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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悲哀

　　这少女十六岁，长得十分活泼，衣着趋时，她说她很喜欢同校的一个高年级男生，为了争取他的注意，与另一个女孩子打起架来。

　　母亲在旁听得十分焦急，不断地提醒女儿各种大小事项：坐好些，说话慢些，动作要斯文一些……

　　女儿对母亲的提点习以为常，一切唯命是从，唯独是当母亲叫她不要死缠着这一段没有可能成事的恋情时，立即变得十分激动，质问母亲说：“为什么没有可能？”

　　母亲说：“那男生不适合你！”

　　少女反问：“他不适合我，谁人适合我？”

　　真的，什么人才适合她，没有人肯回答这个问题。

　　这少女患有轻度弱智，外貌与别的十六岁青年没有分别，但是脑袋却慢了几拍，无法理解母亲这个对她来说过于无理的要求。

　　只是再仔细想想，你就会发觉她不肯放弃这男生，并非因为她的学习缓慢，而是任何正常少女，都不会愿意放弃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说白马王子不适合你，那就更是火上加油，难道学习迟缓（slow-learner）就要配癞蛤蟆不成？

　　我已经很久没有会见与智障人士有关的家庭。只是因为香港大学基金会所发起的一项研究基金，让我们筹办一个教育课程，增强智障人士的“正常化”，我才重新拾起这一项已经搁置很久的工作。

　　所谓“正常化”，是处理弱智人士的方针，但是正常与不正常，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上述这位少女，恋上校中热门男生，原是十分正常的事。母亲为了不愿女儿受伤，千方百计劝她放手；女儿不听话，不单与同学打架，还与母亲斗嘴，慢慢便演变为行为问题。

　　我们这项为期两年的训练，让我会见了很多香港的弱智青年，最令人苦恼的，莫如患上轻度智障。因为他们一般都是身体发育正常，只是脑筋不够灵活，生活在所谓“正常人”的社会里，不论是与家庭系统、学校或其他支持服务系统，以至同辈的系统，都有格格不入的感觉。

　　我早期在美洲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弱智人士及其家人做辅导，当时自己是新移民身份，对于弱智人士那种“二等公民”的处境，甚有同感。那种老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感觉，往往会让正常的人也变得不正常起来。

　　“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观念，出自瑞典人Wolfensberger，他认为，正常与不正常，大部分是基于一种社会判断，社会肯定你是正常，就是正常，否则就是不正常。

　　有趣的是，这个社会对正常或不正常的态度，往往是有双重标准的。

　　我在一家院社的训练中，看到一位弱智的中年女人，她特别喜欢把头发扎成两条大辫子。院社的员工，为了不想这女士上街受人耻笑，一定不准她这样装扮外出。

　　女士说：“我喜欢这样装扮，我在电视里见到别人也这样扎头发的。”

　　员工答：“别人是名人，你这样打扮一定会被人当作笑柄！”

　　正常人与弱智人士的分别就是，同一样的情况，却会有绝不相同的评价。

　　根据那位员工解释，不让这女士装扮古怪地外出，是因为免得街上人把她当作异类。

　　为了要协助弱智人士投入正常人的社会，我们往往成为他们的眼睛、他们的鼻子、他们的声音，甚至他们的审美者。

　　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出现在家庭的层面。像那恋上男生的少女，自小便与母亲形影不离，她的祖父母排斥她，父亲放弃她，母亲便带着女儿离开夫家自立，除了工作，就是母女相对。为了弥补女儿在智力上的缺陷，母亲习惯眼睛离不开女儿——女儿的一举一动是否适当，成为母亲的最大心结。

　　偏偏是女儿虽然智力有限，心中的向往却与其他青年人没有分别。母亲的关怀在女儿心中成为过分监管，两个本来相依为命的女人，成为势不两立的母女斗。

　　很多人都以为这母亲过于控制，没有让女儿发挥潜力，我却愈看愈感觉到这位母亲的悲哀。

　　为了要女儿正常地成长，母亲养成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不停口地加以教导，谁知愈教得多，女儿愈失去思索能力，偏偏又不愿意以妈妈的脑袋为脑袋。母亲不知道，她其实已经以女儿的生活为生活，女儿在外面所遭受的挫折与拒绝，也成为她自己的挫折与拒绝。

　　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接受“弱智”这一回事，他们不知道，连父母亲，都往往不知不觉地一辈子与这心魔纠缠。 “亲子”不如“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