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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海燕

　　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配图，合作一个新的语录绘本的想法是几年前就有了的，但一直不太好意思提起，因为知道他忙，找他的人又多。后来，一次闲聊时偶然谈及此事，他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甚至连文字也一并由我来摘选编辑。我很高兴，直追问他对这本书有什么具体要求，余先生笑着回答：“唯一的要求是可不可以稍微批评笑话一下你的画？可不许恼啊！”——我跟他坦白过，我配图常常是不看文字埋头乱画的，有时还会在画上题首歪诗，说句怪话儿，就像淘气的学生在课堂上接老师“话把儿”一样——小时候为这毛病不知罚了多少站。这次余先生说不罚站，但要口头批评，我也笑着一口答应了。

　　用了大半年时间把余先生的新文旧作再次通读，最后整理出本书的二百余条，我自己觉得和他以往的格言语录集有个显著不同是：书面文字少，口语谈话多。即从他以往著作里摘选的东西极少，大多数是他近年的答记者问，在电视或网站的访谈，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演讲。一方面，这些内容很分散，市面上尚未见结集汇编的本子，读者很难集中看到；另一方面，大概是我自己的偏好：我喜欢听他随口而来的妙语，信马由缰的闲谈，比看书更亲切好玩儿。记得一次说到时下当红的美女作家，旁人问余先生有什么意见，他侧一侧头，认真地回答：“说她们是作家，我没有任何意见，作家没什么了不起，写几篇字还不容易么？但说她们是美女我意见很大，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当院长那么久，还给中华小姐一年一年做评委，对‘美女’两个字还是有点儿要求的呢！”说毕眨眨眼，满桌人拍案大乐，茶壶茶碗都跳了起来。我当时便想，这真是一则新世说，可以配张漫画一笑成趣了。

　　余先生桃李满天下，称他“老师”的人多，但他自己承认的学生有一个严格的条件，即在学校课堂上听过他讲课的。我不算他的学生，但时常听他三言两语，一点即止，便有如沐春风、茅塞顿开的感觉，如行千里路，胜读十年书。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期间，我突然发现和我有同好的人原来还挺多：电视台的朋友跟我说，大赛的知识问答环节请余先生来当评委，作现场点评，结果歌手唱歌时观众数量还一般，等余老师拖着他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出来一评论，收视率立刻直线上升。连我的大学老师也在电话里跟我讲，他平日从不看电视，那些天却天天从书房踅出来听余先生“说话儿”——“难得的是有益又有趣，轻松随意，而且心平气和。”这最后一个词，大概是因为当时网上又有几个人跳出来跟他捣蛋生事了，话说得极难听，却不见余先生有一字回应。我的老师算是更上一代的知识分子了，半生坎坷，但他对余先生的一个考语是“勇敢”。说起余先生十几年来受诬不辩亦不低头，他曾微笑摇头：“自问我不能。”

　　老师所说的“不能”，指的大概是生之大事，但我对大事向不留心，记住的只是零星细节。记得八九年前的一个夏天，在上海和余先生吃饭，餐厅很安静，但几个服务生在旁边窃窃笑语，商量不定：想来是他们认出了余先生，又不好意思贸然上前。后来终于推了一个小伙子上来斟茶时问：“您是余秋雨先生吧，见到您很荣幸！”——那小伙子衣襟上别着镌有名字的铜牌，余先生眼神恁好，当即放下筷子笑呵呵回答：您是某某某先生吧，见到您也很荣幸！几个年轻人马上放松了，拿着余先生的书一哄围上请他签名，又说又笑，匆忙间把一小碟酱油倾到了余先生搭在一边的西装上。我暗自跌脚，但余先生不等道歉即说：真巧！这衣服正要送干洗店了。但其实我知道，饭后他赶着去开一个很重要的会呢。当时窗外大雨如倾，正是黄昏时候，路上车辆喇叭乱响，堵成一片。余先生把他的伞推给我，自己挥挥手就转身走进了雨幕。我一直记得他那个背影，还记得旁边一个服务的小姑娘没头没尾的话，她说他很……嗯……善良。

　　我的第一本书便是余先生作序，近十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与余先生合作，我自己写跋，“狗尾续貂”。恰巧余先生不在国内，稿子都没有请他过目。过几日新年，新书出来，正巧是我小外甥女一岁生日，那女孩叫“天月”，名字还是余先生取的。写到这里，突然想到天月原来是肖狗的，取这么一个乳名，真是有趣。

　　二〇〇七年一月于北京亦庄 历史的脸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