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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三国》的主要内容讲完了，三国的话题却没有讲完，也讲不完。这是一个会不断讲述下去、讨论下去的无尽话题。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但是，在每一种看法和观点的背后，实际上都有不同的历史观作为背景和支持。那么，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我们将怎样评价这段历史和其中的人物呢？

　　前面的四十八章，我极其粗略和简单地讲述了三国这段历史。这个讲述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完整。因为本书（以及与本书相关的电视节目）只是《品三国》，不是《三国史》，我们不能拿《三国史》的标准要求它。但既然是“品”，那么，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回答。比方说，三国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应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当中的那些主要人物？

　　实在地讲，这些问题不好回答，因为这需要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于是，我想起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重新阅读了这部经典著作，大受启发。什么启发呢？就是拿破仑的这个侄子政变后，所有人都只是“感到惊异”，却“没有一个人理解它”。他们有的表示了“道义的愤怒”，也有的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只有马克思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居然“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法国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正是这种“条件和局势”，使他得以粉墨登场，做出了一些让整个欧洲政治界都感到震惊的事情。也就是说，某个历史人物成为英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和局势”。在这里，“条件和局势”比个人的品质和素质更重要。对“条件和局势”的分析，也比“道义的愤怒”更重要。

　　马克思的这一历史观和方法论无疑具有普适性。它不但适用于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也适用于三国这段历史。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国的英雄，虽未必是“平庸而可笑的”，却同样由一定的“条件和局势”所造就。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三国看三国”，从宏观的角度看一看当时的天下大势。

　　士族取代贵族

　　说起来，三国这段历史是很特别的，它甚至无法断代。因为它的前半截属于东汉，后半截则属于魏晋。东汉之后即是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三国，可谓“是汉非汉，是魏非魏”，第三者插足，完全是一段插曲。

　　其实，魏晋，以及后来的南北朝，又何尝不是历史的插曲？只不过与三国相比，魏晋南北朝要算是大插曲而已。魏晋南北朝369年，年头很是不短，但其国家形态和政治状态却是空前绝后的。它的前面和后面，各有两个统一的王朝，而且都是前面一个时间短，后面一个时间长。前面是秦、汉，秦的时间短，汉的时间长；后面是隋、唐，隋的时间短，唐的时间长。不过秦和隋的时间虽短，却是统一的。魏晋南北朝时间虽长，却是半统一半分裂的，而且统一的时间短，分裂的时间长。这就不能说是巧合，得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才行。

　　先说秦。秦的时间为什么短？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换届”的时候，既换统治阶级，又换国家形态。秦以前的统治阶级是谁？领主阶级。秦以后呢？地主阶级。秦以前的国家形态是什么？邦国。秦以后呢？帝国。邦国和帝国有什么不同？邦国是封建制，帝国是郡县制。封建，就是“封土建国”。什么叫“封土建国”？封土，就是划定疆域；建国，就是指定国君。具体地说，就是天底下的地方叫“天下”，天下有一个共同的君主，叫“天子”。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领地，封给“诸侯”，叫“国”。诸侯再把“国”分成若干领地，封给“大夫”，叫“家”。大夫、诸侯、天子都有“领地”，因此都是“领主”。不过大夫有领地，无政权，所以只能叫“家”。诸侯有领地，也有政权，所以叫“国”。国与国之间可以交战、媾和、联盟、通商，但都要尊奉天子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封建制”，也叫“邦国制”。

　　封建制的要义是“封土建国”，郡县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封建制是“一个天下，许多国家；一个天子，许多国君”，郡县制则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一个政府”。原来那些有着独立主权的“国”没有了，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比如秦或者汉。它同时也是天下。原来那些有着独立主权的国君也没有了，合并成一个国君，比如秦始皇或者汉高祖。他同时也是天子。天子就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君，也是天下唯一的国家元首。他也不再叫王，而叫皇帝。因此这种制度就叫“帝国制”。帝国制既然只承认一个国家，一个元首，那么，无论有独立主权的“国”，还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家”，便都不能再存在。邦国时代的国和家，必须变成帝国的郡和县。郡县与帝国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管理郡、县的人，是中央政府任命和派出的官员。这个制度，就叫郡县制。

　　郡县制与封建制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封建时代（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郡县时代（帝国时代）只有皇帝世袭，郡守和县令则不世袭。不但郡守、县令，帝国所有的官员，无论在中央在地方，原则上也都不世袭。世袭的是贵族，不世袭的是官僚。所以封建制同时也是贵族制，郡县制同时也是官僚制。

　　现在我们清楚了。邦国制与封建制、贵族制是三位一体的，帝国制则与郡县制、官僚制三位一体。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所以它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是官僚。官僚无领地，不世袭，所以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不再封建，就是要变贵族制为官僚制，变封建制为郡县制，变邦国制为帝国制，由地主阶级取代领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很显然，这是一次“大换届”，因此社会矛盾特别尖锐，阶级冲突特别激烈。再加上新的统治阶级没有经验，选择了错误的意识形态（法家学说），采取了错误的统治方式（暴力方式），弄得天怒人怨，结果二世而亡。汉代统治阶级吸取了秦的教训，更换了意识形态（先是道家学说，后是儒家学说），也改变了统治方式（先是与民休息，后是王霸杂用），于是天下太平，汉的国祚也长达四百多年。

　　然而秦的历史虽短，却是开创者。汉，不过是秦王朝政治遗嘱的执行人。而且，不仅两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实行的都是秦开创的制度。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也都是地主阶级。但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就由不同的地主阶级来担纲。具体地说，秦汉是贵族地主，魏晋是士族地主，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

　　贵族地主是由封建领主转变而来的。封建领主都是贵族，因此也叫贵族领主阶级。秦灭六国以后，废除了“封土建国”的“封建制”，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领主没有了，变成了地主。地主既然由领主变化而来，就难免仍然带有贵族的性质。至少，那些最大的地主，掌权的地主，控制了国家机器和中央政府的地主，只能是贵族地主。这就是皇族和外戚，以及有食邑的公侯。他们有封爵也有封地，但“有产权无治权”，或者说“有财权无政权”，不能行使独立国家的主权，只能食赋税，享受经济利益。无政权，政治上就是地主；有财权，经济上是领主。这样的人，应该说是“半领主半地主”，无妨称之为“贵族地主”。他们是秦汉帝国的统治者。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但是，帝国制度在本质上是非贵族的。因此，帝国的统治阶级内部也要“换届”，由贵族地主换为士族地主，最后“落实”为庶族地主。我们在《殊途同归》一章讲过，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也叫望族（有声望）、势族（有权势）。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为什么庶族地主是帝国的最后一个统治阶级，而且持续的时间那么长，从隋唐直至明清呢？因为这个阶级最符合帝国的要求。庶族地主是地主阶级当中社会地位最低的，他们要进入国家政权，只能通过读书和考试。而且每一代都要自己读、自己考，不可能世袭。这就完全合拍，也最让人放心。

　　让庶族地主阶级成员通过读书考试进入国家政权的制度，就是“科举制”。科，就是设科考试；举，就是选拔官吏。这种制度通过考试来分科取士，所以叫“科举”。考试也是早就有了的，两晋时期就有“孝廉试经，秀才试策”的制度。但是，直到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才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隋，便也是一个“换届”的时代。故而和秦一样，时间很短。当然，这是“小换届”。斗争的激烈程度，就不如秦。而且，由于帝国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统治阶级和人事制度，以后的改朝换代，就只是庶族地主阶级内部的事情，即只更换统治者，不更换统治阶级。

