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民晚报当记者期间，素昧平生的陆际衡老师曾陪同新光子校的老同事，来找我反映户口回迁的遭遇。说到四处奔走求告无果时，退休教师声泪俱下，像一个无辜的孩子。2005年，我第一次接触大三线建设者，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
第二年春天，我跟随娘家行的老职工来到贵阳新天厂，一处四周见山的地方。很多人携家带口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不少人就此扎根。“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新民晚报以连载形式刊出了我的报道。随后，潜望镜总师马燮华的儿子马晓理给我打过电话，另一位本书中出现的张淑珍后来告诉我，她随迁前单位的同事根据报上线索找到了她。十年之后，本书的几位受访者给我看他们精心保存的老报纸，而上面并没有他们名字。熟悉的工友和厂名，与他们血肉相连。
陆老师后来又找我几次，为一对老同事的户口问题，托我向公安局长转交信件；带我去奉贤西渡走访因病致贫的同事；介绍我认识内迁去四川锦江、湖南常德等地的三线建设者。我听到不少曲折的故事，渐渐萌生了为他们写一本书的想法。
2015年我开始专题采访时，很多创造过辉煌的大三线企业已经成了工业遗址。第一代建设者都已退休，他们中有新中国培养的大中专生，有痴迷于科研的技术人员，还有身怀绝技的工匠。大部分人月退休金在2000元左右，远低于上海同期水平，当年的时代精英，成了需要帮困救助的弱者。然而在讲述投身大三线建设的热血青春时，他们依然神采飞扬。也有很多人敞开心扉，坦陈自己经历的坎坷、所遭受的不公。从资料准备到整理成稿的三年多，那些人物一直在脑海中盘桓，让我无法放下。
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去书写新光厂的历史，本书只写了上百位新天人的亲身经历。由上海光学仪器厂援建的贵阳新光厂，在大三线建设中是个中等规模的企业，鼎盛时期有过4000多名职工和上万名家属，我只采访了其中一小部分，书中呈现的也仅为部分受访者的人生片段。生活和历史远比我想到、听到、并能够呈现的更为复杂多样。但我以为，书中人物的经历也会发生在其他新天人乃至所有三线建设者身上，他们都对国家有过无私的奉献，在改革开放转型路上，步履同样的蹒跚与艰难，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三线建设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秘而不宣的历史，我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祈望他们得到温良的对待。
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写作。受访者从各自的角度讲述了发生在同一时期和地点的经历，有大量真实又丰富的情节，也有不少重叠之处，在筛选与取舍、结构和铺排时，有不少技术难题。尽管很多受访者敞开心扉，毫无顾忌地对我述说，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在采用真名实姓的非虚构写作时，我必需顾及职业伦理的尺度。
在采访写作的三年中，我个人也经历了一些艰难时刻。父亲罹患重病，最后三个月我每日去病房照料，他总是催促我回家、回家，他知道我在写这本书。在我唯一陪伴通宵的那个凌晨，他闭上眼睛不再睁开，嘴角浮现一丝笑意，留下深厚的仁慈与护佑。在采写过程中，与我父亲同龄的多位受访者也先后离世，还有人丧失了记忆。随着一代人的年迈体弱和离去，那些故事也将随风而逝。光阴似箭，生命无常，当我也得了一场大病之后，等不及复元，又开始了码字。
本书故事都由采访者讲述，相关章节也经由本人或亲属核对。由于部分受访者年事已高，不排除因个人视角和记忆等原因可能出现的误差。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如果没有你们坦诚相告，本书无法完成。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受访者的讲述未被采用，我将陆老师制作的采访名录表作为本书附录之一，以表歉意和感谢。个别受访者出于个人原因，最终未同意公开发表自己的故事，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尊重他们的选择，也表示感谢。葛大庆、王小帅、马晓理、何开钧、虞沁璇、贾春等提供了珍贵资料；已故的李世英先生曾在2006年赠送我一本潜望镜专辑，冥冥之中为十年后的这次写作埋下了伏笔；何兆麟先生转赠两本贵州省政协编辑的大三线建设文史资料，我从中看到了葛民治撰写的回忆录；王杰（海生）为我联系走访贵阳乌当区内其他三线企业；朱建华大姐为我采访贵阳新天人提供了不少帮助；陈海英、陆际衡夫妇帮助我搜集、整理图片资料、制作表格；新天老朋友“会务组”成员为我采集了200多份情况调查表，很多新天人提供了珍贵的老照片资料，原上海光学仪器厂的赖英先生也提供了相关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我还要感谢中共党史专家陈东林先生给予的指导，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要撰稿者之一；感谢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王春才老先生、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等提供的三线建设史料图书。特别感谢上海文史馆馆员、今年105岁的书法家顾振乐先生欣然题写书名，老人家两个女儿都是新天建设者。最后，感谢吕克勤博士拨冗阅读初稿，以新天二代、经济学者和企业家的多重思考提出了宝贵意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社长，感谢责任编辑郑理先生为此书出版付出的辛劳，还要感谢我家人们给予的后援。
回望来路，我在写作中获得如此丰厚的信任与帮助，心里充满感恩。深深敬谢所有的相遇，再一次谢谢你们。
唐宁
于2019年春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