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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通向欧洲的道路

　　705年至732年，阿拉伯军队击溃了西哥特人，但没能占领君士坦丁堡，还被阿基坦的奥多（和查理·马特）赶出了法兰克人的土地。

　　君士坦丁堡最近的一位将军出身的皇帝提比略三世（TiberiusⅢ）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之后，在皇帝的宝座上坐得并不安稳。他收到一个坏消息：被赶下皇位，并被处以割刑的年轻皇帝“被剜鼻者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Noseless），从位于赫尔松的关押他的监狱中逃了出来。他正躲在可萨人的宫廷中，谋划着要夺回皇位。

　　可萨汗国曾逼退阿拉伯人，征服老大保加利亚，因此目前可萨可汗布希尔·格拉万（Busir Glavan）是远近最为强大的盟友。但可萨人自从希拉克略大帝时代起就一直是正统拜占庭皇帝的盟友。为了说服布希尔·格拉万同意帮他推翻目前坐在宝座上的提比略三世，“被剜鼻者查士丁尼”向他许诺了他至今不曾拥有，也无法通过战斗获取的东西：让他成为拜占庭的皇亲国戚。他提出迎娶布希尔·格拉万的妹妹，条件是布希尔·格拉万帮他夺回皇位。

　　布希尔·格拉万同意了。但不久之后，从君士坦丁堡的提比略那里又传来秘信：他愿意支付可汗丰厚的报酬，让可汗暗杀查士丁尼二世。布希尔·格拉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查士丁尼二世必须要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夺回皇位，就目前来说，与提比略三世结成政治联盟比跟一个将来不知哪天才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人结亲更为合算。因此他收下了提比略的钱，派了两个可萨士兵去谋杀他的新妹夫。

　　但他低估了查士丁尼二世。他妻子警告他说有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谋划些什么事情，于是查士丁尼二世把那两名士兵叫到他家，可能是以聘请他们当保镖为幌子。查士丁尼把他们让进屋里，等他们放松下来，就用一根绳子把两人都勒死了。然后，他再次逃离，这次是乘一艘渔船逃离了可萨的领地。

　　他设法驾驶小船向北到达德涅斯特河，像上次那样过河进入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现在统治保加尔人的是阿斯巴鲁赫的儿子泰尔韦尔（Tervel），他与可萨人为敌，因为对方毁掉了保加尔人原来居住的更靠东方的家园。查士丁尼二世承诺与泰尔韦尔结盟，给他钱，还答应以后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以此争取泰尔韦尔的支持。到705年，查士丁尼二世得以率领一支保加利亚军队，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

　　他们花了三天时间试图通过谈判协商进城，三天之后，查士丁尼二世失去了耐心。他很熟悉君士坦丁堡的给排水系统，所以就带领军队通过给水总管进了城。他们冲进皇宫，擒获了提比略。查士丁尼重新夺回皇位，并下令将提比略处死。他还刺瞎了曾支持提比略统治的牧首，以报复当初他们对自己的残害。

　　查士丁尼二世第二次当皇帝当了六年，从705年当到711年。他是唯一一位遭受割刑之后又重新执政的皇帝。他戴着一个银质的假鼻子，盖住自己鼻子被割掉之后留下的伤疤，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发现最好是假装相信他这个假鼻子是真的。

　　但他第二次登上皇位之后，别无建树，只是在一心一意地抓捕那些曾经背叛他的人，为自己报仇。他这六年的统治带来了一场腥风血雨，他下令将敌人和疑似敌人的人吊死在城墙上，将他们扔在竞技场上让马匹将其践踏至死，把他们装进麻袋扔进海里淹死，给他们服毒，把他们砍头。711年，军队起而造反，查士丁尼二世被杀。此时，在君士坦丁堡，既没有正当的皇位继承人，也没有哪个将军的势力足够强大，所以没人能掌握权力的缰绳。711年至717年间，有三个短命的皇帝走马灯般轮番登上又迅即失去君士坦丁堡的皇位。

