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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临危受命

　　曹操南征荆州，势如破竹；刘备败走当阳，求救江东。这就使原本计划要夺取荆州与曹操划江而治的江东集团，处于一个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遗患。面对如此难题，帮助孙权做出决策的究竟是谁？

　　前面我们讲到，鲁肃从柴桑赶到当阳，说服了刘备与孙权联合，并一起来到夏口。这时，曹操已经占领了江陵，获得了大量军需物资，即将顺江东下。感到事态严重的诸葛亮临危受命，奔赴江东“求救于孙将军”。鲁肃和诸葛亮都在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也都在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而他们的成功与否，就全看孙权如何决策了。

　　孙权的决策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在曹操和刘备之间做一个选择。论亲疏，孙权和曹操是姻亲——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娶了孙权的侄女。辈分关系虽然有点混乱，总归结了亲。不像刘备，非亲非故，八竿子打不着。论强弱，按照《三国志·刘晔传》的说法，曹操南征荆州时已是“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四海”，可谓实力雄厚；刘备则本无力量，又遭打击，落落如丧家之犬。论情感，孙权对曹操是又恨又怕又作恭敬状，对刘备这个“天下枭雄”则谈不上喜欢不喜欢，至少犯不着去管他的死活。但是，曹操的手伸到自己的隔壁，而且是自己觊觎的地方，孙权是不高兴的。何况这次被消灭的是刘备，下一步可能就会轮到自己。至少，占据荆州的计划就会落空。这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孙权不会没有；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孙权也不能不考虑。

　　但是决策却很难。因为有一笔账很清楚，那就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火中取栗不烧手的事。一旦介入曹刘之争，那就再也脱不了干系。何况刘备这个“天下枭雄”，也不是什么“善类”，帮他等于帮强盗，弄不好还会引狼入室。问题是袖手旁观就安全吗？也未必。想当年，刘表在官渡之战时采取中立态度，结果是曹操灭了袁绍又来灭他。总之，帮助刘备，无异于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则等于助纣为虐。反过来说也一样：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遗患。联刘不是，降曹不是，守中立也不是。这就尴尬，也就两难。何去何从，对年轻的孙权（二十六岁）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因此，在事态还不严重，情况还不明了的阶段，孙权的态度是犹豫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当时孙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应该说是准确的描述。然而孙权最后却决定联刘抗曹。正是由于孙权的这一决策，曹操的势力再也无法到达南方，历史也开始由诸侯混战变成三国鼎立。因此，这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决策。但问题是，原本打算“观望成败”的孙权，最后为什么会毅然介入曹刘之争？究竟是谁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在一般人看来，扭转了乾坤的当然是诸葛亮。这显然是受了《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的影响。尤其是《三国演义》，还特别安排了“舌战群儒”和“智激周瑜”，似乎不但“主和派”的投降论调要靠诸葛亮来痛斥，就连周瑜也都需要他来“激励”，鲁肃则只能傻乎乎地干着急。《三国演义》是小说，且不去管它。《资治通鉴》是正史，就不能不讨论了。

　　那我们就先来看《资治通鉴》怎么说。

　　《资治通鉴》说，鲁肃到当阳见到刘备和诸葛亮后，双方一拍即合（即共定交）。于是刘备采纳鲁肃的计策（备用肃计），进驻鄂县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诸葛亮则和鲁肃一起到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去见孙权。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国志》的《先主传》、《关羽传》、《吴主传》、《周瑜传》和《鲁肃传》，都说是到夏口，不是樊口。到樊口是《江表传》的说法，而且应该是诸葛亮使吴以后。但这是小问题，且看它后面怎么说。

　　按照司马光的描述，诸葛亮应该很快就见到了孙权。诸葛亮一出场，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才能。作为荆州方面的代表，诸葛亮和孙权初次见面，自然要有一段开场白，以便分析形势，介绍情况，说明来意。这话如果是由平庸之辈来说，八成不是客套话，就是打官腔。但到了诸葛亮那里，却变成了折冲樽俎的经典，可以看作外交学的绝妙教材。

