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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

　　作家不一定是学者。

　　我们有许多作家，他们提起笔来，靠的是深厚的阶级情感、丰富而又实际的生活经验、活泼的群众语言、被艰苦的人生锻就的聪明机智。尽管他们有的不仅没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或小学（最极端的例子是高玉宝和崔八娃，他们成为作家的时候差不多还是半文盲），尽管他们没有学过立体几何、有机化学与量子力学，尽管他们既不懂任何外文，也不懂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尽管他们当中确有人至今还错别字连篇，但他们确实是令人敬佩、令人钦羡的作家。他们写出一篇又一篇作品，反映了独特的、绝非一般“文人”所能反映的生活领域，他们表达了一种特别朴素、真切、笃实的情感，他们说出了劳动人民的心里话，并且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一种纯朴、平实、大众化的风格，这是非常可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把被历史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的生活体现。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也都有这样的例子，艰辛的生活竟比辉煌的大学文学院更能造就作家。如果高尔基不是在轮船、码头、面包房里而是在彼得堡的最高学府读“我的大学”，那也就不成其为高尔基了。

　　学者不一定是作家。

　　我们有许多学富五车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虽然可以很好地讲小说史、小说论，却写不成小说。这是常事，也是常识，用不着说，用不着解释。

　　这么说，做学问和搞创作是两路“功”，走两条道。

　　甚至彼此还会产生一种隔膜或偏见。有的作家告诉我，愈是读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就愈是写不出东西来。愈是眼高，就愈会手低。他们对一些学者写的评论、研究文字，往往敬谢不敏，觉得那种掉书袋的冬烘气、八股气只能扼杀活泼泼的创造者的心灵。

　　当然，也毋庸讳言我们的一些学者对于当代许多作家的鄙薄态度。在一些学者的眼里，我们的作家不过是一些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轻狂儿，在文坛上夤缘时会、名噪一时的暴发户。“那算不得学问。”学者们说。写一百篇小说或者受到二十次好评、奖励，也算不上学问。不仅写这样的东西算不得学问，研究、评论乃至涉猎这样的东西也算不得学问。要做学问吗？去做四书五经、李白、韩愈、关汉卿、曹雪芹、荷马、但丁、巴尔扎克、别林斯基去吧。

　　于是乎确有不读书、不看报，不知道世界有几大洲，不知道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的区别，不知道欧几里得，也不知道阿基米德……

　　于是乎确有毫无艺术感觉，但知背诵条条、“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学者。

　　这似乎也难免，也正常，不足为奇，不足为虑，既不影响二百种文学刊物按时出刊，也不影响六十所大学文科院系的科研、教学工作。

　　果真是这样吗？果真搞创作不需要学问，或者做文艺学的学问可以不问当今的创作实际吗？

　　作家不一定是学者，诚然。但是大作家都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人，我不知道这个论断对不对。大作家都称得上是学者。高尔基如果只会洗碗碟和做面包，毕竟也算不得高尔基，他在他的“大学”里读了比一般大学生更多的书。如果清代也有学士、硕士、博士这些名堂，曹雪芹当能在好几个领域（如音韵学、中医药学、园林建筑学、烹调学）通过论文答辩而获得学位的吧？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大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有哪一位不是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呢？鲁迅做《古小说钩沉》，鲁迅翻译《死魂灵》《毁灭》……鲁迅杂文里的旁征博引；郭老之治史、治甲骨文及其大量译著；茅盾《夜读偶记》之渊博精深；叶老之为语言学、教育学权威；巴金之世界语与冰心之梵语……随便顺手举出他们的某个例子（可能根本不能代表他们的学问造诣），不足以使当今一代活跃文坛的佼佼者们汗流浃背吗？

　　加一段微乎其微的叹息。中国文人有讲究写字的习惯。上述大家，仅就写字一点也确实在一般知识分子之上，但当今……就拿笔者来说，每当被人要求题字的时候，写前先有三分愧，写完恨不得学土行孙来他个土遁！呜呼……

