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品三国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十五章 半途而废

　　赤壁之战对于曹操是当头一棒，从此他的势力不再到达南方。但曹操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绝非自吹自擂。赤壁战败，只不过把他从飘飘然的骄傲情绪中拉回现实，该做的事情他还会做，而且会更加抓紧时间。那么，赤壁之战后，曹操做了些什么呢？

　　赤壁之战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这三件事，成败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把事情做到底，或者穷寇不追，或者无功而返，或者得而复失，可谓“半途而废”。因此，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先说第一件事。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决定西征马超和韩遂。这是赤壁之战后曹操第一次大规模用兵。按理说，在经过了两年多的整顿和积蓄后，曹操应该再次挥师南下，征讨孙权和刘备，以除心腹之患，以雪赤壁之恨，为什么要西征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传》讲了三个原因。第一，孙刘联盟已成气候，一时半会瓦解不了；第二，马超、韩遂拥兵中原，迟早必除；第三，孙权有同马、韩联合的倾向，只是因为周瑜病逝才没能实施。据《三国志·周瑜传》，周瑜提出夺蜀（刘璋）、并张（张鲁）、联马（马超）的建议，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十二月。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曹操为什么会在建安十六年一开春，就准备对马超和韩遂动手了。

　　但讨伐马超、韩遂并不容易。因为他们都是曹操表荐的朝廷命官，又并无谋反迹象。莫名其妙地骤然征讨他们，师出无名，说不过去。于是曹操就使用了一个阴谋诡计。据《三国志·武帝纪》，这年三月，曹操命司隶校尉钟繇（音由）西征张鲁，命征西护军夏侯渊出河东与钟繇会师共进。我们知道，当时马超、韩遂的主要兵力在关中，张鲁的主要兵力在汉中。攻击张鲁，必经马超、韩遂的防地。所以此令一出，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治书侍御史卫觊、仓曹属高柔）。他们认为，马超、韩遂之流，都是些胸无大志的武夫，不过苟安一时而已。张鲁远在深山，道路不通。朝廷劳师远征，只怕张鲁没灭掉，反倒惊动了马超、韩遂，那就麻烦了。曹操听了这些意见，肚子里好笑，因为他要的就是逼反马、韩。

　　不过这事《三国志·卫觊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另有说法。《魏书》说出这主意的人是钟繇，原因是他认为马超、韩遂这些人“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应该借口讨伐张鲁来强迫马超等送人质（胁取质任）。曹操让荀彧去问卫觊（音季），卫觊反对。但曹操认为既然是钟繇“自典其任”，那就随他好了。结果关西果然大叛，曹操只好亲自带兵前去平叛，死了几万人才平息下来，于是曹操“悔不从觊议”。

　　这当然也是一种说法。但我以为，以曹操之善用权谋，怕不会是轻信了钟繇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就认为所谓“明讨张鲁，暗伐马、韩”，乃是曹操的主意，而且是“伐虢取虞”之计，目的是逼反马超、韩遂，再发兵讨伐（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这个我们也就不讨论了。反正钟繇的军队一动，马超、韩遂等关西十部，果然全都反了。他们合众十万，屯据潼关，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

　　这下子曹操可以名正言顺地打他们了。当年七月，曹操在做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之后，以五十七岁的高龄，不辞鞍马之劳，亲临前线。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有人提醒曹操，说关西兵惯用长矛，厉害得很，要注意呢！曹操却轻松地说，无碍！战争的主动权在我不在贼。他们的长矛虽然厉害，我却可以让他刺杀不了，诸位就好好看吧！

　　事实上战争并不像曹操所说的那么轻松。当年闰八月，曹操北渡黄河的时候就差一点阵亡。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和《资治通鉴》，当时曹操让兵众先过黄河，自己带精兵百余人在南岸断后。刚要渡河，这时马超率领步兵骑兵万余人杀了过来，曹操却“犹据胡床不动”。许褚、张郃等人见事不妙，急扶曹操上船。河流湍急，船在北渡时却向东漂流了四五里，马超等一路追射，“矢下如雨”。将士们不知曹操在哪里，人人恐惧。等到曹操过河相见，大家悲喜交加，涕泪纵横。曹操却哈哈大笑说，今天差点让一个小贼给干掉了。

