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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章 情天恨海

　　三国时代的主要领导人，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共同的优点是都会用人，这才得众力相扶，成鼎足之势。但是，他们的风格和做法又各不相同。那么，孙权的特点是什么？他的这种风格表现在哪些方面？它是怎样形成的，又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上一章，简略地描述了孙权的成功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个人素质和政治策略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胸怀大志，不露锋芒，审时度势，能屈能伸。用吴国使臣赵咨的话说，就是“雄略”。但这只是孙权成功的原因之一。比较全面的说法，恐怕还是陈寿在《吴主传》的评语中所说的那八个字——“屈身忍辱，任才尚计”。陈寿认为，正因为如此，孙权才能独自占据江东（自擅江表），形成鼎足之势（成鼎峙之业）。也就是说，孙权的成功有三个原因：忍辱负重，足智多谋，善于用人。前两个原因，上一章讲了一些。这一章，我们就着重讲孙权的用人。

　　我们知道，三国，是一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时代的主要领导人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也都善于用人。正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唯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在此前提下，如果要做一个“排行榜”（仅限于用人，不是全面评价），那么，位列榜首的当是曹操。曹操善于用人，当时就很有名。孙权就说曹操的用人“自古少有”。孙权这话是对诸葛瑾说的，本意是要说明曹魏一代不如一代（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但他对曹操的评论，却堪称“酷评”。据《三国志·诸葛瑾传》，孙权对诸葛瑾说，曹操这个人，也就是在杀伐方面稍微过分了一点（其唯杀伐小为过差），还有就是离间别人的骨肉亲情太冷酷了（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用人（御将），那是从古到今都少见的（自古少有）。

　　孙权这话，也有两说。说曹操“杀伐小为过差”，是不对的，应该说是“大为过差”。但孙权自己也是杀人的，所以他这样说。至于对曹操用人的评价，应该说公正客观，因为这是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说话，完全用不着讨好那个既是“敌人”又是“死人”的曹操。何况孙权自己也是“人主”，也会用人，岂有刻意扬人抑己之理？实际上孙权用人的水平，也就仅次于曹操。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孙权的用人之道，远在刘备之上”。他的善于用人，就连敌国也不能不佩服。比如黄武三年（公元224年）九月，亲率大军准备伐吴的曹丕，就曾站在长江边上发出感叹，说“彼有人焉，未可图也”，然后撤军。这话记载在《三国志·吴主传》。同样，诸葛亮在讲到为什么不能和东吴翻脸时，理由之一也是“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这话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缉穆，就是和睦。所谓“贤才尚多，将相缉穆”，也就是人才济济一堂，上下同心同德。这正是孙权集团前期的特点（后期则正好相反，以后再说）。而且，孙权手下的人才，还绵延不尽。比如武将，周瑜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有陆逊，而且能力水平不相上下，陆逊还文武双全。文臣方面，则有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皆为一时之选。

　　这就奇怪。东吴，为什么有这样的凝聚力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孙权的善于用人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孙权又怎么个会用人呢？这么说吧，他是连别国的人才都了解，都想要的。比方说，他就曾料定杨仪和魏延在诸葛亮去世以后“必为祸乱”，这事在《祸起萧墙》一章讲过。孙权这话，是对费祎说的；而孙权对费祎，则是十分欣赏。费祎第一次出使吴国，孙权就看上他了。据《三国志·费祎传》，当时费祎以“昭信校尉”的身份使吴，孙权照例设宴款待。孙权这个人，原本就能言善辩（性既滑稽），开起玩笑来没有谱（嘲啁无方）。他手下的那些人，比如诸葛恪等等，一个个也都是铁嘴。结果席间便唇枪舌剑“论难锋至”。然而费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让孙权十分赞赏（甚器之）。孙权对费祎说，当今之世，先生可谓德才兼备（君天下淑德），必定成为蜀国的栋梁（必当股肱蜀朝），今后只怕很难见面了。

