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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逻辑和妥协

　　1100年至112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英格兰国王先后将矛头指向了教皇，而一位大主教则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予以反击。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结束开启了一个时代。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高举十字架，率军与自己的同胞刀剑相向的800年之后，信奉基督教的士兵在统一的教会领袖的指挥下，凭借共同的信念，组成了一支统一的军队，跨越博斯普罗斯海峡，抵御从东部进犯的突厥人。可十字军东征刚一取得胜利，凯旋的基督教骑士就背弃了他们原本的信念，摇身一变，从教会的子民一跃成为自己的小王国的君主。

　　在基督徒信奉的诸多教义中，有一条在接下来的四个半世纪都居于统领地位：信仰上帝便会拥有权力。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余波从叙利亚传播出去，其影响向着东方和西方不断扩散。

　　在英国，本不应该做国王的人却继承了王位。自1087年开始掌权的威廉二世（William II）在沃尔特·蒂勒尔（Walter Tyrrell）的陪同下外出打猎，沃尔特本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可这一次本应该射向牡鹿的箭却射中了国王。威廉中箭倒地，当场身亡。沃尔特并没有留在现场并对此做出解释，而是“一跃上马，猛踢马刺，迅速逃离了现场，而且也并没有人奋力去追他”。 ［此处描写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也参与了这次打猎，在一众人返回伦敦后，亨利被拥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Henry I）。这一天是1100年8月5日。

　　事实上，亨利不是威廉的继承人。英格兰王位应该属于亨利的哥哥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但彼时他正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归来的路上。可还没等他夺回属于他的王位，亨利就已经入侵诺曼底。

　　两兄弟在临近诺曼底的村庄坦什布赖（Tinchebray）展开了战斗。诺曼底公爵的军队战败，罗伯特被俘，在监禁中度过了他漫长的余生，直到他以80多岁的高龄在监狱中去世。而亨利一世在战胜之后，又将诺曼底的爵位据为己有，像他的父亲征服者威廉那样，身兼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两个权位。

　　他的统治始于武力夺权，之后他又向法律开刀。亨利对法律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发布《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宪章中的第一个条款就承诺王室既不会控制“天主的圣洁教会”，也不会没收属于教会的土地。但声明中余下的13个条款都直指他的子民，尤其针对英国的一众男爵。

　　男爵是英国新晋的贵族阶层。征服者威廉将刚刚征服的土地划分成多个区域，作为奖励授予诺曼底骑士。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中，大乡绅（thegn）的权力和影响力曾经仅次于王室。但对诺曼底的征服战争大大削弱了这个阶级的力量。战争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乡绅发现他们的土地已被剥夺，所剩的只有少量的私有财产。

　　与这些乡绅不同的是，诺曼底的男爵们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土地的所有者（owner），而是土地的持有者（holder）。征服者威廉将英格兰带入了一个新的王权时代。作为君主，他拥有整个王国：所有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土地都是属于国王的财产。各男爵便是国王的“首席租户”，而为了回报国王赐予他们的土地，男爵们要储备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以供国王调遣，这被称作“应负之役”（servitium debitum）。

　　这一体系起源于10世纪的法兰克帝国，那时法兰克社会混乱，缺乏法制约束，穷人们只得出卖劳动以换取富有邻居的庇护。这便是为大家所知的封建主义，在这一体系下，人们要出卖劳动或支付财物（包括钱和农作物）才能谋得生存、耕作，以及持有一定土地的权利。英格兰封建领主及其所持有的财产都由征服者威廉的文官记录在长达两卷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中。这是一部野心大到荒谬的账簿，企图将英格兰每一寸领土的状况和所有者都记录在案。名字记录在案的封建领主中，仅有1%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其余的人都是从别处来到英格兰为威廉服役的。

　　这些男爵需要为亨利一世提供“应负之役”，但他们也要极力保护自己的贵族特权。《自由宪章》同时也向他们保证，新一任国王既不会强求他们额外上交钱财，也不会妨碍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财产进行处置。

