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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康桥之恋 徐志摩 14307 2021-04-06 06:24

  得到你的信,像是掘到了地下的珍藏,一样的稀罕,一样的宝贵。

  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残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却是深微的。

  又像是在尼罗河旁边幕夜,在月亮正照着金字塔的时候,梦见一个穿黄金袍服的帝王,对着我作谜语,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说:"我无非是一个体面的木乃伊;"

  又像是我在这重山脚下半夜梦醒时,听见松林里夜鹰soprano①,可怜的遭人厌毁的鸟,他虽则没有子规那样天赋的妙舌,但我却懂得他的怨愤,他的理想,他的急调是他的嘲讽与咒诅;我知道他怎样的鄙蔑一切,鄙蔑光明,鄙蔑烦嚣的燕雀,也鄙弃自喜的画眉;

  又像是我在普陀山发见的一个奇景;外面看是一大块岩石,但里面却早被海水蚀空,只剩罗汉头似的一个脑壳,每次海涛向这岛身搂抱时,发出极奥妙的音响,像是情话,像是咒诅,像是祈祷,在雕空的石笋、钟乳间呜咽,像大和琴的谐音在皋雪格②的古寺的花椽、石楹间回荡--但除非你有耐心与勇气,攀下几重的石岩,俯身下去凝神的察看与倾听,你也许永远不会想象,不必说发见这样的秘密;

  又像是......但是我知道,朋友,你已经听够了我的比喻。也许你愿意听我自然的嗓音与不做作的语调,不愿意收受用幻想的亮箔包裹着的话,虽则,我不能不补一句,你自己就是最喜欢从一个弯曲的白银喇叭里,吹弄你的古怪的调子。

  你说:"风大土大,生活干燥。"这话仿佛是一阵奇怪的凉风,使我感觉一个恐怖的战栗;像一团飘零的秋叶,使我的灵魂里掉下一滴悲悯的清泪。

  我的记忆里,我似乎自信,并不是没有葡萄酒的颜色与香味,并不是没有妩媚的微笑的痕迹,我想我总可以抵抗你那句灰色的语调的影响--

  是的,昨天下午我在田里散步的时候,我不是分明看见两块凶恶的黑云消灭在太阳猛烈的光焰里,五只小山羊,兔子一样的白净,听着她们妈的吩咐在路旁寻草吃,三个捉草的小孩在一个稻屯前抛掷镰刀;自然的活泼给我不少的鼓舞,我对着白云里矗着的宝塔喊说我知道生命是有意趣的。

  今天太阳不曾出来。一捆捆的云在空中紧紧的挨着,你的那句话碰巧又添上了几重云蒙,我又疑惑我昨天的宣言了。

  我也觉得奇怪,朋友,何以你那句话在我的心里,竟像白垩涂在玻璃上,这半透明的沉闷是一种很巧妙的刑罚;我差不多要喊痛了。

  我向我的窗外望,暗沉沉的一片,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他早巳离别了,那边黑蔚蔚的是林子,树上,我知道,是夜鸮的寓处,树下累累的在初夜的微芒中排列着,我也知道。是坟墓,僵的白骨埋在硬的泥里,磷火也不见一星,这样的静,这样的惨,黑夜的胜利是完全的了。

  我闭着眼向我的灵府里问讯,呀,我竟寻不到一个与干燥脱离的生活的意象,干燥像一个影子,永远跟着生活的脚后,又像是葱头的葱管,永远附着在生活的头顶,这是一件奇事。

  朋友,我抱歉,我不能答复你的话,虽则我很想,我不是爽恺的西风,吹不散天上的云罗,我手里只有一把粗拙的泥锹,如其有美丽的理想或是希望要埋葬,我的工作倒是现成的--我也有过我的经验。

  朋友,我并且恐怕,说到最后,我只得收受你的影响,因为你那句话已经凶狠的咬入我的心里,像一个有毒的蝎子,已经沉沉的压在我的心上,像一块盘陀石,我只能忍耐,我只能忍耐......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

  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

  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见过有什么义呀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散',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cali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他自己的尊容,总是老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遍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的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

  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义,"

  "为保持人格起见......"

