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罗马第一次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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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罗马第一次陷落
在罗马,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390年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升级,高卢人焚毁了罗马城。
罗马的第一个独裁官组织军队击败了入侵者,将他们从城墙外赶走,这一步他做到了。然而,他的努力却没有给罗马带来真正的和平。李维写道,在罗马的周边,没有“让人安心的和平,也没有公开爆发战争”;相反,两方持续对峙,一方是正在崛起的、咄咄逼人的罗马,一方是它周围的城镇,后者不能确定是该去挑战罗马,还是置之不理。
不过,虽然罗马人不用再那么担心伊特鲁里亚人(在西西里岛的战争中,他们在雅典人身后重新集结了自己衰弱的部队,不过也因此吃了大亏),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这个国家的政治分歧很大,”李维说,“罗马人与他们的统治阶级表现得完全不一样,反而对被入侵的前景感到欣喜。”
罗马已经将它的网撒向外部的各民族,而当它开始转变为一个帝国的时候,也面临与波斯人和斯巴达人一样的困境:如何让掌权者(最初的征服者)和无权的人(被征服,现在被吸收进来的人)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在斯巴达,征服者被称为公民(civil),被征服者被称为“黑劳士”(helot)。在罗马,两个阶层的人的来源却有些许不同。贵族(patrician,来自拉丁语单词pater,是“父亲”的意思)是之前为老国王效力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后代。其他人都是平民(plebian):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术语,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否定词,表示“非贵族”。它不仅包含现在住在罗马的被征服的土地上的人,而且包括罗马城中祖先身份卑微的原住民。
平民的数量远多于贵族,但贵族却不成比例地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虽然从共和国初期开始,平民会定期选出一个代表自己的执政官(consul),但罗马的法官、祭司、地主和将军都是贵族。
与雅典的情况一样,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债务问题日益突出。一个平民如果需要在饥荒或参战时借钱养活家人,就必须把自己作为抵押品;如果这笔钱无法偿还,他和他的家人就会变成奴隶。贵族以这种方式不仅获得了土地和资金,而且拥有了罗马平民的所有权,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平民发现,最令人不平的是,他们之所以会陷入债务危机变为奴隶,全都是因为要去打仗为国家卖命。
公元前495年,这种不满演变成一场骚乱。一位战功赫赫、非常出名的老兵蹒跚着来到罗马的公共集会场所,“他的衣服肮脏不堪,”李维写道,“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身体瘦弱得不像样子……头发和胡须十分蓬乱……看上去非常可怜。”人们认出了他是谁,人群中一阵窃窃私语,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过来听他演讲。他撕开自己的衬衫,露出他在军队服役时胸口所受的累累剑伤,他的背部则满是被有钱的主子殴打的伤痕。“我在军队服役时,”老人说,“发生了萨宾战争,敌人打过来,毁了我的庄稼,烧了我的小屋。我所有的家当包括我的牛都被抢走了。现在,我已经没力气当兵了,他们却要我纳税,于是现在我浑身是债。”
说到这里,整个城市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人(有的还戴着锁链)都涌上街头,高呼着要求元老院马上做出决定,让他们免除受奴役的命运。大部分议员都躲了起来,不见踪影。然而,执政官决心要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发生,所以他们便四处搜寻,把议员都拉回元老院,让他们好好讨论一下债务奴隶的问题。随着议员们展开讨论,愤怒的债务奴隶围在元老院外,有的推开大门,有的趴在窗户上,想听一听元老院准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可不是理智地讨论债务问题的最佳环境,而元老院的讨论也的确毫无进展,直到后来出现了某种外界的“帮助”:有消息说,位于罗马南边的近邻沃尔斯奇人(Volscii)正在向着罗马行军而来。元老院匆忙地通过了一个决议:以后平民只要积极在军中服役,就不会因债务而沦为奴隶。听到这一决议,街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参军,去跟沃尔斯奇人作战。沃尔斯奇人被彻底击溃,因为这支负债累累的人组成的军队冲锋陷阵,非常勇猛,就如李维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求战心切”。
