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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的生命宣言

　　王阳明的影响力之大，令人吃惊。

　　他有很多学生，后来还分成了不同的学派，其中有几位还颇为出名。这种情况，在其他大学者中还能约略找到几个。但是，下面的情况，只能属于他一个人了——

　　明代灭亡后，不止一个智者说过：如果王阳明还在，这个朝代就不会这样了。

　　日本著名将军东乡平八郎并不是学者，却写了一条终身崇拜王阳明的腰带，天天系在身上。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前思后想，把原来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王阳明是我家乡余姚人，当地恭敬地重修了故居，建立了纪念馆。但是，全国凡是他活动过的地方，都在隆重纪念，而且发起了一次次“联动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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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盛况，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正常想象。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贵州对他的纪念典礼，参加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仪式规模之大，让我瞠目结舌。

　　当然，他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历来对哲学家兴趣不大。事实上，除他之外也没有另外一位哲学家享此殊荣，包括远比他更经典、更重要的老子在内。很多朋友出于对他的这种巨大影响力的好奇，去钻研一部部《中国哲学史》，仍然没有找到原因。

　　在哲学史上，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孤峰。他的一些基本观念，并非首创，例如比他早三百多年的陆九渊也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在宋明理学的整体流域中，还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等一座座夺目的航标。总之，如果纯粹以哲学家的身份来衡量王阳明，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耀眼。

　　而且，按照学术惯例，要安顿这样一个哲学家，一定还会发现他在某些理论范畴如心、理、意、物、事、无、本等概念上的不周全。读者如果陷入相关的讨论，很快就会头昏脑涨。在头昏脑涨中，还怎么来崇拜他呢？

　　因此，王阳明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定还有超越哲学史的原因。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善于打仗，江西平叛，却又频遭冤屈，这个经历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也很不容易，但细算起来，他打的仗并不太大，他受的冤屈也不算太重。而且这些事情还不像歼灭外寇，勇抗巨奸那样简明通俗，容易让朝野激动。

　　我认为，王阳明的最大魅力，在于把自己的哲思和经历，变成了一个生命宣言。这个生命宣言的主旨，是做一个有良知的行动者。

　　一般说来，多数君子并不是行动者，多数行动者不在乎良知。这两种偏侧，中国人早已看惯，却又无可奈何。突然有人断言，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克服这两种偏侧，达到两相完满，这就不能不让大家精神一振了。

　　而且，他提出的行动是重大行动，他提出的良知是普遍良知，两方面都巍然挺拔。他自己，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学者兼重量级的将军，使这种断言具有了“现身说法”的雄辩之力。

　　不仅如此，他还以一个哲学家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把这种断言付之于简洁明了的表达。于是，“断言”也就变成了“宣言”。

　　这既不是哲学宣言，也不是军事宣言，而是有关如何做人的宣言，也就是人生宣言。这样的人生宣言在历史上很少出现，当然会对天下君子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在王阳明看来，一个有良知的行动者，已经不是一般的君子，而是叩开了圣人之门。因此，这个宣言也就成了入圣的宣言。这一点，对于一切成功或失败的大人物，也都形成了强大的磁铁效应。

　　至此，我可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那就是解析王阳明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接下来，就要具体论述他的人生宣言了。一共只有三条。

　　第一条：“心即是理”。

　　不管哲学研究者们怎么分析，我们从人生宣言的层面，对这四个字有更广泛的理解。

　　天下一切大道理，只有经过我们的心，发自我们的心，依凭我们的心，才站得住。无法由人心来感受、来意会、来接受的“理”，都不是真正的理，不应该存在。因此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理是心的“条理”。

　　这一来，一切传统的、刻板的、空泛的、强加的大道理都失去了权威地位，它们之中若有一些片段要想存活，那就必须经过心的测验和认领。

　　王阳明并不反对人类社会需要普遍道德法则，但是这种普遍道德法则太容易被统治者、权势者歪曲、改写、裁切了。即使保持了一些经典话语，也容易因他们而僵化、衰老、朽残。因此，他把道德法则引向内心，成为内在法则，让心尺来衡量，让心筛来过滤，让心防来剔除，让心泉来灌溉。对理是这样，对事也是这样。

　　他所说的“心”，既是个人之心，也是众人之心。他认为由天下之心所捧持的理，才是天理。

　　有人一定会说，把一切归于一心，是不是把世界缩小了？其实，这恰恰是把人心大大开拓了。把天理大道、万事万物都装进心里，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所不能、无远弗届的伟大圣人的心襟。

　　试想，如果理在心外，人们要逐一领教物理、学理、地理、生理、兵理、文理，在短短一生中，那又怎么轮得过来，怎么能成为王阳明这样没有进过任何专业学校却能事事精通的全才？

