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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章 我的家史

我这七十年 香飘红叶 3875 2021-03-28 09:25

  我的太公叫道观(为避清宣宗“道光”皇帝的讳,改名大观),清末进士出身,参加过《文山县志》的编修工作,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并以此为业(《张道观传记》“一生从儒,以儒为业”)。道观太公原配夫人生有四子(生槐、生桂、生樾、生桥),庶配夫人生有二子(生彬、生夏)。

  张生樾就是我的祖父。他生有二子、一女。祖父生樾继承父志,以教私塾为业,养家糊口。祖父爱好抽大烟,家产耗尽,到我父亲辈时,家道衰落。父亲本来兄弟姊妹三人,长兄张集新,英年早世,生有一女,名叫张门楣,后来她母亲也去世,成为孤儿,由我父亲抚养长大,嫁葛水乡大垇村舍背小队肖作培为妻。我父亲排名老二,学名张集成,又名张培坤,号务义。姑母老三,张国民,嫁黄桥乡杨家庄(后改为云家庄)肖某某为妻。

  父亲集成读书不多,起初在乡村当私熟,赚点谷子养家糊口,他写得一手极好的毛笔小楷字,通晓四书五经,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他性格直爽,脾气急躁,说话做事风风火火,勤俭治家,崇尚儒学,严于教子,克已为人。1943年因种菜被锄头刺破脚趾,染上破伤风,医治无效去世,享年仅58岁。病逝后没有得到一点抚恤金,相反因病耽误了上班,还倒扣了薪俸。父亲住院不仅把家里原有的一点积蓄用光了,还卖了几亩田,欠下沉重的债务,父亲去世时,家里穷得无钱安葬,厝置在龙华寺后山一年多,后由姐夫们出钱才草草入土。解放后,龙华寺山冈一带种果树,七十年代末父亲的坟地被私人建房子毁掉了,从此父亲坟墓不存。

  父亲家教甚严,对儿子从不放任。我幼年时体弱多病,读书常精力不足,但父亲布置的作业任务不减。父亲布置的作业主要是背书、习字。书是长篇古文,背不出常挨打,每天头上总少不了几个肉佗子,有时还揪耳朵、罚跪神台、不给饭吃,母亲也不敢劝阻。在我几个兄弟中,我还算是幸运儿。大哥、三哥(二哥因得天花夭折)挨揍最多。

  大哥是第一个男孩子(他前面有三个姐姐),由于过于顽皮,从小挨打的次数最多,那时父亲年轻气盛,动不动就用棍、棒、竹片打,打得我母亲都心疼,我婆婆更是心如刀绞(第一个孙子嘛,自视金贵得很哟),免不了与儿子争吵,最后是父亲让步,息事宁人。老父遵奉“棍棒底下出秀才”,“养不教父之过”的古训。大哥少年就是在“棍棒”下度过的。

  大哥天资聪慧,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好学自励,学习优异,他在中学时,能把一本《英汉字典》背之如流,加上“业精于勤”,日后成为翘楚之才。这也许是“棍棒底下逼出来的秀才”吧。几个弟弟,在他的影响下都能自强自励,省去了那“棍棒”的滋味。

  母亲出生于县城北郊文山村塘头小组一个农民家庭,名叫三英,母亲一生生育了五女、六男,受尽了苦难。老大,嫁醪桥乡槎滩刘家;老二,嫁邱陂乡金城大队枫树排娄家;老三,嫁醪桥乡西坑村刘家。她们三人都不识字,小小三寸金莲,在农村苦了一辈子。大姐、二姐都未能善终,惟三姐子孙满堂,年高寿长,于2014年99岁去世。

  三个姐姐之后就连生三个男孩子,老四(大哥)张学有,老五(二哥)学优(长到18岁得天花夭折),老六(三哥)学熙,老七贞姐,她是唯一读了中师的女性。老八是我——学逊,老九宗弟,老十九生(他长得非常英俊机敏,可惜长到八岁时得天花夭折。他的早逝,给我父亲心灵上造成很大的打击),老十一,送人托养,一岁时也夭折了。

