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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一生命危机

　　中年危机，是人所共知的现象。

　　四分之一生命危机，却很少人可以想象得到。

　　《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特辑，用大标题报道了现代青年人的一个新趋势：他们事业成功，婚姻美满，所有该做的事都全做对了。然而，突然之间，他们或辞去步步高升的职位、佳偶顿变陌路人，或搬到远离人烟之处，或跑去当义工，不再受工作或社交圈子的束缚。

　　这些往往发生在中年人身上的变故，却愈来愈多发生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身上。

　　故被心理学家定义为“四分之一生命危机”（quarter-life crisis）！

　　四分之一生命危机，不单是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同时也有网上的支持小组及同名的网上杂志，全部都是由青年人主持。

　　Quarter-life Crisis 由两名二十出头的少女执笔，她们访问了一百名二十多岁的青年，结论是：青年人愈来愈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好像比上一代多了选择，一方面因为太多选择，反而迷失方向。

　　作者说，上一代的危机，是由于生活过于死板，一成不变，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现代青年人的危机，却是刚好相反，一切都在不断变换，难以把握，无法预料，缺乏安全感，只有自我怀疑。

　　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二十出头已经是身价百万，例如硅谷的佼佼者，突然间发觉自己拥有无休无止的购买力，可以呼风唤雨；可是才一转眼，又会打回原形。

　　一切都在动荡中，可以说是现代青年人的写照，他们不停转换工作及迟婚。根据美国统计数字，现代男性平均结婚年龄，由上一代的二十二岁延迟到二十七岁。女性则由上一代的二十岁延迟到二十五岁。

　　而二十岁以上的职工，则平均一年多便转工一次。一辈子效忠一个工作单位的工作态度，将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当然，不一定所有人都赞同这个四分之一生命危机的理论；但是青年人所面对的困扰，实在与上一代有太多不同之处。

　　美国人的中年危机，以Woody Allen早期电影中的人物表达得最为典型：一个一生循规蹈矩的人，全无出轨行为，人到五十，却突然反常地作怪多端；心理分析成为生活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比吃饭拉屎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唯一有人听你自言自语的机会。

　　美国人的四分之一生命危机，却往往是太早就达到生活要求的目的，或是太早就知道不会达到目的，而人生苦长，还有四分之三的生命不知道如何打发。

　　与上一代不同的是，他们活在一个竞争激烈，而游戏规则又不断改变的社会。适者生存，必须要靠自己能力。因此，他们知道不能靠人，父母的忠告或心理分析，都要避之则吉。做人已经缺乏自信，还要加上Woody Allen的一份神经质，岂非更是糟糕？

　　因此，当女友向我投诉儿子“不听老人言”时，我便把《纽约时报》的报道给她看。

　　女友是专业人士，深受西方思想洗礼，对于两个孩子，从来不使用权威，她问：“我完全把他们当作朋友，什么都可以交谈，为什么他们仍然不肯让我加入他们的世界？”

　　她忿忿地说：“如果连我都不能与儿女沟通，唐人街的阿姆阿伯岂非完蛋？”

　　女友却不知道，做阿姆阿伯的子女，有时比做知识分子的子女容易。

　　因为阿姆阿伯不知道“沟通”为何物，他们安分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子女自幼便知道，要投入主流社会，必须靠自己的能力。

　　知识分子的子女，却往往是那样微妙地，自小就要接受移民父母的特别指引；而他们那热心的父母，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工作与经济上的成就，并不等于已成功地投入一个新文化。

　　他们的指引、他们的提示、他们渴望“沟通”的要求，对子女不一定有用，反而是造成一股阻力，把他们困在上一代那已经褪色的空间。

　　也许，女友的最大失望，并非孩子不受管教，而是眼看子女一步步投入一个她不再认识的世界——自己不但不知道那世界的游戏规则，甚至不懂得它的语言。

　　而在美国长大的中国青年人，从小就知道无论父母有多少智慧，都无法体会他们在西方成长的经验及需要。

　　无论父母怎样苦心经营，父母的成功经验，很容易就会成为孩子的绊脚石。

　　因此，对于青年子女，父母最需要学习的，就是怎样共享一顿安静的饭——不问工作情况，不问儿子有没有女友，不问女儿怎么还不结婚。

　　不求沟通，能见面已经很好，让他们处理自己四分之一生命的危机，让我们处理自己的中年空虚。 “亲子”不如“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