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为了保证强劳动力干重活，分场规定男的每日多加一两粮食，女同志则减一两。1961年4月，我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一家子四口人，每餐总共四两米，不够吃，只好多放些水煮成了干稀饭，每人一小竹筒碗饭，招生要喂奶，还得上山劳动，“按劳分配”她得多吃一点，但她还是和我一样，在饭里加些蔬菜或野菜(蒲公英)之类，基本能吃饱，小英只有将就一点了!
刚来新农场，招生整天同大家上山劳动砍树、挖土，十个指头能屈不能伸，我看了真是心痛。收工回来，我帮她慢慢按摩拉直，用点热水烫一烫，舒筋活血。开始她穿一双塑胶鞋上山，后来鞋子也烂了，市面上又没有新鞋子可买，只好同大家一样，打赤足上山，每天回来，手上脚上不是血泡，就是尖刺。
我看着她那娇小肿胀的双手，真是难过。我每天晚上都帮她把手上、足上的细刺儿挑剔掉，用点紫药水消消毒，第二天她又照样上山去劳动。我劝她辞职在家当个家庭妇女，带带孩子算了，她大眼一瞪“我不当家庭妇女，我要自立……”口气坚决，不容置疑。后来劝了她几次，她就对我发火:“我不当官太太，不靠你养活我！”从此，我再也没有提过此事。
说实在的，她出生在一个卖酱油的商人家里，家庭生活富裕，在家排行最小，上有姐姐和哥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来没吃过如此苦，现在整天劳动强度这么大，身子又娇瘦，而且身上还有伤痛，无论生活上、劳动上都是挺辛苦的，不论她怎么努力，体力、耐力都不及那些从小劳动惯了的农民工人，她实在太要强了。
场里有许多像我一样的转业军官（我们转业军官每月79元，普通工人每月只有18元，我们是他们工资的四倍），他们的夫人吃不了那份苦，不愿为十八元而折腰，早已当家庭妇女了，所以我也如此劝她。她立志自强自立，给了我莫大的欣慰。岁月的磨炼，使她的自立、自强之心愈坚定，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女性!
每次下工回来，她不顾自己如何劳累，总是先把小孩喂饱，女儿小英就吃上餐留下的干稀饭，和点糖水就是一餐。家里的一切家务事她都主动挑起来，让我全心抓工作，因而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敬佩与珍爱。
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取名小云，表示对南诏省边疆的留念之情。我们把小云托给一个姓姚的家属(她的爱人是退伍兵)带着，小姚十分细心关照着，后来还把小英也带在一起，加上招生平常总把孩子穿戴得干干净净，姐弟俩又逗人喜爱，小姚就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照顾得极好，我们有什么吃的都放在她家，由她处理，于是我们俩家过往密切，结为亲戚。
1961年暮春，突然收到从思市发来的一封紧急信，我很纳闷，谁来的信？拆开一看是弟弟发的，上面写着“我已经来边疆。”弟弟来旅游吗？一周后弟弟夫妇带着侄儿张平生到了我二队。
一天，孟远农场急需用款发工资、购生产用具、肥料等，会计室只有三个人，一人去探亲，一名会计又是个女的，只好由我去勐西支行取款了。我在银行办完手续，取款数万元，把现金包在买来的劳动用粗布里，再用油布包扎结实，正准备走，那位银行女出纳见我只身一人，一把拉过我到一边，细声说“小张，安全吗？”
我看了她一眼，小声说“此事只有你我知道，只要你不外泄，就万无一失。”她再三叮嘱我要高度警惕，到家了回个电话（其实，那时我们场里还没有电话）。我点头笑了笑，谢谢她的关心，就往回赶。
这时已下午三点多钟了，在路上正好遇着留守在原勐西农场的工人老凌夫妇也同行，他们推着一辆板车，车上装满了瓜菜，我就把现金包放在瓜菜中间，若无其事地与老凌夫妇边走边聊。
从勐西到孟远有三十多公里，要翻过二座大山，穿过无数丛林，沿途人烟稀少，十分不安全。我只有从最坏处着想万一出事，我只有用生命来保卫国家的财产了。
我从傣族家要了根实木棍子作“武器”，护着小车，沿勐西公路向孟远进发。一路都是爬山，颇费劲儿，车子上装了几百斤重的东西，越走越累。老凌驾辕，我和他爱人在两边推车，匆匆急走，天已经黑了，只好吃住在一家傣族家里，车子就放在楼下紧靠堆柴火的偏僻处。我重新扎紧了绳子，就上竹楼吃饭。
由于心中有事难以入睡。老凌夫妇不知其中凶险，走累了和衣便睡。我躺下又坐起来，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坐一会儿又睡下，还不时下竹楼去看看有没有情况。老凌睡醒一觉，看见我还坐在火塘边（傣族做饭、烤火都是在竹楼上），他说“张会计，还不睡啊？快睡快睡，明早早走哇。”
说完呼噜噜又睡着了。我也实在疲乏，但始终不敢闭眼，心里有事，那个“包袱”压在心窝里，哪能睡得着！又不时下去检查情况，折腾一夜，总算挨到天微明，傣家人早已在舂谷子、弄米、做早饭了，老凌夫妇也起来了，这时我才松了口气！我们向傣族大嫂买了一大包蒸熟的糯米饭，用腌制的竹笋下饭，吃完后又上路了。
紧赶慢跑，赶到一个道班房，在那里吃了点开水和中午饭就走。前面要爬一个六公里长的大坡，走了半天，时间也耗在这里，路上不敢多休息。爬过山顶一路下坡，走起来轻快多了。走到中午二点多，终于到了场部，一些干部工人出来看新鲜，一看是一车瓜菜、劳动用的帆布，没啥稀奇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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