　　不过，历史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贵族地主阶级不可能马上就换成庶族地主阶级。这里显然要有一个过渡，而能够起到过渡作用的就是士族地主阶级。士族与贵族的区别是什么呢？贵族成为贵族，靠的是血缘关系；士族成为士族，靠的是读书做官。士族与庶族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庶族做官，只需要读书考试；士族做官，则主要看家庭出身。所以，士族一半像贵族，一半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魏晋南北朝，就正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

　　作为过渡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制度是“门阀制度”，也叫“士族制度”。所谓“门阀制度”，就是一个人要做官，光会读书不行，还要看家族的名气声望、贵贱等级、功绩经历。名气声望叫“门望”，贵贱等级叫“门第”，功绩经历叫“阀阅”。当时的仕宦人家，大门外都有两根柱子，用来题记他们家族的功绩经历。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阀与阅都从“门”。这个“门”，就是“家门”，也就是家族。家族的门望、门第、阀阅，合起来就叫“门阀”。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一个家族能够成为望族、高门，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们读书做官，甚至世代做官。做官才有阀阅，有阀阅才有声望、等级。所以，门望、门第、阀阅，是三位一体的，这才叫“门阀”。显然，门阀，就是当时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门阀制度，则是保护这个阶级政治利益的制度。它的实施方案，就是“九品官人法”或“九品中正制”。

　　这样一种制度，当然是士族喜欢的。尤其是高中级士族，更是盼望之至，因为他们可以垄断做官的权利。这个制度也是终究要实行的。因为士族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垄断做官权。正如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所说，所谓“九品官人法”，不过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但是，垄断做官的权利，就等于把不能世袭的官职变成世袭的，建立了一种“不是世袭的世袭制”，或者说，官僚集团的半世袭制。显然，这与帝国制度的要求不相容。帝国制度，是要求官僚不得世袭的。由是之故，门阀制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官僚完全不能世袭的科举制度。士族地主阶级也要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不会垄断做官权利的庶族地主阶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插曲”。

　　有趣的是，这个“大插曲”的前面又插进了一段“小插曲”。这就是三国。我们在《殊途同归》一章讲过，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垄断了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这就差不多掌控了这个国家。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士族地主阶级便必将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那么，历史的日程表怎么会被打乱，士族的如意算盘又怎么会被打掉呢？

　　因为不幸得很，门阀遇到了军阀。

　　门阀遇到军阀

　　军阀，就是拥有自己独立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这样的豪强其实早就有了，那就是由东汉王朝姑息纵容培养出来的土豪。东汉末年，尤其是黄巾起义以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土豪们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强。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叫“豪霸”；有的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叫“豪帅”；有的利用朝廷任命的官职实施割据，成为“诸侯”。但因为都有武装力量，所以是“军阀”。只不过，在汉灵帝去世之前，他们还不成气候。

　　军阀要成气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央政府垮台，或者名存实亡。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就只能交出统治权。实际上，士族（也包括其他政治势力）炙手可热，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朝廷可以号令天下。但是，如果皇帝当真变成了孤家寡人，甚至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各地牧守都不听指挥，他们也就牛不起来。这个时候，单单门第高有名望是没有用的，就连印把子也不一定管用，说得起话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而且我们知道，他就是董卓。

　　董卓是第一个杀进历史舞台的军阀。他原本是凉州的地方豪强，早就拥兵自重的。他的部属用范文澜先生的话说，则是一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军阀了。不过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问题在于，董卓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他自己又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这笔账当然不能算在董卓一个人头上，说到底还是东汉王朝已经腐朽了，这才轻轻一推就倒。我们在《殊途同归》一章说过，东汉王朝的帝国大厦，是由三根柱子支撑起来的。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士族。外戚就是皇后皇太后的母家，说得通俗点就是皇亲国戚。一个女人，如果当了皇后，她的娘家人也就鸡犬升天。如果皇帝死得早，新皇帝年幼当不了家，需要太后临朝，朝政就很可能落到太后娘家人即外戚的手里。东汉就是这样。包括少帝刘辩在内，东汉十三个皇帝，除首任光武帝六十二岁，次任汉明帝四十八岁，最后一任汉献帝五十四岁，其余十个都没有活过四十岁。皇帝继位时的年龄，除汉明帝三十岁，其余十一个都不到二十岁。年龄最大的，汉章帝十九岁；年龄最小的，汉殇帝只有百日，汉冲帝只有二岁。于是，东汉便有六次太后临朝，外戚执政。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弘农王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这样算下来，东汉王朝倒有半数时间是太后和外戚在当家。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皇帝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比如公元92年杀窦宪，公元121年杀邓骘，公元125年杀阎显，公元159年杀梁冀，公元168年杀窦武，公元189年杀何进。这就有意思了。东汉王朝，六次太后临朝，外戚执政。六个执政的外戚，又竟然都是皇帝依靠宦官，或者宦官帮着皇帝，甚至自作主张杀掉的。

　　所以，外戚与宦官的矛盾极大。一部东汉宫廷史，差不多就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在这个斗争中，士族是偏向外戚的。他们虽然不满外戚的跋扈，却更憎恶宦官的贪婪，痛恨追随宦官的“斗筲小人”与自己争夺做官的权利。于是，汉灵帝去世后，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便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宦官集团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是宦官杀何进，袁绍杀宦官，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帝国大厦的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剩下一根也独木难支。

　　这个时候，董卓进来了，而且是士族（袁绍）请进来的。这就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从此改写。然而，尽管董卓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无奈士族并不愿意与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他那不守礼仪不遵法度的专横跋扈和胡作非为，使他被士族界定为“全国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人民公敌”。朝官以王允为首，策划暗杀；外官以袁绍为首，起兵讨伐。朝野一片混乱。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变成了军阀的天下。一方面，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纷纷拥兵自重，各行其是，割据一方；另一方面，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也放下了笔杆子和锄把子，纷纷招兵买马，拉帮结派，占山为王。他们“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曹丕《典论》），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董卓，这个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为了军阀。

　　历史既然进入了军阀的时代，那么，能够收拾局面的也就只有军阀，门阀是不行的。什么是门阀？世代显贵的家族。什么是军阀？拥兵自重的集团。世代显贵，或者拥兵自重，对社会就有特殊的支配地位和力量，因此都叫“阀”。但门阀为阀，靠的是门第声望；军阀为阀，靠的是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士族并非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他们确实也曾风光一时。尤其是袁绍，衣冠望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还一度拥有冀、青、并、幽四州之地，等于大半个北方，可谓得天独厚，财大气粗，不可一世。他成为讨董联盟的盟主，也说明士族阶级把宝押在了他身上。然而怎么样呢？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曹操冒出来了。

　　曹操不是士族，他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曹操也原本不是军阀，他逃出洛阳的时候无兵无将无官职。后来在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实力也有限。所以，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就不把他算作“股东”。曹操也知道自己没有资本，便甘当联军的马前卒。然而关东诸侯的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畏缩不前，让他大失所望。曹操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也斗不过军阀。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实际上，让士族没戏的人正是曹操。经过多年努力，曹操也变成了军阀，但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军阀。当时许多军阀（如刘焉）只想割据一方当土皇帝，曹操却想统一天下。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对于统一之后的中国还有理想。他的理想，正如我们在《殊途同归》一章所说，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至少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政治上必须有所更新。这就与袁绍不同。袁绍也是要重建秩序的，不过他要建立的，是代表他们那个士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旧秩序。这就是董卓、袁绍、曹操的区别。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董卓是只搞破坏，不搞建设，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董卓，并致力于重建被董卓破坏的秩序。但是，秩序应该怎样重建，曹操和袁绍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路线不同，所以他们要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