　　诸葛亮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这话精彩！表面上看，诸葛亮只不过平平淡淡地描述了局势，回顾了历史，但这三言两语之中，却埋下了伏笔，充满玄机。我们知道，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并非只有曹操、刘备、孙权三家。已经被消灭了的，比如袁绍、袁术、吕布等等，或许可以不算，刘璋、张鲁、马超他们也不算？但是诸葛亮只字不提。不提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们不值一提，也可以解释为现在要谈的事情与他们无关。但既然只说当前之事，那就应该说“并争荆州”，不该说“并争天下”。说“并争天下”，等于说三分天下的就是我们，或者能争天下的就是三家。这就把《隆中对》的观念和思想，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给孙权了。

　　与此同时，诸葛亮又不动声色地传达了第二个信息，那就是在这三家中，我们两家是统一战线，因为是我们两家“与曹操并争天下”，曹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知道，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政治斗争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不说，但又不能刻意去说。刻意去说，不是引起猜疑，就是引起反感。尤其是作为刘备的代表，就更不能那么说。因为就实力而言，刘备和曹操、孙权实在不能同日而语。曹操拥有半个中国，数十万大军，孙权也好歹有江东六郡十万精兵。刘备呢？对不起，只有一郡之地两万人马，这还是算上了刘琦的那一份。如果诸葛亮公开亮出“统战”旗号，恐怕孙权肚子里就会冷笑：就你那个要啥没啥的刘豫州，也和我同日而语？但现在诸葛亮只是讲历史，讲情况，孙权就没有什么话好说。孙权不说，也就等于默认。

　　于是，轻飘飘一句“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就使刘备获得了和孙权平起平坐的地位，也使自己获得了和东吴方面对等谈判的地位，还不动声色地把孙权拉下水，把他置于和曹操敌对的地位。这可真是一箭数雕。好了，既然我们两家是统一战线，曹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你还不赶快出兵帮我们打？要知道，这才是诸葛亮出使东吴的真正目的。这根骨头，就这么不显山不露水地埋在了开场白里面，诸葛亮的外交能力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孙权集团确实发家于江东，所以“将军起兵江东”的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刘备却并非在汉南起兵，他起兵是在涿郡的涿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涿州市，为什么要说“收众汉南”？我认为诸葛亮的用心很深。我们知道，刘备从汉灵帝末年起兵到依附刘表，一直是寄人篱下，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一个没有独立地位的集团，是没有资格和孙权这样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国王对话的。但是现在刘表死了，诸葛亮来了，刘备也独立了。“收众汉南”就是独立的标志。所以，诸葛亮回顾历史也好，描述现状也好，都不能说“起兵涿郡”，只能说“收众汉南”。这就等于告诉孙权，我们刘豫州和你孙讨虏一样，也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君主，而且我们将来还要三分天下。现在，还是赶紧把“与曹操并争天下”的局面定下来吧！

　　这些就是诸葛亮“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这句话的话外音。短短二十四个字里面竟然暗藏着那么多的潜台词，孔明不愧谈判高手！

　　不过东吴方面也未必就那么好糊弄。好吧，就算你们刘豫州和我们孙讨虏一样，也是一方霸主，甚至可以和曹丞相叫板抗衡，那怎么不继续待在荆州呢？又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搬救兵呢？这就必须有个交代。但这个问题不能深究，只能敷衍了事。于是诸葛亮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现在，曹操已经平定了中原，攻破了荆州，威震四海。我们刘豫州“英雄无用武之地”（《三国志》的说法是“英雄无所用武”），所以到了这里（故豫州遁逃至此），请将军根据自己的力量做一个决断，看看应该怎么办（愿将军量力而处之）。

　　这可真是太极高手！一句“英雄无所用武”，一句“量力而处之”，轻飘飘四两拨千斤，球就踢到孙权那里去了。按照诸葛亮的这个说法，似乎刘备既未战败，也不狼狈，有麻烦的倒是孙权，还要他自己“量力而行”，也不想想这麻烦是谁给孙权惹来的。

　　但你不能说诸葛亮不对，因为他话里有话，而且是给孙权交底。没错，我们刘豫州确实没有用武之地，却也因此没了麻烦，因为反正是死路一条，了不起拼它个鱼死网破。反倒是您孙将军，虽有用武之地，却也有不少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你观望狐疑，犹豫不决，“事急而不断”呀！所以诸葛亮对孙权说，如果江东能够和中原抗衡，不如及早和曹操一刀两断。如不能，就应该偃旗息鼓，俯首称臣。像将军这样，表面上唯命是从，实际上心怀二志（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火烧眉毛却当断不断，恐怕马上就会大祸临头（祸至无日矣）。这意思就再清楚不过：我们刘豫州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您孙将军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如果用得不好，就是麻烦，阁下就看着办吧（量力而处之）！

