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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没有“国家哲学”，这也是它的可爱之处。

　　好的学者也有一些，例如编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对我产生过很深影响的《史通》作者刘知幾。孔颖达这个河北衡水人是儒学发展史上无法省略的人物，他不仅把儒学的各种礼法规范结合在一起了，而且借鉴了道家和佛学的一些学理方式，很成格局，受到唐代帝王的支持。本来这很容易构成一种思想统制，但唐代毕竟是唐代，再大的学问、再高的支持，也不能剥夺他人的精神自由。你看，除了孔颖达这样的一代大儒，还有刘知幾这样的“自由派”人物。刘知幾提出了以“疑古”、“惑经”为主轴的变易论，体现了唐代那种处处追求万象更新、反对盲从古代经典的思想风尚。

　　儒耶？道耶？佛耶？在唐代尽可自己选择。除了少数帝王一度比较偏激外，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于社会的信仰都很有气量，往往实行“儒、道、佛并举”的方针。

　　我特别注意到，唐代的帝王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愿意悉心倾听，甚至还谦虚请教。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起初并不怎么相信佛教，后来因为多次向玄奘请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多次拽着玄奘的衣襟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这种学生般的态度，出之于一代雄主，并不容易。

　　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写了序言，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书法家褚遂良曾书写过这篇序言，而我最喜欢的则是弘福寺的怀仁和尚集晋代王羲之行书所组合镌刻的那个碑帖，应该称之为《集王圣教序》吧，我小的时候学书法，就练过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长安也给新传入的西域宗教腾出了空间。

　　例如，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教会（Nestorian Church），传入中国后被称做景教，在长安的义宁坊就建造了一个教堂。

　　其实，早在公元四三一年，这个教会的领袖聂斯脱利已在欧洲被教廷判为“异教徒”而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公元六三五年，这个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罗本（Olopen）来到长安传教。对于这个在欧洲早被摧毁了二百年的教派，长安深表欢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部迎接，还亲自听了阿罗本的讲道。唐代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国”，因此长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对这个流亡教派所下发的诏书，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种集体心理，与当时欧洲的****相比，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气度。他说：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的宗旨，像常识一般自然说出，证明了心目中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精神偶像”的漠视。正是这种漠视，带来了对于多元精神财富的重视。

　　古代波斯的袄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又称拜火教、火袄教，在波斯本土也已在公元七世纪因阿拉伯军队的占领而绝迹，但在长安却很兴盛。共有四座教堂：一在靖恭坊，二在布政坊，三在醴泉坊，四在普宁坊。

　　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波斯一度成为国教，曾经迫害过摩尼教，摩尼本人也被杀害。摩尼教徒向西流浪，后又从中亚传入唐朝。武则天曾经挽留摩尼教徒在宫中讲经。唐代宗于公元七六八年发布赦令，允许摩尼教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可惜，到了公元九世纪中叶，因战争原因，摩尼教就一蹶不振了。

　　***教创立于公元七世纪初，在几十年后就传入了中国。后来阿拉伯人在长安数量很大，他们一般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教在长安的地位也很高。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驱逐摩尼教的，***教本是驱逐袄教的，但在长安，它们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顿在一起了。而且，除了***教之外，袄教和摩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流亡”宗教，长安都待之若上宾。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不管它们来自何处，也不管它们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这样的城市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在我看来，唐代的长安应该名列第一。在现代，巴黎和纽约还差强人意，只是，纽约太缺少诗意，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细谈。 寻觅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