　　费祎如何舌战群儒，《费祎传》没有记载。《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恪别传》倒是记了一笔，不妨当作逸闻趣事来看。据说，当时费祎进入宴会厅时，因为孙权事先打了招呼，因此所有人都在低头吃东西，只有孙权站起来迎接他。费祎一见，便口占四言诗一首，道是“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这下子反倒是东吴这边没面子了。于是诸葛恪便也口占四言诗一首，道是“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算是扯平。但费祎仅仅嘲讽东吴群臣（他们也“罪有应得”），对孙权还是给足了面子（麒麟吐哺），格调显然在诸葛恪之上。

　　这种“口水战”，也是吴蜀外交史上常有的事情，并不妨碍邦交和相互之间的好感。它也只不过是“花絮”，并非外交谈判的内容。费祎使吴，一定还有更精彩的表现，因此孙权大为欣赏。据《费祎传》裴松之注引《祎别传》，孙权还“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之”。这是一种很重的情分。中国有句老话，宝刀赠烈士，货卖与识家。军人之间赠武器，起码认为对方是条汉子。何况是一国之元首赠予外国之使臣呢，又何况所赠之武器竟是自己的贴身之物呢。那是包含着敬重、欣赏、信任等多重含义的。所以费祎十分感动。费祎说，臣何德何能，能够受此重托？不过，刀，是用来“讨不庭，禁暴乱”的，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愿大王“勉建功业，同奖汉室”。臣虽然愚昧，却是一定不会辜负大王厚望的。

　　在这里，我们其实已经看出孙权用人的特点了，那就是“以情感人”。我对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包括虽非君主却是实际上领导核心的诸葛亮）的用人特点，有十二个字的概括：操以智，权以情，备以义，亮以法。也就是说，曹操靠智慧，孙权靠情感，刘备靠义气，诸葛亮靠法制。而且，正因为诸葛亮公开、公正、公平地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个人都勤奋向上（人怀自厉），忘我工作（佥忘其身）。可以这么说，诸葛亮的政府最像政府。

　　曹操、刘备、孙权的政府，就没那么像了。曹操的有点像沙龙，刘备的有点像帮会。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曹操、刘备，也包括孙权，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军阀到帝王的过程。与之相对应，他们的班子，也都有一个演变过程，即前期是将军幕府，后期才是帝王朝廷。幕府总是带有个人色彩的。主官是什么性格，幕府也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操以智，他的幕府就像沙龙；备以义，他的幕府当然也就像帮会，而且很有点像“丐帮”。

　　那么，孙权的幕府像什么？

　　像家庭。张昭是“仲父”，周瑜是“长兄”。张昭的“仲父”地位，是孙策时代就确定了的，我们在《江东基业》一章讲过。周瑜则从小就与孙策“独相友善”，而且两人“升堂拜母，有无通共”，是铁哥们。后来，孙权之母吴夫人还再次交代，说自己把周瑜看作亲儿子（视之如子也），要孙权把周瑜看作亲哥哥（汝其兄事之），我们在《中流砥柱》一集讲过。周瑜和孙权亲如家人，和鲁肃也亲如兄弟，所以孙权与鲁肃也亲。事实上，鲁肃来投奔孙权的时候，孙权就给他母亲送衣服，送帷帐，送生活用品，很像侄儿对婶娘。这事《鲁肃传》有记载。鲁肃呢？则是拜了吕蒙之母的，所以鲁肃和吕蒙也是兄弟。这事《吕蒙传》有记载。吕蒙与鲁肃是兄弟，鲁肃与周瑜是兄弟，周瑜与孙权是兄弟，这叫什么？“兄弟连”。