　　但穆斯林军队正忙着别的事情，并未乘虚而入。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于705年过世，他的儿子瓦利德一世（Walid I）继承了他的哈里发之位。在瓦利德一世执政期间，阿拉伯军队开始撤离北非海岸。

　　穆萨·本·努萨伊尔被任命为北非伊斯兰行省伊夫里基亚的总督，他又任命了一个名叫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的柏柏尔战士做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塔里克曾经为奴，但已通过服兵役赢得了自由。总督和新任指挥官一起领兵对海滨城市丹吉尔（Tangiers）发起了进攻。他们希望丹吉尔可以成为阿拉伯军队越过地中海海口，进入西哥特人的伊比利亚王国的中转站。

　　西哥特王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近百年来，西哥特人一直在努力维持王国的完整。早在636年，他们已经开始遇到困难，败象初现。当时第五次托莱多会议——一个由教士、学者和官员共同商定国家法律的集会——颁布法令，规定只有具有哥特人血统的哥特贵族才有可能成为国王。653年，第八次托莱多会议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规定：国王不仅必须是哥特人，而且要由“达官显贵”，也就是执掌重权的哥特贵族世家选出。

　　这样一来，选举战士做国王的日耳曼人的旧式习俗就被写进了法律——这种做法在其他大部分日耳曼王国中都已经逐渐被抛弃了。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做法，非常适合游牧民族，但在具备各种习俗和法律的定居民族的国家，通过选举确立王权会带来不稳定。因为当选的首领知道自己的权力是有限的，任期也很短暂，所以行使职权时十分谨慎。经选举产生的国王进入一种没有持久性的管理体制，并开始行使专制权力，这样很容易给自己树敌。

　　从托莱多法令中可以看出，西哥特王国没有将保持稳定性的希望，即保持管理体制的连贯性和持续追求共同目标的希望，寄托在法律、习俗或王室的存续上，而只是寄托在保证国王有哥特人的血统上。但随着阿拉伯军队的逼近，这种稳定性变成了泡影。

　　694年，西哥特人的国王埃基克（Egica）册封8岁的儿子维提扎（Wittiza）为自己的共治国王，并在随后的公元700年前后，当维提扎成年时（14岁左右），为其举行了正式加冕仪式。埃基克已经不得人心了，因为他将一些专供国王使用的土地当作自己的个人财产，这种做法混淆了国王作为一名统治者的权利和他的私人权利之间的界限。而如今埃基克又为自己的小儿子加冕，这明确表明他企图将王位世袭制引入西哥特。这种做法使得无论是那些十分珍视自己选举国王的权利的贵族，还是那些觉得自己有可能获选国王的贵族，都感到十分憎恶。但他们反抗放肆无耻的埃基克的怒火被暂时浇熄了，因为此时暴发了十分严重的瘟疫，只要是花得起钱、能走得了的人，全都逃离了都城。埃基克和维提扎于701年离开托莱多，埃基克不久就去世了，很可能就是因为染上了这种瘟疫。

　　虽然我们对维提扎的单独统治知之甚少，但有一部当时的编年史提到，他将父亲宣称归自己所有的土地归还了“王家国库”，将其从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恢复成以前那样只是由现任国王使用。他虽然年轻，但他一定是看到了人们对于父亲的新做法的抗拒。

　　不过就算他做出这个姿态也救不了他。711年，维提扎已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他的命运仍然是一个谜。在哥特贵族的支持下，名叫罗德里克（Roderic）的国王坐上了王座。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很清楚，因为历史记载混乱且自相矛盾。但有材料提到伊比利亚不同地区的其他两个国王，这说明在哥特贵族之间，对于是否支持罗德里克也没有达成一致，而且当时还爆发了内战。选举制度的目的是把有能力的国王推上宝座，同时避免王权世袭，但当有侵略军来袭时，就会难以为继。

