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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兵临城下

　　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孙权坐稳了江山，刘备得到了诸葛亮，原本希望厉兵襄阳以观时变的刘表好日子到头。建安十三年，孙权和曹操都开始对荆州下手，刘表和他的荆州，包括依附他的刘备，都面临危机。那么，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前文讲到，胸无大志也没有雄才大略的刘表，原本是想在这个群雄逐鹿弱肉强食的时代苟全偏安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荆州注定要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孙权终于先下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孙权实施鲁肃和甘宁的战略规划，在曹操从乌丸返回邺城的时候，出兵西征，一举剿灭了刘表的大将、江夏太守黄祖。其实孙权征黄祖，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结果是“破其舟军”；第二次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结果是“虏其人民”。这一回最厉害，是“屠其城”而“枭其首”。黄祖彻底灭亡了（屠城，即“毁其城，杀其民，若屠者然也”，是历史上一种极其野蛮的行径）。

　　孙权灭黄祖是有原因的。表面上的原因，是要报杀父之仇（孙坚是在和黄祖作战时中流矢而死）；实际上的原因，则是图谋荆州。荆州地处吴之上游。孙权即便为了自身安全，也要打荆州的主意；而黄祖身为江夏太守，距离江东最近，当然要拿他开刀。事实上，孙权破江夏、灭黄祖后，势力已向西部扩展，可以觊觎江陵、贪图襄阳、鲸吞荆州了。

　　孙权的胜利让曹操感到时不我待。曹操很清楚，荆州一旦为孙权所有，整个中国的形势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前面说过，曹操也是早就想拿下荆州的，而且做了准备。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在邺城造玄武池，训练水军。这是军事上的准备。六月，曹操罢三公官，重新设置丞相和御史大夫职务，并自任丞相，大权独揽。这是政治上的准备。此外，曹操还派张辽屯兵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于禁屯兵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乐进屯兵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保卫许县，以防不测。又安抚马腾，推荐他做卫尉，同时将其家属扣在邺城，成为实际上的人质，以解除后顾之忧。做完这些事情以后，曹操于七月份出兵南征刘表。

　　几乎在同时，刘表也一病不起，并于八月身亡。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刘表临终前曾托国于刘备，被刘备婉言谢绝。刘表说：“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英雄记》的说法是代理荆州刺史）刘备回答说：“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有人劝刘备接受，刘备说：“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这事裴松之认为不实（此亦不然之言），我也认为靠不住。上一章我们讲过，刘表对刘备的态度，如《三国志·先主传》所说，是“疑其心，阴御之”，怎么会把荆州拱手相让？何况刘表和他老婆早就选定了接班人，这个人就是刘琮。裴松之说：“表夫妻素爱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这是在理的。《后汉书·刘表传》说，刘表病重时，长子刘琦从夏口到襄阳来探视，竟被挡驾，不得相见。刘琦都见不到的人，刘备怎么见得到？刘备和诸葛亮暗中支持刘琦，蔡瑁一伙不会完全不知道，他们又怎么会让刘备去见刘表，让刘表托国于刘备？何况，就算他们不知道刘备和刘琦的关系，刘备是一个不肯甘居人下的枭雄，他们总是知道的，岂能在这关键时刻让刘备去见刘表？从《后汉书》所说的情况看，病重时的刘表实际上已经被这一伙人控制了；而屯兵樊城的刘备，消息也并不灵通（比如后来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就完全蒙在鼓里）。刘备和刘表，应该说没有可能相见。

　　没有可能的事，为什么会有人信以为真呢？原来这事是刘备自己所说。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孔衍《汉魏春秋》，刘备曾对人说过“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的话。这话司马光认为属实，而且写进了他的《资治通鉴》。当然，“托孤”和“托国”略有区别。但把刘琦和刘琮托给刘备，也等于交出了荆州。何况“托孤”也好“托国”也好，二刘总要见面。刘备和刘表既然不可能相见，又怎么可能有“托孤”之事呢？