　　不过到了九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曹操的军队全部渡过了渭水，马超等人已毫无章法可言。据《三国志·贾诩传》，当时马超等人提出割地求和，并表示愿意送子弟为人质。曹操征求贾诩的意见，贾诩说可以假装答应（伪许之）。曹操又问假装答应以后怎么办，贾诩说“离之而已”。曹操马上就明白了——用离间计。

　　这里必须交代一下背景，就是马超、韩遂这支叛军，虽然号称十路人马，十万大军，其实不过乌合之众。主帅之间，也离心离德。马超是马腾的儿子，马腾和韩遂则关系复杂。他们原本是老朋友，继而又反目为仇。后来经曹操居中调解，把马腾调入朝廷，马超才又和韩遂合伙。这就有空子可钻，有文章可做。正好，韩遂提出要和曹操见面，曹操便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据《三国志·武帝纪》，当时曹操和韩遂从各自军营打马出列，走到中间地带，亲亲热热地谈了多时（交马语移时）。谈什么呢？据说是“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这并不奇怪。曹操和韩遂的父亲是“同岁孝廉”，和韩遂则是“同时侪辈”，叙旧也很正常。而且，说到会心处，还“拊手欢笑”。等到韩遂回去后，马超问他曹操都说了什么时，韩遂的回答便是“无所言也”。当然“无所言也”，因为本来就没说什么。但马超等人是不会相信的。这么多时间谈笑风生，众目睽睽，有目共睹，怎么会“无所言也”？

　　马超起了疑心以后，曹操又再做文章。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以及《三国志·许褚传》、《三国志·马超传》，第三天，曹操又和韩遂见了面。不过，这次有马超在场，曹操的态度也和上次不一样。他在现场设了“木行马”，作为屏障，又让许褚横刀立马跟在后面，明显表示出对马超的不信任。事实证明曹操的警惕是对的，因为马超在这次见面时确有袭击曹操的意图，只是因为害怕许褚才不敢动手。

　　这次会面还有一件可圈可点之事。当曹操从从容容地来到阵前时，韩遂、马超的属将都在马上向曹操拱手行礼。战士们则争前恐后来看曹操，挤成一团。曹操便笑着说，大家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他也是个普通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个嘴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就是。韩遂、马超的部下听曹操这么说，前前后后一看，才发现曹操已“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阵），精光耀日”，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斗志既丧，战斗力就打折扣了。

　　有了这些铺垫，曹操就又使了一计。他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故意圈圈点点，好像是韩遂改过的。曹操这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张作耀先生指出的这几点：一、曹操料定马超必看；二、内容必定闪烁其词，歧义甚多；三、一看就像是收信人改过的。结果，马超果然看到了，而且果然起疑，不再相信韩遂。

　　我们知道，联军作战，最怕的就是主帅不和。韩遂、马超互相猜忌，军心不稳，这个仗就打不赢了。曹操抓住时机，一仗就打得韩遂、马超败走凉州。胜利之后，曹操留夏侯渊守长安，自己则于次年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回到了邺城。后来，韩遂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也就是曹操征张鲁的那一年，被西平、金城诸将所杀；马超则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也就是刘备攻刘璋的那一年投奔了刘备。

　　现在说第二件事——征孙权。

　　曹操破韩、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关中既平，征讨孙权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备战期间，曹操曾让阮瑀捉刀代笔，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而且开出条件：一、如果能够“内取子布，外击刘备”，那么，江东之任永远归你，还要加官晋爵。二、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杀刘备也行。孙权当然不吃这一套。为了抗击曹操，早在建安十六年，也就是曹操征讨韩遂、马超的那一年，他就采纳长史张纮（音红）的建议，将治所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移到了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并改名建业。又采纳吕蒙的建议，在濡须口（濡音如，濡须在今安徽省无为县）建立了军港。孙权态度如此，决战在所难免。

