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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章 风云际会

　　和刘备开创的蜀汉一样，孙坚、孙策父子建立的其实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在江东立足未稳。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十八岁，而且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然而孙权却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兄未竟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东吴。

　　东吴之主是孙权，孙权的道路不平坦。

　　众所周知，孙权接过父兄的基业和权力，是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具体时间据《资治通鉴考异》，大约在四月四日。这时孙权还只有十八岁，按照“二十而冠”的说法，要算“未成年人”。当然，孙权这个“未成年人”有些特别，因为他从小就跟着长兄孙策南征北战，十五岁就当了阳羡（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县长。汉代官制，人口万户以上的县的长官叫县令，不足万户的县的长官叫县长。阳羡虽然是小县，县长却毕竟是长官。不过，孙权十五岁就能够当县长，无疑是因为有孙策这个大后台。现在孙策猝亡，天崩地裂。十八岁的孙权要接过这样一副重担，实在很不容易。有人说，孙策接班时也只有十七八岁（孙坚卒年有争议，请参看《资治通鉴考异》）。孙策能够接班，孙权怎么不能？道理很简单。孙坚去世后，军队归了袁术，孙策一无所有。孙权接手的，却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孙策白手起家，心理负担小。孙权继往开来，心理负担大。别的不说，单是能不能镇住孙策的那些旧臣老将，就是一个问题。

　　孙权接班时的情况也不好。《三国志·孙策传》的篇末，有孙盛的一段话，对孙权接手的政权有准确的描述，叫做“业非积德之基，邦无磐石之固”。这是有证据的。《三国志·吴主传》说得很清楚，当时的情况，是孙氏集团只控制了江东的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五郡。即便在这些地区，那些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的“山寇”并未臣服（深险之地犹未尽从），那些世家大族遍布各地（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而那些北方来的避难士人则只关心自己的安危去留（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都不认为孙氏兄弟就是自己的君主（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书》也说，孙策一去世（一旦倾陨），江东地区就很有一些分崩离析的倾向（士民狼狈，颇有同异）。事实上，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当时的庐江太守李术还反了。孙策去世以后，他不但不肯臣服于孙权（策亡之后，术不肯事权），还招降纳叛，专门收留那些背叛孙权的人（多纳其亡叛）。这难道不是“邦无磐石之固”吗？所以，十八岁的孙权其实是坐在火药桶上。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孙策一死，江东地区就“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呢？《吴书》的说法，是孙策建立政权时间并不长（莅事日浅），带来的恩惠还不周遍深厚（恩泽未洽）。这话并不可靠。《吴书》的作者韦曜是吴国的太史令，说话当然要为孙策遮掩。实际上“邦无磐石之固”的根本原因，在于“业非积德之基”。为什么呢？因为孙策建立的，和刘备开创的蜀汉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而且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有人说，孙氏本为吴人，吴人在吴建立的，当然是“本土政权”。此话似是而非，其实不然。第一，孙家虽然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按照陈寿的说法是“孤微发迹”。第二，孙坚发迹的地方并不在江东（今之“江南”），其主力部队也不是江东“子弟兵”，而是他召募的“淮、泗精兵”。第三，孙坚是袁术的部下，而袁术则既有“逆臣”恶名，势力又在“江西”（今之“江北”）。袁术既然是江西的，袁术的部下孙坚当然也是江西的。江东士族既然不承认袁术这个“江西扬州”和“窃国大盗”，当然也不承认孙坚是“自己人”。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旧部余兵过江时，江东人不承认他是“回家”，反倒认为是“入侵”。正如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所言，孙策在江东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孙策大开杀戒。《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说孙策“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孙韶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说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会就是吴郡、会稽郡），《郭嘉传》说孙策“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可见杀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事在江东引起了震动，在邻国引起了愤怒，后来还成为曹操讨伐孙权的借口。杀人是要偿命的，压迫是会引起反抗的。孙策在世时，人们慑于淫威，敢怒不敢言。孙策一死，还不翻了天？显然，孙权遇到的问题，哪里是孙策“恩泽未洽”？分明是“积怨甚多”，甚至“民怨沸腾”。