　　这一点很像刘备那边的情况，亲如兄弟，重情重义。不过相比较而言，刘备更重义，孙权更重情。这大约也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南人重情，北人重义。所以刘备与关羽、张飞他们的关系，自始至终贯穿的是一个“义”字，孙权这边则情感色彩甚浓。《周瑜传》说，周瑜去世时，孙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又亲自到芜湖迎接灵柩。即便很久以后，孙权也念念不忘周瑜，说当年打败曹操，夺得荆州，都是周瑜的功劳，因此“孤念公瑾，岂有已乎”！这是什么？这是感恩，也是念旧，更是有情。

　　孙权对鲁肃和吕蒙也一样。《鲁肃传》说，鲁肃去世时，孙权“为举哀”而且“临其葬”。《吕蒙传》说，吕蒙病重时，孙权把他接到自己的殿内住下，向全地区征求名医，想方设法为他治疗。当时给吕蒙治病，大约要用针灸。每次扎针，孙权都要心痛（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他想看看吕蒙的脸色如何，又怕见面要行礼，吕蒙太累，就在墙壁上挖个小洞偷看。如果吕蒙能稍微吃点东西，就眉开眼笑喜形于色。如果不能吃，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这不是很像对待自己的家人吗？

　　孙权的部下，似乎也有这种感觉，至少周瑜是有的。周瑜就说他和孙权的关系，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周瑜这话，是对蒋干说的。据《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蒋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看来也是个才貌双全的漂亮人物。此公是九江人，周瑜则是庐江人。当时九江和庐江同属扬州，所以两人算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于是曹操便派蒋干去做说客。具体时间，据《资治通鉴》是在建安十四年，所以不会有什么盗书的事。实际情况是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吃了亏，知道周瑜是个厉害角色，这才起了策反的心，想让蒋干把周瑜挖过来。

　　曹操的这点小心眼，周瑜哪能不知道？所以蒋干一到周营，周瑜就站在门口哈哈大笑，说子翼辛苦了！远涉江湖而来，怕是要为曹操做说客的吧？三天以后，周瑜又带着蒋干到处参观，然后设宴款待。宴席上，周瑜对蒋干说，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难得的是遇到一位“知己之主”，能够“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有这样的君臣际遇，就算是张仪、苏秦、郦食其活过来，周瑜也要摸着他的背，笑嘻嘻地把他顶回去（抚其背而折其辞），何况足下呢？蒋干知道周瑜说不动，便很识趣地一言不发（但笑，终无所言）。回去以后，蒋干便对曹操说，周瑜这个人宽宏大量，品格高尚（雅量高致），不是花言巧语可以离间的（非言辞所间），算是了却此事。

　　周瑜当然是“雅量高致”，但孙权也确实表现出“骨肉之恩”。无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周瑜的感受。不过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也会有亲疏远近吧？何况孙权形成这种用人风格也很正常，因为他那个东吴政权原本就是“家族公司”。孙权从小就在这个“公司”里面混，和那些淮泗将领们一起出生入死，结下深厚友谊是很自然的。何况那时孙氏集团还只是一支队伍，不是一个王朝，也没那么多繁文缛节（《周瑜传》就说孙权接班时“诸将宾客为礼尚简”），亲如家人并不奇怪。我们读《三国志》，不时都能发现孙权与群臣饮酒作乐打成一片的场面，很可能就是创业时期留下的遗风。

　　难得的是孙权能够把情感用于政治。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据《三国志·周泰传》，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兵退濡须口。孙权任命出身贫贱的周泰为平虏将军，镇守此地，以朱然、徐盛为副。孙权知道朱然和徐盛不会服气（并不伏也），便以巡视的名义来到军营，大宴群将。宴会上，孙权亲自给大家依次斟酒。走到周泰面前，突然让他脱下衣服，结果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原来，周泰的身上伤痕累累，简直体无完肤。孙权用手指着这些伤痕，问周泰是怎么回事。周泰则一一作答，说明它们都是哪一场战争中所负之伤。据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这时孙权哭了。他拉着周泰的手臂，叫着周泰的字说，幼平呀幼平，你为孤兄弟作战，是把命都搭上了！孤怎么能不把你当作亲兄弟（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又怎么能不委你重任呢（委卿以兵马之重乎）？放心干吧，不要因为出身寒门就有所顾忌（勿以寒门自退），孤和你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孤当与卿同荣辱，等休戚）！于是，不但朱然、徐盛，所有人都服了。