  "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

  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的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卢梭与幼稚教育

  我去年七月初到康华尔(cornwall英伦最南一省)去看卢梭夫妇。他们住在离潘让市九英里沿海设无线电台处的一个小村落,望得见"地角"(land's end)的"壁虎"尖凸出在大西洋里,那是英伦岛最南的一点,康华尔沿海的"红岩"(red cliffs)是有名的,但我在那一带见着的却远没有想象中的红岩的壮艳。因为热流故,这沿海一带的气候几乎接近热带性,听说冬天是极难得冷雪的。

  这地段却颇露荒凉的景象,不比中部的一片平芜,树木也不多,荒草地里只见起伏的巨牛;滨海尤其是硗确的岩地,有地方壁立万仞,下瞰白羽的海岛在汹涌的海涛间出没。卢梭的家,一所浅灰色方形的三层楼屋,有矮墙围着,屋后身凸出一小方的雨廊,两根廊柱是黄漆的,算是纪念中国的意思。--是矗峙在一片荒原的中间,远望去这浅嫩的颜色与呆木的神情,使你想起十八世纪趣剧中的村姑子,发上歇着一只怪鸟似的缎结,手叉着腰,直挺挺的站着发愣。屋子后面是一块草地,一边是门,一边抄过去满种着各色的草花不下二三十种,在一个墙角里他们打算造一爿中国凉亭式的小台,我当时给写了一块好像"听风"还不知"临风"的匾题,现在想早该造得了。这小小的家园是我们的哲学家教育他的新爱弥儿的场地。

  卢梭那天赶了一个破汽车到潘让市车站上来接我的时候,我差一点不认识他。简直是一个乡下人!一顶草帽子是开花的,褂子是烂的,领带,如其有,是像一根稻草在胸前飘着,鞋,不用说,当然有资格与贾波林的那双拜弟兄!他手里擒着一只深酱色的烟斗,调和他的皮肤的颜色。但他那一双眼,多敏锐,多集中,多光亮--乡下人的外廓掩不住哲学家的灵智!

  那天是礼拜,我从"exeter"下去就只这趟奇慢的车。卢梭先生开口就是警句,他说"萨拜司的休息日是耶教与工团联合会的惟一共同信条"!车到了门前,那边过来一个光着"脚鸭子"手提着浴布的女人,肤色叫太阳晒得比卢梭的紫酱,笑着招呼我,可不是勃兰克女士,现在卢梭夫人,我怎么也认不出来,要是她不笑不开口。进门去他们给介绍他们的一对小宝贝,大的是男,四岁,有个中国名字叫金铃,小的是女,叫恺弟。我问他们为什么到这极南地方来做隐士,卢梭说一来为要静心写书,二来(这是更重要的理由)为顾管他们两小孩子的德育(to look after the moral education of our kids)。

  我在他们家住了两晚。听卢梭谈话正比是看德国烟火,种种眩目的神奇,不可思议的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你不讶异,不由你不欢喜。但我不来追记他的谈话,那困难就比是想描写空中的银花火树;我此时想起的就只我当时眼见的所谓"看顾孩子们的德育"的一斑。这讲过了,下回再讲他新出论教育的书--

  on education!especially in early childhood,by bertrand russell,published: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金铃与恺弟有他们的保姆,有他们的奶房(nursery),白天他们爹妈工作的时候保姆领着他们。每餐后他们照例到屋背后草地上玩,骑木马,弄熊,看花,跑,这时候他们的爹妈总来参加他们的游戏。有人说大人物都是有孩子气的,这话许有一部分近情。有一次我在威尔思家看他跟他的两个孩子在一间"仓间"里打"行军球"玩,他那高兴真使人看了诧异,简直是一个孩子--跑,踢,抢,争,笑,嚷,算输赢,一双晶亮的小蓝眼珠里活跃着不可抑遏的快活,满脸红红的亮着汗光,气吁吁的一点也不放过,正如一个活泼的孩子,谁想到他是年近六十"在英语国里最伟大的一个智力"(法郎士评语)的一个作者!卢梭也是的,虽则他没有威尔思那样彻底的忘形,也许是为他孩子还太小不够合伙玩的缘故。这身体上(不止思想--与心情上)不失童真,在我看是西方文化成功的一个大秘密;回想我们十六字联"蟠蟠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的汉族,不由的脊骨里不打寒噤。