　　也许这些话有点九斤老太气。不，我不是也不愿做九斤老太太，未敢妄自菲薄，更不敢鄙薄同代作家。在革命化、工农化、深入生活、劳动锻炼、联系群众、政治觉悟、社会意识、斗争经验等等许多方面，我们是有出息的，也是胜于前人的。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很好的队伍，是一支古今中外罕见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革命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建国以来，我们的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趋势（近年来可能略有好转），我们的作家愈来愈非学者化，这也是事实。

　　而且，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如果不正视和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的文学事业很难得到更上一层楼的发展。

　　我们有时候在谈论和写作当中也偶尔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还没有出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样的大作家？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一些热情宽厚的长者对当代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夸奖得相当够。但是，在肯定总的成绩超过了许多历史时期的同时，我们无法不承认，我们当中确实还没有出现那种文化巨人式的大作家。

　　原因很多，个人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正像其他事业一样，前进在并不平坦的大路上。“十年内乱”造成的损失……但我认为这至少是原因之一，我们不重视作家的学问基础，我们的作家队伍明显地呈现出非学者化的趋势。在“五四”时期乃至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同时是或可以是教授，国外的许多名作家也是大学教授，现在呢，翻开作家协会会员的名册吧，年轻一点、发表作品勤一点的同辈人当中，有几个当得了大学教授的？

　　靠经验和机智也可以写出轰动一时乃至传之久远的成功之作，特别是那些有特殊生活经历的人，但这很难持之长久。有一些作家，写了一部或数篇令人耳目一新、名扬中外的作品之后，马上就显出了“后劲”不继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学问素养。光凭经验只能写出直接反映自己的切身经验的东西。只有有了学问，用学问来熔冶、提炼、生发自己的经验，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生活与艺术、现实与历史、经验与想象、思想与形体……从而不断开拓扩展，不断与时代同步前进，从而获得一个较长久、较旺盛、较开阔的艺术生命。

　　这个道理在表演艺术上也许看得更加明显。有一种所谓本色演员、本声歌手，他（她）们演戏唱歌靠的是天生的本色本声，未经训练。他们当然也可以演红唱红，甚至比“学院派”更易被接受，但时间长了，观众就会发现，他（她）不论演什么角色，都是自己演自己，不论唱什么歌，都是一个调调，本色则本色矣、质朴则质朴矣，惜无开拓、发展、变化，无开拓、发展、变化则无新意，无新意则出现单调和停滞，出现单调和停滞则意味着艺术生命的衰老乃至最后消亡。

　　我们常常讲思想，但身为一个作家，我们对他的思想的要求不能停留在政治态度不错、谦虚正派、不乱搞男女关系上（当然这些公民道德也不容忽视），这里，思想是指世界观的科学性、广博性和深刻性，指对于真理的认识。思想不能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的范畴，作家的思想应该同时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它应该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掌握了历史发展和宇宙变化的规律，究竟掌握了多少真理。而这一切，离不开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知识的掌握。

　　我们也常常谈生活，但是没有学就不会有识，就不会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敏锐感受、捕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不仅仅是吃喝拉撒、上班下班，也不仅是写作的素材；作家的生活，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对象、文化的实体。作家应该时时从生活中得到对本民族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验证、启示、补充、发展，才能从生活出发而对于文化做出贡献。

　　我们也谈技巧。但是，文学不是孤立的，文学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能设想一个民族的高的文学水平是与这个民族的相对低的文化水平甚至无知愚昧联系在一起。技巧也是一种文化，没有文化最多只能有类似手工艺的技巧。现代文学技巧时时受到各种科学知识（如电脑技术、公众传播技术、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的冲击和充实，只有充分吸收运用最先进的文化积累，才能创造出真正高水平的文学技巧，才不会满足于江湖术士式的雕虫小技。