　　这是一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混合组成的军队，由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指挥。在西哥特南部的沿海城镇，袭击已经开始。罗德里克尽其所能地召集了防守部队，但有资料显示，与他竞争王座的对手已经与入侵者结盟，甚至可能帮助塔里克进入了伊比利亚。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高估了这些新来的人的好意。711年7月19日，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率部在瓜达莱特河战役（Battle of Guadalete）中与罗德里克遭遇，罗德里克被打得落花流水，他手下的贵族和军官被全部歼灭。“上帝杀死了罗德里克和他的同伴，将胜利赐予穆斯林，”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卜杜勒·哈卡姆（Ibn Abd al-Hakam）写道，“西方世界从未有过比这次更加血腥的战斗。”

　　这次战争使西哥特王国在西班牙的统治戛然而止，其原因不是国王死了，而是几乎整个贵族阶层，那些有选举君主权利的人，全都被消灭了。再也没有国王了——更严重的是，也没人有权安排一名合适的国王人选。面临侵略的时候，没人能组织抵抗或与对方谈和。

　　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军队一路占领了整个国家，直接领导地方官员，与他们进行各种交涉。仅仅过了一年，塔里克本人即被召回，离开了伊比利亚，这片新征服的领土——现在被称为伊斯兰安达卢斯行省（Al-Andalus）——被交到北非总督的治理之下。

　　715年，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去世，当时阿拉伯人已进入欧洲，这是他给后人留下的遗产。他的弟弟苏莱曼（Sulayman）继承了哈里发的衣钵，之后立即将穆斯林军队的力量重新聚集在拜占庭边境。

　　拜占庭还在遭受最高领导人频繁更换的痛苦。目前坐在宝座上的是三名昙花一现的短命皇帝中的第三个——狄奥多西三世（Theodosius Ⅲ）。他本是个与世无争的税务官，根本就不想当什么皇帝（事实上，据狄奥法内斯所说，他发现手下们正计划推举他为皇帝时，甚至躲进了树林里），他也没有意愿面对阿拉伯人越来越强的攻击。717年，当尼西亚的军队拥立他们的一位将军，叙利亚人利奥（Syrian Leo）为皇帝时，狄奥多西松了口气，赶紧退位，进了修道院。在那里，他接受训练，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并最终成为以弗所（Ephesus）主教。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这份工作。

　　战士利奥，现在成了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结束了君士坦丁堡的混乱。他立刻准备应对阿拉伯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袭击。没过几个月，阿拉伯人的舰队开来了，这支舰队由1800艘船组成，穿越了马尔马拉海（Marmara）远端的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他们都在新任哈里发苏莱曼的指挥之下。与此同时，苏莱曼还派出一支约有8万人的地面部队穿过小亚细亚袭来。正当地面部队从东边来到君士坦丁堡时，舰队也从南边靠近。

　　地图11-1 阿拉伯人前进的步伐

　　君士坦丁堡的海港是金角湾的入口，周围由一道巨大的锁链防护。地面部队必须奋勇向前，抬起锁链，才能让船驶入港口。但没等他们办到，利奥三世就发起了一次进攻，他向敌人正在驶近的船队放出许多火船，船上燃着遇水不灭的“希腊火”。风也帮了他的忙，几百艘阿拉伯战船被火点燃，要么沉没，要么搁浅。

　　苏莱曼重组剩余的船只，此时利奥三世本人亲自解开了封锁金角湾的铁链，打开了入港之门。“阿拉伯人以为他想诱敌深入，然后还会围上锁链，把他们锁在里面，”狄奥法内斯写道，“因此他们不敢进港锚泊。”他们撤退了，在附近的一个小湾抛锚停泊。可是，他们还没能重新组织进攻，就遇到了两大灾祸：先是异常严寒的冬天突然降临（“积雪覆盖大地，足有百日之久。”狄奥法内斯写道），接着苏莱曼病逝了。