　　作为一个成长于诺曼王朝的国王，这一系列对于王权的限制着实奇怪，但这也标志着12世纪的英格兰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自由宪章》实际上在无形之中帮助亨利握紧了王权。其开头这样写道：“我深知，我被拥为国王，是因为上帝仁慈，因为整个英格兰王国众位男爵的拥护。”亨利一世是一名篡位者，他是在众男爵的支持下上位的。《自由宪章》的制定便是为了巩固王权，将男爵们始终拉拢在亨利一侧。

　　事实上，亨利打算在民众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更多的权力。当然结果也日渐明晰：相比于教皇，民众更倾向于将更多的权力授予亨利。

　　对此，教皇帕斯夏二世（Paschal II）像他的前任们一样，坚持维持教皇的主教叙任权（investiture）——任命整个国家基督教主教的权力。主教叙任权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个城市的主教掌管着整个城市所有的教会资源——土地、资金和人员。在建筑、税收和组建雇佣兵方面，主教所拥有的权力不亚于任何一位伯爵或是贵族。但与伯爵和贵族不同的是，主教不能结婚，遗产也不能传给儿子。每一位主教的去世对于教皇和国王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安插亲信，来为自己提供大量（并持续增长的）资源，供自己调度。亨利一世声称他是上帝选定和认可的英格兰君主，他拒绝放弃这一特权。

　　英格兰教会的首席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不同意这项要求。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已年近70岁了，他是一位革新者，智慧超群。他曾就读于位于诺曼底的“著名学问中心”——贝克修道院（Bec Abbey），这是一所修道院学校，知名教师朗弗朗（Lanfranc）在此任教。朗弗朗曾对12世纪英格兰历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描述过学校里学习的情景：“学生们围坐在一起，面对面激烈地对辩证法进行讨论。”

　　辩证法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系统地进行思考和探究的方法。教授这种内容是12世纪才有的一个新现象。大多数神职人员对亚里士多德所知甚少。这位伟大的希腊人的著作仅有少量被翻译为拉丁语，都是由6世纪的罗马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翻译的。可他刚翻译到逻辑学的部分时，就因为与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eric）发生冲突而被砍了头。狄奥多里克只是打算除掉一个叛徒，可是，如此一来却让西方失去了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机会。由于没人接手继续翻译剩下的内容，在接下来的500年里，欧洲的僧侣学者们只把亚里士多德看作一名逻辑学家。甚至连他的逻辑学都不被大多数神父所看重。他的逻辑学向那些认真的思考者许诺，无须参考《圣经》，他们就可以获得适用于全世界的真理。亚里士多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真理无须上帝，因由无须信念。

　　9世纪时的爱尔兰神学家约翰尼斯·司各脱·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gena）和11世纪时的教师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ar of Tours）已经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来反对物质转换（trans-substantio）学说。该学说断言圣餐上的面包和酒，虽然在外观上没有变化，但却发生了物质的改变，变成了基督的血肉。两人都因为敢于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用于神学而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痛斥。爱留根纳的观点惹怒了特鲁瓦（Troyes）的主教，主教斥责他是“集错误之大成者”，竟敢在“不完全信奉《圣经》……对上帝的真理妄下论断”；而图尔的贝伦加尔的文章也受到了一系列宗教会议的谴责，尽管他力辩自己没有违背教会的正统。

　　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仍旧存活了下来。安瑟伦的老师朗弗朗在进入贝克修道院教学之前，曾在意大利学习过逻辑学。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这样写道：“朗弗朗不仅将意大利的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带到法国……他还用智慧将这些知识加以润色。”在贝克修道院，他教导学生们把辩证法当作工具，更加清晰地去理解真理；在其导师的教导下，安瑟伦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他自己的思考方式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安瑟伦在贝克修道院从学生成长为教师，他还在这段时间里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一点一点地渗透进自己的神学理论当中。他敢于提出在那个时代（G.R.埃文斯认为，那个时代是一个“近乎全民信仰”的时代）没人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应该存在；也敢于仅仅通过理性去寻求答案。安瑟伦在他的《论道篇》的序言中写道：“我开始问自己，（我们）能否不依靠其他论据，而仅靠其本身就能证明上帝真实存在且至真至善，这一论证是否有可能找到？”不依其他论据的论证，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应用于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信念。安瑟伦得益于几代学者严谨治学的传统，大胆地向既有的神学理论发起挑战。

