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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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异端
1209年至1210年,阿尔比派十字军攻击了法国南部的基督徒。
在“无地王”约翰填补英格兰国库的同时,法兰西的腓力二世也正逐步掌控刚征服的西法兰克。击败约翰使他的领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现在,他要让自家亲戚与西法兰克的贵族联姻,赠予他们土地和特权,并偶尔对他们进行短期的、有力的围攻,以提醒新封臣谁才是他们的君主。
1209年,新的危机出现了——这个危机并不是由他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对手引发的。在法国南部,罗讷河与崎岖陡峭的比利牛斯山脉之间,一个异端教派已渗入当地人的生活。
异端背离正统教义,不仅危险,还会让思想者跳出神之国度的大门。异端不仅仅是谬误(error)。谬误是指错误的信仰;如果信徒受到教会的谴责后仍不思悔改,谬误就会变成异端。
基督教教义的分歧可追溯到使徒时代,那时(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在耶路撒冷集会,讨论皈依的异教徒应遵守哪些犹太律法。此后,使徒保罗便用首届宗教会议的决议越发犀利地指出其同胞使徒彼得在对待周围的异教徒时所犯的错误。
但他并没有将彼得视为异端。异端不仅指个人的错误见解,而且指信仰完全脱离基督教信仰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异端存在的前提。
早在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就已经确立了这种框架,他在尼西亚召集所有基督教主教一起确立一个信条,即一种正统的说法。《尼西亚信经》是首个围绕基督教信仰所确立的官方标准,用来判定信仰的正确与否。由君士坦丁大帝批准的《尼西亚信经》也使得用刑法处罚异端成为可能。在《尼西亚信经》出台之前,基督徒可以随意指责对方的错误,但争论和逐出教会是他们能行使的最大权力。而在《尼西亚信经》颁布之后,主教拥有了更多权力:他们可以请求皇帝用政治手段强制实施自己的决定。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方式——尤其是那些信仰碰巧处在《尼西亚信经》框架之外的人。《尼西亚信经》出现约一个世纪后,奥古斯丁记载了4世纪的异端多纳图斯(Donatists)信徒曾抱怨说:“使徒从未向世俗君主要求过这种方式。”不过,奥古斯丁依旧延续着传统,因为在使徒时代,世俗君主并不信仰基督。现在,一位基督教国王可以通过“用适当的严苛手段执行法律,以此来裁决什么是正义的,什么应该受处罚”来为上帝服务。应受处罚的不仅包括错误的行为,还有错误的信仰。
“为什么,”奥古斯丁问道,“通奸的人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亵渎神明的人就可以逍遥法外?和女人对丈夫不忠相比,灵魂对上帝不忠难道就没那么严重?”
通过教育让大众信仰上帝与通过对惩罚或痛苦的恐惧来逼迫大众信仰上帝,二者相比确实前者更好;但是……许多人发现(我们已经证明,并且天天都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先用恐惧或痛苦相要挟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也许这种方式能让他们事后更容易接受教育的影响……因此,为什么教会不能用暴力逼迫迷失的信徒回心转意? 注释标题 Augustine of Hippo, The Correction of the Donatists, 5.19–20, 6.21, 23–24, in 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4, ed. Philip Schaff (1887), pp. 633–651.