  我们全站在草地上。卢梭对大孩子说,来,我们练习。他手抓住了一双小手,口唱着"我们到桑园里去,我们到桑园里去"那个儿歌,提空了小身子一高一低的打旋。同时恺弟那不满三岁的就去找妈给她一个同哥哥一样。再来就骑马。爸爸做马头,妈妈做马尾巴,两孩夹在中间做马身子,得儿儿跑,得儿儿跑,绕着草地跑,跑个气喘才住。有一次兄妹俩抢骑木马,闹了,爸爸过去说约翰(男的名)你先来,来过了让妹妹,恺弟就一边站着等轮着她。但约翰来过了还不肯让。恺弟要哭了,爸妈吩咐他也不听,这回老哲学家恼了,一把拿他合扑着抱了起来往屋子里跑,约翰就哭,听他们上楼去了。但等不到五分钟,父子俩携着手笑吟吟走了出来,再也不闹了。

  妈叫约翰领徐先生看花去,这真太可爱了,园里花不止三十种,惭愧我这老大认不到三种,四岁的约翰却没一样不知名,并且很多种还是他小手亲自栽的,看着他最爱的他就蹲下去摸摸亲亲,他还知道各种花开的迟早,那几样蝴蝶们顶喜欢,那几样开顶茂盛,他全知道,他得意极了。恺弟虽则走路还勉强,她也来学样,轻轻的摸摸嗅嗅,那神气太好玩了。

  吃茶的时候孩子们也下来。约翰捧了一本大书来,那是他的,给客人看。书里是各地不同的火车头,他每样讲给我听:这绿的是南非洲从那里到那里的,这长的是加拿大那里的,这黄的是伦敦带我们到潘让市来的,到那一站换车,这是过西伯利亚到中国去的,爸爸妈妈顶喜欢的中国,约翰大起来一定得去看长城吃大鸭子;这是横穿美洲过落机山的,过多少山洞,顶长的有多长--喔,约翰全知道,一看就认识!卢梭说他不仅认识知道火车,他还知道轮船,他认好几十个大轮船,知道它们走的航线,从那里到那里--他的地理知识早就超过他保姆的,这学全是诱着他好奇的本能,渐渐由他自己一道一道摸出来的;现在你可以问他从伦敦到上海,或是由西特尼到利物浦,或是更复杂的航路,他都可以从地图上指给你看,过什么地方,有什么好东西看好东西吃,他全知道!

  但最使我受深印的是这一件事。卢梭告诉我他们早到时,约翰还不满三岁,他们到海里去洗澡,他还是初次见海,他觉得怕,要他进水去他哭,这来我们的哲学家发恼了:"什么,卢梭的儿子可以怕什么的!可以见什么觉得胆怯的!那不成!"他们夫妻俩简直把不满三岁的儿子,不管他哭闹,一把揿进了海里去,来了一回再来,尽他哭!好,过了三五天,你不叫他进水去玩他都不依,一定要去了!现在他进海水去就比在平地上走一样的不以为奇了。东方做父母的一定不能下这样手段不是?我也懂得,但勇敢,胆力,无畏的精神,是一切德性的起源,品格的基础,这地方决不可含糊;别的都还可以,懦怯,怕,最不成的,这一关你不趁早替他打破,他竟许会害了他一辈子的。卢梭每回说勇敢(courage)这字时,他声音来得特别的沉着,他眼里光异样的闪亮,竟仿佛这是他的宗教的第一个信条,做人惟一的凭证!

  我们谁没有做过小孩子?我们常听说孩子时代是人生最乐的时光。孩子是一片天真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一天只道玩,肢体是灵活的,精神是活泼的。有父母的孩子尤其是享福,谁家父母不疼爱孩子,家里添了一个男的,屋子里顶奥僻的基角都会叫喜气的光彩给照亮了的。谁不想回去再过一道甜蜜的孩子生活,在妈的软兜里窝里,向爹要果子糖吃,晚上睡的时候有人替你换衣服,低低的唱着歌哄你闭上眼,做你甜蜜的小梦去?年岁是烦恼,年岁是苦恼,年岁是懊恼:咒它的,为什么亮亮的童心一定得叫人事的知识给涂黯了的?我们要老是那七八十来岁,永远不长成,永远有爹娘疼着我们;比如那林子里的莺儿,永远在欢欣的歌声中自醉,永远不知道:

  the weariness,the fever,and the fret 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①

  那够多美!

