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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问答
问:余教授,今天是1994年春节,我想代表读者问你几个问题。你觉得上海今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答:经济发展的势头早已有目共睹,这一年,多数上海人的生活形态和心理形态都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转折。
问:前不久**《亚洲周刊》刊登了你的一个判断:上海人在素质上正面临着由小市民向大市民转化的问题,你认为这种转化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在经济活动的推动下,已经有一部分上海人的心理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化。当然,永远也不可能是所有人的转化,有的人腰缠万贯却仍然是个小市民。是“小”还是“大”,主要是看人格结构的健全程度。
问:上海的文化会怎么样?
答:文化的事急不出来,因为毕竟金钱买不来观众,决心换不来杰作。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满足于表层热闹,应该逐步梳理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城市文化构架出来。上海文化在历史上既开放又灵活,那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有一种优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运作机制。由于这种机制的现代性和有效性,使当时具有历史文化优势和名牌大学优势的北京,也不得不把文化活动中心的地位让给上海;但光是开放、灵活还不是大上海风范,它还必须走向有序,需要有举世瞩目的高层文化结构对整个城市文化进行评判和指引,使上海文化展现出丰富的层次。因此,我对目前上海文化的建议有两条,一是建立机制,二是建立层次。
问:你这次被评上了“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作何感想?
高教是上海的智能基地。没有一批全国领先、国际瞩目的著名大学,就谈不上大上海的风采。这些年,上海高校在整体合力的呈现上似乎还有待于努力。我被评上很觉惭愧,能说的只是:我的基本身分永远是教师,我喜欢这个职业。
问:感到累吗?据说你的时间几乎被别人瓜分完了?
答:确实太忙。各地竟有那么多朋友看得起我,没完没了地请我做艺术顾问、写序言、作报告、读剧本、看片子,总是托了很多人情过来,我又找不到强有力的办法拒绝,自己的写作只能放在半夜之后。其实我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文化工作要做。岁月不居,你看今天又大了一岁,十分苦恼。我想学习如何为自己而能狠下心来拒绝别人,也希望各地朋友能体谅我。
问:上海面对着社会生活和文化格局的大转型,一定会遇到许多令人烦恼的人际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答:过去靠“组织”来统筹一切社会活动、排解一切社会纠纷的格局终于渐渐消褪,我们独自身处复杂的环境中也要稍稍学得机警一点,否则会遭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做事先要找对人,不小心沾上一二个品质低下的人,后患无穷。文明的力量本来就非常珍贵,犯不着去与卑劣与无聊厮磨,不要企图去感化和拯救它们,甚至也不必与它们争论,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对文明的一方来说,寻找同道比寻找对手更加重要,何况有时我们遇到的对手往往连对手的资格都没有,与他们顶牛,抬举了他们。因此,要尽量寻找有共同语言的合作者,避开无是生非的旋涡。社会进步要付出代价,总会让一些特别善良的人吃点亏,总会让一些邪恶的渣滓趁着两股潮水的交汇而翻腾于一时,但还要相信这座城市群体人格和文化良知的力量。上海的社会气氛会一年比一年好,对此我很乐观。
问:最近出国吗?
刚刚回掉两项邀请,我觉得现在国内很有味道。
(原载1994年2月12日《新民晚报》,有改动。) 文明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