　　于是，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曹操率领大军，号称四十万，征讨孙权，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挺进濡须口。现在看来，曹操对这场战争的天时地利是估计不足的，因此刚一交战就陷于被动，两军处于相持胶着状态。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当时孙权屡屡向曹军挑战，曹操却“坚守不出”。于是孙权便亲自乘了一条轻船（估计应该有一个船队），从濡须口驶入曹军水寨前。曹操一看，就知道是孙权来了，是孙权要亲自来看看曹军的阵势（欲身见吾军部伍也），便下令各军严加戒备，箭弩“不得妄发”。孙权的船队“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在曹营前走了五六里路，才返回。回去的时候还转了个圈，对着曹军击鼓奏乐，“鼓吹”了一番。所有这些，曹操都看在眼里，不由得喟然叹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不过《魏略》却另有说法，说当时孙权来看曹营的时候，乘的不是轻船，是大船。曹操也没有说“弓弩不得妄发”，而是下令射箭。结果万箭齐发，都射在孙权的船上，船就向一边倾斜。于是孙权下令掉头，让船的另一面也受箭，使“箭均船平”，孙权也就回去了。这事后来被罗贯中移花接木，变成了赤壁之战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其实“草船借箭”在技术上并不可能，孙权此举也不是“借箭”，这里且不说。

　　这两件事，裴松之是并列地注在《吴主传》的。这事不可能发生两次，而学者多以《吴历》所说为是。这个我们也搞不清。何况不管哪种说法是实，孙权的英雄气概都跃然纸上。当然，《吴历》所说，更有审美价值。想想看，孙权在轻船上看曹操，曹操在军营里看孙权，那是一种何等让人心仪的场面。它甚至让我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当然，战争不是艺术不是诗。孙权此行如果装饰了曹操的梦，只怕也是噩梦。

　　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孙权回去后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用另一张纸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了，很是感叹了一番。的确，春雨绵绵，洪水将至，很不利于北方将士作战。“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也是实话。曹操点点头，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于是下令撤军，于当年四月回到邺城。当然，后来曹操和孙权还有过几次战争，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先说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伐张鲁，就比较简单了。

　　曹操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率兵征讨张鲁的。这年曹操已六十一岁，却还是亲自出征，奔赴疆场。七月，曹军来到阳平关（今陕西省勉县西）。张鲁听说，准备投降，但他的弟弟张卫不同意，结果就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有戏剧性。据说，当时曹操发现阳平关并不像线人报告的那样好打，就下令撤军，撤走后又杀了个回马枪，打得张卫落花流水，张鲁也跑到巴中去了。这事史料记载诸说不一。《三国志·武帝纪》说杀回马枪是曹操的密令，《刘晔传》说是刘晔的建议，《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和《世语》则说是事出偶然。《魏名臣奏》载董昭的表文说，当时本欲撤军，但前头的部队迷了路，误入张卫军营。张卫军以为是曹军夜袭，吓得一哄而散。曹操得到消息，就因势利导，下令将撤退改为进攻。《世语》则说撞入张卫军营的不是曹军，而是数千头麋鹿。曹操的部将高祚等人又鸣鼓吹号集合部队。张卫以为大军来了，一害怕，就投降了。总之，曹操征张鲁，初期十分艰难，告捷却非常迅速。所以王粲赋诗歌颂说：“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但我认为，曹操这次得胜，与其说是因为他“神且武”，不如说是因为张鲁集团已经没有了斗志。

　　张鲁集团一战即溃，张鲁本人也于当年十一月投降，并受到曹操的优待。张鲁投降，汉中就是曹操的了。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和门户。拿下了汉中，就可以对蜀郡下手。所以，刚刚拿下蜀郡、正在为争夺荆州而战的刘备非常紧张，成都方面也十分恐慌。据《三国志·刘晔传》裴松之注引《傅子》，当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准确地说是刘备留在成都的守将）不停地杀人也不能安定（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在这种情况下，乘胜前进，乘势入蜀，荡平益州，消灭刘备，应该说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曹操的两位主簿（参与机要的高级幕僚）刘晔和司马懿，便都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且力主实施。他们的建议，分别记载在《三国志·刘晔传》和《晋书·宣帝纪》。刘晔说，明公拿下汉中后，蜀人闻风丧胆。只要一鼓作气推向前进，蜀郡就可“传檄而定”。现在，蜀郡在刘备的手里。刘备这人是个英雄，可惜反应稍微慢了一点，得蜀又不久，威望还不高。以明公之神武，我军之气盛，此时入蜀，则“无不克也”。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让刘备喘过气来，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文有诸葛亮为相，明于治国；武有关羽、张飞为将，勇冠三军。诸葛亮能安定蜀民，关羽、张飞能据守险要。国险而民附，搞不掂了！