  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孩子时代,我们每回觉得吃不住生活的负担时往往惘怅光阴太匆匆的卷走了我们那一段最耐寻味的痕迹。但我们不要太受诗人们的催眠了,既然过去的已经是过去;我们知道有意识的人生自有它的尊严,我们经受的烦恼与痛苦,只要我们能受得住不叫它们压倒,也自有它们的意义与价值;过分耽想做孩子时轻易的日子,只是泄漏你对人生欠缺认识,犹之过分伤悼老年同是一种知识上的浅陋,不,我们得把人生看成一个整的;正如树木有根有干有枝叶有花果,完全的一生当然得具备童年与壮年与老年三个时期;童年是播种与栽培期,壮年是开花成荫期,老年是结果收成期,童年期的重要,正在它是一个伟大的未来工作的预备,这部工夫做不认真不透彻时将来的花果就得代付这笔价钱--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②

  真的我们很少自省到我们的缺陷,意志缺乏坚定,身体与心智不够健全,种种习惯的障碍使我们随时不自觉的走上堕落的方向,这里面有多少情形是可以追源到我们当初栽培与营养时期的忽略与过失。根心里的病伤难治;在弁髦时代种下的斑点,可以到斑白的毛发上去寻痕迹,在这里因果的铁律是丝毫不松放的。并且我们说的孩子时期还不单指早年时狭义的教育,实际上一个人品格的养成是在六岁以前,不是以后;这里说的孩子期可以说是从在娘胎时起到学龄期止的经程--别看那初出娘胎黄毛吐沫的小囝囝正如小猫小狗似的不懂事,它们官感开始活动的时辰,就是它来人生这学校上学的凭证。不,胎教家还得进一步主张做父母的在怀胎期内就该开始检点他们自身的作为,开始担负他们养育的责任。这道理是对的;正如在地面上仅透乃至未透一点青芽的花木,不自主的感受风露的影响,禀承父母气血的胎儿,当然也同样可以吸收他们思想与行为的气息,不论怎样的微细。

  但孩子它自己是无能力的,这责任当然完全落在做父母的与及其他管理人的身上。但我们一方面看了现代没有具备做父母资格的男女们尽自机械性的活动着他们生产的本能,没遮拦的替社会增加废物乃至毒性物的负担,无顾恋的糟蹋血肉与灵性--我们不能不觉着怕惧与忧心;再一方面我们又见着应分有资格的父母们因为缺乏相当的知识或是缺乏打破不良习惯的勇气,不替他们的儿女准备下适当环境,不给他们适当的营养,结果上好的材料至少不免遭受部分的残废--我们又不能不觉着可惜与可怜。因为养育儿女,就算单顾身体一事,仅仅凭一点本能的爱心还是不够的;要期望一个完全的儿童,我们得先假定一双完全的父母,身体、知识、思想,一般的重要。人类因为文明的结果,就这躯体的组织也比一切生物更复杂,更柔纤,更不易培养;它那受病的机会以及病的种类也比别的动物差得远了。因此在猫、狗、牛、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现象,在今日的人类就变了最费周章的问题了。

  带一个生灵到世界上来,养育一个孩子成人,做父母的责任够多重大;但实际上做父母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够多糊涂!中国民族是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句话给咒定了的;"生儿子"是人生第一件大事情,多少的罪恶,什么丑恶的家庭现象,都是从这上头发生出来的。影响到个人,影响到社会,同样的不健康。