　　安瑟伦继续向未知领域进发，他解决了上帝的存在问题，仅用理性就解释了基督教教义中的“道成肉身”和“救赎”等概念。（他在《神为何为人》的导言中写道：“接下来要做的是用理性来证明，如果基督没有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从来不知道他——那么任何人都无法获得救赎。”）

　　安瑟伦在进行这些论证的同时，还近乎盲目地坚持主张主教叙任权只能归教皇所有。

　　在外人眼中，他一定是在灾难边缘度过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总是愿意对已经获得的事物发出质疑，坚信真理不会被逻辑、希腊三段论或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所动摇。夜深人静，独处一隅时，他一定也曾担心自己是否走得太远，是否有一天，自己拼尽全力所坚持的真理，也会在自己所提出的问题面前分崩离析。但他始终坚持写作，坚持使用理性分析。

　　而且，也许是为了确保自己始终都是教会的好子民，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皇。1093年，征服者威廉的继承人威廉二世任命安瑟伦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接受了这项任命。但他拒绝从威廉二世手中接过象征他主教身份的斗篷，而是坚持让人把斗篷放在祭坛上，由他自己捡起来。因为根据他头脑中的三段论，这样做意味着他是由教皇任命的，而非国王。

　　安瑟伦对教会的忠诚使他坚决维护教皇的主教叙任权。最终，在这一问题上他和亨利一世的分歧过于尖锐，为了保命，他逃到了罗马，在那里得到了庇护。此时，亨利继续要求拥有主教叙任权，而帕斯夏二世则继续拒绝这一要求。“我们肩负重压，因为您似乎要求我们放弃一些我们无论如何也绝不能放弃的东西，”教皇在给国王的回信中写道，“……或许您会因此说，‘这本就是我的权力’。但事实却是，这一权力不属于任何帝王，它属于上帝，且仅属于他一人。”他在信中警告道：“对此，我们希望您反思一下您将因此而失去的东西。”

　　这就是救赎。帕斯夏二世有将亨利一世开除教籍的权力，他能够宣布将亨利逐出教会，使他无缘圣礼和教会的救赎。他甚至能够对整个英国下禁行圣事令。禁令一下，教堂关闭，十字架将被蒙上黑布，死者会被埋在不圣洁的土地里；民众不能聚会做弥撒，也不再有婚礼和教堂钟声。禁行圣事令是神学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触发禁令的国王很有可能招致人民对他的厌恶。

　　彼时，亨利一世正艰难抗击着诺曼底造反的贵族们，最终，他认识到，自己无法同时与主教和诺曼底的贵族作战。1107年，他同意妥协；虽然只有帕斯夏二世能够任命英格兰主教，但每一任主教在接管其所服务的土地之前，都需要觐见国王，以表效忠。

　　尽管这仍然给予了亨利对主教人选一定的决定权，但帕斯夏二世同意了这项要求，因为很明显，这是英王所愿意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但教皇还是通过在正式协定——《伦敦协定》上的附加条款保留了一些颜面。如果信众的“祈祷之雨”软化了亨利的心，他就会自愿放弃主教觐见向其效忠的要求。

　　亨利同意了这项条款。可能相比于帕斯夏二世，他并不对众人祈祷的效力抱有信心。

　　但这一条款暂时调和了教皇和英格兰的关系，安瑟伦回到坎特伯雷，继续担任两年多的主教后便去世了。但在英格兰，政教之间的权力争夺只是被暂时搁置，并没有就此结束。

　　1105年，意志坚定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退位，这让他19岁的儿子兼共治者亨利五世（Henry V）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此时，帝国是在一顶皇冠下的不稳定联盟，其背后的势力一方为德意志的公爵，一方为意大利的北部城市。