  母亲一身就像一台生育的机器,一连生了十一个孩子,扶养子女、操持家务耗尽了她全部的心血,父亲早逝,一个大家庭的衣食住行,读书、出嫁、当门抵户都靠母亲来把持,千斤重担压在她那瘦弱的肩上,这是多么的痛苦啊!家庭的重担摧垮了她挺直的脊梁,她过早地衰老了。母亲十六岁多嫁到我家,带来了几亩薄田作为嫁妆,以后父亲生病又卖掉了一些,只乘下二亩多左右,靠收点租谷养活一家人。

  祖父在时家里有几亩田,据说是婆婆带来的嫁妆,后来都被祖父吸大烟卖光了,到父亲这一辈时只留下三间破房子、一间伙房及母亲带来的几亩田了。

  ……

  大哥青年时代在洪都二中求学,1940年考入巴郡大学外文系,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还没占领西南,大哥要经湘省、普阳省,北上进入天府,再至巴郡。为了让大哥去上学,家里想尽办法,都难凑足旅费,幸好大垇姐夫借了十几担谷子,邱陂二姐夫也支持了一点,加上大哥的好友庆云、谋猷各助银元若干,才顺利启程。

  母亲和几个姐姐帮忙打点行李,把春夏秋冬穿的衣物和蚊帐一股脑儿地往小皮箱里塞,胀鼓鼓的还是装不下,于是又精简,母亲担心在那遥远的地方,举目无亲,没钱没穿、受冻挨饿,总想多带点,父亲看了,凶了母亲一顿,母亲难过得到一边拭泪。

  这是她第一个儿子出远门,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父亲对大哥叮嘱又叮嘱,勉励又勉励。

  出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一家人坐在破旧的半边小厅里,说不尽的离愁别绪,絮絮叨叨,等我们睡了一觉,还看到父母在同大哥切切私语,这时鸡已叫了三遍。

  1941年春,大哥出发了。母亲想着儿子远走千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眼泪像掉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几个姐姐也陪着母亲流泪。我那时还小,没有亲人送别的伤感,对大哥能远走高飞非常羡慕,跑前跑后,总想点燃那挂象征吉祥如意的长爆竹助热闹。天府巴郡,对于我们文山人来说,那是一个天远地荒,但又十分神秘的地方。

  天微明,在热闹的爆竹声中,一辆古老的独轮车,一边装行李,一边可以坐人,推出了张家的大门。大哥要先去金滩坐汽轮船(我们叫洋船),到天原后搭汽车经湘省、普阳省去巴郡。

  大家送了一程又一程,直送到观音阁,母亲和我们还要送,被父亲大声呵斥才止步。大哥临上独轮车时,转身向父母跪下,拜了一拜,站起后抱着母亲大哭起来,我们都被感染了,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母亲声音嘶哑地说“崽啊,多注意身体,崽啊,有时间回来过年,崽啊……”

  一声声崽啊、崽啊的呼唤,寄托了慈母多少恩爱。怕误了上船,父亲催促赶快上路,随着独轮车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大哥渐行渐远,父亲忍不住大声说“到了那边就来信啊!”我和姐妹们挥动着小手,哭作一团,直到车子消失在视线里,我们才返回。

  大哥每过一周左右,就把到达的地点以及路上所见所闻,用明信片寄回来,每当收到来信,父亲赶快戴上眼镜,一遍又一遍地念,我们也聚精会神地听,分享大哥旅途的快乐,当听到大哥平安到达巴郡、身体很好时,父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口里念念有词“托祖宗的福,保佑儿子。”

  这一去大哥再没有回来过。大哥五年大学,孤身苦读,家里没有一文钱寄去,后来他自己说“有时连买一小包花生米的钱都没有,只能写文章,换点稿费。”

  后来日本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国土,南方许多省先后沦陷,从此我们与大哥失去了联系。老父老母牵肠挂肚、朝思暮想之累,可想而知。

  1943年,父亲去世,大哥也没能回来见上一面。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大哥仍无音讯,真把家里人想坏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代末,母亲突然收到了大儿子从香城寄来的信,于是有了联系,1957年母亲要求去岛省,大哥得知后很快发来了信函,我从南诏省回来探望母亲并帮母亲办好了去香城的手续,就急着赶回南诏省。1957年8月由宗弟护送母亲到香城出境,大哥在边境桥南岸迎接,完成了历史性母子团聚。可爱可怜的母亲终于能想想清福了!

  谁知我们亲爱的母亲,从此再没有回到故乡,1977年病逝于岛北,享年82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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