  摘下来的果子,比方说,全是这半青不熟的,毛刺刺的一张皮包着松松的一个核,上口是一味苦涩,做酱都嫌单薄,难怪结果是十六字的大联"蟠蟠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尤其是所谓"士"的阶级,那应分是社会的核心,最受儒家"孝"说的流毒,一代促一代的酿成世界上惟一的弱种;谁说今日中国社会发生病态与离心涣散的现象(原先闭关时代,不与外族竞争,所以病象不能自见,虽则这病根已有几千年的老),不能归咎到我们最荒谬的"唯生男主义"?先天所以是弱定了的,后天又没有补救的力量;中国人管孩子还不是绝无知识绝对迷信固执恶习的老妈子们的专门任务?管孩子是阃以内的事情,丈夫们管不着,除了出名请三朝满月周岁或是孩子死了出名报丧!家庭又是我们民族恶劣根性的结晶,比牢狱还来得惨酷,黑暗,比猪圈还来得不讲卫生;但这是我们小安琪们命定长成的环境,什么奇才异禀敌得过这重重"反生命"的势力?这情形想起都叫人发抖,我不是说我们的父母就没有人性,不爱惜他们子女;不,实际上我们是爱得太过了。但不幸天下事情单凭原始的感情是万万不够的,何况中国人所谓爱儿子的爱的背后还耽着一个不可说的最自私的动机--"传种":有了儿子盼孙子,有了孙子望曾孙,管他是生疮生癣,做贼做强盗,只要到年纪娶媳妇传种就得!生育与繁殖固然是造物的旨意,但人类的尊严就在能用心的力量超出自然法的范围,另创一种别的生物所不能的生活概念,像我们这样原始性的人生观不是太挖苦了吗?就为我们生子女的惟一目标是为替祖先传命脉,所以儿童本身的利益是绝对没有地位的。喔,我知道你要驳说中国人家何尝不想栽培子弟,要他有出息,"有出息",是的!旧的人家想子弟做官发财;新的人家想子弟发财做官(现在因为欠薪的悲惨做父母的渐渐觉得做官是乏味的,除了做兵官,那是一种新的行业)动机还不是一样为要满足老朽们的虚荣与实惠,有几家父母曾经替子弟们自身做人的使命(非功利的)费一半分钟的考量踌躇?再没有一种反嘲(爱伦内)能比说"中国是精神文明"来得更恶毒,更鲜艳,更深刻!我们现在有人已经学会了嘲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所代表的理想与习俗。呒,这也是爱伦内;我们的开化程度正还远不如那所谓"菲力士挺"哪!我们从这近几十年来的经验,至少得了一个教训,就是新的绝对不能与旧的妥协,正如科学不能妥协迷信,真理不能妥协错误。我们革新的工作得从根底做起;一切的价值得重新估定,生活的基本观念得重新确定,一切教育的方针得按照前者重新筹划--否则我们的民族就没有更新的希望。

  是的,希望就在教育。但教育是一个最泛的泛词,重要的核心就在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古代斯巴达奖励儿童做贼,为的是要造成做间谍的技巧;中世纪的教育是为训练教会的奴隶;近代帝国主义的教育是为侵略弱小民族;中国人旧式的教育是为维持懒惰的生活。但西方的教育,虽则自有它的错误与荒谬情形,但它对于人的个性总还有相当的尊敬与计算,这是不容否认的。所以我们当前第一个观念得确定的是人是个人,他对他自身的生命负有直接的责任;人的生命不是一种工具,可以供当权阶级任意的利用与支配。教育的问题是在怎样帮助一个受教育人合理的做人。在这里我们得假定几个重要的前提:(一)人是可以为善的;(二)合理的生活是可能的;(三)教育是有造成品格的力量的。

  我在这篇里说的教育几乎是限于养成品格一义,因为灌输智识只是极狭义的教育并且是一个实际问题,比较的明显简单。近代关于人生科学的进步,给了我们在教育上很多的发见与启示,一点是使我们对于儿童教育特别注意,因为品格的养成期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出娘胎到学龄年的期间。在人类的智力还不能实现"优生"的理想以前,我们只能尽我们教育的能力引导孩子们逼近准备"理想人"的方向走去。这才真是革命的工作--革除人类已成乃至防范未成的恶劣根性,指望实现一个合理的群体生活的将来。手把着革命权威的不是散传单的学生,不是有枪弹的大兵,也不是讲道的牧师或讲学的教师;他们是有子女的父母,在孩子们学语学步吃奶玩耍最关紧要的日常生活间,我们期望真正革命工作的活动!