　　明明是自己走投无路，只好“求救于孙将军”，却偏说是孙权有麻烦，还要做出一副设身处地替他谋划的样子，这可真是反客为主，得了便宜又卖乖！孙权当然不吃这一套，马上就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你们刘豫州怎么就不投降呢？

　　这话说得够损，挖苦讽刺之意溢于言表，也不好回答。诸葛亮却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想当年，齐国壮士田横不过是个匹夫，尚且不肯投降（守义不辱），何况刘豫州！我们刘豫州可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望所归（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呀！我们是铁定要抵抗的。如果抵抗失败，那是天意（此乃天也）。投降，却是万万不能！

　　这就只能看作外交辞令了。没错，刘备当然是英雄，但并非从来就不投靠他人，或投降他人。在此之前，他可是在不断地改换门庭，包括投靠曹操，也包括投降别人。当吕布来袭击他，俘虏了他的老婆孩子时，他不也“求和于吕布”吗？那个时候，刘备难道就不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当他一会儿投靠陶谦，一会儿投靠吕布，一会儿投靠曹操，一会儿投靠袁绍时，他的“骨气”在哪里？毕竟，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何况我们这位“刘皇叔”，可历来就是能屈能伸的。近来学得乌龟法，该缩头时且缩头，才是他的一贯作风。《三国演义》有诗咏刘备云：“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倒是说准了刘备的性格。可见“守义不辱”是大话，“随机应变”才是实话。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因此谴责或者小看刘备，但也别真以为他是宁折不弯的什么“铮铮铁汉”。其实，这回那位刘豫州不肯投降哪里是骨头硬？他是吃准了曹操根本就不会放过他，投降也没用，只能死硬到底。

　　当然，这些话诸葛亮不能说穿，何况诸葛亮的说法也并不错。要知道，当时刘备集团的处境十分危险，除了抵抗到底别无出路，而孙权方面却还很犹豫。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刘备方面的使节，无疑只能以高尚的道德激励对方，决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至少，诸葛亮这样说，就把刘备方面准备抵抗到底的信息，传达给了孙权。这对于双方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诸葛亮这么说，也可能是认为二十六岁的孙权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要激他一下。果然，孙权吃不消了，勃然变色说，我孙某又岂能以六郡之地十万精兵受制于人？于是当场表态：“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

　　诸葛亮达到目的了，但孙权还是有点不放心，也不买“英雄无所用武”的账，直截了当就问：“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便又向孙权陈述了战胜曹操的可能性，以及曹操失败的必然性。诸葛亮说，曹操率领轻骑兵千里奔袭，杀到这里已成强弩之末，哪里会有战斗力？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哪里会有战斗力？刘琮的部队投降曹操，原本是迫于压力，并非心悦诚服，又哪里会有战斗力？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些判断完全正确。更重要的是，诸葛亮还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刘备虽然败于长坂，但剩余部队加上关羽的水军，也还有一万人马，刘琦那里也有一万。荆州水军，并没有全都落到曹操手上。实际上，江东集团对于是和是战之所以一直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为刘备已全军覆没，荆州已全部沦陷。既然刘备方面还有这么多的力量，那就太让人欣慰了！

　　于是“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但长史（秘书长）张昭等人却都主张投降曹操，只有鲁肃私下里表示了不同意见，并劝孙权召回在外地的周瑜。周瑜自然也是主战的。有了他们两个的支持，孙权最后下定了决心，支援刘备对曹作战，并且作了部署。这就是《资治通鉴》所说孙权决策的整个过程。按照这个顺序，诸葛亮说服孙权在前，鲁肃旁敲侧击、周瑜推波助澜在后。孙刘联盟，是诸葛亮外交活动的辉煌成果。

　　不可否认，《资治通鉴》这一段讲述是有依据的，基本上是照抄《三国志》正文及裴注，只有个别文字不同（比如将“英雄无所用武”改成“英雄无用武之地”），无伤大雅，也没有添油加醋，应该说真实可信。但是这里面有问题。问题的关键，就是《三国志》并没有告诉我们孙权和诸葛亮的这次谈话是在什么时候。比方说，是在和“群下”商量讨论之前呢，还是之后？这个问题，《三国志》是没有说的。这里面可是大有文章。因此我们要问，孙权是否可能不和任何人商量，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拍板表态？

