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志因为出身不好，根子不红，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怕自己思想认识不高，毕不了业，怕将来走向社会，别人戳自己的脊梁骨。为了使大家能正确对待出身，放下包袱，兵团政治部派来了工作组，召开座谈会，找我们谈心，宣传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告诉大家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路却可以选择。
只要大家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时时刻刻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一定会赢得同志们的赞扬。一个礼拜后，大家都通过了毕业论文的评议。
1950年5月的一天，毕业典礼在“回”字楼后面操场进行。兵团司令兼军大四分校校长陈赓、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等领导到会，台上两边是巨大的五星红旗，台子中间悬挂着巨幅领袖的肖像，两边的对联是
把青春献给祖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
红底白字，十分醒目。四千多学员，排成一列列纵队席地而坐。大会由学校政治部主任主持，范教育长作了“军大四分校工作报告”，陈校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开始了！……，今天，大家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锻炼终于毕业了！希望大家服从革命的需要，干一行爱一行，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祖国争光，为军大添彩！……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大会在高昂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950年5月上旬，学校为我们每个学员颁发了一张毕业证、一枚军大校徽和工作委任书。
这些珍贵的历史证件，伴随我至今。在那毁灭人性、亵渎文化的年代，我那相濡以沫的老伴，把这些珍贵的证件藏匿在泥巴墙壁里，才没有丢失。值得庆幸的是，1986年恢复知识分子职称聘任工作，我那沉睡箱底36年的军政大学毕业证和校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一看毕业证上还有陈校长的印章，都羡慕不已。
没说的，首评一步到位——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职务。许多人因为丢失了毕业证，或没有大学毕业证，只能望“证”兴叹，后悔莫及。我要深深地感谢我心爱的老伴有胆识，给我保存了这些珍贵文物。
军大四分校全体学员于1950年5月25日离开学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学员的大体去向是有的分到十四军，赴滇西，有的分到十三军，赴滇南，有的分到十五军，赴天府泸州，有的分去改造起义部队，有一小部分挑选去海军、空军等单位。我被分配去改造起义部队。
起义部队约十多万人，按当时的协议，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暂编十二军、十三军，在原地驻防，由人民军从连到军级分别派出军代表，对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改造。起义司令部、联勤等直属队集中在春城市的北郊场，师级以上干部集中到军大四分校校部楼房，师级以下干部集中到军大西边营房，士官以下集中到军大东边营房学习。
我被编入第十大队第五中队。大队政委是杜晶，大队长曹某。我们中队长叫张文义，指导员是教导团下来的，加上文书、事务长、三个区队工作人员、几个炊事员，一共有三十多人。
为了改造好起义部队，上级专门挑选了政治可靠、思想觉悟高、理论水平强，工作积极肯干的同志作为改造起义的军代表。上岗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培训，上级要求我们，要把改造起义部队作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它是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树立的国际国内形象、影响败退岛省的反动军队的大事，决不能有半点疏漏。这是做人的工作，也是最难做的工作。
我们学习了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组织原则、工作方法、工作程序、工作纪律，分析了起义部队的思想状况、组织形态、人员成分、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诚相待，打不还手，骂不还嘴，既要和蔼可亲，又要严格要求，把他们当作误入歧途的兄弟姐妹来挽救，绝不能歧视。只能耐心教育，不搞强迫命令。
我们中队接收二百四十多名起义人员，分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差不多是二个正规排的建制人数。我分在第三区队，共八十七人。
第二天我们来到北郊场接收某连起义部队，与队长见面后，把部队带到指定地点，按名册一一点名验收后，那位队长临走时突然对我说
“我把八十七人交给你了，等我学习回来，还要这么多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很不是滋味，但又不便发作，只是说“你放心吧，我暂时替你带一下，你学习回来，一个兵不会少你的。”
后来这些士兵经过学习，特别是通过阶级教育、忆苦思甜，组织参加土改和斗争地主恶霸大会，心灵深处受到震撼，提高了思想认识，士兵们纷纷要去找这位队长算旧账，请他老先生来说清楚问题，他也没敢来。
照名册上看，起义部队中年纪最大的六十三岁，最小的仅十三岁。从兵龄看，长的十多年，短的二至四年。从入伍情况看，大多数是被迫抓来的，少数是为了找出路。从文化程度上看，最高学历是高中，文盲占半数以上。从政治素质上看，大多数已成了“油条”兵，有的是兵痞子、大烟鬼，有的得了性病，有的是惯偷、赌棍。他们在旧社会这个黑染缸里混了那么多年，真正的人性已经很少了。
这些起义人员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反动军队的缩影。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有带着特殊任务进来的敌特分子，他们刺探我军情报，煽动对抗，组织暴动，进行暗杀、投毒等反革命活动。
我初次担任此“大任”，凭着学生简单、纯洁的思想感情去考虑问题，对他们有时还存在脉脉温情，一心希望稳定为好。开初的日子觉得他们还“听话”、“守纪”，每天晚上向连部汇报总是“情况正常”或“情况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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