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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海纳百川
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为了高举正义的旗帜；颁布《求贤令》，主张“唯才是举”，则是为了建立精锐的队伍。实际上，袁绍和曹操都是要用人的。那么，他们的用人之道有什么不同，曹操的高明之处又在哪里？
这一章，我们讲曹操的用人之道。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三国志·武帝纪》的最后一段话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段话，是陈寿对曹操的总体评价。从这个评语不难看出，战胜袁绍，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成功；而曹操能够成功，又因为他精于谋略和善于用人。可见，用人之道，是曹操成功之道的核心内容。
所谓“用人之道”，其实也就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人，二是怎么用。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曹操和袁绍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先说用什么人。
必须肯定，袁绍这个人，是有个人魅力的，也懂得人才和人缘的重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年轻的时候就在京城广交豪侠，经常在他那个豪门大院里开派对，办沙龙，迎来送往，呼朋引类，门庭若市，也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社会名流。这事一度引起当局不满，说袁绍这小子“不应呼召而养死士”，想干什么！他叔叔袁隗（音委）也骂他，说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何进麾下效力。
可见，当时朝中就已经有人发现，袁绍在模仿先秦时代贵介公子的做派，交豪侠，养门客，搞小集团。袁绍自己，恐怕也暗暗以战国“四大公子”自许。贾谊《过秦论》说，那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于是名扬天下，一呼百应。这份风光，是很让人神往的。袁绍出身高贵，一表人才，是个翩翩美少年，便觉得很有资格也很应该成为这样的公子哥儿。
可惜袁绍只学了点皮毛，没有学到精髓。不怕花钱（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大概是学会了的，“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就谈不上。他交人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这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做秀和摆谱。袁绍这样做，是要告诉大家，袁大公子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好见的（不妄通宾客）。这不是摆谱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袁绍结交名人，是为了抬高自己，并非真心要使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袁绍从来就是自命不凡的，他不认为有谁比自己更聪明，因此也用不着当真笼络人才，只要能装点门面就行。这就是做秀了。为此，他可以做“折节下士”状，骨子里却是刚愎自用。这是他“能聚人而不能用”的根本原因。荀彧的判断是正确的：“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翻译过来就是：袁绍凭着家族积累的人缘，装模作样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以博取虚名，因此那些徒有虚名的家伙便都归附他。
这就是袁绍了：做秀演戏，沽名钓誉，装点门面，自鸣得意。
曹操却正好相反。他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来者不拒。在这个前提下，曹操妥善地处理了五种关系。
第一是名与实。曹操的政策是：名至实归，更重实际。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人帮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资历、地位、实力都不如别人。他不是袁绍，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不是孙权，有一份现成的基业。他甚至不如刘备，有一张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资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的人来帮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门世族来合作，以资号召。能帮忙最好，帮凶、帮腔，哪怕帮闲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虚名也要，总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们真有作用，能装点门面也行。也不要求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自己，只要不公开作对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迁都许县以后，就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这些人，当然不是来帮助曹操的。他们的说法，是来为国家和皇帝效劳。但在曹操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为皇帝效劳和为曹操效劳又有多少区别？至少，曹操这边也显得人才济济。
不过曹操更欣赏的，还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曹操这个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他并不看重虚名。他把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就是不慕虚名的表现。他也不崇拜名人。早在关东联军的时候，他就已经领教了什么叫“徒有虚名”。的确，不要迷信名人，名人和能人是两个概念。名人并不一定就有真本事，他们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尤其是东汉末年那个世风日下的时代，夸夸其谈表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曹操可不上他们的当！
