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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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
海绵球拍
郊区公共汽车站是热闹的。因为这里的乘客是怀着更明确、更热切的目的的,所以比市区车站更充满着生气。
什么时候盖起了这样的候车的回廊?这真好。这样乘客可以不受雨淋日晒,而且这设计得真有巧思,这不太像是个候车的地方,倒更像是个游览的地方,这可以减少或冲淡乘客的焦急,使他们觉得生活更为轻快。感谢这位通达人情的工程师。
在回廊的短栏上坐着一个小伙子,他手里握着一个全新的海绵球拍。他不看别的候车的人,也不打算买一份报。他的眼睛里有点恍惚,他的握着球拍的手指轻微地但是强烈的在拨动,甚至他的肢体也在隐约地展缩着。(他的坐定的身躯里透露出无穷的姿态)很显然,他完全浸沉在乒乓球的音乐和诗意里了,幸福的年轻人!
现在是九点半钟。你一定是一清早就爬起来,带好了钱,跳上公共汽车,一进城,马上奔到百货大楼:“要一个海绵球拍!”你拿到球拍,心里剧烈地跳着,出了门,撕下包拍子的纸,你急切地要用你的手抓住这个拍子,一转身,立刻又赶到汽车站——你今天将要跟谁赛一场呢?你要怎样来试用你这只崭新的拍子呢?
我问你,你赞成王传耀还是赞成姜永宁?我还是喜欢姜永宁,因为……
竹壳热水壶
这是一个可以入画的鞋匠。
我有一次拿了一只孩子的鞋去找他。他不在,可是他的摊子在。他的摊子设在街道凹进去的一小块平地的南墙之下,旁边有一个自来水站——有时,他代管水站的龙头。他不在。他的摊子后面的墙上一边挂着一只鸟笼,一只黄雀正在里面剔羽;一边挂着一个小木牌,黄纸黑字,干净鲜明:“××制鞋生产合作社第×服务站”。这个小木牌一定是他亲手粘好,亲手挂上去的,否则不会这样的平妥端正,这样挂得是地方。丰子恺先生曾经画过一幅画,画的正是这样一个鞋匠,挑了一付担子,担子的一头是一个鸟笼,题目是:“他的家属”。这是一幅人道主义的,看了使人悲哀的画。这个鞋匠叫人想起这幅画。但是这个鞋匠跟那个鞋匠不同,他是欢快的,他没有排解不去的忧愁。他没有在,他的摊子在。他的摊子,前面一箱子修好的鞋,放得整整齐齐的,后面一个马扎子。箱子上面压着一张字条:
鞋匠回家吃饭去了,
取鞋同志请自己捡出拿走。
他不在,我坐在他的马扎子上掏出一根烟来抽——今天是星期天,请容许我有这点悠闲。
过了一会,他来了。我把鞋拿给他看:
“前面绽了线。”
“踢球踢的!明天取。”
“哎,不行,今天下午我要送他回托儿所!”
他想了一想,说:
“下午四点钟——过了四点我就不在了。”
这双鞋现在还穿在我儿子的脚上。
每次经过这里时我总要向他那里看看。
我从电车里看出去。他正在忙碌着,带着他那有条有理,从容不迫的神态。他放下手里的工作,欠起身来,从箱子旁边拿起一个竹壳热水壶,非常欣慰地,满足地,把水沏在一把瓷壶里。感谢你啊,制造竹壳热水壶的同志,感谢你造出这样轻便,经济,而且越来越精致好看的日用品,你不知道你给了人多少快乐,你给了他的,同时又给了我的。感谢我们这个充满温情的社会。
托儿所的星期天
托儿所的星期天,充满了阳光和安静。秋千索子静静地垂着,跷跷板停留在半空中,一对白蝴蝶在攀登架上绕来绕去。大妈把孩子们的衣裳洗出来了,晾满了一条一条长长的绳子。刚晾上去不大一会儿,绳子上分量挺沉——真热闹,多少种颜色呀!远远听见一声一声摔打和破裂的声音,炊事员老王在伙房门前劈劈柴。小桥旁边的桃花开了……
小二班隔离室里,李淑琴阿姨正在守着二玲。二玲病了。李淑琴阿姨一早上就守在这里了。窗纱掩着,屋里光线暗暗的,一个捷克小闹钟唧唧地走着。李淑琴阿姨一边看着二玲,一边轻手轻脚地做着事情。李淑琴阿姨觉得,二玲的烧大概是退了。李淑琴阿姨看看二玲,二玲平平地贴在床上,深深深深地呼吸着,睡得又累又舒服。李淑琴阿姨轻轻地走过去,轻轻地但是实在地按了按二玲的额头:没问题,完全退尽了。李淑琴阿姨直起身来(她也像二玲那样呼吸着),轻轻地走出房门。一看到满地鲜亮、强烈的阳光,她忽然非常想洗一个头。
(本篇原载《人民文学》1957年第七期;初收《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人间滋味:汪曾祺散文精选(读客经典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