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筠厂论竟陵派

　　陶筠厂的名字恐怕除绍兴人外不大有人知道罢。见于著录的，商宝意编的《越风》卷九云：

　　“陶及申，字式南，会稽人，明经。”所选诗共四首。宋长白著《柳亭诗话》三十卷，首有陶序，题曰丁亥秋杪七十二老弟陶及申，据宋岸舫小传说，康熙乙未卒，年七十，然则是时长白当是六十二岁也。俞忠孙著《越殉义传》六卷，目录后记云：

　　“《越殉义传》者，苹野陶亦鲁得之尊公筠厂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传，以瘵卒，丈发函恸哭，造耐园属为卒业。”宣统中绍兴公报社印行越中文献辑存书，其第六种曰“筠厂文选”，共文九十五篇，虽是用有光纸铅印，多错字，文却颇可读，盖大都是所谓吴越间遗老尤放恣的一派，深为桐城派人所不喜者也。《文选》中《王载溪诗论序》末署云辛丑九月下浣里门八十六拙髦陶及申拭目拜手序，同年有《祭妇江氏文》，亦称八十六岁筠厂髦翁，又有《江氏妇小祥祭文》，可知其次年尚健在，时为康熙六十一年。筠厂有诸书抄读，自《春秋》四传以至《帝京景物略》，各有小引，名隽可喜，《文选》共录二十篇。寒斋藏有两种，一即《景物略钞读》，一为《钟伯敬集钞读》，《文选》中未著录。《景物略》抄本第一叶首行曰“菊径传书”，下曰“筠厂手录”，次行低一格曰“帝京景物略”，小注云百三十三叶，计原序目录及本文适如其数，前后各有引言一叶，与文选本又不同。文选本《帝京景物略钞引》云：

　　“予少好读刘同人文，久而不能忘也。当时于奕正遣搜帝京遗闻，俾就熔铸，虽巷议街谈，悉化为玉屑矣，遂使有明三百年来气象直与镐京辟雍争辉，不至为西楼木叶山所掩也。或者疑其工于笔而不核于事，未免为博洽者所讥，是则不然。太史公好奇，少所割爱，纪传世家时相剌谬，然读者不以《汉书》之雅雅而弃《史记》之爽爽也，予亦安敢因近日驳正诸书而辍抄《景物略》哉。独惜其陪京一著甫绝笔而身殉虞渊，忠魂不昧，即使修文天上，能无抱恨于广陵散之歇响耶。”抄本前引云：

　　“天生才必有所以用其才，其用之也必有所以供其用。往读刘同人《春秋》制义，惊其下笔妙天下，既读《帝京景物略》，富艳峭拔，丛书中得未曾有，然后叹同人之才不独以制义显也。盖帝京自木叶山移都七百年于兹矣，用物取精既弘且硕，设无人焉起而表章之，抑或使小有才者格格不吐一词，不几使有明二百四十二年间与契丹蒙古同一（案以上七字原用墨涂过）黯淡无色耶。至若于奕正者，多其藏，厚其力，则又天生之以供同人之用者也。今问世者两刻，详略不同，章句字法亦多小异，合而订之，瑕瑜亦各不相掩，独其所采诗歌无绝佳者，概置不录。又闻同人著陪京略，属稿甫就而节义夺之，不知流落何所也，惜哉。庚午春正十八日识于东大池之太乙楼，及申式南氏。”又后引云：

　　“幼尝读刘同人《春秋》制义，辄叹其心力崛强，能助人神智。晚乃读《帝京景物略》，知其下笔妙天下，杂之汉魏丛书中，有其隽永，无其委琐，且雅雅也，事不无涉险怪，亦体势不得不然耳。友人许又文手录之而删其诗歌，余仍之也。刻本互有异同，瑕瑜各不相掩，余参之也。又文又为余言，同人著陪京略，尤精详，属稿未问世，不知流落何人，恨吾辈缘浅也，尚俟之哉。庚午春正十八日，陶及申式南题于东大池之太乙楼。”后钤二印，白文曰陶及申印，朱文曰式南，引下朱文印一曰筠厂，又卷末白文印一曰会稽陶氏家传。字疑系筠厂手笔，庚午为康熙廿九年，时年五十五，此二引作于同一日，《文选》所收或是晚年改写本耶。删诗存文，便于刊刻诵读，亦是好事，乾隆时纪晓岚曾有一本行于世，唯纪氏妄以己意多所割截，不及筠厂本远矣。

　　《钟伯敬集钞》抄本首有小引二叶，传二叶，目录及本文共八十六叶，计抄诗百十一首，文四十八首，制义四首。小引云：

　　“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退庵评留侯语，即其所以作诗文法也。诗文大意在《诗归》一序，序大意在反于鳞，反于鳞未尝不佳，绝去痴肥凝重之态，一种天然妙趣，初不害其为轻弱也。但效颦者率多里中丑妇，至使美人失色，此与唐人强袭元白体而为元所嗤笑，齐己效韦苏州语为质而为韦所弃去，同一可鄙。余尝作七言拗体云，天下不敢唾王李，钟谭便是不犹人，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万卷书看破琐琐，千金画唤出真真，却恨村妆无颜色，浣纱溪水污眉嚬。及读退庵周伯孔问山亭潘稚恭诸诗序，又读与两弟并友夏诸君子书，然后信退庵真欲自成其为钟子，不愿人之效为钟子也。故凡后乎钟子而效之，与不能出乎钟子之选之外而读之者，皆非钟子所喜。如钟子者，除是前介袁石公，后参谭友夏，始乃相视一笑耳。至若袁不为钟所袭，而钟之隽永似逊于袁，钟不为谭所袭，而谭之简老稍胜于钟，要皆不足为钟病，钟亦不以之自病也。然而钟之诗文所以可读者在此，读钟之诗文所以不可不简者亦在此。鉴湖陶及申题。”低一格有附识五行云：