　　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刘备说了假话。这也没什么。当时，曹操长驱直入兵临城下，荆州大难临头人心浮动。一些人不愿意荆州落入曹操之手，也很清楚无论刘琦还是刘琮，都抵挡不了曹操的凌厉攻势，便寄希望于刘备。刘备自己也不想失去荆州，至少不想失去荆州的人心。荆州对于他，进，是成就霸业的根据地；退，是保全性命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刘备需要荆州，荆州也需要刘备。刘备的话，无妨看作一种稳定人心的策略。

　　第二种可能，是刘表确曾“托国”于刘备，但并非真心，而是试探。我们知道，刘备到荆州以后，笼络人心网罗人才，曾经引起刘表的警惕，《三国志·先主传》说得很清楚：“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刘表既然在平时都疑心颇重，临终前又怎能放心？这就要试探，甚至威胁。我甚至怀疑刘表说“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时，屋后已埋伏着蔡瑁他们安排的刀斧手。刘备“天下枭雄”，政治经验丰富，还能不明白其中利害？便说了一句漂亮话：“诸子自贤，君其忧病。”其实刘表那两个宝贝儿子贤不贤，两个人心里都有数，这番话不过演戏做秀而已。这也同样不奇怪。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乱世，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所以，把刘表的“托国”和刘备的“谦让”看作“高风亮节”，不过腐儒之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点“历史意见”。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优胜劣汰强者为王，乃是天经地义；而由刘备接管荆州，则是保全荆州的最好方案，有什么好让的？诸葛亮不是早就说了吗——“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可见并无道德问题。实际上刘备此时没有欣然从命取而代之，并非“不忍”，而是“不能”。所谓“吾不忍也”云云，也是做秀。同样，诸葛亮建议刘琦出任江夏太守，既是帮了刘琦一把，也是为刘备留了后路。

　　刘琦出走没多久，刘表便一命呜呼，接班人自然是刘琮。这时曹操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会兵临城下。《三国志·刘表传》说，当时蒯越、韩嵩、傅巽（音训）等人都劝刘琮投降。刘琮说，我就不能和诸位一起守住先君留下的基业，以观天下之变吗？傅巽说，不能。“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对抗人主，是以逆抗顺；以地方对抗中央，是以弱战强；以刘备对抗曹操，是以卵击石。我们三个方面都不行，还要对抗王师，那是找死。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傅巽下面的这段话。傅巽问刘琮，将军自己想想，你比得上刘备吗？刘琮说，比不上。傅巽说，那好！“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也就是说，如果刘备打不过曹操，将军就无法自保；如果刘备打得过曹操，他还会再做将军的部下吗？刘琮一听就明白了。对抗曹操，无论输赢，自己都没有好下场，那还不如投降呢！

　　刘琮投降，不敢告诉刘备，刘备也不知道。等到曹操大兵已至南阳郡的宛城，刘琮才派宋忠去和刘备讲。《三国演义》说宋忠是刘琮派到宛城给曹操送降书的人，回来的路上被关羽拦截捉拿，并非事实。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汉魏春秋》，事实是刘琮派宋忠向刘备“宣旨”，刘备“乃大惊骇”，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做事，大祸临头才来和我说，不觉得太过分了吗？于是拔出刀来对宋忠说，我今天就是宰了你也不解恨，只不过不想弄脏了我的刀，也不想丢我的人！

　　不过此时此刻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刘备唯一的选择是走为上计，便带着诸葛亮和徐庶等人往南走。《三国演义》说刘备出走之前，诸葛亮在新野放了一把火，于史无据。此前的“火烧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应该是刘备所放（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没诸葛亮什么事。

　　有事是在南撤途中，不过这有事也等于没事。《三国志·先主传》说，当时刘备驻兵樊城，在汉水之北，刘琮的襄阳则在江南，诸葛亮便劝刘备攻击刘琮。按照诸葛亮的意见，刘琮根本就不堪一击，而只要拿下襄阳，荆州就是自己的了。然而刘备说“吾不忍也”，谢绝了诸葛亮的建议。这事吕思勉先生认为未必确实。吕先生说：“当时的襄阳，人心自然不定，攻破它自然是容易的，（但是）转瞬曹操的大兵来了，却如何能守呢？诸葛一生唯谨慎，怕不会出这种主意罢？”当然这也说不清。反正刘备没有攻打襄阳，只在路过襄阳的时候对刘琮喊了一番话，然后继续南逃。