曹操甚至在婚姻问题上都是这个态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倡家”。这在当时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了。然而卞夫人出身虽差，人品却非常好，为人处世也很低调。《三国志·后妃传》说，曹丕立为太子后，身边的人开玩笑要卞夫人请客。卞夫人说，我没把孩子教坏，就心满意足了。裴松之注引《魏书》说，曹操让她从缴获的珍宝中挑一两件首饰，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卞夫人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这话实在，曹操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曹操在和丁夫人离异后，不顾“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立卞氏为妻，恐怕就是因为务实。的确，卞氏虽然出身卑贱，却兼备德才，那又为什么要另娶名门呢？
第二是德与才。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曹操既然有这样一种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那么，他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会像袁绍那样“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或者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必廉士而后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平治天下的人。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但是，当德与才不能兼备时，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呢？传统的做法是取德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后才，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这当然有点惊世骇俗，也容易引起误会，因此需要稍加解释。
其实，曹操这样说，并非不要德。事实上，曹操本人是很注重道德的。他对那些真正道德高尚的人，也是很尊重的。比如崔琰，正派儒雅，曹操就很敬畏；毛玠，廉洁奉公，曹操就很敬重。曹操经常跟人说，崔琰是可以做众人表率、时代楷模的。又说，如果都像崔琰和毛玠那样选拔官吏，那么，每个人都会自觉自律，我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但曹操决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在建安八年颁布的一道命令就是批判“唯道德论”的）。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的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以道德为唯一标准和第一标准，就可能会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有德无才。选拔出来的人，品质倒是没有问题，可惜什么都不会，啥也干不了，是没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责备。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道德品质有瑕疵或者有问题而不得选拔。三是弄虚作假。比如为了得到选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结果是道德变成不道德，东汉末年就是这样。
那么，主张“德才兼备”不行吗？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备吗？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的《赏功能令》中的话说，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事实上，德与才并非总能兼备，名与实也未必都能统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同样，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说，伊尹和傅说不就是奴隶吗？萧何和曹参不就是县吏吗？陈平不是背有恶名吗？韩信不是被人耻笑吗？管仲就更不用说了，论立场，他是“敌人”；论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汤、武丁、齐桓和我们高皇帝，却重用了他们，而且依靠他们取得了胜利和成功。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何况，东汉以来的所谓“德才兼备”，其实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装出来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广纳人才的时候，还有人提出主张，认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国之选”。这就要矫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稳地讲什么“德才兼备”，必须振聋发聩地提出“唯才是举”。
第三是廉与贪。曹操的政策是：重用清官，不避小贪。
既然唯才是举，那就不拘一格。德才兼备固然好，有点小毛病也无妨。《魏略》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曹操有个老乡叫丁斐，爱贪小便宜，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的一头肥牛，结果被罢了官。曹操见到他，故意问：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里去了？丁斐也嬉皮笑脸地说：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随从说，毛玠多次要我重罚丁斐，我说丁斐就像会抓老鼠又偷东西的狗，留着还是有用的。
第四是降与叛。曹操的政策是：招降纳叛，尽释前嫌。
不拘一格，就不问出身。甚至就连敌营中的人，他都要设法弄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三员来自敌营：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张郃原是袁绍部将，徐晃原是杨奉部将，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正所谓“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后来，陈寿为这五员大将写了合传，称“时之良将，五子为先”；曹操则称赞他们“武力既弘，计略周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
