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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无论从思想原则到美学原则,最适合的应该是悲剧。但是吊诡的是,整个古典主义时期的最高成就,却是莫里哀的喜剧。
莫里哀坚信喜剧不仅是一种无害的娱乐,而且在纠正人的恶习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至少要比一本正经教训人的悲剧要大。他指出:
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再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的;可是人受不了揶揄。人宁可做恶人也不要做滑稽人。
这就从社会心理学的高度把喜剧的社会作用论述得十分透彻。他认为,他的喜剧屡遭查禁,便是它们的社会功用的验证。
在《达尔杜弗》序言的末尾,莫里哀曾巧妙地讲了一件轶事:《达尔杜弗》被禁演后一星期,法国宫廷里上演了另一出喜剧《斯卡拉木赦》,国王看完后出来对孔代亲王说:“我很想知道,人为什么那样气不过莫里哀的喜剧,而对《斯卡拉木赦》这出喜剧却一字不提。”孔代亲王是同情莫里哀和《达尔杜弗》的,回答国王说:“原因就是《斯卡拉木赦》这出喜剧搬演的是上天和宗教,那些先生并不关心;但莫里哀的喜剧搬演的却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就不能容忍了。”
莫里哀十分醒目地把孔代亲王这段颇有见地的话作为序言的结束语,表明他对《达尔杜弗》的这种社会作用的承认和欣喜。
在《〈太太学堂〉的批评》中他还表示,要好好抨击一下道貌岸然的学院派作家:“他们的道学假招子、他们的滑稽推敲、他们的思想掩护、他们对赞扬的渴求、他们对名望的交易、他们的攻守同盟、他们的精神战争、他们的散文与诗的比斗,还有他们拿笔害人的恶习,一件一件在戏台子上搬演出来,那才有趣。”
当然,在实践上,莫里哀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打击某几个具体人士,它仍然是靠典型来发挥作用的。用莫里哀的话来说,“箭头指向一般”。那些人“犯不着自己往上碰”,碰着了更犯不上闹脾气,自觉地从中汲取教训就是了。
他通过《〈太太学堂〉的批评》中的女主人劝说喜剧观众:
这类讽刺直接打击风俗,只在无意之中,捎带上了个别人士。箭头指向一般,我们犯不着自己往上碰。可能的话,我们就利用戏上的教训也好,可是不要自作聪明,以为正指我们自己。舞台上搬演的种种滑稽画面,人人看了,都该不闹脾气。这是一面公众镜子,我们千万不要表示里面照的只是自己。以为戏上责备自己,不免有气,等于当众给自己加上罪名。
莫里哀在这里提出的,是在喜剧批评中发生的特殊问题,在悲剧批评中并不显得太突出。
在具体的编写和演出实践上,喜剧也并不比悲剧容易,有时甚至更为困难。因为喜剧不是靠抒发高贵的感情、描画崇高的形象,而是靠切实、逼真地刻画现世活人来完成的,这就要见真功夫。莫里哀说:
发一通高贵的感情,写诗责斥恶运、抱怨宿命、咒骂过往神祇,比起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的滑稽言行,在戏台子上轻松愉快地搬演每一个人的缺点,我觉得要容易多了。你描画英雄,可以随心所欲。他们是虚构出来的形象,不问逼真不逼真;想象往往追求奇异,抛开真实不管,你只要由着想象海阔天空,自由飞翔,也就成了。可是描画人的时候,就必须照自己描画。大家要求形象逼真;要是认不出是本世纪的人来,你就白干啦。总而言之,在正经戏里面,想避免指摘,只要话写得美,合情合理就行;但是临到滑稽戏,这就不够了,还得诙谐;希望正人君子发笑,事情并不简单啊。
画神容易画人难。莫里哀的创作苦衷实际上是他所遵循的现实主义道路的自白。
喜剧中也有良莠之分,这一点莫里哀当然也看到了。他说,医学可以被弄成一门毒害人命的方术,宗教可以被拿来侍奉罪恶,“本质最善良的事物,人能用过来为非作歹”,“我们不该因此就对事物全盘加以否定,因为错误的推论掩蔽不了事物的善良本质;艺术的意图和恶劣使用应当永远区分开来”。
除了学院派的不合理批评之外,古典主义时期的喜剧还遇到一个无声的敌人:即使喜欢喜剧的普通观众也轻视喜剧,认为喜剧不体面。对此,莫里哀只好求助于当时人们所仰慕的古代了。
他几乎为人们写了一篇简短的喜剧光荣史。他说,古代最杰出、最严谨的哲学家颂扬过喜剧、研究过喜剧规律,希腊专为喜剧颁发过奖金,罗马在风纪整肃时期也给过喜剧以特殊的荣誉,古代最伟大而又地位最高的人物把自己写作喜剧当成体面事。莫里哀的归结性意见是:
喜剧只是一首精美的诗,通过意味隽永的教训,指摘人的过失,所以我们批评它,就要公允才是。
从莫里哀对喜剧艺术的全部辩护和赞美中,人们不难发现他不惜以身殉之的原因。
在莫里哀生命的最后几年,那位曾劝他不演小丑的朋友布瓦洛正在写一部理论著作《诗的艺术》。莫里哀去世后的第二年,这一著作发表,被后人称之为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作家的离去和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的问世,几乎同时。 世界戏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