”。

　　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铸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内底，铭文全篇记录了成王时修建洛阳的史实。显然，他们是把洛阳作为“世界中心城市”来建设的，因此建成以后便举行隆重的仪式，在那里安放了九鼎。

　　九鼎也是“中国”的象征，据说是大禹治水成功后用九州之铜铸造的。启废禅让，九鼎归了夏；商汤灭夏，九鼎归了商；武王伐纣，九鼎又归了周；秦并天下之后，这宝贝却下落不明，害得后来武则天只好山寨了一套。 注释标题 九鼎故事见《左传》之桓公二年、宣公三年及杨伯峻注，《史记·封禅书》。武则天的九鼎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四月铸成。

　　这很奇怪。

　　似乎不能说九鼎并不存在，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便曾在洛阳城外，向周定王派来的使节表示了对九鼎的浓厚兴趣，由此留下了“问鼎中原”的成语。可惜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不但没能一睹真容，就连九鼎是一只还是九只都没弄清楚。那使节说：关键在德而不在鼎。无德，有了鼎也没用。我们周虽然衰落，却还没到亡国亡天下的地步。九鼎的大小轻重，恐怕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问的。 注释标题 见《左传·宣公三年》。

　　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会不见了呢？

　　然而直到春秋战国，人们都相信有九鼎，也相信九鼎是从夏传到商，再从商传到周的。这就等于用它为线索把夏商周串联起来了，他们也当然都是中国，是同一文明的创造和传承者。只不过那时的天下还不是统一国家，因此他们不是中国的三个王朝，只能说是“中国”的三个代表。

　　夏商周成为三个代表，是因为他们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文明程度都是最高的。诸夏高于诸狄和诸羌，也高于当时还很弱小甚至处于初级阶段的商族和周族。等到商的文明程度超过了夏，代表权便理所当然也归了商。

　　周的后发制人，也一样。

　　何况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而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他们对周边民族，也会既武力征服，又和平演变。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中国”其实就是T型台，先后取得了文化主导权的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无论如何，夏文明都是质朴的。

　　质朴不难理解。那时生产水平毕竟低下，夏人根本就不知奢华为何物，也没有摆谱的理由。孔子说禹的饮食起居艰苦朴素，唯独祭祀不敢马虎，应该属实，但与道德无关。 注释标题 见《论语·泰伯》。

　　其实，传说中的夏即便真实地存在，也不是秦汉那样的王朝。当他们出现在文明的第一级台阶上时，不过是率先实现了从部落到国家转变的带头大哥。初期，恐怕就连部落国家的联盟都没有，只有一个最大的部落国家叫夏，若干中小部落国家叫诸夏，此外就是尚待转变的诸狄和诸羌。

　　所以，他们有没有文字，也很难说。

　　萌芽或许有了。考古学家在夏代的陶器陶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符号，其中很有一些与后来甲骨文不乏相似之处，因此有可能已经具备文字功能。不过就算是吧，那也是刻在陶器上的，与后来铸在青铜器上的不可同日而语。

　　夏，朴实无华。

　　殷商文明却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从形状到精神都一脉相承。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的确，人类是“创造符号的动物”。符号，区别了自然与文化；文字，则区别了史前和文明。这也正是夏文明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以甲骨文为母体的汉字，却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以及种族界限远距离传播的符号。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即便不知道它们的准确读音，也不妨碍明白它表达的意思。唯其如此，说着不同方言和语言的族群才有可能接受汉字传达的信息，认同以汉字为载体的文明。当年的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现代的中国人，都如此。

　　没错，如果不是用汉字书写，以古今语音之差异，我们将读不懂先秦诸子，也无法欣赏唐诗宋词。中华文明能够具有世界性，能够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汉字功不可没。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圈也可以说就是汉字文化圈。日本学者甚至发现，在周代，较早较多地接触到铸有铭文之青铜器的邦国，都比较认同周天子的权威，情况相反的则态度冷淡。由此有了一种说法：汉字的魔力。 注释标题 见（日本）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

　　确实有魔力。难怪古人说，汉字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注释标题 见《淮南子·本经训》。