　　孙权的这种“骨肉之恩”，不仅体现在周瑜、周泰这样跟着孙策打江山的淮泗将领身上，也体现在其他人身上，比如诸葛瑾。据《三国志·诸葛瑾传》，夷陵之战前，由于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又曾写信给刘备，劝他退兵，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诸葛瑾“里通外国”。而且，据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这事闹得沸沸扬扬（颇流闻于外），连陆逊都感到压力，建议孙权设法制止流言。孙权一面公开表态，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不会背叛孤，就像孤不会背叛子瑜。同时又给陆逊写信，说孤与子瑜共事多年“恩如骨肉”，深知子瑜的为人是“非道不行，非义不言”。想当年，孔明先生出使我方，孤曾经想让子瑜把孔明留下来（又是一个挖墙脚的）。孤对子瑜说，弟弟追随哥哥，天经地义嘛！只要孔明先生愿意，孤自然会向刘玄德解释的。你知道子瑜怎么说？他说，舍弟既然跟了刘豫州，那就“义无二心”。舍弟不会留在将军这里，就像在下不会投奔刘豫州一样。你看，此心真可谓神明共鉴啊！所以，孤已经把那些诬告信转给子瑜了。你这封信，孤也会转过去，让子瑜知道你的好心。你放心，孤与子瑜，可谓“神交”，决不是流言蜚语可以离间的。

　　毫无疑问，这就是“用人不疑”了。这也是用人之道的基本原则，但孙权又有孙权的特色，那就是不但“言行计从”，而且“恩如骨肉”。他和诸葛瑾是“恩如骨肉”，与周瑜、周泰则有“骨肉之恩”，孙权的将军幕府，岂非很像家庭？他的信任除了理性（知道对方可信任），岂非还多了一份情感？当孙权向诸葛瑾表达这份情感时，其他人岂非也感同身受？当所有的人都感同身受时，岂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事实上，就有原本属于别国的人，为他真情所感动，成为了他的重臣，比方说潘濬（音俊）。

　　潘濬原本是刘备的人，在刘备手下做一个小官，关羽被杀后跟了孙权。据《三国志·潘濬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当时荆州的官吏都归顺了孙权，唯独潘濬“称疾不见”，实际上是不肯投降。孙权听说后，就派人去请他，把他从家里用床抬出来。潘濬脸朝下趴在床上不动，泪流满面，悲痛哽咽，不能自止。孙权就叫着他的字，安慰问候（慰劳与语），还让身边的人用手巾为他擦眼泪。于是潘濬感动，死心塌地辅佐孙权。顺便说一句，孙权后来还让潘濬感动了一次。情况和诸葛瑾一样，也是被别人诬告，而孙权信任如故。

　　孙权用人，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他和曹操一样，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用人不看门第，不论身份，不计仇怨，不求全备。比如步骘“种瓜自给”，阚泽“家世农夫”，陈表“将家支庶”，张梁“未有知名”，刘基仇人之子，甘宁敌国之将，凌统使气杀人，胡综嗜酒如命，孙权都量才使用，各尽其能。此外，他还能虚心纳谏，检讨自己，这也和曹操一样。

　　还有一点也很像，那就是他们的优点都表现在早年、前期，晚年和后期就不好说了。孙权晚年，不要说与群臣不再“恩如骨肉”，便是自己家里，也无骨肉情意可言。孙权一共有七个儿子。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七子孙亮。孙登是第一任太子，死在孙权的前面，总算没有遭太大的罪。孙虑二十岁去世，也算没有遭罪。孙休是吴国第三任皇帝，当了六年，三十岁去世，谥号景皇帝，还算不错。但他的皇后和两个儿子都被孙晧杀了，也很惨，但这是后话。