　　那么，曹操他容易吗？

　　不容易。曹操的作为，遭到了士族阶级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集中表现在两次战争，即兖州之战和官渡之战。兖州之战的故事我们在《进退失据》一章讲过，就是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的夏天，张邈和陈宫趁曹操征徐州之机突然反叛，联合吕布夺取曹操的根据地。如果不是荀彧和程昱、夏侯惇守住鄄城、范县、东阿，曹操就会变成丧家之犬。张邈和陈宫是曹操的老朋友，为什么要反叛呢？就因为此前曹操杀了兖州名士边让，引起士族和名士的公愤。（此事《后汉书》与《资治通鉴》记载不一，这里采信《资治通鉴》的说法）曹操杀边让，原本是要向士族示威，结果反倒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士族，哪那么容易反对！

　　但是曹操并没有被士族打压下去，袁绍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于是就有了官渡之战。如果说兖州之战是世家大族对曹操的突然袭击，那么，官渡之战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田余庆先生说得对，袁曹之争，在社会地位上是士族与寒族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与法家之争。（《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所以，官渡之战确实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

　　这一仗打得惊险之极。当时，不但士族地主阶级把赌注押在袁绍的身上，就连一些不是士族的人，也都看好袁绍，不看好曹操。董承政变，刘备叛逃，豫州多处骚乱，徐州郡县降袁，刘表暗中策反，孙策图谋偷袭，名士领袖孔融则在许都风言风语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曹操差不多就是四面楚歌。如果不是荀彧等人坚决支持，他未必顶得住。《天下归心》一章讲过一件事，就是曹操战胜袁绍后，把缴获的那些“私通袁绍”的书信统统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孤犹不能自保”，何况大家！这事往往被看作曹操的大度或权术。其实这大度或权术也是逼出来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敢追究。

　　然而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这下子，历史的日程表就被彻底打乱。董卓杀进来的时候，士族地主阶级虽然遭到重创，但他们还可以寄希望于袁绍这个“士族兼军阀”，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袁绍一败，这一线希望也就化为乌有。袁氏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尚且不能成功，别人又能怎么样呢？看来，在这个军阀的时代，士族出身的人是没戏了，哪怕他同时把自己变成军阀。能够叱咤风云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比如刘备和孙权。

　　刘备和孙权都不是士族，也都是军阀，这是他们与曹操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权都建立在南方。而且，也正因为他们在南方，这才能够与曹魏形成鼎足之势。所以，曹操战胜袁绍，是寒族战胜士族；孙刘对抗曹操，则是南方对抗北方。那么，南方为什么能够对抗北方？在这种对抗的背后，又有什么玄妙之处呢？

　　南方对抗北方

　　所谓“南方”，在这里指的是长江一线的三个州——益州、荆州、扬州。这三个州，在当时都是“欠发达地区”。正因为“欠发达”，所以，在“前三国时期”（董卓入京至赤壁之战），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战场就不在这里。除袁术占据扬州北部，试图在那里称王称霸外，真正既有野心又有实力的军阀比如曹操和袁绍，仍将主要精力用于“逐鹿中原”。就连次一等的军阀比如吕布，征伐的战场也在北方。“欠发达”的南方，便成为朝廷和巨头们鞭长莫及、一时无法兼顾的地方。这样一来，那些实力较小的军阀就有可能钻了空子，在这三个州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比如刘焉、刘表和孙策。

　　孙策能够在扬州的南部成了气候，说起来也是一个异数，因为长江一线这三个州原本都姓刘。据《后汉书·刘焉传》，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为了对付黄巾起义，朝廷接受刘焉的建议，加大州官的权重，改刺史为州牧，派朝廷重臣和皇室疏宗“以居其任”。第一次派出的，有太仆（管天子车马的部长）黄琬，任豫州牧；宗正（管皇族宗室的部长）刘虞，任幽州牧。刘焉自己，则任益州牧。这三个州牧，有两个是宗室，即刘焉和刘虞。后来，朝廷又任命刘表为荆州牧，刘繇为扬州牧。这样，担任州牧的宗室就有了四个，即益州牧刘焉、幽州牧刘虞、荆州牧刘表、扬州牧刘繇。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又表荐刘备为豫州牧，恐怕也因为刘备是宗室，可以照例任命。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刘焉、刘虞、刘表、刘繇这四个宗室州牧，有三个在长江一线。刘焉在益州，刘表在荆州，刘繇在扬州。这三个州，情况不一样。这三个州牧，处境也不一样。就发达程度而言，大约是扬州最好，荆州次之，益州最差。就个人处境而言，则刚好相反，是刘焉最好，刘表次之，刘繇最差。刘繇本人既非封疆之才，扬州本地也被一分为二。长江以西（江西）被袁术占领，长江以东（江东）被孙策觊觎。结果刘繇兵败病逝，扬州六郡中的吴郡、会稽、丹阳、豫章落入孙策手中，成为后来孙吴政权的基础。

　　孙权接手孙氏政权，是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四月。这时曹操与袁绍正相持于官渡，胜负未知。但是到了这年十月以后，也就是曹操刚刚战胜袁绍的时候，孙权身边便已经有人打起了“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主意。这个人就是鲁肃。鲁肃的这个规划，堪称“东吴版”的《隆中对》。它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巩固江东，与中原（曹操）、荆州（刘表）鼎足而立；第二步，在适当的时候夺取荆州，进而占据整个长江流域，与北方分庭抗礼；第三步，称帝建国，谋求天下一统。这就与诸葛亮七年后在隆中为刘备所做的规划，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即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也都是“南方对抗北方”。只不过鲁肃说的三家，是曹操、孙权、刘表；诸葛亮说的，则是曹操、孙权、刘备。但概念是一样的，即中原、江东与荆州。荆州在刘表手里，就是曹操、孙权、刘表。荆州在刘备手里，就是曹操、孙权、刘备。事实上，刘表一去世，刘琮一投降，鲁肃和孙权就马上做了调整。不但将“剧中人”由刘表换成了刘备，而且对荆州的策略也由对峙变成了联合。

　　由此可见，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的形成，鲁肃的作用极为重要。众所周知，没有孙刘联盟，就没有赤壁之战；没有赤壁之战，就没有三国鼎立；而孙刘联盟的主动权又在孙权那里。孙权不肯联盟，刘备、诸葛亮就没有办法。那么，孙权为什么决心连刘抗曹呢？原因之一，就因为鲁肃在七年前已经把话说透了。在那次“合榻对饮”的密谈中，鲁肃不但为孙权做出了战略规划，而且讲明了这一规划的依据，即“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卒即猝）。这是鲁肃对天下大势的判断，而且是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们知道，对于政治家来说，最怕的是形势不明朗，目标不明确。鲁肃为孙权分析了形势，孙权心里就有数了。汉室既然不可复兴，那么，“由霸业而帝业”就是可能的；曹操既然不可猝除，那么，“先三分后一统”就是必须的；孙权的路线既然是与曹操“划江而治”，那么，“南方对抗北方”就是必然的。但是，南方弱小，北方强大。南方要想对抗北方，就非联合不可。这正是鲁肃要极力主张与刘备联盟，孙权也要去趟赤壁之战那汪浑水的原因。