但是,权力失衡这一更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李维写道,罗马需要找到“解决国内两个阶级的利益冲突的方案,无论是通过正当方式还是肮脏手段,都必须恢复其内部的和谐”。使用“肮脏的手段”当然不太让人喜欢;这表明,即使在李维生活的年代,元老院中虽然会就某个问题辩论不休,但已经有了一种姑且把眼前的问题解决的作风。而事实上,在击退了沃尔斯奇人之后,平民士兵回到罗马城(他们不能永远留在军中服役),很快他们就发现,元老院根本没有提供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他们在罗马的唯一优势就是人数众多,于是他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公元前494年,他们发起了世界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罢工。“他们聚集起来,来到距离罗马城5千米的圣山(Sacred Mount)……”李维说,“在那里……他们安营扎寨。”后来人们称其为“平民撤离事件”(Plebian Secession),这让罗马贵族(他们失去了大部分奴隶和军队)和其余的平民陷入恐慌。整个城市似乎被冻结了,很容易受到攻击,其日常活动也无法进行。
最后,元老院和执政官提出了一个方案。从今往后,平民可以通过叫作护民官(tribune)的特殊官员来参与政事,护民官总是从平民阶层中委任,而且将“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是说,他将不会受到来自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压力,因为罗马那时还没有成文法)。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平民免遭不公正的待遇。这是罗马第一个限制贵族担任的公职,之前的很多公职都不让平民担任。
“平民撤离事件”发生的当年,即公元前494年,元老院就任命了两位护民官。这场危机暂时平息下去。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执政官、元老院议员、祭司和护民官之间的权力争夺使罗马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成文法典来进一步保护平民。罗马派往雅典的使臣归来后谈到梭伦的法典,说它是为了缓解雅典贵族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编纂的。他们甚至带回来一份雅典法典的副本。现在罗马城已经太过庞大,也太多样化,很难再依靠那些不成文的传统来治理。罗马需要“一部让每一个公民个人……同意且接受的”法律。
因此,在公元前451年,罗马委任了一个由十名立法者组成的委员会——史称“十人委员会”(decemvirs),这些人在公元前450年取代固定的罗马公职人员来履行公职。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管理政府,而且要制定法律来治理罗马。对于这些人得到委任一事,并非没有争议。李维说:“关于执政委员会中是否可以有非贵族血统的人加入,人们总免不了一番争论。”因为一些罗马人仍然不愿意看到平民参与任何政府事务。但是,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得到了解决,在这一年里,十人委员会开始花时间制定法律,然后将其公之于众,让大家评论。法律在讨论中不断被修改,随后举行全体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些法律。人们普遍觉得还需要再制定一些条款,因此次年十人委员会又多制定了两部法律。
最后制定出的十二部法律被刻写在铜板上,陈列于罗马广场,这样所有人就都能看到。这部法典由此被称为“十二表法”。李维说,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些条文还是罗马法的基础。可惜这些铜板已经丢失;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从各种罗马文献的引用中收集而来的。