在中世纪,异端信仰者常常受到恐惧与痛苦的威胁。但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受到极刑的处罚。438年的《狄奥多西法典》(The Theodosian Code)将异端定性为侵害皇权罪,但大多数的处罚都是剥夺其财产与某些权利;异端也有可能被罚款或流放,并且不得在皇家部门内工作。虽然那些一直在召集、教育追随者的异端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的威胁,但这种惩罚很少会落到实处。
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大规模抓捕、处决异端的行为。像皮埃尔·阿伯拉尔这种著书立说并招收学生的教师常会引起其他神父的注意,但同阿伯拉尔一样,他们有可能进监狱或交罚款,但不会丧命。
但从12世纪开始,异端频频涌现,特别是在法兰克南部。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异端成员既不是学者也不是神父,而是一些有魅力的世俗人士,他们能召集数量越来越庞大的追随者。这些有魅力的异端人士观点各不相同,但在一点上他们有着同样的主张:有组织的教会堕落腐败,与真正的精神生活没有任何关联。在米兰,异端分子声称圣灵每天都会降临在他们身上,神父与教皇根本没用。在科隆,一小群反对罗马的人开始鼓吹“坐在彼得那把交椅上的人已经失去了发号施令的权力”,因为罗马教皇已经“因参与世俗商业而腐败”。在12世纪最后的25年里,一位名叫彼得·韦尔多(Peter Waldo)的流浪传教士召集了大量追随者;他宣称教会的等级制度已经腐败,神父应该放弃职位用双手劳作,并称“建造教堂与修道院且为其捐赠并非明智之举”。他的追随者被称为韦尔多派(Waldensian),他们行走于法国乡村,传播毫无修饰的、福音派风格的忏悔福音。“他们说,”13世纪的编年史家雷尼里亚·萨科(Reinerius Saccho)写道,“基督的教义……没有教会的规条也足以救赎。”
这可不是教皇想看到的,但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罗马的注意力落在了更靠东的地方。而西方人往往对异端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你为什么不驱逐他们,让他们离远一点?”法兰克南部的一位神父对一名当地骑士询问道。“那可不行,”骑士回答,“我们一同长大,他们当中还有我们的亲戚,而且他们过着诚实体面的生活。”
但随着十字军东征再次失败,英诺森三世也愿意把目光收回来。在南方涌现的异端现在发展得更为壮大了,并且比以前的异端更激进。那些信徒自称为纯洁者(Pure Ones,希腊语为katharos):而他们反对的教会将他们称为迦他利派(Cathar)。迦他利派的信仰很复杂,其本身也已经分裂成多个派别。但是,所有迦他利派信徒都是二元论者,把宇宙间万物分为善与恶、光与暗。据修士皮埃尔·德沃·德塞尔奈(Pierre des Vaux de Cernay)记载,他们认为有两个造物主:“……一个创造无形的东西,他们称之为仁慈的上帝(benevolent god),另一个创造有形的东西,他们称之为邪恶的上帝(malevolent god)。他们将《新约》归于仁慈的上帝,将《旧约》归于邪恶的上帝,并完全否定了《旧约》的内容。”为了保持纯净,迦他利派信徒尽可能避免与物质世界的接触:他们禁食,拒绝做爱,并长时间地祈祷、沉思。
他们也否定了上帝下凡化身为基督的正统教义,因为这需要仁慈的上帝本身与这个奴化的、腐化的物质世界建立联系。这让迦他利派成了威胁巨大的异端;但根据德塞尔奈的记录,更危险的是他们对教会权威的态度。他写道:“他们说,几乎所有的罗马教会都是贼窝,那些人就像我们在《启示录》中读到的妓女。”
12世纪40年代,这些信仰在法兰克南部悄然蔓延,其中地处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之间的朗格多克南部接受最快。朗格多克是西法兰克中受法律约束相对较弱的地区,地方贵族实力弱,当地神父贫穷无知且迷信。对朗格多克人来说,迦他利派提供了一种新的力量:一种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权威,一个从迦他利派教徒的行列中晋升到完美的精英阶层的机会。