　　这一点，孙策心里其实有数。因此，他没有选择性格作风和自己相似的孙翊，而是选择了能够“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孙权。他很清楚，靠武力和杀戮建立的政权，实在是“业非积德之基”。有着如此之多的反对派，也实在是“邦无磐石之固”。所以，尽管选择了孙权，孙策临终前还是放心不下，这才托孤于张昭。据《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当时孙策还对张昭说，如果我那个弟弟无法承担重任（若仲谋不任事者），先生就接过领导权（君便自取之）。这样，即便我们在江东不能成功（正复不克捷），还可以设法回江西去（缓步西归），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亦无所虑）。可见，孙策对孙氏政权能不能在江东站稳脚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更何况孙氏政权不但有内忧，而且有外患。孙策去世时，曹操和袁绍正相持于官渡。无论谁胜谁负，胜者将来都会对江东下手。这是北方。西边则有刘表，此时已是“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在曹操与袁绍之间敷衍周旋，坐山观虎斗。刘表手下的大将黄祖，是孙策兄弟的杀父仇人，此刻正在江夏，也是个虎视眈眈的。幸亏刘表不是枭雄，胸无大志，要不然，孙策一死，黄祖没准就杀过来了。

　　如此看来，接班时的孙权，可谓“年幼、势孤、内忧、外患”。他远有强敌（曹操），近有世仇（刘表），内存忧患（江东士族不服），身无寸功（江山不是自己打的），接过来的是烫手的山芋。这就有点像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前景并不乐观。我在讲到蜀汉时说过十六个字：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这话也适用于孙权：孙氏入吴，基础不牢；老大一死，地动山摇。所以，无论《三国志》之《吴主传》还是《张昭传》，都说孙权当时哭个没完。显然，这号啕大哭，既是悲痛，也是忧虑，还是恐惧。毕竟，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时，已是成熟的政治家，孙权此刻却还是未成年人，他能不哭吗？

　　然而他们却都成功了。诸葛亮成功，是因为他联吴抗魏，以攻为守，依法治国，安内攘外，正确处理了国内外一系列矛盾。那么，孙权又为什么会成功呢？

　　通常的说法，是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这是小说家言，十分可疑。曹操得天时吗？早就有人怀疑。刘备得人和吗？我看同样未必。什么是“天时”？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当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士族地主阶级必将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那么，曹操代表这个趋势吗？不代表。代表这个趋势的是司马懿。曹操代表这个阶级吗？也不代表。代表这个阶级的是袁绍。既然如此，怎么能说曹操“得天时”？

　　刘备也未必“得人和”。前期是得的，刘、关、张亲如兄弟，诸葛亮、庞统、法正也都真心辅佐。但到后期，就不好说了。“窝里斗”频频发生，李严被废，彭羕被杀，就连养子刘封都被赐死，魏延和杨仪更是往死里打。实际上蜀汉之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讧。东州集团与之貌合神离，益州集团与之离心离德，益州士人甚至盼望曹魏早点来“解放”他们，巴不得蜀汉尽快灭亡，怎么好说是“得人和”？

　　孙权的成功就更未必是因为“得地利”。他早期最大的忧患不在北边（曹操、袁绍），也不在西边（刘表、刘璋），而在江东。这时，有什么“地利”可言？实际上，孙权能够站住脚，继而能够求生存、图发展，首先在于“得人和”。《三国志·吴主传》说得很清楚，孙权刚一接班，就有一文一武两个旷世英杰，认定孙权“可与共成大业”，心甘情愿地拥戴和辅佐他（委心而服事焉），并帮他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这难道不是“人和”？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就是张昭和周瑜。

　　那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据《吴主传》和《张昭传》，就在孙权“哭未及息”的时候，张昭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孝廉啊，现在难道是哭的时候吗？如今豺狼当道奸贼横行，小将军要是只顾哭哥哥，那就是开门揖盗了。这可不是什么“仁爱”（未可以为仁也）！一个接班人，最重要的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完成大业，怎么能像那些匹夫匹妇那样，婆婆妈妈地哭个没完呢（肆匹夫之情哉）？于是张昭让孙权脱下丧服，换上戎装（改易权服），亲自扶他上马（身自扶权上马），摆开仪仗（陈兵而出）巡视三军（使出巡军）。不难想象，孙权一定也是马上就反应过来，以英武威严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一副人君气象。于是大家知道已有新主（众心知有所归），张昭则“率群僚立而辅之”。