　　显然，鲁肃“榻前对策”的意义，决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事实上，尽管诸葛亮为刘备所做的战略规划堪称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但刘备三顾茅庐那会儿，却并没有条件实施。甚至在他败走当阳之时，想到的也只是投奔苍梧太守吴巨，后来被鲁肃讥为“图欲远窜”，哪有三分天下可言！当然，投奔吴巨云云，也可能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还可以到江夏去依靠刘琦。然而，如果没有鲁肃的力主联盟和周瑜的力主抗战，刘备的前途也实在堪忧。投奔吴巨不过苟延残喘，依靠刘琦则危在旦夕。曹操不战而胜得了襄阳，势如破竹拿下江陵，对付刘琦和刘备就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个时候，刘备恐怕命都难保，哪里还谈得上实施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所以，刘备后来跳了龙门，不但应该感谢诸葛亮，也应该感谢鲁肃的。

　　其实刘备还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曹操。曹操如果不打荆州，或者得了江陵以后不再东进，事情或许又会两样。但是，曹操这一仗，看来是非打不可。第一，他必须夺取荆州。荆州在长江一线三个州当中，是最关键的一个。夺取了荆州，尤其是占领了江陵，逆流而上可以攻取益州，顺江而下可以攻取扬州。这也是后来刘备和孙权要拼命争夺荆州的原因。相反，如果放弃了荆州，或者丢失了荆州，则曹操的势力便再也无法达到长江以南，这一点已为此后的事实所证明。所以，郭嘉为曹操规划，就说“当先定荆”。曹操自己，也在官渡之战后两次打算伐刘表。一次在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春，被荀彧谏止；一次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秋，被荀攸谏止。劝谏的原因，是袁绍的势力还没有消灭，袁绍集团“人还在，心不死”。可是到了建安九年（公元204年），邺城已被曹操攻破；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冀州全部落入曹操之手；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袁绍割据势力的后盾——乌桓也被平定。这个时候，曹操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完全可以夺取荆州，也必须夺取荆州了。

　　第二，曹操必须消灭刘表。刘表是什么人？他不仅是荆州牧，还是宗室、名士、军阀。也就是说，他既是军阀割据的地方势力，也是士族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人物，在袁术和袁绍死了以后，就只剩下刘表。刘焉的儿子刘璋是不好算数的。何况在曹操看来，刘表的影响显然比刘璋大，也更“恶劣”。《后汉书·刘表传》说，刘表在荆州接纳北方流亡来的士人“盖有千数”，而且“安慰赈赡，皆得资全”。他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还让人“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这就和袁绍一样，完全是一条“儒家士族”路线。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已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正准备建设他的“法家寒族”政权，岂能再容刘表？再说刘备也在他那里，正好一锅端了。

　　第三，曹操还想威胁孙权。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要孙权送儿子做人质，被孙权拒绝，曹操很可能就把孙权列入了黑名单。征荆州，灭刘表，至少可以警告孙权一下。这才有他写给孙权的那封“恐吓信”。可惜曹操的这个想法完全落空。孙权没有被吓着，反倒和刘备联合，一把火把他烧得焦头烂额。刘表虽然死了，刘备却强大起来。江陵虽然到手，却又丢了，等于没有。曹操得到的，只有襄阳。但是，江陵仍然在对方手里。他的脚步，却再也不能迈过长江。这一仗，曹操失大于得。

　　所以，赤壁之战实在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关键。由于这场战争，鼎立之势已现，对峙之势已成。此后，南方和北方也曾有过征战，比如曹操南征孙权，关羽北战襄樊，但不是无功而返（如曹操），便是自取灭亡（如关羽），谁都不能再向前迈出一步，等于赔本买卖。

　　有成效的是东西之战，即刘备的夺益州和孙权的夺荆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刘璋投降，刘备入成都，益州归了刘备，刘备以荆州牧的身份兼领益州牧。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关羽被杀，孙权入江陵，荆州大部归了孙权，孙权以徐州牧的身份兼领荆州牧。至此，长江一线三州的归属完全改变。原来的三个宗室州牧刘繇、刘表和刘焉父子先后淡出江湖，南方成了孙权、刘备两大军阀的舞台。

　　这也毫不奇怪。中国古代的历史，从来就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何况这原本就是一个动乱的年代！问题在于这些人物的“行头”。我们知道，孙权这个“徐州牧”，是刘备表荐的；刘备这个“荆州牧”，也是孙权同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头”，是相互赠予的，至少也是互相承认的。现在，徐州牧变成了荆州牧，荆州牧则变成了益州牧，这就乱了套，也得不到承认。刘备不承认孙权是荆州牧，他认为荆州是自己的。孙权也不承认刘备是益州牧，他宣布益州是刘璋的。这就等于把脸撕破了。因此，孙刘联盟必将破裂，他们之间也必将有一次战争，这就是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是汉末三国史上第三次重要战役。它的意义，是确立了南部中国东西并存共拒北方的格局。此前，南部中国的东西两方，即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的。孙权方面，以周瑜、吕蒙为代表，主张“吞刘自大”；刘备方面，以刘备、关羽为代表，也常怀“吞吴之心”。矛盾的焦点，就在荆州。这才有陆逊的白衣渡江偷袭江陵，刘备的倾国出兵直下猇亭。由此也可见荆州在长江一线三州当中的重要性：赤壁之战是荆州之战，夷陵之战也是荆州之战。曹操曾经得到了荆州，但得而复失。刘备也曾经得到了荆州，也得而复失。于是曹操只好退回北方，刘备也只能退守西蜀。那么，终于得到并且保住了荆州（准确地说是南郡、江陵）的孙权，怎么也不能一统天下呢？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中原得鹿不由人”（温庭筠诗）。

　　逐鹿未必得鹿

　　还是先从夷陵之战说起。

　　作为汉末三国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之一，夷陵之战颇多不解之谜。比如田余庆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一文，就说刘备的战争部署和指挥意图都“令人难解”。又比如诸葛亮对于此战的态度史无明文，史家只能揣摩猜测。再比如这场战争的结局也出人意外，大获全胜的陆逊主动撤兵，战败了的刘备居然还要再战。据《三国志·陆逊传》，刘备败走白帝城后，东吴许多将领争相上表孙权，认为刘备必能擒获，主张乘胜追击。陆逊与朱然、骆统则认为曹丕正在调兵遣将，名义上是帮助吴国讨伐刘备，实际上包藏祸心，因此决定撤出战争。这对于蜀汉原本是好事，没想到刘备反倒嘴硬。据《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当时刘备写信给陆逊，说现在贼人（魏军）已经到了江陵，朕也要再次东进，将军您看行吗（将军谓其能然不）？结果被陆逊抢白了一通，说你们的伤还没有养好，就不要再来送命了吧！刘备这才讲和。