英诺森三世尚未注意到正在聚集的迦他利派的力量。1203年,他曾派教皇代表前往朗格多克调查该运动的力量;1206年他同意了一位神父前往朗格多克传教的请求,企图使迦他利派信徒回归正统基督教。这位神父名叫多明我·德·古斯曼(Dominic de Guzman),来自重山之外的卡斯提尔。他认为,如果迦他利派信徒看到正统派神父也过着禁欲、纯净的生活,那么使他们回归正统是完全有可能的;他遇到了前往朗格多克的教皇代表团,但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并不赞成。他认为他们太注重荣耀与排场了。“炫耀力量、排场、骑兵护卫队以及华丽的服装并不能让这些异端改变信仰,”他抱怨道,“唯有积极的传教、使徒的谦卑、苦行……唯有志同才能道合,让真正的圣洁取代虚假的圣洁,让真理的宣讲代替谬误的鼓吹。”他徒步穿过朗格多克,与迦他利派信徒一对一地争论。
但这种谦逊的方式效果并不明显,迦他利派依旧蓬勃发展。
同时,教皇的官方代表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发现迦他利派对他们的说教充耳不闻后,他们前往图卢兹要求与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Raymond VI)见面,他是朗格多克的领主。
雷蒙六世是正统的基督徒,也是曾长期包围法国国王领地并限制国王力量的大贵族之一。他倾向于尽可能独立行事。教皇的代表到达后坚持要见他,并傲慢地命令他针对其领地内的异端采取措施;雷蒙对代表的粗鲁态度十分不满,拒绝服从。
看到这种情况,教皇的代表皮埃尔·德·卡斯泰尔诺(Pierre de Castelnau)立即宣布将他逐出教会。谈话当即结束。雷蒙粗暴地将教皇的代表赶出大门。
图德拉的威廉(William of Tudela)了解参与此次事件的各方并记录下了后续事件,他写道,在教皇代表返回北方的途中,“一个心怀不轨的乡绅,为了赢得伯爵的好感,像叛徒一样尾随代表,然后拔剑刺死了他……可以想象,教皇对此不是很高兴”。
事实上,他大发雷霆。没人指责雷蒙六世参与此事,但雷蒙并未对皮埃尔·德·卡斯泰尔诺的死表示哀悼。不断升级的宗教问题现在加入了政治因素。
借着十字军东征潮的复兴,英诺森三世找到了解决方法。他成立了一批十字军——矛头指向迦他利派的同时也指向了正统基督徒雷蒙。所有雷蒙的附庸都从他的管辖中被解放出来,所有拿起武器反对图卢兹伯爵的人都将被赦免其罪,并获得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才能拥有的所有特权,所有从迦他利派信徒那里抢到的财富都可以据为己有。
十字军的观念再次扩展。在德意志北部讨伐斯拉夫部落的温德十字军,将与基督教土地上任何非基督教派进行的战争纳入了十字军运动。现在,它进一步扩充,不仅可以震慑非正统的基督徒,还能威胁拒绝听从罗马政治指令的正统教派兄弟。
过去,教皇只能使用精神武器——逐出教会与禁行圣事——来面对这种挑衅。现在十字军的剑也成了他的剑。
朗格多克并不远,它的城堡里有丰厚的财富,从那里获得财物的前景十分诱人。1210年年中,1万十字军精兵聚集在里昂,准备进军南方。国王腓力二世以自己需要待在巴黎保存军力抵抗约翰为由请求不出兵。在里昂集结的十字军中有个人名叫西蒙·德·蒙福尔,一位遭放逐的莱斯特伯爵。不能返回英格兰的他在西法兰克找到了新的谋生之道。
雷蒙很固执但不傻。在知道需要面对的兵力有多强大后,他给教皇送去了一封悔改信,并亲自加入了十字军。
随后,战争持续了20年。这场战争被称为阿尔比派十字军战争,这个称呼起源于迦他利派的一个分支阿尔比派(Albigenses),但战争针对整个迦他利派,所有迦他利派的支持者以及所有可能是迦他利派信徒的人都被殃及:这是一场罪恶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
起初,十字军的最高指挥官是一名幸存的教皇代表:阿诺德(Arnold),西多修道院(Cisteaux)院长。他带领军队南下,抵达位于里昂南部横跨埃罗河(Hérault)的城市贝济耶(Béziers)。贝济耶是迦他利派信徒与正统基督徒的共同家园,贝济耶的主教(“一个极其优秀的人”,图德拉的威廉说)想与军队讲和。他被告知,如果正统教徒“离开城市,孤立异端”,他们将免受战争之灾。但在他带着这个消息回到贝济耶后,市民都拒绝离开家园。“大多数市民说……十字军别想从他们手上夺走一分钱。”威廉补充道。再怎样遮掩也不难看出,十字军虽然打着为教会而战的旗号,但他们也觊觎着朗格多克的财富。
这就给十字军带来了一个小问题,一些法兰西骑士找到西多修道院院长,询问在围攻时该如何区分基督徒与异端(bonos et malos)。院长回答:“把他们都杀了,上帝知道谁是他的信徒。”(Caedite eos.Novit enim Dominus qui sunt eius.)