　　与此同时，周瑜也从巴丘（今江西省峡江县，不是后来曹军染疾、周瑜病故、位于今湖南省岳阳市的巴丘）赶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并留在了孙权的身边，以中护军（近卫军司令）的身份与长史（秘书长）张昭“共掌众事”。据《周瑜传》，当时孙权的身份还只是将军，因此部下和宾客对孙权的礼节也很简慢随意。然而周瑜却按照君臣关系来行礼（独先尽敬，便执臣节），带头为孙权建立君主的权威。一个“率群僚立而辅之”，一个“独先尽敬，便执臣节”，孙权站在这两个人的肩膀上，一下子就高大起来。

　　张昭和周瑜的支持极为重要，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江东人”，又代表着两股政治势力。我们知道，与刘备入蜀后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也是由三个派系组成的。不过，在孙权接班时，这三个派系还只是三股政治势力。我们必须把这三股政治势力的来龙去脉讲一下，否则东吴的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当然，这里也只能简单说说。欲知其详，请读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

　　第一股政治势力是“淮泗军事集团”，简称“淮泗将领”，包括孙坚旧部和孙策旧部，说白了就是早年跟着孙坚、孙策父子南征北战打天下的那些人。其中，属于孙坚旧部的有：程普，右北平郡土垠县人；黄盖，零陵郡泉陵县人；韩当，辽西郡令支县人。属于孙策旧部的有：蒋钦，九江郡寿春县人；周泰，九江郡下蔡县人；陈武，庐江郡松滋县人。这个派系的代表人物是周瑜。周瑜是庐江郡舒县人，从小就与孙策“独相友善”，而且是和孙策一起从“江西”杀过江来的，是孙策的“哥们”加“连襟”，自然成为这一派系的领袖。

　　第二股政治势力是“宾旅寄寓之士”，简称“流亡北士”。他们原本是北方的士人，因为躲避战乱来到江东，起先依附于江东的州牧、太守，后来依附于淮泗将领或江东大族，所以叫“宾旅寄寓之士”。比如张昭，彭城国人；诸葛瑾，琅琊郡阳都县人；步骘（音质），临淮郡淮阴县人；张纮，广陵郡人；严畯，彭城国人；是仪，北海国营陵县人。他们都是“避难江东”的，所以称之为“流亡北士”。这股政治势力虽然是一个松散的派系，甚至不成派系，但因为他们是北方来的士人，影响力并不可低估。

　　第三股政治势力是“江东世家大族”，简称“江东士族”，其中最重要的是虞、魏、顾、陆“四大家族”。虞氏和魏氏在会稽郡，排名虞在前魏在后，代表人物是虞翻和魏腾。顾氏和陆氏在吴郡，排名顾在前陆在后，代表人物是顾雍和陆逊。这“四大家族”的门风不一样，四个代表人物的命运也不一样。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成为东吴政权文武之首；虞翻两次被贬，最后死在流放的地方；魏腾则两次差一点被杀掉。其中一次是孙策要杀他，被吴夫人救活，我们在《江东基业》一章中讲过。

　　这就是孙策渡江以后江东地区的“政治地图”。如果用红、黄、蓝“三原色”来标识的话，那么，“淮泗将领”是红色，“流亡北士”是黄色，“江东士族”是蓝色。红的是枪杆子，黄的是笔杆子，蓝的是钱袋子。对于孙策建立的政权，他们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淮泗将领”（枪杆子）支持，“流亡北士”（笔杆子）观望，“江东士族”（钱袋子）对抗。原因前面讲过，孙策江东寒族，江西发迹，逆臣余孽，入侵故乡，还开杀戒尽诛英豪。所有这些，都让江东士族反感、警惕、疑惧、排斥。