　　“先生尝言少时便喜读钟谭诗文，越十年而厌弃之，又越十年而抄其集。夫钟谭诗文自若也，读钟谭诗文者其厌其喜，其喜而厌，厌而不必不喜者，不可不自知其故，然其中有候焉，亦不可得而强也。曾不敏，未能读钟谭诗文，而心窃有味乎先生之言，因遂录先生所抄，且志言焉，以验后日学力何如。门人丁有曾敬书。”下钤二印皆白文，一曰丁有曾印，一曰孔宗，文首朱文印一曰畬经。论理该是丁氏所抄，但字迹与《景物略钞》仿佛，小引前后亦共钤三印如前述，目录后有白文方印一曰陶子筠厂，然则似仍是陶氏物也。这里很凑巧，两种抄读所谈的均属于竟陵派，筠厂的意见又颇高明，尤使我感叹佩服。论《景物略》的话虽好也还普通，如纪晓岚便也见得到，关于钟伯敬的末后的一节真是精极，读了真能令人增进见识。王介锡的《明文百家萃》的谭友夏小传末引张宗子《石匮书》的话为定论，曰：

　　“今人喜钟谭则诋王李，喜王李则诋钟谭，亦厌故喜新之习也。夫王李自成为王李，钟谭自成为钟谭，今之作者自成为今之作者，何必诋，何必不诋。”陶庵的话固然说得很好，但还不及筠厂的深切著明，我正不禁如丁孔宗那样心窃有味乎先生之言了。

　　公安竟陵同样地反王李，不知怎地钟谭特别挨骂，虽然在今日似乎风向又转了，挨骂顶厉害的是袁石公，钟退庵居然漏出文网之外，这倒是很好的运气。但在明末清初却没有这样好，其最骂得厉害也最通行的例可以举出朱彝尊来。李莼客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廿七日的日记（《越缦堂日记》第十六册）阅《明诗综》条下云：

　　“即此后之公安竟陵，丛诃攒骂，谈者齿冷。竹垞于中郎虽稍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则全没其真，此尚成见之未融也。”我曾说李君论文论学多有客气，但对于公安竟陵却是很有理解的，在日记中屡次选录中郎友夏的诗句，当否且别论，其意总可感。朱氏则如何呢，岂但成见未融，且看他的说法，可以知道丛诃攒骂之妙了。《静志居诗话》卷十七钟惺条下云：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鸡祸也，唯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着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这一番话说得很可笑，正如根据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话，说因为音先哀以思了所以好端端的国就亡了，同样的不通，此正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的文学观之精义，可以收入“什么话”里去者也。卷廿二李沂条下又云：

　　“李沂，字子化，别字艾山。启祯间诗家多惑于竟陵流派，中州张瓠客暨弟凫客避寇侨居昭阳，每于宾坐论诗，有左袒竟陵者，至张目批其颊，是时艾山特欣然相接，故昭阳诗派不堕奸声，皆艾山导之也。”杜荫棠辑《明人诗品》，卷二亦抄引此条，盖亦深表赞同也。谈诗亦是雅事，何至于此。张李二公挥拳奋斗于前，朱杜二公拍案叫绝于后，卫道可谓勇猛矣，若云谈艺则非所宜，诚恐未免为陶某乡曲一老儒所窃笑耳。“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这十四字说尽钟谭，也说尽三袁以及此他一切文学革命者精神，褒贬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岁头上动土，既有此大胆，因流弊而落于浅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辈不能领解原是当然，丛诃攒骂亦正无足怪也。陶筠厂却能知道而且又说明得恰好，可谓难得，我又于无意中能够听到这位乡先辈的高论，很是高兴，乐为传抄介绍，虽然或者有人说是乡曲之见亦未可知，我却以为无甚关系，只想多得一个人读他的议论，我也就多得一分满足了。

　　（廿五年二月十二日，于北平苦茶庵。）

　　补记

　　《柳亭诗话》卷四有怪鸟一则云：

　　“温陵周吏部廷鑨家藏黄石斋一尺牍，末云，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此之谓怪鸟，非惟怪之，而又呆甚。盖殉难前数日笔也。东崖黄景昉题二绝句于后。详见陶式南《笔猎》。”又卷十一有雉朝飞一条云：

　　“陶筠厂《笔猎》载雉朝飞一阕，云无名氏哀玉田黄贞烈而作，激昂顿挫，有鲍明远笔意。又无名氏《纺织行》哀俞孝烈，顾久也和吕林英《沙城曲》，皆可入采风之选，详本集。”小注云：

　　“筠厂石篑先生之裔，所著又有《四书考》，《纪元本末》，《耐久集》。”案《筠厂文选》中《纪元本末》与《笔猎》皆有序，《笔猎序》署庚辰，盖六十五岁时也。无《四书考》而有《四书博征序》，疑是一书，又《耐久集》亦无序，只在为俞忠孙序《采隐集》中说及云：

　　“余尝集当世诗古时文，名之曰‘耐久’。”《文选》中有小传数篇均有致，忠孙之父鞠陵亦有传，后附宋长白诔辞，有句曰，爰顾陶许，惟汝允谐。小注云：

　　“陶筠厂及申，许酿川尚质，暨予为耐园四友。”即此可见其交情关系。俞鞠陵是王白岳的女婿，白岳亦是张宗子的好友，《琅嬛文集》及《梦寻》皆有序，其诗集名“硕薖集”，手稿本曾藏马隅卿先生处，后归北平图书馆，近闻已装箱南渡矣。

　　（廿五年二月十七日记于北平。） 咪咕公版·风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