　　刘备跑得快，曹操追得也快。据《三国志·荀彧传》，出征前，曹操曾问计于荀彧。荀彧认为，现在“华夏已平，南土知困”，是夺取荆州的大好时机，但必须速战速决。因此他建议曹操“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即在大张旗鼓由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和叶县（叶音摄，今河南省叶县南）进军的同时，率轻骑兵抄小路向襄阳和江陵挺进。曹操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襄阳是刘表老窝，而江陵则囤积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水战必需的舰船。这是决不能让刘备得手的。于是采纳荀彧的建议，浩浩荡荡由宛城、叶县向荆州挺进（直趋宛、叶如彧计），走到半路，留下辎重，自己率轻骑兵直扑襄阳，《三国志·先主传》的说法是“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曹操抵达襄阳后，得知刘备已向江陵逃窜，又亲点五千精锐骑兵，以一天一夜三百里的速度追了过去，试图将他那个眼中钉、肉中刺一举歼灭。

　　曹操的速度快，刘备却是跑得快，走得慢。说他“跑得快”，是说他逃跑的决心下得快，实际上却走得很慢。走得慢的原因，是他路过襄阳时，当地许多士人、百姓，包括刘琮的部下都跟着他南撤，随行人员多达十几万，辎重数千辆。这样一支队伍，呼朋引类，扶老携幼，一天只能走十几里。《三国志·先主传》说，当时有人劝刘备不要再管这些人了，赶快率轻军保江陵。然而刘备不肯。他派关羽率领水军，走水路到江陵会合，自己则坚持和众人同行。对此，刘备的解释是：“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据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说，这可能就是“以人为本”一语最早的出处。但必须指出，刘备的“以人为本”，和我们现在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不同的。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是要以人为“根本”；刘备讲“以人为本”，恐怕更多的是以人为“资本”。我们知道，在东汉末年的政治博弈中，刘备的资本或者说本钱是不太多的。但他所到之处，都备受尊敬和欢迎，其原因就如程昱所说，他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人望、人缘、人心，是刘备的本钱和资本，也是他的根本和基本。一旦丢失，就一无所有。何况，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刘备既然有得天下之意，就必须先得天下之心，这就是“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含义。因此，尽管追兵在后危险在前，他也不能丢了这个“本”。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要做事业，手下一定要有人”，和道德不道德、仁慈不仁慈没有关系。

　　同样，襄阳地方有那么多人跟着刘备走，也未必因为在他们眼里，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更未必是要跟着刘备打江山，不让曹操得手。吕思勉先生说得好：“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有人说襄阳士民追随刘备，是害怕曹操屠城，这也是不确的。没错，曹操是干过屠城的事。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事影响极其恶劣，荀彧就批评了曹操，曹操后来也接受了教训，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反正，自徐州事件后，曹操已经明白屠城这种野蛮行径并不利于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何况刘琮已经不战而降，有什么必要滥杀无辜呢？曹操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总之，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很有一些人跟着刘备走了。此时古风尚存，士人和官员迁移必是拖家带口举族而行的，因此人数极多。于是双方的形势便不可同日而语。曹操日行三百里，刘备日行十几里，曹操很快就追上了刘备。两军在当阳的长坂（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相遇，胜败几乎不言而喻。《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只有短短一行字，但刘备当时的狼狈已跃然纸上：“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可怜的刘豫州，这时不但再也讲不得“以人为本”，就连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了。

　　这一仗虽然是刘备惨败，但维护刘备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做足了文章。“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坂”，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些事也都有根据。《三国志·赵云传》说：“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张飞传》说：“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可见赵云救阿斗是实，但刘备并没有摔孩子；张飞“长坂坡一声吼”也是实，但并没有“吼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桥是张飞拆掉的。

　　刘备虽然靠张飞保全了性命，靠赵云找回了妻子，但他并没有出路。前往江陵的道路已被曹操截断，他只有东行，和关羽、刘琦会合。但是，刘琦手上，只有一万人马；关羽手上，也只有一万水军。这两万人合起来，能抵挡曹操的泰山压顶吗？