重新收集而成的“十二表法”并不完整,不过还是能看出一些为了保持罗马两个阶级之间和平的条文。第三表写道:“对于自己承认或经判决的债务,有三十日的法定宽限期。”(Eris confessi rebusque iure iudicatis XXX dies iusti sunto.)期满,(不还债的)债务人会被带到长官面前(申请执行)。如果他既没有担保人也没有收入,那么可以拘禁他;但原告需要为他提供食物(这样做的成本可能最终会比免除债务还要高)。根据第十二表,凡以不诚实的方法取得对物品的占有的,由长官委任三名仲裁员处理,如果占有人败诉,则应返还所得孳息的双倍。再有就是第九表“不允许制定任何私法”(Privilegiane irroganato),它也是整个十二表法的基石:这样,在未经平民同意的情况下,贵族再也不能将其意志随意强加给平民了。
第八表是对伤害和损害的处理规定,这会让人们想起汉穆拉比法典:一个人打断了另一个人的骨头,必须要缴纳罚款,但如果被打的是奴隶,则罚款减半。如果土地所有者未将道路保持在可供通行的状态,有通行权者可以让车辆通过他认为适宜的地方。一个三次被卖为奴隶的儿子可以宣布自己与父亲断绝关系。
这些法律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让我们看到,虽然十二表法是罗马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罗马还存在大量不公正现象。其中一些不公正现象源于古代常规的习俗:第四表直截了当地写道,“畸形儿应该被杀死”;第五表解释说,“因为女子天性轻浮,所以她们即使长大了也应该有监护人”。其他的一些法律是罗马特有的,第八表这样写道,“任何人都不能在夜间举行集会”,这是为了保护贵族免遭平民密谋伤害。最臭名昭著的是,第十一表规定“禁止贵族和平民通婚”,这一条款在经历了元老院的激烈辩论后最终于公元前445年被废除;并非每个人都相信,贵族血统和普通的罗马人结合后罗马还会蓬勃发展。
护民官和十二表法没有完全缓解罗马内部的矛盾,但是这些改革有助于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把人们凝聚到一起,一致对外。公元前437年,罗马与其宿敌——台伯河上游的费德那开始了漫长的战争。在罗慕路斯(Romulus)统治时期,费德那就曾侵袭过刚刚崛起的拉丁人的城邦;罗慕路斯攻打过费德那和维爱这两座伊特鲁里亚城邦,但两次都失败了。现在罗马与费德那的战争再度爆发,并且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26年。
地图13-1 高卢入侵
之后的二十年里,小战役仍然不断,直到公元前405年罗马对维爱进行了围城之战。这又演变成一场持久战;五年后,罗马人仍在城墙外驻扎着,这时北面的威胁渐渐逼近。凯尔特人,也就是罗马人所说的“高卢人”,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向南推进。他们离罗马越来越近了。
但是,罗马人正忙着向周边扩张领土,似乎并未对高卢人投以较多关注。公元前396年,罗马总算攻下了维爱;这场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很残酷,因为维爱是伊特鲁里亚城邦中最富有、资源最丰富的。李维写道:“比起自身遭受的损失,它使罗马损失了更多。”这意味着这次围城之战大大削弱了罗马的军事实力。而维爱城并非当时罗马军队攻击的唯一对象;罗马士兵一直在附近的乡村扫荡,恐吓农民,把更多的村庄纳入罗马的领土。
在这支师老兵疲的军队正想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一个叫凯第修斯的平民带着一则可怕的警告去找护民官。他“在寂静的夜里”听到一个声音恶狠狠地说,“告诉地方官,高卢人就要来了”。这个警告被“一笑置之,部分原因是凯第修斯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另一部分原因是罗马仍然受困于贵族情结而不能自拔,只有权贵的话才有人听。
但是另一个坏消息接踵而来,这是来自罗马北部的克鲁修姆的消息,克鲁修姆是可怕的拉尔斯·波希纳(Lars Porsena)的大本营。成千上万的凯尔特人突然出现在城门外,挥舞着武器。“情况真是可怕之极,”李维写道,“尽管事实上克鲁修姆人未曾与罗马建立正式联系,或者说也没有理由去期待它的友谊……但是他们还是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向元老院请求援助。”
克鲁修姆能够尽弃前嫌与罗马修好,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眼前的危险是多么巨大。高卢人一心要统一整个半岛。罗马要是有能力出兵,那它是会出兵的。但是,在经过三十年持续的战争后,元老院实在是无兵可派。
于是乎,他们只好派使节去说服高卢人,在那里驻扎下来可以,但不要武力攻陷克鲁修姆。这次游说原本可能会有些成效,可惜,当高卢人对罗马使节表现出蔑视时,罗马使节大发雷霆,把事情搞砸了。罗马使节拔剑出鞘,而高卢人无需任何鼓动,就把这视为挑战。“他们的怒火燃烧起来,而这正是他们民族的特征。他们以可怕的速度向罗马进发,”李维写道,“……这支庞大的队伍集结起来,战马和步兵绵延好几千米,士兵一个个高声呐喊‘向罗马进军!’”