　　但是，这并没有让年轻的亨利五世成为皇帝。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一个未成定制的传统已现出雏形：帝国继承人可以以皇室继承人的权利获取皇权，但是只有教皇同意在罗马举行加冕礼后，他才能真正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但是一旦得到权力，亨利五世的表现就像他传奇的父亲一样，极有主见，意志坚强。他并不打算通过罗马教皇的认可换取皇位，他甚至愿意推迟他的加冕仪式，直到叙任权问题得到彻底的商讨。他越来越激烈地在帝国内争取皇室指定神职人员的权力；而帕斯夏二世起先为了能和新晋帝王和平共处还愿意让步，之后就开始持续地表态拒绝。

　　亨利五世虽然年轻，城府却颇深，他酝酿着极深的阴谋。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最自然的盟友是英格兰国王，后者仍然没有被“祈祷之雨”感化。1110年，他与英王8岁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订婚，这桩婚姻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然后，他用亨利一世的钱组建了一支军队，进军意大利的教皇国，以解决这场纷争。

　　眼见兵临城下，帕斯夏二世同意做出让步。亨利五世让出任命主教的权力，准许教皇决定谁有资格来获得神职。但作为回报，帕斯夏二世要归还所有领土，以及几个世纪以来跟主教区纠缠在一起的政治特权。

　　这样一来，神权和世俗权力就分割开了。在帝国之内，主教要受到教皇的管辖，但他们不能再拥有大片土地，而这曾经让他们的实际权力无比巨大。亨利五世赢得了这场斗争，帕斯夏二世也明白这一点——他竭力主张，要对这些条款保密，越久越好。

　　而亨利五世则继续动用未婚妻的嫁妆，他于1111年初出访罗马，2月11日晚上签署协定，并于第二天早上前往圣彼得大教堂接受加冕。加冕仪式开始之前，要宣读他和教皇签订的条约。对于大部分参加仪式的主教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教皇居然愿意将这么多的特权拱手相让。当条约宣读到中间部分时，（在开除教籍条款下）一条关于禁止主教从“帝国的城市、公国、藩侯国、伯国、铸币权、货币储备权、设立市场权、民兵以及城堡”中牟利的内容，引起了众主教的喧哗和抗议，宣读条款被迫终止。

　　地图6-1 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

　　在众人的喧哗抗议声中，帕斯夏二世表示拒绝执行协定。对此，亨利五世也马上宣布，因为帕斯夏无法践行自己做出的让步，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主教叙任权。帕斯夏马上反驳亨利，称不会为亨利举行加冕礼，于是，亨利命令手下对教皇“保护性拘留”，以防主教们做出不利于他的举动。

　　他将帕斯夏二世从罗马掳走，将他关押了两周，直到他发布了新的训谕。帕斯夏在训谕中写道：“您的国家与神圣的罗马教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向你的爱做出让步……决定授予你任命你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权力。”

　　亨利五世也让帕斯夏二世加冕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后便返回了自己的国家。亨利赢得了这场斗争，但这个通过逼迫才达成的协议却招致教会人士和本国德意志贵族的不满，他们越来越忌惮亨利的权力会与日俱增。接下来的10年里，亨利需要不断镇压德意志境内各地的反叛，连续不断的战乱严重削弱了他的实力。

　　帕斯夏二世于1118年逝世，这让他得以体面地谢幕。1122年，在德意志的沃尔姆斯，亨利五世与新任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Calixtus II）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亨利五世最终同意放弃主教叙任权，而卡利克斯特二世也同意，仅在德意志境内的新晋主教就任之前要觐见亨利五世，以表对国王的忠心——如此一来，就能保证在整个帝国的核心地带，仅有效忠于国王的人才能够戴上主教法冠。

　　《沃尔姆斯协定》和《伦敦协定》一样，是非常现实的解决方案：协定文本简洁，用五段列出了亨利的让步，另有四段列出了卡利克斯特放弃的权利。它不涉及任何神学问题，亦没有解决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冲突。世俗权力与神权之结尚未解开，它只是被暂时隐藏在了一纸简单的协议之下。 世界史的故事（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