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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是诗人杜甫诞生的一千二白五十周年，同时也是杜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来纪念的一年。那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文学上》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为了配合纪念活动，特来相商，拟将拙作（《杜甫研究》）中的作品注释部分改编为《杜甫诗选注》。也知我一时势难兼顾，建议我只作些小的修订，并即以给《诗刊》写的那篇题为《人民诗人杜甫》的纪念文字用代“前言”。我有些为难，但还是接受了。

　　经与编辑同志磋商，将原选二百六十六首删去了八首，增选了二十七首，共得二百八十五首。大约是一九六五年，我曾看过这个修订本的清样，于今已是十多年，我早把它忘却了。

　　最近，出版社仍拟将该修订本付印，要我再次作些修改。在粉碎“***”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虽自觉年力就衰，但还是乐于承命。这次没有新增篇目，只删去了四首，所以这个选本实际上是二百八十一首。对于注释，则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修订，有的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如关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群童”。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是白居易《李白墓》一诗的最后两句，对杜甫也是完全适用的。李白死时，还有他的从叔当时著名的篆书家当涂县令李阳冰为他料理后事，给他报丧，还为他的文集作序，死于何年何月何地，都有明文记录。至于杜甫，那就凄凉得多。“死去凭谁报？”

　　没有任何人啊，只有诗人曾经歌颂过的那“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湖水！仅仅凭了诗人自己写的幸而流传下来的那篇追酬高适的诗，我们得知他是死在大历五年，从而纠正了所谓正史的《旧唐书》的错误。但是，究竟死在这一年的哪一个月，死在什么地方，怎样死的，却缺乏明文。这样也就形成了一桩关于杜甫之死的争论不休的老公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

　　我不认为凡是主张病死一说的便是为了要美化杜甫之死，因为这根本说不上什么美化，正如主张死于牛酒一说之不足以丑化杜甫之死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有关杜甫之死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杜甫的《耒阳阻水》和《风疾舟中》两首诗。这两首诗，我都选录了。关于这两首诗，我曾写过两篇小论文，对杜甫不可能死于牛肉白酒，有所论证，请读者参阅拙作《杜甫研究》附录。

　　“李杜优劣”，是又一聚讼纷纭的老公案。有的扬李抑杜，有的扬杜抑李，有的是就诗论诗，有的则兼及思想作风、生活细节方面。过去，我自己也未能摒除这一积习，存在着抑李扬杜的偏向。这种偏向，有时也流露在社诗的注释中，这次都作了必要的修订。在对杜诗的评价上，苏拭的眼光是并不高明的，只看到杜甫“忠君”这一消极面，远远落后于他的前辈白居易。

　　但在总的对待李杜二人的看法和态度上，却比白居易更为客观、持平。他说：“谁知杜陵杰，名与摘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这最后一句，把李杜二人比作端午竞渡中的两只龙舟，很新鲜，很生动，也很恰切。我们现在自然看得更清楚。在创作上，李杜二人原不是走的一条路、乘的一条船。他们打的旗号，一边是浪漫主义，一边是现实主义，分道扬镶，各奔前程，而又各有千秋。正是“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因此，我现在认为，在谈论这两位大诗人时，最好不要把他们扭作一团，分什么你高我低。而且这样做，首先就不符合他们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精神。

　　杜甫说：“白也诗无敌”，态度固然十分明朗；李白说，“飞蓬各自远”。

　　寓意也是可想而知。

　　以上便是这本小书改编的来由和个人的一些想法。

　　在先后两次修改过程中，我都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协助，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我有很大帮助和启发，谨在此表示我的谢忱和敬意。

　　萧滌非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杜甫诗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