  关于这革命工作的性质、原则,以及实行的方法,卢梭在他新出《论教育》的书里给了我们极大的光亮与希望。那本书听说陈宝锷先生已经着手翻译,那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我们盼望那书得到最大可能的宣传,真爱子女的父母们都应得接近那书里的智慧,因为在适当的儿童教育里隐有改造社会最不可错误的消息。我下次也许再续写一篇,略述卢梭那本书的大意与我自己的感想。

  守旧与"玩"旧

  走路有两个法子:一个是跟前面人走,信任他是认识路的;一个是走自己的路,相信你自己有能力认识路的。谨慎的人往往太不信任他自己;有胆量的人往往过分信任他自己。为便利计,我们不妨把第一种办法叫做古典派或旧派,第二种办法叫做浪漫派或新派。在文学上,在艺术上,在一般思想上,在一般做人的态度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分别。这两种办法的本身,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坏,这只是个先天性情上或后天嗜好上一个区别;你也许夸他自己寻路的有勇气,但同时有人骂他狂妄;你也许骂跟在人家背后的人寒伧,但同时就有人夸他稳健。应得留神的就只一点:就只那个"信"字是少不得的,古典派或旧派就得相信--完全相信--领他路的那个人是对的,浪漫派或新派就得相信--完全相信--他自己是对的。没有这点子原始的信心,不论你跟人走,或是你自己领自己,走出道理来的机会就不见得多,因为你随时有叫你心里的怀疑打断兴会的可能;并且即使你走着了也不算稀奇,因为那是碰巧,与打中白鸽票的差不多。

  在思想上抱住古代直下来的几根大柱子的,我们叫做旧派。这手势本身并不怎样的可笑,但我们却盼望他自己确凿的信得过那几条柱子是不会倒的。并且我们不妨进一步假定上代传下来的确有几根靠得住的柱子,随你叫它纲,叫它常,礼或是教,爱什么,就什么,但同时因为在事实上有了真的便有假的,那几根真靠得住的柱子的中间就夹着了加倍加倍的幻柱子,不生根的,靠不住的,假的,你要是抱错了柱子,把假的认作真的,结果你就不免伊索寓言里那条笨狗的命运:他把肉骨头在水里的影子认是真的,差一点叫水淹了它的狗命。但就是那狗,虽则笨,虽则可笑,至少还有它诚实的德性:它的确相信那河里的骨头影子是一条真骨头。假如,譬方说,伊索那条狗曾经受过现代文明教育,那就是说学会了骗人上当。明知道水里的不是真骨头,却偏偏装出正经而且大量的样子,示意与他一同站在桥上的狗朋友们,他们碰巧是不受教育的,因此容易上人当,叫他们跳下水去吃肉骨头影子,它自己倒反站在旁边看趣剧作乐,那时我们对它的举动能否拍掌,对它的态度与存心能否容许?

  寓言是给有想象力并且有天生幽默的人们看的,它内中的比喻是"不伤道"的;在寓言与童话里--我们竟不妨加一句在事实上--就有许多畜生比普通人们--如其我们没有一个时候忘得了人是宇宙的中心与一切标准--更有道理,更诚实,更有义气,更有趣味,更像人!

  上面说完了原则,使用了比方,现在要应用了。在应用之先,我得介绍我说这番话的缘由。孤桐在他的《再疏解义》--《甲寅周刊》第十七期--里有下面几节文章--

  ......凡一社会能同维秩序,各长养子孙,利害不同,而游刃有余,贤不肖浑淆而无过不及之大差,雍容演化,即于繁祉,共游一藩,不为天下裂,必有共同信念以为之基,基立而构兴,则相与饮食焉,男女焉,教化焉,事为焉,途虽万殊,要归于一者也。兹信念者,亦期于有而已,固不必持绝对之念,本逻辑之律,以绳其为善为恶,或衷于理与否也。......(圈是原有的也是我要特加的。摩。)

  ......此诚世道之大忧,而深识怀仁之士所难熟视无睹者也。笃而论之,如耶教者,其罅陋焉得言无;然天下之大,大抵上智少而中才多,宇宙之谜,既未可以尽明,因葆其不可明者,养人敬畏之心,取使彝伦之叙,乃为忧世者意念之所必至,故神道设教,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故不容于其义理,详加论议也。