　　陆逊的决策完全正确，刘备也未必当真再来。他们，其实也包括孙权、曹丕，大家都明白，魏、蜀、吴三家鼎足之势已成，谁也吃不掉谁。而且，任何一方坐大，其他两方就会来制约。交战双方一旦决出胜负，甚至还没开打，第三方就会来插足、来干预。所以，陆逊只能见好就收，刘备就更不会没事找事。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政，又派邓芝使吴，两家重结盟好。据《三国志·邓芝传》，当时邓芝对孙权把话说得很透彻。邓芝说，贵我双方，一家有“重险之固”，一家有“三江之阻”。如果联合起来互为唇齿，那就“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相反，如果大王投靠曹魏，还想保持独立，其结果必然是曹魏要来打你，蜀汉也要来打你，江南之地就不会再是大王的了。孙权默然良久，最后不能不承认他说得对。当然说得对的。鼎立之时，弱小的两方只有和平共处，甚至同舟共济，才能抵挡强大的一方。所以，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四月孙权称帝，诸葛亮就不再讲什么“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空话，毅然遣使祝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承认东帝（吴帝）、西帝（蜀帝）并尊，还预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盘。

　　这也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一件大事。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所谓“三国”才在名分上成立了。尽管曹魏并不承认蜀汉和孙吴，孙吴和蜀汉也不承认曹魏，但吴蜀双方却是互相承认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都不再拘泥于所谓“正统”，公然承认天底下可以同时有两个皇帝，这实在是破天荒。

　　在这里，更难转弯的是蜀汉。要知道，蜀汉可是一贯以“正统”自居的。反倒是原本就非“正统”，也不可能争到“正统”地位的孙吴比较洒脱，“并尊二帝”的方案也就由他们提出。实际上孙权早就想到了这一天。蜀汉建兴二年（公元224年）邓芝第二次使吴时，孙权就说了这个意思。孙权对邓芝说，如果消灭了曹魏，恢复了太平，我们两国分治天下，岂不是很好吗？邓芝却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兼并曹魏以后，如果大王不知道天命在哪里（也就是不肯投降蜀汉），那么，贵我两国就只好“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大家都敲起战鼓来。那个时候，战争可才刚刚开始呢！孙权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话可真够实诚的！

　　然而五年过去，不要说邓芝，就连诸葛亮也不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话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诸葛亮已经意识到，三国鼎立已成为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而“兴复汉室”则至少已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岂止是不容易。在我看来，那根本就是不可能！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陈群和桓阶劝曹操当皇帝的时候，就说过“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话。汉王朝既然连一寸土地一个子民都没有，怎么能够复兴？

　　最早明确指出这一“残酷”现实的是鲁肃。前面讲过，鲁肃在他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榻前对策”中，就明明白白告诉孙权“汉室不可复兴”。可是七年以后，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谈话时，却还说“汉室可兴”。甚至到了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曹丕都已经死了，诸葛亮北伐前上《出师表》，还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号召。有人据此认为诸葛亮的境界高于鲁肃，也有人据此认为诸葛亮实在是不识时务，其实都不对。鲁肃并不是境界不高，而是目光敏锐；诸葛亮也不是死不开窍，而是有所追求。也就是说，他们一个面对现实，一个富有理想，但都值得我们敬重。

　　事实上在吴蜀两大阵营中，诸葛亮与鲁肃的关系也最好。惜墨如金的《三国志》说鲁肃去世“诸葛亮亦为发哀”，绝非闲笔。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两人惺惺相惜的深情厚谊。这种友谊，是他们在促成和维护孙刘联盟的过程中结成的。它来自相互的理解和工作的默契，极为难得。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在两个思想境界相距甚远的人之间竟会有这种友谊。实际上亮、肃二人政治理念不同，并无关乎品质或境界，而是政治立场所致。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立场，才会各有各的判断和理念，却又不妨碍他们成为盟友、朋友，甚至战友。

　　那么，鲁肃和诸葛亮的立场又是什么？鲁肃的立场就是辅佐孙权，先成就“霸业”，再成就“帝业”。诸葛亮的立场则是辅佐刘备，先成就“霸业”，再“兴复汉室”。前期目标是一样的，终极目标却不同。所以鲁肃和诸葛亮能够成为朋友，却不能成为同志。这正如孙权和刘备可以结盟，却又各走各的道路，而且最终会要翻脸。翻脸，当然是两国利益冲突所致；道路不同，却是另有原因。

　　先说孙权。孙权不是袁绍，他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孙权也不是刘备，他没有皇族宗室的光环。就家庭出身而言，他有点像曹操。但曹操出身不好，是因为“污浊”；孙权出身不好，是因为“寒微”。不过，孙权可没有曹操那样“曾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以及“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他只有一个杂号将军的头衔（讨虏将军），和一个不太稳定的割据政权（江东政权），说穿了不过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阀。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他只能面对现实，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鲁肃的现实主义颇对他的胃口，鲁肃的战略规划也有条不紊地得到了实施。巩固江东，鼎足而立，他做到了；夺取荆州，分庭抗礼，他也做到了。他甚至还做到了称帝建国，只不过比别人晚一些。他也试图夺取益州，占据整个长江流域，只不过没能做到。也就是说，鲁肃并没有白给他做规划。而且，据《三国志·吕蒙传》，孙权后来在与陆逊的谈话中，还把鲁肃比做最先向光武帝刘秀提出夺取天下、称帝建国的邓禹。可见鲁肃的立场就是孙权的立场，孙权的路线也就是鲁肃的路线。

　　刘备的情况又有不同。论家庭出身，刘备的条件比曹操、孙权都好。曹操阉宦之后，孙权出身寒门，他们都被士族看不起。刘备却是皇帝的同族，又是名儒卢植的学生，这就多少有些政治资本。他又会做人，军阀混战的时候，别人扩大地盘，他扩大声望，也形成了一个被范文澜先生称之为“武士强谋士弱”的小集团。所以，尽管也有人看不起他（比如袁术），但许多大军阀都对他礼遇有加。他投奔陶谦，陶谦表荐他为豫州刺史，后来又托以徐州。他投奔曹操，曹操表荐他为豫州牧、左将军，而且“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他投奔袁绍，袁绍“遣将道路奉迎”，又亲自出城二百里相见。他投奔刘表，刘表也是“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别的不说，曹操和袁绍争相礼遇，就说明刘备分量不轻。

　　军阀们看重刘备，当然是因为他在士族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寄希望的也就是刘备了。诸葛亮对孙权说，刘备“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虽然夸张了一点，却也不是全没影儿。诸葛亮自己的选择就是证明。他选择刘备，除了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表现出思贤若渴的极大诚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刘备是宗室。众所周知，诸葛亮是要“兴复汉室”的。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当然最好由宗室来完成，甚至也只能由宗室来完成。有一位宗室来牵头，起码可以仿效光武帝的成例。然而这时原来的几个宗室州牧，刘焉、刘繇、刘虞都死了，刘繇和刘虞还丢了地盘。刘焉的儿子刘璋虽然接任了益州牧，却不成器，益州也非进取之地。可选择的只有刘表。可惜刘表是个胸无大志气度狭小的人。那么多的中原士人避难荆州，却只见他安抚不见他重用。相反，寄人篱下的刘备威望却高得多。所以，诸葛亮宁肯选择刘备，并为他做出“先得荆州，后夺益州，跨有荆益，以图天下”的战略规划。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按照诸葛亮的这个设想，刘备完全可以成霸业而兴汉室，成为光武帝之后的又一位存亡继绝的人物。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想。正是这个设想，使诸葛亮刚一出山就不同凡响。但是，它也给诸葛亮出了难题，那就是一旦这一设想无法实施，又该怎么办？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看前面讲过的那三大战役，就知道许多事情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三大战役有什么共同特点？就是都以战争发动者的失败告终。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袁绍失败；赤壁之战是曹操发动的，曹操失败；夷陵之战是刘备发动的，刘备失败。这究竟为什么？命也？运也？风水也？都不是。是什么？势也。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后来那个样子。袁绍失败，因为门阀遇到军阀；曹操失败，因为南方对抗北方；刘备失败，则因为在此前提下，吴蜀两国都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成“偏霸”之业，不可能再有发展。此即所谓“中原得鹿不由人”。