　　但是，孙权接班后，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植根江东，也必须争取江东士族的支持。现在既然一时半会儿做不到，那就要寻找别的支持。这样一来，周瑜和张昭的表态就极其关键了。前面说过，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周瑜支持孙权，枪杆子就到了孙权手里，事情也就搞掂了一半。张昭的支持也很重要。因为张昭本人就是“宾旅寄寓之士”，属于第二股政治势力。虽然不是“领袖”，影响力和号召力还是有的，也可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事实上，张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后，一些孙策时代持观望游移态度的“流亡北士”便开始进入孙权的幕府。这样，笔杆子也到了孙权手里。他们有的是孙权招聘（是仪），有的是自己上门（吕岱），有的是别人推荐（诸葛瑾），其中严畯还是张昭推荐的。

　　周瑜则向孙权推荐了鲁肃，而且一手促成了孙权与鲁肃的君臣际会。据《三国志·鲁肃传》，周瑜为此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向鲁肃极力推荐孙权，说孙权敬重贤人（亲贤贵士），延揽奇才（纳奇录异），将来一定会成就大事（终构帝基）；另一方面又向孙权极力推荐鲁肃，说鲁肃“才宜佐时”，应该多多访求这样的人才（当广求其比），以便完成大业（以成功业），决不能让他们流失到别处（不可令去也）。结果是孙权和鲁肃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如鱼得水，最后结成牢不可破的君臣关系。

　　这件事意义巨大。首先，鲁肃是当时难得的“超级人才”。他老成谋国，善于治军，精通外交，极具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可以说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他对孙吴集团也贡献非凡。“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目标是他提出的，与曹、刘（当时指刘表，后来调整为刘备）“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是他提出的，赤壁之战前后的“孙刘联盟”（包括抗曹操和借荆州）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借荆州”这事虽然后来评价不一（比如孙权后来就认为“是其一短”），但他在“讨还”荆州时，单刀赴会，理屈关羽，仍不失为大将风度，英雄本色。所以后来孙权和陆逊谈话，就说鲁肃的水平远在张仪、苏秦之上（出张、苏远矣）；他的历史地位，相当于位列东汉开国元勋之首的邓禹。（见《三国志·吕蒙传》）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鲁肃的身份和他投奔孙权的时机，以及他加盟的途径和加盟后的任职。

　　先说身份。《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是临淮郡东城县人。因为不愿意接受袁术的任命当东城县长，便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并带领侠义青年一百多人（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下到居巢（一说在今安徽省巢湖市东北，一说在今安徽省桐城市东南）依附周瑜（南到居巢就瑜）。东城在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所以鲁肃是“江西人”，不是“江东人”。这一点，和淮泗将领一样，与周瑜他们有共同语言。他南下依附周瑜，所以是“宾旅寄寓之士”。这一点，和流亡北士一样，与张昭他们有共同语言。他拒绝接受袁术的任命，其政治立场又和江东士族相一致，与他们也可能有共同语言。这样三重身份的人，在孙氏集团中是前所未有的。孙权要把他“政治地图”上的“三原色”调和起来，很需要这样的人。鲁肃当然未必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他的加盟，至少具有象征意义。

　　次说时机。前面说过，江东士族对孙氏集团是持排斥态度的，流亡北士对孙氏集团则是持保留态度的。鲁肃作为“宾旅寄寓之士”，态度和他们一样，也不看好孙氏集团。我们知道，周瑜东渡时，鲁肃也一起过了江，但是到了江东却不肯依附孙策。本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他见了孙策，这一点已被缪钺先生考证为不实。事实应该是他走到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就住下了（留家曲阿）。曲阿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是朝廷派遣的扬州牧刘繇的治所。扬州的治所原本在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因为袁术把寿春占了，刘繇只好把治所设在“江东”的曲阿。这就形成了江东（江南）和江西（江北）两个扬州。孙策从派系上讲，是属于“江西扬州”的。鲁肃住在“江东扬州”的治所，有没有政治意义我们不知道。但孙策去世后他并不想投靠孙权，则是事实。他的本意，是准备接受刘子扬（鲁肃的一个朋友）的建议，去投靠一个叫郑宝的人。郑宝是什么人？不知道。看来也是一个成不了大器的。但鲁肃宁愿去投奔郑宝，也不投奔孙权，可见他对孙权有保留。