　　他的堂弟欧麦尔（Umar）在倭马亚王朝当时的都城大马士革宣布继任哈里发，成为哈里发欧麦尔二世。他从埃及派出了新的舰队司令，新司令于春天到达君士坦丁堡，重新发起攻击。但利奥三世已经与保加尔人订立了新的盟约，保加利亚军队于盛夏抵达，帮助他们解除了封锁。

　　据狄奥法内斯所说，有2.2万名阿拉伯人在战斗中死在了城墙之下。欧麦尔二世捎话来说应该放弃攻城，于是，718年8月15日，阿拉伯人“十分丢脸地撤退”了。君士坦丁堡再次顶住了阿拉伯军队的洪流。这里仍然是阿拉伯军队无法征服的地方，挡住了他们从东边进入欧洲的道路。

　　但事实证明，对阿拉伯军队来说，西边的道路要好走得多。西哥特人几乎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困难。718年，出现了短暂的抵抗。一个名叫佩拉约（Pelayo）的西哥特贵族带领手下撤到北部山区，自立为基督教王国的国王。阿斯多里亚王国（Kingdom of Asturias）国土狭小，人民生活贫困，却在阿拉伯人的反复进攻之下幸存，这要归功于山区的天险，但它没能阻止阿拉伯人前进的步伐。在安达卢斯的新任总督萨姆（al-Samh）的带领下，穆斯林军队抵达以前西哥特人土地的边缘，紧邻着法兰克人领土阿基坦的地方。

　　此时的法兰克人就像西哥特人和拜占庭人一样，也在让谁当领袖的问题上遇到一些麻烦。

　　墨洛温王朝无为而治的“懒王”们受制于一连串野心勃勃的宫相已经有40年左右的时间了。680年，奥斯特拉西亚的贵族们选择了一个名叫“胖子丕平”（Pippin the Fat）的法兰克官员为宫相。他是“老丕平”的孙子，643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的宫相“老丕平”首次尝试将宫相变成世袭的职位。“胖子丕平”当选的时候，奥斯特拉西亚的王位空缺，最后一任“懒王”刚刚去世。“胖子丕平”［后来被称为“中丕平”（Pippin the Middle），因为他孙子的名字也是丕平］拒绝支持新的人选来做奥斯特拉西亚国王。法兰克贵族也没有反对，所以“胖子丕平”就成了奥斯特拉西亚事实上的国王，统治着这个国家。

　　这件事让墨洛温王朝的国王感到十分不快。当时坐在纽斯特里亚王座上的是提奥多里克三世（Theuderic Ⅲ），他是克洛维二世的小儿子，在两个哥哥死后被从修道院接回来继承了王位。687年，提奥多里克三世开始攻打奥斯特拉西亚，但“胖子丕平”的军队将其彻底击败，因此提奥多里克不得不同意让“胖子丕平”担任全部三个国家的联合宫相。这三个国家就是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

　　在此之后，“胖子丕平”开始自称为“全法兰克王国的公爵首领”（dux et princeps Francorum）。他既不是国王，也不是国王手下的官员。他回头采用日耳曼人旧式的说法来描述自己的权力，称自己为许多公爵的首领。他在奥斯特拉西亚作为“公爵首领”统治了将近30年，历经数位墨洛温家族的傀儡国王，最终死于714年，享年约80岁。当时正是阿拉伯军队对法兰克边境发动暴风雨般袭击的时候。

　　这个时机非常糟糕。戴上法兰克王冠的几个王室宗亲都不够强大，没有能力指挥任何有效的防御，而丕平死后，宫相的位置也空出来了。他的两个由妻子普来克特鲁德（Plectrude）所生的嫡子都死在了他的前面。他还有两个私生子，均由情妇阿尔派达（Alpaida）所生。但普来克特鲁德憎恨阿尔派达和她的两个儿子，不同意让他们继承丕平的权力。

　　相反，她坚持说，宫相这一职位真正的继承人应该是她的孙子，她死去的两个儿子的孩子们。为了确保不让阿尔派达的两个儿子得到权力，她将阿尔派达的长子，也是最有野心的儿子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捉住，在科隆（Cologne）囚禁起来。