　　对不起了，鬼们！

　　商人却完全不顾牛鬼蛇神的感受，自说自话地利用文字与神祇和祖宗沟通。沟通的方式有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和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

　　然而无论哪种文字，都天然地具有卓异的风格、艺术的品位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尽显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代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人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 注释标题 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但是这没有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我们的殷商文明也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 注释标题 这个观点见李泽厚《美的历程》，诗见《诗经·商颂·长发》。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鸟

　　开创了商时代的是汤。

　　这个说法没有错。前面说过，夏商周都不是王朝，而是时代，也是进程。夏代文明草创，只有部落国家；周代日臻成熟，已有国家联盟，还有天下共主。因此，前者恐怕只能叫“夏阶段”，后者则无妨称为“周天下”。二者之间的商应该建立了部落国家的联盟，可以叫作“商时代”。这个称谓也意味着一个事实：此时此刻，由商人代表中国。

　　商汤，是“划时代的人”。

　　划时代的商汤据说大名叫履，又叫天乙，汤则是他的荣誉称号，意思是“除虐去残”。由于有此功绩，他被列为小康社会的三个代表（三王）之一，在历史上备受推崇。

　　这就照例要有励志的故事。

　　故事很现成。有一天，商汤用网捕猎。他祷告说：天下四方的都进来吧！结果飞禽走兽尽入其网。商汤又打开网的三面，然后对鸟兽们说：想从左边出去的往左，想从右边出去的往右，不听命令的就留下来！

　　结果众人都说：仁德之至啊，泽被禽兽！ 注释标题 以上见《史记·殷本纪》及（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可惜，跟不少对道德楷模的刻意打造一样，这件事也露了马脚。请问，当商汤说“不用命，乃入吾网”时，他究竟是要表现不忍一网打尽的恻隐之心，还是要显示自己权威的不容置疑呢？恐怕是后者吧！要知道，禽兽们原本就是因为服从命令才进来的，哪有不听命令的？恩威并施罢了。

　　再说我们也不知道，落入网中的有没有玄鸟。

　　玄鸟就是燕子，也是商族的图腾和保护神。根据一个古老的神话，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读如谢）就是由于母亲简狄在河边洗澡时吃了玄鸟蛋，才怀孕生下的。因此商族的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注释标题 故事见《史记·殷本纪》，诗见《诗经·商颂·玄鸟》。

　　于是，对玄鸟的祭祀便成为盛大的节日。每年，当黑色的燕子归来时，他们都要举行性爱的狂欢。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注释标题 见翦伯赞《先秦史》及其考证。

　　如此习俗，中外皆同，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的性爱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Shateen Festival），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那几天，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注释标题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注43。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与儒家主张的道德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商人建立政权并非靠道德，维持统治当然也不靠玄鸟。前者靠的是对青铜冶炼技术的垄断、商业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以及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后者则还要加上神权的力量。所以商代祭祀活动和神职人员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许只有古埃及可以相提并论。

　　不同的是，商王并不在王宫之外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没错，王宫里会有大量的巫师。他们的任务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但如果商王愿意，他也会自己来解释。更重要的是，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只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而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他自己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注释标题 请参看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

　　但，这与性爱的狂欢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商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的自由，而且揭示了文化的密码。这个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节日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只不过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在埃及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不能再是鸟或兽，玄鸟也就变成了更具神格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天命玄鸟的后代，皇天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难怪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注释标题 有下帝故有上帝，见翦伯赞《先秦史》。

　　如此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或许还得走进商都去看一看。

　　不能再胡闹了

　　迁徙到殷的商都，就像有城墙的上海。

　　殷就是现在的安阳，商则是现在的商丘，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在商丘建立根据地的是商汤，以安阳（殷）为大本营的是盘庚。盘庚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不再移动，所以后人便把这个族群和国家称为殷，或商，或殷商。 注释标题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尚书》《史记》等称殷，《古本竹书纪年》等称商，《今本竹书纪年》等称殷商。