  ......过此以往,稍稍还醇返朴,乃情势之所必然;此为群化消长之常,甲无所谓进化,乙亦无所谓退化,与愚曩举义,盖有合焉。夫吾国亦苦社会公同信念之摇落也甚矣,旧者悉毁而新者未生,后生徒恃己意所能判断者,自立准裁,大道之忧,孰甚于是,愚此为惧。论人怀己,趣申本义,眛时之讥,所不能敢辞。

  孤桐这次论的是美国田芮西州新近喧传的那件大案;与他的"輑义有合"的是判决那案件的法官们所代表的态度,就是特举的说,不承认我们人的祖宗与猴子的祖宗是同源的,因为《圣经》上不是这么说,并且这是最污辱人类尊严的一种邪说。关于孤桐先生论这件事的批评,我这里暂且不管,虽则我盼望有人管,因为他那文里叙述兼论断一段话并不给我们对于任何一种有真切了解的印象。我现在要管的是孤桐在这篇文章里泄露给我们他自己的思想的基本态度。

  自分是"根器浅薄之流",我向来不敢对现代"思想界的威权者"的思想存挑战的妄念,甲寅记者先生的议论与主张,就我见得到看得懂的说,很多是我不敢苟同的,但我这一晌只是忍着不说话。

  同时我对于现代言论界里有孤桐这样一位人物的事实,我到如今为止,认为不仅有趣味,而且值得欢迎的。因为在事实上得着得力的朋友固然不是偶然;寻着相当的敌手也是极难得的机会。前几年的所谓新思潮只是在无抵抗性的空间里流着;这不是"新人们"的幸运,这应分是他们的悲哀。因为打架大部分的乐趣,认真的说,就在与你相当的对敌切实较量身手的事实里:你揪他的头发,他回揪你的头毛,你腾空再去扼他的咽喉,制他的死命,那才是引起你酣兴的办法;这暴烈的冲突是快乐,假如你的力量都花在无反应性的空气里,那有什么意思?早年国内旧派的思想太没有它的保护人了,太没有战斗的准备,退让得太荒谬了;林琴南只比了一个手势就叫敌营的叫嚣吓了回去。新派的拳头始终不曾打着重实的对象;我个人一时间还猜想旧派竟许永远不会有对垒的能耐。但是不,《甲寅周刊》出世了,它那势力,至少就销数论,似乎超过了现在任何同性质的期刊物。

  我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这一次--完全是不同道的。我敬仰他因为他是个合格的敌人。在他身上,我常常想,我们至少认识了一个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至少看着了旧派思想部分的表现。有组织的根据论辩的表现。有肉有筋有骨的拳头,不再是林琴南一流棉花般的拳头了;在他的思想里,我们看了一个中国传统精神的秉承者,牢牢的抱住几条大纲,几则经义,决心在"邪说横行"的时代里替往古争回一个地盘;在他严刻的批评里新派觉悟了许多一向不曾省察到的虚陷与弱点。不,我们没有权利,没有推托,来蔑视这样一个认真的敌人,我常常这么想,即使我们有时在他卖弄他的整套家数时,看出不少可笑台步与累赘的空架。每回我想着了安诺尔德说牛津是"败绩的主义的老家",我便想象到一轮同样自傲的彩晕围绕在《甲寅周刊》的头顶;这一比量下来,我们这方倚仗人多的势力倒反吃了一个幽默上的亏输!不,假如我的祈祷有效力时,我第一就希冀《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亿万斯年"!