罗马指挥官匆忙在台伯河河岸指挥军队应战,阵列是如此单薄,以至于高卢人在刚开始的时候怀疑这是陷阱,甚至后撤了一点,因为罗马士兵的数量真的太少了。但是,高卢人很快就弄明白了,罗马军队的战线过长,这些就是他们能够召集起来的所有士兵了,于是高卢人蜂拥而上,冲进了罗马人的前沿阵地。战役一开始就变成了一场屠杀,后来罗马的军队完全崩溃。四下逃窜的罗马士兵有很多因为盔甲太重而沉入水中,淹死在台伯河里。幸存者中有一半逃进了维爱城,闭门免战。剩下的人设法回到了罗马,但他们的数量明显不足以保卫整个罗马城,因此人们全部撤退到卡匹托尔山(主神殿所在地),城市的其他部分则无人防守。
高卢人涌入罗马城,大肆屠杀没来得及退到卡匹托尔山的人,恣意烧毁房屋。与此同时,罗马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或耳朵,他们眼睁睁看着那些野蛮的敌人在他们熟悉的街道上大摇大摆地走过……城里此起彼伏的,有胜利者的欢呼,有妇女的尖叫,有小孩的哭喊,还有火焰噼啪燃烧的声音,以及砖石坠落发出的经久不息的隆隆声……这些人都没能躲入内城,而是落到了敌人手里”。
罗马人被困在卡匹托尔山,无力回击。另一方面,下面的高卢士兵也攻击不到他们。虽然按理说,只要围攻的时间够长,就有可能饿死他们,但高卢人并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食物和水。而且,虽然卡匹托尔山上的条件已经很艰难,下面城市里的条件很快就变得同样糟糕。食物有限,另外,高卢人驻扎在低洼的地方,几乎不通风,罗马城燃烧所产生的大量烟尘在低地聚集,造成了严重的咳嗽和肺部感染。最终,这种拥挤的环境引发了传染病。开始是几十人、几十人地死去,然后是成百成百地,尸体太多,以致埋都埋不过来;活着的人只好把尸体堆成一大堆进行焚烧。
到这时候,高卢人能听进去罗马人的提议了:倘若高卢人放弃围城,他们可以向高卢人支付黄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罗马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因此大受鼓舞。来自欧洲南部海岸古希腊殖民地的马萨利亚人,也曾遭到行踪不定的凯尔特人的袭击,凯尔特人曾突然出现在马萨利亚人的城墙下面,并安营扎寨。马萨利亚人就是花费重金才让他们撤兵的。据罗马历史学家庞培·特洛古斯(Pommpeius Trogous)所言,马萨利亚人后来还派使者去德尔斐神殿感谢阿波罗解救了自己;马萨利亚人与祖国的泛希腊神殿的关系一直都比较疏远。
得到罗马被围攻的消息时,他们的使节正在做完祭祀后回去的路上。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了马萨利亚,他们的领袖决定,值得现在就去培养与罗马将来的良好关系。马萨利亚人把自己国库里的金子全都拿了出来,还说服有钱人捐款,把凑来的金币一起加到罗马人的赎金中去。高卢人拿到金子后就回到北方山区,那里气候凉爽,比意大利半岛南部的炎热气候更加舒适。
罗马人摆脱了被围困在卡匹托尔山的处境,赶忙重建城市,以防敌人返回。“所有的工作都是匆匆忙忙进行的,”李维总结道,“没有人有工夫去看一下街道是不是直的……而且只要有空地,人们就会把房子盖起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罗马更像是由一群擅自闯入的人建起的,而不是一座规划得当的城市。”第一次遭到野蛮人的劫掠,不但成为罗马帝国雄心壮志的污点,而且给罗马城本身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