事实上，每次战争胜利后，曹操都要在战俘中发现和招募人才。就连吕布，他原本也是想留下的，后来因为刘备的劝阻而作罢。据《三国志·吕布传》和《后汉书·吕布传》，当时在白门楼下，吕布虽然做了俘虏，却意气风发。他兴高采烈地对曹操说，好了，过去的事都了结了，天下也安定了！曹操问，什么意思？吕布说，明公的心腹之患不就是吕布吗？现在吕布臣服你了！如果让吕布率领骑兵，明公率领步兵，天下还有搞不掂的？又回头对刘备说，玄德公呀，君为座上客，我为阶下囚，绳子绑得这么紧，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曹操笑呵呵地说，绑老虎嘛，不能不紧一点。就准备下令松绑。刘备却在一旁冷冰冰地说，明公没看见吕布是怎么侍奉丁原、董卓的吗？曹操马上醒了过来。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这就是大节有亏了，只好杀了吕布。
谋臣中也有不少来自敌方。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他光着脚出来迎接。蒯越和刘琮一起投降，他说高兴的不是得到了荆州，而是得到了蒯越。陈琳为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祖宗三代，被俘后仍被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不过最让人感动的还是王修的故事。王修原本是袁谭的人。袁谭被杀后，王修号啕大哭去找曹操，请曹操批准他为袁谭收尸。曹操故意不答应。王修就说：“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结果曹操“嘉其义，听之”，而安葬了袁谭以后的王修也成为曹操重要的谋臣，《三国志》还为他立了传。
当然，也不是所有敌营中的人都会投降曹操。沮授，是曹操很想得到的人。《三国志·武帝纪》和《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都说，沮授被俘后，曹操曾一再劝降并“厚待之”。但沮授因为家小在袁绍处，不肯投降，反倒“谋还袁氏”。曹操没有办法，只好杀了他。还有审配，也是曹操想要的。《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说，邺城之战，审配被俘，曹操问他，孤围城的时候，你射的箭为什么那么多呀？审配说，只恨太少。曹操就说，足下忠于袁氏父子，也是不得不这样啊！曹操这样说，显然是为审配打圆场，其意“欲活之”。然而审配毫无降意（《三国志·袁绍传》的说法是“声气壮烈，终无挠辞”），他的仇人又在旁边哭哭啼啼，曹操也只好杀了他。
第五是大与小。曹操的政策是：抓大放小，不拘小节。
其实，“重用清官，不避小贪”也好，“招降纳叛，尽释前嫌”也好，都不是技巧，而是气度；是用人之道，不是用人之术。想想看吧，以张绣之“深仇大恨”，一听来归，便握手言欢，封官晋爵；以许攸之“贪婪狂妄”，一听来奔，便喜不自禁，赤脚出迎；以陈琳之“恶毒攻击”，只因爱其才，竟毫不计较，坦然开释；以毕谌之“背信弃义”，只因嘉其孝，竟既往不咎，信任如故。凡此种种，都使曹操的英雄气度大帅胸襟跃然纸上。
事实上，正是这种气度和胸襟，使许多原本是对方阵营里的人才，心悦诚服地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以坦诚和谅解的态度对待他们。比如文聘，原本是刘表的大将，被刘表派去镇守北方。刘表死后，接班人刘琮（音从）投降曹操，要文聘也投降，文聘不干。文聘说，我文聘不能保全州郡，只有待罪州中了。后来，曹操南下，渡过了汉水，文聘才去拜见曹操。曹操半开玩笑地说，足下怎么来得这么晚呀？文聘说，先前我不能辅佐刘荆州（刘表）以奉国家。现在刘荆州去世了，就只想好好守住汉川，保全百姓，能够“生不负于孤弱”（指刘琮），“死无愧于地下”（指刘表）。实在因为万般无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文聘是既悲痛又惭愧，哪里有脸早早来见明公啊！说完，痛哭流涕。曹操也陪着流泪（为之怆然），说您真是一个忠臣啊！便任命文聘为江夏太守。文聘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数十年（但爵位则节节高升，由关内侯而亭侯、乡侯、县侯），战关羽，御孙权，“名震敌国，贼不敢侵”，为曹操守住了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见《三国志·文聘传》）
由此可见，曹操其实是重视道德的，也是主张德才兼备的。文聘就堪称德才兼备。但是，曹操注重的是大德，也就是忠和义，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节，比如什么生活作风问题。只要大节不亏，其他小事情曹操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去管它。《三国志·郭嘉传》说，曹操的核心谋士郭嘉被另一位重要谋士陈群指责，说他行为不很检点（不治行检），而且多次当庭指控。郭嘉若无其事，依然故我（嘉意自若）；曹操也不闻不问，信任如旧，甚至更加重用（愈益重之）。不过，对于陈群的为人正派，曹操也很欣赏（以群能持正，亦悦焉）。这不是装糊涂、和稀泥、搞平衡，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中庸之道”，而是得“中庸”之精髓。所谓“中庸”，就是执中能用，抓大放小，有经有权，既有原则性（经）又有灵活性（权）。道德是必须坚守的。不坚守，就会突破底线，弄得满朝都是小人。同样，小节又是不能计较的。一计较，就会没完没了，弄得部下人人自危。所以曹操必须肯定陈群，又决不能追究郭嘉。这个大方向，曹操把握得很好。这个尺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
看来，曹操确实是统帅之才。他知道，作为统帅，必须兼收并蓄，最大限度地吸引和使用人才。这就要包容，包括包容一般人所不能包容。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就意味着来者不拒，什么样的人都能吸纳。想想看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如果大海只接受清水，不接受泥沙，它还能是大海吗？
曹操就具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正是这海样的胸怀，吸引了众多的人才投向他的阵营。据有人统计，直到曹操去世为止，他的核心谋士、重要谋士，以及各级掾属共有一百零二人。其中最重要的几位，在前期应该就是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和程昱。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几乎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贾诩还捎上了一个张绣，荀彧和郭嘉则是从袁绍那里出走。这倒也没有什么。那时，谋士和武将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就像现在的白领在企业之间跳槽一样稀松平常。一家人服务于不同对象的情况也很多，比如诸葛瑾和诸葛亮兄弟，就分别服务于孙权和刘备，各为其主，“退无私面”，也不影响兄弟感情。要说的是，荀彧和郭嘉从袁绍那里出走都有原因，郭嘉甚至向同郡（颍川）的老乡辛评和郭图，陈述了他弃袁投曹的真实想法。这段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那么，郭嘉究竟说了什么，其中又有何玄机呢？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