　　司马懿也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因为这时刘备和孙权两家，正在为争夺荆州而陈兵相向。这就为曹操留下了乘隙而入的好机会。所以司马懿说，刘备靠着巧取豪夺灭了刘璋，蜀人还没有归顺又去攻江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他说：“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也就是说，时机不到，条件不成熟，你不能硬来。时机到了，条件成熟了，也不能坐失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是不会两次惠顾同一个人的。

　　这些话都很有道理，但曹操没有采纳。据《晋书·宣帝纪》，曹操只是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这是反用典故，原话是汉光武帝刘秀对大将军岑彭说的。据《后汉书·岑彭传》，建武八年（公元32年），岑彭跟随刘秀破天水，围西城，胜利在望。不久，刘秀东归，致书岑彭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岑彭理解了刘秀的意图，平陇之后即入蜀，灭了公孙述。显然，刘秀的意思是：人，总是不知足的，得了陇，就肯定望蜀。曹操的意思却是反过来：人，不能不知足，得了陇，就不要再望蜀了吧！

　　曹操一撤退，刘备就牛了起来。本来，刘备是很紧张的。据《三国志·先主传》，当刘备听说“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后，便立即与孙权讲和，两家平分了荆州（这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又立即派大将黄权带兵去接张鲁，可惜晚了一步，张鲁已投降。但是，曹操的撤军决策却给了刘备可乘之机，刘备集团对汉中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末，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人屯兵下辩（今甘肃省成县西），次年亲率诸将进军，开始了对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力主进军夺取汉中的，是刘备的二号谋臣法正。为什么说法正是二号谋臣？根据在《三国志·先主传》。传云：建安十九年，刘备得蜀，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看来，这时总理军政要务的是诸葛亮，南征北战的主要是关羽、张飞、马超，出谋划策的主要是法正。

　　据《三国志·法正传》，曹操撤退以后，法正就去找刘备，说“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结果“先主善其策”，亲征汉中，法正随行，诸葛亮留守成都。刘备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当然的。我们知道，刘备这辈子只怕一个人，那就是曹操。曹操的部将他是不怕的。何况镇守汉中的夏侯渊，还是个有勇无谋不会用兵的“白地将军”（没能耐的将领）。而且刘备也很清楚，只有拿下汉中，形势才会根本扭转，他也才能真正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这个仗，他是非打不可的。

　　但是战争一开始并不顺利，刘备在阳平关遭遇了曹操诸将的顽强抵抗。于是刘备发现，即便曹操不在，他的部队也不好对付，便急忙给时为军师将军的诸葛亮写信，让他尽快发兵增援。然而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入蜀不久，或者因为做事谨慎，诸葛亮有些迟疑。据《三国志·杨洪传》，刘备“急书发兵”，诸葛亮便拿着信去问蜀臣杨洪。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关键。如果没了汉中，也就没有蜀了（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失去汉中是家门口的祸事呀（此家门之祸也）！这个时候，男人就该上战场（男子当战），女人就该搞后勤（女子当运）。军师你赶快发兵吧，还犹豫什么呢（发兵何疑）？

　　杨洪这话说到了根本——“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这也正是曹、刘双方的不同之处：曹操可以得陇不复望蜀，刘备却是不得陇则不能保蜀。一个志在必得，一个能守则守，战争的胜败几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事实上，在这两年当中，刘备一方一直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且还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在定军山斩杀了曹军主帅夏侯渊。因此，等到当年三月曹操本人再次亲临汉中时，局势已无法挽回。曹操审时度势，一声长叹，出夜间口令为“鸡肋”，然后大步后退，撤回长安，汉中从此姓刘，刘备也在当年七月自称汉中王。当然，曹操不会将整个天下拱手相让。善于用兵的他，把防线建在了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陈仓。这个决策有效地遏制了刘备前进的势头。刘备、诸葛亮终其一生，也没能越过这条防线。

　　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结果，是连已经得到的陇右也不能保全。他永远地失去了谋蜀的可能，一统天下的理想从此彻底化为乌有。因此，我们就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法正的说法也许有道理。当初，法正劝刘备攻击汉中的时候，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到了这个问题。法正说，曹操一举而降服张鲁，平定汉中，不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拿下巴、蜀，反倒匆匆忙忙退了回去，这不是他考虑不周，兵力不足（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一定是他内部出了问题，是他感觉受到了威胁。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曹操又怎么应对呢？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