　　我认为不可能。

　　第一，曹操发动的这场战争，原本就不是冲着孙权来的。《三国志·武帝纪》说得很清楚：“公自江陵征备”，“公至赤壁与备战”。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也包括后来的赤壁之战，原本是曹刘之战，孙权是被拖下水的。既然曹操打的是刘备，夺的是荆州，并不关孙权什么事，孙权又怎么可能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卷入这场是非，去蹚这汪浑水？有人说是因为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这就实在太“小儿科”了一点，未免把历史文学化，视政治为儿戏了。要知道，政治家进行决策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孙权也不例外。不错，孙权当时是还年轻，却也少年老成，哪里会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一样，你一激，他就跳将起来？

　　第二，孙权集团内部对于此事一直有不同看法。不少人主张倒向曹操，甚至投降曹操。这一派，我们无妨称之为“主和派”，或“降曹派”，或“鸽派”。鲁肃、周瑜等人则主张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一派，无妨称之为“主战派”，或“联刘派”，或“鹰派”。这两派的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正所谓“文要降，武要战，纷纷不定”。当然，这话是戏文里说的，不能看作史料；按照文臣武将来区分两派，也未免简单了一点。但“纷纷不定”，则是可以肯定的，有《三国志》之《吴主传》、《周瑜传》和《鲁肃传》的记载为证。《吴主传》说“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唯瑜、肃执拒之议”；《周瑜传》说孙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大家都主张投降而周瑜反对；《鲁肃传》则说“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可见确实是“纷纷不定”。

　　问题在于，这种“纷纷不定”是不是像司马光说的那样，是在孙权和诸葛亮谈话并且表态之后呢？我认为不可能。江东集团是一直关注着荆州的，他们应该早就有反应。也就是说，“鹰派”和“鸽派”早就形成了，孙权也应该是心里有数的。以孙权之善于“举贤任能，各尽其心”，怎么可能在其内部还没有充分讨论统一思想的情况下，就对一个其实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外人轻率表态？

　　这个问题，就连罗贯中也想到了。因此，在诸葛亮见到孙权之前，《三国演义》安排了一场“舌战群儒”。可惜此事于史无据，也就不能算数。何况，就算是事实，那也是“荆州鹰派”和“江东鸽派”的辩论，不是孙权集团内部的讨论。当然，讨论也是有的，因为孙权集团的内部会议，《三国演义》是安排在孙权和诸葛亮谈话之前的，但可惜没有结论。再说，有结论也没有用，因为这不是《资治通鉴》的时间顺序。

　　第三，诸葛亮这次行动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外交才能，而在于江东集团的政治利益。事实上，孙权最后决定出兵帮助刘备，并非行侠仗义，路见不平一声吼，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在此前提下再捞一把。其实，但凡如此重大的决策，都只能是对政治利益进行反复掂量，对成败得失进行反复权衡之后的选择。但是我们前面说过，这笔账并不好算。弄好了可以火中取栗，弄不好就是引火烧身。这其实是押宝，是赌博。孙权如果算得清，算得准，诸葛亮不来做工作他也会做决策。正因为一时半会拿捏不准，这才犹豫。因此可以肯定，孙权是对诸葛亮表了这个态，但不是在一开始，也不是因为诸葛亮的激将法。他之所以答应帮助刘备，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帮他算清了账。

　　或许有人要问，这个人难道就不能是诸葛亮吗？我认为不能。因为诸葛亮不可能真正帮孙权进行政治利益的掂量和成败得失的权衡。这工作诸葛亮不是没做，而是没做到位。没做到位也不是没有水平，而是立场所决定。作为刘备集团的使节，诸葛亮只可能代表刘备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孙权的利益。为了刘备的利益，他可以帮孙权出谋划策，甚至可以做到设身处地。但再设身处地，立场也不会变，说服力也就会打折扣。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何况孙权要考虑的，除了江东集团的利益，还有他个人的利益。由此可见，真正能够说服孙权并帮他拿定主意的，只可能是他那个集团内部的“自己人”，而且是深知孙权内心深处的想法，能够真正替他着想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