　　在江西平叛时，那么多军情、地形、火器、补给、车马、船载等等专业需求日夜涌来，而兵法、韬略、舆情、朝规、军令又必须时时取用，他只有把内心当作一个无限量的仓库，才能应付裕如。查什么书？问什么人？都来不及，也没有用，唯一的办法，从心里找活路。

　　于是，像奇迹一般，百理皆通，全盘皆活。百理在何处相通？在心间。

　　由此可见，“心即是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宣言。

　　依凭着这样的人生宣言，我们看到，一批批“有心人”离开了空洞的教条，去从事一些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入心”的事情。

　　第二条：“致良知”。

　　心，为什么能够成为百理万事的出发点？因为它埋藏着良知。

　　良知，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不学、不虑就已存在。良知主要表现为一种直觉的是非判断和由此产生的好恶之心。

　　王阳明还认为，他所说的良知很大，没有时空限制。他说——

　　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所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

　　（《书朱守谐卷》）

　　把超越时空、超越不同人群的道德原则，看成是“天下之大本”，这很符合康德和世界上很多高层思想家的论断。所不同的是，“良知”的学说包含着“与生俱来”的性质，因此也是对人性的最高肯定。

　　良知藏在心底，“天下之大本”藏在心底，而且藏在一切人的心底，藏在“自圣人以至凡人”的心底。这种思维高度，让我们产生三种乐观：一是对人类整体的乐观，二是对道德原则的乐观，三是对个人心力的乐观。

　　把这三种乐观连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以个人之心来普及天下良知的信心。

　　把“致良知”作为目标的君子，遇到困难就不会怨天尤人，而只会觉得自己致良知的功夫尚未达到，才会出现种种负面现象。负面越大，责任越重。这样，他一定是一个因善良而乐观，为善良而负责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曾经在天泉桥上概括了四句话：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从浑然无染的本体出发，进入“有善有恶”、“知善知恶”的人生，然后就要凭着良知来规范事物（格物）了，这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行动者。于是，有了人生宣言的第三条。

　　第三条：“知行合一”。

　　与一般君子不同，王阳明完全不讨论“知”和“行”谁先谁后、谁重谁轻、谁主谁次、谁本谁末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儿呼吁：行动，行动，行动！

　　他认为，“知”和“行”并不存在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两者本为一体，不可割裂。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对这个判断，我需要略作解释。

　　“未有知而不能行者”。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总是说：“我知道事情该那样办，但是行不通。”王阳明说，既然行不通，就证明你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因此，在王阳明那儿，能不能行得通，是判断“知否”的基本标准。他本人在似乎完全办不到的情况下办成了那么多事，就是不受预定的“知”所束缚，只把眼睛盯住“行”的前沿，“行”的状态。他认为，“行”是唯一的发言者。

　　王阳明不仅没有给那些不准备付之于行的“知”留出空间，而且也没有给那些在“行”之前过于扬扬自得的“知”让出地位。这让我们颇感痛快，因为平日见到的大言不惭的策划、顾问、研讨、方案实在太多，见到的慷慨激昂的会议、报告、演讲、文件更多得无可计算。有的官员也在批评“文山会海”、“空谈误国”，但批评仍然是以会议的方式进行的，会议中讨论空谈之过，使空谈又增加了一成。

　　其实大家也在心中暗想：既然你们“知”之甚多，为何不能“行”之一二？王阳明先生让大家明白，他们无行，只因为他们无知；他们未行，只因为他们未知。

　　为此，我曾斩钉截铁地告诫学生：千万不要听那些“文艺评论家”的片言只语。转头我又会质询那些“文艺评论家”，你们从来连一篇小说也没有写过，连一篇散文也没有写过，连一首诗也没有写过，何以来谈论如何创作？如果你们还想问津文艺，那就动手吧，先创作几句短诗也好。

　　一定有人怀疑：重在行动，那么由谁指引？前面说了，由内心指引，由良知指引。这内心，足以包罗世界，这良知，足以接通天下。因此，完全可以放手行动，不必丝毫犹豫。

　　说了这三点，我们是否已经大致了解一个有良知的行动者的生命宣言？与一般的哲学观点不同，这三点，都有一个明确的主体：我的内心、我的良知、我的行动。这个稳定的主体，就组合成了一个中心课题：我该如何度过人生？这个课题，当然能吸引一切人。王阳明既提出了问题，又提供了答案，不能不让人心动。

　　因此，王阳明的影响力，还会延续百年、千年。

　　虽然意蕴丰厚，但王阳明的词句却是那么简洁：“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共才十一个汉字。 雨夜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