  因为两极端往往有碰头的可能。在哲学上,最新的唯实主义与最老的唯心主义发见了彼此是紧邻的密切;在文学上,最极端的浪漫派作家往往暗合古典派的模型;在一般思想上,最激进的也往往与最保守的有联合防御的时候。这不是偶然;这里面有深刻的消息。"时代有不同",诗人勃兰克说,"但天才永远站在时代的上面"。"运动有不同",英国一个艺术批评家说,"但传统精神是绵延的"。正因为所有思想最后的目的就在发见根本的评价标源,最浪漫(那就是最向个性里来)的心灵的冒险往往只是发见真理的一个新式的方式,虽则它那本质与最旧的方式所包容的不能有可称量的分别。一个时代的特征,虽则有,毕竟是暂时的,浮面的;这只是大海里波浪的动荡,它那渊深的本体是不受影响的;只要你有胆量与力量没透这时代的掀涌的上层你就淹入了静定的传统的底质,要能探险得到这变的底里的不变,那才是攫着了骊龙的颔下珠,那才是勇敢的思想者最后的荣耀。旧派人不离口的那个"道"字,依我浅见,应从这样的讲法,才说得通,说得懂。

  孤桐这回还是顶谨慎的捧出他的"大道"的字样来作他文章的后镇--"大道之忧,孰甚于是?"但是这回我自认我对于孤桐,不仅他的大道,并且他思想的基本态度,根本的失望了!而且这失望在我是一种深刻的幻灭的苦痛。美丽的安琪儿的腿,这样看来,原来是泥做的!请看下文。

  我举发孤桐先生思想上没有基本信念。我再重复我上面引语加圈的几句:"......兹信念者亦期于有而已,固不必持绝对之念,本逻辑之律,以绳其为善为恶,或衷于理与否也。"所有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力量与灵感就在肯定它那基本信念的绝对性;历史上所有殉道、殉教、殉主义的往例,无非那几个个人在确信他们那信仰的绝对性的真切与热奋中,他们的考量便完全超轶了小己的利益观念,欣欣的为他们各人心目中特定的"恋爱"上十字架,进火焰,登断头台,服毒剂,尝刀锋,假如他们--不论是耶稣,是圣保罗,是贞德,勃罗诺,罗兰夫人,或是甚至苏格腊底斯--假如他们各个人当初曾经有刹那间会悟到孤桐的达观:"固不必持绝对之念";那在他们就等于彻底的怀疑,如何还能有勇气来完成他们各人的使命?

  但孤桐已经自认他只是一个"实际政家",他的职司,用他自己的辞令,是在"操剥复之机,妙调和之用"。这来我们其实"又何能深怪"?上当是我们自己。"我的腿是泥塑的",安琪儿自己在那里说,本来用不着我们去发见。一个"实际政家"往往就是一个"投机政家",正因他所见的只是当时与暂时的利害,在他的口里与笔下,一切主义与原则都失却了根本的与绝对的意义与价值,却只是为某种特定作用而姑妄言之的一套,背后本来没有什么思想的诚实,面前也没有什么理想的光彩。"作者手里的题目",阿诺尔德说,"如其没有贯彻他的,也一定做不好:谁要不能独立的运思,他就不会被一个题目所贯彻。"(matthew arnold:preface to merope)如今在孤桐的文章里,我们凭良心说,能否寻出些微"贯彻"的痕迹,能否发见些微思想的独立?

  一个自己没有基本信仰的人,不论他是新是旧,不但没权利充任思想的领袖,并且不能在思想界里占任何的位置;正因为思想本身是独立的,纯粹性的,不含任何作用的,他那动机,我前面说过,是在重新审定,劈去时代的浮动性,一切评价的标准,与孤桐所谓"第二者"(即实际政家)之用心:"操剥复之机,妙调和之用",根本没有关连。一个"实际政家"的言论只能当作一个"实际政家"的言论看他所浮泅的地域,只在时代浮动性的上层!他的维新,如其他是维新,并不是根基于独见的信念,为的只是实际的便利;他的守旧,如其他是守旧,他也不是根基于传统精神的贯彻,为的也只是实际的便利。这样一个人的态度实际上说不上"维",也说不上"守",他只是"玩"!一个人的弊病往往是在夸张过分;一个"实际政家"也自有他的地位,自有他言论的领域,他就不该侵入纯粹思想的范围,他尤其不该指着他自己明知是不定靠得住的柱子说"这是靠得住的,你们尽管抱去",或是--再引喻伊索的狗--明知水里的肉骨头是虚影--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念--却还怂恿桥上的狗友去跳水,那时他的态度与存心,我想,我们决不能轻易容许了吧! 康桥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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