　　我们也谈才华，但才只有与学结合起来才是有用之才，也才能成为大才。无学之才只能炫耀一时，终无大用，弄不好还会成为歪才、恶才、害人害己之才。凡是对自己的才沾沾自喜而不肯下苦功夫治学的人，绝无大出息。没有变成学问的才华，最多不过是尚未开发的铁矿，究竟是富铁矿还是贫铁矿，究竟有没有开采价值，其实还是未知数哩！

　　这里，我们不妨申明一个看来像是“大实话”的命题。毕竟现在不是原始社会，不是奴隶社会，不是口头文学占据文学主导地位的古代，在今天的社会，作家应该是知识分子，应该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有学问，应该同时努力争取做一个学者。作家应该学习专家、教授、学者治学的严肃作风。在这一点上搞创作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肚子里有真实货色才能拿出给人启迪、给人教益的作品，而为了积累真货，必须努力学习。

　　我们常常批评目前确有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有的拿肉麻当有趣，搞低级趣味。有的生编硬造，俗不可耐地套现成的套子。有的矫揉造作、装假洋鬼子。有的抱残守缺，关上门自吹。还有一些其他的也许更严重的不理想、不严肃乃至不正派的作风。对此，我们当然要从思想修养、道德、政治上找原因，所以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要制定和遵守文艺工作者公约，等等。同时，我们还要从生活上找原因，我们要不知疲倦地号召组织作家深入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体制乃至从法制上找原因和想办法，例如版权法等法规的制定对于克服文艺出版工作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有着立竿见影的意义，我们的专业作家体制也还有待改善，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队伍的非学者化趋向。不用古往今来的一切积极文化成果来充实自己，不站在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文化基础上，就无法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强大的思想武装，不可能有真正崇高恢宏的思想境界，不可能有广阔从容的胸怀与气度，不可能有深邃的与清醒的历史感与社会使命感，不可能真正地用共产主义思想去影响、去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就难免时而表现思想的苍白和贫乏，题材的狭窄、雷同、平庸，情感的卑琐、空虚、低下，技法的粗糙、单调。遇有风吹草动，更容易表现出缺乏思想，缺乏见解，缺乏稳定性。一群满足于自己的学问不多、知识不多的状况的作家，充其量不过能小打小闹一番而已。能够完成伟大的史诗的作家，能够不同时是思想家、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和诗家吗？一个企图攀登文学创作的高峰的人，一个企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而对本民族的文化以及人类文化做出哪怕是些微贡献的人，能够不去努力学习、吸收、掌握民族的与全世界的文化精华吗？一个企望在语言艺术上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人，能够对古文、外文一无所知吗？

　　眼高可能手低，但是眼低只能手更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连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高峰何在都不知不见，又何谈攀登、创造？那么，会不会学得愈多愈写不出东西来呢？也有可能，那恐怕是因为本来就缺乏艺术创造才能和学习方法的教条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独立思考、富有想象力的学习，对创作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当然，作家的工作与一般学者的科研、教学工作会有许多不同。所以我们既提倡作家不应与学者离得那么远，作家也应严肃治学，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也许从反面更易把话说清：即作家绝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知识不多的状况，作家不应该不学无术。

　　至于学者了解一下当前创作实际，理论从实践中汲取营养的必要性，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这是从整体而言的，从个体来说，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情况，有其独特的优势，发挥优势，各有各的路子。古今中外的文学事实证明，某个完全非学者的作家，也有可能做出杰出的贡献，成为很好的乃至杰出的作家。我想提出的问题不是某个作家的文化知识问题，而是整个作家队伍的非学者化，以及作家队伍与学者队伍的日益分离、走上两股路的状况。

　　至于笔者本人，只有初中毕业文凭，前不久还因不会正确地使用“阑珊”一词而受到读者的批评（见《读书》第七期），才疏学浅，有负作家称号，正因为愧怍深重，才提笔写这篇立论或有偏颇的文章。但愿同辈与更年轻的作家，以我为戒，在思想、生活、学识、技巧几个方面下功夫，我自己，也愿急起直追，学习、学习、再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开创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繁荣兴旺的新局面而献出一切力量。 人生即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