　　他们如何自称，却不清楚。

　　不清楚是肯定的。那时还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国号。称帝之后定国号是王朝时代的事，把殷或商称为首都也同样欠妥。殷商只是部落国家，并非后来的领土国家，怎么会有首都？也只能叫根据地或大本营，却肯定是城市，因为他们自称“大邑商”或“天邑商”。 注释标题 商在汤的时代，应该只是规模比夏更大的部落国家。到殷纣王时期已有多个城市，则可能已是领土国家。樊树志《国史概要》将其势力范围分为直接管辖区和间接管辖区，后者称为四方或四土，前者谓之大邑、大邑商、天邑商，如《殷契佚存》987曰“王其入大邑商”，《殷虚书契续编》3－24－1曰“王今入大邑商”，《殷虚书契后编》上18－2曰“王才在大邑商”，《小屯殷虚文字甲编》2416曰“告于兹大邑商”，《甲骨缀合编》182曰“天邑商公宫衣”。

　　将商都或殷都理解为都市，可以成立。

　　但，那是怎样的都市啊！

　　城墙是高大的，宫殿是威严的，街道纵横交错，房屋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饭店灯红酒绿。乘坐豪车的贵族招摇过市，无所事事的平民徘徊街头，额上打了火印的奴隶被驱赶着去服劳役，不同种族的巨商小贩穿梭往来。就连后来成为周武王得力助手的羌人姜太公吕望，据说也曾在殷的城市朝歌（朝读如召，今河南省淇县）卖过牛肉。

　　这是商业的城市。

　　商品来自四面八方。渤海沿岸的海产品和绿松石，西北草原的畜群和皮毛，长江上游的铜和锡、下游的稻米，以及商人自己生产的农作物和工艺品，都在殷都进行买卖，使用的货币则曾经一度是来自斯里兰卡的海贝。如此之高的商业化和繁华开放程度，堪比后来的唐代长安和宋代开封。

　　殷都，俨然古代东方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心。 注释标题 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的描述及其考证。

　　手工业同样相当发达，工艺水平也极高，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甚至庙宇都会变成市场。

　　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此代，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跑来跑去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注释标题 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樊树志《国史概要》。

　　行商坐贾，即源于此。 注释标题 徐中舒先生即谓：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见《国学丛书》第一卷第一号。

　　这似乎“不像中国”。

　　的确，从夏开始，我们民族便基本上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几乎成为世代共识，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达到超过农业的就只有殷商和两宋。有趣的是，宋其实就是殷，是殷这个字的音变，所以殷商残余势力在周代的国号就是宋。这就太有意思了，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前缘命定？ 注释标题 关于宋与殷的关系，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无疑，南北两宋的宋，不是东西两周的宋，前者与殷商也多有不同。他们虽然都注重城市工商业经济，但两宋气质是文雅甚至淡雅的，殷商却如熊熊烈火，浓郁瑰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宋的情况只能在《大宋革新》一卷交代，殷商的气质则可能源于他们喜欢折腾的民族个性。这个民族大规模集体性的迁徙，从契到汤四五百年中八次，从汤到盘庚三百三十年间五回，正所谓“前八后五”，简直就像游牧民族。 注释标题 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见张衡《西京赋》。

　　实际上也很可能就是。商人好巫术，重鬼神，酷爱肉食和饮酒，有大量牛的肩胛骨可供占卜并记录卜辞，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多次迁徙，亦非像后来的东晋和南宋那样是为了避难，而是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牧场或商品集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边游牧边做生意的，就像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Sogdia）、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Bedouins）。

　　商，恐怕原本就是游牧商贸民族。

　　因此，他们来到中原，跟当年的炎帝族一样，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据卜辞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 注释标题 殷商卜辞中有“卜贞，臣在斗”（前二·九）的记录，吕振羽、翦伯赞两先生均猜测有用奴隶的角斗表演之事。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商人却处处出格。他们“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便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他们又“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采用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更为严重的是居然还“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注释标题 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三章及所引文献。

　　对不起，这就是“闯红灯”了。

　　结果却与夏启刚好相反。请大家想想，以国为姓，还有君吗？以业为氏，还有父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就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迫害忠良不听劝告、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甚至比严刑峻法滥杀无辜还要严重，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游牧商贸也好，城市工商也罢，这两种文明都不是我们的菜。曾经一度代表中国的殷商，也最终被周人赶下了历史舞台。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奠基者来了。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奠基者》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