　　然而鲁肃却终于投奔了孙权，这固然是因为周瑜的劝说，但鲁肃也要肯听才行。我相信此前鲁肃一定有过反复考虑，决非“肃从其言”那么简单。因此它可以看作一个信号，即所谓“宾旅寄寓之士”已经开始认为孙权是可接受甚至可投靠的。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鲁肃的到来，对于孙权无异于雪中送炭。何况他们一见面，鲁肃就大谈“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提出他“三分天下”的“东吴版《隆中对》”，这就不能不让孙权感激甚至感动。所以，事隔多年，孙权和陆逊谈话，还说“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

　　再说途径和任职。“宾旅寄寓之士”进入孙氏集团，并非从鲁肃开始，也并非只有鲁肃一人。但他们要么系孙权招聘（如步骘），要么由同仁推荐（如严畯），而且多半担任文职（如诸葛瑾任长史，步骘任主记）。鲁肃却由周瑜推荐，后来还担任了武职。本来，孙氏集团的政权结构，是文以张昭为首，多为流亡北士；武以周瑜为首，多为淮泗将领。鲁肃的出现和任职，就打破了这个格局。至少，也意味着“第一势力”（淮泗将领）和“第二势力”（流亡北士）的合流。而且，既然流亡北士可以进入以淮泗将领为主的军事系统，那么，江东士族将来岂不是也可以？事实上，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那位名将就出身于江东士族，而且来自吴郡“四大家族”中最强大的一族。我们知道，他就是陆逊。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知道鲁肃加盟的意义之大了，也就能够看出吕蒙的意义了。吕蒙是孙吴“四大英将”（四位上游统帅，即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之一，是接替鲁肃军职的人，也是推荐陆逊接替自己的人。他的身份也很特别。从《三国志·吕蒙传》我们得知，他原本是汝南郡富陂县（今安徽省阜阳市）人，因此不是“江东士族”。他小时候就随姐夫邓当南渡，但其家境既贫寒（贫贱难可居），本人又没有文化（少不修书），因此不是“流亡北士”，只好算作“南渡平民”。他是孙策发现的人，但孙策也只是让他在自己身边当侍卫（引置左右），后来才因为张昭的推荐，接替去世的姐夫邓当，做了别部司马。因此，即便算他是“淮泗军事集团”中人，那也只是个小角色。

　　实际上吕蒙也是好不容易才脱颖而出。他担任的那个“别部司马”，原本是一个没有定员的杂牌军头目。孙权接班后，精兵简政，所有的“小公司”都面临“关停并转”。吕蒙得知，就借钱置军装，搞军训，让前来视察的孙权看得眼睛一亮。于是孙权便开始着力打造吕蒙，给他军队，教他读书，让他在战斗中成长。吕蒙也不负厚望，让鲁肃等人刮目相看。所以后来孙权和陆逊谈话，就说孤原以为子明（吕蒙）也就是不怕艰难、胆子大（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没想到他居然“学问开益，筹略奇至”，都快赶上周公瑾了！其实，这里面是有孙权的功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吕蒙是孙权自己发现和培养的人。

　　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淮泗将领、流亡北士、江东士族这三股政治势力，鲁肃是都有些关系，吕蒙则是都沾不上边。因此，如果说在孙权的“政治地图”上，三股政治势力分别是红色、黄色和蓝色，那么，鲁肃和吕蒙就是灰色。

　　但是孙权需要灰色。前期，他需要有灰色把格格不入的三种颜色调和起来。后期，则需要有灰色作为过渡，将政权的主色调，从淮泗将领的红、流亡北士的黄，逐步变成江东士族的蓝。田余庆先生说，孙吴建国的道路，就是“江东化”的过程。这个观点，我们从四任上游统帅的人选这里得到了印证。至少，从周瑜（淮泗将领）到鲁肃（流亡北士），到吕蒙（南渡平民），再到陆逊（江东士族），线索是清楚的。

　　当然，这只是后人的分析。对于那些历史人物而言，也许只不过是一次风云际会罢了。正如周瑜对鲁肃所说，这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而且，周瑜还引用马援回答东汉光武帝的话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那么，周瑜、鲁肃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孙权？在他的身上，又有什么过人之处，会引得众多英雄竞相效力呢？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