　　但是查理·马特几乎立刻就从狱中逃脱，回到了纽斯特里亚。他在那里迎战普来克特鲁德（替她年幼的孙子摄政）以及其他几个也想当宫相的人。内战持续了两年，到717年，查理·马特成功当上了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并将一个王室宗亲抬上宝座来当“懒王”。

　　他的统治虽然还不很稳定，但已覆盖法兰克王国的大部分地区。不过在南方，当地有个名叫奥多（Odo）的贵族拥有世袭统治阿基坦地区的权力，他抓住内战这个机会为自己争得了部分独立。照理说他应该是忠于法兰克人的，但他将自己的忠诚留给了“懒王”；他对查理·马特的野心有所怀疑，因此与宫相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不与其结盟。

　　于是当阿拉伯军队出现在他的南部边境时，阿基坦的奥多没有强大的盟友来帮助他。721年6月9日，在奥多的指挥下，阿基坦弱小的军队——增援他们的只有来自阿斯多里亚山区的少数抵抗力量——与阿拉伯军队在图卢兹战役（Battle of Toulouse）中相遇。

　　法兰克人自恋得惊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编年史中几乎没有提及这场战役。他们光顾着记录查理·马特的崛起，在他们眼里，阿基坦的奥多只是查理·马特的敌人，而不是法兰克人的救星。但是奥多在图卢兹战役中击败了阿拉伯人，在战斗中杀死了安达卢斯的总督，阻挡了阿拉伯人进入欧洲的脚步。这是所向披靡的穆斯林军队遭受的最严重的（也是最意想不到的）失败之一。“他将萨拉森人（Saracen）赶出了阿基坦。”编年史中如此写道，措辞十分简洁，他因此得以将法兰克人的文化保留下来。

　　取代死去的安达卢斯总督的是哈里发新任命的继任者，军人出身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伽菲奇（Abdul Rahman al-Ghafiqi），此后阿拉伯人一度从法兰克边境撤退。伽菲奇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治理安达卢斯，然后于732年带领军队开回了东北地区。

　　阿基坦的奥多再次披上战袍应对阿拉伯人的攻击。这一次，奥多在加龙河（Garonne）战役中遭到惨败。他被迫退回到阿基坦，而阿拉伯军队则过了河，先来到波尔多（Bordeaux），然后到了普瓦捷（Poitiers）。根据弗莱德加在编年史中的记载，他们一路上烧毁教堂、屠杀市民。

　　无奈之下，奥多派人去找查理·马特，提出若查理·马特能派兵增援，就发誓向他效忠。似乎直到此时，法兰克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阿拉伯人的前进有多么危险。但过去这10年，他们已经睁开了双眼，查理·马特立刻南下，任命奥多为其将领，全权负责指挥军中的阿基坦部队。

　　10月，伽菲奇率领的阿拉伯人和查理·马特率领的法兰克人在普瓦捷附近相遇。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双方均无明显的优势。

　　连续多日的战斗之后，伽菲奇丧命。他死后，阿拉伯军队开始撤退，查理·马特紧追不舍。弗莱德加的编年史明显偏袒查理，轻视奥多，他声称马特追击撤退的阿拉伯人是为了把他们的兵力化整为零，各个击破，进而将其彻底消灭。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阿拉伯人虽已战败，但并没有被彻底击败；他们一路上烧杀抢掠回到安达卢斯，几乎如入无人之境，而查理·马特跟着也来了。

　　732年的普瓦捷战役，法兰克历史学家将其记为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永久流传，这一战的确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伊斯兰帝国止步于阿基坦边界，没有再向前推进。查理·马特赢得胜利是因为他领导有方、精心策划。但他的绰号“铁锤”（The Hammer）——说他像铁锤一样猛击敌人，将其粉碎——却有些言过其实了。其实，现在沦落到需要向宫相效忠的阿基坦的奥多才是这场胜利的策划者。但查理·马特有最好的宫廷史官。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