　　最惨的是另外四个。三子孙和（第二任太子）与四子孙霸（鲁王）因为争宠，结果一个被废（孙和），一个赐死（孙霸）。而且，孙和这个废太子，后来还被权臣孙峻（孙坚弟孙静曾孙）所杀。五子孙奋，后来也被孙晧所杀。七子孙亮倒是当了皇帝（第二任），但他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也是他的哥哥）孙休逼死或者毒杀。孙休杀了弟弟孙亮，他自己的皇后、儿子又被哥哥孙和的儿子孙晧所杀，你说这都是什么事！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晧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这是“骨肉情深”吗？否！是“骨肉相残”。

　　这是家庭，再说朝廷。孙权后期朝廷的情况如何呢？君王无端猜忌，群臣胆战心惊。为什么呢？因为孙权实行特务统治。嘉禾年间（公元232— 237年），也就是孙权五十一岁以后，他开始信任一个名叫吕壹的校事官。校事也叫典校、校曹、校郎、校官，曹魏和孙吴都有。其任务，按照缪钺先生《三国志选》的解释，是充当帝王耳目，刺探军民言行，说白了就是特务。而且吕壹这个特务，还特别猖狂。《顾雍传》的说法，是“毁短大臣，排陷无辜”，《步骘传》的说法，是“吹毛求瑕，重案深诬”。但是孙权听他的，结果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据《三国志·是仪传》，有一次，吕壹诬告曾经担任江夏太守的刁嘉诽谤朝廷。孙权勃然大怒，将刁嘉下狱，查问同党。受牵连的人害怕，都说听见过刁嘉的恶毒攻击，只有是仪说没听过。孙权更怒，越追越紧，所有人吓得气都不敢出（群臣为之屏息）。是仪说，刀都架到脖子上了，我还撒什么谎？没听见就是没听见嘛！孙权这才放了刁嘉。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是仪，一颗人头岂不就莫名其妙地落地了？

　　实际上孙权的晚年，简直就是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喜怒无常。比如名士虞翻，仅仅因为在宴会上装醉，就差一点被孙权杀掉。（见《三国志·虞翻传》）太子太傅张温出使蜀国前，孙权“甚见信重”。回国后，孙权却莫名其妙地怀疑他“里通外国”，又忌恨他“声名大盛”，认为此人“终不为己用”，竟然千方百计找岔子整他（思有以中伤之）。正好有个案子与张温有关系，孙权便将他下了大狱，后来又罚往本郡做苦力。（见《三国志·张温传》）凡此种种，和早年、前期的“恩如骨肉”判若两人。所以严冷先生便在《三国史话随笔》中说，孙权怕是得了老年痴呆症。

　　这当然是玩笑话。虞翻和张温遭遇，背后都有极为复杂的政治原因，以后还要细讲。但根本的原因，则是君主制度。君主制是一种放大了的家长制，孙权就是典型的家长作风。这些人从来就是唯我独尊的，也从来就是翻脸不认人的。实际上历来所谓“雄略之主”，几乎无不猜疑，尤其是在晚年。比如曹操、刘邦，还有更早的句践，都是。陈寿在《吴主传》的评语中，说孙权“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其实是一语双关。事实上孙权确实像句践，既能够忍辱负重，又能翻脸不认人。这正是此类人物的共性，尽管他们一个是越王，一个是吴帝。

　　更何况孙权这个人，本来心肠就狠疑心就重，陈寿就说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而且越到晚年就越是严重（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这也不奇怪。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特点也都是双刃剑。孙权是很重情感，但多情者往往多疑，情天往往也同时是恨海。爱之深则恨之切，因此“恩如骨肉”和“果于杀戮”，无非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所以孙权变得很厉害，也变得很合理，包括他的冷落张昭，逼死陆逊。

　　那么，这两位重臣为什么又会受到不公待遇呢？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