　　毫无疑问，对于诸葛亮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面对并接受这个现实是痛苦的。曹丕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能向中原士族让步，搞“九品官人”。孙权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能向江东士族让步，搞“吴人治吴”。诸葛亮却既不能搞“九品官人”，也不能搞“蜀人治蜀”，结果是蜀汉在三国当中最先灭亡。此乃幸也，抑不幸也？

　　这就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就是荀彧。

　　解铃还须系铃

　　荀彧、鲁肃、诸葛亮（以出山先后为序），可能是当时三大集团中最值得注意的三位“谋士”。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其他人（比如孙权这边的周瑜、吕蒙、陆逊）是不重要的。但要说魏、蜀、吴的建国，却不能绕过他们三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建国方略（即不同版本的《隆中对》），而且都影响了各自的君主。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谋士”，甚至不可以“谋士”名之，只能称之为“政治家”。但是，他们三人的结局却不相同。荀彧最为不幸。他为曹操操劳服务了一辈子，却在五十岁时被曹操所逼忧愤而死。与鲁肃、诸葛亮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诸葛亮得到了刘备的托孤托国，鲁肃也得到了孙权的高度评价（虽然是“三七开”）。荀彧得到了什么呢？“谥曰敬”而已。

　　关于荀彧之死，我们已经在《进退失据》一章做了分析。这里要做的事情，是要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条件和局势”，怎样决定着历史人物的命运。我们知道，荀彧在曹操集团当中是比较特别的。他出身士族，祖父当过朗陵县令，父亲当过济南国相，叔父荀爽位至三公（司空）。他本人也是名士，被南阳何颙评为“王佐才也”。这个何颙可不简单，他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中人”，名士集团的重要人物，曾经策划过谋杀董卓的。他也是最早看好曹操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桥玄）。所以，荀彧既是士族，又是名士。

　　然而，这个既是士族又是名士的荀彧，却投奔了曹操。而且，他还是从袁绍那里过来的。我们知道，袁绍的路线，是“儒家士族”的。曹操的路线，则是“法家寒族”的。荀彧去袁就曹，这就非同一般。更不寻常的是，荀彧投奔曹操，是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那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地盘，当了冀州牧，曹操却只是袁绍表荐的东郡太守，根本就不可相提并论。前面讲过，官渡之战时（公元200年），曹操已经“奉天子以令不臣”，很多人还不看好曹操，认为袁绍必胜。荀彧却在九年前就抛弃了袁绍，岂非异常？

　　那么，荀彧为什么要离开袁绍到曹操那里去呢？因为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荀彧的“大事”是什么？和诸葛亮一样，也是“兴复汉室”。可惜，当时参加关东联军的那些诸侯，几乎没有一个是中用的。最有条件和能耐的两个，袁绍和袁术，却又自己想当皇帝，而且还当不上。所以，荀彧宁肯选择当时最不起眼的曹操。因为曹操的胆识才略，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他在这个时候，也还是东汉王朝的忠臣，为国献身的英雄。荀彧这才寄希望于曹操。看看“荀彧版”的《隆中对》就知道，他对曹操是怎样评价的？又是“乃心无不在王室”，又是“匡天下之素志”。他为曹操提出的政治纲领是什么？一曰“奉主上以从民望”，二曰“秉至公以服雄杰”，三曰“扶弘义以致英俊”。这个立场，其实是再清楚不过。

　　荀彧提出这个政治纲领，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等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几年过去，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曹操已经不再“乃心无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自己封公建国了。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的发展，必将背离荀彧的理想和初衷。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拦。但是，他阻拦并没有任何效果。曹操已经上了自己的“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于是，荀彧只能与曹操分道扬镳，并选择死亡。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也用自己的生命对曹操做最后一次劝谏。

　　荀彧作出这样的选择，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说到底，还是他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成为划线的标准。比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就把聚集在许都的中原士族分为“拥汉”和“拥曹”两派。其实“拥汉”、“拥曹”并无截然界限，无论“拥汉”、“拥曹”也都是士族。荀彧就是派系上“拥曹”，骨子里“拥汉”，不折不扣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正是这种不可解的内在矛盾，酿成了他的悲剧。

　　没酿成悲剧的也有，陈群就是。据《三国志·陈群传》及裴松之注，陈群的祖父、父亲、叔叔在当时“皆有盛名”，也都做过官，他本人则受到孔融推崇，可谓士族兼名士。然而陈群却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要曹操称帝（当然曹操没有同意）。这样看，陈群可谓铁杆的“拥曹派”。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而且得到实行。士族阶级被曹操夺去的权利，又被陈群“偷”了回来，你说他是什么派？

　　实际上荀彧和陈群都不是真正的“拥曹派”。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荀彧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要重归一统，单靠当今皇帝是不行的，只有借助曹操这个“钟馗”才能“打鬼”。只不过他没想到，“钟馗”在“打鬼”的过程中自己也变成了“鬼”，所以他只好以身殉道。陈群的高明之处则在于，他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夺回士族阶级的权利，只有先搞掂那夺权者。因此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操“偷梁换柱”，他就“换柱偷梁”。曹操在“拥汉”的旗帜下“篡汉”，他就在“拥曹”的旗帜下“变曹”。显然，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荀彧的立场不是曹操的立场，鲁肃的立场却是孙权的立场。因此鲁肃的结局要好得多，孙权的问题也简单得多。孙权不是士族，鲁肃不是名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负担。所以鲁肃可以直言“汉室不可复兴”，孙权也可以一会儿反曹，一会儿降曹。因为在孙权那里，反曹与拥汉不矛盾，降曹与拥汉也不矛盾。要降曹（比如要对付刘备时），就说曹操是“汉相”；要反曹（比如要联合刘备时），就说曹操是“汉贼”。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但以东吴之弱小，恐怕也只能如此。要孙权为理想而献身，那是办不到的，何况他本来就没有理想。

　　因此孙权把“变脸”这一套玩得烂熟。这套把戏说得难听叫“见风使舵”，说得好听就叫“审时度势”，根本目的则是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但是，要想“图天下”，就得“称帝王”；要想“称帝王”，就得“固江东”；而要想“固江东”，就得争取江东士族的支持。因此，孙权毅然将相当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让陆逊和顾雍分掌军权和政权，让大量士族子弟进入他的幕府和政府，实施“吴人治吴”。这就不但实现了孙吴政权的“本土化”，也实现了它的“士族化”，和曹丕在中原做的事情实质上是一样的，可谓“异曲同工”。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原本与江东士族是对立的，孙策甚至曾经对江东豪强大开杀戒。现在，孙权却与他们握手言欢，还让他们参与政治，这可又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了。只不过，这事在曹丕那里，是陈群帮着干的。在孙权这里，却是他自己干的。

