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为什么中国没有爆发工业革命？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开讲《大分流》。

　　一、“男耕女织”下的稳定与不足

　　在超长时期的经济稳定状态中，中国经济史上有两个植物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改变非常大，关系非常大，一个叫水稻，还有一个叫棉花。

　　从宋仁宗到宋真宗这一段时期，在江浙一带地区，从越南占城引进了占城稻，就使这一带成为了全天下的一个粮仓。

　　在棉花引进之前，中国人在穿着上面，穷人穿的是麻，有钱人穿的是蚕丝做的丝绸——麻的质地非常差，穿着非常不舒服；丝绸的成本非常高，产量非常少。

　　只有到了棉花被大规模推广引进，然后黄道婆的织机进入到了大规模的中国家庭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词叫“男耕女织”。

　　大家听到“男耕女织”的时候，脑子里可能想到的是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男人每天扛着锄头去种地、种粮食，女人在家里面对着纺织机进行纺织。这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中国家庭的景象。

　　这也就是在大分流理论的几百年时期里，中国家庭的一个基本状况，叫“男耕女织”，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缺乏进步性的状况。

　　男耕女织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是内卷型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的发展有所谓的生产力，那么生产力中有一个很大的成本叫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占到了商品生产的很大比例。

　　在男耕女织的这个状态下，它的劳动力成本是多少呢？它可以归为零。因为男生去种地的时候，是男主人自己的劳动力付出；女人在家里纺织的时候，个人成本就是女主人的劳动力成本。

　　那么在欧洲地区、英格兰地区，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人口，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如此稳定的政治和文化结构，所以它的棉纺织产量的增加，需要通过新的技术和生产力的变革，需要有一些新的组织形态。

　　比如说公司、工厂，通过机器，通过工厂化，通过城市的营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棉纺织生产能力和产量。

　　但是在中国，不需要。所以即便在18世纪中期，你在英格兰地区看到的棉纺织的生产能力和中国的江浙地区的棉纺织的生产力和现状非常接近，但是到后来的几十年、一百年时间里面，在英格兰地区，我们看到了种种的技术进步，种种的城市发展，种种的制度变革，但是在江浙地区、在大清帝国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缺乏成长性的状况。

　　有一个英国学者曾经做过统计，从1300年到1800年，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人口已经由1.38亿增加到了3.81亿人口，所以它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1/3。但是这500年里面，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是多少呢？是0。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加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二、为什么中国没有爆发工业革命

　　我在读《大分流》的时候发觉，彭慕兰的视角和我们中国学者的视角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中国的学者在看很多中国问题和制度变革，有很多理所当然的现象和情况， 而在一个欧美学者的视野中，因为他的理论框架和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同，所以他会产生出很多新的结论来。

　　比如说彭慕兰在这本书中谈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面，它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中国有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爆发工业革命呢？

　　彭慕兰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蒸汽机有一个原材料叫煤，而英国的煤和中国的煤，在产地上和质量上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中国的山西有很多的煤矿，中国的煤大量是地表煤，所以它的开采非常容易，你拿一把锹子，拿一个筐到一个地方，只要锹子锹下去，煤就出来了。

　　但是英国人很倒霉，英国的煤埋得很深，同时英国煤的含水量很大，所以它需要抽水。那么用什么机器去抽水呢？英国的机械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就不断地研究，后来就发明了蒸汽机——蒸汽机早年就是在采矿中抽水用的。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需要？因为我们的煤是不需要抽水的，我们的是干煤，我们煤的质量非常好，中国只需要通风就可以了。

　　你看，仅仅因为煤的质量差，仅仅因为需要有技术的变革来提高产能，所以在英国发生了这些技术的变革和制度的变革。

　　而在中国，因为长期稳定的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男耕女织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归零的这种散沙式的经济和生活形态，反让这个帝国在很长时间里面进入到了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舒适区。

　　所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企业组织，如果它在很长时间里面处在自我麻醉、自我沉浸的舒适区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进步和变革的动力的。

　　中国就是因为在超长时间里面，因为大一统文化所带来的政治的超稳定，所以造成了整个帝国的超稳定、思想的超稳定、家庭结构的超稳定、经济形态的超稳定和闭关锁国带来的外交的超稳定……所有的超稳定造成了很长时间的繁荣，但同时这种繁荣又跟诅咒一样的，反作用于自身。

　　当全球其他国家通过变革、通过叛乱、通过创新进行发展的时候，大分流理论下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反而渐渐成为了一个落后的、被侵略的“东亚病夫”。

　　三、帝国的自负带来覆灭

　　彭慕兰在书里面对中华帝国的经济政策有一个评论，他说，帝国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出于稳定政权和避免阶层矛盾的目的。

　　而在欧洲，各国的政权不是能靠稳定维持的，而必须依赖于竞争和扩张。十八世纪之后，新大陆的发现是大分流出现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随着地理的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欧洲，分散到全球的各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们去发展经济的时候就需要很多制度创新。

　　比如说股份制的创新，比如说资本市场的创新，比如说跨国公司形态的创新，这些都跟大地理发现和资源人口的大规模稀释和流动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你在中国地区，在大清帝国，因为超稳定结构，所以这些经济制度、公司制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多余的、不必要的产物。

　　就如同1792年，马戈尔尼使团到了热河，去见乾隆皇帝，当时接待他的那个人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叫和珅。

　　和珅和马戈尔尼，因为要去见乾隆皇帝，发生了很大争执，当年叫“马戈尔尼使团事件”。争执只有一个要点，是什么要点呢？你见我们家皇帝，你下不下跪？

　　马戈尔尼说，我不能下跪。

　　但和珅说，你不行，你见咱家皇帝，你得跪。

　　所以为了跪和不跪，和珅和马戈尔尼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争吵。

　　然后见面以后，乾隆皇帝就给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他说，你派了一个使团到我的帝国来，你给我的礼物，我都收到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这个大清帝国非常辽阔、非常繁荣，什么东西都有。我也送你一些我大清帝国的东西，比如说丝绸，比如说茶叶，比如说瓷器等。从此以后你也不用再派人来了，咱们俩相安无事。

　　这就是当时帝国致命的自负，但是当帝国产生这样想法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帝国面临挑战和即将覆灭的时刻。

　　四、结束语

　　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是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也就是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欧美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试图解释这一轮中国的经济改革怎么发生的。

　　那么他不能从1978年开始来研究，所以他从一个更长的宽度，比如说从1820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前后分流。

　　所以我们说，中国本轮的经济改革是100多年中国现代史中的某一个章节。它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它是100多年来这个国家遭遇到了文明的冲击和挑战之后，所进行的一次应对和一个伟大的实验，而大分流理论是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的框架和理论体系。

　　关于《大分流》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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