地图38-1 阿尔比派十字军
“把他们都杀了,上帝知道谁是他的信徒。”这句由学者兼僧侣海斯特尔巴赫的该撒留(Caesarius of Heisterbach)记录在《奇迹的对话》(Dialogue of Miracles)中的话也许并不是院长亲口说的,但随后发生在贝济耶的大洗劫表明这个命令被贯彻执行了。德塞尔奈记载道,城市的防守被攻破后,“几乎所有”居民都惨遭屠杀,“无论老少”。“他们杀死了所有躲进教堂的人,”图德拉的威廉写道,“十字架、祭坛、耶稣受难像都无法拯救他们……他们把神父也杀了,还有妇女儿童……我想,从萨拉森时代以来就没有出现过那么血腥的屠杀了。”城市被付之一炬,许多幸存者身陷火海。那天是1209年7月22日。
十字军随后进军卡尔卡松(Carcassonne),于8月1日抵达并形成围攻之势。卡尔卡松已经人满为患,许多难民赶在推进的军队到来之前逃到了那里。仅仅两个星期后,民众便投降了。
夺下卡尔卡松后,西多修道院院长表示自己想回到修道院。于是十字军选出了新的领导人:西蒙·德·蒙福尔,一个在战斗中脱颖而出的人。英诺森三世宣布,蒙福尔不仅是阿尔比派十字军的将军,而且在阿尔比派十字军作战期间所有“被征服或将被征服”的土地都由他管辖。
时年34岁的西蒙·德·蒙福尔在被英格兰国王约翰没收土地后穷困潦倒。与他同时代的图德拉的威廉说他“作战勇猛”;法国编年史家德塞尔奈说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英俊潇洒,“战争经验极为丰富,不知疲倦……尽心竭力为上帝服务”。蒙福尔曾跟随腓力二世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在十字军开始迷失方向时,他便离开了驻地扎拉(Zara)。现在蒙福尔成了阿尔比派十字军的战略家与领导力量,不久,他便成为残忍的代言人。
在朗格多克过冬后,蒙福尔率领十字军穿过法兰克南部向西进军。1210年春,他来到布拉姆镇(Bram),该镇的唯一防御工事是一堵墙和一道门。天主教徒与迦他利派信徒再次联手,抵抗入侵布拉姆镇的十字军。
不到3天,布拉姆便被攻陷,而蒙福尔则首次显现出其在作战中标志性的残忍。作为抵抗上帝之军队的惩罚,他下令将守军的眼睛挖出来(“数量过百,”德塞尔奈说),将他们的鼻子砍掉。
继布拉姆后,数个城镇与城堡在十字军的进攻中陷落:在阿拉里克(Alaric)、泰尔姆(Termes)、拉斯图尔(Lastours)和米内尔夫(Minerve),蒙福尔烧死了140个被俘的“纯粹的异端”,男女皆无法幸免。
看到蒙福尔与其同伙将朗格多克的一片片土地据为己有,图卢兹的雷蒙六世开始意识到十字军不仅会为迦他利派画上句号,最终,也会宣告他自己的灭亡。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