　　那么，孙权何以能够这样？究其所以，就因为他不是理想主义者。准确地说，他是有目标无理想。所以，孙权并不在乎东汉王朝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其人是忠是奸，而只在乎保住他自己的地盘。他甚至不在乎这个地盘上的政权属于哪个阶级（士族还是庶族），只要它姓孙就好。孙权他没包袱。

　　麻烦是在刘备和诸葛亮这边。

　　刘备的麻烦在于他的宗室身份。这身份让他占了便宜，也让他背了包袱。前面讲过，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指望的，就只剩下刘备。刘备自己打出的旗号，是痛感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欲信大义于天下”。这是刘备的政治资本，也是他的政治包袱。也就是说，他不能像孙权那样随机应变，只能将“反曹兴汉”的旗帜举到底。好在这并没有妨碍他夺取刘璋的风水宝地，虽然刘璋是“宗室”。这也没有妨碍他亦步亦趋地照搬曹操的建国道路，虽然曹操是“汉贼”。这一点，看看刘备的做法就知道。曹操称魏王，他就称汉中王；曹丕称魏帝，他就称汉帝。难怪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要说蜀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了。总之，蜀汉建国之前并不麻烦，麻烦是在建国之后。不过，这已经不是刘备的麻烦，而是诸葛亮的麻烦。因为刘备称帝之后只有两年就驾鹤西去，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国的人。

　　诸葛亮的麻烦在于他的政治理想。诸葛亮的理想是什么？一曰“兴复汉室”，二曰“依法治国”。前一项关乎“天下”，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且不说它；后一项关乎“国家”，是诸葛亮该做、能做、做得到，也做得好的事情，不妨多说几句。实际上诸葛亮的“依法治国”，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正清明的社会。这个政府和社会的状态，用陈寿的话说，就是“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这话，是对诸葛亮治理下蜀国状况的描述。也就是说，是做到了的。之所以能够做到，则因为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也就是说，依法治国。

　　这就奇怪！这样好的一件事，怎么反倒成了麻烦呢？很简单，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不乐意。因为你要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你要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你要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总之，所有这一切，都同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这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

　　何况诸葛亮为了实现他“兴复汉室”的理想，还不能像孙权搞“吴人治吴”那样，搞什么“蜀人治蜀”。因为蜀汉一旦“本土化”，就必然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够北进中原？再说作为一个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诸葛亮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对益州本地的士族和豪强，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平抑。别的不说，单是北伐战争需要的一大笔军费，就得从他们身上出，因为他们是“肥羊”。事实上，只要诸葛亮公平执法，出钱多的就肯定是他们。要想他们没有怨言，除非要么不再北伐，要么不再公平。可惜无论哪一条，都与诸葛亮的理想相悖。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麻烦，而且这麻烦还是死结，解不开的。也就是说，蜀汉只有系铃人，没有解铃人。最后来“解铃”的，就只能是曹魏。

　　后浪变成前浪

　　蜀汉终于被曹魏所灭，让人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遗憾。这不仅因为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其实是治理得最好的；还因为此时的曹魏，早已不是曹操理想中的国家，诸葛亮的蜀汉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执行了曹操的路线。然而，执行了曹操路线的蜀汉，却被抛弃了曹操路线的曹魏所灭，此天意耶，抑人谋耶？

　　这无疑是一个大话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先弄清楚，诸葛亮的蜀汉，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执行了“曹操的路线”。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许多人看来，曹操和诸葛亮，不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当然不无道理。不要说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有天壤之别，即便他们的“历史形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原本就存在于历史中的差异，才使他们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变成了“针尖对麦芒”的“汉贼不两立”。但是，如果我们彻底抛弃王朝正统的无谓争端，暂时搁置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仅仅着眼于阶级立场和政治路线，那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他们的建国道路和执政理念，都与袁绍的“儒家士族”路线不同。曹操的做法已不用多讲，要说的是刘备和诸葛亮。

　　前面讲过，三国之主均非士族，而刘备的情况又较特殊，即名为宗室，实为寒门。据《三国志·先主传》，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此为“贵”；但从小“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又为“贫”。所以刘备的出身，既非“贫贱”又非“富贵”，也许只能杜撰一个词——“贫贵”。这样一种出身，就使他具有了双重身份，在士族和寒门两方面都受欢迎。这样看，刘备确实“得人和”。但刘备的人缘好，我认为更得益于他“贩履织席”的经历。这种社会底层的生活，会使他懂得民间疾苦，也使他更能理解人性。这方面，他倒是像曹操。像曹操这样出身“污浊”和刘备这样出身“贫寒”的人，骨子里是不会喜欢那些士族和名士的，尤其不会喜欢他们的虚张声势和自命清高。他们更愿意和那些寒族、庶民打成一片。事实上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比如关羽、张飞，就都不出身于名门望族。尤其是关羽，对士族、名士、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张飞则相反，见《三国志·张飞传》）。我甚至认为，曹操那么欣赏关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关羽比他还蔑视士族。那么刘备呢？刘备对名士们还是比较客气的。但从骨子里讲，也未必喜欢。比如蜀中名士张裕，就因为出言不逊被刘备杀掉。据《三国志·周群传》，刘备当时说，就算是兰花，如果挡在门口，也得除掉（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口气，和曹操没什么两样。

　　相对而言，诸葛亮对名士比较同情。刘备杀张裕的时候，诸葛亮就曾出面相救，只不过没能救下来。他接管蜀汉政权以后，对蜀中名士如杜微、谯周等人也都礼遇有加（所以谯周反蜀汉不反诸葛）。这并不奇怪，因为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和法正、张昭、鲁肃他们一样，也是流亡北士（庞统则是荆州名士）。但诸葛亮并不单单是士人，他还是蜀汉丞相。这个身份和角色当然更重要。因此，当名士们的行为或言论危害到蜀汉政权时，诸葛亮也不会客气，甚至也会像曹操那样“以言治罪”。比如“楚之良才”廖立，就被废为庶民，罪名是“诽谤先帝，疵毁众臣”。“荆楚名族”来敏，也被废为庶民，罪名是“乱群”。益州名士彭羕则被处死，时年三十七岁。

　　彭羕之死与孔融、祢衡颇有相似之处。他的罪名，大约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因为他对马超说了“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的话。但彭羕辩解，说他这话是要马超在外建立武功，自己在内辅佐刘备，共同讨伐曹操，并没有谋反的意思。这事依我看多半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彭羕的为人，是“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副名士派头，说话从来就不计后果。比如他在对马超说那些话之前，就说了刘备“老革荒悖”的话。后来彭羕在狱中上书，又说“主公实未老也”，自己不过酒后失言。可见彭羕平时胡说八道惯了。这回也一样，不过信口开河。但彭羕虽无谋反之意，却有谋反之嫌，所以诸葛亮能杀他。《三国志·彭羕传》说得很清楚，诸葛亮对彭羕表面上客气（外接待羕），实际上讨厌（内不能善），曾多次私下里提醒刘备（屡密言先主），说彭羕不可重用（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这回总算找到机会，锄掉了这棵挡在门口的“兰花”。

　　诸葛亮讨厌彭羕，和曹操讨厌祢衡、孔融是同样的原因，这几个都属于最让人讨厌的一类名士，即所谓“浮华交会之徒”。此类名士的特点，是名气大脾气也大，学问大派头也大，好发议论，口出狂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据《后汉书·孔融传》，曹操杀孔融之前，曾写信给他，说我曹某身为人臣，虽然“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但“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整治那些“浮华交会之徒”，还是绰绰有余的。诸葛亮的想法，当与此相同。他废来敏的时候，就有“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的话。可见来敏就是蜀国的孔融，彭羕则是蜀国的祢衡。这样的人，无论在曹魏还是在蜀汉，都不受欢迎。