　　就在刘备一筹莫展的时候，鲁肃来了。

　　鲁肃是日夜兼程一路赶过来的。原来，刘表病故后，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立即意识到这件事对于江东的重要性。据《三国志·鲁肃传》，鲁肃对孙权说，荆州这个地方，极具战略意义，不可掉以轻心。鲁肃说，荆州“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如果能“据而有之”，那就是“帝王之资”。现在刘表死了，两个儿子早有矛盾，军中将领也各有彼此，再加上刘备这个“天下枭雄”夹在当中，未来局势很不明朗。刘备在刘表这里是很不得志的（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和曹操又有矛盾（与操有隙）。如果现在他和刘琦、刘琮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我们就应该与之联盟；如果他们同床异梦、互不合作，我们就应该另打主意，以济大事。所以，请将军派我以吊唁的名义出使荆州，到那里去探探虚实，做做工作。

　　鲁肃的想法其实很明确，那就是要利用刘表去世这样一个机会，实施他那个“东吴版”或者“孙权版”的《隆中对》。其战略目标，是将荆州“据而有之”，以为孙权的“帝王之资”；其战术方案，则是联合刘备来对抗曹操（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而且，鲁肃断定刘备“必喜而从命”。那样一来，就“天下可定”了。因此他请孙权早做决断。如果不早去，就怕曹操抢了先（恐为操所先）。

　　做出这个决断不太容易，因为孙权和刘表，或者说江东集团和荆州集团是世仇。孙权的父亲是被黄祖杀死的，黄祖也刚刚被孙权所杀。但孙权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就不会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他马上就批准了鲁肃的计划，鲁肃也立即启程。然而曹操的动作更迅速。鲁肃从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走到夏口（今武汉市汉口），曹军已向荆州；走到江陵，刘琮已经投降。措手不及的刘备从樊城出走，准备南下渡过长江。鲁肃得到消息，立即北上，与刘备相会于当阳长坂。

　　对于兵败如山倒、已经狼狈不堪的刘备来说，鲁肃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鲁肃和刘备有这样一番对话。鲁肃问刘备，豫州现在准备到哪里去？刘备说，准备投靠苍梧太守吴巨。鲁肃说，吴巨是个凡人，远在天边，自身难保，还能保护将军吗？依鲁肃愚见，不如和孙将军联合，共图大业。孙将军聪明仁慧，礼贤下士，兵多将勇，众望所归，而且拥有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六郡之地；如果贵我双方联盟，足以成就大事呀！而且，据《三国志·鲁肃传》，为了促成此事，鲁肃还和诸葛亮套近乎，说我是令兄诸葛瑾先生的好朋友啊！

　　其实这话也可说可不说，因为这个方案很对刘备心思，也符合诸葛亮在隆中定下的规划和方略。结果如《三国志·鲁肃传》所说，是“即共定交”。于是刘备、诸葛亮和鲁肃同行，与前来接应的关羽、刘琦一起，率军东向，从当阳来到夏口（后来又到樊口）。这时曹操也没有再追杀刘备，而是率军直扑江陵。刘备似乎可以喘口气了。

　　然而曹操却并不让刘备消停。他在得到了江陵的军需物资以后，就决定顺江东下。曹操的矛头自然是指向刘备的，至少刘备是首当其冲；而孙权的态度和立场却不明确，也不明朗，《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诸葛亮就向刘备提出立即出使东吴，说服孙权联盟抗曹的建议。诸葛亮的说法是：“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这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然而在《三国演义》里面却还有一场忸怩作态：“肃坚请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许。”这其实是小说家言，事实应该是诸葛亮挺身而出，刘备当机立断，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装腔作势。生死攸关，岂能儿戏？后来，诸葛亮在他的《出师表》里回忆说，“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说的就是这件事。我们从他的话里，不难想见当时的气氛。

　　显然，这是关系到刘备集团生死存亡的事情。但这件事的成功与否，却并不取决于刘备方面的一厢情愿，也不完全取决于诸葛亮的外交才能。其根本所在，还在于江东集团的政治利益。那么，孙权集团的态度如何？诸葛亮能完成他的使命吗？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