　　实际上诸葛亮和曹操一样，也是非常务实的人。不信你看他的《隆中对》，可有一句空话？没有。他的其他表章、奏折、教令，风格也如此。《魏氏春秋》说，诸葛亮在军中，但凡罚二十军棍以上的，都要亲自主持（皆亲揽焉）。这事常常被认为不可信，或者被用来证明诸葛亮不会管理。诚然，身为一国之相，事必躬亲到如此程度，当然或者不可信，或者不可取。但我以为，每罚二十军棍都要亲临现场，大约不可能，经常去看一看，或者不定期地亲自主持，则完全可能。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做出表率，非如此不足以严明法纪，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吏员们徇情枉法徇私舞弊。这正是诸葛亮务实精神的体现。这样务实的人，怎么会喜欢那些夸夸其谈、只会说不会做的“名士”？

　　不过曹操杀孔融，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倒不完全出于他们的个人好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需要。这种需要，也不单单只是巩固政权，还与他们的政治路线有关。实际上，自从董卓把天下搞得大乱，几乎所有的有志之士和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秩序的重建问题。前面我们讲，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其实诸葛亮也是新秩序的建设者。而且，袁绍和曹操也都认为秩序必须重建，分歧仅仅在于如何重建。这个分歧，按照田余庆先生《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的说法，就是袁绍要让世家大族牵着，走东汉的老路；曹操却要有所改革，反过来牵着世家大族走。

　　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与袁绍相反，与曹操相似，也是不走东汉老路的。所谓“东汉老路”，无非是继续让世家大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但是我们看诸葛亮的做法，何曾有一点这种意思？他坚持汉初的“察举制”，就是不让士族垄断仕途；他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就是不让士族控制舆论。至于豪强，诸葛亮的政策是两个字：抑制。

　　其实诸葛亮和曹操一样，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说，曹操在北方，诸葛亮在蜀国，都“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田余庆先生《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则说，曹操“去浮华、清吏治、抑豪强”，与袁绍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诸葛亮“可以同他比拟”。这实在是史家之笃论。

　　由此可见，诸葛亮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反对曹操的曹操路线”。而且，诸葛亮走得还更远。曹操这个人，是有理想无蓝图。他只知道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却不知道新路该怎么走。对于自己要走的新路，也不是坚信不移或者心中有数，常常会犯错误或者打退堂鼓。他杀边让，屠徐州，向世家大族示威，结果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战袁绍，征乌桓，意志还不如荀彧、郭嘉坚定，堪称险胜。他那个最重要的政策——唯才是举，也迟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才提出。这时已是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本人也五十六岁了。可见曹操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然后纠错，然后再错。他的“法家寒族路线”，其实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诸葛亮则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蓝图。我们看诸葛亮的治蜀，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也就是说，他有着明确的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他其实是要在总结两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这个新的制度，从诸葛亮的实践看，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虚君实相，依法治国。后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诸葛亮就更纯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贪腐，诸葛亮那边就廉洁得多。这其实也是“条件和局势”所使然。曹操被士族和名士包围，对他们又有所借重，不能不多少作些让步。实际上正如田余庆先生《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所言，魏蜀两国有许多事情不可同日而语。曹魏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是大局面；蜀汉在益州，在地方，名士不多，是小局面。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比如诸葛亮杀彭羕，就远没有曹操杀孔融的影响大，甚至鲜为人知。这里没有替曹操辩护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凡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已。

　　依法治国是曹操也做的，虚君实相则可能只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从实际情况看，曹操为相与诸葛为相并没有什么两样，即都是丞相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汉献帝固然是傀儡，刘阿斗又何尝有权？至于诸葛亮本人，就连职务也和曹操一模一样，即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曹操武平侯，诸葛亮武乡侯），都领州牧（曹操领冀州牧，诸葛亮领益州牧）。但是，曹操后来还封了魏公，建了魏国，称了魏王，曹丕还夺了帝位。所有这些事，诸葛亮都没有做。这就大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谁都会认为，曹操的“虚君实相”，其实是为了自己“篡位夺权”，诸葛亮就不是。因为他既没有封什么公，建什么国，称什么王，去世以后也没有把相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诸葛亮的“虚君实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爱国的，你既然没有篡逆之心，那又为什么要把皇帝架空呢？于是一些维护诸葛亮名誉的人，便只好一口咬定刘禅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刘禅并非无能的学者，便不免怀疑诸葛亮权欲太重，擅权心切。其实这两种说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愿以最大的善意猜测，诸葛亮的“虚君实相”，乃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丞相做实际上的政府首脑，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西汉初年就有这么一点意思。若如此，则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制度。诸葛亮的蜀国，也堪称当时的“政治特区”。可惜这事只有实践，没有理论，更没有形成法律，即没有真正成为制度。再加上诸葛亮壮志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实在让人痛惜。

　　不过诸葛亮的不幸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的想法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国家又最先灭亡。其实诸葛亮一去世，他的实验就不再继续；蜀国一亡，他的理想就彻底破灭。甚至就连崇拜、缅怀他的人，也是只念念不忘他的“兴复汉室”，耿耿于怀他的“出师未捷”，真正有意义的“依法治国”和“虚君实相”则少有人提起，这岂非不幸？有人说，伟大的人物都是孤独的。我相信诸葛亮也如此。

　　其实曹操又何尝不是这样！千百年来，曹操可能是被议论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至今仍然有人为他争论不休，可谓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呢？他得到的客观、公正、深刻的评价又有多少呢？我听到的，往往只是一片“道义的愤怒”。这种态度，可是恩格斯不以为然的啊！（见恩格斯1885年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写的《第三版序言》）

　　这里无法对曹操作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对诸葛亮也一样），只想简单地说说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在我看来，曹操的功绩主要不在统一，他的问题也主要不是奸诈和残酷。统一不是曹操的特权，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刘备和孙权，都有统一天下的资格，也都为后来的统一作了准备，做了贡献。至于奸诈和残酷，倒是有的，不必为他粉饰和辩解。但要指出，他的奸诈和残酷其实是被夸大了的。这一点，早有许多历史学家作了辩正，勿庸赘言。

　　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认为就在于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个新秩序从阶级关系讲，是庶族的；从意识形态讲，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这个人一样，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历史证明，最适合帝国的统治阶级，就是庶族地主；最适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这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369年试错之后才能实现，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现在我们知道，士族地主阶级为什么那么不待见曹操了。因为曹操挡了他们的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前面讲过，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这个时候，能够夺取政权的，就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而且，也只有暂时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他们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孙权等人能够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显然，这些非士族的军阀出了头，这些非士族的政权得了势，说起来都因为“前有车，后有辙”，曹操起了“带头作用”。因此，士族地主阶级肯定要将自己满腔的愤怒，都倾泄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义，曹操便不可避免地从英雄变成奸雄。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恐怕也会两样。可惜曹操太迷恋那最高权力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想当年，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时，马克思就曾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了。

　　就在曹操走向地狱的时候，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言人。这和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然而在我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的两面。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那么，作为“前浪”的曹操，也就只好“死在沙滩上”。

　　这可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的希望，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但，历史的长河果真能够如此吗？

　　（全文完）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